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益訴訟或將成為今年熱點

今天下午3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新浪網獨家對話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為網友解讀“兩高”報告。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016件，審結9716件，比2012年分別上升3.2%和1.6%；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421.7萬件，審結、執結1294.7萬件，同比分別上升7.4%和

4.4%。何兵認為，這樣的數字反映出社會的矛盾繼續突出，同時也反映出通過法院釋放了大量的社會壓力。司法改革好不好，直接關系到國本。

第二，兩高報告中，第一條即提出了“依法懲治犯罪、保障人權”，同時特別強調了“尊重和保障人權，恪守罪刑法定、疑罪從無、證據裁判等原則，嚴格排除非法證據”。何兵說，目前一些案件中，人權被侵害的現象確實存在，將人權放在這樣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第三，“加強與律師協會的溝通，高度重視律協、律師反映的問題，尊重和保障律師依法履職。”何兵認為，這首先肯定了律師的地方和作用。近些年來引來公眾關注的一類“律師團”，介入案件類型以刑事為主，也被輿論戲稱為“死磕派”。“死磕派”律師確實解決了不少案子，既改善了律師的形象，也改善了司法的形象。但遺憾的是，一些標志性的案子，如“重慶李莊案”，依然有待解決。

第四，“深化司法公開，促進司法公正。積極推進陽光司法，全面客觀公開案件事實、定案證據以及訴辯觀點、判決理由，增進群眾對司法裁判的了解和理解，彰顯法治的文明和尊嚴。”何兵指出，一些大案要案的公開成為了去年最高法工作的最大亮點。公開的程度越高，公正的程度也就越高。在司法改革的條件尚未成熟時，將司法公開作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第五，“加強人民陪審員工作。啟動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增加選任人民陪審員

3.8萬人。”一直呼吁要引入陪審團制度的何兵表示，啟動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是加強司法民主化的信號，也是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人民陪審團制度。

第六，何兵同時指出，“各級法院審結一審行政訴訟案件12.1萬件”，這一數字顯示了行政訴訟案件占全國審結案件的比例還非常小，突出反映了“民告官”仍是條“荊棘路”。行政訴訟法自1990年10月1日施行以來將首次啟動大修，“民告官”路上的難題將有待破解。

第七，“審結資源開發、環境保護案件2464件，推進環境公益訴訟，促進美麗中國建設。”何兵表示，2013年可以看成是中國公益訴訟的起步之年。隨著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公益訴訟也將成為2014年的一個熱點。

第二篇：公益訴訟將有法可依

新民訴法為侵害公共利益事件受害者撐腰 司法實務人士稱

啟動主體不明朗公益訴訟或暫時不多

發布時間：2012-09-04 【我要糾錯】 19:14:33

編者按

8月31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主要圍繞完善調解與訴訟相銜接的機制；進一步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完善當事人舉證制度；完善簡易程序；強化法律監督；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完善執行程序7個方面內容進行了調整。

從9月5日起,政法·司法版將連續刊發“新民事訴訟法看點”系列報道,結合基層司法實踐的試點探索情況，對修改后民訴法的新增內容進行詳細解讀。

□新民事訴訟法看點

云南曲靖鉻渣污染、渤海灣蓬萊19-3油田大面積溢油、山西近百名兒童接種高溫變質疫苗死亡??近年來，每當發生由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問題引發的侵害公共利益事件，公益訴訟都會成為關注的焦點。

針對司法實踐中的情況，本輪民事訴訟法大修首次寫入公益訴訟內容，被視為最大亮點。“盡管一些地方已先行試水，但全國范圍內公益訴訟獲勝的案例之所以少之又少，立法缺失是重要原因。”今天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多名司法實務界人士均表示，新規定使中國公益訴訟制度邁出了法律制度破冰的一大步。

不直接受害也能起訴

新修改的民訴法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009年，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粉塵污染案，該案后來被稱為“公益訴訟第一案”。當時，原告中華環保聯合會由于來自北京，主體資格遭到質疑：江蘇的港口污染和你有什么關系？ 【字體：大 默認 小】【打印】【關閉】

“事實上，這樣的質疑一直存在。”江蘇省無錫市錫山區人民法院環保合議庭負責人、曾承辦過國內首起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法官姚堅告訴記者，因為原民訴法規定“原告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因此將大量有公益訴訟需求的主體“拒之門外”。

雖然只有“比較籠統”的法律依據，但是由于意識到“不開展公益訴訟，環境司法保護就難以取得實效”，昆明、貴陽、無錫等地的法院先后義無反顧地開始了艱難的探索。

“由于缺乏立法支持，我們遇到的最大尷尬是‘無米下鍋’。”姚堅透露，成立4年來，無錫中院環保法庭受理的公益訴訟屈指可數，且基本是由檢察機關提起；基層法院環保合議庭收案更少，如錫山法院只受理了兩起。

對于此次“公益訴訟”入法，姚堅表現得十分高興：“以往辦案只能依靠民事侵權責任法與環境保護法的零散規定，民訴法新增公益訴訟條款，無疑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民行處處長張迅也認為，“新條款雖然僅僅是制度建立的開始，但這項制度慢慢地會建立健全，民行檢察也能有更大作為。”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委員會秘書長李軒表示，公益訴訟入法，不僅有助于完善民事訴訟制度體系，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有效維護，遏制針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相關違法侵權行為，而且有助于在消費者維權、反壟斷、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眾多公共領域形成公民積極參與社會管理的可喜局面，進而從根本上促進現代公民社會的培育、建構和養成。

適宜主體仍是未知數

公益訴訟雖然被看做本次修法的最大亮點，但仍有不少人特別是環保界人士認為，新法對于啟動公益訴訟主體的表述依然不明確。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的解釋是：可以在制訂相關法律時進一步明確規定，還可以在司法實踐中逐步探索。這意味著，新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答案還是未知數。

記者所采訪的各位司法實務界人士均認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應當作狹義理解，僅指現行法律直接、明確規定可以就某一領域提起公益訴訟的機關或組織。那么，目前只有海洋環境保護法中明確規定，海洋行政主管部門可以就海洋環境污染事件提起公益訴訟。如此一來，此前業界普遍認為最為適宜提起公益訴訟的檢察機關，甚至都被排除在“法律規定的機關”之外。

