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汶川大地震看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提升

從汶川大地震看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提升

馬 方

（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 社科部，吉林 長春 130000）

〔摘要〕汶川特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壞程度、救助難度、重建速度震撼了世界，讓全世界認知了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中國執政者的身體力行、全國人民的齊心協力不僅詮釋了災難中國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時也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黨能力的完美提升。

〔關鍵詞〕地震；以人為本；執政能力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7（12009）01-0067-03 〔收稿日期〕2008 － 12 － 07

〔作者簡介〕馬 方（1962 －），男，吉林長春人，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社科部副教授，法學碩士。

汶川大地震是一場中國建國以來破壞性最大、波及范圍最廣的地震災害，也是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以及我國人民的一次嚴峻考驗。面對災難，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無疑向廣大人民提交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中國執政者以人為本、身體力行、舉國動員、迅速行動，不僅成為災難中國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彰顯了其執政能力的極大提升。

什么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呢？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的執政能力，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采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

這個論斷，從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執政方略、執政方式、執政途徑和執政目標來定義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既反映了執政黨的一般要求，又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特點。我個人認為，在這次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提升凸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尊重生命堅持以人為本原則

在這次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始終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把尊重生命，搶救生命作為抗震救災工作的重中之重，寫就了中國人權史上的輝煌紀錄。從高層領導的果斷決策、政府措施的高效運行，到及時通暢的信息披露、舉國動員的生死營救、生命至上的國家信念，無不闡釋著中國共產黨人“生命至上、人民為先”的政治倫理，彰顯出一個執政黨的成熟與堅定。可以說，這場特大災害，檢驗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檢驗了中國軍隊的意志力、戰斗力，檢驗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尊重生命、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在抗震救災的過程中得到了升華。

第一，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在震后第一時間，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決策，緊急號令；震后不到 1 小時，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指示隨電波傳遍全國；震后不到 2 小時，溫家寶總理飛赴災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連夜召開，全面部署抗震救災工作；抗震救災總指揮部迅速成立，指揮機構高效運轉。解放軍、武警、公安快速反應，震后13分鐘，全軍啟動應急機制。與此同時，受災地區省委、省政府部署救災，各級干部奔赴現場指揮；國家減災委、中國地震局、民政部等啟動應急預案，派遣救援隊伍，調撥救災物資；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等發出緊急呼吁，號召全社會伸出援手。一個個急促的時間刻度，清晰地記錄下一個執政黨、一個政府對生命的尊重、對人民的責任，真正體現了“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的執政理念。

第二，體現生命的尊嚴和價值。從 2008 年 5 月19 日至 21 日，國務院決定將其作為國家哀悼日。五千年中國文明史上，第一次，普通百姓可享國哀；新中國近60 年來，第一次，國旗為自然災害中罹難同胞而降。顯然，國旗不僅為汶川地震中的亡靈而降，也是為全體中國人而降。每一個為汶川地震亡靈垂首致哀的公民，都能透過鳴響的汽笛和半垂的國旗，感受到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一個以人為本的政府，履行最莊嚴的承諾；一個把人的生命擺到最高位置的社會，刻下邁向現代文明的標記。當國旗緩緩垂下，人的尊嚴冉冉升起，把一個國家的品格提升到新的高度。

第三，從救助生命到撫慰心靈。從救財產，到救生命，再到救心靈，折射出我們的救災理念的極大進步。2008 年 5 月 15 日下午，衛生部緊急調集配備合格的心理輔導醫生奔赴災區，對災區群眾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評估和心理干預治療。能夠在“第一時間”開展心理援助，是此次抗震救災工作的亮點。社會心理危機的救援工作，本質上是一個社會生態系統的修復和調整問題，是一個從微觀到宏觀的系統工程。令人欣慰的是，此次抗震救災，政府宏觀層面的政策援助已在多方位穩步推進。例如，計生委在災后迅速下發通知，震災中有子女死傷的家庭將獲生育政策照顧；教育部也要求直屬高校緊急啟動受災學生資助工作，同時在川高考招生指標增加 2%；有關部門著手研究妥善安置“三孤”人員等問題。這些舉措無疑是應對災后社會心理危機的治本之舉，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把以人為本的執政倫理向更 深層次推進的重要體現。

二、身體力行詮釋執政為民理念

地震發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 9 個常委在不同的時間，先后出現在抗震救災第一線，進行著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愛心接力賽，關心著災區人民的安危，千方百計拯救災區人民的生命，安排好災區人民的生活，排除災區人民所面臨的各種危險和困難。在抗震救災第一線，有中國共產黨 220 萬名黨員和 1.75萬名官員全力奮戰。中國共產黨率領著全國人民踐行著“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

許多外國媒體高度稱贊中國共產黨在這次災難面前所表現出來的果斷，認為中國共產黨越來越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關系始終沒有斷。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一個朝氣蓬勃、與時俱進的政黨。關鍵時刻，黨的總書記來到了抗震救災指揮前線；總理來到了搶險現場指導抗震救災；人民解放軍趕到了現場；共產黨員走在了最前列。通過此次抗震救災，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是中國政府的坦誠和信息的公開，讓外國媒體自由地報道了地震的實際情況，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抗震救災中的英雄壯舉。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既然能把貧窮落后的舊中國改變成為新中國，讓人民群眾當家作主，那么，中國共產黨就更有能力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這場災難，奪取抗震救災的全面勝利，更有能力繼續帶領全中國人民向小康目標邁進，讓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生活。

三、舉國行動彰顯政府組織效率

衡量一個現代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就是看它在大災大難面前的國家意志和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

第一，反應迅速，果斷決策。地震發生當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召開會議，緊急部署抗震救災。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迅即成立，恪盡職守及時調度，運籌帷幄從容指揮。

第二，率先垂范，舉國行動。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赴災區，軍隊火速大集結，鐵道公路快運輸，醫療分隊忙救人，救援隊伍攻廢墟，食品帳篷純凈水，通路通電加通訊，全國上下齊動員、共行動。這場舉國參與的生命大營救，是對社會主義中國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強大的物質保障能力的集中檢閱。

第三，打破常規，特事特辦。為普通民眾舉辦國殤；救災款物由五部委全程監管；暫緩上調地震重災區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啟動災后重建用地審批快速通道；開出“搶”字頭

救災列車；中央國家機關減少公用經費用于救災；放寬地震孤兒收養條件。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應對巨大災難時的強大號召力、行政運作的空前高效和靈活，贏得了人民的廣泛贊譽。應該說，抗震救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與中央的迅速行動、緊急應對和中央領導的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是分不開的。在這次抗震救災的斗爭中，我們既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又能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坦然地接受國際援助，體現了開放的中國對國際社會人道主義的認同。通過這次特殊的檢閱，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清楚地看到，30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們的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增強，同時更看到了全國軍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抗震救災能力的增強，展現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整體形象和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力量。

