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婚姻法畢業論文

畢業論文

（一）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基礎

有學者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源于民法上的侵權損害賠償。對破壞婚姻關系的行為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責任，依照侵害名譽權的法律處理。也有關點認為應將破壞婚姻關系認定為侵害配偶權的民事責任，實行精神損害賠償。

本文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在于婚姻的契約本質。

長期以來，我國并沒有采用婚姻契約理論，傳統認為“ 婚姻是男女雙方精神上的結合”，“愛情是不應該用金錢來衡量的”，更有反對確立婚姻損害賠償的人士認為：損害賠償制度違反了婚姻的倫理本質，并使婚姻關系商業化，法律解決道德的問題是不妥當的等等。總之，這是因為對婚姻的本質存在不同看法而導致的不同結論。婚姻是男女雙方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結成的以人身和財產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種民事契約。就是說，婚姻的本質是一種契約，而契約不僅強調權利，更強調自由。因此，我們可以說，婚姻意味著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據就是契約自由，包括結婚自由與離婚自由。我國采取結婚登記主義。這說明，婚姻契約的締結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進行。它的內容就是夫妻雙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權利和各自所應履行的婚姻義務。這種權利義務包含了人身和財產兩個方面；而且婚姻當事人可以選擇離婚來解除這種權利義務，即婚姻契約的解除。以上內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約本質。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就是從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來反映婚姻的“契約”本質的。我國修改前的婚姻法并無離婚損害賠償制度。而國外立法卻早在幾百年前就確立了這項制度。如1791年法國《憲法》、法國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確立了這項制度。

婚姻的“契約”本質在我國受到禁錮，似乎承認婚姻是一種契約，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種可恥的交易。應當說，這種理念回避了婚姻關系的本來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則的貫徹和實現。近年來，隨著民眾“契約”理念的漸趨深入，有關婚姻本質的認識也越來越明晰。并且，這種認識已經反映到婚姻立法上來。我國現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約本質而確立了損害賠償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過錯方已經嚴重違反了婚姻契約之義務，理應承擔損害賠償之責任。

二）《婚姻法》確立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

2001年，我國《婚姻法》確立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

（1）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目前社會形勢下保護婚姻一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懲罰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戀，家庭暴力等過錯當事人的行為。

（2）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在人們對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為日漸麻木漠然，社會風氣日漸淪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來提高道德的認識是必要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樹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家庭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之一。

（4）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需要。從以往的司法實踐

看，由于我國原婚姻法沒有規定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財產時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來操作。但是在財產很少甚至沒有財產的情況下，該照顧原則根本無法適用，無法給予無過錯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護；同時使違法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理和制裁。因此，讓司法有法必依，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確立至關重要。

有反對該項制度建立者認為：損害賠償制度違反婚姻的倫理本質，而懲罰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問題不能用法律的手段來解決，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隱私，捉奸成風的不良風氣，司法介入婚姻過錯的調查，取證困難，訴訟成本高，操作難等等。筆者認為，婚姻法范疇固然含有倫理因素，但是它更是一項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國采結婚登記主義，婚姻這項契約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締結。它不僅關系到當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會利益，理應受法律的嚴格保護。調查難，訴訟成本高不能成為反對立法的理由。葛洲壩水利工程難、成本高，為什么國家還要建設？因為它建成后的社會效益可觀。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損害賠償，其社會效益，精神效益從長遠看亦不會小！

（三）損害賠償的要件

根據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構成要件有以下幾點：

1、行為人具有主觀上的過錯

這是損害賠償的主觀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觀有過錯。如果行為人主觀上無過錯，則不承擔賠償責任。

2、行為具有違法性

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行為要件，即過錯方的行為違反了婚姻法的規定或婚姻契約對婚姻義務的要求。

3、請求權人有受損害的事實

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后果要件，即享有請求權的一方當事人必須具有損害事實，包括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事實上，也只有當無過錯一方有損害事實時，才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需要強調和補充的是：通說精神損害賠償要有精神損害的事實。因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實狀態表現出來更是難上加難。“在學理上為了解決精神損害存在的客觀性，有學者和實務者將精神損害分為“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和“證實的精神損害”。所謂“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又稱“形式上的精神損害”，只要受害人有舉證侵害人的侵權行為明確存在的表現形式，依一般的認識水平，相信受害人確實存在遭受精神損害的事實，法律則推定這個損害的真實性。所謂“證實的精神損害”也稱“實證的精神損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損害的真實性，受害人必須舉出證據加以證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體上，精神上受到損害。”筆者認為：通說要件所述的精神損害的事實應理解為是“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損害而無須再輔以證據加以證明。

4、過錯行為與損害事實具有因果關系

這是損害賠償的因果關系要件，即違法行為與無過錯一方的損害事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

關系。

（四）損害賠償的適用條件

本文在闡述中一直強調婚姻的損害賠償，而非離婚的損害賠償。這正是本文的重要觀點之一——確立獨立的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支持婚內損害賠償。

《婚姻法》第46條適用的條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這應該理解為對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提起確定了一個前提條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當事人不要求離婚就不能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么？難道說無過錯方要想得到賠償就必須以離婚為代價么？筆者認為，這種規定，無疑使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形成了一種“強行配售關系”，如果婚姻一方當事人想主張損害賠償，那么離婚便成為了一種“強制搭配品”，否則損害賠償就無從提起。然而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兩種本質截然不同的權利。離婚請求權是基于婚姻關系的破裂而主張夫妻關系的解除，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基于違背婚姻法所規定的義務的違法行為而主張受損權益的法律保護。因此，應將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作為一項獨立的請求權，取消以離婚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內損害賠償的請求。也許有人認為這種賠償沒有什么意義？判來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財產。但筆者認為，這樣界定是有意義的。它可以整體提高人們對家庭，對婚姻義務的重視，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對有過錯一方進行懲罰和教育，即體現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過錯方悔悟，使其“回頭是岸”，促進家庭和社會的穩定。如果一定要以離婚為代價，對無過錯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對于這種因婚內賠償無過錯方所取得的財產或財產權利亦應認定為其個人財產。家庭是社會的組成細胞，其穩定與否，在一定因素上關系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如果確立這種獨立的賠償請求權，從長遠的角度看，其社會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觀的。