“可以預見，未來5至10年內新增加的法律規定不會太多。這種限制無疑有些保守，將會使公益訴訟制度的實際功能打折。”李軒擔心，在司法解釋出臺前，甚至暫時可能出現法

官以無法律認定訴訟主體為由，拒絕檢察機關及其他組織提起公益訴訟而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

讓李軒感覺有些“意猶未盡”的還有，此次公益訴訟立法將公民個人排除在訴訟主體范圍之外。在他看來，公民個人自發參與發起公益訴訟，在較大程度上能夠起到糾正違法行為、促進依法行政、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作用。

“為了切實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培育公民社會，應開放和鼓勵公民參與公益訴訟。”李軒表示，對于有關方面擔心公民可能濫用、誤用公益訴訟的問題，可以考慮設置前置程序加以解決。

落地生根需規則跟進

此次雖然以立法形式明確承認了公益訴訟概念和制度，但是接受采訪的司法實務界人士不約而同地告訴記者：要讓這個概念真正走入司法實踐，打開公益訴訟的方便之門，還需要細化有關規范，制定配套的執行細則。

“最高法可能即將啟動相關司法解釋工作。”姚堅期望，司法解釋能夠在條款執行的落實上，進一步作出規定，以增加可操作性。

張迅則希望，司法解釋能夠明確檢察機關作為公益訴訟主體的地位。他表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代表的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僅具有較高的法律地位和獨立性，而且跟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相比，人財物等方面更有優勢，同時還沒有濫用訴權等問題，因此代表社會公益提起公益訴訟更為適宜。

李軒期待有了立法依據后，司法機關能夠以更加積極的姿態介入公益訴訟，對公權力不作為或壟斷行業濫用壟斷地位等侵犯公共利益的行為，作出相應制裁或者糾正，成為公眾權利保障的最后堡壘。

他還建議，在主體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可適當作出從寬解釋并允許各級法院進行進一步探索；在程序方面，應當在準用普通訴訟程序之外就特殊事項作出特別規定；在舉證方面，適當引入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合理平衡原被告之間的舉證負擔，并適當強化人民法院的調查取證義務，甚至引入“專門調查委員會”機制；在判決執行方面，應建立未起訴的利害關系人申請適用判決機制。

“公益訴訟是保護公共利益的最后途徑，并非唯一路徑和最佳路徑，社會也不宜寄予太高期望。”姚堅解釋說，事先預防才是保護環境的最佳方式，公權力機關在做出公共決策時就應該充分考慮保護公共利益。

第三篇：公益訴訟

(民訴)第五十五條 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消法）第四十七條 對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中國消費者協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消費者協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 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下列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

符合前款規定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提起訴訟的社會組織不得通過訴訟牟取經濟利益。

相關案例

1、被告范某于2001年9月24日以其同村村民董某的名義，在樂陵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加工、銷售橡膠助劑、瀝青的名義注冊登記了“樂陵市金鑫化工廠”，并領取了營業執照，之后，范某用其在2001年3月、4月購進的石油制品加工設備以及同年7月以非法渠道購進的原料，開始煉制石油制品項目，原料以800元／噸——1300元／噸價格購進，煉制后以1800元／噸的價格出售，已經產油100余噸，銷售金額18萬余元。經取樣檢查，石油產品質量不合格，屬于非法生產，對周圍環境有嚴重影響，嚴重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原告樂陵市人民檢察院訴稱：被告范某通過非法渠道非法加工銷售石油制品，違反法律，屬于國務院明文規定重點打擊、取締的非法小煉油項目，損害了國有資源，造成了環境污染，威脅人民健康，影響社會穩定。為此，請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

被告范某辯稱：我開工生產經過批準，加工煉制石油制品原來不知道是違反國家法律規定的行為，現在準備自行拆除，今后不再繼續經營煉制石油制品項目了。

樂陵市人民法院受理本案，開庭審理之后，經過調解，雙方沒有達成協議。法院認為，被告經營的樂陵市金鑫化工廠非法經營煉制石油制品項目，造成了國有資源的浪費及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且產品質量低劣，屬國家明令禁止的小煉油項目。檢察人員進行專項調查，查清上述事實，被告也對此供認不諱。人民檢察院在依法對被告的金鑫化工廠做出處罰的同時，為改善國有資源的浪費和防治環境污染，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訴至我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的訴訟請求，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本院予以支持。故于2003年5月9日依據《民法通則》第5條、第73條、第134條規定，判決被告范某將其所經營的金鑫化工廠，于本判決生效后的五日內自行拆除，停止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排除對周圍群眾的妨礙，消除對社會存在的危險

2、泉州市飲食服務公司原經理吳英然在收受賄賂７萬元后，兩次與承租人簽訂降租協議，將飲食服務公司下屬的大眾賓館低價出租，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該市鯉城區檢察院經過調查，向轄區法院提交支持起訴書，支持大眾賓館提起民事訴訟。法院采納檢察院支持起訴意見，判決降租協議無效，為國家挽回損失２３０萬元。

3、自1996年以來，河南、山西、福建、山東、貴州、江蘇等省檢察機關先后以法律監督機關的身份，作為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在各級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未能充分有效地履行保護國有資產的職能時，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責，采取法律補救措施，將國家對國有資產、社會公共利益的特殊保護政策落到實處，進行司法實踐的創新，開展公益訴訟活動嘗試并取得了成功。10月22日，江西省萍鄉市上栗縣法院對該縣檢察院代表國家作為原告起訴的一起國有資產流失案件當庭作出判決，檢察機關的訴訟請求全部獲得了支持。

4、2003年9月27日中午12時50分，他與愛人孩子一同乘坐由沈陽飛往昆明的東航云南公司的ＭＵ4682次航班，赴昆明全家旅游。

當天下午2時30分到達鄭州機場中轉。這一航班的旅客有100多人，按規定時間30分鐘后旅客重新登機。但是剛上飛機10多分鐘后，航班廣播，由于空中管制，需要旅客下機等候。于是議論紛紛的旅客只得下機回到候機大廳，沒想到這一等就是7個多小時。

