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模糊技術的由來及概念

模糊技術的由來及概念

模糊技術的由來應追溯到1965年,美國控制論專家L·A扎德提出了模糊集合理論,它為模糊技術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1974年英國學者E.H馬達尼首先在試驗室里實現了對蒸汽發動機的模糊控制,從而出現了一種嶄新的控制技術——模糊控制,簡稱模糊技術.經過30多年的發展,冠有“模糊”字樣的產品如雨后春筍般遍及世界各地.以模糊電冰霜為例,電冰箱的模糊控制主要是根據溫度傳感器測得的各室溫度值和算出的溫度變化,運用模糊推理確定食物溫度,控制壓縮機運轉和風門,達到最佳的運行狀態和最佳保鮮效果.現以用于冰霜化霜的模糊控制為例具體地加以說明.以前冰箱的定時化霜的冰箱門的開閉之間沒有直接關系.現在模糊控制技術將冰箱門開閉次數,開閉頻率和最佳化霜時間加以統計和分析,預置于控制程序中,讓其記憶,而后,根據冰箱實際運行選擇在冰箱門開閉最少的時間段內進行自動化霜,使冰箱內溫度波動最小,對食品的質量影響最小.簡言之,模糊控制就是以模糊數學為工具,把控制專家和操作技師的經驗模擬下來,通過模糊控制軟件,將最善于處理模糊概念的人腦思維方法體現出來,作出正確的判斷.模糊控制最適宜用于難以用精確的數學模型來表達的控制系統,多數的家用電器的自動化,智能化且節能是最主要的發展方向,而其控制正是一種難以建立精確數學模型的控制問題.模糊技術的應用

近年來,人們將模糊理論應用于工業,醫學,地震預報,工程設計,信息處理以及經濟管理等,已逐漸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技術.目前,應用最多也是最成功的,一是工業過程控制,二是模糊家電產品.前者如水廠水質凈化控制,地鐵車輛運行自動控制,汽車自動變速控制,染色配色系統,超凈室恒溫恒濕系統,化學反應罐溫度控制等.80年代下旬日本開始把模糊技術用于家用電器,在全世界迅速掀起了模糊家用電器熱.市場上陸續推出了模糊洗衣機,電冰箱,空調器,電烤箱,電飯鍋,攝錄一體機,電風扇,吸塵器,自動電話,衣物干燥機,自動熱水器,電子爐灶等,不勝枚舉.模糊控制技術使家用產品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操作更加簡便,性能得到改善,同時又有明顯的節能效益.無疑,它將成為家用電器更新換代的關鍵技術.1987年,可以說是日本模糊控制技術推廣應用的里程碑.寺野壽郎將1987年稱之為“日本模糊元年”,因為這一年日立公司將模糊控制技術成功地應用于仙臺市地鐵,使地鐵啟動和制動均極為平衡,再無沖撞之感,而且停車能精確到10厘米以內.因此,模糊控制技術的知名度和聲譽大增.由于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軟件設計和單片機技術等方面具有優勢,為模糊控制技術在軍事工程方面的應用打下了基礎,并使這一高新科技已成為美國90年代軍事工程中的熱點之

一.美國已將它用于信息工程,圖象識別,人工智能,空間飛行,衛星與導彈的控制等系統,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模糊技術在地震預報,心理學和金融等領域也得到成功的應用.如證券公司應用“模糊”邏輯買賣證券和股票,可以在錯綜復雜,瞬息萬變的市場條件下,像最有經驗的行家一樣,指導人們何時買入,何時拋出等.國內外發展現狀