五）損害賠償義務主體范圍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條，在責任主體上界定模糊。從條文分析，損害賠償義務人限制在夫妻雙方的范圍之內，這使得受害人在權利保護上受到影響。實際上，是免除了有過錯的第三方的連帶責任。無過錯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張賠償呢？筆者認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對現行法律保護的婚姻制度的破壞，同其他的違法行為的本質是相同的，而不僅僅再是道德問題，法律必須做出否定的評價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為配偶一方與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嚴重的違法行為，第三者大都有過錯，理應承擔賠償責任。不過，無過錯方不應在離婚之訴中向第三者主張權利而應另行提起侵權之訴；如果，象本文第四點所述的，允許婚內賠償的話，無過錯方則可以以有過錯的配偶和第三人為共同侵權人提起侵權之訴。有的專家、學者稱“懲罰第三者有可能導致捉奸成風，司法上難以操作。”筆者認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過錯，如重婚、姘居、長期通奸，及導致他人離婚的就應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情節嚴重的，追究刑事責任，亦不免除其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追究第三人責任體現了一種立法價值取向，維護公序良俗。當由道德約束的問題超越了社會文明的底線，則需要法律來維持它的正義和標準。如果法律對第三者的重大過錯視而不管，僅對離婚過錯方進行懲罰，將達不到法律所預期的預防，警示及教育，懲罰作用。而且設立向婚姻損害第三方主張損害賠償的制度也是多數國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損害賠償制度在舉證責任方面存在的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有權主張損害賠償的是“無過錯方”。其意味著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制度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以過錯為歸責的最終要件。這樣舉證的責任就落在了無過錯的受害一方。在單純的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的情形下，對提出損害賠償請求者要求其承擔舉證責任，對這一證據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領域存有相當的難度。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以下簡稱為若干解釋）

第二條規定：“婚姻法第三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權利主張者如何來證明配偶與婚外異性該種關系的持續性、穩定性呢？有些權利主張者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雇傭私家偵探或干脆自己充當起私家偵探的角色，期望借助這些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權利請求。但往往會由于收集證據材料及運用證據不當而引發權益之間的沖突。譬如，將捉奸照公布于眾，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將同居的事實大肆渲染，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名譽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等等。當然，有相當一部分權利主張者根本無法提供此方面的證據材料。在這種種狀況下，一味地實行誰主張誰舉證，便可能導致該種局面：由于證據的不足或缺乏證據，權利主張方的請求權實現不了，應承擔責任的一方則可逃脫法律的懲處。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權的事實卻苦于證據的缺乏而無法對被侵犯的民事權益給予相應的民事救濟。在該種局面下，損害賠償制度確立的立法價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蕩然無存。

筆者認為：適當適時適地地采用過錯推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會加大受害方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

如果可以這樣操作，那么有相當一些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我們主張，無過錯責任或者特殊侵權場合，我國民法應借鑒法國的經驗，侵權人侵害自然人物質性人格權，無論侵權人有無過錯，均應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質性人格權遭受侵害，受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場合，可以適用過錯責任，也可以適用無過錯責任。”正由于過錯推定是從保護受害人利益考慮而產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對受害人提供救濟，因此筆者認為可以也應該將過錯推定原則引入到婚姻家庭領域中的損害賠償制度中。例如在重婚、與婚外異性同居等情況下，無過錯方要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應采用過錯推定的原則，由過錯方對其對精神損害的后果沒有過錯進行舉證。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視婚姻僅為民事契約”，確立婚姻法的損害賠償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約”本質，更何況婚姻家庭關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濃厚的民事法律關系，它具有強烈的倫理道德性，復雜性，會使婚姻家庭領域隨時可能出現法律所預料未及的新情況、新問題。過錯推定原則也會有助于對此類婚姻家庭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及時的調整。同時，也加大了對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綜合前六方面的論述，筆者在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議：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約”本質；確立這項制度是我國目前婚姻家庭觀念“世風日下”，恢復道德倫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對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損害應理解為“名義的精神損害”為宜；損害賠償不應局限在離婚條件之下，亦應及于婚姻持續的過程中；損害賠償的義務人應包括有過錯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權利主張者以何名義訴之在所不問）；適當適時適地地采用過錯推定原則來加大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第二篇：婚姻法畢業論文 - 副本

婚姻的契約本質和婚姻損害賠償制度

（一）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基礎

有學者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源于民法上的侵權損害賠償。對破壞婚姻關系的行為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責任，依照侵害名譽權的法律處理。也有關點認為應將破壞婚姻關系認定為侵害配偶權的民事責任，實行精神損害賠償。

本文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在于婚姻的契約本質。

婚姻是男女雙方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結成的以人身和財產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種民事契約。就是說，婚姻的本質是一種契約，而契約不僅強調權利，更強調自由。因此，我們可以說，婚姻意味著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據就是契約自由，包括結婚自由與離婚自由。我國采取結婚登記主義。這說明，婚姻契約的締結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進行。它的內容就是夫妻雙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權利和各自所應履行的婚姻義務。這種權利義務包含了人身和財產兩個方面；而且婚姻當事人可以選擇離婚來解除這種權利義務，即婚姻契約的解除。以上內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約本質。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就是從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來反映婚姻的“契約”本質的。

婚姻的“契約”本質在我國受到禁錮，似乎承認婚姻是一種契約，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種可恥的交易。應當說，這種理念回避了婚姻關系的本來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則的貫徹和實現。我國現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約本質而確立了損害賠償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過錯方已經嚴重違反了婚姻契約之義務，理應承擔損害賠償之責任。

二）《婚姻法》確立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

2001年，我國《婚姻法》確立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

（1）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目前社會形勢下保護婚姻一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懲罰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戀，家庭暴力等過錯當事人的行為。

（2）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3）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