100多名旅客又冷又餓已經非常難受，而且也沒人給他們合理的解釋。這群旅客中既有60歲以上的老人又有10歲以下的小孩，婦女居多，旅客中還有兩名外國游客。一名有心臟病的老人捂著胸口喊不舒服，幾名孩子開始不停地哭鬧。沈長征全家只得在機場餐廳花了200多元錢用餐。

晚9時，已經苦等了6個小時的旅客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忍無可忍的沈長征拿出本來旅游時用的照相機對滯留的旅客進行了拍照（見圖），并請求現場的旅客簽名留證，當場有27名旅客留下了自己的手機號，其中包括一名外國旅客。直到晚10時30分，ＭＵ4682次航班旅客重新登機。沈長征說到達昆明已是次日凌晨，全家只得臨時找家旅店住下，宿費花了200元。這次航班晚點引起的不快，使得全家的旅游變得索然無味。沈長征認為是違約侵權行為，遂將東航云南公司告上沈陽東陵區法院。昨日，這起精神索賠只有一元錢的“公益官司”開庭，沈長征作為代理人與從昆明趕來的律師展開了激烈庭辯。

5、PC廠商未公布輻射信息 消費者索要知情權ChinaByte 綜述 據《四川日報》4月21日報道，成都一電腦公司員工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11家電腦企業一起推向了法庭，目前成都市成華區法院已經正式立案原告起訴的事由是電腦生產商未提供電腦產品有關輻射的真實信息，侵犯知情權；國家質監檢驗檢疫總局未盡監督之責。因此原告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公開致歉，并在產品說明書上標注“顯示器輻射有害健康”或“小心輻射”字樣。這起案件由于被告身份的“顯赫”以及案由的特殊，剛一立案便引起了關注據了解，提起這場訴訟的原告是家住成華區的電腦公司員工劉剛，四川日報的報道有誤,劉剛起訴的并沒有12家電腦企業,只有11家加上國家質量檢驗檢疫總局一共12個被告。這11家電腦企業分別是:IBM、聯想、LG、三星、飛利浦、實達、日電、明基、冠捷、華冠、北京華旗。

“1996年，我買了第一臺電腦。從此，電腦成了我生活和工作中必用的工具。自從擁有電腦后，我平均每天使用電腦達2小時以上。”原告劉某在起訴狀中毫不掩飾對電腦的喜愛。2000年初以后，他先后用過IBM等12家電腦商的電腦顯示器。劉稱，自己從未意識到電腦處于運行狀態下會產生電磁波，也未意識到電磁波輻射會對人體產生危害，直至今年3月初。“我從省輻射環境管理檢測中心站電磁環境檢測室了解到，人體處于電磁輻射環境的過程中，會使血液、淋巴液和細胞原生質發生改變，這些改變可誘發癌癥和加速人體癌細胞增殖等。”

歷數電磁輻射可能帶來的種種危害后，原告認為，由于被告在電腦顯示器上沒有任何有關電磁波輻射將對人體產生危害的警示性標記，在產品說明書上也未能警告使用者采取安全防護措施，就產品對使用者不利的消息均采取封鎖的行為，已侵犯其知情權。而第一被告國家質監檢驗檢疫總局作為國家電子產品質量監督和檢測的主管職能部門，“對可能危及人體健康和人身安全的電腦顯示器產品既未制定國家標準，也不制定行業標準，連必須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安全的必要要求也沒有……沒有盡到領導、組織、管理、監督責任，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為此，原告“要求第一被告制定相關的政策法令，規范電腦顯示器產品行業管理，完善顯示器產品市場；其他被告在其產品說明書中有足夠內容的電磁波輻射對人體危害方面的介紹，以及如何正確防止輻射具體措施的介紹，并在其顯示器上的顯著位置標示有關輻射的警示性標記和語言”。

據了解，法院目前已以特快專遞的形式向各被告發出傳票，由于被告分布全國各地，開庭時間將延后確定。

本案的被告既有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又有12家著名的電腦廠商。被告主體的復雜，實際上把一起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混雜在一起，原告起訴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不作為，“對可能危及人體健康和人身安全的電腦顯示器產品既未制定國家標準，也不制定行業標準，連必須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安全的必要要求也沒有……沒有盡到領導、組織、管理、監督責任，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是一起行政訴訟。一般來說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一般不會作出此類具體行政行為，不應該成為被告，并即使成為被告，也不應由成都市成華區法院來管轄。因此此案中還存在嚴重的程序問題。據悉,原告劉剛已經撤回了對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起訴。

這件案子引起我們的關注，一則是被告身份的特殊性，既有國家行政機關，又有在業界“聲名顯赫”的電腦廠商；二則是消費者首次主張把電腦顯示器的輻射明白標示出來。對于這起純公益性的訴訟，原告的勝算有多大呢？會不會讓以后的電腦顯示器上再多一個類似香煙盒有個“吸煙有害健康”的標識呢？

這是一場純粹的公益訴訟。原告在經濟上沒有提出任何賠償要求，“零賠償”，僅要求被告道歉并在產品說明書上標注“顯示器輻射有害健康”或“小心輻射”等字樣。原告提起這場訴訟就是為了讓公眾對電腦輻射的危害性。

原告冀以獲勝的法律依據就是消費者的一項基本權利：知情權。知情權是國際消費者組織聯盟確定的消費者8項權利之一。知情權是消費者享有的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對于商家來說就是要承擔告知義務。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8條第1款規定，“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該法第18條還規定，“經營者……對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商品和服務，應當向消費者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的警示，并說明和表明正確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發生的方法。”

這起案件中原告認為商家沒有告知其“電腦輻射有害健康”，他的知情權被商家忽略了。其實電腦廠商也可以從連一個不會電腦操作的用戶都知道電腦顯示器有輻射，買了電腦就會采取各種措施來防止輻射，來主張免除自己對此的告知義務。因此，這起案件的審理難題就在于如何確定原告的認知責任和被告電腦廠商的告知義務之間的界限。誠然，原告作為電腦公司的一名員工，從2000年初就開始使用電腦，說自己不知電腦顯示器輻射有害健康，是肯定說不過去的。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意圖是更傾向于保護消費者，在社會中，商家對消費者來說始終是強者，從對商家的嚴格責任要求來說，要求其履行告知義務是可取的，并且對于電腦市場的健康發展也是有利的。或許這場訴訟之后，我們在所有的電腦顯示器上都會看到“小心輻射”的標簽！

