第一篇：我國發展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可能性

我國發展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可能性。

一、７０年代末結束文革后，進入９０年代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整體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的形成和快速發展，使得我國的ＮＧＯ、ＮＰＯ有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１９７８年改革之初，中國政府就明確了一個任務：政府首先從經濟領域中退出來，接著從社會領域中退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來自政府的資源。包括政府提供的財政資源、編制資源和政府提供的各種各樣的權力。形成了來自內外和市場經濟的資源。只要改革開放的步伐繼續邁進，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展就將面臨著這兩種資源，同時，也面臨著挑戰：如何合理利用資源并保證ＮＧＯ、ＮＰＯ的非政府性和非營利性。

二、中國的社會改革問題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其主要標志是“小政府、大社會”目標模式的確立。雖然以往的社會改革更多地是停留在口號階段，但至少已明確了社會改革的方向，即“政社分開”，將原本應由社會承擔的職責還給社會，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而近年來民政部門推行的“社區建設”、“社會福利社會化”、“村民自治”則使得中國的社會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和實質性的進展。這意味著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展有了更為寬松的環境和更為廣泛的基礎。９０年代以來推行的政府體制改革后，“小政府、大社會”的逐步形成，許多公共服務的事務政府無力完成，留下空間給ＮＧＯ、ＮＰＯ組織發展，從理論上說，這部分事務只有ＮＧＯ、ＮＰＯ組織能做好。

三、９０年代以來，政府提出“法治化”的要求以來，一方面，各種法律法規不斷健全，也包括ＮＧＯ、ＮＰＯ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特別是ＮＧＯ、ＮＰＯ主體地位的確定，是推動我國ＮＧＯ、ＮＰＯ發展的重要保障條件。中國政府對ＮＧＯ、ＮＰＯ采取了“監督管理，培育發展”的方針。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８９年.國務院先后發布了《基金會管理辦法》和《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國務院在對原有條例作了大幅度修訂的基礎上頒布了新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同時發布《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１９９９年８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ＮＧＯ、ＮＰＯ的專門法案《公益事業捐贈法》出臺。日前，重新修訂的有關基金會登記管理和海外駐華民間組織登記管理方而的行政法規，也有望在近期內出臺。隨著一系列法律法規的發布和執行，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的宏觀管理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軌道。

四、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多元化，給社會公民帶來變化，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不斷增長，從依附于單位組織的單位人轉化為擁有充份自由的社會人，社會公民意識的形成和市民社會的初步發展，為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政治控制的放松和市場化帶來的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產生了政府控制之外的資源，使非營利組織有可能不依賴政府而獨立地生存和發展。

社會需求，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以及主體意識的興起為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動力。多種所有制結構的逐步形成以及單位制的不斷弱化，使得社會上出現了游離于傳統單位組織之外的多元化利益主體，如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等等。這些大量游離于行政體系之外的利益主體需要有新的利益表達、訴求的渠道與方式，也需要有新的組織形式在激烈的市場競爭

中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同時，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大一統的保障制度的取消使社會上出現了許多新的弱勢群體，由此而產生一系列其他社會問題。體制的轉換改變了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個人價值得到承認，主體意識得以增強。爭取個人正當利益己被認為是合理的行為，利益保護意識的增強，使人們的目光投向能夠代表、收集和表達他們利益的社團組織，希望通過非政府組織的力量來實現自我保護、利益追求以及價值或信念。此外，對于個人滿足感、集體歸屬感以及成就感等高層次精神需要的追求也激發了社會成員參與社團活動的積極性。

五、別是我國加入ＷＴＯ后，國際經濟、政治聯系和合作日益緊密，國際ＮＧＯ、ＮＰＯ進入我國，對我國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展是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近年來，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間的影響、合作、互動愈益加強，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逐漸普及和推廣，并成為全球通行的標準。隨著中國加入WTO，全球化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勢必加深，對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發展的環境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隨著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增多，國人對非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在解決社會問題中的作用的認識也會相應提高，國外通過ＮＧＯ、ＮＰＯ對中國的援助也會增多，這有利于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展。

六、上世紀９０年代之后，由于非營利組織致力于解決的大多數問題都是國際性的乃至全球性問題，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及其各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ＮＧＯ、ＮＰＯ越來越重視，普遍加強了支持力度。各發達國家政府，尤其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政府，也都對ＮＧＯ、ＮＰＯ由敵視、懷疑過渡到支持、扶持態度。這將刺激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制定國際游戲規則，參與國際事務協商和決策，開展對外人道主義援助，處理對外交往和經貿合作，呼喚中國民間力量的發展壯大，為民間ＮＧＯ、ＮＰＯ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七、公民的整體意識，自律能力等綜合素質的提高是有利于ＮＧＯ、ＮＰＯ發展的主觀因素。公民參與的熱情越來越高，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務的意識逐步培養和覺醒起來。中國自古有著社會自組織和自愿結社的傳統，隨著經濟和社會的改革，隨著政府逐步退出許多的社會控制領域，自上而下的人為的行政限制越來越減少，公民通過各種形式參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過程的機會越來越多、熱情越來越高.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自由權力得到認同，自主精神得到發揚，自治機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務的社會風尚逐漸形成，推動著整個社會資本建設，而為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礎。

中外ＮＧＯ、ＮＰＯ的差異

由于國情的不同，各國的ＮＧＯ、ＮＰＯ又都具有各自的特征。例如，按主要活動領域的不同，有些國家的ＮＧＯ、ＮＰＯ可以歸為“教育為主的模式”，如比利時、愛爾蘭和英國;有的是“衛生保健為主的模式”，如日本、荷蘭和美國；另外一些是“社會服務為主的模式”，如奧地利、法國、德國和西班牙。此外，還有“文化娛樂為主的模式”和“平衡模式”等。這些模式反應了不同國家在歷史、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異。我國的ＮＧＯ、ＮＰ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同類組織走著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正是這種差異使得中國的ＮＧＯ、ＮＰＯ具有了自己的特點。

一、歷史因素的比較

由于社會發展的進程、民族文化、制度因素等各方面的差異，我國的ＮＧＯ、ＮＰＯ與發達國家的ＮＧＯ、ＮＰＯ在成長的歷史背景上就存在很大的差異。就ＮＧＯ、ＮＰＯ存在與興起的社會背景而言，西方國家ＮＧＯ、ＮＰＯ的興起是對現代性缺陷的一種改良，屬于“后現代”的范疇；而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的興起則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結果。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的興起同樣可以歸結為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失靈”—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政府神話的破滅和90年代市場神話的消亡，然而中國的“政府失靈”并不同于西方福利國家的失敗，后者主要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失效，而前者則是在資源配置上的大一統導致的經濟發展的無力。同樣的，中國所謂的“市場失靈”與西方的市場失靈也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中國的“市場失靈”更多地是指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政府權力介入下的市場扭曲，而與完善的自山市場經濟的本質缺陷即西方意義上的“市場失靈”實質上是兩回事。

在一些發達國家，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展相對成熟，不僅表現為其地位較高規模較大、作用較突出、影響較廣泛等方面，也表現在它們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起步、成長到逐步成熟的歷史過程。與我國明顯不同的是，西方的第三部門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以其特有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結構為背景，其中包括公、私域界限較清晰的劃分，社會力量良好的發育，各類社會群體在社會公共事業中的廣泛介入和參與，自下而上的民間組織和社會運動的發展以及國家在社會生活領域中有意識的功能讓渡，這些都為ＮＧＯ、ＮＰＯ的自然成長提供了條件。與西方“第三部門”生成于自下而上的動力機制相比，中國“第三部門”的產生是基于一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重動力相互作用的結果。

