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0兩會主題民主篇：從百姓身邊事看民主新進展

2010兩會主題民主篇：從百姓身邊事看民主新進展

“您織‘圍脖’了嗎？”２０１０年，在浙江、廣東、安徽、四川等省的兩會上，這句話成為代表和委員中間常用的問候語。

因為諧音，“圍脖”成了人們對“微博”的昵稱。這種通過三言兩語、隨時隨地在互聯網上發表觀點的方式，成為今年不少地方兩會的代表、委員和記者們傳遞信息、表達民意、反饋意見的一個新渠道。

細心人不難發現，從去年３月份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至今一年間，透過社會生活的一個個細節，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民主形式的不斷豐富，民主制度的更加健全，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日益得到保障。也正是在百姓的積極參與中，“中國式民主”的內涵不斷豐富，魅力得以不斷展現。

從城鄉“同票同權”到基層群眾自治——民主形式不斷豐富

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程中一個重要事件，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選舉法修正案草案進行首次審議，草案明確規定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草案將提交即將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

制定于１９５３年的我國首部選舉法對農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作了不同的規定，比如規定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各省按每８０萬人選代表１人，直轄市和人口在５０萬以上的省轄市按每１０萬人選代表１人。１９７９年對選舉法進行重新修訂，其后又經歷了四次修改，將全國和省、自治區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比例確定為４比１。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發出了改革完善選舉制度的重要信號。

從４比１到１比１，實現城鄉居民“同票同權”，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舉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說，這一修改意味著農村人口在選舉及政治權利的實現上向平等原則邁出了一大步，同時也有利于農民在其他權利的享有上與城市人口趨于平等，以充分實現憲法規定的平等原則。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李適時表示，這“有利于更好地保證城鄉人民享有平等的選舉權，進一步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統籌城鄉發展和促進社會和諧。”

兩會一年間，在公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進一步擴大的同時，xiexiebang.com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也不斷完善和發展。

百姓的感受最深，也最有發言權。從城市居委會直選到村委會直選，基層民主之花在越來越多的領域綻放。

民政部部長李學舉日前介紹，２００９年，大力推進村委會組織法的修訂，部署了村“兩委”換屆選舉工作，１２個省份村民委員會和１６個省份居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平穩推進。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國９５％以上的村委會依法進行了直接選舉，絕大多數村進行了７次以上村委會換屆選舉。在選舉中，競職演講、治村演說等形式普遍實行，競爭日益激烈。

李學舉介紹，今年，全國將繼續深化城鄉基層群眾自治實踐。加強和改進城市居委會建設，做好部分省市居委會換屆選舉工作。健全城市社區民主聽證會、評議會、協調議事會制度。

從開門立法到政務廠務村務公開——民主領域不斷拓寬

暴力拆遷、極端對抗、因拆暴富……針對“拆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經過兩年多的調查研究、征求意見，國務院法制辦會同住房城鄉建設部制定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擬取代原有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于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正式公開征求民意。

據有關方面統計，在１５天內，共有１３４３７人通過國務院法制辦法規規章草案征集意見系統發表了意見，充分體現出社會對這一條例的關注度。

參加過條例修改工作專家座談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說：“我感覺到整個討論都是比較開放、充分的，也是比較深入的。專家參與座談不是走過場，而是各種意見得到了充分吸收消化?！?/p>

社會聽證和征求意見已成為黨和國家科學決策的有效途徑。凡是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公共決策、公共管理、公共事務，都積極建立和完善各種制度和形式，支持和擴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

以全國人大為例，被稱為“開門立法”的民主立法已經從嘗試逐漸走向制度化。２００９年２月份至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訂草案）、侵權責任法（草案）、行政強制法（草案）、保守國家秘密法（修訂草案）、國防動員法（草案）、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仲裁法（草案）、統計法（修訂草案）等１４部法律草案通過中國人大網向社會公布，廣泛征求意見，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并陸續結束征求意見。正在審議中的社會保險法（草案），在公開征求意見過程中，各界群眾提出意見超過７萬件。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有關負責人表示，公眾的關心和熱情，體現了國家立法和人民意志的一致性。在公開征求意見的1個多月時間里，各地群眾高度關注草案，以主人翁的精神積極獻言獻策。

目前，“參與”“監督”“公開”“透明”這些詞匯正越來越多地滲透到百姓的政治生活中。

“瞧瞧村里一排排的新房，再看看剛鋪好的柏油路，這都歸功于‘4+2’工作法??！現在村民們氣也順了，心情也舒暢了，誰還有心思上訪告狀？都一心撲在勤勞致富上了！”河南省鄧州市張村鎮朱營村的朱貴成老人說起“4+2”工作法，一臉興奮和激動。

朱貴成口中的“4+2”工作法，即所有村級重大事項，包括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基礎建設、社會穩定等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決策項目實施，都必須通過“四議”“兩公開”程序：即黨支部會提議、黨支部和村委會“兩委”會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會議決議，決議結果公開、實施結果公開。

“群眾的事群眾說了算，在鄧州，凡是村里重大事項決策，都按照‘4+2’工作法的程序進行，已經成了村里議事辦事的‘鐵規矩’?！编囍菔杏嘘P負責人表示。

由鄧州市開創的“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得到了民政部充分肯定，并寫進了中央一號文件。據記者了解，２０１０年，民政部將繼續推廣河南省“四議兩公開”的成功經驗，深化城鄉基層群眾自治實踐。