模糊技術作為一門引入注目的應用科學,越來越受到全世界人們的關注,專家們認為它有可能成為21世紀科學發展的一項基礎技術.為了確保21世紀的科技競爭力,各國爭先恐后地發展模糊技術.在模糊控制理論方面的研究,美國處于世界領先的水平.從1995年到1997年,美國的電力部門撥款120萬美元資助美國電網的模糊神經元網絡控制系統的開發.另外,智能汽車高速公路運行系統,金融管理系統研究計劃也在實施之中.日本就模糊技術的研究開發制定了長遠規劃,確定了6個重要發展課題:1,基礎研究:研究基本概念,模糊數學理論和方法,以確保應用開發的連續性.2,模糊電腦:實現模糊信息的電腦處理,包括電腦的構造,邏輯記憶和存等.3,機器智能:實現模糊信息處理,使機器能高速地識別和判斷模糊信息,包括智能控制,機器人,通信處理和模式識別等.4,人機系統:實現人機系統,包括模糊數據庫,模糊專家系統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5,人與社會系統:主要進行復雜的人類行為分析,包括決策支持系統,醫療診斷系統,行為心理透視系統及社會經濟模型.6,自然系統:研究模擬和理解自然現象,包括辨別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判斷大氣污染狀況,進行地震預測和經濟系統分析.近年來,我國在模糊控制技術的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國家經貿于1994年所立的國家重大技術項目“模糊控制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中特別包含了一個子項目——模糊控制技術標準化.這個項目,由國家技術監督局標準化司直接承擔并負責組織實施.迄今已有兩年時間,取得了重大進展.這個子項目的實施必將對我國模糊控制技術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模糊控制無所不在,且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專家認為模糊控制技術高深莫測,它還有很大潛力可挖.未來的某一天,它將會以更使人出乎意料的面目出現在世人的面前

第二篇：我國管理概念的由來

我國管理概念的由來

中國人講管理，首先就要向中國人講清楚，“管理”一詞是從哪里來的？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眾所周知，語言文字，是人們思想交流的工具。如果說，中國人在歷史上從來就沒使用過“管理”一詞，那豈不是說明了，我們的祖先從來就沒有過管理的活動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我們還怎能說，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呢。從我國出版的各種管理學的版本來看，基本可概括為以下兩種主張：

1、認為“管理”一詞是外來說

當前國內出版的管理學，一言以蔽之，絕大多數認為，管理一詞是個外來語，幾乎成為定論。他們說，管理一詞，英文是manage,它是從意大利文maneggiare和法文manage演變而來的，原意是指“訓練和駕馭馬匹”的意思。（見李建設 何根祥《現代管理學》第４頁，1986年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奇怪的是，我國最早出版的一部《辭海》，也只有“管轄”一詞，而沒有把“管理”作為一個獨立詞條進行收集、解釋。（見舒新城等人主編《辭海》第1017頁，1947年中華書局發行）更讓人感到不爭氣的是，33年后出版的《辭海》（1980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還是沒有把“管理”一詞作為獨立詞條進行收集、解釋。因此，國內出版的管理學，一提到“管理”一詞，便異口同聲地說，中國沒有這個詞，它是從國外引進來的，這也就怪而不怪了。

2、認為“管理”一詞是固有說

在我國漢語詞匯中，過去有沒有“管理”一詞，如果說有，最早是什么年代出現的；如果說沒有，那么有沒有與管理詞義相同或相近的詞，不管它是單音詞，還是雙音詞。它是每個管理理論研究者必須要搞清楚的一個問題。如果說，在漢語發展史上，壓根就沒有出現過“管理”或管理的同義詞或近義詞，那么毫無疑問，就會得出在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史上從來就沒有發生或存在過管理活動的結論。因為，語言是人們交流的工具，詞匯是構成語言的材料。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所擁有的詞匯，盡管它們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不斷變化著，但是，歷史上所遺留下的詞匯，都是使用那種語言的人們在過去的社會生活中所從事的各種活動的反映。所以，我們必須去翻一翻老祖宗留下來的浩如煙海的歷史典藉，看一看“管理”一詞到底是不是我國固有的詞語。2.1、“管理”一詞在我國的出現

“管理”一詞，在我國古代分別用“管”與“理”單音詞來表示。“管”字，原是指用竹管制成的吹奏樂器，后來由于古代鑰匙像這種樂器，于是便把鑰匙稱作管。如“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就是鄭國人讓我掌管成都北門的鑰匙。（《左傳.僖公３２年》）又由于鑰匙是開鎖的關鍵，具有約束性，于是便引申為管理的意思。如《禮記.》中就有“管庫之士”的說法。（見該書“檀公下”）荀子也說，什么是“人君者”？就是“管分之樞要也”。（《富國》）即管理分工的關鍵問題的。他還認為，“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天下”（《荀子.富國》）不讓老百姓過上富裕的生活，就不配去管理天下。可見，這里的管字，已與今天的“管理”一詞的含義幾乎沒有什么區別了。

