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湘林事跡介紹

記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湘林

徐湘林，男，1955年4月出生于湖南湘鄉，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湘林事跡介紹。1978-1982年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本科畢業，1982-1987年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任教。1987-1995年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求學，獲社會科學碩士和政治學博士學位。1996年回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任教。現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北京大學中國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治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長。從事比較政治學、中國政府與政治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主要開設課程有“中國政治與政府過程”、“政治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中國政府與政治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專題研究”等。其長期從事中國漸進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和政治學本土化研究，提出過中國漸進政治改革五個必備條件和制度空間的解說，以及中國政治研究的政策過程中層理論的分析框架，提倡政治學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并對干部政策改革的民主化進程、政府執行體系從動員型模式向制度化、法治化模式轉型、三農問題和鄉村治理結構性問題以及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與管理等改革議題進行過政策分析和建議。目前研究興趣：轉型危機與國家治理。主要學術成果：“轉型危機與國家治理：中國的經驗”，《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5期。《尋求漸進政治改革的理性：理論、路徑與政策過程》，中國物資出版社，2009；“以政治穩定為基礎的中國漸進政治改革”，《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后毛時代的精英轉換和依附性技術官僚的興起”，《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6期；“從政治發展理論到政策過程理論——中國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層理論建構探討”，《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在北京大學政管管理學院，有這樣一位老師，他畢業于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留校任教五年后出國深造，回國后依然在教師崗位上辛勤奉獻著；他見證了政府管理學院的建立與發展，為學院專業教育、教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就是我們本次采訪的主人公，我們的老師——徐湘林教授。

文革后第一批政治學專業的大學生

出生與五十年代的那一代人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徐老師也是一樣，小學畢業后由于“文革”中父親被打為“走資派”，被迫輟學在家。一年后他的母親終于通過縣里領導的幫助，才上了初中。初中畢業后，在那個講究出身的年代，由于父親沒有平反，他還是無法去念高中，這一次是他的班主任找到教育局領導，為他爭取了繼續學業的機會。徐老師回憶這段求學的歷程時，仍然流露出對恩師濃濃的感激之情。

徐老師高中畢業后當了四年知青和兩年工人，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使本來還在工廠當產業工人的徐老師終于有機會走進夢寐以求的大學。由于當時剛剛撥亂反正，社會上仍然普遍認為學文科“危險”學理工科“可靠”。徐老師開始也是準備考理工科。但等到招生專業目錄公布后，一心想當作家的徐老師覺得理工科的那些專業實在無法引起他的興趣，所以第一志愿填報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同時由于接觸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書籍，第二志愿報了北京大學經濟系。但錄取通知卻被錄取在了北大國際政治系的政治理論專業，真是“在劫難逃”呀。入學后才知道是因為國際政治系有一個湖南籍的老師回原籍招生的時候，把他給招進了本系。

進入政治理論專業（一年后改為“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后，起初徐老師還頗多埋怨，感覺這個專業很不適合自己，隨著學習的深入才對政治學產生了興趣。正巧1980年國家教育部恢復政治學專業，首先在北大國政系78級學生中挑選十五個人組成政治學專業師資班，通過篩選，徐老師成為了第一期政治學專業班的學生。徐老師說，由于是恢復高考，那時同班同學年齡差別比較大，但大家都很珍惜得來不易的大學學習機會，學習都很認真。據徐老師回憶，當時北大的學習環境與現在對比非常艱苦，住房是七個人一間房，四個架子床八個床位，七個睡人，還有一個放東西，非常的擁擠。圖書館自習座位也不足，只能是每個班幾個座位，同學們輪流憑卡去圖書館閱讀。伙食以粗糧為主，完全不能與現在的食堂伙食相提并論。盡管學習和生活上有這樣那樣的不便與麻煩，但大家學習都非常用功，因為好不容易有這么個學習機會，就更是倍加珍惜。1982年畢業時，徐老師推辭去中央機關工作的機會，選擇了留校任教，負責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學。當時教書可用的教學參考資料甚少，只能找到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老教材和從蘇聯翻譯過來的老教材。

出國深造

據徐老師說，出國繼續深造是迫不得已。1982年北大恢復招考研究生，政治學班留校作為師資的人是不允許報考的。后來，和徐老師一起留校教書的同事向系里提出申請，希望能夠一邊教學，一邊攻讀研究生。但學校和系里更希望他們能專注于教學工作。通過幾番努力，系里同意八位教政治學的青年教師（當時被戲稱“八大員”）按年齡排序分批攻讀研究生。當時國家已經開始放開出國留學的政策，年齡偏小還需要等上幾年的幾位教師就有了出國留學的另一種選擇，事跡材料《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湘林事跡介紹》。據徐老師說，出國留學的決定還有其他的原因。當時，北大政治學首開與西方國家學術交流的活動，開始邀請國外學者來校訪問。在被邀請的一些外國教授中有兩位美國教授令徐老師印象深刻。一位是斯坦福大學的阿爾蒙德教授，在臨湖軒進行學術座談會上，徐老師和他的同事第一次聽說到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相關研究。第二位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戴維?伊斯頓教授，他來到北大講政治系統分析，在圖書館會議室連續講了五次課。這兩位大師的現身說法更是激起了徐老師出國留學的愿望和決心。抱著這種求知的沖動，1987年秋天，徐湘林老師如愿以償被加州大學歐文分校錄取，開始學習政治科學，由于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個來到政治系留學的中國學生，戴維?伊斯頓教授主動要求擔當徐老師的導師。