從傳統參與方式到網民參政議政——民主參與渠道更加寬廣

湖南省政府的新聞門戶網站——紅網論壇岳陽版的網民“錯愛的我”和“ｘｗｊ云軒”，分別是湖南岳陽縣新開鎮車

塘村村民任岳軍和縣糧食局一名普通企業職工許偉軍。他們兩人長期在網上收集民意，向政府建言獻策，近日被岳陽縣政協增補為縣政協委員，參加政協會議并提交提案。湖南首次增補網民為政協委員，使普通網民走上參政議政舞臺。

對此，絕大多數網民表示支持，認為此舉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種新嘗試。

兩會一年間，從民主參與的渠道看，除了傳統的面對面、電話等交流溝通方式外，電視、網絡、手機等載體被日益廣泛應用。特別是網絡已經成為民眾民主參與的新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聽取民意的新途徑。

——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最高人民法院開通民意溝通電子郵箱。截至１２月２２日，最高法院民意溝通郵箱已收到７６４１封郵件。最高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表示，最高法院已對關于法院工作意見和建議的郵件予以了認真答復。

在最高人民法院開通民意溝通電子郵箱的帶頭示范作用下，不到一個月時間，全國４００多家法院紛紛開通民意溝通電子郵箱。網絡監督讓人們充分感受到“中國式民主”特有的力量。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８日，全國紀檢監察舉報網站統一開通，負責受理群眾對黨員、黨組織和行政監察對象違反黨紀政紀行為的檢舉報告，以及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建議。

——在今年安徽省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強調，要“更加關注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創新聯系群眾方式，支持鼓勵網絡問政。”人們感受到網絡問政、老百姓通過網絡參政議政的巨大力量，老百姓通過網絡來表達自己的心愿和呼聲，而政府通過網絡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

從關注法律制定和修改，到質疑“釣魚執法”“躲貓貓”“欺實碼”等，再到踴躍點擊中紀委監察部的舉報網站，無不反映出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而能否從容應對網絡問政，也成為各級政府執政理念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志。

人們欣喜地看到，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與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公民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日益得到保障，越來越多的普通公民通過各種合法途徑影響公共決策與公共管理，有序表達民主訴求，行使民主權利，“中國式民主”進一步扎根于中國大地。

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陽光普照下，１３億中國人民必將生活得更加幸福，也更加有尊嚴。（徐京躍、衛敏麗、崔清新）

袁國榮

第二篇：從憲政的視角看基層民主

摘要：基層民主建設是一國憲政建設的基石，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從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憲政理論依據入手，簡要介紹憲政的含義、構成要素、特點及建設憲政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本文接下來分析憲政建設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間的關系，具體闡述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對我國憲政建設對于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

憲政制度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是純粹的舶來品，但現今經過四百多年的不斷發展，它已經成為一種惠及全人類的文明遺產。經過對幾百年的政治文明發展的研究和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憲政制度是政治文明發展的高級階段，是人類政治文明從低級到高級不斷演進的重要成果，是一種政治文明的普適性制度?；鶎用裰鹘ㄔO是一國憲政建設的基石，研究它的發展現狀及其在憲政建設層面上的一些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以及能對我國的憲政建設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在我國加強政治文明建設，進行改革的今天，提倡建設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憲政的基本理論

憲政，指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作為一種帶有普適性的政治制度，憲政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其他政治制度無可比擬的進步性和科學性，可以說憲政制度是人類政治文明迄今為止的最高產物

3.民主

憲政與現代的民主政治具有密切的聯系，它以民主政治為核心。憲政史對于人們已經取得的民主事實的制度化與法律化，沒有已經取得的民主事實，就沒有事實上的憲法，憲政就更無從談起。民主政治要求主權在民，國家的權力屬于人民，而政府只是國家權力的行使者，政法要受到權力的所有者----人民的制約，這與憲政的核心理念即保障人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是相通的，但不能簡單的把憲政理解為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并不等同于就實現了憲政，憲政除了民主政治之外，還需要法治的支撐。

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簡介

基層民主建設是一國憲政建設的基石，具體到我國，基層民主建設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基層群眾性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就是“城鄉基層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據國家法律和黨的政策，按照平等、選舉、公開、監督、多數人決定、法治等原則，按照一定程序，民主選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領導人，對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進行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制度、規范和實踐活動，表現為基層群眾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以及對干部的民主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十四大、十六大報告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基層民主的闡述，“基層”的范圍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委員會、農村村民委員會和公有制企業的工會組織三個領域。十七大報告又將民間社會組織加入到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范圍。因此，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就應是村委會、居委會和民間社會組織，因為民間社會組織的建設剛剛起步，而憲法明確規定的主要的形式是居委會和村委會，因此本文著重研究的也是這兩種組織形式。

三、憲政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關系

（一）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憲政精神的集中體現

1.憲政的民主精神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系

民主政治是構成憲政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同時也是憲政制度的核心。“民主與人權是憲政秩序產生的驅動力，是憲政秩序的根本所在?！泵珴蓶|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指出“憲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英國、法國、美國或蘇聯，都是革命成功了有了民主事實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雖然憲政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政治，毛澤東的說法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但也說明了民主政治對于憲政建設的重要性。

