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哲人贈言作文

1.放棄^_^

放棄其實就是一種選擇。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必須學會放棄不適合自己的道路;面對失敗，你必須學會放棄懦弱;面對成功，你必須學會放棄驕傲;面對老弱病殘，你必須學會放棄冷漠，實施救助……我們只有在困境中放棄沉重的負擔，才會擁有必勝的信念。放棄我們必須放棄的、應該放棄的，甚至比擁有更重要。

并不是所有的探索都能發現鮮為人知的奧秘，并不是所有的跋涉都能抵達勝利的彼岸，并不是每一滴汗水都會有收獲，并不是每一個故事都會有美麗的結局。因此，我們應該學會放棄，明白這點，也許你就會在失敗、迷茫、愁悶、面臨“心苦”時，找到平衡點，找回自己的人生坐標。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窗外云卷云舒”，如果說這種境界，是我們常人難以企及的，那我們就學會放棄吧，放棄同樣也是另一種美麗。

放棄是一首流浪的歌，低回吟唱在心頭，是失意的人生充滿振臂而呼的自信;使跌倒的信念重新拔地而起;使消沉的斗志面向晨曦噴薄而出;使世俗的紛爭化干戈為玉帛……

但是，不理智的放棄是一種浪費和一種執迷不悟，也是一種對生命的踐踏和對人生的不負責任。

不懂得放棄的人，總將生活中不如意繞在心靈的枝桿上，一生就像北方臘月的濃霧，揮之不去。就這么一味地自怨自哀，自暴自棄，于是青春美麗的容顏與悠悠歲月擦肩而過恰如風過竹面，雁過長空，就像蘇東坡的一生人生長嘆：“事如春夢了無痕”。

懂得放棄的人，是靜下心來當一回醫生，為自己把脈，重新點燃自信的火把，照亮人生中不如意的癥結，然后分析與之失之交臂的差距，根據自己自身的特點選定一個目標，努力掌握一門專長，多看一些奮發的書籍，開闊視野，蕩滌一下容易浮躁的心靈。懂得放棄的人，會對任何事不會太過苛求，竭力用溫情、柔情，大度營造一個溫馨的港灣，在蕩漾著對生命充滿著愛意的氛圍中，舒展一下疲憊的心是多么愜意與幸福!

放棄，既是遍歷歸來的路，又是重登旅程的路，又是對過去誘發深思的路，也是對未來滿懷憧憬的路。千萬朵智慧的燈火燦爛著溫柔和明朗的天空，牽出生命音樂般輕柔的翅膀、牽出一生春光明媚的季節。

生活中有苦也有樂、有喜也有悲、有得也有失，擁有一顆達觀、開朗的心，就會使平凡暗淡的生活變得有滋有味，有聲有色。那種曾有過的莫名的憂傷和生命的空無，會師一生猶如過客。

學會放棄，讓傷心隨風而逝，只有快樂相隨……

學會放棄，在落淚以前轉身離去，留下簡單的背影;

學會放棄，將昨天埋在心里，留下最美的回憶;

不管昨天擁有晴朗，還是陰霾，學會放棄，你將從自己的明天，獲得更新的一輪太陽，獲得任你馳騁的更大的一片藍天!

第二篇：【名人】一代哲人馮友蘭

【名人】一代哲人馮友蘭.txt昨天是作廢的支票；明天是尚未兌現的期票；只有今天才是現金，才能隨時兌現一切。人總愛欺騙自己，因為那比欺騙別人更容易。【名人】一代哲人馮友蘭

馮友蘭從20世紀初開始進入哲學的學術研究領域，其間撰寫編纂的中文和英文書籍近40種，發表學術論文近500篇，其學術生命之長、論著之豐，在其同輩學人中極為鮮見。他一生經歷了滿清、民國和共產黨三個不同的政權，親歷了清末的腐敗，民初的軍閥割據，國共內戰、抗日戰爭，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由一個極端封閉的社會主義社會漸漸地走向市場經濟。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也是一個千變萬化、令人目不暇接的時代。馮友蘭處于這個時代之中，始終一心一意地做著自己的事--把中國哲學發揚光大。

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生于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父親是清光緒年間戊戌科進士。家境殷富，極重教育，堪稱“詩禮人家”。他早年所受教育與大多數中國讀書人并無兩樣，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復吟誦。1915年，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教育。當時的北大，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并且深受影響。

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沖突、交戰最激烈的時期之一。一時之間，風云際會，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沖突，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正是帶著尋找這一問題答案的想法，馮友蘭于1919年赴美留學，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師從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在美求學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