“理”字，最初是指對玉的加工，后來把對老百姓的治理，也叫做理。如《說文解字》就把“理”字解釋為，“治玉治民為理。”引申也有管理的意思，如：“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戰國策、趙策》）、“理國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吳兢《貞觀正要、公平》）這里的“理世”、“理國”，都是指管理或治理世間或國家，也都含有管理、治理的意思。

“管理”作為一個雙音詞，在我國開始使用最遲也是清代。起初用在官職上，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武英殿修書處就設置有管理官，乾隆十九年（1751年）雍和宮也設置有管理官，之后管理街道廳（管理京城道路溝渠的機構）、管理三庫（銀庫、緞匹庫、顏料庫）大臣、管理蒙古各部驛站員外郎、管理錢法侍郎（寶錢局的長官）、管理事務（總管部務的官，地位高于尚書）等官職和管理機構相繼出現。管理一詞的用法越來越同今天的用法相接近。如在《清會典事例、宗人府、天潢宗派、宗室覺羅冊籍》中就有“管理宗人府（管理皇室宗族事務的機構）王公及族長”的說法。

由此看來，盡管1979年我國出版的一部最有權威性的《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縮印本），并沒有收集“管理”一詞予以解釋，直到1983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出版，第466頁）才開始收集了“管理”一詞，并解釋為“負責某項工作使順利進行”，但也不能以此為理由，否定“管理”一詞在我國的出現和使用。事實上，1960年臺灣出版的《中文大辭典》就已收集了“管理”一詞，并按著中國人的語言習慣把它解釋為，“管轄辦理謀事”（見該書第10752頁）這是非常可貴的。2.2、諸多“管理”的同義詞和近義詞

我國古代不但很早就使用了“管理”一詞，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還產生和使用了一些與“管理”同義和近義的詞。如：治、統、總、紀、馭、御、乂、制、掌、執、攝、揆等單音詞。

（１）、“治”字，原意是指對水的治理。它是與“管理”詞義比較接近的而又使用很廣泛的詞，并且還和“理”字組合成雙音詞為“治理”。如：“商君（商鞅）治（治理、管理）秦（國），法令至（大）行”（《戰國策秦策一》），“材技官能（任用有技術、有才能的人），莫不治理。（沒有治理或管理不了的）”（《荀子君道》）

（２）、“統”、“總”、“紀”三個字，原義都是指由蠶成絲的生產過程。“統”是指從煮過的繭中有頭緒地抽出絲，然后再把絲合在一起的過程。“總”的繁體字也是有個糸字旁的，它是指把所有抽出來的絲聚合在一起的意思。“紀”是指縷出頭的絲分扎纏束起來的意思。因此，后來都引申為統領、總領、總統、總攬、紀綱、管轄、管理的意思。如：“冢宰（周代官名，又稱太宰，是百官的頭。）掌邦治，統（管理）百官，均四海。”（《尚書周官》），“愿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暫且返回國家）統（管理）萬人乎？”（《戰國策齊策四》）“彪（班彪）乃為融（馬融）畫策事漢（策劃為漢朝辦事），總（統領）西河以拒隗囂（東漢時代的人）”（《后漢書班彪傳》）“稷則遍誠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國語晉語四》）等等。

（３）、“馭”和“御”，原義都是指駕駛車馬，后引申為治理、統治的意思。如“治國馭民，一調上下。”（《荀子.君道》）這里的“馭”與“治”都是一個意思，就是治理國家，管理（駕馭）人民，使群臣上下協調一致的意思。還有“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國語.周語》），這里的“御”字也是指管理、治理的意思，就是說，國君到戒齋的地方去了，由百官來管理事。

（４）、“乂”和“制”，原義也是有共通之處。“乂”字是指割草或谷類，“制”字是指對樹枝干的修理。所以后來都引申為治理、管理的意思。如：“淮沂二水其乂”（《尚書禹貢》）就是說，淮水、沂水這兩條河，治理好了。“保國乂民”（《漢書武五子傳》）就是保全國家，治理人民的意思。

（5）、“蒞”和“臨”，原義都是指到、臨的意思，相當今天人們所說的領導到現場察看、指導，因此引申為治理、管理。如齊景公曾問晏子說：“蒞國治民（治理國家管理百姓），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選拔賢明的人管理國家）官能以敕民（任用有才能的人管理百姓），則其道也。（這就是治理國家管理百姓的道理）”（《晏子春秋》）

