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關鍵點是穩健

文章標題：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關鍵點是穩健

摘要：

面對中國經濟快速改革要求的壓力，采取何種改革策略以及方式，實際上成為目前中國經濟改革的首要問題。改革不是革命，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關鍵點是穩健。

關鍵詞：中國經濟改革穩健

現在許多受到西方經濟學熏陶的學者，使用經典的西方經濟學框架來套中國目前經

濟運行中出現的種種情況，其中不乏焦躁的成分，顯然不能完全說明或詮釋現在中國經濟的一些現象，也就無法準確地提供解決之路。而傳統的蘇東經濟理論，也無法支持或者幫助中國這部經濟巨擎機械更好地運行。應該說，典型的西方經濟學和蘇東經濟理論單獨運用框套目前中國經濟都會犯下以偏概全的毛病。

中國經濟的核心動力來自于改革。我們的改革方式采取的是“先定框架，再在實踐中逐步完善”的方式，也就是傳統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語）。這種方式既有別于西方一些學者所認為的中國改革是“漸進式”的模式，也有別于蘇東的“爆炸式”模式，而且是中國特色——由強力政府自上而下進行自我設計，并在微觀讓市場充分自主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充分保證了中國市場經濟化改革的健康、穩妥進行，確保了中國迅速成為世界新興的大型經濟體。由于事先計劃及設計總會被快速發展的實際所突破，在沒有充分認清這些預先設定的框架被突破的根本原因之前，中國政府總是要穩一穩，從而顯得中國政府在一些經濟領域開拓不足卻謹慎有余。但是從實踐上看，原蘇東地區經濟改革出現嚴重挫折，以及拉丁美洲經濟改革陷入混亂，使這些國家不得不對改革進行改革（Reformtoreform）的前車之鑒，仍是中國經濟極力避免的嚴正問題。

目前，有關中國經濟過熱問題討論很多，諸多學者對房地產以及股票散戶投資者過于龐大表現出了極大的擔憂。這種擔憂與目前困擾中國政府的人民幣匯率問題連并成了目前各派經濟學者認為最有可能使中國經濟泡沫化的區域。事實上，這種擔心有其道理，但這些分析由于受到單純的經濟學眼界限定，使其很難反映這些事件的整體面貌。經濟總是與政治相聯系，是有著“有此必然有彼”的密切關系的，一句話是一個事物的兩端，“一條線上的螞蚱”。拋開中國與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的國際交往，世貿與中國等等背景，討論目前中國經濟是否出現泡沫化，并急于向中國政府拋出種種改革方案或應對措施，不免會陷入兩個預設的“成見”。第一是陷入目前以美國為首的8國集團頻頻向中國施壓放開匯率的“成見”而迎合了大國需求。顯然，以目前中國政府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和所做各種準備而言，過早放開匯率，將會導致嚴重后果，這也是目前許多諾獎學者支持的看法。第二是陷入在下放權力后，再回收權力，這有點象國企改革時走過的老路的“成見”，這種作法顯然是用一種單一手法對由復雜原因造成的問題進行處理一樣。快刀亂麻的結果是，本來可以理順后可以織布的麻，卻只能當作建筑用的下腳料。這與中國改革初衷在方向上發生了改變。當然我并不反對市場無法起作用時，使用政府權力，但必須有限度，明確限定在公共領域。實際上，中國經濟改革所有問題根源在于中國的政府等非經濟部的“無影腳”踩住了市場的“無形手”，解決這個問題顯然想畢其功于一役有點天真與可愛，而遲遲不見行動或者動作遲滯將會使機遇擦身而過。