ＮＧＯ、ＮＰＯ形成的路徑主要有三條：第一，表現為政府直接讓度出部分公共管理職能，交由社會機制來實現，即自上而下的非營利組織的產生機制，它們與政府改革相關聯，在相當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職能社會化的產物；第二，表現為政府讓度出的市場空間發展到一定階段，孕育出一些自下而上的非營利組織，或者草根組織，它們與市場經濟發育的程度密切相關;第三條路徑是合作型，即政府順應市場的趨勢，引導社會自治模式的形成，如溫州市許多行業協會的模式便是政府促動、企業主導的模式，顯示出合作的效應。中國的ＮＧＯ、ＮＰＯ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資源由政府逐步向民間流轉的結果，是政府和社會共同為建設“小政府、大社會”的目標而進行的制度嘗試的結果。

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國并不缺乏民間公益組織發展的文化傳統和源流。在宋朝，各種“合會”、“善會”等互助與救助型民間組織就開始盛行。特別是近代以來，在民族危機與社會動蕩的背景下涌現了大量的民間組織，既有各種“會館”、“行會”的行業協會，也有許多慈善組織，更有大量的學術性、社群性、文藝性的團體，以及各種民間秘密結社，成為中國革命的一支生力軍。但是經過50年代的“大清洗”以及1989年的“重新整頓”，再次發展

起來的ＮＧＯ、ＮＰＯ組成成分有了很大的改變，經歷了長時期的“一體化”社會，民間的自我組織能力尚未恢復，自上而下成立的組織占有很大比例。中國公民社會的發生背景和獨特的演化路徑，決定了其與西方社會不同的特性。體現為：在ＮＧＯ、ＮＰＯ的性質上，中國的ＮＧＯ、ＮＰＯ與政府的補充性強，分權性弱，其發生領域、活動范圍與政府讓度出來的空間密切相關;在類型上，執行性強，自治性弱，如國外非營利就業分布集中的教育、衛生保健和社會服務等領域，中國ＮＧＯ、ＮＰＯ還發展不足，而執行政府部分管理職能的卻比較多；在功能上，服務性強，倡導性弱，以承接政府轉型轉移出的社會服務職能為主，倡導作用非常有限;機制上合作性強，獨立性弱，受政府干預較多。另外，現行法律體系使得自下而上的ＮＧＯ、ＮＰＯ難以取得合法地位，草根組織的機制尚未被制度化。

二、行政因素的比較

在西方，ＮＧＯ、ＮＰＯ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具有獨立自主的精神，政府主要運用經濟與法律兩種手段表達自己的意見，間接參與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展。政府資助ＮＧＯ、ＮＰＯ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采取撥出部分稅收收入的直接資助方式；二是為那些向ＮＧＯ、ＮＰＯ捐款的個人和公司提供減免稅的待遇，以及免除審核過的ＮＧＯ、ＮＰＯ稅收的間接方式。后者實質上是將本應由政府收取的稅款用來資助非營利組織。這兩種方式各有利弊。所以各國政府都是雙管齊下，不過英美等國更側重間接方式，而歐洲國家更側重直接方式。政府對ＮＧＯ、ＮＰＯ的約束機制主要體現在對非營利組織的界定及對其財務活動的監督上。任何組織申請成為免稅性質的非營利組織都要接受政府免稅審批部門的嚴格審查，確保其活動符合法律要求和公共利益。免稅審批部門每年還要對成千上萬個非營利組織的財務情況進行調查，如經查實有營利行為，其免稅待遇就會被取消;各級政府特別是州政府，對簽訂合同的過程和服務項目的實際兌現都制定了詳細的條款。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ＮＧＯ、ＮＰＯ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自立的條件和能力都存在不足。ＮＧＯ、ＮＰＯ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一般的情況是合作或者對抗，或者是兩者的中間情況，這都是對于政府與ＮＧＯ、ＮＰＯ隸屬不同部門而言的，但我國的情況卻比較特殊，ＮＧＯ、ＮＰＯ在其生成發育、資源獲取、結構特征、管理體系等方面都與行政體制有著諸多關聯，可以說它們是從體制內生長出來，同時又在特定制度環境中循著自身邏輯發展的產物。我國的ＮＧＯ、ＮＰＯ有政府推動發展起來的，也有民間自愿組織的，但學術界普遍認為大多數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其“官民二重性”，正因為前面所提及的民間力量的缺乏，政府選擇相對于社會選擇占明顯優勢，中國的ＮＧＯ、ＮＰＯ更多地扮演著政府助理或政府延伸機構的角色，而不僅僅是政府的合作伙伴或是民間的維權力量。

相對于西方的ＮＧＯ、ＮＰＯ而言，中國的ＮＧＯ、ＮＰＯ更缺少獨立性和自主性，這主要表現在政府對于民間組織的雙重管理體制以及組織體制的行政化上。雙重管理體制是指ＮＧＯ、ＮＰＯ一方面要按照《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到相關民政部門進行注冊登記，另一方面還必須接受自己的業務主管部門的管理。在某些情形下，一些ＮＧＯ、ＮＰＯ由于找不到自己的“婆家”而不得不以企業的形式在工商部門進行注冊，例如北京的環保組織“地球村”，這類組織無法享受稅收方面的優惠，這就嚴重約束

了此類組織的發展。

一部分ＮＧＯ、ＮＰＯ存在著功能與成員行政化的現象，使得這些ＮＧＯ、ＮＰＯ打上了政府或官方組織的烙印。以中華慈善總會為例，其主要領導人共7人其中名譽會長6人，均擔任過有關部門的要職，其會長崔乃夫則是民政部原部長。

另外一部分公益性組織的上級組織是由財政撥款的單位，它們基本上都是政府作為為群眾或社區服務的群眾組織而成立和運作，在經費困難的時候難免向政府伸手，爭取政府在經費和政策上的支持。如中國婦聯下屬的“春蕾計劃”、“幸福工程”，共青團組織下屬的“希望工程”，計生委下屬的“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等等。

其他的如村民委員會、城鎮的居民委員會等本來應是非政府性的自治組織實際上也都接受行政指導。在中國的社區建設初期，政府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行政力量迅速構建城市基層組織，這使社區組織具有較強的行政化色彩。隨著近年來政府機構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這些組織承當起了比以往更多的政府職能。

三、社會因素的比較

薩拉蒙指出，促進志愿領域發展的壓力即動力至少有三個不同來源：來自基層的主動積極的熱衷者(beloved)；來自體制外(outside)的從事志愿活動的公共和私人機構：自上而下(above)的政府政策。而最基本的力量是決心自己動手來解決問題，自己組織起來改善境況或爭取基本權益的普通民眾，正是他們“擔負起對我們自己生活的責任”的強烈愿望成為ＮＧＯ、ＮＰＯ的根本動力。然而，但這種具有自主意識的民眾卻是中國社會所欠缺的，這使我國的民間力量只有很少一部分通過自發的形式表現出來

另一方面，我國的ＮＧＯ、ＮＰＯ缺乏中產階級的積極參與。在發達國家中，中產階級是公益活動的重要支持力量，他們不僅是各種公益活動的積極參與者，而且也經常是這些ＮＧＯ、ＮＰＯ的領導人員和骨干成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中產階級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即使是這樣，與發達國家比較起來，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還是很小—在今天的美國，80%左右的家庭屬于中產階級;韓國則有75%的人口屬于中產階級。中國距離“橄欖型社會結構”還很遠，與改革前的“上型社會結構”和發達國家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相比，今天的中國社會結構呈現出“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在財富的擁有量上，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約占有社會全部財富的15%左右，而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則占據了社會的絕大多數財富。中國中產階級發展的落后對中國ＮＧＯ、ＮＰＯ開展大規模的公益活動產生了較大的制約效應，既缺乏經濟上的有力后盾又缺少組織上的“天然領導者”。