（6）、“掌”、“執”、“攝”、“楑”四個詞，原義都是指人用手去握牢、拿住或拉某物的意思。后來引申為執掌、統轄、控制等含有管理的意思。如：“使掌（掌管或管理）公族（君王的同宗子弟）大夫”（《國語晉語七》），“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就是說，圣明的國君主要是握住或管理好權柄，那么四面八方的人就會都來效力。“漢文帝總攝（統轄或掌管）紀綱（法令制度），故遂褒增隆為太宗也。”（桓譚《新論識通》），“使主后土（掌管大地），以揆（管理）百事（百官））”（《左傳文公十八年》）

此外，還有一個“宰”字，原義是指在房子里勞動的奴隸，后來轉指為奴隸主、貴族家管家務的總管。它主要是用來指各級管理官員，屬于中央最高官員就是管理百官的叫冢宰，又稱太宰，或宰相。屬于地方的長官，也叫宰。

由此可見，“管理”一詞根本就不是什么外來語，而是中華民族早已固有的一個詞語，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從“管理”及其同義詞、近義詞的產生和演變的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我國，隨著私有制的出現，國家的產生，代表奴隸主利益的國君越來越感到，加強對土地、臣民統治或管理的必要性。并且，他們從駕馭馬車、雕琢玉器、煮繭成絲、割草剪枝以及用手去有效地抓、握某些東西的過程中，也悟出了強化管理的道理。于是便把有效從事這些活動的關鍵詞語，如管、理、治、統、總、紀、馭、御、乂、制、掌、執、攝、揆等詞，賦予了“管理”的新義，甚至成為一個專門管事人員的官名。所以說，“管理”一詞在我國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每個管理理論工作者，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還在盲目地向學生講，“管理”一詞是外來語，不僅是數典忘祖，也是貽誤良家子弟。

（摘自我的《中國人講管理》一書）

翻開各種有關企業管理的教科書可以發現，關于管理的定義見仁見智，色彩紛呈。我手頭有一本美國懷爾德著(臺灣陳衛平譯本)《管理大師如是說》，有趣的是，作者作為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大家，他所匯集的一百二十三位杰出經理人才的“金言”，對什么是管理也莫衷一是，作者自己說：“這是一個我既不愿意提出，也不愿回答的問題。”再翻開案頭我國1979年出版的《辭海》，竟沒有對“管理”進行注釋的條目。

盡管沒有公認的“標準”答案，并不影響任何人進行企業管理的實踐，每一個管理者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實踐給企業管理下出不同的“定義”。每一位學者也都可以從管理實踐中總結出不同的管理觀念，從而形成了一種“理論的叢林”。這種現象固然給我們帶來了一定的困惑，但是它也十分清楚的告訴我們，管理并非一定需要一個統一的模式，其成功取決于每一位管理者的智慧。

然而管理者的智慧卻受著特定文化傳統的制約。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管理是以管為主的。從漢字的字源上看,古文中管與官相通，有時特指掌次舍帷幕之官。(《儀禮聘禮》)如《史記.李斯傳》記載：“趙高以刀筆吏入秦宮，管事二十余年。”管事即為官為吏。管又有鎖鑰的本意，“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引伸開來，管就是管轄、管制的意思。在數千年封建文化的影響下，“管理”中沉淀著厚重的官本位意識。毫無疑問，和官本位意識相對應，管理對下屬而言，“總管”、“管事”可以只談管不談理，重管轄而輕管理。只要由他來管，他便有理。管字當頭，理也就在其中了。既使講“理”，也是為“管”服務的。古代的“理”字本意似乎是治玉，“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韓非子.和氏》)引伸開來，“理”也有了治人、治亂、治罪之意,滲透了尊卑有序的封建禮教精神。夏朝的執法官即為“大理”。這種文化背景中的管理其實也不是不講理，只不過講的是統治者的“理”，體現的是統治者單方面的智慧。正如法國的羅伯斯庇爾所說:在此之前,管理的藝術不過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讓多數人破產和受奴役的藝術