不論世界形勢風云變幻，我們對世界的主流判斷是正確與科學的，和平、發展、和諧是當今世界的三大主題。盡管在局部會出現種種問題，但通過中國改革成果不斷轉化成世界經濟動力和中國政府的斗爭與爭取也是可以消除消極影響的。因此，在這難得的國際形勢下，中國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斬斷無影腳”，讓“無形手”充分發揮作用。這是一個龐大的改革一攬子計劃。而且這更需要由政府自上而下進行設計和推動，以保證社會結構的根本穩定以及保持上層建筑的方向。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講，就是要對上層建筑進行修補完善，以適應正在快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的需要”。這種主動性改革不是革命，自然要循序漸進。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農民工地位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正在逐步加以解決，中國政府對經濟問題的改革方向和決心是搞對頭的，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時間上的耐心，并保持務實的期望而非浮躁的動物性賺錢帶來快感的“跟著感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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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國經濟改革

堅定的改革執行者既要破除陳規陋習的阻礙，又要解決自己思想意識深處舍與得的矛盾，同時還要擔當歷史和社會賦予的責任。

被稱為“最后一個計劃經濟堡壘”的鐵道部，在共和國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運輸部;食品安全監管領域“九龍治水”的局面，被新組建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破題;互聯網飛速發展催生的復合多媒體方面的服務與管理，因廣電總局與新聞出版總署的合并而獲得全方位覆蓋。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對自己“動手術”，具體到相關部門，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對象，因此容易形成“壯士難以斷腕”的局面。政治學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員會不斷膨脹，每個人都很忙，但組織效率卻越來越低下;其次，面對擁有的權力，官員希望增加部屬而不是對手，因此在選人用人時，一個官員會選擇兩個不如自己的屬下，以此類推，就會產生新的“庸政”和“懶政”。當下的政府改革簡政放權，大原則已然形成社會共識，但在具體落實中，依舊需要對這樣的情況保有警惕。

精簡部門的改革，如何避開行政人員“膨脹—精簡—再膨脹”的世界性行政機構改革難題?改革后怎樣有效提高政府服務效率?權力該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預防獲得管理權力的行業協會等滋生新的官僚主義?這些問題歸結為一句話，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問題。政府職能改革方案出臺后，應有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確各個政府機構的權責界限、人員規模、經費預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擴張沖動。同時，應結合現實中的種種案例，查找政府職能的縫隙盲區，厘清社會管理的交叉點和重合點，提高對權力部門工作效率的監管，保證各職能部門責任上的無縫融合。

其次是“改革執行者”。機構職能重新劃分帶來的陣痛，必然要平攤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還給市場和社會，不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識和自我割舍的犧牲精神。堅定的改革執行者既要破除陳規陋習的阻礙，又要解決自己思想意識深處舍與得的矛盾，同時還要擔當歷史和社會賦予的責任，這樣的素質關乎改革的成敗。

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開宗明義：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本屆政府任期內還將削減行政審批項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見，政府對自身的改革沒有“過去完成時”，只有“現在進行時”，而跨越一個個“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險灘，實現民富國強，既要一往無前，又要冷靜審慎、科學應對。(武雪梅)

第三篇：中國經濟改革刻不容緩

中國經濟改革刻不容緩

英國《金融時報》 歐陽德 北京報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隨著快速而不均衡的增長給中國政府、銀行和企業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實施關鍵經濟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與以往相比，IMF有關中國經濟的最新報告的警示意味更強烈。報告稱，中國日益迫切需要轉變其嚴重依賴信貸和投資的增長模式。

IMF表示，中國現有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正在制造脆弱性”，同時“盡管中國仍有抵御沖擊的有效緩沖器，但安全邊界正在逐漸消失”。今年3月上任的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已誓言加大改革努力，但尚未采取任何重大舉措。

IMF表示，有必要采取“一輪果敢措施”，以確保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成功。該機構補充稱，當務之急是“遏制整體信貸增長，阻止金融行業進一步累積風險。”

中國社會融資總量的存量（衡量經濟中信貸總量的一種標準）自2009年初以來增加60%以上，顯示杠桿率上升，導致資產負債表狀況惡化。IMF表示，尤其令人擔心的是，這些信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非傳統的金融體系安排的。