6、去年，北京一名17歲少年狀告國家煙草專賣局及24家煙草公司，請求法院判令25家被告在本單位網站主頁上注明“吸煙有害健康”、“禁止任何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煙”、“禁止中小學生吸煙”字樣，并以不少于10％的內容宣傳吸煙有害健康及未成年人吸煙的危害。丘建東叫板電信局

7、案例簡介：丘建東原是龍巖市新羅區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后辭職成為職業法律服務工作者。1996年1月4日，丘建東在當地龍川東路公用電話亭和龍巖市軍民路武裝部賓館代辦長途電話點打了兩次電話，兩個公用電話亭均未執行郵電部“夜間、節假日長途電話實行半價收費”的規定，多收話費共計0.60元，丘建東于1996年1月16日起訴龍巖市郵電局，請求雙倍賠償。此案訴訟標的僅一元二角，故稱“一塊二官司”。3月13日，法院公開開庭。鑒于龍巖市郵電局積極整改，丘建東認為已達到了訴訟目的，即當庭撤訴，案件終結。丘建東稱此舉是為了揭露、打擊服務領域的欺詐行為，以喚起更多的消費者“以法護權”。

案例評析：這是我省首例以服務欺詐為由索要雙倍賠償的消費糾紛。“一塊二”官司如今已載入教育部新版統編政治教科書高中一年級下冊，被法學界喻為中國消費者權益運動史上的啟蒙篇。1999年3月丘建東本人獲得中國消費者協會、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四單位聯合頒發的“全國城市保護消費者權益十佳志愿者”稱號，并被各大新聞媒體稱作“中國公益訴訟創始人”。

8、劣質菌種坑農百萬

案例簡介：1998年3月14日，5位來自古田縣鶴塘鎮的農民，來到省消委會這天設在福州五一廣場的咨詢臺前，他們是代表當地菇農專程趕來投訴的。1997年他們向本鎮制種大戶余欽霖購買香菇菌種，不料種下月余，相繼變黑壞死，造成經濟損失近百萬元。他們還出具了古田縣食用菌辦公室、三明市真菌研究所的調查報告：菌筒發病是由于菌種質量不合格造成的。在省消委會的支持下，15位菇農把訴狀遞到了古田縣法院。1998年9月23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余欽霖出售的菌種均沒有合格證，也未標明生產日期和有效期限，違反了有關法規，應承當主要責任；原告由于將二級菌種分離成三級菌種，也應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為此判決被告賠償經濟損失10.74萬元。而后，此案訴至寧德市中院，二審判決中，菇農敗訴了，理由是證據不足。

（一）訴訟范圍

1、國有資產流失案件：國有資產，因是國家所有的財產，在我國，不僅僅包括國有法人或國家直接擁用的動產、不動產，還應包括應該歸于國家所有的知識產權、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水流、水面等自然資源。

2、環境污染案件：不僅指因污染自然環境，所造成的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同時，也因包括因精神污染而造成的社會公良風俗、道德的侵害。

3、非法契約和不當得利應收歸國家的案件：即包括契約雙方串通侵害國家、公共的利益，而又無利害關系人行使損害請求權的情況，還應包括不當得利應收歸國有的案件。

4、行為能缺失及救濟案件：既應包括法人行為能力缺失及救濟的案件，如國有企業因破產而無法人資格，無法行使債權請求權和訴訟權，也應包括自然人行為能力缺失及救濟的案件，如被監護人被虐待、遺棄而無力行使其權利。

5、對犯罪案件的附帶民事訴訟：主要指對于瀆職、貪污、收受賄賂而造成的非法行政等行為而造成國家經濟、物資財產等損失的案件。

（二）相關訴訟主體

檢察機關、案件當事人、無利害關系人 我國相關做法

據了解，當前對于民事公益訴訟問題，在司法界還存在不同看法，檢察機關以原告身份直接提起民事訴訟，有的地方法院予以受理，有的不予受理。針對這種情況，福建省檢察機關民行檢察部門主動加強與法院的溝通聯系，就檢察機關支持起訴及民事公訴等相關問題進行磋商、研討。如去年３月，龍巖市檢察院與龍巖市中級法院就民事公訴的立案條件、受理范圍、檢察人員如何出席民事法庭等具體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有力地維護了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國外相關做法

一、公益訴訟一詞始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變革后，伴隨著公益運動的展開而廣泛使用該術語。由于當時美國的眾多社會制度均面臨挑戰，因而出現了各種嘗試改革的方案，設立了眾多的公益法律機構及類似的倡導制度，它們都是為了環境、消費者、女性、有色人種、未成年人及類似的諸多社會公共利益而展開活動，由此而進行的訴訟被稱為公益訴訟。公益法是一個與公益訴訟直接相關的術語。但是，公益法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使用這一術語旨在描述公益律師所服務的對象，它包含了一個寬泛的領域，涉及民權、公民自由、婦女權利、消費者權利、環境保護等。同樣，公益訴訟并不是一種單獨的訴訟形式，而是一個以訴訟目的為基準界定的概念，旨在描述公益律師、公益團體所進行的訴訟活動。公益訴訟是依托于社會正義的概念，以及視法律為社會變革工具的意愿，以公益律師和公益法團體為主體展開的訴訟活動。公益訴訟包括了戰略訴訟和為貧困者提供的法律援助，其特點是超越了個人利益的代表，倡導尋求法律的改變或者適用，從而影響全社會。