然而隨著歷史的進步，管理的重心逐漸由“管”轉移到“理”上來，當然，這種“理”的內涵也逐漸由人之“禮”轉移到物之理上來。

在西方文明中，管理的英文拼寫manage是從意大利文和法文演變而來，原意是“訓練和駕馭馬匹”，但它并沒有被引伸到人治上來。如果反過來用中文管理的概念來解釋，它是“理”在前而“管”在后的，所以有人建議把“管理”改為“理管”。這倒不一定是西方的首創，也并非因為“中國的月亮沒有外國的圓”，而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使其得到了彰顯。19世紀中后期,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生產過程、組織、工藝、技術諸要素的日益復雜，靠企業原來的所有者來管理已力不從心，需要有專門知識的人來管理或參與管理，于是便出現了職業經理人。在這種情況下，職業經理人之類被選聘來實施管理，不是基于其有多大的權力，而是基于他特殊的智慧。這就出現了所謂的兩權分離，它也類似于管與理的分離，職業經理人的主要任務就是“理”，當然要把“理”放在前面。“管”字退居“二線”，會不會使企業一盤散沙呢？當然不會。在商業文明中，企業的形成與發展一般不是因權而集，而是因利而聚。經過趨利避害的精心算計,只要能“理”出更多的利，就為彼此結合、利益均沾提供了可能。

通過國人對管理規律的反思,從管理到理管的認識軌跡來看，管理的最高境界當是不要管字。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是從企業由誰管的思考開始的。管理權“下放”給企業后，不少管理者認為：管理就是你管他他就理你，你不管他他就不理你。然而隨之市場經濟秩序的逐步完善，以人為本的思想逐漸樹立，以理服人逐漸成為認識上的主流,講理的管理才被認為是真正的管理。借鑒國內外先進企業的成功經驗加以理性思考，可以悟出最好的管理就是沒有管理或者看不到管理的境界，這就體現了老子的“無為”思想。根據“無為而治”的觀念，管理可以不要管，只要理。要達到這種不要管的管理境界，其實需要管理者具備更高的智慧,例如要使被管理的人從被動的依從到主動的認同,從外在的對弈內化為共振共理。

其實，不論什么時代、什么文化背景、什么層次的管理，體現的都是管理者的智慧，只不過這種智慧的表現形式與內容有不同罷了。因此可以概括地說：管理就是智理。企業管理就是管理者在企業內部針對相關要素或主體，圍繞著贏利所展開的專門的智力處理活動。

這樣的追問是一種典型的西方思維方式，因為中國的先哲在說明一個概念時并不對其下定義，而是通過比喻的方式，如老子和莊子在說明“道”這個概念時，運用了大量的寓言和比喻，始終沒有一個完整的定義，這樣讀者如果領悟到了其中的一個寓言或比喻就能悟出“道”來，否則很難理解什么是“道”。“管”

“管”的本義是泛指細長的圓筒形物，用得比較多的物件有管狀樂器、鑰匙等，如《左傳?僖公三十二年》：“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此處即為鑰匙義。

從細長圓筒形物引申出的含義是狹小、狹窄，如管見、管窺等。

從鑰匙義引申出的是樞要、保管、看管、管束等含義。如《荀子?儒教》：“圣人也者，道之管也”此處即“樞要”的含義。與此緊密相關的詞組是“管轄”：“管以開門閉戶，轄以解脫車輪。管轄：喻機要之地（《詞源》，商務印書館，1980年8月修訂第1版）。”進一步得出“總理其事曰‘管’（《康熙字典》，中華書局，1958年1月版）”的含義，如管家、總管等。

“理”

“理”的本義是指玉石的紋路，“物之脈理唯玉最密，故從玉（《康熙字典》）”。由此引申為物體的紋理或事情的條理，如文理、肌理等。因為“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是整齊不亂之意，故此又引申出“道理”一詞，表示“規律”和“原則”。古人把人心所同的，便謂之“理”，如“乘理雖死而非死”，乘理，指合乎原則。凡是人心所向、合乎原則的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在人們意識中的正確反映，便是“真理”。符合希望的、使人滿意的、經過奮斗能夠實現的想象或目標，便是“理想”。（陳政：《字源談趣》，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理”作動詞時的本義是“治玉”，即把玉石雕琢加工，制成玉器，所以引申出“治理”、“整理”的意思來，如修理、理財等。

“管理”