四、公民意識喚起民族精神凝聚

抗震救災讓中華民族空前凝聚，也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美國媒體載文指出：在這場舉國上下的民族行動中，世界看到中國人民百折不撓，再鑄民族之魂。俄新社則贊譽“：一個能夠出動十萬救援人員的國家，一個企業和私人捐款達到數十億的國家，一個因爭相獻血、自愿搶救傷員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國家，永遠不會被打垮。”透過這場災害，我們看到這樣 的景象：

第一，民族精神的豐富升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傳統文化迸發出凝聚力“；團結、奉獻、互助、友愛”，現代志愿精神拓展著新內涵“；眾志成城、和衷共濟”，因千萬個平民英雄的真情故事而鮮活；“堅守崗位、干好本職”，為愛國主義增添著理性的厚度。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新時代元素。

第二，公民意識的蓬勃生長。公民意識的培育是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抗震救災筑就了公民精神的里程碑：民間愛心涌動，志愿大軍匯集，社會資源與政府資源良性互動。災難中無數百姓用樸素的行動，詮釋著中華民族的主人翁意識。美國一家周刊這樣評價：“這里的人民不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給予，中國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

第三，核心價值的集中展現。集中力量辦大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軍民魚水情、民族一家親??抗震救災讓我們重新品讀這樣的字眼，再次看到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的價值取向，深切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利益訴求日趨多元化的今天，社會主義價值理念找到了生長壯大的空間。毫無疑問，災難之中，國家政治文明的演進，民族內在精神的重塑，公民責任意識的增強，必將讓“以人為本”的理念深植于國家的肌體。它會升華為一種文化力量，也會激發出一種制度動力，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底氣所在，成為中華民族邁向未來的“軟實力”根基。

五、開放透明改變政府媒體形象

這次抗震救災的全過程，從第一刻起，就在前所未有的公開透明中進行，這種靈活、公開、透明的做法樹立了政府和媒體的全新形象，也贏得世界各地的廣泛關注和普遍贊譽。地震發生不到半小時，震情就得到了公開報道。幾小時內，國家和地方數次召開新聞發布會披露最新震情統計數據；地震傷亡人數在互聯網上實時更新；相關地方政府迅速通過手機短信發出上百萬條安民信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受災地區政府的發布會天天舉行，及時、準確、公開、透明的信息傳播安定了人心，穩定了局面，凝聚了力量。在第一時間，人們通過網絡、廣播、手機等工具中得知地震的信息，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已經召開緊急會議部署抗災救災，總理已經奔赴災區，人民解放軍已經投入救災兵力等等。信息的及時、公開、透明，為抗震救災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體現了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信息公開改變了政府和媒體的形象，坦然接受國際社會的援助，也體現了我們更加開放的視角和姿態。公開透明、全程監督、陽光賑災，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這場舉國參與、萬眾一心的抗震救災戰役向人們昭示：在開放的新聞背后，是一個開放的政府；在開放的政府背后，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在開放的社會背后，是一個開

放包容、堅忍頑強、熱情善良、守望相助的民族。

六、災后重建貫徹科學發展觀念

災后重建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要考慮近期的需要，還要有長遠的發展；不僅需要相關部門參與，更需要動員民眾、群策群力。只有這樣，通過科學長遠的規劃和腳踏實地的建設，災區重建才能得到均衡全面的發展。因此，要深入調研、科學規劃、精心建設，按照統籌規劃、科學評估、分步實施的原則，在調查研究、科學論證的基礎上，開展地質地理環境條件評估和建設項目選址工作，抓緊編制災后重建總體規劃，堅持防止地質災害優先，同時要結合當地經濟和自然條件，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努力實現經

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于 2008 年 6 月 1 日宣布，根據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的決定，國家汶川地震災后重建規劃組已經成立并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研究討論《國家汶川地震災后重建規劃工作方案》，明確了災后重建規劃編制工作的主要任務、責任主體和進度要求。為保障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開展，2008 年 6 月 8 日起施行的《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規定，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應當遵循6 項原則：受災地區自力更生、生產自救與國家支持、對口支援相結合；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就地恢復重建與異地新建相結合；確保質量與注重效率相結合；立足當前與兼顧長遠相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相結合。此外，條例規定，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應當堅持以人為本、科學規劃、統籌兼顧、分步實施、自力更生、國家支持、社會幫扶的方針。

當前，中央財政已經安排 700 億元建立災后重建基金，明后兩年中央預算還將再作相應安排。同時，全國建立了對口支援機制，實行一個省份幫助一個重災縣、幾個省份幫助一個重災市（州）的計劃，加快恢復重建。所有這些舉措，無不體現了在災后重建過程中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的原則。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個個美麗的家園定會在災區重現。（下轉第 66 明：高個子可以打好球，矮個子同樣也可以打好球，有些時候，矮個子運動員在比賽中的作用甚至是巨大的。因此，在選拔隊員時、在組織學生進行籃球比賽時，一定要合理選用矮個子隊員，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利用他們的特點，使比賽取得優異的成績，以推動籃球技術和運動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鄭尚武，等.籃球“快攻”戰術理論問題探析[J].解放軍體育學院學報，2002（，1）.[2]田虹.籃球運動身體訓練若干原則研究[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5（，4）.[3]孫民治，等.我國競技籃球運動訓練指導思想的研究[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2005（，5）.

第二篇：從汶川大地震看我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從汶川大地震看我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2008-9-1

2（摘要）為了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增長快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我國自1980年起實施的“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人口政策。獨生子女政策使我國新出生人口大大減少，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同時，在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孩子撫養成本日益提高的今天，獨生子女政策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家庭的負擔。然而，一對夫婦僅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也存在大量問題，并隨著社會的發展日益暴露出來。過去的大量文獻研究和總結了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獨生子女本身身心健康、家庭養老、人口結構和社會等方面的問題。本文主要結合2008年5月12日發生的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等突發事故，探討獨生子女政策在給家庭帶來的潛在風險。

一、問題的背景

為了盡快控制人口增長，中共中央于 1980年9月25日發布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標志著我國普遍提倡的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正式實施。二十八年過去，我國現行生育政策在實施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它有效地控制了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使建國后我國哦第三次人口高峰沒有出現比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更嚴重的人口增長態勢，推遲了13億人口日的到來。它有利于減輕我國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壓力，為我國改革開放、建設小康社會創造了一個相對較好的人口環境。

然而，由于事物存在兩面性，該生育政策也存在著不少負面效應，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日益暴露出來。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家庭子女的減少，一方面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加劇了人口性別比例的不平衡，同時，加劇了人口老齡化，導致獨生子女負擔過重，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養老功能，給社會保障制度帶來了新的負擔和挑戰。另一方面，獨生子女家庭將所有希望寄托在獨生子女身上，導致獨生子女承載的希望和負擔過多過重，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帶來的風險給家庭帶來的沖擊成倍上升。一旦意外事故發生，獨生子女傷亡給家庭帶來的沖擊幾乎是毀滅性的。