1923年，馮友蘭學成回國，先后在開封中州大學、廣州廣東大學任教。1926年，到燕京大學任教，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并出版著作《人生哲學》。在這本書中，他持新實在主義觀點，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1928年，馮友蘭離開燕京大學到清華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并兼任哲學系主任。此間，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在這部著作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他的《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稱“貞元六書”，他創立的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1948年，馮友蘭當選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調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新中國成立后，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歷盡40年的心血完成了他的哲學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長達150余言的哲學巨著，著重探討了中國哲學中的精神境界學說，以時代思潮為綱，對整個中國哲學史乃至文化史做出了具有獨創性的研究，對探究人類精神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

馮友蘭一生勤勉，著述宏富，畢生以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宏揚儒家哲學思想為己任，成為了一位繼往開來，具有國際聲譽的一代哲人。

第三篇：玩味人生的哲人

～-6-10　字數：1806一個寧靜的黃昏，夕陽西下。我在窗前合上了余華的《靈魂飯》。我又一次看完了他的一部著作。透過窗戶向外望去，窗外的墻上掛著晚霞。我陷入了思索……第一次認識余華，是讀他的《十八歲出門遠行》。至今這篇小說在我心中留著不可磨滅的印象。他的這篇作品，透著一種濃濃的人生的味道，一種夾在現實與虛幻之間的感觸。每讀一遍，心里就一次顛簸。于是，我慢慢被余華小說里的那一種特質吸引，使我去讀他另外的文字。這一次讀的，是他的《靈魂飯》。以前一直以為余華只寫小說，而讀到這一本他的隨筆集時，才知道原來余華的隨筆也如此有味。在書中，作為父親的余華寫自己的兒子的童年，又回憶自己的童年，在兩個童年、兩個時空間里思索、神游。他寫他兒子如何與他作對，又追敘自己小時候和父親作對，已過不惑的他充滿感慨。看他傾訴這些故事，想象他怎樣在海鹽那個農村里生活，會突然有一種莫明的感動，我的心似乎能停在歲月的那個角落，那個他躲他父親的麥地旁，來體味那一份屬于他，確令我覺得相似的情懷！我在思考，為什么我會覺得相似？余華在書中寫道：“我十歲展望2000年時，我顯然是奢侈了。而現在回憶十歲的情景時，我充滿了傷感。這是時間對我的～，同樣的距離，展望時是那么漫長，回憶時卻如此短暫。”讀到這里時，我再次涌起一陣感動，對，感動，我不能用別的詞語來修飾那種感覺。我記得很小的時候也想過長大以后，我現在想長大成人也就是幾個春秋后的事，我感到一種悲涼，一種無言的恐懼，一種對時間不可抗拒的畏縮；而在看到余華相同的、更沉重的文字后，這種感覺趨向了感動。我想像余華從一個牙醫，在一個幾乎被塵世遺忘的地方變成了現在這樣一位作家，我覺得余華優雅地玩味了人生。我又想起以后自己的人生，感覺心在成熟，也好像在蒼老。或許成熟就是蒼老，或許。這些感情大概是建立在讀余華其他作品的感悟上積淀出來的吧。毫無疑問，余華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但他有太多讓人迷惑的作品。我第一次讀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煙》、《往事與刑法》等小說時，簡直不知其所云。我簡直難以相信這是何類的小說！也許這是所謂的“先鋒派”小說吧！但是，這些似乎飄渺、古怪、迷離的小說，有一種很特質的魅力引導我進入那個意境。別人寫小說是造故事，余華寫小說是塑意境。他把他在人生中感悟到的一切都直接熔化成了意境，使其似乎能直接從精神上來刺激你，這些小說完全流露了他的內心感受。他的小說有一種超越現實的美，讓你總是在不經意間被感染。余華說他的生活有兩個，一個是真實的生活，一個是虛幻的生活。他說兩者就像健康和疾病，一個好時一個差，他又說他現實生活平淡，虛幻世界豐富精彩。他的一些作品，著力描寫暴力、血腥這類東西。記得有一位評論家對他有一段精辟的簡談：“他的目光從來不屑于注視蔚藍的天空，卻對那些潮濕陰暗的角落孜孜不倦。他的這些作品專注、深入地探究了那些非常態心理，他對這種感受的表現手法和極端刻劃令人震驚。”他的這些故事發生從來不需要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地點。你初讀這些故事覺得很迷離光怪，但你細細品味似乎就發現這可能就在你隔壁發生。他與讀者建立的是一種突破常規的內心交流、精神接觸、情感聯系。余華把人的惡性琢磨得很透徹，你讀這些作品，就好像在看照妖鏡。你發現這些偶發的、無理的、進行時態的、時間地點人物模糊朦朧的文字，散發著一種藝術——虛無和無可名狀的美。這些暴力和血腥的場景，他寫得極為認真，不精細，卻不粗糙。也許這就是“先鋒”。至于這種風格，有人喜歡有人反感。至少余華有很多作品是平易近人的，比如我最為推崇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活著》和他的一些闡述他內心觀點和評論的隨筆等。作為作家，余華在創作的時候把自己當讀者，他一直試圖去與他故事中的人物對話，甚至覺得被自己筆下的人物嚇了一跳。他一直以作家身份思考自己，這從他的作品中屢次提到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對他的影響便知。此外，余華看待事物很透徹，在《靈魂飯》中，《奢侈的廁所》和《誰是我們共同的母親》讓人感嘆。在余華的作品中，從幾百字的小短文到十幾萬字的小說，都很能讀出“人”的味道。他的寫作是一種自我挖掘與人世洞析，所以我覺得讀他的作品很容易感慨。也許作家就是玩轉人世百味的高手，也許。由衷地覺得余華是一位哲人，是一位堅忍地思考著的作家，他把他的情感注入到他超一般的小說中，來理解和展望人世間的漫漫生活。讀他的小說，就像用放大鏡看生活，有