民主的實現形式包括兩種：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根據以往西方國家的憲政建設經驗來看，似乎間接民主的民主代議制與憲政的聯系更加緊密，大多數的憲政國家都選擇的民主代議制作為政權組織形式。

我國應實行高層民主與基層民主相結合的方式來實現民主，建國以來，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各種建設已經比較完備，但對于基層民主的關注遠遠不足，造成一些地方的群眾參政議政的積極性不高，不能真切的跟受到自己的民主權利得到實現。

2.憲政的限制政府權力精神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系

憲政產生的本意就是防止由公民選舉產生的政府反過來侵犯公民的權利，而通過制定憲法來限制政府的權力，簡言之就是建立有限政府。憲政主義限制政府的權力的具體做法是：權力制衡以及違憲審查等，而另外一種不可忽視的方法就是權力社會化。權力制衡是通過國家內部各個機關之間的權力分配達到相互制約，以防止權力一家獨大。而權力社會化是通過社會權力對國家權力進行制約。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基于國家主權范圍內的一種社會治理的方式，它是對于我國國家權力的一種補充，并沒有削弱國家權力而且對政府權力進行了制約，它必須具有合法性才能行使以上的功能。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權力來自于選舉它的基層群眾，它負責的對象也是基層群眾，政府對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工作只能進行支持，幫助或指導，而不能干涉其內部工作的進行，這就在法律上防止了政府權力的無限擴張。因此說，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體現了憲政的限權精神。

3.憲政的自由精神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系

自由是人類一直以來不懈追求的東西，是人類對自己的終極向往，但它又是極度脆弱的，個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實現，而過度的自由更是會造成混亂，反而無法實現自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憲政的終極目標就在于保護權利和自由。憲政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產物。自由主義倡導個人主義，提倡個人的自由高于一切，個人自主決定個人是否參與各種政治經濟活動，并認為個人的性質決定集體的性質。

自由主義理論是社會自治理論提供了一些基礎的原則，包括自由與平等、公平與正義等，這些理論也是我們建設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同時，我們對自由主義理論的觀點不能一概而不加分辨的用于指導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以防止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個人主義影響。

四、在憲政建設的大環境下完善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實施現狀中的存在著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嚴重到了影響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否能夠繼續實行下去的地步，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加快我國的憲政建設，從建設市民社會入手，從宏觀的角度在制度上和具體實施問題上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用憲政的自由民主限權精神使其煥發新的活力。

（一）、對于居民委員會法律制度建設的建議

總體來看，我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城市的建設要好于農村，《居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于1990年，還要早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條文規定更加簡陋只有短短的23條，大都是總括性的規定，但個地方人大大都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了具體的實施辦法，同時各個地方的居委會也創造出了不少的實施方法，總體的實施情況不錯。

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在城市也或多或少的存在與農村相同的問題，即法律的可操作性差，行政化趨勢嚴重，《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也已無法適應越來越復雜的社會關系，因此同樣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來同意規定居委會的地位于職責，居委會產生的具體方式方法，明確其獨立性，使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城市取得更大的進展。

（二）、轉變政府職能

要改變當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行政化傾向嚴重的現狀，光有制度上的規定是不夠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順暢運行需要各個方面的共同作用，需要在憲政建設的大環境下逐漸理順個方面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需要政府轉變其職能。

轉變政府職能，首先要從思想觀念上入手，需要政府改變那種把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看做自己的下屬機關的觀念，要從思想上承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合法的自治地位，改變自己以前那種搞搞在上的態度明確自己與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關系式知道與協助的關系而不是上級與下級的關系，不再把不屬于基層群眾行自治組織之策的工作強行分派給它們去做，不高不實際的檢查評選。要想改變政府機關一直以來的傳統觀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要在建設憲政的過程中，對廣大干部職工多加宣傳教育，使他們盡快轉變思想觀念，理順自己與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之間的權利與之策，以配合我國依法治國綱領的實施。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理當理論界討論的比較熱烈的問題，本文的意圖是應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放在我國憲政建設的大環境中去考慮，利用憲政的民主自由限制政府權利精神去指引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我國的憲政建設途徑應是從基層入手的漸進式發展模式，因此加強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建設就成為我國實現憲政的突破點，如何解決目前存在的各種問題，對于我國的憲政發展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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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從總統大選看美國民主的虛偽本質

從總統大選看美國民主的虛偽本質

2012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在北京時間11月7日落幕，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成功連任美國第57屆總統。由于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此次大選頗受國際社會關注。但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美國經濟復蘇乏力，經濟總量占全球份額呈下降趨勢。美國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和普世價值觀受到質疑，三權分立、相互制衡政治制度腐朽衰落的特征日益顯現。此次大選所暴露出來的美國式民主的虛偽更是為美國推進海外民主和人權外交蒙上陰影。在新形勢下看清美國大選本質，需要從以下三大方面理解。