（4）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需要。

有反對該項制度建立者認為：損害賠償制度違反婚姻的倫理本質，而懲罰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問題不能用法律的手段來解決，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隱私，捉奸成風的不良風氣，司法介入婚姻過錯的調查，取證困難，訴訟成本高，操作難等等。筆者認為，婚姻法范疇固然含有倫理因素，但是它更是一項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國采結婚登記主義，婚姻這項契約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締結。它不僅關系到當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會利益，理應受法律的嚴格保護。

（三）損害賠償的要件

根據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構成要件有以下幾點：

1、行為人具有主觀上的過錯

這是損害賠償的主觀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觀有過錯。如果行為人主觀上無過錯，則不承擔賠償責任。

2、行為具有違法性

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行為要件，即過錯方的行為違反了婚姻法的規定或婚姻契約對婚姻義務的要求。

3、請求權人有受損害的事實

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后果要件，即享有請求權的一方當事人必須具有損害事實，包括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事實上，也只有當無過錯一方有損害事實時，才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需要強調和補充的是：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損害而無須再輔以證據加以證明。

4、過錯行為與損害事實具有因果關系

這是損害賠償的因果關系要件，即違法行為與無過錯一方的損害事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四）損害賠償的適用條件

本文在闡述中一直強調婚姻的損害賠償，而非離婚的損害賠償。這正是本文的重要觀點之一——確立獨立的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支持婚內損害賠償。

《婚姻法》第46條適用的條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筆者認為，這種規定，無疑使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形成了一種“強行配售關系”，如果婚姻一方當事人想主張損害賠償，那么離婚便成為了一種“強制搭配品”，否則損害賠償就無從提起。

然而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兩種本質截然不同的權利。離婚請求權是基于婚姻關系的破裂而主張夫妻關系的解除，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基于違背婚姻法所規定的義務的違法行為而主張受損權益的法律保護。

因此，應將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作為一項獨立的請求權，取消以離婚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內損害賠償的請求。也許有人認為這種賠償沒有什么意義？判來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財產。但筆者認為，這樣界定是有意義的。它可以整體提高人們對家庭，對婚姻義務的重視，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對有過錯一方進行懲罰和教育。

五）損害賠償義務主體范圍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條，在責任主體上界定模糊。從條文分析，損害賠償義務人限制在夫妻雙方的范圍之內，這使得受害人在權利保護上受到影響。實際上，是免除了有過錯的第三方的連帶責任。無過錯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張賠償呢？筆者認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對現行法律保護的婚姻制度的破壞，同其他的違法行為的本質是相同的，而不僅僅再是道德問題，法律必須做出否定的評價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為配偶一方與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嚴重的違法行為，第三者大都有過錯，理應承擔賠償責任。

不過，無過錯方不應在離婚之訴中向第三者主張權利而應另行提起侵權之訴。筆者認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過錯，如重婚、姘居、長期通奸，及導致他人離婚的就應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情節嚴重的，追究刑事責任，亦不免除其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追究第三人責任體現了一種立法價值取向，維護公序良俗。

（六）婚姻損害賠償制度在舉證責任方面存在的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有權主張損害賠償的是“無過錯方”。其意味著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制度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以過錯為歸責的最終要件。這樣舉證的責任就落在了無過錯的受害一方。在單純的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的情形下，對提出損害賠償請求者要求其承擔舉證責任，對這一證據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領域存有相當的難度。筆者認為：適當適時適地地采用過錯推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會加大受害方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

（七）總論

綜合前六方面的論述，筆者在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議：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約”本質；確立這項制度是我國目前婚姻家庭觀念“世風日下”，恢復道德倫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對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損害應理解為“名義的精神損害”為宜；損害賠償不應局限在離婚條件之下，亦應及于婚姻持續的過程中；損害賠償的義務人應包括有過錯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權利主張者以何名義訴之在所不問）；適當適時適地地采用過錯推定原則來加大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第三篇：法學專畢業論文 淺談新舊婚姻法

淺談新婚姻法

婚姻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兩個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婚姻法作為一部專門的法律來幫我們經營和管理婚姻。婚姻法是調整一定社會的婚姻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定社會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表現。近些年來婚姻法不斷的完善和改進，本文淺談針對舊婚姻法，肯定了新婚姻法的優越之處，并對其中仍然存在的不足提出自己的建議，以使婚姻立法更全面。

一、針對舊婚姻法新婚姻法的優越之處

（一）充實了配偶相互權利義務內容的規定

舊婚姻法第三條規定“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新婚姻法在保障基本原則實施的禁止性規定中，補充了“禁止有配偶著與他人同居”的規定，增加了體現婚姻立法宗旨的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這些都是配偶權的主要內容。

（二）明文禁止家庭暴力

舊婚姻法只是籠統的規定了“禁止家庭成員間的虐待和遺棄”，那么暴力需達何種程度構成虐待？這種模糊的表述容易使實際操作中容易出現法律真空。特別是在現實生活中家庭暴力雖然屢見不鮮，但家庭暴力不一定構成虐待，為了使實施家庭暴力者得到應有的處罰，有效地遏制家庭暴力現象的發生，新婚姻法進行了修改，把嚴懲家庭暴力作為重點之一，在婚姻法第3條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規定，并且在第五章第43.45.46條規定了相應的救助措施與法律責任。

（三）有條件地保護事實婚姻

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符合結婚條件的男女未辦理登記，僅舉行結婚儀式就視為結為合法夫妻。新婚姻法把符合雙方自愿，達到法定婚齡并沒有血緣和精神上的問題，只是沒有登記的，規定要補辦登記，使他們走上合法婚姻的道路。

（四）充實了夫妻財產制的內容

首先，新婚姻法對夫妻法定財產制進行了修改，在夫妻財產之中嚴格劃清了夫妻共同財產和夫妻個人財產范圍的界限。如13條改為17條，第1款修改為：，“夫妻在婚姻關

1系存續期間所得下列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這其中包括：1>工資、獎金；2）生產經營的收益；3）知識產權的收益；4）繼承或贈與所得的財產；5）其他應當歸共同所有的財產。此外增加了一條作為18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夫妻一方財產。”其中包括：

1）一方的婚前財產；2）一方因身體受到傷害獲得的醫療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等費用；

3）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妻一方的財產；4）一方專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應當歸一方的財產。