第四篇：《理想國》讀后感---與哲人對話

《理想國》讀后感---與哲人對話

《理想國》的對話體寫作方式讓我自然而然想起了我們中國的孔子。雖然《理想國》里思想都是柏拉圖本人的，但是我們不可否認，他作為蘇格拉底的弟子，其思想觀念受蘇格拉底之深，而且以蘇格拉底的口吻來寫，書中一直把正義作為討論的對象，并通過歸謬的方法，先提出正義的不確切定義，而后歸納抽象來尋找正義的真正含義，遵循著蘇格拉底“助產術”的尋求智慧之路，所以我們讀來常常感覺就是蘇格拉底本人在辯論。同樣是生活在差不多時代的偉大哲學家，一先一后，經歷竟也是如此相似，孔子有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撰寫的、記錄其言行的《論語》，蘇格拉底有其弟子借其口而使早期對古希臘哲學最初探索得以流傳的《理想國》。

初中時就通過一些簡單渠道聽說過《理想國》，心中對“理想國”的定位如莫爾的“烏托邦”，如陶淵明的“桃花源”，真正拿到這本書才知道“Republic”的真正來源。比起充滿幻想的描繪一個理想社會，這本書更是向我們展現了古希臘那個充滿魅力的辯論時代。由于讀的不夠精細，所以不敢說真正讀懂領會了多少東西，但是卻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了哲學家們最初一直倡導和崇拜的理性的玄冥、邏輯之曲折、言辭之詭秘。曾經中學時代在歷史課上看到那些類似于智者學派的古希臘人熱衷于辯論，在田間街頭、小巷集市運用各種辯論法則，或談笑風生，或面紅耳赤，或洋洋得意，或灰頭土臉的你說我論時，總會對那個誕生最早文明的古國之一，產生無限遐想，所以慶幸在年輕時代還能真正有機會走進書里，走進那個神秘世界。

“什么是正義，”這是柏拉圖和格勞孔、玻勒馬霍斯、色拉敘馬霍斯、西蒙尼德在第一卷一直討論圍繞的中心，“欠債還錢就是正義”“正義就是給每個人以適如其分的報答”“正義就是把善給予友人，把惡給予敵人”“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而后開始討論城邦的正義，認為一個好的城邦應該具備勇敢、智慧和節制等美德，每個人都是在國家里執行適合他天性的職務，如孔子的“性相近也”觀點一樣，蘇格拉底認為教育可以激發人性里潛在的能力和知識，而柏拉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沿襲。當城邦里的統治者、守衛者、勞動者各守其責、互不僭越，和諧分工時，這個城邦就具有了“正義的美德”，然后從城邦類比到個人，認為那是“大”“小”“內”外‘的關系，正義的個人就是安排好自己的事情，自己主宰自己，對自己友善，同時在某些政治事務、私人事務上，保持和諧的狀態的行為，就是正義的好行為。

