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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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正當時

作者：陳 飛

來源：《時代中國》2007年第02期

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差距的變化會經歷由小到大，轉而又由大到小的一個過程，這種現象被經濟學家庫茨捏茲用“倒U型曲線”加以形象概括。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都印證了這一結論。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呈現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特別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這種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甚至有加速的趨勢。以國際上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數來表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基尼系數一直處于上升的態勢。

伴隨著國有企業職工的下崗及失業，城市貧困問題逐漸引入人們的關注。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貧困問題并不是沒有，但遠沒有現在這么突出。隨著改革進程的加速，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城市貧困及由此而來的城市邊緣化問題日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現象的產生與收入分配體系有關，具體而言，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由于職業和技術體系的不完善，導致低收入者和下崗失業者并不能夠享受到經濟增長而帶來的好處。而住房、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基本同期進行，更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人們收入所得的不平等，特別是收入增長幅度的不公平以及分享經濟增長利益的不勻，很容易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壟斷及暴利行業很容易成為中低收入者的批判目標。“仇富”及對社會不滿心態在不少中低收入者中普遍存在。要從根本上改革這種現象，就需要對收入分配體系加以改革，建立穩步增長、公平合理及規范透明的收入分配體系并建立與之相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

目前各個城市房價居高不下，而且呈現急劇上漲的態勢，導致大多數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們怨聲載道。這種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居民收入增長幅度太慢，或者說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特別足與房價相比。不久前，國家采取了較為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日前已經對一些城市的房市形成一定的影響。然而在一定時期內房價也不太可能迅速下跌，甚至于跌到一個很低的水平。實現人們心中普遍存在的居者有其屋的預期，恐怕還需要通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別是穩定收入的水平來解決。

按勞分配應當成為新的收入分配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則。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按勞分配應該成為分配制度的主體。也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體現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性，逐步消除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腦體”倒掛現象。這種現象在八十年代曾經一度盛行，后來趨勢逐漸消失。然而，近些年，隨著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逐年加劇，這一現象又恢復了。新的“讀書無用論”在一些學生及家長心中較為流行。要改變這種趨勢，一個重要的途徑就在于改革現有的收入分配體系。

第二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

【關鍵詞】

提高勞動報酬 公平正義 社會和諧 【背景鏈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今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明顯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仍然比較嚴重。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要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對收入分配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也是要解決社會實際存在的突出問題。

【標準表述】 [權威觀點] 中國要認真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也就是逐步提高兩個“比重”，一個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個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兩個比重都是更多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我們不僅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

——溫家寶 [原因] 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城鄉收入差距。城鄉之間不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顯，而且在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也存在著較大差距。

二是行業收入差距。導致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壟斷及不公平競爭的存在。

三是地區收入差距。我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收入分配差距較大，而且這一差距還呈現逐年加大的趨勢。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問題，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利益調節問題，但實際上與一定時期的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往往是緊密相聯的。

從社會問題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學，不僅可以極大地調動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創造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還能夠減少大量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成為促進社會穩定的安全閥和穩定器。反之，就會誘發、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出現。

從政治問題來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僅體現著政府的政策導向、價值目標等，而且也直接檢驗著其政治結構、政治過程的合理性。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會導致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體性事件增加，甚至會直接威脅到政治穩定。

[措施] 如果不盡快采取措施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勢必引發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新問題，也會為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關鍵在于整頓和規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消除行政性壟斷。另一方面，強化勞動法令執行，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積極推進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

第二，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積極促進農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與努力創造就業崗位結合起來，以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另一方面，積極推進城鎮化，逐步減少農村人口，以增加農村人均土地擁有量和農產品需求量，從而增加農民收入。

第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收入差距。

貫徹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加強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中西部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到東部沿海地區就業或就近就地轉移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中西部地區應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斷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機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將分類所得稅轉變為綜合所得稅，并逐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從農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保障農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農村居民的醫療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鎮勞動者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一句話點評】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趨勢，是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來源：商洛人事考試網（shangluo.offcn.com）

第三篇：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最終版）

文章標題：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

現在，許多人在談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時候，普遍認為，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太高了。最近的一項網絡調查顯示，有69的人認為“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強化高收入人群稅收監管，改變工薪階層成為納稅主體的現狀”最關鍵。這表明“調高”成為了當前人們最關注的問題。然而，從宏觀意義上講，中國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

因并非高收入階層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或者換句話說，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窮”。所以，解決居民收入差距的關鍵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明顯偏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加快進行

○當前需要解決幾個突出問題，主要是：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一些部門憑借“行政權利”獲得大量額外收益；二次分配缺乏力度與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沒有形成○建議加大稅收制度改革力度，適時開征遺產稅，同時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加速建立第三次分配體系