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獨生子女數量可能超過一億，近年來，隨著獨生子女家庭所占比例的不斷上升，各種意外事故帶來的傷亡中，獨生子女所占比例日益增大。2005年6月，黑龍江

省寧安縣沙蘭鎮中心小學在洪災中105名小學生喪生，其中獨生子女占56%。令人難忘的2008年5月12日，是中國無數家庭甚至全體中國人民的災難之日，我國四川省汶川縣等地發生了8.0級強地震，地震波及我國北京、上海、甘肅、云南等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并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截至5月21日，四川省地震死難人員達4萬多人，其中，大量傷亡人員為幼兒園到中學的各年齡段的兒童少年。北川中學、小學、幼兒園等學校在地震中垮塌，大批學生死亡……天災帶走了許多人的生命，包括嬰幼兒、兒童、少年、青壯年還有老人。失去家人的家庭中，其中不乏許多獨生子女家庭。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對獨生子女家庭而言，唯一的孩子的夭亡使整個家庭陷入了絕望和痛苦的深淵。

二、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家庭份類多種多樣并具有不同的本質特征，其中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1]，一旦遭遇獨生子女意外事故，風險家庭將會轉為殘破家庭和困難家庭。一方面，家庭組成不完整，另一方面，家庭成員心理孤獨，缺乏外界支持和幫助，難以擺脫心理和甚至某些經濟困境。

從客觀方面來分析，首先，孩子本身存在著風險，例如夭折的風險或者生病的風險。據統計，1000個出生的嬰兒中5.4%的人會在25歲之前死亡，12.1%在55歲之前死亡，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農村地區曾有過一個孩子但后來夭折的家庭達到57萬。獨生子女的生存風險直接影響家庭的生存風險，雖然生命周期早期出現的生存風險可通過補償性生育得到消解，但是，若大齡獨生子女夭折或發生嚴重傷病殘時，對家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面對本次汶川大地震孩子的大量傷亡，許多災難中幸存的家長傷心欲絕。它給獨生子女家庭所帶來的感情和經濟上毀滅性打擊是社會和國家無法彌補的，這些家庭的繼承人問題、將來家庭成員的養老問題、家庭成員的精神寄托和安慰問題將會顯現出來，并成為災后的突出問題之一。

其次，獨生孩子的成才風險。作為家庭的希望，所有家庭成員均將愛和期望過分聚集在獨生子女身上，獨生子女家庭孩子的教育和成才問題成為家庭面臨的重要問題。一旦獨生子女父母病重、死亡或離異，獨生子女的成長將會遭受嚴重的不利影響。類似于大地震等突發事件中也存在著青壯年的傷亡，對幸存的獨生子女而言，失去親人后的孤獨感、無助感將會在他們的人生中造成巨大的風險，并帶來心理成長陰影。這種影響在普通非獨生子女家庭中也會存在，但是，由于

家庭成員多余獨生子女家庭，其影響的毀滅性程度也許會相對小一些。

再次是家庭的養老風險，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功能比多子女家庭小，而且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支持具有唯一性，缺乏起碼的回旋余地，家庭對獨生子女的依賴過重。對獨生子女家庭而言，與其他任何風險相伴的必然有養老風險。由于我國傳統“養兒防老”等家庭養老觀念的影響，子女在人們的養老過程中扮演著主導角色；加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處于探索階段，各項養老保障、醫療保障等均很不健全，不存在社會養老等其他形式的養老支持，人們的養老過分依賴于家庭，因此，一旦意外事故發生，由于作為獨生子女父母的老年人缺乏可代替的家庭養老支持，老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撫慰和服務等正常養老安排將會遭受毀滅性沖擊。排除意外事故的影響，獨生子女的贍養能力、贍養負擔、子女家庭的經濟狀況、代際關系、居住安排等因素也會對父母養老帶來不確定性風險。

此外，獨生子女家庭遭遇意外事故時將會帶來社會發展的風險。獨生子女身上所負擔和投入的成本不僅來自家庭，還來自社會和國家。獨生子女的傷亡不僅是家庭的災難，也是社會的災難。對家庭而言，其帶來的影響是直接的和毀滅性的，對社會和國家而言，意外事故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口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從獨生子女主觀的角度來看，獨生子女所承擔的社會、家庭成本和負擔過重。獨生子女獨特的地位使其成為家庭幾代人的核心和唯一寄托，他們提供的不僅僅是未來的經濟效用，更重要的是精神效用。一旦其發生意外，家庭的依賴核心就很可能會喪失。

孩子的出生和培養是有成本的，孩子的凈成本等于預期支付的現值加上父母勞動投入的現值減去孩子的預期貨幣收入現值與孩子勞務收入的現值之和。如果凈成本為正，則父母投入的撫養費用達與孩子可能提供的收益，此時孩子是一種耐用消費品，父母從孩子身上得到心理滿足和效用。如果凈成本為負值，則孩子是一種耐用生產品，父母從其身上得到現金收入。中國家庭特別是獨生子女家庭對孩子的投入是不計成本的，他們更注重的是從孩子身上得到的精神效用，孩子帶來的精神效用遠遠大于過去所期望的勞動收入。

三、我國對獨生子女家庭的保障措施有限、水平過低加劇了其突發事故中所承擔的風險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27條規定：自愿終身只生育一個子女的夫妻，國家發給《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獲得《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夫妻，按照國家和省、自治區、直轄市有

關規定享受獨生子女父母獎勵。2004年國家計生委、財政部發布的《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扶助制度試點方案（試行）》規定，滿足農村戶口、1973年到2001年沒有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法規、年滿60周歲等，每年直至亡故為止可以領取不低于600元的扶助。但是，盡管如此，即使加上最低生活保障（假設領取人符合保障甄選標準）在生活成本日益上身的現實社會中這對養老而言仍然無法從根本上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

我國的該項計劃生育政策只是階段性政策，1982年《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中，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者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第二胎的，經批準可以有計劃安排……少數民族有其他相對寬松的生育政策。發展至今，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在部分地區已經逐步適當放開。然而，長期普遍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給家庭和社會帶來的某些風險仍然不容忽視，國家對家庭保障水平的偏低仍然使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突發事故時具有脆弱性。此外，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導致公民出現疾病或傷亡后，家庭及其成員所承擔的負擔過重，其中包括精神負擔和經濟負擔。長期的精神負擔和經濟負擔會導致家庭無法恢復正常狀態，進而會影響家庭和社會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四、結束語

我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為我國有效控制人口規模、加速經濟社會發展、提高人口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人口政策有必要結合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并且現實中我國的人口政策也在進行微調。

大量的精神情感和經濟的投入使家庭在面對災害時時刻面對損失的風險，災難無情，突發的事故對所有的家庭和人們都會造成巨大的傷害。無論是任何家庭，面對突然的災難時能力總是有限的，需要彼此的扶持和精神的寄托。獨生子女家庭和所有家庭一樣，在災難面前顯得脆弱無力，甚至它比非獨生子女家庭更加不堪一擊。無論任何災難和損失、傷亡的發生，對它都是毀滅性的傷害。突發事故過后殘破的家庭面可能會對著家庭成員減少、代際結構缺失、經濟損失、精神損失，醫療養老等等各種負擔和問題的威脅，如何防范甚至減少災難帶來的損失是災難之前我們必須預先考慮、災難之后及時反思的問題。