“再加上增長放緩，這不能不令人發問：這是可持續的前進道路嗎？”IMF亞太部副主任馬庫斯?羅德勞爾(Markus Rodlauer)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6月，中國曾爆發一場“錢荒”，原因是中國央行不愿注入流動性，引發銀行間利率飆升，信貸市場短暫凍結。IMF表示，這場流動性緊縮顯示，中國央行有意遏制信貸擴張，抑制風險較高的放貸形式。但羅德勞爾表示，中國需要通過加快解除利率管制，來解決導致市場扭曲的根源問題。中國推動其經濟轉向消費拉動型模式的努力最近遭遇挫折。2011年，消費曾成為大于投資的增長貢獻因素，但2012年底的一輪小規模刺激逆轉了這個趨勢。IMF表示，“朝向在更大程度上基于消費者的經濟的決定性轉變尚未發生。”

IMF還對中國政府的實際債務水平發出警告。據IMF測算，若計入政府融資工具和預算外基金的債務，去年“實際政府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羅德勞爾表示，盡管這樣的債務負擔仍是可控的，但政府在財政上的回旋余地小于以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出臺了巨大的刺激方案，推動了經濟增長，但也引發債務激增。隨著中國經濟再度放緩，一些地方官員和企業呼吁推出新一輪刺激。IMF敦促中國中央政府繼續抵制此類呼聲。IMF預測，中國經濟今年將增長7.75%，明年將增長7.7%，這兩個預測都處于區間高端。但IMF表示，其預測面臨的下行風險在近幾周有所增加。譯者/和風

第四篇：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

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及應對

策略

學生姓名朱子敬

學號2120131512指導教師彭鴻斌

專業班級應用經濟學13研1班

學院管理與經濟學院

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及應對策略

摘要：1978年鄧小平創導的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與實踐探索，引領中國走上了一條堅持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強國道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經濟30年來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快速增長，國際地位明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是30年來中國經濟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改革緩慢、基本經濟制度不夠健全和鞏固、收入分配不均等，這些問題對中國經濟產生極大的威脅，嚴重干擾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穩定地發展，中國急需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來破除這些問題的干擾，使中國經濟能夠保持持續快速的增長。經過30多年的改革，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中國經濟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研究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的問題和難點，并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政策舉措。

關鍵字：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經濟體制、政府

一、引言

1978 年 11 月，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在三十年來以 9%的速度持續增長，經濟的高速發展讓全世界矚目。中國在經濟領域先后超過了俄羅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近期有可能超過德國。中國如今持有的外匯儲備達到了兩萬多億美元，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的頭銜已經非中國莫屬，還有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拋錨過的中國經濟快車，歷經了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前后的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日本、意大利被金融海嘯波及的悲慘境遇下，中國經濟卻沖破了各種金融的驚濤駭浪，沒有收到嚴重的沖擊。

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不可企及的，在經歷了最近一次的金融海嘯洗禮后，中國經濟依然能夠逆流而上，這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韌勁和巨大潛力。然而在這種種驚艷表現的后面隱藏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與能源消耗，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環境惡化嚴重，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三農問題日趨嚴重、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多加大，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緩慢，投資過熱而消費過冷，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貿易順差過大等，這些問題嚴重威脅中國經濟，再拖下去，勢必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引爆中國的經濟危機。因此，中國必須繼續推進經濟改革，積極培育市場經濟體系，以保證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地增長。

二、中國的改革歷程

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概可以分成五個階段：

1.初始改革階段。這一階段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結束。這一階段改革的目標模式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改革的重心在農村，農村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此相配套，實行了農產品調價、發展多種經營和集市貿易等措施。該階段，首先是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然后在1982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規定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2.全面改革階段。該階段從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到1989年“**”**結束。這一階段改革的目標模式變成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模式和“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模式。這一階段，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由改革微觀轉向改革宏觀，由經濟領域擴展到科技、教育、文化、衛生、政治領域，改革進入了全面推進階段。