○國資收益權要盡快落到實處，建立國有資本收益收繳制度，推進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實行雙重控制

最近政府一系列有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舉措成了一個牽動各界神經的、最引人注目的話題。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在7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胡錦濤就收入分配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此后不久，由發改委牽頭，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資委、國家稅務總局、國土資源部、人事部、衛生部、監察部、司法部和公安部等13個部委協同參與制訂的《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見》(下稱《意見》)草稿進入最后的征求意見階段。

收入分配改革駛入快行道

新一輪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講就像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不事張揚，但一直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上臺之后首先為社會弱勢群體辦了幾件實事：一是對農民“多予少取”，出臺減免農業稅政策；二是各地陸續提高了(主要針對農民工的)最低工資標準、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不斷擴大城市居民低保范圍。然后，政府將視線又轉向了中低收入階層：一是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800元大幅提升至1600元；二是頒布并實施《公務員法》，讓政府公務員人員的工資上漲有法可依。現在，有關部門又開始積極謀劃《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見》。這一連串的動作脈絡清晰、節奏分明，充分說明了一點：當前的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象以往所做的那樣，不再是一個技術性的局部調整，而是一個系統性、全方位的大變革。

如果說從改革和社會兩個角度我們就可以推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要性的話，那么從經濟的角度我們則可以看到改革的迫切性。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明顯偏大。

首先，從絕對水平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排在了世界前列。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城鄉居民基尼系數2002年超過警戒線為0.45，2004年達到0.47。

其次，從分布結構看，收入差距廣泛存在于社會經濟的各主要方面。一是城鄉差別。按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是其中之一。2004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了3.53:1。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享有各種補貼、勞保福利和社會保障等隱性收入，以及農民尚需從純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為消費基金、“三提五統”和用于再生產的部分，我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差距約為5:1-6:1。社科院一份研究表明，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二是區域差距。從東、中、西、東北四大經濟區域發展看，不僅中、西、東北與東部地區人均GDP差距不斷擴大，GDP增長率的差距也沒有出現明顯的縮小，即絕對和相對差距仍在不斷擴大之中。三是行業差距。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證券業為50529元，最低的是林業，為6718元，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四是企業差距。即使同為國有控股企業，2003年，寶鋼股份負責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為85.34萬，中石化負責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為28.4萬，華能國際負責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為47.34萬。

最后，從發展速度看，我國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一個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國家只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為國際所罕見。我國城鄉居民基尼系數1984年為0.24，1990年

第四篇：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問題

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來臨在即，奮戰在備考戰線上的許多考生都相當關注熱點備考領域，感覺熱點知識千變萬化，不知道如何積累，而對今年國考申論的熱點知識及哪些熱點將會成為最熱門的選題又相當好奇。事實上，每年的國考選題都與當年的重大時事緊密相連，這一點應引起廣大考生的高度注意。

以近三年的國考為例，2008年國考是在黨的十七大召開后舉行的，考的是生態文明問題，而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把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報告，可見其重要性非同一斑，結果當年就考了這個問題。2009年國考是在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的背景下進行的，當時我國的經濟形勢比較嚴竣，工廠倒閉頻發，工人失業劇增，而我國企業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自主創新能力較差等等，在這樣的背景下，國考的申論主題是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著眼點的工業以及一直是黨和國家工作重中之重的農業問題，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考查。2010年國考也是在經濟背景下，從如何實現經濟循環發展角度來考，最后其切入點就是海洋的生態文明問題。

由此可以預見，2011年的國考也必定會與時事熱點緊密相連。在深入研究今年時事的基礎上不難發現，社會公平正義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問題在當前受到頗多關注，極有可能成為今年的命題熱點。

一、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背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但是我國的收入差距則在明顯拉大，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小部分手中，人民群眾對此不滿情緒日益劇增，現在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我國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集中體現在收入分配領域。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2010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出，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內容】我國現階段要實現的社會公平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縮小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和發展不平衡問題；縮小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差距和發展不平衡問題。【意義】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當前，我國的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但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卻日益突出，我們應該認識到只有注重公平才能促進社會和諧，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

【措施】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我們更應該注重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我們要在重視發展經濟的基礎上通過實現社會公平來促進社會和諧，堅持以人為本，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社會環境。