計劃生育政策適當的調整、盡快建立健全覆蓋全民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建

立反應迅速及時，行動效率高的社會災難預警救援機制，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必要的措施。只有健全的制度和人口政策保障，家庭才能健康和諧地發展，并逐步實現人口素質的提高。

來源：中國勞動保障新聞網

第三篇：從汶川大地震看中國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

從汶川大地震看中國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

作 者 姓 名：劉情

學科、專業：人文學部漢語言文學專業學號：08321140完 成 日 期：2011年5月22日

大連大學

Dalian Universit

從汶川大地震看中國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

摘要：本文闡述了危機公關的概念及其處理原則，并以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為例，具體分析了中國政府當時的危機處理辦法，從而得出中國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得到的提高的結論

2008年四川汶川5月12日突發的特大地震不僅是一場自然災害，更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一場嚴重的公共危機。地震發生后，我國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搶救災區人民的生命，保障人們的財產安全，及時發布信息制止地震蔓延的謠言，并成功地處理了堰塞湖泄流問題，積極進行災后重建。縱觀此次危機管理的全過程，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已大大提高。

一、危機公關及其處理原則

公共危機指不可抗力或突然襲來的嚴重自然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社會沖突以及戰爭、恐怖襲擊或者其他極端行為引發的各類事件，該事件可能中止和平進程或瓦解社會正常關系、秩序，引發一個地區社會公眾的普遍恐慌情緒或恐慌行為。危機對政府形象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危機中展開政府公關，是處理公共危機、樹立良好政府形象的首要手段。【1】

危機公關指“組織危機的公共關系處理”，是政府面對危機事件時為了維護公眾利益，減少危機震蕩而進行的傳播溝通、協調關系和樹立形象的活動。在危機公關過程中一般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承擔責任原則。危機發生后，公眾關注的焦點往往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利益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感情問題。從危機管理的角度來看，組織應主動承擔責任，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上表示同情和安慰，解決深層次的心理、情感關系問題，從而贏得公眾的理解和信任。

第二、真誠溝通原則。針對危機，政府的公關對象是老百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當今“信息爆炸”的時代，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不再限于官方媒體，網絡巨大的信息流量使任何企圖捂蓋子的努力都化為烏有。因此，政府必須坦誠真實的告知群眾所發生的事情真相，保證公民的知情權。

第三、速度第一原則。危機發生后，能否首先控制住事態，使其不擴大、不升級、不蔓延，是處理危機的關鍵。因此政府必須當機立斷，快速反應，果決行動，迅速控制事態。

第四、權威證實原則。[2]危機事件性質不明是謠言產生和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危機發生后，政府必須組織權威機構給危機一個及時準確的定論。這既是做出正確決策，找到有效解決辦法的根據，也有利于幫助人們建立人們形成良好的心理接受基礎，有效地抵制謠言的產生和傳播。

二、中國政府在5·12地震處理中的危機公關分析

在現代社會中，政府要有效地管理國家就必須協調好與各個方面的關系，特別是與廣大公眾的關系。一個“政通人和”的內外部環境，一個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生存和發展的基石。因此，成熟的政府需要公關。

汶川大地震后，“中國速度”、“中國力量”、“中國精神”，成為很多國外媒體關注的熱點話題，他們驚訝于中國政府對災難的反應，驚嘆中國政府處理危機的公關能力。中國政府的具體表現如下：

（一）動員部署快速到位

5月12日地震發生后，黨中央、國務院和各級人民政府立即果斷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胡錦濤總書記立即作出“盡快搶救傷員，保證災區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國務院迅速成立了抗震救災總指揮部，震后四個多小時，溫家寶總理就出現在災區，將總指揮部設在前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兩次召開專門會議；解放軍和各部委迅速啟動應急預案和響應機制。在極短的時間里，通過中央堅強而有力的指揮，在災區集結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涉及海軍陸戰隊、空降兵等20余個兵種十余萬的部隊官兵投入抗震救災；迅速成立了各級軍地聯合指揮部，組成了一支支以部隊官兵為先鋒、專業化的地震救援團隊、醫療衛生隊伍、消防隊伍依次跟進的綜合救援突擊隊。此次抗震救災行動之快、效率之高創許多歷史之最，不僅表明了黨和政府視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執政理念，而且表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危機快速反應機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國人民和國際輿論的好評。

（二）救援措施以人為本

如果說政府的快速反映部署讓我們體會到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的話，那么對生命權的重視則向世界詮釋了“以人為本”的深刻內涵。

地震發生后，胡錦濤在第一時間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價搶救傷員，溫家寶總理的“早一秒鐘就可能救活一個人”、“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就盡百倍努力”的吶喊感動著全世界。“不拋棄、不放棄”，在“72小時黃金營救期”過后，營救記錄一再被刷新，一個個生命的奇跡被創造。面對無數因震災飽受心靈創傷的人群，我們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干預大行動，上萬名的心理專家和心理救援志愿者前往災區。[3】

5月18日，國務院發出公告，為表達全國各族人民對汶川“5·12”地震遇難同胞的深切哀悼，于5月19日到21日定為全國哀悼日，降半旗致哀。政府這一重大決定與履行，不僅寄托了對不幸罹難民眾的深切哀思，更充分顯示了對生命、包括每一個普通民眾生命的高度珍惜和敬重。5月19日下午2點28分，中華大地，汽笛為亡靈而鳴，國旗為平民而降，天地為中國而傷。13億中國人同時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讓世界看到中華民族的堅強，中國人民的團結和友愛，看到華夏兒女不畏艱難、眾志成城、愛國如家的情懷。這一切，也再次充分表明，我們的政府是個開明的政府，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尊重公民生命權、生活權和生存權的 “以人為本”的國家。

（三）媒體報道及時透明

四川汶川強烈地震的消息，政府在第一時間向公眾公布。人們在不到幾分鐘時間就迅速從電視、網絡、廣播、手機等工具中獲知災情，中央領導的重要指示和有關方面救災行動迅速展開的消息。權威的電視、廣播等媒體中斷了正常播出，以24小時直播的方式，全面、深入、準確地滾動報道災情和抗震救災的進展情況，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四川省每天召開新聞發布會，及時準確地通報有關情況。各地政府都被動員起來向災區調運物質或派遣救援分隊，各地大學生和民眾也紛紛捐錢或獻血救人，大多數網民向災區表示慰問和祝福，整體呈現出團結一致抗震救災的社會氛圍。不僅如此，我們還請權威地震專家在廣播、電視等各種媒體上介紹地震的情況及防震知識，預防和制止地震將在其它城市爆發的謠言傳播。這些努力使得全國公眾和全世界迅速了解到災情和中國政府高效的抗災努力，樹