3.曲折改革階段。該階段從1989年“**”**開始至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結束。這一階段，改革的目標模式是：“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這一模式提出后，理論界堅持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的思潮重新活躍起來。與此同時，在實際工作中，一些部門出現了用行政計劃替代市場的現象，改革的市場化進程明顯受阻，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

4.深化改革階段。該階段從1992年 “南方談話”開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開結束。這一階段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該階段，對國有經濟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進行了戰略性調整，特別是把非公有制經濟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經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放開了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建立了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加快了要素市場的培育步伐，尤其是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有了長足發展。

5.攻堅改革階段。該階段從2002年十六大召開開始，迄今尚未結束。這一階段比較容易的、淺層次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改革進入了比較困難的、更深層次的改革階段。這一階段改革越往前推進，難度也越大。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績：經過這些階段的改革，我們取得一些可喜的成就。

首先在制度方面，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已被基本廢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業已確立，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基本形成，市場體系初步建立，商品和服務價格改革基本到位，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宏觀調控體系初步建立，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

其次在經濟發展方面，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改革開放30年，我國年均經濟增長9.7%，而世界經濟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長；綜合國力極大增強，2013年和1978年比，我國GDP由3645億元增加到56.8萬億元，在世界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2007年和1978年比，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7元提高到13786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3.7元提高到4140元，二者平均年增長7%左右.三、中國經濟改革存在的問題

1.制度方面

（1）基本經濟制度不夠健全和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雖然已經確立，但仍不夠健全和鞏固。一是國有經濟比重過大、戰線過長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二是集體經濟不斷萎縮；三是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種陳舊觀念、錯誤理論還沒有得到完全清除。

（2）市場主體沒有完全到位。一是國有企業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大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國企產權改制方式不規范，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二是非國有企業包括個體私營企業機制不健全，經營不完善，國民待遇未能落實；三是農戶作為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沒有得到充分落實；四是大部分國有部門的職工和一部分農民的勞動力沒有進入市場。

（3）市場體系不健全。一是商品市場發育不健全；二是生產要素市場特別是金融市 場、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發育滯后；三是市場封鎖問題嚴重，全國統一市場尚未形成；四是市場壟斷現象突出；五是市場風險防范機制不健全；六是市場秩序紊亂，市場中介組織建設和市場法制建設亟待加強。

（4）分配體制改革滯后。一是財政支出結構與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不相適應；二是同一部門、同一單位內部平均分配現象依然嚴重；三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過大；四是勞動收入所占比重過大，按多種要素貢獻參與分配收入所占比重過小；五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5）政府改革緩慢。一是政府仍以“全能者”自居，對經濟無所不管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二是政府重私人產品生產，輕公共產品生產和科教文衛事業發展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三是政府重微觀管理，輕宏觀管理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四是政府以直接管理為主，忽視間接管理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五是政府行政層級過多，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一系列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

（6）對外開放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利用外資和外國先進技術的質量不高；二是對外開放的步伐不均衡，尤其是西部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步伐過緩；三是在“請進來”的同時，未能很好地實行“走出去”戰略；四是政府各級部門及各類企業適應世貿組織規則的能力有待提高；五是對外開放過程中的經濟風險防范機制亟待建立。

2.經濟方面

（1）經濟增長相對較快，經濟發展相對較慢。一是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遠遠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二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得到根除，特別是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業化水平。三是我國產業結構雖然有了較明顯的變化，但第三產業的發展落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四是國民經濟雖然獲得了高速增長，但整個社會卻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如居民的生活質量低下、嚴重的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等。

（2）政府投資相對較熱，民間投資相對較冷。我國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存在冷熱不均的現象。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推動的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國有企業、國立大學的投資是相對過熱的，而民營企業部門的投資大部分是過冷的。，雖然改革開放已經過去了30個年頭，我國政府依然控制著2/3的物質資源和資金資源。