美國選舉制度和運作確保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當選總統

首先，美國獨立后，逐步確立了以保護壟斷資本主義利益為核心的選舉制度和與之相關聯的政黨制度。概括起來就是政黨提名總統候選人、以政黨為單位組織選舉，實行簡單多數當選、由選舉人選舉總統的制度。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也是以這—制度作為規范的。我們從上述角度分析一下美國的這種選舉制度，首先，由政黨提名總統候選人，以政黨為單位組織選舉，無法擺脫政黨紛爭的“頑疾”，所產生的代表也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隨著美國社會的發展，選民人數不斷增加，這就需要有—個組織來組織、動員選民，在這種背景下政黨開始出現，并逐漸把動員日益增加的選民作為獲得權力的手段。1800年美國成為第—個組建初具規模的全國性政黨的國家，并開始通過選舉將政權從一派轉到另一派手中，兩黨制日趨制度化，形成了代表不同社會群體利益主張的兩大政黨—一民主黨和共和黨。一般而言，民主黨的力量核心主要是“少數民族、勞工階層和各種族群的聯盟；共和黨更多地從大學畢業生、收入較高的家庭、專業人士或者商人那里獲得支持”。這種制度有利于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大政黨控制選舉，排擠其他小黨，左右選民投票傾向。

其次，競選資金是贏得總統寶座的最基本條件，廣大中產階級和貧民的真正代表不可能當選總統?？偨y候選人把籌款當做頭等大事，并把金錢的力量發揮到極致。誰占有更多資金，誰就占據優勢。資金短缺的候選人往往在初選中就被擊敗，有人說美國總統當選是靠金錢托起來的。在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兩位候選人共籌得將近10億美元的競選經費，其中奧巴馬向支持他的320萬名捐助者籌得高達6億4100萬美元的經費。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以投票率計算，平均每張選票的價值將近8美元。相比之下，2004年每張選票只值5.5美元。據人民網今年3月報道：2012年，美國將迎來史上最燒錢的大選。美國媒體估計，今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總體花費將達到創紀錄的60億美元。這個數額比東非國家盧旺達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高。美國的政治捐款愈演愈烈，選舉成了政治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赤裸裸的權錢交易。

選舉嚴重脫離人民此選舉嚴重脫離了人民，兩黨候選人與選民的接觸交流服從競選策略需要，政策宣示和打民意牌的目的都是為了撈取選票，贏得大選。極其復雜的選舉規則和程序為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贏得大選布下多層保險網，中產階級和低收入勞動者難有作為。各州各異的法律限制剝奪公民的選舉權。美國人民經過近200年的長期抗爭，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贏得普選權。因選民登記手續繁難，至今仍有部分選民沒有選舉權。另外，奧巴馬和羅姆尼口頭上都表白為國家和人民競選，行動上卻始終把贏得大選放在首位，對當前急需解決的降低失業率、減少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等問題，多的是相互攻訐，少的是有效的舉措和對策。同時，美國國會成了共和、民主兩黨爭權奪利角斗場美國的民意機構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2011年8月24日，美聯社發表的民調顯示，美國國會的支持率下降到12%，總體來說，87%以上的人不支持國會的表現。2012年1月16日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

新聞網公布的民調，84%的美國人不贊同美國國會的表現，支持率只有13%。100多年來，投票率呈下降趨勢。20世紀60年代以來，歷次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均在63%以下。當選總統所得選票僅占適齡選民的40%以下。

選舉制度腐朽，已不適應時代的實際情況，面臨嚴峻挑戰

首先，選舉制度的改革動力不足，步履維艱，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脫節。制憲者200多年前創立選舉人制度意在維持總統與國會、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權利平衡，保障人口稀少的小州的權利。當時，政黨政治尚未現身，競選活動規模小，運行方式與現在相比也大相徑庭。面對選舉的嚴重缺陷，選民要求改革選舉制度的呼聲強烈。改革選舉人制度和廢除競選中的政治捐款的要求尤為突出。但廢除政治捐款改革，因最高法院裁定政治捐款屬言論自由而被扼殺，其他改革也因事關美國根本民主制度，難以真正啟動。

其次，選舉對解決國家面臨的現實問題作用有限。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美國長期積累的各種經濟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貧富兩極化越來越嚴重，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體制被兩大政黨濫用，成為內斗工具。

第三，選舉結果往往難以兌現競選承諾、體現選民訴求。在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體制下，政治、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只能在國會參、眾兩院簡單多數、甚至三分之二多數和總統達成共識、取得一致后才能實現。目前，兩黨立場迥異，時常把黨派利益置于國家和選民利益之上，致使一些事關國家發展和選民利益的關鍵性議案胎死腹中。美國兩黨嚴重對立、黨派利益至上理念愈演愈烈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根源，已成為壟斷資本主義在它的生產關系中產生的自我限制、自我破壞的腐朽特征。這種特征在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體制下不會自動消失。

其實，為了限制富人操控總統選舉，美國法律以前曾規定，個人向總統競選人捐款的上限為2500美元。但這個規定卻因著名的“公民聯合組織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而改變。這一判決結果，意味著對政治獻金的限制被取消。可以無限額地為特定總統競選人融資助選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也隨之應運而生。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總統大選變成了徹底的、公開的“金錢選舉”?！敖疱X選舉”公開化使富人可通過手中的金錢來控制總統選舉從而控制美國。目前，美國已注冊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數量有363個，直接參與競選廣告投放的非營利團體有14個。其中，僅僅是共和黨的同盟者美國商會這一個組織在最高法院剛剛開啟大門后，就為2010年的中期選舉投入了3000多萬美元。

其實，剖析美國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背離了孟德斯鳩、洛克和托克維爾等西方民主思想發展者的理想的“金錢選舉”，其大行其道并不是今天才出現的，而是美國社會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特有產物和必然產物。