立了黨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迅速為抗震救災造就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輿論氛圍，獲得了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美聯社、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網，美國CNN網站，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等多家重量級西方權威媒體對中國抗震給予大幅報道，對中國應對地震的速度和救援給予了肯定。(四).危機動員舉國參與

在公共危機面前，整個國家、社會都需要凝聚力量，共同抗擊災難。“一切為了災區，全力支援災區”，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覺行動，華夏大地有力、有序、有效地展開了一場舉國參與的生死大營救。

地震發生后，人民解放軍、公安干警、武警戰士以最快的速度挺進災區；中央財政緊急向四川下撥救災資金，數百萬噸食品、藥品、帳篷、機械等國家戰略儲備物資，通過空中、鐵路、公路、水路緊急馳援災區；國家有關部門迅速啟動應急預案；近400支專業救援隊伍、上萬醫務工作者、數十萬志愿者緊急奔赴災區；各省市積極為災區提供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等各種形式的支援；全國上下愛心涌動，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中國政府讓全世界看到其高效率的動員能力，認識到中國政府強有力的危機公關能力。

（五）國際救援彰顯開放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援助，采取了一種開放和歡迎的態度，首次在特大自然災難后接納國際專業救援隊。日本、俄羅斯、韓國、新加坡四國政府派遣專業救援人員赴四川地震災區協助救援行動。舉國之力和對外開放的社會動員機制的形成，說明了開放的中國政府在應對重大自然災害危機方面表現得更加自信、理性、務實和成熟，增強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間的情誼，也有利于我們與國際社會保持良好的互動和溝通，為我們的和平發展創造了條件。三．結論

科學化和專業化救援工作，及時透明的信息發布機制，堅持舉國參與和對外開放相結合的救援力量，讓我們看到中國政府面對災情時展開的危機公關處理速度和能力。中國政府想世界人民充分展示出了一個專業、開放和合作的姿態以及危機發生時勇于直面問題、充分信任國內民眾和有效動員民眾力量的大國形象。面對地震危機，中國政府打了一場漂亮的公關仗。

參 考 文 獻

[1] 《公共關系學》 編著：張克非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危機公關(上)》作者: 趙麟斌，北京大學出版社，[3]新華網2008年05月13日

第四篇：從唐山和汶川大地震震后政府反應的對比看改革開放

從唐山和汶川大地震震后政府反應的對比看改革開放

小組成員 阿語1班 08級

方家偉 陳天喆 陳曜 逄芮 秦靚 魏薇

內容摘要

1976年7月28日 凌晨3點42分，中國唐山市豐南一帶發生里氏7.8級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435556人受傷。這是新中國當時最慘重的一場震災。因為唐山處于華北平原區，比其他山區地震來說救援難度相對小很多。但在震后，由于剛經歷了十年浩劫，中國政府的反應和救援行動都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消息傳遞慢、政府反應慢、救援物資缺乏、錯過黃金72小時救援時間，因此此次地震人員傷亡十分慘重，給災區人民造成的心理創傷亦無法估量。最離奇的是，中國政府拒絕一切國外人道主義援助。

另一方面，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四川汶川發生里氏震級8.0級地震。這次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難，374643人受傷，失蹤17923人。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處川西北高原，高山深谷地形崎嶇，救援難度極大；同時震級高于唐山，震源深度和烈度也強于唐山。但是震后的傷亡失蹤人數均遠低于唐山地震。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國政府總理親臨、全國捐款上下一心、軍隊死亡空降、物資藥品及時保障、心理干預迅速有效、震后安置穩妥快速等一系列反應措施。加之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以及全世界人道主義援助，汶川地震可說反映出了中國作為一個改革開放之后新興大國的大國面貌。

眾所周知，兩場地震之間隔著的恰好是中國通過鄧小平同志領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一系列去世矚目的經濟社會法制發展成就。那么，改革開放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么樣的巨變使得中國政府在前后相距 32年的兩次大地震中的反應如此天差地別？換句話說，32年后的中國政府與32年前的中國政府相比，進步究竟在哪里，這些進步對于全中國的意義又有多大？

關鍵詞 改革開放 唐山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一，兩次地震的震后后果和政府反應。

1976年7月28日 凌晨3點42分，中國唐山市豐南一帶發生里氏7.8級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435556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達30億元人民幣以上。地震罹難場面慘烈到極點，為世界罕見。

根據《中國地震報》記者錢鋼出版的《唐山大地震》書中記載，距北京只150公里的唐山地震發生后的150分鐘，中國國家地震總局還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當時國家地震局正在忙于“批鄧反右”，階級斗爭。當發現北京的房子在搖晃，知道發生了地震，但弄不清震中在哪里。后來派出地震勘察隊，去北京外的四個方向查找。最后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的幾個幸存者正開車向北京報警，才得知唐山的慘象。唐山地震時的另外一個特殊景象，那里沒有任何一個外國救援者。當時美國，英國，日本，以及聯合國都明確表示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和醫療物質。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準備了藥物，衣物，帳篷等。但所有外國援助，都遭到中共當局的拒絕。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四川汶川、北川，8級強震猝然襲來，大地顫抖，山河移位，滿目瘡痍。這是新中國成立以 來破壞性最強、波及范圍最大的一次地震。里氏震級8.0級，矩震級7.9級

據民政部報告，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時，四川汶川地震已確認69227人遇難，374643人受傷，失蹤17923人。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出指令，表明要做好救災的工作，保證災民的生命安全。并于5月16日中午乘專機飛往四川綿陽，問災區干部群眾，看望奮戰在抗震救災第一線的部隊官兵、公安民警和醫護人員，指導抗震救災工作。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地震發生后一小時乘坐專機前往災區，晚上抵達都江堰到指揮中心指揮救援工作，溫家寶在13日早上7時的救災指揮部會議中要求13日午夜前打通通往震中災區的道路

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地震后緊急啟動應急措施。13日軍隊抗震救災領導小組在北京成立，指揮解放軍和武警參加抗震救災工作。

香港先后派出兩批專業救援隊前往災區救援。5月16日上午9點許，首批日本專業救援團抵達距成都近4百千米的青川縣關莊鎮.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外國專業救援人員參與救災。

二、不同的歷史背景

唐山地震發生于1976年，“四人幫”還沒有倒臺。那個時候，改革開放還沒有開始，老百姓的財產幾乎是沒有什么東西，經濟發展還相對落后。時值文化大革命，由于受到過于偏激的“自力更生”思想的影響，震后中國政府拒絕國際援助，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甚至說“不能 拿救災壓批鄧，唐山大地震才死幾十萬人有什么了不起，批鄧是八億人的事。”

汶川大地震發生于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30年后，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以平均9.8%以上（接近世界平均增速3倍）的增速持續快速發展，2007年GDP總額達3.4萬億美元，接近第三位的德國居世界第四位。改革開放不但使得“國庫殷實”，能夠應對巨大自然災害，為我國這次抗震救災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三、汶川大地震救援工作特點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級特大地震發生后，各級政府抗震救災的初期響應主要呈現以下五個特點：