（3）國力增強相對較快，人民生活改善相對較慢。改革開放30年來，盡管我國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較大的增強與改善。但相對而言，國力的增強要比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快一些。例如，2007年和1978年比，國家的財政收入由1132.3億元增加到5.13萬億元，增長了45.3倍；而同比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了40.1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長了31.0倍。

(4)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相對較高，精神和政治生活水平相對較低。由于目前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總體上仍然處于溫飽有余富裕不足的小康階段，所以人民群眾的所得不得不主要用于滿足維持生存需要的物質消費，而不能更多地從事精神消費。至于政治生活，雖然人民群眾享受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比改革開放前多得多，但由于政治改革嚴重滯后，致使人民群眾的政治需要難以得到應有的滿足。

四、中國的應對策略

1.調整改革重心。在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應該盡快把改革的重心從經濟基礎領域轉向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領域，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及社會文化體制。

2.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最終是要進行政治改革，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言：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3.轉變改革方式。過去30年奉行的循序漸進的改革方式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新時期改革面臨的任務和呈現的特征表明，繼續重復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將難以再現以往的輝煌。因此，借鑒國內外改革的經驗教訓，在改革方式上，應該把總體上的漸進與局部的激進結合起來，使改革既不操之過急，又不裹足不前，確保改革能夠在短期內取得重大突破，縮短改革周期，降低改革成本。用鄧小平的話說:改革的膽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4.提高執政黨的改革能力。改革既是一門復雜的科學，又是一門高深的藝術。改革者的能力決定著改革的成敗。我國的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自上而下有序推進的。因此，新時期，我國的改革能否成功，關鍵取決于執政黨的改革能力。由于與初期的改革相比，攻堅階段的改革更具復雜性和藝術性，因此迫切要求提高執政黨的改革能力。

五、參考文獻

1.王小魯、樊綱、劉鵬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增長可持續性[J].新華文摘

2.朱曉青：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J].新視野

3.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4.張宇: 科學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J]·經濟學動態

5.徐長玉: 當代中國經濟制度分析[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第五篇：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

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

——縣際競爭與成渝經濟區發展問題

摘要：張五常提出，縣際競爭是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激烈的縣際競爭促使市場經濟價格體制的建立，能有效避免租值消散。從縣際競爭的角度看成渝經濟區發展問題，希望可以在“十二五”規劃的背景下，探尋西部經濟的發展模式。

關鍵詞：縣際競爭約束競爭合約成渝經濟區

中國經濟改革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幾乎處于相同的步調，理論引導著改革實踐，而實踐又不斷為理論注入新鮮血液。張五常是為中國改革引入科斯理論的第一人，他的產權、合約理論與科斯一脈相承，在經濟改革的潮流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要從縣際競爭的角度看待成渝經濟區的問題，必須先從《中國的經濟制度》中的相關概念、理論說起。

一、縣際競爭與約束競爭合約

縣際競爭是指市場經濟條件下地理位置鄰近的縣級行政區政府圍繞改善基礎設施、制度環境、人文環境等非流動經濟要素、吸引資本、勞動等可流動經濟要素而展開的競爭，培育要素在當地的“根系”，使之扎根當地，其目的是通過吸引資本、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以及爭取上級特殊政策以盡可能提高本行政區居 民的福利和人均收入，促進轄區經濟增長。

“中國的地區從上而下分七層…...這七層是從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約串連起來的。上下連串，但左右不連。地區競爭于是在有同樣承包責任的地區出現，即是同層的不同地區互相競爭。”縣際競爭雙方處于不同承包合約的同一層次，這種合約安排使縣際競爭具有一些特點，比如縣級行政區的界限、競爭激烈等