其次，對夫妻財產約定制進行補充。根據新婚姻法的規定，夫妻雙方可以書面約定婚前財產以及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分配方式。這就意味著，以往婚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主要歸雙方共同所有的習慣定式，被徹底打破，夫妻財產約定制，將成為夫妻分配婚后財產的主流。這是修改后的婚姻法最具時代特色的內容。

（五）增設了“婚姻無效和可撤銷制度”

舊婚姻法雖然規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以及法定婚齡和禁止結婚的條件，但對違反這些規定結婚的，沒有作出相應的規定。修改后的婚姻法首次引用民法中“無效”和“可撤銷”的規定，在第10、11、12條分別規定了“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的幾種情形。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自始無效。這就意味著：一旦一宗婚姻被宣布無效或撤銷，當事人就不具有夫妻的權利和義務。“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的提出，是婚姻法的一大進步，使司法人員在司法實踐中有法可依，人們也可以更有效地拿起法律武器，捍衛個人的意愿，同時還可以及時逃脫婚姻”陷阱“，讓違法者受到應有的處罰。

（六）補充列舉了離婚條件

舊婚姻法第25條規定準予離婚的條件為“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眾所周知，離婚是讓感情確已破裂的夫妻雙方脫離苦海，告別死亡婚姻的合法有效的途徑。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尊重協議離婚的同時，仍然繼續沿用“感情確已破裂”這一離婚標準，此外還增加了基于這一標準而列舉的五種情形。

（七）救助措施與法律責任

1.增補了對家庭暴力受害者和被虐待者的救助措施

新法增補了以下規定：對重婚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受害人有權提出請求，居委會、村委會以及所在單位應該予以勸阻、調解；根據實際情況還可能給予行政處罰或追究刑事責任。

2.增設離婚無過錯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根據新婚姻法的規定，當一方重婚或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一起家庭成員而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賠償。這是新婚姻法取得的令人稱贊的進步，加強了夫妻間忠誠和尊重的責任，給有過錯的一方以實質性的懲罰。

二、新婚姻法的不足

婚姻法的修改適應了我國新時代婚姻家庭狀況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國的婚姻家庭制度。但是在新婚姻法對舊婚姻法的立法突破和完善的同時，現行新《婚姻法》在保留符合社會需要的一些規定，也摒棄了一些跟不上時代步伐的規定，但社會關系是復雜多變的，使得新《婚姻法》的不足逐漸顯露。

（一）關于配偶權的問題

缺少關于對配偶權的規定

配偶權是指夫妻基于配偶身分而享有的要求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和諧的權利和為此所應承擔的義務，從廣義上講，配偶權就是夫妻之間權利和義務的集合，從狹義上理解，配偶權指配偶財產權和配偶人身權的合成。配偶權在婚姻家庭關系中一般可以派生出如下幾項具體的權利和義務：夫妻姓名權、住所決定權、同居權、貞操義務、生活互助權、家事代理權、平等從業權和生育權等。這次婚姻法修改過程中對配偶權能否作為一項民事權利寫進法律進行了比較激烈的爭論，最終，新《婚姻法》對配偶權未作明確規定，其實，配偶權作為一項夫妻權利和義務的集合，是客觀存在的。男女結婚后組成一個家庭整體，彼此之間不僅在物質生活上結合在一起，而且在精神生活、性生活上也緊密結合在一起，他們雖然在人格上是相互獨立的，不存在一方對另一方人身依附關系，但作為配偶，雙方都擁有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這種在于夫妻之間的特定的權利和義務，是相互擁有、平等行使的，也是二者都應該履行的法律責任。

（二）關于事實婚姻的規定存在缺陷

新婚姻法回避了對事實婚姻是否承認其效力的問題。對于不符合結婚條件的男女雙方沒有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且不傷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同居是否得到法律認可和調整呢？新法沒有做出規定和回應。而我國又沒有同居法來加以調整和規范，實乃立法之空白。對同居行為放任或道德調整，不利于對這種客觀存在現象的問題解決。

（三）關于法定夫妻共同財產

新《婚姻法》規定：夫妻一方繼承所得的財產為法定的夫妻共同財產范圍。一方因遺囑繼承或贈予所得的財產，如果遺囑或贈予人在合同中明確表明歸夫或妻一方所有，則為夫或妻一方所有，如果遺囑人或贈予人在合同中沒有明確表明歸夫或妻一方所有，則為法定的夫妻共同財產。與1980年《婚姻法》的有關規定相比，這一規定已經考慮到了配偶

一方因繼承或接受贈予所得財產與一般婚后所得的不同性質，但仍有值得探討的余地。

1、不符合國際慣例

任何國家的立法，首先應從本國的具體情況出發，考慮本國的歷史、習慣等具體國情。但是，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一個國家無論是屬于大陸法系、英美法系，還是前蘇聯等國家的法律，都規定夫妻一方繼承或受贈的財產屬于個人。

2、與我國《繼承法》規定不符

根據我國《繼承法》的規定，法定繼承人的范圍和順序是確定的，法定繼承制下的遺產只能由法定繼承人繼承。遺囑繼承人也必須屬于法定繼承人的范圍，如果將夫妻一方依法“繼承的財產”作為法定的夫妻共同財產，實際上是將法定繼承人的范圍擴大到了繼承人的配偶。夫妻一方因遺囑繼承取得死亡公民的財產，這是公民生前意愿的體現，但是被繼承人的遺愿必須受繼承法的約束，即只能通過立遺囑的方式，“將個人財產指定由法定繼承人的一人或數人繼承”，這就要求遺囑繼承人也必須屬于法定繼承人的范圍。新《婚姻法》第17條將夫妻一方通過法定繼承方式所得的財產規定為夫妻共同財產，在被繼承人無法作出遺囑的情況下，就將繼承人的范圍延伸到繼承人的配偶，這是否有違被繼承人的意愿呢？我們不敢擅下定論。同時，這一規定也不利于社會關系的穩定，一些貪財圖利者往往不顧道德和社會的譴責而與家庭富裕的人結婚，等到繼承結束又與之離婚，這種現象在實踐中已是屢見不鮮，顯然這種惡劣行徑是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的。

