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的現有黨派匯總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由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所創建，是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祖國統一事業的政黨。創始人為宋慶齡、何香凝、李濟深。

2、中國民主同盟（民盟）

中國民主同盟是主要由從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技術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等。

3、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

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是由經濟界人士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創始人為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

4、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

中國民主促進會是以從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許廣平等。

5、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

中國農工民主黨是以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具有政治聯盟特點、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有鄧演達、黃琪翔、章伯鈞等。

6、中國致公黨（致公黨）

中國致公黨是以歸僑、僑眷的中上層人士為主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司徒美堂、陳其尤。

7、九三學社

九三學社是以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創始人有許德珩、潘菽、涂長望等。

8、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是由臺灣省人士組成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謝雪紅、楊克煌。

第二篇：中國黨派

中國黨派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中國致公黨（致公）、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在臺灣，還有國民黨、親民黨。

執政黨：共產黨

參政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是以文教界中上層知識分子為主的政黨。1939年秋，張瀾、沈鈞儒、黃炎培、梁漱溟等在重慶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主張實行民主政治。1941年3月，統一建國同志會經過改組，由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組成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2年，沈鈞儒領導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加入該組織。這時民盟有“三黨三派”之稱。1944年9月，該組織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由團體會員制改為個人參加。爾后又將投靠國民黨反動派的青年黨與民主社會黨開除出民盟。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總部被迫解散，地方組織和廣大成員轉入地下堅持斗爭。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成立臨時總部，公開宣布同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目前，民盟在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地方組織。歷屆主席是黃炎培、張瀾、沈鈞儒、楊明軒、楚圖南、費孝通，現任主席為丁石孫。

中國民主建國會 中國民主建國會是主要由經濟界人士和其他專家學者組成的政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總格局中的參政黨，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成單位。民建于1945年在重慶成立，迄今已有半個多世紀的光榮歷史，在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是以從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

本會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

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愛國、民主、團結、求實，堅持立會為公，是本會的優良傳統。

本會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積極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認真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職責。

本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會的政治綱領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截止2004年底，我會會員總數為9.4萬人。全會中，女會員占45.6%；離退休會員占37%；中共交叉黨員占4.8%。

我會現有省級組織29個，市縣組織296個，基層組織5741個。

從年齡結構上看，全會成員平均年齡50.3歲，其中40歲以下占28.2%；41—50歲占24.2%；51—60歲占19.4%；61—70歲占18.9%；71歲以上占9.3%。

從界別分布上看，教育界占69.8%（其中，高教占13.1%，普教占56.7%）；文化藝術界占6.3%；新聞出版界占2.1%；科學技術界占2.6%；醫藥衛生界占5.7%；經濟界占5%（其中，公有制經濟占3.4%，非公有經濟占1.6%；法律界占0.8%；機關和其他界別占7.7%。

會員中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政府實職人員狀況：全國人大代表57人，省及市縣人大代表1621人；全國政協委員76人，省及市縣政協委員8386人；擔任政府及司法機關實職487人（縣處級以上）。

民進中央歷屆主席有馬敘倫、周建人、葉圣陶、雷潔瓊，名譽主席有謝冰心、趙樸初。現任民進中央名譽主席是雷潔瓊，主席是許嘉璐。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中的民主黨派，是由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所創建、具有政治聯盟特點、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祖國統一事業的政黨。

抗日戰爭勝利前后，國民黨內一部分愛國民主人士為了反對蔣介石的賣國獨裁政策，1945年秋成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6年春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等民主組織。1947年，國民黨內各民主組織的領導人和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先后到達香港，11月舉行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會。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選舉領導機構，同時發表宣言，明確提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獨立、民主與和平”。

歷任主席：李濟深、何香凝、朱蘊山、王昆侖、屈武、朱學范、李沛瑤、何魯麗。

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是以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具有政治聯盟特點、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有鄧演達、黃琪翔、章伯鈞等。

歷史軌跡

1927年5月，國民黨左派領導人鄧演達在上海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1年11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改黨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推舉黃琪翔為總書記。1947年，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改黨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選舉章伯鈞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49年9月，農工黨代表彭澤民、郭杰、李士豪等出席政協第一屆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章伯鈞任交通部長。農工黨分別于1949年、1951年召開第五、六次全國干部會議。1958年11月，將全國干部會議改為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分別召開了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歷屆領導人和主席為鄧演達、黃琪翔、章伯鈞、彭澤民、季方、周谷城、盧嘉錫；現任名譽主席盧嘉錫，主席蔣正華。