那時的留學之路充滿著艱辛。據徐老師回憶，當時去美國留學只能兌換50美金，這50元美金和機票還是賣了新買的冰箱湊齊的費用。到了美國是兩眼一抹黑，下飛機再坐車到學校就花了20美金。而且到學校報到也沒有國內校方安排的迎新生活動，一切都得靠自己安排停當。經濟上拮據，文化上的沖擊（culture shock），遠比現在出國留學要大得多。那時的留學生活既新鮮又艱難，但也充實了面臨挑戰所產生的堅定與矜持，在80年代的時候，美國政治科學的體系就已趨成熟，新概念新范式已經流行，政治學研究的問題和領域也非常廣泛，但這些對中國留學生來說都還是全新的領域。比如第一個學期就開理性選擇和實證研究的相關課程，老師們的課聽不懂，看閱讀材料像看天書，徐老師只能通過大量閱讀文獻和查詢大量名詞來補充知識，聽不懂就把教授的講課錄下來再聽一遍，大量的時間都花在了“補課”上了。徐老師詼諧地說，那時不用功不行呀，各科成績平均必須B+以上，不然第二學年就沒有獎學金了。

回國后的治學從教之路

獲得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后，徐老師選擇了回國繼續從教。老師說，不為其他，只是覺得學了知識應該回國服務，雖然在美國學習研究八、九年的政治學理論和比較政治學，但最關注的還是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而且北大情結始終于懷，好像當年離開北大出國留學時就已經在記憶中植入了與北大的約定，回北大就是兌現這一約定。回國之后徐老師仍然是個講師，他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對中國政府與政治的教學和研究領域。十余年嚴謹治學，辛勤奉獻，如今的徐老師在這一領域已經確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

當問起老師的學術歷程時，每個課題、每篇文章歷歷在目，他認為做研究就應嚴謹求實，不應只追求發表文章或出版著作的數量。回國之初，國內學術界的熱點是中國的中央-地方關系。徐老師發表了他回國后的第一篇論文“論美國公共政策制定與實施中的中央地方關系”，希望對國內的研究提供經驗參照和理論視角上的啟示。其論文通過地方主義、新聯邦主義等視角觀察美國中央與地方二者間的沖突與合作，以及中央地方關系在政策實施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總結了美國中央與地方關系相互關聯的特點，并解釋這些特點背后深遠的歷史根源和復雜的現實原因，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之后，徐老師將研究視線轉向了國內的政治改革，那時中國成立近五十年，改革開放也近二十年，學界對于中國改革應采取漸進式改革還是激進式改革存在不同意見，在這樣的背景下，老師發表了“以政治穩定為基礎的中國漸進政治改革”，該論文從評述社會中心論和國家中心論對中國政治改革的不同評價和目的爭論入手，認為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評價應該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分析政治改革的政策過程中的問題，合理解釋中國政治改革實踐的規律和評價其成敗得失。論文從政策分析的角度，在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兩個層面對改革實踐進行了客觀的闡述和總結，并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中國領導人為重建統治合法性的理性選擇；改革是以政治穩定為現實目標的；改革的特點是漸進的和累積性的，它是通過一系列政策選擇來實現的。論文還運用理性選擇理論分析總結了作為政策選擇過程的漸進改革得以持續和獲得成就所必須具備的五個基本條件。進而總結分析了當前改革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下所遇到的種種新的挑戰，指出中國當前政治改革的核心課題是如何在政績合法性弱化的同時，通過各項政策和措施維護社會公正，并加快民主與法治的改革進程，建立制度合法性的基礎。最后，論文通過對現行的政治制度框架的容納量，政治體制自身的調整和完善的能力程度，以及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所產生的基本政治要求的總量這三個變量的分析，在理論上得出了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肯定結論。這篇文章被廣泛引用摘錄，時日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

隨后發表的文章“后毛時代的精英轉換和依附性技術官僚的興起”對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政治精英轉換的經歷進行分析。其分析得出三點結論：其一，內在政治動力而不是結構性社會經濟變化成為大規模政治精英轉換的根本原因，高層的政治斗爭和政治需求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二，這一精英轉換基本上是一個政策過程而不是一個社會變革過程，現有的政策執行體制運行的特點決定了精英轉換的方式和結果。其三，依附性技術官僚構成新政治精英的基本特征，新的技術官僚不可能成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此外，文章還分析了動員型執行體制的特點，高指標的執行壓力和非制度化的體制是政治領導人更容易傾向于選擇動員型執行方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政治標準優先的“用人”策略在具體實施中容易產生“政治庇護”制并延伸出官僚腐敗的弊端。

在這之后，徐老師繼續進行對政治改革的研究并不斷完善自己關于基層改革的理論方法，并發表相關文章，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的體制性制約與行政執行體制轉變”、“從政治發展理論到政策過程理論——中國政治改革研究中的中層理論建構探討”、“轉型危機與國家治理：中國的經驗”，等文章。于此同時還就中國與蘇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進行比較研究，多次進行相關的學術報告、講座等。

談到教學，作為本科生的我們非常榮幸在本科階段就可以聽到徐老師講課，在教學調整前，徐老師主要開設課程有“中國政治與政府過程”、“公共政策分析”、“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專題研究”等,均為通選課和研究生選修課程。近年來，學院進行教學方案的調整，徐老師認為政治學本科生應該從一開始就進行一些關于理論與方法的訓練，因此提出為本科生開設“政治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的課程，這項提議通過并納入整體教學計劃中，所以自2009級以后的本科生都有幸在本科階段聆聽徐老師的教導了。