改革開放的影響對于中國的中產階級來講包含著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促進了其發展，提高了其地位和經濟收入水平；但同時也提高了他們對更多資源獲取的渴望。而一旦中國現有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或社會產品分配形式不能充分滿足其“被拔高了的渴望”時，需求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將造成社會頹喪和不滿。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中國當今的中產階級在設計政治社會方面的問題時，他們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為參照點，他們中大多數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更為前瞻的社會關懷，似乎沒有強烈的道德激情。對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公正、下層民眾面臨的困難缺乏切身的體驗與關注，他們自身的利益獲得，與特權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有這一切特點，都會使

他們缺乏社會批判精神。”這導致中國中產階級公益行為的欠缺，中產階級參與的缺乏是中國ＮＧＯ、ＮＰＯ相比較一些國家的ＮＧＯ、ＮＰＯ‘志愿失靈’更甚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中國中產階級與特權者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更使得中國的維權型公益組織廖若晨星。

在慈善觀念上，中西方也存在著微妙而重要的區別。于海教授在加拿大訪問之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的慈善觀滲透著實質性的倫理關系和道德判斷。我們講‘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是由血緣人倫向外推及的慈善:并且我們的幫助更常落在我們認為值得同情的人身上，這種慈善觀使得我們難以產生對素不相識的人和被我們認定為有行為道德責任的人的關懷。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正是這種‘愛有差等’的觀念使我們的慈善觀缺少博愛精神所具有的普遍抽象的公共品格，而西方的慈善是在‘眾生平等’的底線原則給人的生命的一種關懷，這種關懷不僅超越由血緣形成的親疏關系，也超越由實質的價值觀形成的善惡的分際。可以認為，正是中國傳統的強烈的血緣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親親遠遠”的價值取向使得人與人的交往前所未有地廣泛、全面的今天，慈善行為卻還基本停留在小農社會階段，這對于ＮＧＯ、ＮＰＯ的發展無疑是很不利的。

第二篇：中國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可能性

中國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可能性

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全球化是歷史潮流，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在政治層面，為政府決策建言獻策，反應百姓民意，直至監督政府的行為，這是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肩負的歷史使命；在經濟層面，隨著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活動的減少，以及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現象的普遍存在，需要各類行業協會發揮積極的作用，促進行業自律，避免過度無序競爭對整個經濟活動的傷害。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預言，中國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未來發展，空間巨大，前景廣闊。但是必須看到，在這種可能性的后面，還存在諸多因素，會影響發展的速度和方向，對此應有充分認識。

1、政府執政理念左右中國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發展

嚴格意義上，我們的政府不是民選政府，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模式。所以各級政府有自己的訴求，或者說，政府本身存在凌駕于民眾要求之上的追求，在目前，主要是對GDP政績的近似偏執的熱衷。政府熱衷GDP數字，就會犧牲很多東西，比如環保和民生福利，沒有主動地欲求來均衡改革成果的合理分配。而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存在的很大一個目標就是要構建和諧的社會關系。用專家的話說，中國正面臨著一個不是很長的戰略發展機遇期，言下之意發展經濟還是重中之重的任務。這本身沒有問題，關鍵是各級地方政府，沒有很好地分清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區別與聯系，將經濟增長等同經濟發展。印度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經濟增長并不可取，以犧牲環境資源和社會內部矛盾激化為代價，隨時可能引發災難性的社會后果。所以，從大的方面看，這類組織能不能發展，很重要的一條是政府有沒有轉變觀念。就目前的情況看，只有維持經濟相當幅度的年增長率，才能延緩社會矛盾在就業、保障等發面的危機爆發。從這一點上看，此類組織近階段發展的空間不會很大。盡管此類組織發展的好處在于她可能幫助政府解決一部分矛盾，但是從政府的角度考慮，得不償失。

2、政策法規真正發揮作用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

中國政府在總結本國成績，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努力建設一個比較完善的政策法規體系，促進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健康發展。該政策法規體系將起到保護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權利和創新能力，并在機制上鼓勵個人和企業對

于此類組織的捐助。要設立標準和準則，確保組織運行的透明度，資金管理的安全、有效性。法制社會的建設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如誠信守信，較高的道德水準，較強的是非觀念。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現狀相當不樂觀。社會基礎制度的崩塌源于社會信仰的缺失，而培養這種能力，需要很長時間，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活動經費主要來自于社會捐助，一方面由于制度建設的滯后，這類組織的行為受到的監督不夠，屢屢爆出丑聞，另一方面，從業人員的素質低下，缺乏職業操守，在眾多丑聞被揭露以后，引發民眾不信任情緒，直接影響到此類組織的生存。道德失范的問題，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改變的，中國社會的現實是，道德水準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走下坡。即使有再多的法律法規，面臨這樣的局面也是無可奈何。

3、監督與權力再配置

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治格局，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強敵環視的情況下，有著一定的優勢。一個高度集權的政體，有利于組織起社會的資源，優先著力解決某些突出問題。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作用，就是要監督政府的行為，這就牽涉到政府權力的出讓和整個社會權力的重新配置問題。存在這種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

4、信息化和全球化帶來的機遇

互聯網技術的普遍運用，使民眾獲得咨訊的方式徹底改觀，迫使政府采用更科學合理的手段來治理社會。在以前的時代，政府可以通過管制輿論，封鎖消息的手段來維護特定的利益。現在這樣做的難度大大增加。全球視野和科技手段迫使政府作出讓步。這就為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在集權體制下的存活奠定了基礎。雖然我們的很多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在人員、財務各方面由政府一手操辦，但是必須承認，從無到有，至少也是很大的勝利。

所以，總結地說，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在中國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但是由于政治的，經濟的，法制的因素，在近階段還難以有突破性的進展，有待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制約因素。

第三篇：關于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現狀及管理

畢業論文

題 目 關于非政府組織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現

狀及管理

專業

學生姓名張莎 準考證號 指導教師

二○一一年十月

目 錄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一、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基本內容

（一）概念

（二）非政府組織的特點與職能

（三）非營利組織的特點與職能

二、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現狀

（一）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的發展

（二）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現實問題研究

二、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管理

（一）非政府組織的管理

（二）非營利組織的管理 結束語 參考文獻

內容摘要：本文對非政府組織以及非盈利組織的現狀和管理進行了簡單研究，在不同方向上區別對待非政府組織和非盈利組織的異同，有針對性的對現今兩個組織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客觀的探討，以期促進對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學術研究。關鍵詞：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職能現狀管理

關于非政府組織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現

狀及管理

一、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基本內容

非政府組織以及非營利組織盡管在一定范圍內有著極其相似的職能和特點，但嚴格上在側重點不同情況下，二者又有略微區別，尤其在我國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里區別更為明顯。在進一步深層次研究這兩種組織之前，我們先要明確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基本情況。

（一）概念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簡稱NGO）在國際上通常由《非政府組織法的立法原則》一書中對其有以下解釋:“非政府組織指在特定法律系統下，不被視為政府部門一部分的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托、非燕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且其不以盈利為目的。即使如有賺取任何利潤，也不可以將此利潤分配。工會、商會、政黨、利潤共享額合作社或教會均不屬于非政府組織。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NPO）這一概念最早源自于西方的語境，但目前即使在西方它也并非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術語，從而導致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如果嚴格按照目前最受認同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非營利組織比較研究中心推薦的“結構運作定義”，認為只有符合組織性、民間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五個特性的組織，才可被視為非營利組織。

相對于國際上主流的定義，基于我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和政治制度，對NGO和NPO的對待上也與國際有區別。在中國，官方一般將非政府組織稱其為“民