正義永遠是快樂的，而不正義反之，王政最好，寡頭政治、民主政體、僭主政體都不如以哲學王做統治者更符合正義的定義。針對社會，討論還涉及了女子教育、兒童的生育與培養等問題，并且含有男女平等的民主輝光，一個國家里也能夠造就出類拔萃的女人，他們也可以去守衛城邦。“理念”說也是柏拉圖思想的一個重要支撐部分，他認為哲學王應該成為正義城邦的統治者，因為他可以“把握永恒不變的事物”，“永遠酷愛那種能讓他們看到永恒的不受產生與滅亡過程影響的實體的知識”“天賦具有良好的記性，敏于理解，豁達大度，溫文爾雅，愛好和親近真理、正義、勇敢和節制。”文中“蘇格拉底”用船長的譬喻說明一個真正哲學家在城邦的處境。

讀到中后部分，我的腦海里似乎才開始勾畫出“蘇格拉底”所描繪的“理想國，”可是就他自己來看，“只有在某種必然性碰巧迫使當前被稱為無用的那些極少數的未腐敗的哲學家，出來主管城邦，并使得公民服從他們管理時，或者，只有當當權的那些人的兒子、國王的兒子或當權者本人、國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愛上了真哲學的時候，”城市、國家才能完善，才能成為理想國。同時柏拉圖還用一系列的比喻來論證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這似乎也成為柏拉圖哲學的出發點和堅持的原則。于是我也深刻的體會了所謂的“日喻”“線喻”和“洞喻，”柏拉圖建構起了他的理念世界。

關于國家，非得有哲學王不可，于是柏拉圖也極力探討幾何學的重要性，也包括天文學、音樂、體操和辯證法，并且論述了這些的重要程度，他有關這些課程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作用。“哲學家應該為政治家，政治家應該為哲學家，”是他心目中創建理想國的思想核心。柏拉圖為我們這些后來人描繪的理想藍圖，為19世紀的空想主義者提供了藍本。

一本《理想國》，涉及到了道德、民主、教育、文藝、平等等諸多問題，一系列看似平常的談話，范疇廣泛，信息量大，卻又毫無間隙，娓娓道來，整合而連貫。我想，哲學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學科，不僅是因為先哲們對它的孜孜以求，也不僅僅是因為后來的許多學科就是從哲學分支而來，而是因為它是先人們智慧的結晶，理論與實踐的精華。深邃的思考、對美好的追求，看待事物的態度、縝密的思維方式等等都與哲學息息相關，我們想要更好的生活，想要看待學術問題的不同眼光，無一不需要我們的哲學功底，需要我們與哲人對話，采擷他們思想的豐碩花朵。

第五篇：清華百年歷史四大哲人

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陳寅恪、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

陳寅恪

生平事跡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里，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并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學。此事于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陳寅恪的“四不講”

著名史家陳寅恪先生先后留學于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通曉梵文、突厥文、滿文等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字。歸國后先后任教于清華國學研究院、嶺南大學等數所大學。陳寅恪一生中為人們留下了大量著作，內容涉及歷史、文學、宗教等多個領域，為后來人開辟了新的學術領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學方法，民國以來即廣為學界所尊崇。

陳寅恪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因此，陳寅恪的課上學生云集，甚至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風雨無阻地聽他的課。

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

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十年**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資料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024.htm）

葉企孫

葉企孫(11張)葉企孫在物理學上重要研究成果有兩個．一是用X射線精確地測定普朗克常數h，得出當時用X射線測定h值的最高的精確度；二是開創性地研究了流體靜壓力對鐵磁性金屬的磁導率的影響，這是本世紀20年代在物質鐵磁性方面的一項重要研究工作，受到了世界各地科學界的重視．

編輯本段

1936年清華物理系師生(二排左三為葉企孫)

回國后，葉企孫開展了建筑聲學的研究，是我國在這個方面研究工作的先驅．他的重大貢獻還在于在科學教育和科學的組織管理方面．他建立了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理學院，建設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磁學研究室，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他對本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教育和科學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在30年代創建了頗負盛名的清華物理學系和理學院，聘請名教授來校，實行“理論與實驗并重，重質而不重量”的辦學方針，培養出一批高質量的人才，對我國科學事業發展和清華大學在短期內躋身于名大學之林作出重要貢獻。

晚年，葉企孫還作了許多科學史的研究．他的一些科學史研究論文迄今還是研究科學史的楷模．

葉企孫于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因病在天津滯留了一年．在此期間，他積極地組織他的學生在天津制造炸藥，裝配無線電收發報機，炸毀了日軍火車，并動員學生到抗日前線．后因此事不幸受到政治的復雜牽連，于1966~1976年的十年間，受盡凌辱，以至被捕入獄，并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含冤而逝．1980年平反昭雪。