今日農工黨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農工黨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積極參政議政，對國家的經濟文化建設和醫藥衛生事業的改革和振興提出了意見和建議，為促進改革開放發揮積極作用。

農工黨的發展范圍以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以大中城市為主和有一定代表性人士為主。農工黨目前在除臺灣、西藏外的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地方組織，有黨員七萬三千余人。

農工黨中央機關分設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咨詢服務部、調查研究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6個職能部室。

農工黨主辦有中央機關刊物《前進論壇》雜志。

中國致公黨是以歸國華僑、僑眷中的中上層人士為主要成員的政黨。它具有政治聯盟特點，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是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的參政黨。

中國致公黨由華僑社團美洲致公總堂發起，于1925年在美國

舊金山成立。長期以來，致公黨為爭取祖國富強和維護華僑的正

當權益而奮斗；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積極支援祖國的抗日斗

爭。1947年5月，致公黨在香港舉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進行了

改組，從此走上了同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共同奮斗的道路，為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社會主義革

命和建設事業，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中國致公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根本準則，獨立自

主地開展活動。

中國致公黨現有黨員1.6萬余人。黨員中歸僑、僑眷、僑屬占

90％以上，平均年齡54歲，主要從事教育、科技、醫務、經濟、僑務、文藝等方面的工作；中高級知識分子占80％以上。中國致

公黨在全國19個盛自治區、直轄市建有自己的組織，主要分布在廣東、福建、廣西、上海、北京等省市。

中國致公黨在1997年12月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

舉產生了由92人組成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歸僑占52％，其他均為僑眷、僑屬及海外留學人士；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占 90％。委員們平均年齡57歲。

作為涉僑政黨，直接參與領導各方面的華僑工作，是中國致

公黨的一大特點。致公黨各級組織領導人中有很多在各級人大、政協、政府部門和群眾團體中擔任領導職務，負責華僑方面的工

作。

中國致公黨歷任中央委員會主席為陳其允、黃鼎臣、董寅初

。現任名譽主席董寅初，主席羅豪才。

九三學社是以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政黨，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本社前身為抗日戰爭后期，一批進步學者發揚五四運動的反帝愛國精神，以民主科學為宗旨，在重慶發起成立的“民主科學座談會”，后為紀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改建為“九三學社”。半個多世紀以來，本社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后，本社帶領廣大社員及所聯系的群眾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能，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在我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臺盟）是由居住在我國大陸的臺灣省籍人士組成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

臺盟繼承臺灣人民的愛國主義革命傳統，在臺灣人民“

二、二八”起義以后，由一部分從事愛國民主運動的臺灣省人士，根據當時臺灣人民的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要求，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作為名稱，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香港成立。臺盟成立后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支持臺灣人民的反帝愛國民主斗爭；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新中國成立以來，臺盟參加人民政權和人民政協的工作，推動盟員和所聯系的臺灣同胞，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促進祖國統一事業做出了貢獻。

臺盟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一切活動準則，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臺盟的主要任務，是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團結廣大盟員和所聯系的臺灣同胞，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爭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為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為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而奮斗。

臺盟一貫主張祖國的領土完整和統一，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一國兩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制造臺灣獨立的企圖和行動，支持臺灣爭取民主權利的斗爭。臺盟在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愛國主義旗幟下，廣泛聯系臺灣島內外各界人士，溝通意見，增進了解，促進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推動兩岸人民的往來和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特別是大力發展兩岸經濟合作，促進和平商談的實現，為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努力。

臺盟中央的歷屆主席為謝雪紅、蔡嘯、蘇子蘅、蔡子民，現任主席為張克輝。

所謂政治聯盟,是指具有不同利益和要求的人們為實現一定的共同目標而在政治上的聯合。

或者說政治聯盟是指不同的社會政治力量為實現一定的共同目標而結成的聯合體

第三篇：黨派講話(民盟)