二、公益訴訟的形式 一是集團訴訟。集團訴訟是美國的法律專家創造出來的頗具特色的成果。其真正價值在于對大眾侵權的制約。在集團訴訟中，個人作為原告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是要求賠償集團所屬的全部成員所受的損害。比如，因輕信虛假的招股說明書而提起的證券集團訴訟，納稅人因被迫交納超額的地方稅金而提起的稅務集團訴訟，消費者因商業欺詐提起的集團訴訟等。通過這一機制，成百上千人的合法權利從理論上可以由一名義上的原告來代表，然后整個政府項目、機構或公司等都被卷入訴訟，他們運作經營的合法性在訴訟中被質疑并被裁判。集團訴訟的原告們不僅已成功地對諸如飛機失事和建筑物坍塌等“大眾事件”進行了侵權集團訴訟，而且也在那些囊括上萬人的涉及有害物質的大眾侵權案件中取得成功，如在石棉和煙草領域的集團訴訟。

集團訴訟有效地使公共利益得到了保護。在這一機制中，私人訴訟作為執行公共法律的方法之一，當涉及眾多的小額請求時，私人訴訟的目的并不在于獲得損害賠償或是對于個人權利的維護，而更多甚至全部在于使做出不當行為的人通過付出代價，從而為社會的福利作出貢獻。也就是說，震懾和改變不當行為人是其主要目標。

在歐洲，類似于美國的集團訴訟是團體訴訟，通過團體提起訴訟來保護社會利益是近年來歐盟國家的一個顯著趨向。

二是告發人訴訟。告發人訴訟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實行的一種訴訟形式。這是一類允許個人或實體代表政府起訴不法行為人的訴訟。在提起告發人訴訟后，如果勝訴，則該私人告發人可獲得對賠償額的分配。

在英國，告發人訴訟是私人以總檢察長的名義提起訴訟，目的在于對諸如下列情況作出宣告或禁止：（1）危害公共利益者；（2）法人超越法律授予的合法權利，有可能損害公共利益，而必須加以遏制者；（3）為防止某一法定罪行重復觸犯，而必須發出告誡者。

在美國，告發人訴訟自1776年實行，但直到1986年以前都很少使用。1986年，國會修訂了《錯誤索賠法》，將告發人的分配份額提高，規定最高為30%，同時，增加了告發人在起訴方面的權力，也增加了向被告施加的損害賠償和懲罰的力度。對于告發人來說，最重要的是，1986修正案規定，即使政府加入訴訟，并且“對于進行訴訟具有主要責任”，該告發人仍有權繼續作為當事人訴訟。并且，政府先前對于指控的認知并不自動阻止告發人提起告發訴訟。這樣的修改，使得公民有充分的動力提起告發訴訟。在告發人訴訟中，私人通過訴訟，有效地維護了社會公共利益。自1986年修改了關于告發人訴訟的規定后，在美國，告發人訴訟有了迅猛的增長，現在已經成為最有效、最成功的對付欺詐的手段，通過告發訴訟收回的金額已經超過了10億美元。

三是實驗案件。它是當事人為確定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法律權利或法律的合憲性而提起的訴訟。這種案件形式在普通法國家和大陸法國家都有。從起訴權的實際獲得上看，在歐盟國家中，對于實驗案件仍然存在類似于團體訴訟中的障礙，限于某些機構，如維也納種族和排外監控中心被授權提起實驗案件。

由于大多涉及對現有法律的突破，因此，無論是在歐盟國家還是在美國，實驗案件的訴訟期限都特別長，而且它的目標非常明確，即獲得全社會的關注，從而通過訴訟來促進社會改革。在美國，某些有計劃的法律改革甚至是通過實驗案件來進行的。

三、公益訴訟與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

在美國和歐洲等國，公益訴訟與檢察官出于保護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提起或參與民事訴訟自始就是兩個問題。由于公益訴訟伴隨著公益律師、公益法團體而產生，因此從其最初起，公益訴訟的主體便定位于公益律師和公益法團體。

公益律師作為公益訴訟的主體，源于律師自身在社會中具有的特定權力。在這方面，最早的公益訴訟倡導者，美國著名律師同時也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在1905年的一次演講中，首先提出了律師在維護公共利益中的職責問題。布蘭代斯對當時的法律職業發出了責難，他指責“能干的律師在很大程度上把他們自己變成了大公司的附屬，因而忽略了他們應盡的義務，即為保護人民而使用他們的權力”。多元化與不信任是美國社會的典型特征，基于對政府保護人民和社會利益的不信任，美國人相信，以私人律師、團體為主體而施行的公益訴訟，應是實現社會利益的最佳方式。特別是，在水門事件中政府官員的權力濫用更進一步促動了公益律師的成長，這些新型律師的出現以及在此期間發生的政治權利分化全面塑造了公益訴訟的格局，造就了新型的私人公益律師事務所，它們抵制傳統的公司法律實務，充分調動律師的才能以便創造出更人性的、更多的社會正義。所以，盡管公益訴訟這一術語本身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著的，但是在美國，公益訴訟至今仍保留了其最初的律師為弱勢人而戰的倫理規范，公益訴訟始終是圍繞公益律師和公益法團體而展開的訴訟活動。

在美國，檢察官大量參與很多涉及公益的民事訴訟。在這方面，總檢察長是一個非常活躍的角色。總檢察長是美國政府、各州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員，是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機構及立法機關的法律顧問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檢察官是在聯邦（州）法院的民事和刑事訴訟中代表美國（州）政府的律師；而政府，基于國民的授權，行使著管理社會的職責，政府本身就應當是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因此，對于一切侵害公共利益的行為，無論是刑事的還是民事的，政府都有職責表明自己的立場，使法律得以推行。因而，檢察官的角色不僅體現在，為表明政府關于公共利益的立場而提起諸多涉及公益的訴訟，同時在那些由公益律師或公益法團體針對政府提起的、旨在督促政府履行其保護公共利益職責的訴訟中，檢察官又是作為政府律師，代表政府在法院出庭抗辯。因此，在美國法院進行的公益訴訟中，經常可以見到出現在被告席上的檢察官。