第一，非常快速。對于這樣一次特大地震災害，一方面公民的自救和互救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外部或國家的救援更是特別關鍵的因素。中央政府的反應非常快，十幾分鐘之后國家地震局就發布了正式的地震消息，一個多小時之后中央做出響應，胡錦濤總書記做出批示，溫家寶總理奔赴抗震救災前線，并且抗震救災總指揮部也宣布成立。繼而國家減災委員會啟動二級響應。軍隊隨即也第一時間啟動應急預案，并做好先期準備和隨后的快速介入。當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部署抗震救災工作。專業救援隊伍也于當晚迅速抵達受災地區。

第二，非常有效。各級政府的快速反應，使得救災非常富有成效。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堅強領導下，也在各級政府、社會各方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下，抗震救災各項工作取得了重要進展。截至5月２２日，已經救出33434人；各級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災資金１３９．７５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投入１０２．９５億元，地方財政投入３６．８億元；共接受國內外捐款２１４．１６億元，其中到賬１２５．７９億元，已向災區撥付１９．１５億元，并向災區調運的救災帳篷共計４０．３３４萬頂、被子２３０．５８８４萬床、衣物３０５．２萬件，正調運災區的還有第一批中央儲備糧抗震救災計劃３８．４萬噸，其中小麥１５．２４萬噸，稻谷２３．１６萬噸；受損電信基站累計２５０６２個，已恢復２３１１７個；光纜損毀里程２４０５６皮長公里，已恢復１３８８５皮長公里。

第三，以人為本。本次救災初期響應最核心目標就是拯救生命，一方面盡一切努力搜救困在廢墟中的幸存者，另一方面調集醫療力量盡力救治受傷的群眾。據衛生部報告，截至5月２２日１２時，因地震受傷住院治療合計６８６０８人，已出院２８４９７人，院內死亡３４４４人，仍有３３６６５人住院，從四川轉外省市治療３００２人。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抗震救災初期響應中各有關方面已經開始重視災后群眾的心理救援，并且國務院還首次決定為這次大災難中遇難同胞設立全國哀悼日（5月19-21日）。這些都充分體現我們政府執政為民，一切救災行動都以人為本，生命價值之上等理念。

第四，信息透明。本次地震震情、災情、救災行動等一切相關信息都高度透明。國務院新聞辦每天都有一場新聞發布會，四川省政府也舉行多場新聞發布會，中央及地方的廣播電臺、電視臺都全天候直播抗震救災的最新進展，其他平面媒體、網絡媒體等也都高度關注并及時報道有關的災害和救災信息。特別是我們國家還開放境外媒體及時赴災區參與報道。信息的充分透明共享既把災后的各種謠言傳播限制在最小的范圍，也起到在全社會和全世界范圍自發的信息動員作用，調動各方共同參與救災行動。

第五，協同應對。這不僅包括國內不同層級和不同部門的政府機構之間相互協同，而且涉及政府與社會各類企事業單位和民間組織等之間的通力配合，還包括真誠接受各種國際人道主義援助。

四、汶川大地震救援工作取得成功原因 汶川大地震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如下：

第一，各級政府及其領導人親民、為民、以人為本的意識非常強烈。只有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政府及其領導人才能在大災到來時真正心系災區，關心災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才能快速響應，高效決策，協調各方，全力救災。

第二，對于地震災害，我們早就有一整套應急準備與響應預案。在2003年SARS發生之前，我們國家沒有總體應急預案和《突發事 件應對法》，那時候的應急管理主要是眾多部門各自為戰，很多部門甚至根本就不重視應急管理，各部門間更沒有形成協同應對的網絡體系。即便如此，那時有一些系統還是比較先進的，比如防汛抗旱和抗震救災。由于有唐山大地震的經驗教訓，因此我們國家早就開始重視抗震救災方面的應急管理工作，并加強了對地震災害的準備，該系統應急管理在我們國家各部門應急管理當中是走在前列的。唐山大地震以后，我們國家的各級政府紛紛成立地震局，它們負責日常地震的監測、分析、準備和救援等等。這一套系統還是相對比較完善的。有了專門的應急系統與應急預案，地震災害后的先期響應就會比較快捷。

第三，本次汶川大地震是突然爆發而且震級非常高，初步判斷7.6級，很快調整為7.8級（后來進一步調整為8級）。1976年我們就有過大致相同震情的唐山大地震，所以這就使人們很清楚這次災害大致會有多么嚴重。從我們應急管理和危機管理研究的角度來看，雖然這次地震的災害威脅巨大，但是對于一個先期響應的決策者來講還是比較容易做出決策的，因為他對于這樣一個災害發生后的風險是有一個相對確定性把握的。當然這次地震災害還是有一些不確定因素，比如這次地震震情后來發現比唐山大地震還要厲害，其未來實際的綜合災害損失有可能比唐山大地震還要嚴重。并且這次災害可能還有一些新的特點。當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在一個中心城市的下面，人口密度大；而這次災害中心區是在一個山區和一個更大的地理范圍，地震的次生地質災害會非常嚴重，交通與通訊等受損后的恢復將更加艱難。因此，此次地震人員喪亡也許不如唐山大地震，但其救災的難度可能 要大大增加。總體來看，雖然此次地震災害是巨大的，但及早進行先期響應的決策難度并不大，所以這次災害能夠立即引起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高度關注。

五、改革開放及其對汶川大地震的影響

改革開放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的改革經濟政策、對外開放的政策。改革開放包括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根本方針。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包括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現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開放，主要指對外開放，在廣泛意義上還包括對內開放。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基本點之一，是我國走向富強的必經之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著巨大影響。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改革開放的實質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這場氣壯山河的抗震救災行動中，黨和政府決策之迅捷、行動之高效、民眾之團結，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也贏得了世界各國的贊嘆。這場與特大災害較量的人民戰爭顯示了國家意志和民族力量，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黨，是一個高度負責任的執政黨，中國政府是一個非常有效力的和負責任的政府。這得益于改革開放奠定的雄厚物質基礎和逐漸培育的公民精神與國際形象：

一是經濟發展積累了社會財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以平均9.8%以上（接近世界平均增速3倍）的增速持續快速發展，2007年GDP總額達3.4萬億美元，接近第三位的德國居世界第四位。改革開放不但使得“國庫殷實”，能夠應對巨大自然災害，為我國這次抗震救災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伴隨著改革開放，我國新社會階層的形成使得許多人“家底殷實”，能夠“大方解囊”。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1978年以來我國堅定不移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二是黨的執政能力得到鍛煉和加強。這次舉國救災規模空前、行動迅速、救援有力，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體現了卓越的執政能力和各級黨政組織同樣卓越迅速的執行力。抗災第一時間公開信息、迅速決策，安排恢復重建，人民軍隊、黨員干部在抗震救災第一線，不怕犧牲、不畏艱險、連續作戰，把先進性轉換成拼搏精神。這讓災區群眾和全國人民看到了信心、感受到了希 望，增加了強大動力、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大大提升了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威望。