（四）關于離婚方面的問題

1、關于離婚標準之規定不嚴謹

作為立法和司法的總結，新婚姻法仍采用了“感情卻已破裂”作為離婚的法定標準，這對于保持法律的連續性，具有積極意義。但是用感情破裂作為婚姻破裂的標準，本身缺乏可行性、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正義性，“在事實操作和社會公德的價值上都小能盡如人意”。此外，新婚姻法還對離婚標準采用了列舉的方式，然而從新法之列舉情形看，以過錯為多，過錯離婚主義的痕跡過重。且并沒有把常見的、多發性，具有普遍性的離婚情形列舉出來，這樣難以達到列舉的真正目的。

2、關于離婚損害賠償制度不完善

（1）對損害賠償責任的性質沒有明確界定，易于造成理解的混亂。這種損害賠償是單純的財產損害賠償還是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呢？新婚姻法沒有給予很好的答案。

（2）新婚姻法規定以離婚為損害賠償要件。要求損害賠償以離婚為代價，條件苛刻，不能解決夫妻感情沒有確已破裂，而夫妻一方遭受對方人格、身份等損害而為索賠的問題。

結語：這次新修改的婚姻法針對過去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更完善了以前舊婚姻法的不足。可是在其運用的過程中仍有它的不足之處，并不可能滿足每一個人對它的需求。婚姻法不可能細致入微地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僅靠婚姻法也不可能解決家庭的所有問題。在維系婚姻這個問題上需要我們自身的努力，通過自己去創造更加美好的家庭！

參考文獻

[1] 《新婚姻法5年實踐之評析》，何貴忠，《婦女研究論叢》，2006年11月第6期總第76期，第20-23頁

[2]《淺析新婚姻法存在的立法缺陷》，鄧忠安，《當代法學》，2002年第9期，第103-105頁（南昌大學法學院·溫清）

[3]《淺議配偶權》，韓延斌，《人民司法》，2001年第4期，第30頁

[4] 夏吟蘭,蔣 丹,薛寧蘭.《21世紀婚姻家庭關系新規制》.中國檢察院出版社，2001:253.[5] 韓延斌.《淺論配偶權》載《人民司法》，2001,(4).[6] 楊大文.《親屬法》.法律出版社，1997:151.[7]《婚姻與繼承法學》，巫昌楨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第4版，第13—15頁，第107—109頁，第123—131頁

第四篇：合同法、婚姻法、繼承法畢業論文推薦選題

婚姻法：

1、試論夫妻人身關系的立法完善

2、論非婚同居關系的法律調整

3、婚內侵權民事責任探析

4、如何完善對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護

5、從“黃某贈與?二奶?房產案”談民法原則與具體規則的適用

6、監護制度研究

7、成年人監護制度研究

8、離婚損害賠償之探討

9、完善我國《婚姻法》中親屬制度的立法研究

10、論我國離婚損害賠償的范圍和法律適用

11、我國夫妻財產制研究

12、離婚后子女之監護撫養制度研究

13、非婚生子女之確認

14、非婚生子女之法律地位

15、婚姻無效后的財產清算

16、同居關系的法律問題探討

17、對中國婚姻無效制度的思考

18、無效婚姻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19、離婚損害賠償范圍研究

20、離婚損害賠償中“過錯”的認定

21、建構適合中國現狀的婚姻效力制度

22、我國婚姻家庭法中探視權制度的完善

23、論合立遺囑

24、論我國現行婚姻法中夫妻財產制度

25、論丈夫生育權及其保護

26、論“無婚者”的生育權

27、“謙抑”是法律對于婚姻家庭關系的應有態度。

28、兩性關系模式及法律調整

29、民事保護令之適用研究

30、如何評價婚姻登記中的簽字聲明（宣誓）制度

31、婚約贈與之性質及法律屬性 婚約性質、財產贈與、婚俗、婚姻文化

32、物權法及合同法背景下的夫妻財產制度設計

33、民法典中親權與監護制度如何協調

34、非婚生子女確認訴訟制度設計

35、代孕法律問題研究

36、協議離婚制度設計

37、婚姻家庭糾紛解決機制研究

繼承法：

1、“特留份制度之倫理價值分析”。

2、繼承債權人權益保護研究

3、遺囑形式及效力

4、公序良俗原則對于遺囑效力的影響

5、繼承法的價值選擇

6、繼承順序與應繼份

7、配偶繼承順序及其應繼份的立法考察

8、代位繼承中被代位人之范圍

9、繼承法的倫理基礎

10、繼承法修改意見

11、遺產范圍界定

12、設立遺產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3、遺產管理人制度研究

14、遺囑執行人制度完善

15、公證遺囑效力優先探討（正當性何在）

16、遺產債務清償順序

合同法：

1、電子合同訂立中的法律問題研究

2、格式合同與消費者權益保護

3、論無效保證合同

4、關于合同責任的若干制度研究

5、論可撤銷合同

6、買賣合同中所有權保留問題研究

7、委托合同理論研究

8、論合同法定解除制度

9、合同解除溯及力問題研究

10、論違約金

11、論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

12、代位權制度研究（含各種代位權，或選擇其中一種）

13、合同附隨義務研究

14、質權若干問題研究

15、民事責任競合的法理學思考

16、情事變更制度研究

17、論我國違約責任中的合理預見規則

18、不動產擔保問題研究

19、保證責任研究

20、默示預期違約及其救濟制度研究

21、技術合同履行中的道德風險研究

22、論保證人抗辯權

23、締約過失制度研究

24、合同法對債權的保護之研究

25、保證合同法律問題研究

26、同時履行抗辨權研究

27、根本違約制度研究

28、旅游合同有名化及其規制

29、儲蓄合同法律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30、行紀合同研究（類推至各種具體合同問題研究）

31、權利質權若干問題研究

32、第三人利益合同研究

33、雇主賠償責任研究

34、所有權保留制度研究

35、論公序良俗原則（必須尋找一個特別的角度進入）

36、預售商品房抵押制度研究

37、論合同自由原則（必須尋找一個特別的角度進入）

38、贈與合同若干問題探討

39、抵押權擔保制度初探 40、要約終止情形研究

44、表見代理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45、論違約責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