回顧學院發展歷程，深情寄語政管學子

從國際政治系到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再到政府管理學院，徐老師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重建和發展的大部分階段，回國后又同政府管理學院一同走過十年的發展歷程。從專業性較強的系到學院的發展是切合中國國情的發展而變化的，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社會各個方面均得到了發展，中國的政治與政府管理也在不斷發展變化。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需要更多的專業性人才，政治學與行政學為同一學科已經滿足不了時代的要求，政府、政策等方面工作的細分需要更多的知識以及一些跨學科的人才，行政學從政治學中分離大勢所趨。在新世紀之交,王浦劬等教授便提出并策劃建立政府管理學院，學院于2001年成立之后，專業多元化了，就學生而言收益也多了，對于就業而言，比過去單一性的專業空間相對也大些。但是新事物就是一個新的挑戰，對于學院而言，如何整合不同專業的師資與教學力量，不同背景的老師如何合作以及對于學院的行政管理而言都是不小的難題。

徐湘林老師從學生時代至今在政治學相關領域求學、從教三十余載，他無時無刻關注著國內政治學的發展，惦念著北大政府管理學院的發展建設以及在這片沃土上莘莘學子的成長歷程。

“天下為公、報國為懷”是政管人的信仰，體現了政管人傳承北京大學與歷史同呼吸共命運的情懷，也激發了很多青年學子的斗志，于此同時，徐老師希望同學們仰望星空的同時腳踏實地，能夠長期保持求學好進的熱情，同時保持冷靜理性思維的風格，踏實地求學，嚴謹地做學問。立志、求學、探索、進取是老師對我們的期許。

今日北大的求學環境與三十年前已是今非昔比，政府管理學院也已走過了十年歷程，老師見證了這一發展，回望政管十年，從政治學系到學院的發展，專業多樣化了，師資力量豐厚了，在立足本國、放眼世界，求真務實、追求卓越辦學風格中老師希望政府管理學院的明天越來越好。

【采訪手記】

與徐老師約在他的辦公室進行訪談，一進辦公室，我們就被墻邊滿滿的大書架震撼了。目光所及，政治學、行政學、公共政策等的專業書籍無所不包，我們就在滿滿的書籍的包圍下開始了我們的采訪。

徐湘林老師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師，課堂上他侃侃而談、旁征博引讓我們忘卻時間的流逝，采訪時，他坐在那里，讓你感受到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和精神。他給我們一種很親切的感覺。他說話聲音不大，語速平和，語句連貫而清晰。他回憶自己的經歷，就像是講故事，讓人印象深刻；他談到自己的學術生活嚴謹的語調透著其治學從教嚴謹的風格。

言談中，徐老師的博學精專和非凡見地使我們收獲頗豐，政管人應以什么樣的姿態求學？我想，從徐湘林老師的身上，我們可以找到答案。

第二篇：北京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

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負責處理市屬、省部屬和部隊屬企業與其職工之間以及機關、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與其勞動合同制職工之間發生的勞動爭議；處理事業單位人事爭議案件；調處集體勞動人事爭議和群體性突發事件；負責對全市勞動人事爭議案件處理的業務指導、監督以及勞動人事爭議案件處理的業務指導、監督以及勞動人事爭議案件的預防工作；承辦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市勞動能力鑒定中心：承擔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辦公室交辦的有關勞動能力等級鑒定等事務性工作。

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咨詢服務中心：負責有關人事、勞動、社保、就業等政策的咨詢、解答及交辦等，及時處理“市長信箱”反映的相關問題。

市人事考試辦公室：貫徹執行國家、省、市黨委和政府關于人事考試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法規；負責全市人事考試考區、考點的規劃和認定，指導、協調、監督各縣（區）人事考試工作；承辦國家公務員招錄、事業單位聘用工作人員、參照公務員法管理人員過渡、軍轉干部安置及公開（競爭性）選拔干部考試、執業（職業）資格、專業技術任職資格、職稱外語、計算機應用能力等各類政策性人事考試的考務工作；承擔各類人事考試合格證書的制作、發放及信息管理等工作。

舟山警備區隨軍家屬就業管理服務處：負責舟山警備區無工作隨軍家屬登記、就業信息發布、職業指導、技能培訓、就業推薦、人事代理、檔案管理及生活補助費發放等工作。市駐舟海軍隨軍家屬就業管理服務處：負責駐舟海軍部隊無工作隨軍家屬登記、就業信息發布、職業指導、技能培訓、就業推薦、人事代理、檔案管理及生活補助費發放等工作。市勞動監察支隊：負責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進行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宣傳教育；監督、檢查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遵守勞動紀律、法規和規章情況，依法制止、查處違法行為；指導、監督下級勞動監察機構開展業務性工作；培訓和監督勞動監察人員；承擔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工作任務。

第三篇：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本科教學管理的若干規定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本科教學管理的若干規定

為貫徹學院內涵式發展戰略，進一步完善我學院教學管理制度，創造良好的教學秩序，確保教學質量，特就教學管理有關各項工作，作出以下規定：

一、課程設置和教學流程

學院本科各專業、雙學位和輔修專業有關課程設置、教學流程安排，和相應的教學計劃，是學院本科生教學和教學管理的基本制度規范，所有教師和教學管理人員，必須認真遵守，認真執行有關規定。

1.必修課課程申報：學院必修課和專業必修課是課程的主體部分，不得隨意增減。需要調整者，必須由相關系申報，并備齊新設課程教學大綱，說明變更課程的必要性，學院學術委員會批準，報學校教務部備案。2.選修課申報：教師可自由申報，申報教師須準備好申報課程的教學大綱，和相關說明材料，經過系初審，由學院學術委員會批準，有關教師必須到學院學術委員會進行答辯。3.通選課和公選課申報：教師可自由申報，由主管教學院長審核后，報學校教務部批準。4.所有課程必須由有關任課教師提出教學大綱，明確規定該項課程教學和教學管理的各類事項，教學大綱必須經過各系教師會議討論通過，由系主任簽署，報學院教務辦公室備案。5.承擔有關課程教學的教師，必須單獨或合作編寫出版教材，教材編寫出版有關事項，另行規定。6.學院必修課必須組成教學小組，負責課程教學和課程建設，配備A、B、C角教師；專業必修課必須配備A、B角教師。7.本科生課程考試一般采用閉卷考試方式。考試成績由平時成績和期末考試成績兩部分構成；有關任課教師須在期末考試前一周將系主任簽字認可的試卷交學院教務員打印；考試結束一周內，任課教師須將考試成績送交教務員，特殊情況不能提交者，須由系主任批準；考試試卷須同時提交教務員統一存檔。