由于筆者暫時查不到“管理”一詞中文含義的來源，這里我們只能運用形象思維（直覺思維）來推測一下當初創造“管理”這個詞的本意。創造“管理”這個詞肯定是因為“管”和“理”都不能包含所要表達的意思，但是兩者的意思加起來基本上就是那個意思了。因此，“管理”=“管+理”。那么“管+理”表達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們知道“管+理”肯定是一種活動，既然是活動就一定有主體和客體（活動者和對象），我們假設自己就是那個活動者面對一個對象（人或物）在進行“管+理”的活動。首先是“管”：即將對象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范圍之內進行看管，這個對象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必須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接下來就是“理”：因為這個對象有自己的紋理、條理、道理和規律，所以我們必須充分了解對象自身的規律，并根據這些規律對對象進行整理或治理，最終達到一個使我們滿意的理想狀態或目標。

第三篇：“執政能力”概念的由來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對于我們黨迎接新世紀新階段所面臨的挑戰，努力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十分重要。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雖是十六大明確提出的，但這個思想卻經歷了長時期的孕育。毛澤東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提出執政黨建設問題時就已指出：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提高做好經濟工作的本領。否則，“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這實際上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思想的雛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多次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強調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把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問題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任務密切聯系起來。這實際上是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思想的進一步闡發。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逐漸形成一個明確的思想，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五大以前，提出了強化執政意識，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的思想。在1990年前后，江澤民就指出：我們的黨是執政的黨，黨的領導要通過執政來體現。“我們必須強化執政意識，提高執政本領”。在十四大報告中，他提出了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要“努力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問題。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幾個問題的決定》，又強調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問題，指出黨的高級干部要努力成為善于治黨治國的政治家。第二階段，從十五大開始，提出加強執政黨建設的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思想，隨后不久使用了“執政能力”概念。十五大報告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圍繞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開創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它要求“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在1997年底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將這兩個“不斷”概括為執政黨建設的兩大課題。黨的執政能力的概念，江澤民在1999年1月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金融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就已經指出，認為提高“執政能力是極重要的”。2000年2月，他再次強調，我們要“提高各級領導班子、領導干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增強廣大黨員和干部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2001年5月，他在安徽考察講話時進一步論述了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問題，指出：我們能否在激烈的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因此，“不斷提高我們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將是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第三階段，從黨的十六大開始，明確提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思想。十六大報告在論述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問題的六項要求時，將“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并且對“執政能力”的內涵初步概括為五個方面———“必須以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正確把握時代發展的要求，善于進行理論思維和戰略思維，不斷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必須堅持按照客觀規律和科學規律辦事，及時研究解決改革和建設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善于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不斷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善于協調不同利益關系和克服各種困難，不斷提高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必須增強法制觀念，善于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不斷提高依法執政的能力；必須立足全黨全國工作大局，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善于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不斷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這樣，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也就成為十六大以來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點。

第四篇：新材料作文的由來及其概念（最終版）

新材料作文的由來及其概念

新材料作文的提法是針對2006年高考全國卷的作文題提出來的。1999---2005年，全國卷都是話題作文，2006年改為材料作文。而這種材料作文又不同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材料作文，它把全面把握材料，寫作時不能拋開材料，行文必須引用材料這些限制都取消了。于是，人們就把這樣的材料作文稱為新材料作文。

新材料作文實在材料作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的作文樣式。這種命題形式從本質上講，是材料作文；從表現形式上看，類似于話題作文。它給定材料，但不給定話題。要求既不像材料作文那樣“過死”，也不像話題作文那樣“過寬”。它繼承了材料作文的優點，又彌補了材料作文的缺點。過去的材料作文都限定文體，而現在是文體不限。過去的材料作文總有最佳立意，而現在的材料作文可有多個立意。新材料作文提供的材料更為廣闊，便于考生多角度立意，也留給考生更大的發揮空間。

新材料作文題給考生提供一定的情景性與條件性，而又不會失之寬泛，在具體特定環境規定下的考生作文，才可能具有更大的真實性與檢測性。如2012年全國大綱卷的作文題：

閱讀下面的材料，根據要求寫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周末，我從學校回家幫著干農活。今春雨多，道路泥濘，我挑著一擔秧苗，在滑溜的田埂上走了沒幾步，就心跳加速，雙腿發抖，擔子直晃，只好放下，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媽媽在田里插秧，看到我的窘態，大聲地喊：“孩子，外衣脫了，鞋

子脫了，再試試！”

我脫了外衣和鞋襪，卷起褲腿，重新挑起擔子。咦，一下子就覺得腳底下穩當了，擔子輕了，很快就把秧苗挑到媽媽跟前。

媽媽說：“你不是沒能力挑這個擔子，你是擔心摔倒，弄臟衣服，注意力不集中。脫掉外衣和鞋襪，就甩掉了多余的顧慮。”