在民盟總支換屆會議上的講話

今天，民盟泉港總支舉行二屆一次盟員大會。借此機會，我提三點工作建議。

第一、進一步加強政治學習，自覺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情況是在不斷的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希望新一屆民盟泉港總支領導班子進一步加強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深入實踐科學發展觀，不斷學習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方針政策，繼承和發揚黨派老一輩領導人長期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形成的政治理念、優良傳統和高尚風范，進一步增強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自覺性和堅定性，牢固確立正確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堅持多黨合作的政治準則，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第二、圍繞全區工作大局，不斷提高參政議政的水平。參政議政是民主黨派的重要職能，也是發揮參政黨作用的重要體現。努力把泉港建設成為國家級石化產業基地、海西石化城港口物流中心、東南沿海能源之都，是區第三次黨代會提出的新的奮斗目標。希望民盟泉港總支以換屆為契機，一要進一步增強大局意識、中心意識和服務意識，充分發揮成員的智力和優勢，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力求提出富有科學性和操作性的意見建議，為加快我區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二要把增進團結、維護穩定、促進和諧作為當前工作的重要任務，充分發揮反映群眾訴求、暢通社情民意、協調利益關系方面的獨特作用，積極投身到我區“五大戰役”、1項目推進等工作中去。

第三、大力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履行職責的能力。加強黨派自身建設，是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能的需要，也直接關系到多黨合作事業的健康發展。民盟泉港總支要以換屆為新的起點，一要抓好班子建設，不斷提高領導班子的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二要抓好制度建設，建立健全領導班子議事規則，完善理論學習、組織發展和成員管理等各項制度，促進總支工作的規范化和科學化建設；三要抓好活動的組織，積極響應統一戰線“海西春雨行動”等光彩事業的號召，進一步組織黨派成員走進農村、校園、企業等一線，廣泛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社會服務活動，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高黨派服務社會的能力和社會影響力。

同志們、朋友們，新起點，新希望。未來五年是我區經濟社會跨越發展關鍵五年，也是全區廣大干部群眾大有作為的五年，我們相信，新一屆民盟泉港總支領導班子一定能夠團結帶領全體成員，將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轉化為大有作為的工作實效，為加快湄洲灣綠色石化城的發展步伐再創佳績、再立新功。

謝謝大家。

第四篇：黨派自身介紹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由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所創建，是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祖國統一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宋慶齡、何香凝、李濟深。歷屆主席為李濟深、何香凝、朱蘊山、王昆侖、屈武、朱學范、侯鏡如、李沛瑤、何魯麗；現任主席是周鐵農。

民革鷹潭市委會的前身是民革鷹潭市支部。支部成立于1986年底，經過近十年的發展，于1996年6月成立了民革鷹潭市第一屆委員會。主委：吳文娛，副主委：邢星奎，秘書長：舒菁；2001年9月召開了第二次黨員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二屆市委會，主委：吳文娛，副主委：吳拓宇、汪桂昌，秘書長：劉瑞雪（兼）;2005年9月召開了第三次黨員大會，主委：吳文娛，副主委：吳拓宇、汪桂昌，薛美琴，秘書長：薛美琴（兼）；2010年召開了第四次黨員大會，主委：汪桂昌，副主委：吳拓宇、薛美琴，秘書長：王軍。

民革市委會現有基層組織13個，其中市直支部9個,貴溪總支下設支部3個。黨員144人,大專以上學歷121人，其中本科77人,研究生3人。中高級職稱91人,其中高級職稱29人。黨員平均年齡43歲。有副地級干部1人，縣級干部4人，科級干部16人。省政協委員2人,市人大代表3人(含常務委員會委員2人),市政協委員18人(含常委3人)；縣（市、區）人大代表2人(含常務委員會委員1人)，政協委員13人（含副主席1人，常委2人）。

江西民革

民革江西省地方組織活動始于1946年夏，1949年2月成立民革江西省分會籌委會，1953年12月民革江西省第一屆委員會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江西民革組織在中共江西省委的正確領導下，經歷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兩個不同歷史階段，走過了從愛國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為國家、為人民做出了重要貢獻。現為民革江西省第十屆委員會，有市委會10個、籌委會1個，總支11個，支部103個，2790余名黨員。

第五篇：論中國現有政治體制與改革

論中國現有政治體制與改革

所謂政治體制，就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包括權力體系的形狀、結構，權力的設置、分工，權力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及權力的運行機制和方式。

東方一貫奉行中央集權體制，其特點是：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位一體，沒有多少獨立和分工，行政色彩非常突出；二是地方隸屬中央行政管轄，由上而下，形成龐大的官僚體系。西方則實行分立體制，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各自獨立，相互制約；二是各地方自治，內政獨立，不受中央的行政轄制，國家采取聯邦制或邦聯制。