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問題

【背景】當前，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休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分配格局日漸失衡，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縮小貧富差距、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收入分配體制亟需改革。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今年黨和國家重點所提及的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在很多場合表示加強收分配體制改革，目前方案正在制定過程中。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兩會期間談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時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意義】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縮小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休間的收入差距。一方面有利于保持我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把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一步推向前進。另一方面，能夠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從而保證人民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同時，還有利于人民充分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加有利于我們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措施】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一方面，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于經濟增長，使勞動報酬增長不低于、甚至應略高于經濟增長和企業收入增長。另一方面，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實完善強農惠農政策體系，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提高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完善企業管理層薪酬制度，規范壟斷行業收入，加強對高收入的稅收調節，促進收入分配結構合理化。

另外，從整體全年的時事來看，教育公平問題，體面勞動問題，文化軟實力問題，文化體制改革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等熱點，考生也應進行相應地關注。

第五篇：當前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對策

當前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對策

——基于全國和上海的數據

2015-06-17 基金項目：2012國家社科基金：“農村勞動力流動與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編號：12BJY032)，本文作者為該基金項目的主要參與人，非項目主持人。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該方案逐步規范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秩序，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近期，國務院又轉發了《公務員基本工資的調整》、《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工資的調整》和《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待遇的調整》三個實施方案。這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領域的兩項重大突破，標志著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邁入新征程。

一、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出臺可謂“十年磨一劍”。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起草工作就開始啟動，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國家發改委兩次將方案上報國務院，但均未通過。最后又推遲到2013年2月3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發改委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2013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指出：“貫徹落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制定出臺合理提高勞動報酬、加強國有企業收入分配調控、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點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遲遲未能出臺的原因究竟為何？一方面，由于利益關系的固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勢必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導致利益集團特別是一些壟斷行業利益關系的掣肘，而壟斷行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因此，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舉步維艱。另一方面，由于領導層特別是決策層沒有找到解決收入分配的有力抓手，因此，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推進不順。

我們可以從三次分配的角度來分析為何缺少有力抓手。(一)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缺乏調節收入分配的強有力手段

首先，我國現在的稅收收入大部分來源于非國有制企業，城鎮就業人口也大部分在非國有制單位(2013年全國稅收收入中有33%來自于國有制企業，全國城鎮就業人口中僅有18.4%在國有單位)，在這樣的所有制格局下，政府很難調節初次分配領域的收入分配。其次，我國生產要素市場的不完善不僅導致生產要素配置的低效率，更帶來了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就生產三要素來講，勞動力市場存在城鄉分割，導致城鄉就業者之間的不合理收入差距；資本市場中存在國有資本的壟斷和對民營資本的排斥，導致壟斷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土地市場特別是農村土地市場的不完善導致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很低，進而導致農村居民收入處于不合理的低水平。再次，初次分配領域還未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由于我國工資談判機制尚未形成，導致工資收入正常增長難以實現。主要原因是缺少工資談判機制所需要的制度環境，特別是工會制度缺陷，即參與談判的工人代表能夠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現有的工會制度還不能做到這一點)。最后，一些阻礙收入公平分配的制度和政策還存在，例如戶籍制度和養老制度等。

(二)在再分配領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作用有限

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說明：一是稅收，包括個人所得稅很難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我國現行的個稅制度采取“分別征收、各個清繳”的征管方式，這造成了收入來源單一的工薪階層繳稅較多，而收入來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階層繳稅較少的問題。此外，對個稅的所有納稅人實行“一刀切”，個稅不僅沒有縮小收入差距，反而起到了“逆向調節”的作用。據計算，我國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一半以上，但其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僅占20%，這就預示著80%的個人所得稅還是來自中、低工薪階層承擔。二是我國稅收結構的不合理。直接稅比重過低而間接稅比重過高(直接稅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三是社會保障不完善，且存在不同的保障水平。公務員、事業單位與企業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的差異，城鄉居民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的差距，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

(三)在第三次分配領域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

第三次分配領域即所謂的慈善公益事業，由于我國慈善公益事業起步晚、發展緩慢，且存在管理混亂、相關法律法規政策不健全、缺乏監督等問題，很難起到縮小收入差距、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

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面臨的困境

我國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面臨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普通勞動者、普通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問題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GDP中，政府、企業和居民(或普通勞動者)所占比重的均衡，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對于邁入中等收入階段的中國，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才能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逐步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我國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9年的52%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0%左右。勞動占比的下降意味著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所獲得的收入相對下降。雖然從2007年到2010年勞動占比有所上升，但總體上與1999年相比還是下降了7%。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和壟斷勢力增加是導致勞動占比下降原因之一，但工資變化對勞動占比影響不大。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變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有所減少，因而勞動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參與分配的貢獻率下降。此外，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導致按勞分配比重的下降，壟斷勢力的增加導致普通勞動者參與公平收入分配的權利和機會減少甚至為零。