46、論雇傭合同

47、論格式合同免責條款的法律規制

48、合同損害賠償責任研究

49、論債權人的撤銷權 50、分期付款買賣制度研究 60、民事連帶責任制度研究

61、締約中的信賴利益及其賠償研究 62、“霸王條款”及其法律規制

63、論中國合同法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 64、委托合同理論研究 65、強制締約法律制度研究 66、論合同法定解除制度 67、合同解除溯及力問題研究 68、論違約金

69、合同附隨義務理論研究 70、民間借貸立法初探 71、論反擔保 72、論共同保證 73、定金與押金的區別 74、我國提存制度的完善

75、我國合同法中代位權制度的價值分析 76、論違約責任中的非財產損害賠償 77、論我國現行合同法的適用范圍

78、論我國合同法的解釋規則（可選其中某一規則論述）79、論我國合同法的合理期間制度 80、無名合同的法律適用 81、網頁廣告的法律性質 82、論后合同義務 83、論不可抗力的范圍 84、論嚴格責任與無過錯責任

85、論我國合同法中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及計算方法 86、論違約金與賠償金的關系 87、論出賣人的權利瑕疵擔保責任

88、論買賣合同標的物交付過程中風險負擔問題 89、論保證人的代位求償權 90、誠信原則以及合理的預期

第五篇：婚姻法專題

婚姻法專題

法律作為一門應用科學，需要與實踐相結合。婚姻法看起來雖然比較簡單，但關于婚姻法律實務的實踐卻不可忽視，要從事法律工作必須有實踐經驗。2004年4月28日新修訂的《婚姻法》繼承了以前的婚姻法的成果，保持了我國婚姻家庭制度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對婚姻家庭領域出現的新的問題以及以前婚姻法部分規定的比較原則的問題進行了修改和補充。1980年的《婚姻法》只有37個條文，新的《婚姻法》則有55條，其中修改了33處，許多條文是新增加的，有比較強的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如家庭暴力、婚外同居關系、無效婚姻以及夫妻財產關系的復雜情況，增加了一些授權性和義務性的規定，進一步完善了我國婚姻家庭制度。對家庭美德和社會主義家庭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家庭暴力等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護。新的規定必然會遇到法律實施上的新的問題。司法實踐證明，法律修訂的重點往往是實踐的難點，如夫妻共同財產分割問題、離婚損害賠償問題以及無效婚姻問題。

一、夫妻共同財產分割問題

新《婚姻法》第17、18和19條，確立了夫妻法定財產制和夫妻約定財產制。夫妻法定財產制又包括夫妻共同財產和夫妻個人財產，并界定了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明確了夫妻共同財產是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以列舉式和概括式的方式規定了夫妻共同財產的內容。從司法實踐中看，問題往往出于如何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分割。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夫妻共同財產結構出現了多元化，尤其是房屋和股權等價值較大的財產在夫妻共同財產中占有較大的比例。在離婚案件中解除婚姻關系不再是案件的主要矛盾，問題主要集中于夫妻財產問題和子女的撫養問題。而夫妻財產分割則集中在房屋、公司股權以及股票的分割上。

（一）產中房屋的現狀以及分割存在的問題

住房問題是關系到家庭生活的重大問題。夫妻離婚時往往為爭奪房子而弄得焦頭爛額，雖然在新婚姻法實施以后，解決了部分問題，但是由于我國住房制度多樣化，既有共有房又有私有房，而且住房權屬狀態也是多樣化的，包括完全的所有權（俗稱大產權）、部分產權（俗稱小產權）以及承租房屋。婚姻法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的操作性不是很強，需要在方法或司法解釋中進一步完善。具體來說，房屋分割涉及到三個問題。

1、關于私房和具備產權證可上市交易的公房的分割。一般私房流轉是依據民法原理進行交易，司法實踐中也比較好處理。而具備產權證可上市交易的公房根據9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的規定，其流通性類似于私房，此類房屋在實務中存在以下影響因素即房屋購買的時間，取得房屋產權證的時間，繳納房款的進度以及房屋產權證是否取得，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房屋在離婚案件中的處理。

2、離婚中公房的分割。公房可能是職工經過房改售房取得產權的房子，叫做部分產權房即小產權房，它可能是婚前或婚后購買的但沒有取得產權證的公房。由于這類房屋涉及我國特殊的住房政策又涉及到職工單位的利益。住房不能上市交易，在實務分割中存在一定的障礙。

3、關于公房承租的問題。在婚姻案件中涉及到公房承租時，一般是根據最高人們法院1996年2月5日的《關于審理離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其中規定“對于夫妻雙方居住承租的公房，無論是共同承租還是個人承租，也無論是婚前承租還是婚后承租，夫妻在離婚時均享有居住使用的權利”。新婚姻法第18條和19條規定與該解釋是否有沖突，問題關鍵在于公房承租權到底是何種性質的權利。

（二）審判實踐中對共同房屋的分割對策

1、婚姻法17條規定，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房屋一般是指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房屋所有權的房屋，即以婚姻登記時間為界限區分夫妻個人財產或共同財產。在婚姻登記后取得房屋所有權的為共同財產，不管時間的長短，在登記之前取得所有權的財產應認定為個人財產。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分割夫妻財產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下面以兩個案例來具體分析一下。

案例1：2004年4月劉某（男）起訴到法院要求與石某（女）離婚，雙方對離婚及其他 財產分割問題都無爭議，分歧就在于房屋的分割。其中，劉某主張3居室樓房是由單位分配的平房（帶廁所和廚房各一間）拆遷安置而來，經過單位批準已按照房改政策購買此房，購房款是用買斷工齡的補償金交納的，他要求享有房屋三分之二的產權。而女方也要求分三分之二的產權.經法院查證雙方在85年7月進行再婚登記，雙方原住在男方單位88年分配的平房兩間中（帶廁所廚房各一間），93年遇到拆遷，將雙方安置到一個三居室的樓房之中，而此時仍是承租的房屋，99年3月按照購房政策交納了5萬元購買樓房，到離婚訴訟時還在辦理產權證。本案中房屋最初是由男方單位分配的，實際上分配的是使用權，即是一種承租關系，僅享有公房承租權。按照96年最高院《解答》的規定，一方婚前承租的房屋，經過五年，離婚時夫妻都有承租權。房屋拆遷后安置的房屋仍然是公房，同樣該《解答》中還規定，一方婚前承租的公房婚后因該房屋拆遷而取得房屋承租權，離婚時夫妻都有承租權。而且此房在99年房改政策時已由雙方購買，雙方在婚姻存續期間取得房屋的所有權，因而房屋為雙方共同所有。另外按照《解答》和《<婚姻法>司法解釋