政治體制屬于上層建筑，決定于經濟基礎。東方一直是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各個產業之間缺少分工，政治體制也和自然經濟的特點保持一致。對于眾多封閉孤立的小農經濟，大一統的皇權對分散軟弱的小農起著凝聚作用，雖然它們的性質相反，卻具有互補的關系。經濟的缺陷由政治來補償，“堤內損失堤外補”。分立體制的經濟基礎則是以工商業為主體的發達的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各個產業的大分工，決定了政治體制必然具有分立的特點。同時，商品的流通，人員的頻繁往來，大大加強了彼此間的聯系，全國統一為一個大市場；原來封閉孤立的各地區相互開放，在政治上自動結為緊密的一體。西方國家的統一靠的是內部經濟交流產生的自發的吸引力，力量之強大，不需要政治上的撮合與擠壓，相反卻要求政治力量的分散乃至軟弱。而東方則由于經濟的脆弱，支離破碎的市場就象一盤散沙，國家的統一靠的是強大的政治力量，也就無怪乎古往今來人們對分裂的擔憂和對政治的極端重視了。

中央集權體制的優點是，能夠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去戰勝重大的自然災害，在社會發展初期能夠保持社會的穩定。這種體制的形狀和結構類似于金字塔型建筑，在幾何上擁有最大的穩定性。其缺點是：穩定有余，應變不足。優點的反面就是缺陷。這就是穩定與發展的辯證法。當社會的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如人民豐衣足食，農業和商業的大分工來臨時，集權體制就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反動力量，日益走向腐朽。表現為：官員們貪得無厭，腐化墮落，賣官鬻爵，為所欲為，人民怨聲載道，社會一片混亂。

分立體制的結構形狀可稱為“三足鼎立”，在幾何學上也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在穩定性上，它雖然不及前者，卻穩中有變，自適應性強。社會發生一點變化，它都能自動調整平衡，保持三點一面。

分立體制的缺點是，相互的制約造成國家內部許多無謂的爭吵和扯皮現象，精力不能集中。這是它的弊端，有一利則必有一弊。

但是，在權力的運行機制和運行方式上，分立體制對特權和腐敗具有明顯的制約作用。

一是體現了同級監督的原則。集權體制的運行機制是“上御下”，方式是自上而下，只有上級才有權任命和監督下級，一個至少監督三個；分立體制的運行機制是“下克上”，方式是自下而上，官員是由選民選舉，并由大家來監督，至少是兩個監督一個，效果是前者的六倍以上。

二是體現了制約原則。在分立體制作用下，任何一個權力部門都有一定的權限，經常受到其它部門的限制，從而大大縮小了權力犯罪的活動空間。集權體制則把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或某個部門手中，不受任何監督和限制，可為所欲為。在東方，只要是權力人物犯罪，其結果往往是“刑不上大夫”。

對于中國目前的腐敗問題，應該說主要在于體制。有人則認為，腐敗是個人的問題，即思想道德問題，思想決定行動嘛。這種說法顛倒了主次關系，如果腐敗只是少量、個別的現象，那么可以說它和體制無關；反之，腐敗若是大量、普遍的，甚至是集體腐敗，則必然是體制的問題。

腐敗總是與權力相聯系，沒有權就搞不了腐敗。腐敗的程度與權力的大小成正比，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因此，只有健全和完善政治體制—權力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清理腐敗。所謂政治體制，就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包括權力體系的形狀、結構，權力的設置、分工，權力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及權力的運行機制和方式。

我們就可以看到，西方國家一旦出現腐敗問題，就能迅速揭露出來，甚至一些在東方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被新聞媒體炒得紛紛揚揚。當然，即使分立體制比集權體制對政治腐敗有明顯的抑制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徹底地消除腐敗。因為腐敗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正如人體內存在細菌和病毒，不可能不生病一樣，腐敗就是社會的疾病，所以，任何人不能指望腐敗會消失得干干凈凈。問題的關鍵在于，社會的體制對腐敗所起的作用，是抵消限制，還是促進腐敗，甚至為腐敗推波助瀾？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集權體制會產生大量腐敗，而分權體制則對腐敗具有分化瓦解的作用。