同樣，在大陸法系國家，有權代表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在于團體和個人，而非代表政府的檢察機關。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德國，就檢察官制度的發展歷史和現狀看，檢察官都是政府在法院的代理人，是行政權力對司法權力加以制衡的主要力量。作為政府的代理人，檢察官的地位和權力體現在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全過程中。在刑事訴訟中，檢察官追訴刑事犯罪，保護社會利益；在民事訴訟中，檢察官實現政府維護國家的法律命令和社會利益的職責。但是在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在民事訴訟中的參與十分有限，僅限于幾個領域，如婚姻無效之訴，申請禁治產案件等。在公益訴訟中，大陸法系國家仍然是通過公益律師來代理當事人進行訴訟，以增強當事人的訴訟能力，由于這些法律援助由政府來付費，因此律師們會積極地提起這樣的訴訟。而且在涉及消費者權利的案件中，也可以由消費者權利保護機構或其他形式的機構通過所謂的“私人公共檢察官”去進行訴訟。利益

馬克思：人們奮斗所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利益是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那些社會條件，是人基于自身的需要對社會條件的選取。

耶林是利益法學的代表，二、公共利益是公共產品

亞里士多德：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

公益的兩層含義：一是社會公共利益，即為社會全部或者部分成員所享有的利益；

二是指國家的利益。

1、公共利益的含義是否明確、具體：主體是誰，內容包括哪些

是集體利益，還是國家利益？還是政論利益？

三、公益訴訟是什么

羅馬程式訴訟中，有私益訴訟和公益訴訟，對于公益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公訴分為市民法公訴和大法官公訴。公益訴訟又稱為罰金訴訟、民眾訴訟。意大利法學家彼德羅.彭梵得指出：人們稱那些為維護公共利益而設置的罰金訴訟為民眾訴訟，任何市民均有權提起它。受到非法行為損害（即使只是私人利益受損）的人或被公認較為適宜起訴的人具有優先權。在美國又稱為公共訴訟。

國內在學者定義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根據法律授權，就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益的行為提起訴訟，由法院依法處理違法之活動。狹義的僅指國家機關代表國家，以國家的名義提起公益訴訟。廣義上，還包括任何個人、組織代表國家，以自己的名義提起的訴訟，即所謂的“私人檢察官”提起的訴訟。

四、大陸法系的公益訴訟

（一）羅馬法公益訴訟的特點

1、公益訴訟的原告可以是不特定的人，既可以是無利害關系的人，也可以是有利害關系的人，如果原告有多人，由法官選擇適宜的人作為原告。

2、原告起訴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維護法律的尊嚴及社會的公正。

3、原告可以起訴的違法行為范圍較寬泛，既有民事侵權行為，也有其他違法行為、犯罪行為。

4、原告在勝訴后可以受到獎勵，而不是得到賠償。

5、公益訴訟的作用是對國家機關執法的補充，而不是取代國家機關的執法。

（二）德國

1、團體訴訟。德國普遍適用團體訴訟。在德國，將具有共同利益的眾多法律主體提起的訴訟的權利“信托”給具有公益性質的社會團體，由該團體提起符合其章程、設立目的的訴訟。其實質是一種信托訴訟。

德國確認團體訴訟的法律不是民事訴訟，而是通過特別的經濟立法賦予有關的行業自治組織訴權的方式形成的。1908年的防止不正當競爭法，將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起訴權賦予業主，1965年修正后，改為消費者團體。

團體訴訟的原告，一般無權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團體訴訟原告一般只能提起確認之訴或變更之訴，主要是不作為請求之訴。

2、憲法訴訟。有學者稱為民眾訴訟，指公民因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或其他權利受到某項法律的侵犯，而向憲法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宣布該法律違憲而且無效的一種訴訟制度。

3、行政公益訴訟德國行政法院系統受理的典型案件是公民指控行政部門行為違法，或者實施了一項使其受到損害的行為，或者是未實施一項本來可以使其獲益的行為。

（三）日本

公益訴訟被稱為民眾訴訟，它是指“請求糾正國家或者公共團體機關的不符合法規的訴訟，并且是以作為選舉人的資格或者其他與自己的法律上的利益無關的資格提起的訴訟。”民眾訴訟只有限于法律規定者，才能提起。主要有：與公職選舉有關的訴訟、與直接請求有關的訴訟、居民訴訟、基于《憲法》第95條的居民投票的訴訟、有關最高法院法官的國民審查的訴訟，最常見是前三種。90年代初，日本興起一類以納稅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開交際費開支的訴訟。法理根據：每個納稅人有權了解政府如何支出公費的情況。

臺灣：《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人民為了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于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五）英美法系的公益訴訟

1、美國

公益訴訟在美國又稱為公共訴訟。1863年，美國制定了《反欺騙政府法》，1986年修改后又規定，任何個人或公司在發現有人欺騙美國政府索取錢財后，有權以美國聯邦政府的名義控告違法的一方，并在勝訴后分得一部分罰金。

1890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它規定了對于違反托拉斯法案的公司，司法部門、聯邦政府、團體乃至個人都可以提出訴訟。1914年的《克萊頓法》，用來補充《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并主要禁止價格歧視行為、濫用經濟優勢等破壞競爭秩序的行為，同時規定對托拉斯的行為除受害人有權起訴外，檢察官也可提起訴訟，要求法院追究違法者的民事責任、經濟責任乃至刑事責任；而且任何個人及組織都可起訴，要求違法者停止違法行為。在環境法中更有一套完備的制度。公民提起訴訟有法可依。在美國公民被視為“私人檢察官”。美國政府對這類訴訟大力援助（訴訟費用免除或合理補償、證據收集和信息獲取），向加害人適用區別于一般補償性民事賠償的高額懲罰賠償或罰金、部分提成或全部獎勵勝訴原告以此鼓勵“私人的公益訴訟”。

梁慧星《關于公益訴訟》指出：美國的公益訴訟大概有三類

一是相關人訴訟。指在私人不具有當事人資格的法域，原則上允許私人以相關人名義起訴。

二是市民提起的職務履行令請求訴訟。拽在公務員未履行其職務的情形下，允許私人以市民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請求發布職務履行令的訴訟。