間組織”，相對應于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這一稱呼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之所以稱其為民間組織，是因為我國的這類組織不同于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很多這類組織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有的組織實際上在從事著一些營利活動。可以說“民間組織”一詞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向適應的概念。對于這一類組織的范圍，學界并沒有統一的定義，國內學者王名將其定義為:不以營利為目的、主要開展公益性或互益性活動、獨立于政黨體系之外的正式的社會組織。同樣，中國并不存在典型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但是鑒于在我國現實中確實存在為數眾多的在行為和運作機制上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業的社會組織，這些組織雖不完全具備非營利組織上述的五個特性，但它們在性質、功能、組織特性等方而與非營利組織極為相近，或者其發展逐漸趨向于非營利組織。因此學者們大多更傾向于從中國實際以及推動和促進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角度出發，不將非營利組織的范圍限定得過于嚴格。比如康曉光主張，只要是依法注冊的正式組織，從事非營利性活動，滿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就可被稱為非營利組織。王名等人認為非營利組織是指在政府部門和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市場部門)之外的一切志愿團體、社會組織或民間協會。

總而言之，在我國，非政府組織并非嚴格無政府色彩，非營利組織并非嚴格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營利，在我國，這兩種組織界限并不很明確，只是各自主要側重點偏向不同，因而會在社會不同情況下靈活地貢獻自己的力量。

（二）非政府組織的特點與職能

從上面已闡述的概念，我們知道在我國，NGO與NPO既然在概念上只是

側重點不同，那同樣，二者在特點與職能上肯定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非政府組織可以認為它是指那些非政府的、非贏利的、自愿組成的致力于公益事業的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是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互動的產物。它的主要特點可以總結為：

1、志愿性 非政府組織的組成和成員往往是基于有著共同的志趣、信念和目標的人們之間的聯系和結合之上的，并為這些共同的志趣、信念和目標而自覺自愿地開展活動和行為。

2、自組織性 非政府組織的組織程度一般來說雖然不及政府組織和企業組織那樣嚴密，其活動和行為也相對比較自由，但仍然有其自組織性，而且其組成和成立往往也都要經過一定程序，有自己的活動規則（準則）、行為規范或章程。

3、獨立性 既然是非政府組織，那么其運轉肯定不能由權力機構主導，不是宗教、政黨、宗族組織。雖然可以有政府民政部的共同協調管理，但其核心是強調無政府性、無宗教性的。正因如此，非政府組織才能不易受利益驅動的影響和長官意志的支配，便于解決一些特定的社會問題。

4、自治性 非政府組織具有平等、自治和自主地開展活動的特點，是在法律法規以及自身的規則和品行約束范圍內自立、自助和自主地存在和發展，這就尤其要求其行為的自律性，從而在本組織、本行業內充分地發揮自我監督、自我管理的作用和功能。

5、公益性 非政府組織活動的宗旨是為社會提供公益性服務，不以贏利為目的，主要體現為所從事事業和服務的社會價值或社會效益，所致力于解決的往往是被主流社會組織體制（企業-市場體制和政府-國家體制）所罔顧或所顧不及的一些重大或重要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認為，這并不排除某些非政府組織可以兼具有償服務性，即一些非政府組織在向社會提供公益服務的前提下，可以收取一定費用，依照政策、法律、法規和價值規律得到合理的報酬，以體現服務的社會需求性并便于自我發展。

6、專業性或專門性 非政府組織以自己特有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包括專業知識和技能）等條件來為社會或特定領域的人們提供服務，其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系，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而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主要憑借這種專業或專門優勢來獲得社會和民眾的支持和信任。

基于以上特點，結合我國社會現狀及政治制度，我國非政府組織的職能大體可有以下六點：

1、非政府組織可以代表民眾直接參與公共管理,推動政治民主化,促進行政倫理建設的發展。非政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民意，其公開宣稱的使命和價值觀，是公益性的，代表人民的利益。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可以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完善行政倫理的發展。

2、非政府組織可以彌補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不足，實現社會公平和公正，促進社會倫理的發展。

3、國家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總是以主流民眾、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出發點，覆蓋面有限。事實上，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覆蓋社會的各個層面，有時某項政策的出臺會損害到少數人的利益，特別是某些弱勢群體和社會邊緣性群體的利益。非政府組織就是關注這些群體，為他們的利益服務，從而促進社會公平。

4、非政府組織可以彌補市場的不足,促進經濟倫理的發展。市場的利潤原則、功利原則，又極易誘發拜金主義、利己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導致的經濟腐敗、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經濟秩序混亂等社會問題，一方面要靠國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規來調整和治理，另一方面也需要依靠非政府組織在經濟生活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來解決。非政府組織可以利用其多樣化的手段和靈活的機制，以市場為向導,合理利用人才、技術、信息等各種資源，為民眾和市場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以彌補市場的不足，促進經濟倫理的發展。

非政府組織的公益性、志愿性和非營利性，可以培養其成員良好的個體美德，促進公民道德的發展和提高。

5、公益性、志愿性和非營利性是非政府組織的重要倫理基礎。這些倫理屬性決定了非政府組織成員的活動是以公共利益為宗旨的,是一種高尚的道德行為。非政府組織的這種道德優先性,在組織內部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關系和濃厚的道德氛圍。這種良好的組織環境和道德氛圍可以培養人們的社會責任感、人道主義、關愛他人和犧牲奉獻的美德,有助于道德人格的發展和完善。

6、在社會結構并不十分完善的今天，社會各個團體的相互交流有時單方面依靠政府是完全不行的。在處理各個團體的交集點處，非政府組織擔任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可以成為政府的最佳搭檔，一官一民，共同應付某些復雜事件；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也可以成為政府與民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緩沖地段，用通俗語言形容，就是充當“和事佬”的角色。

（三）非營利組織的特點與職能

關于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較為流行的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萊斯特 · 薩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謂五特征法，即將具有以下5個特

征的組織界定為非營利組織：(1)組織性；(2)非政府性；(3)非營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這一定義被用于薩拉蒙教授主持的對全球42個國家非營利組織開展的國際比較研究項目，后來常為人們所引用。在這一定義的5個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營利性被公認為是非營利組織的基本特征，組織性被視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對非營利組織的其他特征，有人針對不同國家、地區的情況提出了修正。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結合亞洲國家的國情，可將上述定義修正為如下6個條件：(1)非政府性；(2)非營利性；(3)自發性；(4)持續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綜上所述，可見非營利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特點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上述的非政府組織特點是可以直接來描述非營利組織的。區別就在于在非政府性和慈善性（非營利性）這一特點上，二者各有不同程度上的偏重，在職能上，非營利組織也有著上述非政府組織第2~5等同樣職能，這里要介紹的是非營利組織不同于非政府組織的另外功能：

1、非營利組織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就是動員社會資源。它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通過各種慈善性、公益性的募款活動籌集善款和吸納各種社會捐贈,從而動員社會的慈善捐贈資源;另一方面,發動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志愿者參與到各種慈善公益活動或互助共益活動中,從而動員社會的志愿服務資源。

2、非營利組織可以為社會提供公益服務。非營利組織提供公益服務的功能主要有三:首先,非營利組織將其動員的社會資源,按照組織的公益宗旨和理念并遵循對社會所作出的承諾,用于開展各種形式的公益性的社會服務。其次,非營利組織應對各種社會問題,通過提供服務拓展公共空間,維護并增進社會公共利益。再次,非營利組織通過接受政府委托或參與政府采購,加入政府公共服務體系,拓展公共服務的空間并提高其效率,同時形成與政府公共服務之間助力互補、合作互動、共同發展的關系。

二、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現狀

正規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在我國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到現階段已愈發成熟和多樣化，已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組織形式。針對NGO和NPO的現狀，我們就其發展過程以及現今遇到的困難兩個角度進行研究。