所謂“縣際”，也就規定了這種競爭的界限是縣級行政區，縣際競爭不是簡單的區域競爭，原因在于使用土地的權力。土地對發展中國家很重要，在農業、工業、房地產等經濟層面都是極其寶貴的稀缺資源，土地的利用效率可以直接決定經濟發展狀況。因而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鎮、省而是在縣，從土地的使用權對經濟的作用來看，縣際競爭比一般情況的地區政府競爭更有現實意義。

“競爭”來源于資源的稀缺性。阿爾欽提出，任何社會，只要有稀缺，必有競爭，而決定勝者與負者的規則可以闡釋為產權制度。從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出發，每個經濟人都在極力使用稀缺資源來滿足需要，如果競爭是無序的、混亂的，那么會產生租值消散，消散的租值其實就是實施不完善制度而產生的制度費用。產權界定是保障競爭有序進行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從約束競爭的角度來說，產權界定下的權利制度安排可以看成是一組合約，稱為約束競爭合約。

縣際競爭最激烈。因為縣級政府決定經濟發展的實際權力相對較大。而且，在同一個省或市政府轄區內，縣與縣之間的競爭具有較強的可比性（地域的邊界、權力的邊界均比較清楚、所擁有的條件也比較清楚），縣領導干部的政治前途（如在政績考核中，排名靠前的縣，其主要領導可以進入到高一級政府黨政班子的常委）、縣財政的松緊、縣領導干部的經濟收入（招商引資提成、經濟發展獎勵）等都與縣域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縣級政府在許多方面具有商業機構的特征。

二、成渝經濟區現狀分析

2009年7月，國家發改委在成都召開了編制工作會，會議初步商議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將涵蓋四川的15個市和重慶的31個區縣，總面積是20.61萬平方公里，人口9840.7萬，GDP總量1.58萬億元。其中重慶除了一小時經濟圈的23

個區縣外，還有渝東北的萬州、梁平、豐都、開縣、墊江、忠縣、云陽和渝東南的石柱八個被納入了成渝經濟區，整個成渝經濟區涉及的重慶幅員面積是1.15萬，占37.56%，占重慶人口2380萬，占重慶總人口的62.5%。

成渝經濟區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具有自然條件優勢，長江及其支流貫穿整個經濟區直接帶來交通優勢，另外勞動力資源豐富、幅員廣闊、西部科學技術中心等優勢也讓經濟區具備了發展成為增長極的可能條件，“十二五”規劃堅持把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優先位置，給予特殊政策支持，發揮資源優勢和生態安全屏障作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成渝經濟區在西部經濟發展中具有領跑者的地位，無論從經濟區自身優勢條件還是外部經濟環境來說，在這樣的機遇下，成渝經濟區極有可能成為全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帶領力量。

成渝經濟區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由兩個經濟中心構成的雙核經濟區，而且成都和重慶在行政單位上來說處于不同地位，重慶直接受制于中央而成都則屬于四川省政府的管理范圍，正是這些獨特又為成渝經濟區的發展帶來一些問題。

首先，成都和重慶是相同經濟區內相對獨立的兩個經濟中心，二者之間存在競爭，如果沒有區域間的協調合作（實際上確實也很少），從理性人的角度出發，惡性競爭是可能存在的，比如重復建設帶來的資源浪費問題，那么如何規范這種競爭？怎樣安排制度來約束競爭呢？