三是納稅人提起的禁止令請求訴訟。指美國各州普遍承認私人以納稅人的身份，有權請求禁止公共資金違法支出的訴訟提起權。

英國主要一般只有法務長官能夠代表公眾提起訴訟維護公共利益。私人可以提起請法務長官為公益提起訴訟，并可以請求讓他自己去督促訴訟。

第四篇：機器人代替勞動力或將成為趨勢

原創：機器人替代勞動力，或將成趨勢

2016-01-14 13:14:16

據浙江衛視報道，2013年12月22日，浙江民營企業聯合發展會和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簽署了《機器人產業應用合作協議》，計劃在5年內實施“機器換人555推進計劃”，力爭到2017年全省萬元工業增加值從業人員數比2013年下降50%，相當于減少勞動用工20萬人以上。

“機器換人555推進計劃”是指：未來五年每年年均實施“機器換人”項目5000項、完成技術改造投入5000億元。這是今年11月，浙江省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向外界拋出的重磅炸彈。

其實，關于“機器換人”早已在多個行業多家企業實施，比如浙江比較典型的“機器換人”企業：浙江眾成包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富鼎電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中國重汽集團杭州發動機有限公司?再比如，中國OEM巨頭富士康，據Theverge網站報道，富士康CEO郭臺銘2012年6月宣布，富士康計劃在整個工廠的組裝線部署100萬臺機器人。

“機器換人”的主要原因

1、勞動力的短缺

每到歲末年初，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都會出現比較嚴重的“民工荒”現象。低端勞動力供給不足，已成了當前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影響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們通過對勞動力市場的研究和觀察可以看出，目前，在勞動力市場上，80后和90后已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力。而這些群體相對60后和70后，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越來越少的人愿意從事單調重復、枯燥乏味、環境較差且工資又低的工作，直接導致了低端勞動力的供給不足。

當然，除此之外，導致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的原因還有諸如：國家大力支持三農、中西部開發戰略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總之，勞動力短缺現象，是企業當前和未來長期面臨的問題，這也是企業引進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2、用工成本上升

隨著近年來全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的逐步提高，勞動立法的健全完善，國民教育素質的大幅提升，CPI的逐年上漲，及國家以提高勞動者報酬為目標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即將出臺，企業想按10年前那樣支付低薪去招募員工，幾乎無法招聘到勞動者的。也就是說，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用工成本上升是企業必須面對的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再者，當用工成本上升到足以采購（甚至超過采購）機器人的成本時，企業難道還會考慮更多地使用人工嗎？

用工成本上升和“招工難”，倒逼著企業青睞機器。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有關人士說，用機器人取代勞動力是解決日前和未來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最有效的方法。

3、勞動生產率低

在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中，有大量簡單、重復的作業工序，需要大量的作業人員，純手工作業相對機器人的作業效率，肯定要低很多，甚至只有幾分之一的效率。

當用工成本必然上升，而作為原本利潤空間就非常狹小的大多數目前中國制造企業，若加上勞動生產率低下，其生產經營難以維繼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提高作業效率，將是大多數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必由之路，即：從純手工作業過渡到到半機械化作業，最后到機械化作業。（當然，這樣路徑的選擇要看企業的產品特征、企業經濟實力等等綜合因素。）

4、滿足客戶需要

作為蘋果等供應商的富士康，實施“機器換人”或許也是為了滿足蘋果等代工客戶的需要。“如果代工廠不能自己設計出一套設備，去實現蘋果等客戶的要求，蘋果就會指定它認可的、匹配的品牌機器人，甚至整個生產系統進入富士康的車間。”譬如iPhone5手機后蓋的制造，要通過精細到頭發絲那樣的激光工藝，把微小的零件焊接到后蓋上，這可以讓技術工人操縱激光焊接機來完成，或者干脆讓機器人操作激光焊接機。再如，iPhone5里面已出現了只有1.5毫米大小的螺母，肉眼和人手無法處理向其打進螺絲的工作。

“機器換人”的正面效應

人口紅利的消失，對我國勞動要素成本和各行業的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機器人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將更加明顯。

1、有效緩解勞動力短缺

先來看看寧波震裕模具有限公司，該公司通過投入1700萬元進行了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原先需要上百人的生產車間，如今十余人操作電腦即可輕松駕馭。

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的一項調查顯示，作為工廠使用更多的機器人，調查企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從80%下降到了去年的56.4%的比例。

2、大大節約企業用工成本

從成本上講，機器人先期一次性投入大，但是比工人幾年下來發工資福利要低很多。

“如果這一策略是由全省大型企業采用，勞動力的短缺將有70萬個工人減少，一年節約人力成本290億元”，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說。

3、大幅提升勞動生產率

機器人能通過電腦程序控制，用機械臂組裝零部件、焊接和噴漆等，機器人動作單調、標準化，可以24小時不間斷工作，將大幅提升企業勞動生產率。

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進行的調查中，超過60%的受訪企業減少生產線的員工至少10%，而16%的公司已經削減了生產工作超過30%。同時，機器人幫助這些工廠的工人提高生產率超過10%。

擔憂與卸憂

由于機械自動化或機器人的大量上線，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幅減少，從而不利于勞動者就業，這或許是人們最擔憂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不必對此過度擔憂，因為：

1、大規模機器人的出現也會催生更多新的人力需求崗位，包括機器人的研發、操控、維護和保養等專業技術人才需求會隨之增加。只要勞動者不斷加強知識技能培訓，提升自身專業技術水平，則可迎接新時代下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所帶來的新挑戰。

2、機器人不能絕對地替代人，機器人只能從事簡單、重復、機械的工作，有很多創造性的工作是需要有意識、有思維、有情感的人去完成的。

3、我國未來將從宏觀上實現經濟轉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新的產業將出現，如：裝備制造業、IT行業等新興產業，都需吸納新的就業人員。隨著現代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服務業也將成為就業需求量最大的領域。

“機器換人”或成趨勢

除了生產制造企業正實施“機器換人”策略，一些服務業也早在嘗試著由機器人來提供基本的服務：

1、世界第一家機器人餐廳最早在2010年濟南出現，由山東某科技有限公司斥資5000萬元建成；

2、在香港首家以機器人為主題的餐廳于2012年7月開業，在餐廳內行走的機器人服務員不僅可以與顧客打招呼，而且可以為顧客點菜；

3、中國哈爾濱的一家餐館因為使用機器人烹飪及遞餐，自2012年6月開業以來，在國內外已頗具名氣。

4、還有沈陽、西安機器人刀削面??