（一）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的發展

? 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發展

在我國,最早出現純民間組織的地方在改革開放之后的農村,第一批NGO是由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自上而下的技術服務型的農村專業技術協會(包括技術研究會)。例如: 1980年四川省郫縣成立的養蜂協會、1980年廣東省恩平縣牛江鎮成立的雜優稻研究會。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政府和中國科協的扶持和推動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得到了迅速發展,在城市,中國NGO的發展始于1984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的時候。據統計,從1984年開始,中國城市的NGO進入快速發展期。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對浙江蕭山市的一項調查表明:“1984年起社團發展進入高峰,到1987年四年間共成立新社團44個,比前5年的15個大大增加。它開始突破科技領域,向經濟、文藝和體育方面發展”。可見,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單位制度的弱化為中國城市NGO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與良好環境。在這種情況下,到了1989年全國性非政府組織劇增至1 600個,地方性非政府組織達到20多萬個;1997年,全國縣級以上的非政府組織已達到18萬多個,其中縣級非政府組織21 404個,全國性非政府組織1 848個;1999年,全國各種形式的民間非企業單位總數已達到70多萬個。在活動領域方面,他們已遍及各行各業,行業性、專業性、聯合性、學術性門類齊全;在作用和影響力方面,它們在參與社會微觀管理、提高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擴大就業渠道、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減輕政府機構改革中人員分流的壓力、滿足社會多樣化需求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緩解了政府的巨大工作壓力,彌補了政府作為單一公共產品提供者的不足,對改善政府的運行機制、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已成為社會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非營利組織在中國的發展

我國非營利組織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包括社會團體、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和未登記的民間組織。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記的全國各類社會團體12.9萬個，重新登記確認的民辦非企業單位8.2萬家。當前，我國非營利組織活躍在轉型時期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發揮著日趨重要的作用，其發展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組織數量大大增加。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政府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市

場經濟的逐步完善，政治民主建設和公眾參與程度加快，同時伴隨著互聯網、移動通信技術等的突飛猛進極大地增加了公眾對社會服務的需求，我國非營利組織在此背景下呈現日漸活躍和強勁的發展勢頭。

2、組織類型多樣化。80年代以前，我國主要只有高度行政化的工青婦、文聯、工商聯、科協等九大團體。而目前根據國家統計數據我國的全國性社會團體覆蓋了以下14個領域工商服務、科技研究、教育、衛生、社會服務、文化、體育、生態環境、法律、宗教、農業及農業發展、職業及從業組織、國際及其他涉外組織。其中以教育、社會服務、農業及農村發展居多。

（二）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現實問題研究

不難看出，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在經濟改革的大背景下發展十分迅速，在為社會服務上作出的貢獻十分巨大，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現今仍然面臨著諸多困難 ? 非政府組織存在的問題

中國非政府組織得到的發展是不容否定的，但是要想讓他們更好地發展，適應當代國內國際形勢，我們還要看到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

1、政策法律支持不夠。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國非政府組織是改革開放的 產物，而中國經濟改革的速度是明顯快于政治改革的。這就導致中國目前非政府組織快速發展，但是政策法規卻不完善的情況，這樣的情況必然限制非政府組織的正常發展。我國雖然頒布實施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公益事業捐贈法》等相關法律，但是這些法律規范對非政府組織的限制太多，現行法規注重對非政府組織的登記管理，而登記注冊的門檻又很高，這就使很多組織長期處于“非法”游離狀態，得不到相應的待遇。由于門檻過高，一部分組織難以在民政部門注冊，只能在工商部門登記成民辦非企業單位，而這種注冊方式使得組織在納稅方面不能享受優惠，很多相關工作也難以開展。

2、非政府組織自身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者，人員老化、人才不足、人員流動太快嚴重制約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二者，組織結構制度不完善，組織的資金管理不透明，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效率，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社會對非政府組織的支持，容易引發社會對非政府組織能力的懷疑。三者，組織之間缺乏競爭與必要的合作，這也不利于非政府組織的進一步健康發展。

3、社會支持力度不夠。每個組織都會與社會力量去的合作，但是多數組織 得到的社會力量援助不夠。這些不足主要表現在社會捐助不足、志愿者招募不足、社會認可度不足等方面。從社會捐助的角度看，大多數組織的項目開支除了基金會支持外，社會力量的援助顯得較為薄弱。而社會上的捐贈者大多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公民，普通市民對于非政府組織開展活動的重視程度有待提高。

4、宣傳力度不夠。眾多非政府組織開展了許多相關項目，但是社會公眾知 道的卻很少，宣傳的不足也限制了社會對非政府組織的了解。可以說在信息化時代，宣傳是NGO生存的一條重要途徑，合理利用媒體輿論的力量對NGO 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

? 非營利組織存在的問題

調查顯示，41.4％的非營利組織認為資金缺乏是他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其他 相關的重要問題依次是：缺乏活動場所和辦公設施(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夠(8.5％)，組織內部管理問題(7.5％)等。

具體來說，當前中國非營利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1、資源不足。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資金嚴重不足，無法開展正常的活動，其中有不少組織處在名存實亡的“休眠狀態”；也有一些組織為了維持生存發展，在通過各種渠道開展與其自身業務不相干的經營性活動或者違法活動。在人力資源方面，絕大多數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營利組織中，基本的工作人員幾乎都來自政府機構，其中有許多是從第一線退下來的離退休人員；很多自下而上的非營利組織則沒有或幾乎沒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員和編制極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開展活動，這導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學、家長制等問題。

2，能力不足。資金、人才等資源不足之所以制約組織的發展，除了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度環境與社會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營利組織自身的能力不足。這里所說的能力是綜合來看的，包括一個組織的活動能力、管理能力、創新能力、擴張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等。中國內外無數成功的經驗表明，優秀的領導人是非營利組織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條件，但我國現行組織人事制度限制了優秀人才進入非營利組織，使得其中難以產生具有企業家精

神的優秀的領導人。

3、缺乏自治。從前述非營利組織的特征屬性看，無論非政府性、非營利性，還是自治性、志愿性或組織性，在中國的非營利組織身上都表現得不鮮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還在于缺乏自治。中國有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是通過獲取自上而下的資源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們或者由各級黨政機構所直接創辦，或者本身就從黨政機構轉變過來，或者由原黨政官員及與黨政關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創辦。這些組織，不僅其主要的資源來源于黨政機關，且在觀念上、組織上、職能上、活動方式上、管理體制上等各個方面，都嚴重依賴于政府，甚至依然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發揮作用。即使民間自發建立的非營利組織，由于要掛靠在業務主管單位上，也會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這種狀態隨著政府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僅束縛了自身的手腳，也嚴重束縛了政府的手腳。

4、發展不平衡。這表現在：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不同領域之間，呈現巨大的差距。就區域不平衡來說，不僅東西相比西部發展嚴重不足，沿海和內地相比內地發展嚴重不足，而且同為東部和沿海，區域之間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鄉不平衡來說，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非營利組織發展得較快，開展的活動較為集中，社會對非營利組織的認知和公信度也較高，但是在中小城鎮特別是廣大的農村地區，除了扶貧開發的少數外來的非營利組織之外，真正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很少，社會對這些組織的關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領域之間的不平衡來說，非營利組織在那些相對說來政策寬松、易于得到資源而進入門檻較低的領域已經開始出現低水平重復的現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會問題、迫切需要公民參與的領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領域，如失業與就業、社會保障、勞工權益保護、國際區域沖突和外交等領域，卻因種種原因極少有非營利組織進入。這對于非營利組織整體部門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欠缺。

以上簡要概括了中國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并不是孤立的，在這些問題的背后，是處在轉型時期的整個中國社會。可以說，中國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實際上是社會結構變遷和體制改革未成熟的結果，反映了整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價值觀念、治理模式與體制的根本轉變，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改善，將為社會服務做的盡善盡美。