同樣地，在初次分配中，普通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出現了下降。以上海市為例，根據《上海市統計年鑒》數據，從1990年至2008年的19年間，在上海市生產總值的構成中，政府占比從32.33%上升到33.47%，企業占比從25.84%上升到30.16%，個人占比卻從41.83%下降為36.37%。原因主要是隨著上海經濟中心地位的確立，企業成為上海經濟的重心，因而在GDP中的比重有較快上升。

(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從全國層面來說，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達到0.473，相對于2002年的0.454，上升幅度達4.4%左右。

同樣地，民盟上海市委2011年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本市不同行業工資收入之比，從住房公積金繳交額中計算出來的差異是2.4倍，但在從業人員平均報酬中計算出的差異卻高達6.4倍；在同一企業內部，經營者與普通職工收入之比已經擴大到5倍，有10%的企業甚至超過10倍。

城鎮居民內部和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我們根據全國基尼系數對其進行組內分解得到城鎮居民內部基尼系數和農村居民內部基尼系數。計算結果表明，城鎮居民內部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15擴大到2010年的0.56，增加了2.73倍；農村居民內部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0擴大到2010年的0.60，增加了2倍。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更多地受到經濟體制改革因素的影響。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一方面是由于農戶在農業和非農就業機會的差異，以及二者之間勞動報酬率的差異；另一方面是由于地區分割引起的地區收入的差異。

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擴大。《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1985-2013年，無論是城鄉之間名義收入之比還是剔除通貨膨脹影響的城鄉之間實際收入之比，都有所上升(雖然2010年之后城鄉居民名義收入之比和實際收入之比有均所降低)。原因主要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封閉導致城鄉之間就業機會和就業收入有很大差距，另外，城鄉之間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差異性也導致城鄉差距的擴大。

不同性質單位之間的工資差距也在擴大。以全國為例，1995-2012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工資明顯要高于集體和其他性質的單位職工平均工資，上海市也同樣如此，但上海市國有單位比其他性質單位職工平均工資高出的幅度更大。原因是：相比全國來說，上海市國有企業比重更高，以2012年為例，上海市國有經濟產值占上海市GDP比重達44.6%，而全國占的比重為35%左右。

(三)工資性收入增速緩慢的問題

以全國和上海為例，2000-2012年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率明顯要低于財政收入年增長率。這說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沒有占到合理的比重(見圖

1、圖2)，主要原因是財政收入中國有經濟繳稅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小，國有經濟的就業占比也相對較小，這使得國家可以調控的、按勞分配的職工工資增速較慢。

圖1 2000-2012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與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率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圖2 2000-2012年上海市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與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率 數據來源：歷年《上海統計年鑒》。

三、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要處理好“四對關系”(一)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收入分配要根據中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情況確定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是前提。同時還要確定什么是公平，兩極分化不是公平，平均主義更不等于公平，公平包括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更是包括了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能體現共同富裕的總目標。

(二)處理好“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關系

在再分配領域，國家可以通過調節稅收、增加轉移收入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手段，將既定的收入再分配到居民個人，從而達到促進社會公平的目的。但是，初次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問題更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因為初次分配奠定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對收入分配是否公平與合理起到關鍵性作用。初次分配不公平、不合理，即使再分配再有力、再完善，也很難維持收入分配格局的公平與合理。國際上，衡量初次分配公平與否的標準就是勞動者的報酬(即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

(三)處理好“高、中、低收入”的關系 政府要在宏觀上對縮小收入差距給予更大的關注，落實好“提低、擴中、調高”的改革方向。對于低收入者，可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對于高收入者，要通過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取締非法收入等手段來平衡過高收入。要平衡好高、中、低收入的關系，使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這不僅能提高內需水平，促進經濟發展，還能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四)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驗”的關系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一方面要靠中央政府部門的頂層設計，統籌好各方面利益關系，把握好各個環節，另一方面也要靠基層政府部門的試驗，總結經驗教訓，將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廣東省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收入分配改革既有頂層設計又有地方試驗。在頂層設計方面，廣東省“企業工資集體協商三年行動計劃”已經全面實施，目前，全省工會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建制率達76.5%。另外，廣東省人社廳也出臺文件規范公務員津貼性收入，實施事業單位績效工作制。在基層試驗方面，中山市明確提出“收入倍增”計劃，打造橄欖型社會結構；梅州焦嶺在推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改革方面接連破冰，農民財產性收入大幅增加；佛山順德允許村民公寓增加商業功能為集體經濟組織增加固定收益。廣東省的成功經驗說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驗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要。

作者： 中共上海市金山區委黨校 陳光普 來源： 《北方經濟》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