二、請假制度

所有學院教師，均應按照學院教學計劃和流程承擔教學任務，以履行教師基本職責。教師必須按時按質按量積極認真地從事教學工作，不遲到，不早退，不任意增減授課量，不任意改動授課時間和地點。

1.承擔學院必修課的教師，因特殊情況需要請假者，須提前向學院主管教學院長請假，及時通知上課學生，并在教務員的協助下，安排適當時間進行補課。

2.承擔專業必修課和選修課的教師，因特殊情況需要請假者，須提前向有關系系主任請假，及時通知上課學生，并在教務員的協助下，安排適當時間進行補課。3.必修課一個學期請假不得超過兩次，選修課請假不得超過三次。

三、教學監督和教學評估

為了保證良好的教學秩序和教學質量，激勵廣大教師勤奮工作，由學校和學院組織所有課程教學的教學監督和教學評估工作。

1.由學校統一進行教學評估的課程，按照學校評估結果進行管理。

2.學校沒有進行評估的課程，由學院進行評估，學院遵照學校評估制度的一般安排，由學生自主評估，評估方法采用學校教學評估方法。

3.學院組織離退休教師，組成老教授巡視組，對所有課程進行巡察、聽課和評估，并提出改進教學工作的合理化建議。

4.主管教學院長和教務員有責任對所有課程進行不定期的檢查和聽課。5.由學院教師、全體本科生對主管教學院長和教務員的工作狀況和服務狀

況，定期進行評估，提出批評和改進工作和服務的建議。

四、本科生導師制

根據學校有關規定，學院從2003級本科生開始，實行本科生導師制。本科生導師的主要職責是協助有關本科生選課，指導本科生從事科研工作。本科生導師采用教師自由申報，學院黨政辦公會討論確定；自由申報數額不足，由學院辦公會指定。學院給擔任本科生導師的教師，按每指導一位學生，每學期發放5個工作量的方式，支付報酬。

五、獎勵和懲罰措施

為了保證學院教學管理有關規定得到有效執行，獎勤罰懶，擇優汰劣，激勵廣大教師勤奮工作，全力投入教學工作，提高教學和教學管理水平，特引入激勵約束機制。

1.教師無故遲到、早退，隨意聽課，一經發現，通報批評；一門課程停課四次以上（含四次）者，本門課程學生成績作廢，教師不計算本門課程工作量。2.選修課學生選修10人以下，該門課程本學期暫停開設；連續三學期選課學生不滿10人，該門課程取消，或者更換教師。3.學院根據課程評估結果對教師進行教學獎懲：1）在每學期開學全院教師大會上通報上學期教學評估結果，并張榜公布；2）教師課程評估結果，作為教師聘崗和職稱評定重要參考依據；3）學院對教學評估4分以上的課程任課教師，發放獎金。以4分為基數，獎勵2000元；4分以上，每增加0.1分，增發獎金200元；4）學院必修課和專業必修課，連續兩次學生評估4分以下者，更換教師，并責成有關系對該門課程進行整改；選修課連續兩次學生評估3分以下者，更換教師，或對該門課程提出整改。4.教師師德問題實行一票否決制。教師在教學和學生工作中，一旦發現有師德問題，一經查實，取消有關課程的教學權利或擔任本科生導師的權利。5.主管教學院長和教務員必須忠誠履行職責，熱情服務，接受廣大師生監督，不斷改進工作。

六、本科生教學管理若干規定，經過全體教師討論修改，由學院黨政辦公會最后審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有關規定的解釋權在學院黨政辦公會。

第四篇：林孔湘教授的研究經驗

《農業植物病理學》課程學習材料

林孔湘（1910—1985），福建省閩侯縣人，我國著名的植物病理學家，農業教育家。1929年考進福建協和大學，1934年畢業，即回閩侯縣鄉村師范中學教書。1936年獲留學美國獎學金，進壓歷根尼大學攻讀研究生。1941年1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并受聘于加利福尼亞大學任副研究員。看到祖國災難深重，積弱積貧，他立志為國貢獻力量，遂于同年9月回國。先后在廣東嶺南大學任副教授，教授。1943年至1945年執教于四川大學，云南大學。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重返嶺南大學，1947年任嶺南大學植物病毒研究室主任。新中國成立后，任華南農學院教授，植物保護系主任，是當時華南農學院僅有的四個有博士學位的教授之一。林孔湘一生潛心研究柑橘黃龍病，首先證明柑橘黃龍病源于病毒，首創柑橘繁殖材料熱處理消毒方法；推行“無病蟲栽培”技術，為振興我國柑橘業做出了卓越貢獻。1951年被授予“廣州市模范教育工作者”稱號，1956年被評為“廣東省教育先進工作者”。

1910年5月12日，林家的一個聰明伶俐孩子出生了。這是福建閔侯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全家人的活路就在土地上。家里種了一些莊稼，父親在鄉間兼營小規模的柑橘業。兒子長大后，那片柑橘林就是最好的去處。家鄉的山水之美和果園之樂是他童年生活的美好回憶。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從小便對農業生產，特別是柑橘生產有濃厚的興趣。家庭的貧寒并沒有阻止他對知識的強烈渴求。他很晚才進入鄉間小學念書，而且是用了4年時間讀完全部6年的中學課程。