要求：選好角度，確定立意，明確文體，自擬標題；不要脫離材料內容及含意的范圍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襲。

考題導語提供的真實情景，為考生規定了范圍、提示了方向，考生的審題、立意必須結合所給材料來進行，從而避免了話題作文“過寬”的弊端。另外，文字提供的條件便于考生多角度立意，但一般考生只把思維角度放在“放棄與成功”“面對困難”的層面上，得出如“成功在于放棄”“戰勝困難是成功的前提”等普通結論。其審題立意方面的誤區是忽略了對材料中兩個關鍵細節的分析，縮小了立意的廣度和深度。

細節一，媽媽“大聲地喊??”有幾層含義：①不能放下擔子，要堅持；②自己的擔子要自己挑（鞭策要有責任心）；③你能行，再試試（鼓勵要有自信心）。

如上分析，其材料的內容范圍包括成功、失敗、堅持、放棄、責任、信心、勇氣等多個話題，大大拓寬了立意的廣度。

細節二，“外衣脫了，鞋子脫了”是產生顧慮的原因。“我”承擔了肩上和心理兩種壓力。擔心摔倒，弄臟衣服，注意力不集中，只好把擔子放下，必然產生觀望心理和等待別人來完成挑秧的幻想。

如上分析，如果把“外衣”“鞋襪”產生的顧慮喻指生活中的“金錢美女”“榮譽地位”“譏諷打擊”“天災人禍”等外在因素所造成的心理上的負擔，壓力、困惑、憂慮等包袱，這樣考生便會從關注社會，思考人生方面去感悟材料的深層含意，拓展立意的深度。這就避免了材料作文立意規定“過死”的弊端。這樣，讀與寫結合，有利于強化考生的審題意識，培養他們從不同角度提煉主題的能力。

二、新材料作文命題的特點

1、材料作文與話題作文的比較

相同點：兩種作文形式一般都有材料，材料中一般都有命題者明確的觀點、情感傾向及有關提示。

不同點：①寫作要求不同。話題作文要求談規定的話題，或自擬話題，依據“三自”要求作文。材料作文則要求針對材料，或其中某一方面發表議論，或要求結合實際談自己的感想，限制具體。

②材料的處理不同。話題作文的材料除了幫助提煉觀點外，在寫作中可以拋開材料自由寫作，只要“抱著話題打滾”就行了。而材料作文卻必須緊扣材料發表議論，或在寫作中直接點擊材料。

2.新材料作文與舊材料作文的區別

①材料構成與功能不同。舊材料作文除了敘述事實現象外，材料中和材料后一般有命題者較為明確的觀點、感情傾向與有關提示，讓考生明確命題者的基本態度。而新材料作文的材料中只有現象和事物本身，很少有命題者主觀態度的表達，比較客觀，考生有更多自由思考的空間。

②寫作要求不同。舊材料作文有時直接規定寫作的題目角度，要求死板。而新材料作文卻讓考生任意選擇一個角度作文，淡化最佳立意，更顯出作文的自由度與人性化。

3.新舊高考材料作文題的比較

例如，舊高考材料作文：

閱讀下面的材料，根據要求作文。

某位知名歌唱演員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談到自己的變化：過去她出場面對觀眾說的第一句話是“大家好，我來了！”而現在她說的是“謝謝大家，你們來了！”

也許類似的變化曾經發生在你的身上或身邊，也許你對此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請自擬題目，寫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記敘文或議論文。（2011年湖南卷）

新高考材料作文：

閱讀下面的材料，根據要求寫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有位哲學家舉起一個蘋果，對學生說：“這是我剛從果園里摘來的，你們聞到蘋果香味了嗎？”

有個學生一看到蘋果紅紅的就搶著說：“聞到了！”哲學家拿著蘋果走到學生面前讓他們聞，有的說聞到了，有的聞也不聞就跟著說聞到了，只有三個學生默不作聲。哲學家問：“你們怎么啦？”一個學生上前又聞了聞，說：“我什么味也沒有聞到。”另一個上去摸了摸，說：“這是什么蘋果？”還有一個訥訥地說：“老師，今天我感冒了。” 哲學家把那個蘋果交給大家傳看，竟然是蠟做的假蘋果！