三是公民民主和責任意識初步形成。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關系日益多樣化。但面對特大地震災害，普通公民和社會組織積極行動，發揚安危相助、扶危濟困、眾志成城精神，共抗震災，共克時艱。人們每天都密切關注著災區的情況和救災工作的進展，以捐款捐物、無償獻血、志愿者活動、網絡互動等方式為災區人民盡自己一份力量、送上一份關愛、監督捐贈款物的使用，凝集成巨大的愛心和責任，全社會公民意識的覺醒，社會動員機制和力量整合，有效地支持和監督政府救援工作。

四是國際形象大幅提升。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持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不斷提高我國對外開放的水平，不斷深化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且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范圍日益廣泛、程度日益加深，作為一個有影響的負責任的發展中的大國，中國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這次抗震救災反應迅速化、信息公開化和救災開放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世界是平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抗震救災不僅是中國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六、結論

綜上所述，是改革開放政策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起了直接 的作用，從而體現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只有一直堅持該項政策，中國才能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真正的經濟富國和政治強國。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提升與和諧社會的互動發展

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提升與和諧社會建設的互動發展

——以上海為例

一個黨、一個政府執政能力的高低最終要靠社會的和諧程度來檢驗。在長期處于執政地位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檢驗黨的執政能力的提升，主要是看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發展能力的高低。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執政能力建設的問題，十六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指出，“黨的執政能力，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采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同時也明確提出，作為執政黨，要“堅持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在當代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提升，不僅關系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全面小康的歷史任務的成敗，甚至是關系到黨能不能長期執政的重大問題。深入探討黨的執政能力與和諧社會建設之間的內在關系，尋求和達成二者之間的互動發展，對于推動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和諧社會的發展，具都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關聯

1、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戰略目標。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是黨在我國處于體制轉軌、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針對當前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為實現社會全面協調發展而確定的重大戰略任務。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0多年發展，我國整體達到小康水平，但也積累了一系列問題，影響了社會的整體和諧。一是地區和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等日益擴大，社會成員貧富差距也趨于擴大。二是各種利益之間的矛盾突出，問題錯綜復雜。三是社會就業壓力增加。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國企改革、產業升級產生的結構性失業問題，農村還有大量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四是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人口之間的關系還不協調。五是社會管理體制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和諧社會與小康社會在提法上具有本質的不同。小康社會更多的是從經濟的角度對社會發展水平進行衡量的一個標準；而和諧社會則主要是對社會的整體角度對社會的評價。建設小康社會把 1

蛋糕做大，為和諧社會提供物質基礎；和諧社會則以公平正義的原則，“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利益”問題，“公平正義”問題，是一切和諧問題最核心的焦點。只有不斷消除不和諧因素，不斷增加和諧因素，才能促使全面小康的目標在和諧的狀態中實現。構建和諧社會并不是放棄全面小康社會而另搞一套，而是為了切實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而提出的戰略舉措。和諧社會建設又為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提供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以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實現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創造條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多種目標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

2、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重要保證。

只有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才能使我們的政策更能體現時代的要求，才能更加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的支持，也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包含著許多方面的內容，黨的十六大概括了最基本的五個方面，即科學判斷形勢、駕馭市場經濟、應對復雜局面、依法執政及總攬全局的能力。這是從黨的整體的高度進行的概括，作為黨員群眾、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的要求也不盡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具備這五種最基本的能力，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是無法想象的。如果不能科學地判斷我們所處的歷史方位，不能科學的判斷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等形勢，就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如果缺乏對市場經濟及其基本規律的把握，不能有效地駕馭市場經濟，就會在經濟建設和國際經濟交往中處于不利地位；在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的今天，如果缺乏對復雜局面的深刻認識，就會對社會的穩定、經濟的持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群體性事件中暴露了一些地方黨政領導干部應對復雜能力的不足。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就必須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黨的執政活動也要遵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作為執政黨從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出發考慮和處理問題，“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凡事從全局出發，處理好不同區域、不同部門之間的關系。

如果黨的執政能力提升不能跟上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就不能真正發揮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領導地位，不能有效地管理各項社會公共事務，就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落實好。因此，作為執政黨，不僅要有執政為民的理念，還要有把執政為民的理念落實好、落實到位的能力作為保證。

3、實現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兩者的雙向互動是可能的、必要的。

通過和諧社會的構建可以提高黨執政的有效性，強化黨長期執政的政治合法性，也有助于黨的執政能力的提升。政治學概念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

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合法性的本質是民眾的政治認同，這種認同一方面可以有效減少民眾對黨的政策的或明或暗的抵制，還可以大大增強黨的政治動員能力；另一方面在黨出現失誤和挫折的時候，民眾予以寬容和諒解。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艱困奮斗建立了新中國，從而取得了執政的歷史合法性。但是，黨的執政合法性不是靜態的、永久不變的。我們黨執政的合法性不僅要有歷史合法性，還應當有更加堅實的現實合法性基礎。經濟的增長并不必然導致黨的合法性資源的增強，如果各階層受益程度不均，貧富分化加劇，嚴重時甚至會導致執政合法性危機。近來突尼斯、利比亞發生的政局動蕩也說明了這一點。而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社會的長治久安，實際上與我們黨長期以來堅持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是密切相關的。因此，社會主義要想鞏固，黨要繼續長期執政，就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推動社會的公平正義，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在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不斷提升黨的執政能力。

執政能力的不斷提升，也能更加有效地推動和諧社會的建設。執政能力的實質和關鍵是執政為民，要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解決好人民群眾最直接、最關心、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隨著黨的執政能力提升，有助于更準確地把握形勢、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方向，應對各種可能的問題和挑戰，協調好社會各方面、各階層的利益關系，從而更有效地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社會無論處于現代化發展階段還是其它狀態中，執政為民應是我們在各個階段共同的歷史使命。提高執政能力的關鍵還在于要與時俱進地出臺能保障民生、覆蓋弱勢群體的制度，能讓制度解決社會在進步中凸顯的矛盾，這樣才能從真正意義上構建和諧社會。

二、黨的執政能力提升推動和諧社會發展及其成果——以上海為例

和諧社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是一個大多數人能夠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社會。在和諧社會建設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在社會公共資源、財富的分配中體現公平、公正。而在當前，黨的執政能力不僅要體現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上，更應體現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能力上。

上海在改革開放實踐的進程中，始終把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的問題的能力提升作為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把解決老百姓的就業、住房、出行、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的能力作為黨的執政能力提升的重中之重。

1、促進就業，幫扶社會弱勢群體。建立促進就業的政府責任體系，增加就業崗位和控制城鎮登記失業率。經過多年努力，成效顯著。“十一五”期間城鎮登記失業率始終控制在4.5％以內。平均每年新增就業崗位超過60萬個。2011年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堅持鼓