面臨著沉重的生活負擔，林孔湘不得不中斷學業做鄉村教師。教書之余，把所有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孜孜不倦地學習之中。

功夫不負有心人。1929年，他考入福建協和大學。并獲得清寒大學生獎學金。1934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回到閔侯縣鄉村師范中學教書。

父親的死給了他極大的打擊。父親去世時幾乎無以為葬。全家人的血汗和土地，還有那片柑橘林，都換不來一日三頓！國家的落后和家庭的貧困深深的觸動了他，他開始觀察冷酷的社會現實，一種強烈的民族悲憤在血管里奔流，他發誓要用自己的知識和才華救助中國，振興中國，改變她積貧積弱的面貌。

1936年，協和大學在教務長陳均思教授推薦下，林孔湘經過選拔考試，獲省教育廳公費出國留學。當時中國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華北事變發生不久，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26歲的林孔湘背負著沉重的行囊、抱著振興中華的決心，遠渡重洋，來到大西洋 1的彼岸繼續深造。

他先來到美國亞力跟尼學院學習，一年后順利的轉到舉世聞名的康奈爾大學，受業于世界著名植物病理學專家H.H.懷素教授，主讀植物病理學，副修植物生理學。這為他專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成為他一生中最難忘的回憶。林孔湘晚年的時候，他在遺留下的筆記本首頁寫到：“他（指H.H.懷素教授）教導我怎樣想問題，怎樣做科研，怎樣把科研成果應用于生產；他還教導我怎樣教學生，怎樣做人。我很高興，我沒有辜負他的期望。”的確，林孔湘沒有辜負恩師的深切期望。1941年春獲得博士學位的他，高薪受聘于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任副研究員。

1941年，也是祖國多災多難的一年。日本為了把中國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對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抗日戰爭陷入重重困難。

面對祖**親的痛苦呻吟，林孔湘心急如焚。故土之情，魂牽夢繞。那里生活著兄弟姐妹，那里埋葬著生身父親；哪里有童年的夢幻、青年的立志；那里更需要有時只是去拯救她，去強盛她！海外游子報國心切，林孔湘謝絕了校方的挽留，來不及和同事、朋友打招呼，匆匆辭職，回到了生他養他的祖國。

歸國后，林孔湘先受聘于廣東嶺南大學。1943年先后在四川大學、云南大學和金陵大學任教，同時還兼任過福建省研究員。顛沛流離的生活，讓他更清楚的看清滿目瘡痍的國土和民不聊生的悲慘現狀。科學不一定能救國，但救國不可以沒有科學！

抗日戰爭結束后，他重回闊別兩年的之久的嶺南大學，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47年，大學建立植物病理研究所，他任主任；1948年，植物研究所開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他似乎看到了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希望。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林孔湘和大學生一起，穿著潔白的襯衫，系著鮮紅的腰帶，敲起鑼鼓，扭起秧歌，迎接解放軍進城。那種揚眉吐氣、當家做主的感覺真好！開國之初，生機蓬勃、百廢待興。林孔湘按耐不住內心的無比激動，帶領著學生在科學的崇山峻嶺繼續前行。

全國院系大調整后，林孔湘任華南農學院教授、植物保護系主任。民盟廣東省委委員、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委員、常委。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理事和廣東分會理事長。

“科學工作者必須勇于堅持真理”，這是林孔湘畢生堅持的信念，也是他癡心不改的追求。在幾十年的柑橘黃龍病研究中，他幾經波折，屢遭劫難；然而，泰山壓頂不玩，只要是真理，他從來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柑橘黃龍病是我國華南地區毀滅性病害，僅廣東、廣西、福建三省（區）到80年代已損失1000萬株以上。這種病還在我國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有文獻可查的是1919年萊金（Reinking）的報道。1930年后，黃龍病毒開始從廣東的潮汕地區迅速蔓延。

林孔湘早在大學期間就對柑橘黃龍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解放前就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1941年開始，他數十年堅持不懈地從事柑橘黃龍病的研究。

粵北的冬天還是寒冷的。雖說沒有雪花飄舞、北風呼號，但是氣溫下降、寒氣襲人，迫使人們減少了戶外活動。林孔湘出門了，他要利用寒假，開展柑橘病害的調查。那時候，馬路上跑的公共汽車，燒的不是汽油，而是木炭。林孔湘坐著又破又慢的汽車，從粵北坪石出發，途經粵、閩、贛三省20多個縣，歷時兩個月，行程2600公里，深入鄉村田間地頭調查，首次在福建幾個果園發現柑橘黃龍病。由于抗日戰爭，柑橘產區均已淪陷，研究工作無法展開，直到1947年開始系統研究。這期間，林孔湘無數次深入江西贛州、南豐，福建龍溪、福州，臺灣新竹、員林，廣東潮汕地區，廣西南寧、柳州等地調查黃龍病的發生發展情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在那樣的物質條件下，做如此浩繁的工程，這其中的艱辛和勞苦是難以想象的！

柑橘黃龍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不找出確切的原因，其防治工作就無從談起恰恰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看法不一。我們來看幾種不同的意見：

其一：一位來華工作的蘇聯植物生理學家，到中國后跑了幾個地方，看了幾個柑橘圓，就斷言柑橘黃龍病是水害造成的，只要果樹上山，問題就可以解決。

其二：一批從事柑橘栽培的青年園藝工作者，他們人為黃龍病是栽培技術不當所造成的，只要搞好栽培，問題就可以解決。

其三：福建有個農民勞動模范宣稱自己用砍爛根、剪病枝、換新土、施肥料的辦法醫好了兩株黃龍病樹，這件事轟動一時，被認為“土專家戰勝洋專家”，是“衛星上天”。各地都準備大規模推廣。