早在100多年前，美國總統競選時對于競選捐款、籌款等就無矩可循，當時的美國民主政治也被人們調侃為“股權政治”“富人政治”。在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批評聲中，美國國會迫于壓力，終于在1907年通過《迪爾曼法案》，明確禁止銀行、企業在聯邦級別的選舉中進行政治捐款。1910年，又起草了《聯邦腐敗行為法》，要求對政黨進行監督和財產申報。1925年，美國國會又通過《聯邦腐敗行為法》修正案。而到了1947年，通過了《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國會又多次對《聯邦選舉法》進行修改。但美國畢竟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聯邦選舉法》雖然對正規籌款限制很多，卻有意無意留出了不少靈活空間。對那些用于行政開支、旅行費用等選舉中的所謂“非直接項目”，公司、工會和個人不僅依然可以隨意捐款，競選團隊也可以自由開銷。

“金錢選舉”是由美國民主制度的歷史局限性決定的，怎么監管也無法根治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痼疾。候選人為了贏得總統大選，不得不四處籌款，尤其是要討好那些身價不菲、影響力巨大的富人。而贏得總統大選后，就必須給予較好的回報，回報方式包括召入內閣、派駐條件優越的國家任大使以及制定有利于捐助者的政策等，這就是西方民主的“錢權模式”。這種“錢權模式”導致總統大選后權力向金錢傾斜。

“金錢選舉”越來越大行其道使得富人們徹底控制了美國?！稌r代》周刊評論指出，在美國政治體系中，金錢已經成為選舉的王牌，最高法院認可企業用雄厚的經濟實力來支持有利于其經營的政策和候選人，同時抵制有損其商業利益的政策和候選人。美國民主制度的資本化越來越嚴重，金融資本挾持了政府甚至整個經濟社會。而富人則通過控制總統選舉控制美國。

對于美國那所謂的“民主”，不知道美國當局有何認識，只是希望美國當局能有一個清醒的頭腦，還美國人民一個真正的選舉權！

第四篇：從美國總統的選舉制度看美國的民主

美國總統的選舉制度與美國的民主

08 歷史 張林 200810201

3摘要：總統選舉制度是美國政治制度中的重頭戲，也是美國國家運轉的核心內容。美國的政治制度又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重要的一種。所以，本文試從美國總統選舉制度與民主之間的關系出發來論證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存在的原因和必然性。

關鍵詞：美國；總統選舉制度；民主

美利堅合眾國從一建立便確立了聯邦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和總統共和制的政體，這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各種力量博弈斗爭和妥協的結果。

一、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的內容與歷史演變

在1787年制憲會議上，代表們堅決反對總統選舉實行普選制。他們擔心將會使官職太集中。太強大，將會破壞聯邦制和分權制的原則。于是制憲者就設計出一種新穎的制度，叫選舉人団制，憲法規定總統由各州選派的選舉人選舉產生。這是一種間接選舉制度。

1787年憲法第二條規定的總統選舉辦法如下：

第一，正副總統由各州選派的選舉人選出，而不是由選民直

接選出。

第二，第三，第四，各州選派選舉人的方式由各州自定 各州選舉人人數與該州在國會兩院議員人數相等。選舉時以州為單位，組成選舉人團進行投票，獲得過

半數票者當選。

第五，選舉時正副總統由一張票選出，得票最多且過半者為

總統，次多者為副總統。

第六，總統資格的條件限制：本土出生的公民，年滿35歲，在美國居住14年以上。

但是，美國總統選舉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也不斷的在完善，不斷地提出憲法修正案，尤其是政黨制度產生以后，總統選舉又加進了許多黨派因素，因此，美國總統選舉制度一直在改革。

首先是總統選舉投票方式的演變。1787年憲法規定正副總統由一張票選出，得票最多且過半者為總統，次多者為副總統。但1792年政黨政治出現后這個辦法行不通了，因為這種方法有可能出現正副總統分屬兩個政黨的現象，這時，會因為政見不同而造成混亂。另一方面，兩人同屬一個政黨，遇有得票相等時，也會出現問題。這些說明憲法有漏洞，所以1803年提出憲法第十二條修正案，改為用兩張票分別選舉正副總統，同時規定，如無人得票過半，眾議院由五人中選出一人為總統改為由三人中選出一人為總統。其次是總統候選人提名方式的演變。如何提名總統候選人，憲法并無明文規定。隨著政黨斗爭的開始兩黨開始推舉自己政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此后經歷了國會核心會議提名制度、全國黨代會提名制度和總統預選制度的演變。

二、美國總統選舉的非民主

歷來研究美國政治制度史的著作在談到美國選舉制度時，都會指出美國總統選舉制度會導致種種非民主后果的產生：不能正確反映民

意、出現不公正的選舉結果、破壞了人民的平等投票權。這是由美國總統選舉中采用“選舉人団制”、“相對多數票當選制”和“贏著全得制”所致。美國總統選舉不是由普選投票結果產生，而是由選舉人團投票選舉產生?？偨y選舉中實行“相對多數票當選制” 和“贏著全得制”。各州的選舉人名單由各參選政黨分別提出以供選民選擇，各政黨總統候選人的名字列在該政黨選舉人名單上，選民一般直接投票給屬意的總統侯選人，哪個總統候選人的票多，那個黨的侯選人名單就全部當選。也就是說，一州內得普選票最多的候選人就會獲得該州的全部選舉人的票。不難發現，這種選舉制度會產生不公正的選舉結果：獲得普選票少數的總統候選人可以因獲得多數的選舉人票而當選為總統（因為各州人數不同）。美國歷史上這種情況出現了三次：1876年，民主黨候選人薩繆爾·提爾登得到接近51%的選民票，但他的選舉人票（184）比對手共和黨候選人拉瑟福特·海斯（185）少一張，結果海斯以一票優勢當選總統。而海斯的選民票得票率不足48%。1888年，民主黨后選人格羅夫·克利夫蘭獲得選民票雖然比共和黨候選人本杰明·哈里森的選民票高，但他得到的選舉人票卻只有168張，而哈里森得到了233張，結果克里斯輸給了哈里斯。2000年布什勝戈爾也是這樣。