約束競爭的權利結構可以分為四類：第一、以資產界定的權利，也就是私有權，對成都和重慶兩個獨立個體來說，私有權的界定是清晰的，這種界定以行政界限為基礎；第二、以等級界定的權利，雖然二者的行政等級不一樣，但是不存在誰附屬于誰的問題，所以沒有經濟單位等級的高低之分；第三、通過法例管制，這類權利結構的主體是中央政府；第四、受風俗或宗教約束，對成都和重慶來說，這類權利結構的比重很小。私有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作為獨立的兩個個體來說，成都和重慶擁有各自區域內各種資源要素的私有權，但是作為成渝經濟區，二者卻是一個統一的市場主體，是否需要重新界定產權呢？就目前來看，經濟區內要素沒有達到自由流動的狀態，無論是人力資源還是資本，在政府之間的競爭下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如果有第三方作為經濟區的要素所有者，成都和重慶維持一定的產權也許可以解決要素流動的部分問題，中央政府或者非政府組織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其次，市場競爭行為導致的負外部性的監管主體缺位或大大弱化。市場競爭過程中，企業或個人生產經營行為而產生的負外部性應該受到嚴格的監管和約束。如企業的排污要嚴格限制及治理；企業對資源破壞性的開采要嚴格限制及懲罰；企業對勞工要有必要的保護；等等。而負外部性監管的主體主要是政府，輔助之以非政府組織（NGO）和普通民眾。一旦政府轉變為競爭的主體，市場競爭負外部性監管的主體就無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縣際競爭同樣如此，因為縣級政府的職能從監管經濟轉變為市場競爭的參與者，此時的外部性問題需要另外的監督者，也就是中央政府，所以在成渝經濟區的發展問題中會特別強調中央扮演的協調作用，真實目的就是減少負的外部性。

三、基于寧波地區實踐的相關建議 寧波經濟近幾年來一直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與縣域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與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是分不開的。寧波實行市管縣體制，下轄6區5縣（市）。2007年寧波縣域面積、縣域人口和縣域GDP分別占全市的72.7%、61.3%、56.3%，縣域經濟在寧波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寧波地區也存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動、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在縣際競爭路徑與制度選擇的探尋中，提出建構以市場為導向的職能運行機制；縮小政府規模，強化縣鄉體制改革，精縣、簡鄉、強村；實施合理配置資源為基礎的區域經濟合作等建議，從而提升制度競爭力。可以看出寧波地區對發展縣際競爭，更多強調的是制度建設，另外弱化縣的行政職能加強市場職能，突出區域合作。

成渝經濟區的縣際競爭要復雜一些，而且較寧波來說，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低一些，然而縣際競爭的問題卻類似，在參考寧波地區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弱化成都和重慶的行政地位。同一個經濟區內的縣可能屬于不同的省份，如果過于強調政府的地位，在政府作為競爭者的尋租過程中，經濟發展策略難以統一，經濟區內部仍然處于市場分割狀態，那么縣際競爭不僅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甚至會產生更多的外部效應。

其次，加強中央政府的指導和協調作用。中央作為第三方監督者可以有效減少外部性問題，而且川、渝對于中央來說處于相同約束競爭的權利結構中，中央政府對整個經濟區有權威領導，經濟區的發展需要政策協調。

最后，通過成都、重慶兩極之間地區的縣際競爭，加強“軸”的經濟地位，帶動周邊區域發展，促進“點——軸——區”發展模式。

縣際競爭發展模式盡管存在缺陷，但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有效路徑，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快速發展成渝經濟區的浪潮中，縣際競爭更能體現作用，不過，推陳出新是必要的，成渝經濟區的發展需要制度創新，強調競爭的同時注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相關職能改進，從而促使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到來。

注釋：

1、《中國的經濟制度》（神州大地增訂版）張五常，中信出版社，第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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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中國的經濟制度》張五常，2009年10月第1版，中信出版社；

《我國區域經濟規劃現狀及成渝經濟區發展遠景——基于“十一五”時期區域發展的回顧》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處課題組；

《成渝經濟區地方政府合作探析》余長惠，[A],1674-3652（2010）02-0118-04； 《四川“十二五”規劃的制定與“成渝經濟區”的建設———在中共四川省委召開的“十二五”規劃座談會上的發言》林凌，[A], 1006—012X(2010)—06—0005(05)；

《寧波地區縣際競爭路徑選擇與制度安排》范廷國、朱國軍，[A]

《關于成渝經濟區發展的思考》何雄浪、楊繼瑞，[A]，1671-5365(2010)02-00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