其四：林孔湘經過反復實驗，排除了水害、栽培失當等原因，證明病毒是黃龍病的病原：為了使自己的結論找到更有說服力的證據，1951至1953年的三年里，林孔湘每年都用蕉柑、碰柑兩個品種接種病毒，接種樹共有292株，對照501株，接種樹發病率為64%，對照僅為1.6%。帶病苗木少數先發病，既而逐漸蔓延，后來則快速發展，這完全符合侵染性病毒的蔓延規律。

本來，科學研究中或者學術上有不同觀點，是件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學術研究不是單一純凈的色彩，它往往和沉重而撲朔迷離的政治攪和在一起。于是，林孔湘的科研道路變得嚴峻而崎嶇。

林孔湘的“結論”，猶如一世紀起千層浪：反對具有至高無上權威的蘇聯專家的看法，他堅持己見，毫不退讓，因此，被看作為“狂妄自大”。對青年園藝工作者的意見，他據理力爭，用實施辯駁，就被看做事打擊新生力量。對那個醫好了黃龍病樹的農民勞動模范的做法，林孔湘在會議現場，經過仔細觀察研究，直率地指出，那兩株果樹感染的根本不是黃龍病，那位農民的經驗不是治療黃龍病的經驗。這一來，又觸犯大忌，被認為是打擊土專家。一頂頂帽子向他扣來，可林孔湘很“倔”，只要是真理，他絕不會讓謬論半步！

科學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這點，林孔湘心里很清楚。

他一點也沒有放棄。一方面，他積極研究防治黃龍病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他利用各種渠道，包括參加工作會議和學術會議的機會，反復向廣東省農業主管部門、國家農業部提出防治柑橘黃龍病的意見和建議。

1955年12月31號，新的一年如期而至，林孔湘還在不停地忙碌和奔波，沒有時間去體味新年給人帶來的興奮與激動。他又寫信給農業主管部門，建議派專家組來學校考察他的研究成果和觀察柑橘黃龍病的傳染現象，從而研究防治柑橘黃龍病的方針。多么誠懇的肺腑之言！可是這封信猶如石沉大海，毫無消息。

林孔湘看到問題的發展日益嚴重，作為一位熱愛祖國和人民、熱愛事業的科學工作者，怎么會不心焦？同年10月末，他趁赴京參加米丘林誕生百年紀念會之際，向國家農業部建議召開一個柑橘黃龍病防治問題的座談會，并到實地考察。

1956年2月，農業部組織的柑橘黃龍病考察團，到廣東潮汕地區考察。專家們親眼看到了黃龍病傳染和蔓延的嚴重現象，認真傾聽了農民的聲音，并到學校考察了林孔湘的實驗結果，最后肯定了黃龍病乃由病毒所致的研究結論，并采納了林孔湘提出的防治柑橘黃龍病的五項措施。這樣，數年來關于黃龍病的病原和防治方針的爭論，才告結束。

林孔湘在給《南方日報》的一篇文章中寫到，“科學工作者必須堅持真理、勇于爭論，敢于跟那些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作堅決斗爭。在學術爭論中，既然認定自己的看法和論點是正確的，就應該不怕失敗。失敗一次，再來一次，堅持自己的意見。”這就是科學家的風格和品質，也是林孔湘為人和治學的原則。

沒想到，厄運會降臨到這位執著追求真理的科學家身上。

1957年，他和他的助手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們戴著右派帽子下放到粵東農村勞動。但是，他們沒有停止手上的科研工作。在1956年，林孔湘曾率先提出了防治柑橘黃龍病的五項措施：即實行嚴格檢疫、培養無病苗、早挖除病株、加強防蟲、加強栽培管理。為了更好地保證無病苗木的培養，他率領助手在粵東農村艱苦的環境下，進行繁殖材料消毒的熱處理試驗。1958年，首次培育出不帶病毒的柑橘苗木。這個技術創新，在當時國內外

尚未有報道，填補了柑橘病毒學的一個空白。由于政治運動的影響，他的這項成果直到1964年才在《植物病理學報》上公開發表，而且還是得到陶鑄同志的特別關照。這一耽誤就是六年。

十年**中，林孔湘并沒有因環境的惡劣而改變自己的追求，在很多人心目中成了一個“頑固分子”的標本。本來已經早就摘掉了“右派帽子”的他，又被重新戴上“帽子”，派去做最艱苦的勞動，身心受到了嚴重摧殘，研究工作一再被迫中斷。但是，就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林孔湘仍然密切關注黃龍病防治研究工作和黃龍病對廣東省柑橘的危害的情況，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進行這項研究。1975年，他發表了“根除黃龍病及其它柑橘危險性病蟲的途徑和方法”論文，有關部門根據林孔湘的理論和整套技術，培育出一批無病蟲柑橘苗木，經過示范種植，取得了預期效果。這是柑橘病蟲害防治上的一項革命性措施。

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1979年，強加在林孔湘頭上的種種罪名得到了平反，省農業委員會恢復了廣東省黃龍病研究小組的工作，并恢復了他的組長職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風得意馬蹄疾。林孔湘慶幸自己盼來了科學的春天，也迎來了自己人生的第二個春天。雖說不再有當年的身體和精力，可他感到有使不完的勁！他逢人便說：“現在我的生命指日可數，在我有生之日，都要堅持這項工作，直到我生命停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為消滅柑橘黃龍病作貢獻，不達目的死不瞑目！”