如果說中央集權可以最大限度地組織社會的力量，創造奇跡的話，其反面則是：由于方向錯誤，造成巨大的悲劇，可謂兩頭冒尖。與此相比，分立體制既不會創造什么奇跡，也不會造成大的人為悲劇，“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考察東西方的整個歷史，發現政治體制的演化遵循著共同的規律。最初是諸侯割據，各地方獨立自治，然后是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最后再形成地區自治基礎上的“三權分立”的社會。這似乎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規律。當然，中國只停留在中央集權階段，和她沒有趕上資本主義那班車有直接的關系。即使如此，“三權分立”的雛形還是存在的。如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就是議會或國會，是封建專制時代所沒有的。

二、中國的政治體制現狀

目前，中國正致力于改革開放，經濟改革不斷深入，搞得有聲有色。相比之下，政治改革卻舉步維艱，步履蹣跚，遠遠跟不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因此出現了一系列復雜的現象和問題。對此，輿論將其歸因于“新舊體制的轉換”。但是，何為新體制呢？就經濟領域而言，新的體制就是市場經濟，舊的體制就是計劃經濟，這已經成為共識了。但一觸及政治體制，卻都避而不談，諱莫如深。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奉行的是傳統的中央集權體制，屬于舊的政治體制。新的政治體制到底是什么呢？還沒有人去探討和描述它的基本輪廓和藍圖。從辯證法的角度講，新的政治體制應該和舊的相反，并且與新的經濟體制相適應。不言而喻，新的政治體制就是分立體制。

有人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充分體現了人民民主，不需要加以改變。如果在實際上真的實行了這種體制，那倒是不應該改變，相反還應加強。因為它否定了行政高于一切的狀況，強化了立法對行政的監督制約。這種體制也可稱之為“議會制”，在西方資本主義早期曾經實行過，如英國的國會，法國的國民議會，在當時掌握了國家的主要權力。中國的“人大”就是中國的議會，她要擁有最高權力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問題在于，事實如

何？雖然憲法明文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機關，可在外人看來，卻猶如一枚橡皮圖章。實際上，誰的權力最高？輿論的宣傳提供了現成的答案，“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人大也要在黨的領導下工作”。而且，各級政權中，黨委是核心，人大、司法和政府都受其轄制。即使是“人大”本身，其人員成份也非常復雜，有政府官員、司法官員，還有軍隊的代表，就象一個大雜燴。“人大”與其說是一個專職的權力機構，倒不如說是一個咨詢機構更為恰當，表面上綜合了各方面的人選，實際上不可能獨立地工作。

在封建社會，傳統的中央集權使司法、立法和行政合為一體，皇帝既是行政最高首長，又言出即法，而且還是最高大法官，經常親自廷審斷案；到下面的州府雖說有了分工，最后到縣一級卻仍然是一樣集權。在傳統戲里，大家看慣了縣太爺大堂問案，為包青天式的清官喝彩，誰也不想想這其中有什么不適當的地方。知縣不僅要斷獄，還要征收賦稅，行政于民，各種權力集于一身。

在古代，缺少分工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政治體制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也是必然的。在今天，雖然縣長或縣委書記不再履行法官的職責，卻通過政法委員會領導控制公、檢、法三個執法部門，實際上還是沒有分開。

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狀況如何呢？它既不是原來的中央集權，也不是西方的三權分立，而是處于中間狀態，半集權半分權。例如，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地方已經獲得了很大的自主權，并發展到地方主義，甚至與中央分庭抗禮。然而，地方并沒有贏得自治，中央在行政上對地方仍然有一定的控制力。在三大權力中，人大—立法機構的作用得到了加強，司法獨立已經在理論上達成了共識，呈現了三權分立的趨勢。但是，由于三權分立被指為資本主義專利，社會主義不能利用，政治體制的改革進程受到了嚴重阻礙。

當然，處在中間狀態總是不妙的，因為它本身不是一種穩定狀態。在舊的體制已經失效，新體制尚未建立運行的情況下，新舊兩種體制的矛盾交叉必然造成許多真空，令人有空可鉆，衍生一系列奇怪的現象，即大量的腐敗。腐敗的猖獗也提醒人們，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到了非動不可的時候了。