三、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管理

“一旦在某種自然環境中出現了人，出現了人類活動，出現了人類與外界的關系，也就隨之而產生了反映這種關系的主體和客體的范疇。”任何體制的運行都需要明確地管理主體，管理主體在管理體制中間居于核心的地位。管理主體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具有能動性。管理主體一方面根據社會狀況的變化，發揮自主性能力，改善運作機制，保證其管理職能的有效發揮。另外一方面，管理主體本身也可能置于更宏觀的結構中，因而從這個方向來看，管理主體本身的變化又存在消極被動的一面。下面我們就非政府組織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管理進行簡單研究探討。

（一）非政府組織的管理

我國現行的非政府組織管理實行的是雙重管理體制，即由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分別行使對非政府組織的監督管理職能。在這種體制下，各級民政系統的登記管理機關在法律上是統一歸口對非政府組織進行監督管理的政府職能部門，其相應的職能通過相關法規的規定和各級政府授權加以明確。但是在統一歸口的同時，相關法規還規定：與非政府組織業務范圍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或政府授權的單位，作為非政府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行使監督管理職能。雙重管理體制從其所創立的角度而言，主要是強化有關部門對非政府組織的監管力度；同時，在非政府組織的準入上，又多了層限制。總體來看，這樣一種管理體制應該說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情況的，而這樣的雙重管理從非政府組織的外部監督機制而言，應該說更具有監督力度。然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尤其是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快，社會對非政府組織的訴求也在增加，雙重管理體制不僅漸漸的喪失了其監督的功效，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非政府組織的獨立性發展。我國的非政府組織在發展中遇到許多困難與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社會轉型中舊的管理體制還不容易擺脫，只有大膽改革管理體制，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目前我國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狀況。

一、以非政府組織的科學分類為前提，實施非政府組織的分類監管。由于 現行的登記管理體制，現行法規和相關政策的有效范圍只限于合法登記的非政府組織。事實上還有大量未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此類組織由于不能納入現有法規和政策范圍內而都被視為非法組織，換句話說，對于此類組織缺乏有效的法律法

規和管理政策。然而，要使法律法規和管理政策覆蓋這類社會組織并進行有效的監管，就必須對社會組織進行科學分類，改革原來的“雙重管理”為分類管理。

二、完善非政府組織的立法。針對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制定不同的法規和相應的制度框架，從而采取不同的監管政策，這首先需要在現有法律法規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的立法。首先，在憲法層面，我國公民具有結社自由等多項權利，因此，關于社會組織的法律法規以及政策等都要從憲法提出的這一根本原則出發，尊重并體現憲法。另外，關于非營利組織立法的國際經驗也表明，一般來說，只要不關涉稅收優惠和籌款等事項，不登記注冊的非營利組織也受到國家法律保護。從我國現實情況和國際角度來說，改革雙重管理體制為“準一元管理體制”，降低準入標準，簡化登記程序，實行備案、登記“雙軌制”，保護公民結社的基本權利，將更多社會組織納入法律范圍進行監管，是可行選擇。

三、完善非政府組織的行政監管體制。現行社會組織雙重管理體制是控制取向型管理。隨著社會組織法律框架的完善，社會組織的行政監管體制也要逐步完善。首先，在對社會組織的認識和定位上，政府要改變目前消極型的行政控制體制，在承認并肯定社會組織的存在及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基礎上，逐步構建分類監管和行為控制的新型管理體制。其次，在社會組織的登記審批上，逐步確立“備案登記、法人登記和公益法人登記”三級準入制度；再次，在社會組織的監管和自律上，建立統一協調、相對集權的行政監管體制，取消非政府組織的業務主管部門，將非政府組織統一歸口于民政部門管理，建立起全國性的社會組織監管體系。

四、發展公益服務類非政府組織，建立新型公共服務體系。政府應努力將非政府組織發展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和整體目標中，努力構建一種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資源激勵、合作互補的公共服務運作機制。由政府依法劃定空間，政府公平選擇對象，政府主動提供資源，政府有效引導方向。政府主動確立可以由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空間，把非政府組織推向前臺并為其創造各種合作條件，使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形成有效的功能互補機制，構建起新型公共服務體系。

? 非營利組織的管理

非營利組織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良好的管理。在人們對非 營利組織是否需要管理這個問題還存有疑慮之時，德魯克的著作就像迷霧中的 燈塔，為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者指明了方向。1978年德魯克在《非營利組織的管 理工作》一文中提出:“非營利組織還僅僅是一個新近出現的現象，但我們確實 認為，非營利組織需要管理。”其中，志愿者是非營利組織最主要的一個表現，因為志愿者是非營利組織重要的人力資源，在和平年代，志愿服務在幫助弱者、消除貧困、保護環境、維護社會秩序和世界和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溝通政府與民眾的關系、彌補政府和市場的缺失等方面等也發揮了重要的“第三只手”的作用。因此，這里以具象化的志愿者管理的研究來代表抽象化的非營利組織的研究。

我國志愿者管理現狀我國志愿者管理現狀我國志愿者管理現狀我國志愿者管理現狀。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最早的志愿者來自聯合國志愿人員組織。當時聯合國志愿人員組織派遣了包括地理、環境、衛生、計算機和語言等領域的志愿者來中國工作。后來國外的其他組織也陸續派遣志愿者到中國來。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最早的志愿者產生于社區服務的層次上，并逐步建立起社區志愿者組織，90年代初期，另一支志愿者隊伍在共青團系統中形成，并出現了全國性的青年志愿者組織。其中，廣東是我國內地青年志愿者組織的發源地之一，較早地將“學雷鋒、做好事”與志愿者組織“自由、靈活、人性化、國際化”的理念相結合，創造了我國志愿者組織發展史上四個“全國第一”。即全國第一條志愿服務熱線電話、第一個正式登記注冊的志愿服務團體、第一個地方性法規《廣東省青年志愿服務條例》、第一個地方性公募志愿者事業發展基金會。當前，在中央精神的指引和2008年奧運會的推動下。我國的志愿服務事業迅猛發展。首先是打造了一批如西部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團、扶貧接力、環境保護、海外志愿者、紅十字志愿者、應急救援志愿者、亞運志愿者、奧運志愿者等精品項目，既發揮傳統志愿服務項目的優勢，又與時俱進，不斷開拓志愿服務項目的新領域。其次，為適應志愿服務事業不斷發展的需要，已有商務部、團中央和中國紅十字會以及山東、福建、河南、黑龍江、吉林、寧夏、湖北、浙江、北京、天津等18個省市制定了志愿服務的條例、規定、辦法，還有多個省市正準備對志愿服務進行立法或將志愿服務立法納入2008年立法計劃。再次，對志愿者組織的研究也如火

如荼地開展。

（四）結束語

在社會日益發展的今天，社會結構日益成熟，社會團體日益增多，社會事件日益復雜，這也就預示著NGO和NPO在社會和諧運行中將會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我們一方面要加大對這種公益組織的研究力度，同時也要以一個公民的身份支持它們的發展，為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君麗：《關于界定中國事業單位與政府、非政府組織、非盈利組織的文獻綜述》，《現代經濟》2007年第6卷第10期。

[2]唐斌：《中國非營利組織研究的新進展》，《社會學研究》2005年7月。[3]《現代法學》2006年第2期。[4]Lester Salamon,《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1995。

[5]王名：《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功能及其分類》，《學術月刊》2006年9月。[6] 趙文杰：《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現狀與發展》。[7]崔開云：《近年來我國非政府組織研究述評》，《東南學術》，2003。[8] 歐陽兵：《近期國內學術界對于非政府組織研究綜述》，《廣州行政學院商報》，2006年6月。

[9] 許雪梅：《非營利組織管理:組織視角的探討》，2005年9月。[10] 范明林：《對中國非，贏利、非政府組織的一種透視》，《華東理工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第四篇：淺談我國非營利組織會計發展與展望