此時林孔湘已是暮年，十年**烙下的傷痛使他的身體漸漸衰弱下來。加上1976年，他曾患胃癌，在兩年間先后動了兩次大手術，整個胃和脾臟已全部切除，他靠著用腸做的假胃來維持生命。拖著極其虛弱的身體，懷著對科學事業一片赤誠之心，林孔湘奔走于粵、桂、閩三省區柑橘產地，到處開講座，推廣他的技術，促進各地區廣泛建立無病蟲苗圃。他撰寫的《柑橘無病蟲栽培》一書，被農業部出版社定為特急件付印；北京科教制片廠將他的研究成果拍成科教片，向全國各地普及和推廣。

一個年近70的老人，且曾患癌癥，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干工作，這是一種怎樣的頑強意志，一種怎么養的高尚品質？！

1981年6月，林孔湘意外的收到了C.N羅惠斯徹爾的一封信。這位美國柑橘病毒專家在信中寫道：“你在柑橘黃龍病熱處理工作上的卓越貢獻，是對我的檸檬碎葉病毒和其他柑橘病毒熱處理工作根本行的啟發和鼓舞。”林孔湘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在遙遠的大洋彼岸的美利堅收到了青睞，被美國植物病理學界譽為柑橘病毒學上的一個創舉。在加利福尼亞的法律中鄭重寫道—柑橘苗木未使用這種消毒方法處理是不準出售的。

1983年4月，美國加利福尼亞洲立大學教授C.N羅惠斯徹爾，應農業部邀請來華講學。他專程來到廣州拜訪了林孔湘。他對林孔湘說：“我看到了你那篇柑橘接穗芽條熱處理的文

章，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因為那段時間里我們用過的柑橘病毒病熱處理的種種方法全都失敗了，正處于絕望的境地，佛州的兩位柑橘病毒學家者也同樣遭到失敗，并斷言用熱處理方法消除柑橘病毒是不可能的。看到你的文章的英文摘要，我頓時感到又有了希望，后來按你的方法實驗，果然獲得成功。”聽了他的一席話，林孔湘心潮澎湃，回想曾付出的一切，不禁濕潤了眼睛。他的研究成果至今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防治黃龍病的“柑橘無病蟲栽培”新技術，也未得到很好的推廣，卻被國外國所采用，并以法律保證其推廣。

林孔湘感慨萬千，夜不能寐。他提筆給《羊城晚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懇切陳辭《不要忽視自己的科研成果》。信中說：“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一言以蔽之，無非是盲目崇洋和瞧不起自己而已！”“我國的科學技術是注定要落后在外國后面嗎？我們中華民族的氣概到哪里去了？”4月29號，《羊城晚報》頭版頭條發表了林孔湘的信，還配有著名評論專家微音寫的評論。接著，《人民日報》、《福建日報》、《福建科技報》、民盟《中央盟訊》等報刊競相轉載。讀者來信象雪花般向林孔湘飛來，對他表達敬佩之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林孔湘深感欣慰。他又和往日一樣，全身心地投入了科研和推廣工作。

1983年9月19日，一篇出現在《羊城晚報》頭版頭條的文章《愛國赤誠 催人淚下 林孔湘立遺書舍命治“黃龍”》，再次喚起了人們對林孔湘深深的敬意。

事情是這樣的：1982年秋天，林孔湘應邀赴廣西、福建考察柑橘病害，禁不起旅途勞累，回學校后重病一場。在病榻上，他給廣西區領導同志寫信，對當地柑橘生產提出許多具體建議。一年來，他的“無病蟲栽培技術”，已在這里迅速推廣。這次他再赴廣西，是給廣西農墾系統講習班作柑橘無病蟲害技術報告。此次遠行，他瞞著家人，悄悄地把“遺書”托付給華南農學院副院長李沛文教授。一位科技工作者得知此事后，感激至深，含淚揮毫，向《羊城晚報》反映了上述情況。

第五篇：徐培林烈士事跡簡介

徐培林烈士事跡簡介

徐培林烈士，1902年10月生于張金祝華村，1925年春參加革命，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張金早期農民運動的組織者之一。

1928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農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襄河、荊沙地區的農民運動在劉赤生的領導下，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并成立了江陵縣張金蘇維埃人民政府。徐培林任人民政府的政治指導員。

徐培林烈士就像一粒生命力極旺盛的種子，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開花、結果。根據黨的指示，為了開辟張金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張金農民武裝，徐培林不分晝夜走村串戶，宣傳、發動、組織群眾，并在張金河范圍內如土地口、易家口等地組織成立了農民協會、自衛隊、兒童團、婦女會等，號召廣大農民積極行動起來，收回土地，宣布誰種地、誰收糧，要求平均土地，不準地主收租徐培林還帶領這些協會會員手持梭鏢、大刀、魚叉、鳥銃等武器，向反動封建勢力示威，向地主武裝、土豪劣紳宣戰，當時在張金河形成了土豪劣紳聞風喪膽，農民群眾揚眉吐氣的大好形勢。

可是在全國的農民運動日益蓬勃發展的時候，由于我們黨內當時執行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致使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被反動勢力鎮壓下去，張金的農民運動也不例外，地主武裝殺氣騰騰，土豪劣紳卷土重來。為了減少損失，保存革命力量，上級黨指示徐培林迅速組織部分骨干分子隨部隊轉移，可徐培林卻說：“張金河這地方我熟悉，就讓我留下來吧！”就這樣大部隊北上抗日去了，徐培林卻志愿留在了白色恐怖籠罩著張金河，繼續帶領群眾同黑暗的勢力作斗爭。