既然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明確，為什么還遲遲不動呢？原因固然是對分立體制的看法，卻不是主要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擔心一旦實行分立體制，就必然打破“黨委是領導核心”的政治格局，進而威脅到黨的統治地位。其實這種擔心大可不必，因為黨的組織在國家政權中早已是無孔不入，政府中的官員百分之九十九均為共產黨員，不管怎么分權，也是內部分權，這一成份不會隨之改變。黨始終處在執政的位置上，只是執政方式發生了變化，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即使分權可能會造成一點損害，但與腐敗給黨形成的巨大威脅相比，還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這樣說很容易觸動某些人的敏感神經，立刻被扣上“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的大帽子。其實，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堅持共產黨執政，至于如何執政，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渠道和手段，則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喜歡“無限上綱”，只要聽到對黨的執政方式的議論，就象吃了蒼蠅喝了醋，馬上指責說是“否定黨的領導”云云。好象黨的執政方式僅此一種，不容改變似的。誰能說現實社會只給了唯一的選擇？社會在變，領導的方式就偏偏可以永恒？

當前，雖然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口號，但是解決問題主要是靠行政命令辦事，而地方自主

權又不斷增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矛盾：一方面地方分權，中央在行政上對地方的控制程度減弱；另一方面，中央又要通過行政渠道去解決全國性的問題，必然產生對立。因此，在新形勢下，就必須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和途徑。實踐證明，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是行不通的。

表面上，各級政權中以黨委為核心會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實際則不然。因為目前分離已是大勢所趨，特別是在財政上中央和地方已是分家各過，地方自主權增大，中央再象過去那樣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已經失效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即為明證。地方的一把手為了本地利益，或自己的政績，必然采取地方主義做法，“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然和中央的統一規劃出現對立。在此形勢下，“黨委領導一切”非但不能解決“中央要有權威”的問題，相反它還是造成地方對抗中央的關鍵所在。因為以黨委為核心，對地方勢力起到了整合的作用，形成了權力集團，助長了地方對抗中央的勢力。這是中央始料不及的。

三、重新評價“三權分立”

在不少人看來，“三權分立”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專利。其實，權力的分工是天然的，是國家政權的三根支柱。即使是在專制的中國封建社會，權力的分工也存在。皇帝為了強化自身的權威，就要削弱將相的權力，其辦法就是分權。如唐代設六部，宋朝宰相沒有多少權力，以至于“一切唯御史臺之命是從”，明代將地方政權分為布政使、按察使和提刑使等。分權于下，正是為了集權于上，這種政治智慧可以說是深得辯證法之精要：相反相成。今天，為了保持國家的統一和中央的權威，將各級政權分開是完全必要。就算“三權分立”是西方的專利，也可以借鑒嘛。過去，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人們對資本主義采取一種完全否定的態度，對一種事物只看其弊病，不管其優點。對“三權分立”體制，只注意議會和政府的爭吵，避而不談其它。如果說西方的某些人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充滿了偏見，中國對西方又何嘗不是如此？所以，應該重新審視資本主義的一切。今天，在經濟上，資本主義的東西完全可以引進吸收，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專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為何在政治上就不能學習西方的經驗？退一萬步講，就算“三權分立”是一付毒藥，也可以收“以毒攻毒”之效。無論從國家統一和反腐敗著眼，分立體制恰恰是地方割據和政治腐敗的克星。因為腐敗的主要根源在于集權，鄧小平說過，權力過分集中是當前最大的弊病。而每一級權力集中，又是以黨委為核心的權力集中，若還要強調所謂黨委的領導，豈不是南轅北轍？

有人說，如果政治體制也采取西方的分立體制，中國豈不是從經濟到政治都變成了資本主義和全盤西化？社會主義的制度安在？

這一問題涉及到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按照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還先進的社會，其出發的原點是資本主義。而中國偏偏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洗禮，其出發點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前提的不同，決定了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和實際的中國社會主義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我們自嘲建國前是“一窮二白”，承認自己落后，人民生活的水平直到現在還很低；另一方面，我們又非常自豪地宣稱“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仿佛社會主義不是在中國的社會基礎上平地建筑起來的大廈，倒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空中樓閣。不管和理論的社會主義相比，還是和發達的資本主義相比，中國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都明顯地落后。先進的社會制度卻建立在落后的經濟基礎上，聽起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顯然，書本上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的實際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此“社”非彼“社”。所以，小