（二）》的規定，房屋在分割時可采取三種方式，即實物分割，競價分割和折價分割，其中關于競價分割，在審判實務中不是非常實用，因為夫妻雙方經濟實力不均衡，競價在實務中很難應用。

案例2：崔某（女）、尚某（男）于97年登記結婚，婚后于99年生有一兒子，2001年崔某和尚某由于矛盾而分居，兒子隨母親生活。2001年2月尚某起訴離婚，法院予以駁回，此后二人關系未有改善，2003年3月尚某再次起訴離婚，法院最終予以認可。經查，崔某和尚某婚后一直居住在尚某父親家中，2001年4月遇到房屋拆遷，由尚某的父親與房地產公司簽訂了“危舊房改造回遷協議”。其后，尚某一家三口與父親一家共七人被安置到一四居室樓房中，尚某父親取得房屋所有權，房款先交納了9萬元，還有余款未交。尚某起訴離婚后，崔某也同意離婚，但要求七分之二的住房幫助款15萬元。尚某不同意，認為崔某對房屋無權利。最后，法院判決認為，尚某父親為該房屋的所有權人，該房屋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不能分割。離婚后女方無住房，男方應根據拆遷安置的價款給女方住房幫助款6萬元，由女方自行解決住房問題。法院之所以作出如此判決是因為，崔某和尚某結婚后住在父親承租的公有住房中，夫妻二人屬于婚后無房，是借住于父母家中，但是，在房屋拆遷中尚某一家三口作為拆遷安置人是安置對象，在拆遷權益上有權益，但房屋所有權屬于尚某父親所有。三人只有相應的權益，根據拆遷的實際情況和個人的需要以及男方按照住房幫助款處理，而不是分割共同財產。

2、以下具體分析幾種房屋的分割對策

（1）對于私房和具備產權證可上市交易的公房，一般以產權證頒發的時間來界定是否為夫妻共同財產。按照民法物權原理和我國房屋管理政策，一般情況下房屋權屬登記是房屋所有權取得的必經程序。只有辦理了產權登記或過戶手續才能真正取得房屋所有權。因此對于在離婚案件中涉及的此類問題，如果訴爭的房屋是結婚登記后取得所有權的應定為夫妻共同財產。無論房屋在何時購買、房款如何交納在分割之前都應考慮相關因素。如果在結婚登記之前取得的應認定為個人財產而不能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分割。對共同房屋一般應進行實物分割，確定各自的份額和具體使用的房間。如果不能實物分割或不宜分割，應考慮房屋來源因素、交款情況、公民使用情況來進行分割。由一方取得房屋，另一方取得折價款或住房幫助款。

（2）部分產權房屋的分割。部分產權房屋是指職工對享受政府或企事業單位補貼而購買或建造的房屋所擁有的產權房。部分產權房屋是國家歷次房改政策的產物，其突出特點為部分產權處分受到限制。根據國務院91年6月發布的《關于繼續穩妥的地進行城鎮住房改革通知》，其特點集中于以下幾點。第一，房屋必須在購買五年后才能出售。第二，出售時原補貼單位有優先購買權。第三，售房所得按照國家、單位、個人所占比例進行分配。

（3）婚姻存續期間已經簽訂買賣合同，但未取得產權證的房屋。對于此類房屋在下列情況下應認定為個人財產：第一，如果在婚前購買，房款已交齊但產權證未取得，認定為個人財產。第二，如果由夫或妻一方在婚前購買，交納了部分房款，余款或部分房款在婚姻存續期間繼續交納，但未取得產權證，房子應認定為個人財產。當然，在共同生活期間交納的房款應為共同財產。對以下情況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第一，在婚姻存續期間購買的，無論是以夫或妻的名義還是夫妻共同名義。第二，在婚前以夫妻雙方的名義購買。第三，在婚前以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購買，屬于婚前共同財產，財產性質存續到婚后仍未夫妻共同財產。

（4）公房承租權。由于未取得房屋產權，承租權屬于債權而非物權。承租權產生于承租人與單位或房管所之間的協議，涉及到第三人，不是夫妻個人財產，也非夫妻共同財產，因而該房屋不能處理，但承租權可以處理。

（三）夫妻共同財產中的股權分割問題

1、實務中存在的問題

如果股權被看好，夫妻爭買反之則雙方都不要而要求補償款。存在如何確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股權，如何操作即對于增加投資的股權、股息如何認定其性質的問題以及雙方爭要股權如何確定補償款的作價。一般而言，共同財產包括在約定財產制下將個入的婚前財產約定為共有；男女婚前共同投資和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用夫妻共同財產取得的股權。而婚前取得股權婚后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股息、紅利的依主從物理論仍為婚前個人財產。

例1：馬某（女）訴何某（男）離婚一案，要求將男方隱匿的財產和股權全部判歸自己其他公司股票一人一半。何某稱股票有他人委托炒股的不能分割，其中自己的一萬多股票同意給女方一半。經法院查明：雙方85年結婚86年生子，99年分居孩子隨女方。男方在依公司投資4.5萬占45％股份，02年被吊銷執照尚未清算；在一技術開發公司投資80萬占80％股份；在另一公司投資10萬占10％股份。到02年11月在華夏證券股票帳戶上有170萬經訴訟保全而凍結，案外人分別起訴主張股票的所有權。