其次大州和小州、兩黨實力相當和兩黨實力懸殊的州在選舉中的作用不同，出現弊端。大州選舉人票多，兩黨競爭激烈，而小州相反；兩黨實力相當的州，由于勝負難分，也競爭激烈；兩黨實力懸殊的州，多數黨穩操勝券，不必競爭，故競爭不激烈。這樣，那些在選舉中處

于不利地位的小州（新罕布什爾州除外）和兩黨實力懸殊的州的民意，就常常被忽視。

三、美國總統選舉符合美國的民主

當民主同美國選舉制度聯系起來考察時，所指的民主無疑是西方現代文明中的政治民主，對于這一民主的定義比較主流的觀點有自由民主論、精英民主論、多元主義民主論等等，都比較準確。因此對美國的民主沒有標準的定義。不過盡管側重點不同，但從這些民主理論的共同之處中也可以發現美國民主的基本含義：其一，民主是被統治的民主，人民通過選舉在相互競爭的諸領袖間選擇統治者，統治者通過選舉獲得決策權；其二，民主是自由主義民主，防止絕對權力、保證個人自由、實行分權和制衡。

首先，在美國選舉中，選民在相互競爭的候選人之間投票選舉總統，并將全國最高行政權力委托給當選總統。在選舉中，公民沒有對聯邦政府政策的創制權和復決權，也沒有對在職總統的罷免權，總統獨立處理其職權范圍內的事務，既不受政黨限制也不受選民約束。因此美國的總統選舉正體現了被統治的民主的特點。當選總統處于競選連任的需要，在制定政策時，必然要考慮選民對其政策的反應，對不同的選民群體進行安撫或滿足其要求。所以，只要選舉是自由的，定期舉行的，那么人民能夠通過選舉對總統施加影響迫使總統對人民負責。

其次，自由主義民主為了保障個人自由要求選舉不得賦予任何統治者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要求最大限度的減少通過選舉掌握國家權

力的多數人對少數人壓制的可能性。因此在民主社會中，對多數原則的限制是保護少數的權利，尊重個人自由所必需的。那么，美國總統選舉制度是如何實現這種限制的呢？

第一種辦法是在民主前面加上“憲政”二字。選舉只能是民主的一個必要條件。憲政是指民主的選舉的政府服從同等的法律，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等法律原則意味著當選總統的權力的合法性不僅來自選舉中的多數意愿，同時也來源于憲法。政府之上的是憲法。因此，由總統選舉產生的總統和政府，在作出決策時，無論如何不得侵犯憲法的權利法案保護的個人自由；并且在行使權利時也不得超過憲法規定的范圍。所以，盡管總統選舉中會出現“少數票總統”，但其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并沒有實際危害；不論是多數的政府還是少數的政府都不會掌握絕對的權力，人們可以依靠憲法對統治者進行控制，反抗國家權力的壓迫。

第二種方法就是最大程度的減輕多數原則的零和效應。在總統選舉中，多數原則很容易產生零和結果。選舉產生的總統和政府可能會輕于維護全部公民的利益，而重于維護其代表的那部分公民的利益，這樣不被其代表的的那部分公民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當損害得不到補償時，民主內部就會發生沖突。1860年總統大選，廢奴主義者林肯當選引發內戰就是一例。總體看來，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的設計是有利于減輕多數原則的零和效應的。

四、總述

綜上所述，美國的選舉制度是不違反美國的民主的。這看似與前

面所提到的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的非民主矛盾。實則不然，這兩個結論是并行不悖的。實際上，這兩個結論是從民主的不同層次的含義中分別得到的、當我們提出美國總統選舉沒有準確反映民意，違反平等投票原則時，這一民主并不是政治實踐中的民主，而是作為一個概念的民主，也就是說他是一種抽象的、理想上的民主。美國民主政治實踐中的民主，描述了民主是什么；作為政治概念的民主，規定了民主應該是什么。所以，美國總統選舉的非民主指的是其不能滿足理想中的民主原則。但是“現實中的民主不是也不可能同理想中的民主一樣；民主是從其理想與與現實相互作用中，從應然的推動力與實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和形成的?！崩硐氲拿裰鳑]有指出限制多數的權力的方法，不能保護少數的權利。正因為這樣，美國民主政治實踐中，自由與民主聯姻，個人自由對抗專制權力；形成事實上的多重的少數的統治，保護少數的權利。這就是美國總統選舉制度長期存在而少有變化的原因。

第五篇：從民主執政視角看政治協商的意義

2013年全國社會主義學院系統理論研討會

暨中國政黨制度研究中心第11屆年會征文

從民主執政視角看政治協商的意義

崔玨

（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廣東 廣州）

摘要：政治協商作為國家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政治協商是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共執政民主性的重要體現，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的必要環節。對于一個長期執政的發展中大國的領導黨，政治協商更有助于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對提高中共的執政能力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政治協商中國共產黨民主執政