要求選好角度，確定立意，明確文體，自擬標題；不要脫離材料內容及含意的范圍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襲。（2011年遼寧卷）

從新、舊材料作文的比較中，不難看出，新材料作文是在舊材料作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材料樣式。選好角度，確定立意等要求，增加了開放性，減少了限制性。既繼承了材料作文的長處，又彌補了材料作文的缺陷；既是有條件的，又是“多維度”的；既限定了寫作范圍，又留下了自由發揮的空間。

第五篇：淺談信息安全審計概念的由來

淺談信息安全審計概念的由來

或許對很多企業來說，安全審計只是個名詞而已，并不清楚它的具體內容和作用;許多企業想要對自己的信息系統實施安全審計，管理層和技術人員也不知道如何開始，而同時受限于國內企業的信息化水平，企業也很難找到成體系的安全審計知識。

審計

審計，英文稱之為“audit”，基維百科上給出的定義是評價一個人、組織、制度、程序、項目或產品。審計執行是以確定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信息，還提供了一個可內控的評估系統。審計的目標是在測試環境中進行評估工作，并表達人/組織/系統等的評估意見。由于實際情況的限制，審計要求只提供合理、無重大錯誤的保證報表，審計往往是通過統計抽樣。也可以這樣理解審計，審計(Audit)是指檢查、驗證目標的準確性和完整性，用以檢查和防止虛假數據和欺騙行為，以及是否符合既定的標準、標竿和其它審計原則。

各國各級政府、組織一般都設有專門獨立的審計部、審計委員會、審計署等機構。以往的審計概念主要用于財務系統。財務審計是用真實的和公正的財務報表來體現的。傳統的審計，主要是獲取金融體系和金融記錄的公司或企業的財務報表的相關信息。而隨著科技信息技術的發展，大部份的企業、機構和組織的財務系統都運行在信息系統上面，所以信息手段成為財務審計的一種技術的同時，財務審計也間接帶動了通用信息系統的審計。審計已開始包括其他信息系統，如有關環境審計和信息技術審計。

IT審計

信息技術審計，或信息系統審計，是一個信息技術(IT)基礎設施控制范圍內的檢查。信息系統審計是一個通過收集和評價審計證據，對信息系統是否能夠保護資產的安全、維護數據的完整、使被審計單位的目標得以有效地實現、使組織的資源得到高效地使用等方面做出判斷的過程。

IT 審計最早出現在IT應用比較深入的金融業，后來逐漸擴展到其他行業。IT審計的目標是協助組織信息技術管理人員有效地履行其責任，以達成組織的信息技術管理目標。組織的信息技術管理目標是保證組織的信息技術戰略，充分反映該組織的業務戰略目標，提高組織所依賴的信息系統的可靠性、穩定性、安全性及數據處理的完整性和準確性，提高信息系統運行的效果與效率，保證信息系統的運行符合法律、法規及監管的相關要求。

信息安全審計

隨著2002年美國安然公司和世通的財務欺詐案爆發后，美國緊急出臺了薩班斯法案(SOX)，賦予了“審計”新的意義。《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2002 Sarbanes-Oxley Act)》的第302條款和第404條款中，強調通過內部控制加強公司治理，包括加強與財務報表相關的IT系統內部控制，其中，IT系統內部控制就是面向具體的業務，它是緊密圍繞信息安全審計這一核心的。同時，2006年底生效的巴賽爾新資本協定(Basel II)，要求全球銀行必須針對其市場、信用及營運等三種金融作業風險提供相應水準的資金準備，迫使各銀行必須做好風

險控管(risk management)，而這部“金融作業風險”的防范也正是需要業務信息安全審計為依托。“

信息安全審計”成為企業內控、信息系統治理、安全風險控制等的不可或缺的關鍵手段。美國信息系統審計的權威專家Ron Weber又將它定義為“收集并評估證據以決定一個計算機系統是否有效做到保護資產、維護數據完整、完成目標，同時最經濟的使用資源”。

信息安全審計與信息安全管理密切相關，信息安全審計的主要依據為信息安全管理相關的標準，例如ISO/IEC 17799、ISO 17799/27001、COSO、COBIT、ITIL、NIST SP800系列等。這些標準實際上是出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控制體系，基于這些控制體系可以有效地控制信息安全風險，從而達到信息安全審計的目的，提高信息系統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