（資料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87802.htm

潘光旦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社會系學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調入中央民族學

院，主要從事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晚年潘光旦是寂寞的。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是人類學、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謂“破壞民族關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識別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右派罪行之一, 潘光旦和費孝通愛散步,傍晚時分，常看見這二個人到校門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紅皂白的

潘光旦(右)與費孝通

小學生爭相圍觀，呼叫那個大胖子（費先生）是右派人物，還在后面向他們扔石頭。更大的不幸還在后面，文革時被抄家、批斗，在醫院，潘光旦已經成為危重的病人，卻得不到任何治療，為了尊嚴，他堅持回到自己的家里。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況不好，急忙請隔壁的費孝通過來。潘光旦向費孝通索要止痛片，費孝通沒有，他又要安眠藥，費孝通也沒有。后來，費孝通將潘光旦擁入懷中，潘光旦遂逐漸停止呼吸。費孝通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拯援，凄風慘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師停止呼吸。老一輩那種師生友誼，那種尊重老師的態度，我們恐怕再也看不到了。他們為什么能修煉成頂級的大師？為什么在逆境中能保持做人的樂觀？是否值得我們深思呢。聲譽卓著的碩學大儒就這樣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潘光旦的悲劇是那一代學人的普遍性境遇。1979年,潘光旦右派問題獲得改正。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廣博，在性心理學、社會思想史、家庭制度、優生學、人才學、家譜學、民族歷史、教育思想等眾多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

（資料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9216.htm

梅貽琦

自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后一直到他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于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在他的領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于國內名牌大學之列。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長清華并奠定了清華的校格。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制度。

葉公超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身為世人推崇。梅校長對清華大學的成長貢獻巨大，受到所有清華人的崇敬。

往事略集

梅貽琦的選擇

在清華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長與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適校長卒于同年，這就是梅貽琦。梅貽琦自1914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后一直到他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于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與胡適相比，梅貽琦顯然沒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風光，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長清華并奠定了清華的校格。

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這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這句話近年來也常為時賢所征引；

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具體的體現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不過，歷史自有其可玩味之處，“諸君子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獨有梅貽琦在身后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先生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著?苛求?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的“異詞”或“謗語”，但卻迄無所獲。這也證明了“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所言不虛。

1948年底，梅貽琦離校那天，當時也在清華任教的吳澤霖教授在學校門口碰見梅，吳問梅是不是要走，梅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辦法保護起來。”葉公超是清華當時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觸比較多，他對于梅貽琦的評價，大致是可信的。

梅貽琦

梅貽琦的選擇，是基于他對共產黨的一種判斷，梅雖然沒有做過不利于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他為了保護學校而保護過共產黨員的學生，從而使學校正常的教學不致受到影響。他不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認同中國共產黨。與諸多當時離開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梅貽琦的選擇更具有代表性，因為他不存在所謂的人身安全的問題，周恩來和吳晗都曾經表示希望梅貽琦留下來，這也代表了當時共產黨的態度。但是梅貽琦還是遵從了自己的判斷，聯想到儲安平“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產黨統治下是可有可無”的話，我們可以說梅的判斷和選擇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于時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調整開始了，昔日的西南聯大中的南開由私立改為國立，并且大力擴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還接受了當時頗負盛名的燕京大學，獨獨清華在這次院系調整中元氣大傷，僅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貽琦在清華建立起來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蕩然無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貽琦由美飛臺，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祖彥回憶。梅貽琦在禮聘教師方面，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務長時，他實際主持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院務。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先生。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即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特別是陳寅恪與趙元任，“一直保持著誠摯的友誼”。

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也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收殮并料理后事的。

學術自由與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里自然蔚然成風，且大大滋養了學生。

梅貽琦

在為數不多的論著中，梅貽琦充分表達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學問范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于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于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擬綱，潘光旦代筆的《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梅貽琦表示，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于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令他憂慮的是，“近年來國內工業化運動的趨勢，似乎過去側重技術之用，而忽略了理論之用和組織之用。流弊所及，一時代以內工業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國大業受到不健全的影響卻是大事。”

1955 年，梅貽琦由美國飛臺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里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臺灣的清華基礎，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于臺大醫院。他逝世后，秘書把他在病中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包封存了。

兩個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參加的場合下啟封。打開提包一看，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非常清楚。

梅貽琦后來葬于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取名為“梅園”，園內有校友集資興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貽琦紀念獎章成為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畢業生的最高榮譽。

德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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