雖然中西方都有協商民主理論，但中國現實政治中協商民主的發展具有內源性。政治協商作為國家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在當時還不具備進行全民普選，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情況下，各方達成共識，由政協制定共同綱領，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承擔創建新中國的使命。協商產生的民主聯合政府，獲得了全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可以說，這是在政治協商的基礎上締造政治合法性。經過60多年發展，政治協商從內容到形式不斷豐富和完善，是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內容，是國家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發揮著協調政治關系、優化決策方案、擴大政治參與、鞏固統一戰線的功能。

政治協商的主體包括中共、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對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來說，政治協商是他們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而對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政治協商是將民主原則和民主程序貫穿于執政過程的一種形式，對于實現民主執政具有積極意義。

一、政治協商是中共執政民主性的重要體現

新中國成立后，走上執政地位的中共一直將民主貫穿在其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中，強調 1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① 政治協商是民主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周恩來在新政協會議籌備過程中強調：“新民主主義議事的特點之一，就是會前經過多方協商和醞釀，使大家都對要討論決定的東西事先有個認識和了解，然后再拿到會上去討論決定，達成共同的協議。”② 凡是重大議案提出，事先都經過各方協商、討論是新中國一系列重大問題順利取得共識的重要原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澤東曾在多個場合指出，我們的政府“是跟工人、農民、資本家、民主黨派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③ 當時的雙周座談會、協商座談會、最高國務會議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協商形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社會的橫向結構為基礎，政治協商制度以廣泛的界別代表為特征，使新中國的政權建立在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廣泛的民意基礎之上。

今天，中共“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一個在受到外部封鎖的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雹?作為一個超大社會、超大國家的執政黨，能否始終代表最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是對其執政能力的考驗。只有在執政過程中切實代表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執政黨才會獲得廣泛支持和擁護。因此，執政黨應更多地創造和搭建民眾政治參與的制度平臺，建立暢通的利益表達渠道，充分了解各個政黨、階層、群體的利益訴求，進行有效社會整合。政治協商契合了民眾政治參與的需求，也是中共民主執政的內涵之一。

目前，我國政治協商有兩種主要形式：一是中共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通過民主協商會、談心會、座談會等形式，就國家大政方針、國家事務管理等方面的問題進行協商；二是中共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通過政協各種會議、專題調研報告、政協委員提案等，就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政治協商首先在執政黨和參政黨之間建立了制度化的溝通對話機制，形成了一種嶄新的黨際關系模式，為一黨執政注入了民主元素。此外，通過政治協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就國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務展開充分討論，出謀獻策，既適度滿足了發揚民主、擴大參與的需要，也有助于減少社會分化、增進社會共識，使黨的方針政策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梢姡螀f商是執政黨發揚民主、有效整合社會政治資源的良好平臺。自2009年開始，全國各地陸續出臺《政治協商規程》，推動了政治協商的落實和程序化。十八大召開前夕，廣州市對試行3年的《政治協商規程》作了修訂，細化了兩種政治協商的程序，尤其是協商成果辦理與反饋的程序，并在民主黨派的建議下增設“重大事項決策

協商信息公開制度”、“政治協商督辦落實聯席會議制度”，目標就是推動政治協商成為一種可操作的民主和有效的民主機制。

在實踐中，每逢重大方針政策、發展規劃出臺前，中共領導人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代表人士協商座談已成為常態。每年年初召開的“兩會”，更成為國內外矚目和廣大民眾寄予厚望的民主盛會。會議期間代表委員們反映社情民意，廣泛討論國計民生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各級領導聽政于民，問計于民，集中體現了我國兩項基本政治制度依托“兩會”形成的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體現出執政黨組織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保證人民通過法定程序參與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的民主執政方式。

二、政治協商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的必要環節

一般來說，執政黨組織政府后，其主要活動就是提出政策主張，以實現黨的基本目標。執政黨的決策不同于一般政黨的決策，它必須整合社會各方面的利益，盡可能均衡地體現社會各階層、群體的愿望和要求。美國政治學者阿爾蒙德曾指出，只有在政治體系吸納較多的輸入資源（參與、支持、認同等）之后，輸出的政治產品（政策）才具有較廣泛的整合性。也就是說，政治參與和決策優化之間有著很大的關聯性。

在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當中，中國共產黨既是執政黨，也是領導核心，“由于黨處在國家權力系統的最高層級，這種最高的決策權、領導權、指揮權、否決權的運用，必然形成對行政、立法、司法等機關的支配。”⑤ 因此，它在國家決策體制中處于核心地位，是我國政府決策過程中最重要的決策主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中起著主導作用。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黨制定出具有綜合指導性和根本性的總政策，掌握國家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外形勢呈現多變性特點，經濟社會生活呈現多元性特點，利益關系呈現多樣性特點，公共問題的復雜性需要我們黨把決策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礎上，以確保決策的科學性。推進決策的民主化，要在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上取得新的進展，民主參與在政治決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視。早在1986年黨和政府就明確地將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并提出了兩條措施：一是建立包括咨詢系統、評價系統、監督系統和反饋系統的較完善的決策支持體系；另一條就是加強以政協為中心的民主協商制度。近年一些地方領導提出要把政協建設成為改革創新的智庫，就是要充分發揮政協代表性廣泛、智力密集的優勢以及協商議事的民主氛圍，為執政黨和政府科學決策發揮咨詢和參謀作用。