國民黨反動以及地主武裝勢力卷土重來，氣焰十分囂張，他們揚言對共黨分子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個”，徐培林在這血腥風的日子里，冒著隨時都有殺頭的危險，白天干著農活，夜晚走村串戶，繼續組絹農民群眾同反動勢力作斗爭。

1931年春的一天，國民黨地主武裝號稱薛司令的夜晚俞襲了祝家溝，由于偽保長周作華告密，徐培林不幸被捕了。

在獄中，徐培林始終堅貞不屈，保護了共產黨人的氣節，沒有向敵人屈服，沒有向敵人彎腰。首先對付的是敵人的嚴弄烤打，敵人把徐培林吊在張金河天主教堂的大梁上，幾個匪徒輪番用竹條抽打他，徐培林被打得遍體鱗傷，鮮血淋漓，仍然一身傲氣，鎮定自若，敵人沒有辦法，又把徐培林放下來，用坐考慮凳、竹釘釘指甲等酷刑來逼他屈服，讓他說出地下組織的情況。徐培林幾次昏死過去，敵人又幾次用冷水潑醒他。醒來后的徐培林仍然是怒目而視，只是說：“我什么都不知道！”匪首見硬的不行，就來軟的，他親自給除培林綁，裝著很和善地說：“只要不幫共產黨，你要什么給你什么！”徐培林鄙視地一笑，說：“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共產黨的事我都知道，要殺要剮由你們，但你們休想從我嘴里得到一個字。”敵人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酷刑，一次次利誘都沒有動搖徐培林的意志，喪心病狂的匪徒準備殺害共產黨人徐培林。

1931年正月十五，天陰沉沉的，風冷溲溲的，敵人把趕集的群眾都逼到張金河天主教堂的禾場上，準備屠殺共產黨人徐培林。這天徐培林手戴鐵銬，腳套鐵鏈，出現在廣場上，他昂首挺胸，面帶微笑，環視了一下在場的群眾，用激昂的聲音講道：“父老鄉親們，共產黨是殺不絕的，國民黨反動派一定會滅亡，中國革命一定會勝利！說完又轉過頭來怒視匪首，高喊道：”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共產黨萬歲！“匪徒們嚇壞了，趕忙拿出大刀砍下了徐培林這顆永不屈服的頭顱，慘無人道的劊子手還剖開了烈士的肚子，挖出了烈士的心肝。

人民的好兒子，不屈的共產黨人徐培林，為了勞苦大眾的解放，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那年他才29歲！

烈士墓前的誓言

靜靜地佇立在徐培林爺爺墓前,用心默默祭奠這位長眠地下的先烈.任淚水縱流,匯成綿綿“心雨”；讓思緒放飛凝成縷縷“哀思” 我們似乎看見白色恐怖的歲月里，徐爺爺冒著生命危險，四處奔波秘密從事地下工作的身影。

我們似乎聽見寒風凜冽的刑場上徐爺爺面對敵人的屠刀，慷慨激昂，高聲呼喊：“要殺要剮由你們，共產黨萬歲”的聲音。

我們清楚：今天的生活是幸福的。

同時我們又深知；這幸福的生活是來之不易的。

讓我們舉起右手，在這清明時節，在徐爺爺墓前莊嚴宣誓：

1、珍惜幸福生活，勤奮學習，不斷進取，勇于開拓。

2、緬懷先烈遺志，為中華繁榮而讀書而生活。

3、繼承革命傳統，團結互助，艱苦奮斗。

4、學習英烈精神，直面困難，挑戰挫折。

宣誓人：劉譚明慧

二0一0年四月二日

在烈士墓前的講話

尊敬的領導、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又是一年清明時。清明是中國人民傳統的掃墓、祭祀先人的日子。在中華民族特有的寄托哀思的日子里，我們張金中學的師懷著沉重的心情，來到烈士墓前，緬懷革命先烈。

這里，就躺著這樣一位英烈。他就是徐培林爺爺。他于1925年參加了革命，同年七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血雨腥風的日子里，他帶領張金人民同反動派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1931年春，他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敵人用盡了種種酷刑，得到的只是一聲聲堅定的回答：“我不知道。”最后，國民黨惱羞成怒之中，喪心病狂的殺害了徐培林爺爺。

此時，和風輕指過面頰，如母親的手在溫柔的撫摸，沐浴其中，或許讓你感到生命的新鮮與快樂。生命，永遠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充滿革命激烈的名言成為許多熱血青年的座佑銘。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扮。”或許更能震撼人的心靈。的確，誰不熱愛自己的生命？

然而矗立在我們面前的烈士豐碑，訴說著英雄們光榮而無悔的事業，歲月早已在它身上記得下斑駁的印記，讓我們無法不回想起那段滄桑沉重的往事。憶往昔，在血雨腥風的戰爭歲月里，中國大地上眾多英雄兒女不屈于外來侵略的壓迫，不屈于反動統治階段的血腥鎮壓，不屈于風霜雪雨的艱苦磨難，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赴湯滔火，舍生取義，用他們寶貴的青春和熱血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是永遠值得我們尊敬的楷模。

今天，當五星紅旗飄飄揚在祖國上空，當你想到國土下長眠的英靈時，我們每個人的心里都聳立著先烈的豐碑，我們深深懂得，是他們的鮮血激活了祖國的山川河流，是他們的忠骨養育了神州的殷殷花朵。

親愛的同學們！我們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肩負著祖國現代化建設的重任，雖然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隨時有艱險和困難，但我們要永遠銘記和頌揚革命先烈的拼搏精神，隨時迎接困難的挑戰。

大地肅穆，綠水長歌。我們一定不辜負烈士們的遺愿，踏著烈士的足跡奮勇向前，為祖國的強大和社會的和諧作出應有的貢獻！

謝謝大家！

七（2）班

蔡子娟 201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