判決：準予離婚，股票因涉及案外人在本案中不作處理。男方在三個公司的股份經股東同意平均分割。

例2：男甲訴女乙離婚稱其中男甲的股票是婚前開戶，與女乙無關，要求女方的股票應給其一半女方稱各自名下的股票一人一半。

一審法院認為股票資產總值應做共同財產分割男方認為個人名下的股票作為個人財產而實際上由于故票具有流動性不能認定為婚前個人財產因此判決女方名下的股票資金余額歸女方所有；男方名下的股票資金余額歸男方，男方在給女方3萬元折價。

男方上訴，二審查明女方02年26日資金余額5萬多，男方02年26日資金余額12萬多，名下股票是98年結婚以前開戶（98年4月1日結婚）98年4月16日第一次交易，因此認定第一次交易的為個人財產，其余為共同財產。

分割對策：股權在夫妻間不發生轉移，另一方得補償。

股值確定時間：在開庭前一日或起訴日確定股權價格。

涉及公司或第三人財產是一般另案處理。

二、離婚損害賠償

婚姻法第46條確定了離婚損害賠償，也就是說在法律規定情形之下，夫妻中無過錯的一方有權請求有過錯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這個規定比較的原則，在現實操作起來也有一定的難度。在婚姻法司法解釋

（一）中對此在實體和程序上都做了較為詳細的規定

（一）關于適用實體范圍的問題

婚姻法在46條中明確規定了適用離婚損害賠償的四種情況：重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實施家庭暴力的、虐待和遺棄家庭成員的

比如，有一個案子：劉某（女）和馮某（男）婚后生有一子，但是由于雙方各方面的差異比較大，所以逐漸產生很多矛盾。劉某從事的是保險工作，接觸的人也比較的多，不久就和一男關系密切，馮某勸阻但無效。一日，馮某跟蹤劉某與該男進入一住處，馮某便堵在門口并打110.110趕到后，三人被帶到了公安局，劉某和該男也交代了兩人確有不正當關系并做了筆錄。后馮某起訴離婚并要求離婚損害賠償。但是由于劉某并不符合46條規定的四種情況，所以劉某的這個要求沒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我們所說的非法同居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人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的共同生活。但是 我們判斷是否非法同居的時候也沒有一個確定的期限和具體情形，所以在實踐中無操作性在離婚案中要證明舉證與他人有不正當關系屬很不易的一件事，并且是一個持續、穩定的關系就更不易了。

關于重婚，在婚姻法上的重婚和刑法上的重婚是有區別的，我們婚姻法上的重婚是承認事實上的重婚的，包括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實上的重婚，但是我們同樣遇到操作性不強這個困難。

此外，關于有配偶者與婚外同性同居的問題，或者是賭博、吸毒導致婚姻破裂的，損害賠償也是于法無據。

但是我們在實際審判中，對這種有婚外性關系又不符合46條賠償范圍的，我們通常在財產分割上作出權衡，主要照顧無過錯方，對有過錯方少分或不分，以此來彌補法律規定上的不足。

（二）關于適用程序范圍的問題

應當適用于訴訟離婚，同時也應當適用協議離婚。就是如果夫妻協議離婚之后，如果發現另一方有46條規定情形的，也可以要求離婚損害賠償。

（三）離婚過錯損害賠償適用的主體

在家庭暴力方面，受害方并不一定限于夫或妻，還包括子女方，但是子女要求的賠償并非是離婚損害賠償，可以以非離婚損害賠償來要求賠償。

在適用主體方面，出現了各地法院適用理解不一的情形。有人認為可以向第三者提出賠償要求或者可以把第三者列為共同被告。但是在婚姻法的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了離婚過錯損害賠償適用的主體是過錯配偶，而不包括第三者。

（四）離婚過錯損害賠償的舉證責任

由于無過錯方取證比較困難，所以可以個案分析，不應對無過錯方的舉證要求過于苛刻，否則就起不到我們法律對過錯方懲罰的目的。我們在審判實踐中可以嘗試著適當的放寬條件或者在特定條件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比如，對于長期夜不歸宿的一方，可以推定其為有過錯方。在判決離婚過錯損害賠償的情況下賠償的數額不能從共同財產中折抵，而是從屬于其自己的財產中拿出。在實際中，離婚過錯損害賠償的樹額通常也不會很高，一般是五千到一萬左右。

（五）法官的告知義務，在婚姻法司法解釋

（一）中規定人民法院受理離婚案件時，應當將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等規定中當事人的有關權利義務，書面告知當事人。但是這種把告知義務強加給我法官的做法實際上已經違反了訴訟中不告不理的原則和法官居中裁判的原則，有矯枉過正之嫌。

三、無效婚姻問題

我國新修訂的《婚姻法》規定了婚姻無效的問題，包括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

首先，先了解以下無效婚姻。按照《婚姻法》第十條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無效：

（一）重婚的；

（二）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

（三）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未到法定婚齡的。”其中，涉及到以下幾個問題：

1、婚姻法第十條將不應當結婚的疾病限定為‘婚前患有，婚后尚未治愈’這相對于以前婚姻法中的規定有所進步，區別了婚姻期間患病的情形。另外，將不應當結婚的疾病規定為‘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但是究竟什么是“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卻沒有進一步進行解釋，沒有配套的規定。只有通過我國的《母嬰保健法》可以得知，一般包括以下幾種類型即嚴重的遺傳性疾病、指定傳染病以及精神病，且精神病是指抑郁性精神病等重型精神病。

2、對于‘未到法定婚齡的’是指在宣告無效時未達到法定婚齡，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新《婚姻法》司法解釋

（一）中第八條規定，“當事人依據婚姻法第十條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申請時，法定的無效婚姻情形已經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 就是說，如果申請宣告無效或離婚時，達到法定婚齡的，則為有效的婚姻。

其次，《婚姻法》第十一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由此可見，我國婚姻法中規定的可撤銷婚只包括脅迫一種情形，而在司法實踐中，以欺詐、包辦婚姻、誘騙等情形為由而要求撤銷婚姻的情況也不少見，但事實上，欺詐、包辦、誘騙等不可作為可撤銷婚姻的理由。因而實踐中認為應當將其范圍界定的更寬泛一點。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王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