中共中央在2005、2006年先后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和《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都明確指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就重大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中進行協商，就能避免協商活動成為先有意向，后通過協商這一形式賦予其民意基礎的形式主義的參與方式，使政治協商更有成效。中共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政治協商是中共實行科學決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是中共提高民主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

政治協商有助于優化政策輸入模式。政策始于問題，之所以需要某項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為需要解決某種特定的實際問題。如何認識社會問題，如何篩選問題，誰參與篩選問題，不同的方式將導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徑庭。我國政策系統主要屬于內部輸入模式，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系統外部的社會利益群體輸入到系統中去，而是主要由執政黨和政府主動進行利益要求的認證和利益綜合的輸入，政策問題的確認和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黨和政府對問題的重視程度。在我國政策問題構建環節上公眾議程尚未有效建立的情況下，各民主黨派、各界代表人士通過政治協商平臺，善于認識問題，適時提出問題，對突破傳統政策輸入模式，推動政策的發展和完善有重要價值。

其次，政治協商有助于優化決策方案。政治協商的各種制度安排使民主黨派成員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廣泛參與政策過程，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提高了政策過程的開放程度。在政治協商活動中，各民主黨派都十分重視發揮集體智慧，對協商議題反復討論，集思廣益，力求在協商中提出能代表黨派聲音又切實可行的政策意見。，從近年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情況看，各民主黨派更注重以專業性研究成果支撐參政議政，使政策建議成為有價值的決策參考。因此，政治協商對于優化決策方案，提高執政黨決策的科學化水平的作用日益凸顯。

三、政治協商有助于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

一個政黨成為了執政黨，就意味著掌握了公共權力。執政黨與公共權力的關系大體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政黨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或者說政黨對公共權力施加影響的邊界；二是政黨運用公共權力的能力；三是公共權力對執政黨的腐蝕和影響。這三方面都是衡量一個政黨執政方式和執政水平的重要尺度。⑥ 雖然民主被普遍理解為“人民的統治”，現代社會民主發展亦重視擴大參與，在現實政治中，民主政治的關鍵不在于也不可能是多數人直接掌握和行使公共權力，而是要確保掌握公共權力的少數人，受到社會監督，不濫用權力。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實踐中我們看到，不少執政多年的大黨老黨，因腐敗現象泛濫而招致人亡政息。盡管從客觀上看，一黨處于絕對優勢地位時，對執政黨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很大程度上要靠執政黨自身，但建立起來自社會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約束機制依然十分必要，民主執政一方面是擴大參與，另一方面就是制約權力。

“中國的政黨制度，一方面源于各社會政治力量聯合對政治協商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源于中國共產黨一黨領導和執政對民主監督的內在要求?！雹?在我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處理黨際關系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互相監督是合作共存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實行的互相監督，由于中共是長期執政的大黨，是多黨合作中的領導黨，因此更加強調民主黨派對中共的監督。這種監督是屬于從權利出發、以批評、建議方式進行的監督。同時又是以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為依托，以國家政府系統為活動平臺的有組織的體制內活動，影響力自然不能等同于其他社會監督，是在與執政黨通力合作的基礎上，在參政的獨特空間內對執政黨和政府進行的高層次的政治監督。

人們通常認為權力制約應該是不同政治力量或權力勢均力敵，旗鼓相當，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中共是執政黨，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目前中共擁有8200多萬黨員，8個民主黨派總共只有近90萬成員，其政治地位、組織規模以及擁有的資源都不對稱，監督和制約自然無從談起。但我們看到，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中的民主監督作為非對稱性權力制衡，對執政黨的權力運作仍具有監督和制約功能，具體表現在：通過政治協商、參政議政等途徑，對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實施情況、國家方針政策的貫徹情況、各級領導干部遵紀守法的情況進行反饋，為國家權力監督體系提供信息，推動問題的解決；對公共決策和決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對各項方針政策貫徹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違法亂紀、貪污腐敗的行為，實事求是地提出意見和批評，引起執政黨和政府的重視并予以解決。政治協商所蘊含的民主監督是否有效力，關鍵在于監督的機制和程序是否健全和完善，監督的主體是否具備足夠的政治能力和水平。

中共從成為執政黨開始，就強調黨的權力來自人民，權力只有置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之下，它的運行才能保持應有的公正性。加強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本要求。我國目前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大的權力監督、中共的黨內監督、政府的行政監督、司法檢察機構的法律監督、審計和統計部門的專業監督、媒體網絡的輿論監督、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的民主監督、社會層面的群眾監督等構成的監督體系，目的就是要確保權力正確行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民主監督作為政黨間的一種政治監督，雖然不具有質詢、罷免、彈劾等剛性約束，但它是中共與民主黨派之間為致力于共同目標和事業而展開的黨際互動行為，它所擁有的高層次的政治話

語權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是中共民主執政的必要條件和有力保障。

2013年6月

①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27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② 蕭超然主編：《中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專題資料匯編》，第7頁，華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78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第26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⑤ 李景鵬：《權力政治學》，第223-224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 王長江、姜躍等：《現代政黨執政方式比較研究》，第54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⑦ 林尚立、肖存良.統一戰線與中國發展[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