《政府及非營利組織會計》期末論文

淺談:我國非營利組織會計

發展現狀與展望

學院:會計學院

班級:會計班

姓名:XXXX

學號:XXXXXXX

摘要：

近幾年來，中國民間非營利組織的迅速發展并且發揮著日益突出的作用，因此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但同時我國的非營利組織與國外相比，發展還很緩慢，造成其舉步不前的原因不僅與非營利組織自身能力不足有關，還與國家相關政策法規的缺乏，管理體制的不完善等原因有關。文章對于目前民間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現狀，進行一定的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對未來的展望。

關鍵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會計發展信息

一、前言

隨著政府轉型，經濟并軌的發展趨勢，非營利組織蓬勃而起，非營利組織的隊伍越來越壯大。

主要分布在：衛生、教育、勞動、民政、文化、司法、體育等部門，包括依照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登記的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等，民間非營組織已逐步走向市場。

國家對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已逐步由行政的直接管理轉向宏觀調控的間接管理，大社會、小政府的格局逐步形成，推進非營利組織健康發展勢在必行，并發布相關法律法規以引導非營利組織規范化、科學化。

目前非營利組織有四大類：

1、行政機關；

2、事業單位；

3、社會團體；

4、民辦非企業單位。行政事業單位是政府隸屬機構在人事部門注冊登記、定編制人數，而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在民政部門注冊登記，人們習慣稱為民間非營利組織，執行的是《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據調查分析，非營利組織會計存在許多利和弊，而我們也要認識到我國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針對我國這一發展特點，我國的非營利組織會計在其發展過程中一定會遇到許多問題，若不能妥善解決，不僅我國的非營利組織不能得到長久的發展，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勢必造成影響。

因此，揭示當前我國非營利組織會計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不僅有利于我國非營利組織的健康發展，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我國非營利組織會計發展現狀

非營利組織會計是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而成長和發展的，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指令性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過度，非營利組織會計原有的體系越來越不適應經濟形式的發展。非營利組織會計對于反映和監督國家預算的執行情況，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認，作為計劃經濟產物的非營利組織會計體系由于其自身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

（一）會計體系結構不嚴謹。我國現行非營利組織會計按照組織類別的不同分別設立包括財政總非營利組織會計、行政單位會計和事業單位會計三個相對獨立的分支。非營利組織會計體系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協調性較差，缺乏統一的客觀

基礎，不利于政府整體的財務報告的生成，也影響了財政預算管理的效果。

（二）收付實現制影響信息質量。在收付實現制下，只提供與現金交易有關的信息，對于非現金交易的不記錄以及對資本資產及其折舊不予以確認。國有事業單位和行政單位這種記賬方式，首先是對于非現金的收支不予以入賬，不能完整反映營運業績，從而對宏觀經濟決策、健康運行產生錯誤導向，不利于防范和化解政府的財政風險。其次，收付實現制不利于績效考核。最后，不利于公共資源的管理使用。尤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當資金支付與物資到達時間不一致時，在收付實現制下特別容易造成物資入賬不及時，致使管理混亂，資源浪費。可見，收付實現制雖然有利于控制預算的執行，但是會影響政府會計的信息質量。

三、我國非營利組織會計發展趨勢展望

（一）適應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求，建立政府會計體系。現行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是在吸收企業會計改革的成功經驗和借鑒國際公共會計習慣做法的基礎上建立的與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有中國特色、科學規范的管理型非營利組織會計模式和運行機制。按照現代政府公共管理理論，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供了一個“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性建議，概括地說它應包含五個方面的主要要素原則，即透明度、負責任、靈活性、前瞻性、法律和正直；其宗旨是倡導建立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管理，最大限度地重視國家資源的使用效率”。建立較為健全的、有中國特色的政府會計體系，仍然應該堅持我國的漸進式改革路線，在充分借鑒西方國家政府會計發展變革過程中成功經驗的同時，結合我國政府其他各項改革的實際情況，以及企業會計改革中的長足之處，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高質量的政府會計準則、規范完整的政府會計制度。

（二）引入權責發生制記賬基礎，充分反映受托責任和業績信息。目前，我國除國有事業單位進行經濟活動和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外，非營利組織會計采用的是單一的收付實現制記賬基礎。其不足之處很多，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無法全面反映政府債務、資產和財務狀況等情況。在收付實現制下，一些在當期已經發生，但尚未用現金支付的政府債務，或者具有連續性的經濟事項等，均被制度“善意”地變成了“隱性負債”，從而實質上隱蔽了財政風險，人為地夸大了政府可支配的財政資源，造成一種失真的財政預算平衡假象。

2、不能有效地分析政府的資金運用情況和效果。收付實現制是以款項的實際支付作為成本、費用確認的依據，現行制度規定行政、事業單位的固定資產不計提折舊，這就意味著購置固定資產的財政資金一旦支出后，就以其原始成本始終掛在賬面上，其結果是使提供公共服務的資源產生的業績和其利用效率不能從非營利組織會計中得到完整反映。同樣，在實行財政國庫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購制度后，對已收到但未付款的物資或均衡撥款支付采購的物資，在該記賬基礎上因未付款而不予納入非營利組織會計核算之中，削弱了對各項財產物資的全面控制管理。從國家和社會公眾的角度看，不利于強化政府部門的受托責任感。

3、財務成果易于被管理當局操縱。收付實現制下，收入、費用是按其款項實際收付的時間來確認記賬的，它不考慮收支項目的配比性。為真實反映政府的財務狀況和管理業績，提供高質量的財務信息，使社會公眾能客觀全面地評價政府的受托責任，消除以上不良現象的產生，引入權責發生制記賬基礎，成了我國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改革的必然趨勢和要求。目前，財政部門實行的部門預算和國庫制度改革以及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等，為非營利組織會計引進權責發生制作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可以預見，有中國特色的非營利組織會計在結合了這兩種記賬基礎后，將會分發揮它們各自的優勢，形成有充分加強政府職責行為的規范，明確政府的財務受托責任、增強非營利組織會計信息全面、完整、真實、透明和決策相關的效果。

4、建立基金會計模式，強化核算內容。為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的需要，提高國家政府財政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我們應借鑒目前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政府基金會計模式。在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政府基金會計時，應根據復式預算的要求和政府的受托責任情況，立足于加強政府行為規范化和財政資源配置合理化，從現實的需要出發穩步推進。

為進一步體現非營利組織會計核算的明晰性和責任主體責權利的承擔與享有，對一些經濟業務應以權責發生制為確認基礎，并相應地對核算內容和核算科目予以增加和設置。特別是根據現行的一些部門按統一安排預算的要求所設的一級預算科目，應在其下依據實際責任要求，進一步體現出部門日常維持性支出、轉移性支出和公共工程項目支出等的二級和三級明細科目，以便加強對財政資金的具體分配狀況和預算支出具體分布的管理和監控，滿足政府對預算執行情況、項目效率等的分析需要。

（三）、重新塑造財務報告體系，加快預算制度建設

1、重新塑造、揭示財務報告體系。重塑財務報告體系，首先，我們可以借鑒企業會計改革的成果，發揮非營利組織會計長期采用收付實現制的優勢，編制我國非營利組織會計的《現金流量表》，有效地解決目前我們在現金流量信息方面的短缺現象，從而增強宏觀經濟決策中對經濟前景預測方面對此信息的迫切需求；其次，在現行提供預算執行情況信息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有關反映國有資產分布和利用的信息、政府采購基金及專項基金使用效率和效果的信息、社會保障基金管理和使用情況的信息等等；再次，在合并會計報表方面，我們可以有步驟地、漸進地引進企業合并報表的相應技術手段，完善反映各級政府之間財務狀況全貌的合并財務信息；最后，我們還可以充分利用現代網絡技術手段等，向社會各界實時地、透明地披露除國家機密以外的財務信息。