勵創業帶動就業，創新小額貸款模式、完善房租補貼政策，幫助1萬人成功創業”，有效解決創業者在資金、場地、能力等方面瓶頸。實行就業補貼，對大齡協保和失業人員凡實現市場化就業和靈活就業的，給予相當于月最低工資一半的就業補貼。通過這項政策，不少大齡協保和失業人員積極尋找工作或自謀職業，盡快實現就業。加強職業培訓，對失業人員給予培訓費100%補貼，對在職人員和大專院校即將畢業學生參加技能培訓給予培訓費50%補貼。平均每年培訓在20萬人以上，培訓后就業率近60%。

2、推動居住正義與社會和諧建設

努力解決好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保障居者有其屋。政府部門統籌各項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調劑，拿出資金和相應的土地，建設保障性住房工程。《上海市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試行辦法》明確規定：“區（縣）每配建的經濟適用住房面積，原則上不低于該行政區域內商品住宅建設項目開發建設住宅總面積的5%。”按照市政府的規劃，5年內建30萬套2000萬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上海今后5年新增保障性住房100萬套，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用地供應總量的70%。廉租房方面，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11月底，上海廉租房的受益家庭累計已達6.15萬戶，比2006年同期增長超過1.8倍。目前，上海廉租房政策的覆蓋面，已從“低保”住房困難家庭擴展到低收入（“低收入”標準約為“低保”標準的2.2倍）住房困難家庭。并將逐步放寬廉租住房準入標準，對符合條件的申請家庭要做到“應保盡保”，并努力提高實物配租比例。公共租賃住房方面今年將啟動的項目選址，主要在中外環間交通便利、配套健全、中小戶型住房租賃需求比較突出的區域，且供應對象不限戶籍。

加快舊區改造，不斷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從1991至2008年底，上海舊區改造經過了上世紀90年代的“365改造”（365萬危棚簡屋改造）“十五”的新一輪改造、“十一五”成片兩級舊里改造這三個階段。整個中心城區和郊區部分地區共拆除危舊房屋7000多萬平方米，改善了約120萬戶家庭的住房條件。上海的舊區改造概括起來就是“拆、改、留”三種方式。拆就是對功能不全的棚戶區拆除改造。改就是對一些功能不全的房屋進行改善性改造，比如現在的“平改坡”和成套改造。留就是對一些歷史建筑進行保留性改造。通過大規模的舊區改造，住房條件大大改善。據統計，2009年年末，上海市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34平方米。

3、推動交通正義與和諧社會建設

上海把扶持公交優先建設作為體現交通正義，推動社會和諧的重要環節。一是真正實行了公交優先、復合式的交通網絡方便人們出行。目前，上海已經基本形成以軌道交通為骨干、地面公交為基礎、出租汽車為補充、交通樞紐為銜接的一體化公共交通體系。上海軌道交通達到440公里以上，中心城區市民出門500米就可以到達軌道站點。按照規劃，上海最終的軌道交通運營里程將突破1000公里。為方便市民乘車，軌道交通在全網絡實現“一卡通”和“一票通”。在地鐵一號線至5號線沿線的81個軌道交通車站周邊，做到了至少有1條以上的主要公交線路的末班車與軌道交通末班車銜接，等待最后一班地鐵的乘客。上海的公交專用道達到300公里。作為后世博進一步推進公交優先的舉措之一，最近有關方面正在進行公交信號燈優先放行的研究，通過路口信號燈綠燈延時或提前將紅燈變綠燈，提高公交車通過路口的速度，以吸引更多市民乘公交，提高上下班準點率。政府推出免費公共自行車解決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最早試點的閔行區目前已經投放自行車2萬多輛，建設租賃點556個，運行良好。寶山等區也啟動了免費公共自行車的試點。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對交通正義的重塑。

根據上海建設交通“十二五”規劃，中心城公共交通占機動化出行比例達到50%，其中軌道交通占50%以上。再建成軌道交通和城際鐵路約200公里，軌道交通運營線路長度達到650公里左右，實現“區區通軌交”(除崇明縣外)。再建成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約200公里，全市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總里程接近1200公里。到2015年，基本形成“45、60、90”的通行格局，即中心城內出行平均時間不超過45分鐘，郊區新城到市中心區出行平均時間不超過60分鐘，上海到長三角核心地區主要城市出行平均時間不超過90分鐘。公共交通網的建設，體現了對每一個人的關心，尤其是對普通市民、弱勢群體的關心。

4、推動教育、醫療公平，加大義務教育和基本醫療的保障力度

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上公平體現在教育文化資源空間配置問題上，上海市通過開設分院以及重點校合并一般校及教師流動制，上海推進了普教、小教、幼教資源的逐步均衡化。上海在保障非本地戶籍人口適齡子女求學方面，通過優先安排進入公辦學校就讀、政府向民辦學校購買學位等方式，至2010年秋季開學，共有47.05萬名農民工同住子女在滬接受義務教育。“十二五”期間，上海將以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為基數，并考慮各學段生源波動特點，形成合理配置義務教育資源的機制。這意味著上海的義務教育將保障所有常住人口適齡子女的基礎教育需求作為發展目標。

上海市為在優化優質醫療資源，啟動了旨在實現優質醫療資源全覆蓋的 “5+3+1”工程，開展了郊區三級醫院的建設。上海目標是打造成“1560”就醫圈，即中心城區的居民步行15分鐘到達醫療機構，郊區居民在60分鐘內就可到達三級醫院。目前已經率先實現了“1560”計劃的“15”的目標。為進一步提高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障水平，自2011年4月

1日起，上海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額（簡稱“封頂線”）從7萬元提高到28萬元，“封頂線”以上的醫療費用，由地方附加醫療保險基金支付80%。

此外，從城市管理中大聯動、網格化，到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調高，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逐年提高，穩定居民菜籃子價格的努力，有效應對食鹽搶購穩定市場等一系列事件，都體現了執政能力的提升，也使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和諧。

和諧社會建設中黨的執政能力提升要實現的兩個根本性的轉變。一是實現了從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提升到推動社會整體和諧發展能力的轉變。從上海的發展的實踐中不難看出，在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情況下，如果仍然單純強調經濟的高速發展，只關注經濟發展水平，就無法更好地推動社會的持續發展，最終也會影響經濟發展。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整體發展。提高黨的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能力已經成為當前執政能力建設中最為緊迫、最為現實的要求。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社會管理“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總要求”，也體現了這一要求。二是實現了從關注社會整體利益的基本實現向關注社會民生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生存發展的轉變。上海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經濟發展，社會整體走向富裕的時候，如何更好地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便具有了比經濟快速發展更加重大的意義。因此，上海兩會把2011年GDP增速定在了8%，低于“十一五”期間的兩位數增速。而在民生領域的投資大規模增加，則體現了對社會民生、對社會和諧的重視。這也是上海發展進程中長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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