平同志撇開教條主義的束縛，主張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也不再列為學校的必修課。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再堅持馬克思主義，而是要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實事求是地認識、研究和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既然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先進、更優越，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更有人權，為何還保留著落后、腐朽的封建專制社會的政治體制—中央集權、官僚體系，并很自然地確認為社會主義的成份？這似乎有辱社會主義的名聲。結果看起來也很不公平：我們對資本主義批判起來是不遺余力，唯恐沾染上一點“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對封建主義偏偏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露骨地宣揚一些明顯屬于封建主義的東西！就連今天的腐敗問題，有些人也將其歸咎于資本主義，是“由于受國內外資產階級腐朽意識形態的侵襲，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毒害”，卻絕口不提封建傳統在腐敗中的作用，而后者恰恰是醞釀腐敗的溫床！原因何在?很簡單，封建主義是中國的傳統，反封建就相當于反自身；而資本主義則是舶來品，和我們的傳統對立，招致反對是理所當然的。說穿了，姓資姓社的爭論，實質上還是東方傳統與西方文明的爭論，只不過是東方傳統打上了社會主義旗號而已。

我們有些人一方面自命社會主義制度多么嶄新、先進，另一方面卻頑固地堅持保留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集權體制，仿佛祖宗之法保持得越完整，就越社會主義，真讓人難以捉摸，這是一種什么心態？

“分而治之”，是一項高超的統治策略，為古今中外的統治者廣泛采用。近代的大英帝國對廣大的殖民地統治時，就成功地運用了這一策略。中國的漢武帝實行“推恩令”，使藩王的封地隨著子孫的繁衍不斷縮小，從而根除了藩王對中央的威脅。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就發明了分權制，將地方的主要權力一分為三，按軍事、行政和司法的分工設立都指揮史、布政史、按察史。觀明一朝，雖然出現了諸王爭霸和宦官專權之事，卻已完全杜絕了地方軍政官員違抗中央的可能。可見，分權才是保證國家統一和穩定的長遠規劃。

由于傳統的緣故，中國更多地采取行政隸屬的方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西方推行“三權分立”體制，各級政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牽制，甚至明爭暗斗，中央則坐收漁利，根本不用擔心什么分裂的問題發生。

近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對東方文明成果的大量吸收消化基礎上的，如四大發明，誰也無法否認，也是國人引為自豪的一項資本。考古學家更是不遺余力，證明許多成果源于東方的文明古國，如足球運動和文官制度。更有甚者，有的還將自由經濟的理論和老子的《道德經》聯系起來，說政府對經濟的不干預政策與老子的“無為而治”是一回事。正因為西方對東方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態度，才能后來居上。相比之下，東方對外來的東西就沒有這份胸襟和氣度。

同樣，將整個權力分割為幾個相互獨立的部門，使其相互牽制，便于駕馭控制和操縱，是古老的東方智慧，而非西方的獨特發明。只不過是西方將其作為治國的大原則，更為徹底罷了。盡管東西方在很多問題上不一致，在智慧上卻是相通的。科學無國界，任何智慧成果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誰都可以用，包括政治成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的反面是專制獨裁，集中的反義詞是分散，因此，集權體制的對立面是分權體制，而不是所謂的民主政體。如果說專制的基礎是集權，沒有集權就不可能獨裁；那么，民主的基礎就是分權。分權意味著將原來集中在專制君主手中的權力分給民眾，如選舉權和監督權，而不是將民眾的權力再集中到“人民的代表”身上來體現。例如，在建國后，雖然成立了人民代表大會，但是，由于忽視權力的分工和制衡，民主機制沒有運行起來，集權體制助長了領袖的個人專制，個人的決策錯誤導致了十年浩劫，教訓極為深刻。再如，官僚主義一直是我黨深惡痛絕和極力批判的，可是，由于官僚體制的存在，官僚主義這一頑癥始終沒有被根除，相反卻愈演愈烈，并侵入黨的健康肌體，使黨的組織官僚化，表現為任命制代替了選舉制，黨員的民主權利受到嚴重侵害。

馬克思指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經濟從商品的長期短缺轉變為商品過剩，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是社會由緊縮轉向膨脹的轉折點。社會大分工又促進了政治經濟的不斷分離，如中央與地方分家，黨政分開，政企分離，司法獨立等等。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封閉的自然經濟國度，而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現代工業社會。在此條件下，以脆弱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央集權體制日益喪失原來的作用，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必然為分立體制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