2、加快部門預算制度建設。部門預算是市場經濟國家預算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在推行零基預算的基礎上，按照綜合財力狀況，依照個人部分、公用部分和事業發展的順序，采取先進的技術手段，由部門編制，財政審核匯總，形成涵蓋部門所有收支的完整預算。部門預算制度，打破了預算內外資金界限，統籌考慮部門和單位的各項資金，一改傳統預算對各部門實際占有的預算資源反映不清楚和不全面的局面，使得公共部門各自擁有的預算資源總量的對比關系一清二楚，有利于改變支出部門非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解決部門經費“苦樂不均”的現象，從而大大提高部門間預算關系的透明度。

（四）、深入研究、充分準備，保障非營利組織會計改革成功

我國現行的非營利組織會計是傳統計劃經濟的產物，其會計主體與財務報告主體不分，將行政單位作為完整的主體及事業單位的主體劃分不夠恰當確切，我國現行非營利組織會計和會計集中核算制度最終都要轉化為政府公共會計并融入國庫集中收付制度。

我國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的改革是一項艱巨復雜的工作，它涉及政府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管理模式改革等方方面面，牽動著各方的利益和責任，因此要進行充分準備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證其改革的順利進行。簡要地說，要具備如下保障要求：第一，法律是推行政府預算改革的基本前提保障，也是進行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改革的第一步，是改革成功的法律基礎。第二，改革的系統性、技術性和全面性，要求我們要積蓄較強的人才力量、技術支持力量和具備良好的外圍

管理環境，這是保障其改革成功的核心要求。第三，要處理好借鑒與吸收的關系，既要保持我國在宏觀財政政策上的調控力度，全面用好并盤活國有財政資源，又要提高政府財政管理的靈活性、有效性及其責任感，還要體現出社會公眾對政府管理職能和業績的有效監督與評價。

參考文獻：

［1］吳文潔.國外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及啟示［J］.商業時代，2006，（29）.［2］鄧國勝.中國NGO問卷調查的初步分析.參見王名：中國NGO研究2001－以個案為中心.北京：聯合國區域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NGO研究所，2001.24.［3］張成福，黨秀云.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4］孔德議.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問題研究.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08.［5］王名，賈西津.中國非營利組織：定義，發展與政策建議.2006中國汽車摩托車配件用品行業報告.2006.［6］譚暉.非營利組織籌資困難的成因剖析［J］.湘電培訓與教學，2006，（3）：17-20.［7］李維安.非營利組織管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五篇：當前我國非政府組織的不足與發展

當前我國非政府組織的不足與發展

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地方政府承擔著越來越多的管理公共事務和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由于地方政府財力、物力、人力等方面能力有限，地方政府不得不考慮如何面對繁重的社會性事務來加強管理。總結世界各國經驗，成功的途徑就是輸出政府職能，為地方政府尋求合適的職責伙伴，在政府的監控下，由社會為政府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管理和服務的職能，來應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以提高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和競爭力。為此，發展非政府組織就是一個重要的途徑。

非政府組織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譯，英文縮寫NGO。是一個不屬于政府、不由國家建立的組織，通常獨立于政府。雖然從定義上包含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但該名詞一般僅限于非商業化、合法的、與社會文化和環境相關的倡導群體。非政府組織通常是非營利性組織,資金的一部分來源于私人捐款。由于各國文化、法律等的差異，不同國家對這個概念的指稱所適用的對象范圍也各不相同。美國一般稱之為“非營利組織”、“獨立組織”或“第三部門”，英國稱之為“志愿組織”，還有許多國家則用“社團”稱呼。非政府組織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分為運作型非政府組織和倡導型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各種不同的目的，大多數是為了推廣其成員所信仰的政治理念，或實現其社會目標。常見的非政府組織包括了環境保護組織、人權團體、社會福利團體、學術團體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非政府組織迅速得到發展，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發揮的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但與社會發展相比，還遠未能滿足社會各種群體、和各種利益集團的需要；而且與國外相比，我國的非政府組織總量、質量、作用等方面還有很大的差距，且發展不平衡，速度較慢，國際化程度不高。總體上仍處于發展初級階段。

首先，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數量和規模不平衡。從絕對數量和組織規模上看，我國地方非政府組織不僅遠少于發達國家，而且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也較大。如中國每萬人擁有非政府組織數量僅2.1個，這些年雖然一些地方開始重視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和培育工作。但相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非政府組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結構上，都遠不能滿足需要。其次，非政府組織發展自我發

展能力比較低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行政改革的深化，越來越突顯出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性，但就非政府組織自身的發展來看，明顯顯示出缺乏獨立的意識，自主治理能力孱弱，自我發展能力的不足。最后，非政府組織特征表現得不充分。在民間性方面，從全國來看，非政府組織具有獨立性缺乏，過分依賴政府，官辦色彩明顯的特點。在非營利性方面，非政府組織的定位卻十分模糊，甚至錯位。有的背離了社會團體非營利性的基本特征，成為個人或小集體謀取經濟利益的經濟組織；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監管部門把所監管的非政府組織當作創收工具，把原來機關的一些無償服務變為有償服務交給這些組織，以收取費用。在志愿性方面，非政府組織具有志愿組織性質，而目前許多地方非政府組織卻常常表現為非志愿性。這是因為多數非政府組織是由政府發起成立的，以協助政府管理。

改革開放為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健康發展的非政府組織又是改革開放的助推器。然而，從目前我國非政府組織的現狀來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職能缺陷，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政府應充分認識非政府組織在社會、經濟領域里的重要作用，積極培育非政府組織，并為其發展創造有利環境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盡快建立完善與地方非政府組織相關的法規，為非政府組織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律政策保障環境。政府作為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體,基于資源優勢和權力優勢,必然在許多方面處于主導地位,政府有責任為非政府的發展和規范創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環境, 為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提供基本的法律規則和保障，改變當前政府職能轉變無法可依和無章可循的混亂局面。徹底扭轉把非政府組織當作行政機關或事業單位來管理的傳統做法，變政府依靠權力管理為通過法律來規范，推進包括事業單位體制改革、社團管理體制改革在內的非政府組織管理制度改革，使非政府組織的運行和管理盡快走上法制化軌道。

第二，建立一套有利于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科學化、規范化管理體系，為非政府組織發展構造寬松、良好發展環境。縱觀世界各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態度及其法規政策體系，一個共同的趨勢，是從重視“入口”管理逐步轉向重視“過程”管理，從“靜態”管理逐步轉向“動態”管理，從“單一”管理逐步轉向“分類”管理，從直接管理轉變為放開限制，在簡化和放松對非政府組織登記注冊時的必要手續的同時，加強對其組織運作的動態過程和在各個領域的活動監督管理。

第三，建立公共服務社會化機制，為政府組織發揮公共服務職能創造發展空間。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指導下，政府公共服務方式的創新、公共服務社會化是必然的趨勢，建立公共服務社會化機制，政府公共服務分權化，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政府把越來越多的職責轉移給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就可以大膽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和開展各種服務活動，發揮職能作用，企業和公眾在生活中必將越來越多的享受到非政府組織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更多的市場主體將參與到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中，這無疑對非政府組織增強其實力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政府鼓勵和支持非政府組織發揮其優勢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將有助于非政府組織之間競爭格局的形成，從而促使組織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加快自身的發展。

第四，引導非政府組織建立自律機制，提高非政府組織的自治能力。自律是健全非政府組織健康發展的機制不可缺少的環節。從規范的意義上說，非政府性和自治性本來就是非政府組織的基本特點。但是，現階段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很多從政府部門脫胎而來，或與政府有著親近的血緣關系或有直接的隸屬關系，導致許多非政府組織具有明顯的官方色彩，自治化的水平很低。因此，加快非政府組織的培育和發展，加快非政府組織的自治化進程，關鍵在于政府管理部門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