總之，不管你接受或不接受，未來中國會有越來越多的行業和企業采取“機器換人”策略，機器人替代勞動力或將成趨勢。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馮智明，中國實戰派人力資源高級導師；國家一級人力資源管理師金牌導師；3D人力資源管控體系建設專家；《中國講師大典Ⅱ》公益代言人；人社部認證-國家高級人力資源管理師。曾發表過《民營企業HR管理現存問題與對策淺析》、《HR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等多篇專業論文。并榮獲2014、2015中國百強講師及中國HR講師十強，2015中國好講師、最佳培訓課程獎等稱號。剛來三茅，歡迎互動！

第五篇：行政公益訴訟

論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侵害國家經濟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事件總有發生，行政機關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不履行職責，侵害了公共利益的違法行政行為也屢見不鮮。公民或社會組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案子很多，但是，他們最終會因為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告資格而不被立案或駁回起訴。這對于公共利益的保護是極為不利的。因此，確認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是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一項關鍵舉措。

一、行政公益訴訟的定義和特點

行政公益訴訟是指以保護公共利益為目的，當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或可能的違法行為已經損害公共利益或將要損害公共利益時，即使該行為與自己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也可以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按照司法程序對行政機關的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訴訟類型。

從行政公益訴訟的定義出發，我們可以歸納出行政公益訴訟的幾個特點：

1、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前提，必須是行政行為侵害到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并且該行為沒有直接侵害到原告的利益。傳統的行政訴訟旨在對私益的保護，當私人利益遭受到侵害時，公民通常會積極主動地向法院尋求司法救濟。相較于普通的行政訴訟，行政公益訴訟旨在對公益的保護，即使其中可能會涉及到個別特定人的利益，但與公益相比，還是微乎其微的。公

民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時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心”。傳統的行政訴訟大大限制了原告的起訴資格

2、公益損害的預防性。行政公益訴訟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違法行為已造成了現實的損害，也可以是尚未造成現實的損害(潛在的損害)，但有損害發生的可能性，這一點與任何一種訴訟類型都是不一樣的。民事訴訟、行政自訴、刑事自訴均以客觀的已發生的現實的損害為起訴前提，也就是既有違法行為又有違法行為造成的結果，否則法院不予受理。而行政公益訴訟則明顯地具有預防性，不需要公共利益受到損害這種結果的現實發生，只需要根據情況能夠合理地判斷有發生損害的潛在可能性即可。這樣做的優勢是顯而易見，最有效地保護了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免受不法行為的侵害，防范于未然，不至于產生無法挽回或者不可估量的損失。

3、行政公益訴訟主體具有廣泛性。在私益訴訟中，法律規定必須是與具體行政行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才可以提起訴訟。而在行政公益訴訟中，起訴人一般是與被訴行政行為沒有直接的成立利害關系，他們只是通過法律的授權，按照司法程序，以自己的名義提起了訴訟。所以當行政行為侵害了國家、社會的利益時，使得社會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受損時，即使是與行政行為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檢查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都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4、行政公益訴訟的效力并不僅惠及當事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往往是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人都產生影響的，就會出現不特定的多數人都具有原告資格，但是最后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只有一部分人。所以，法院的判決不僅作用于直接參加訴訟的當事人，還可以惠及沒有直接參加訴訟的其他當事人。

二、案例分析

隨著我們國家的飛速發展，社會的不斷變革，在我們的身邊總是會發生一些行政機關侵犯公共利益的事情。大多數人是抱著一種圍觀的心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意對行政機關提起訴訟。但是，我們同樣會看到，還是會有那么一些充滿正能量的公民、社會團體組織出于對公共利益的保護，以行政機關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行政公益訴訟，控訴行政機關違法作為或不作為對公共利益的侵害，以此來維護社會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

1、石家莊市民李貴欣因環境污染狀告石家莊環保局

【案件簡介】 2014年2月20日9時，石家莊空氣質量指數337，嚴重污染，健康建議：老年人、病人應留在室內，減少體力消耗，一般人避免少戶外活動。對于許多石家莊市民來說，面對300多的空氣污染指數，大多已經麻木，畢竟空氣報表的現象已不罕見。但是，石家莊市新華區的李貴欣卻做出了不一樣的舉動，他拿著行政訴訟狀到裕華區人民法院申請立案。訴狀中的被告是石家莊市環保局，李貴欣的訴訟請求是不僅是要石家莊市環保局依法履行治理大氣污染的職責，還要求石家莊市環保局對其因大氣污染所造成的損失進行1萬元的賠償，并且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案件結局】立案并不順利。2月19日上午，李貴欣先后到省高院、石家莊市中院立案大廳，均未被受理。20日9時，裕華區人民法院接受了他的訴訟材料，之后進行初步審查，七個工作日以內答復是否受理。但是，在距離全國兩會召開還有兩天時，李貴欣主動撤訴了。“作為一個守法的公民，別給國家添堵了”。

2、北京市豐臺區源頭愛好者研究所訴福建省林業廳向歸真堂“活熊取膽”違法頒發許可證案 【案件簡介】北京市豐臺區源頭愛好者研究所通過信息公開途徑獲悉了福建省林業廳分別于2009年和2008年向歸真堂頒發了《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和《野生動物經營加工許可證》，因為持有這兩個許可證，歸真堂得以合法經營。該所認為福建省林業廳向歸真堂頒發許可證的行為，違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遂

于2012年12月28號，以福建省林業廳為被申請人向國家林業局提起了行政復議申請，要求撤銷向歸真堂頒發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2013年2月份，該所又針對《經營加工許可證》直接向福州市中級法院提請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向歸真堂頒發的《野生動物經營加工許可證》。

【案件結局】2013年4月8號，原告方律師臧云收到了國家林業局寄來的復議決定書（林復字【2013】3號），該決定認為福建省林業廳向歸真堂頒發許可證的行為，與申請人北京市豐臺區源頭愛好者研究所無利害關系，駁回行政復議申請人的復議申請。而針對《經營加工許可證》提起的行政訴訟，得到的答復是原告主體資格法律依據不足。

從以上兩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行政公益訴訟最終因為不具備原告資格而不被立案。在我國，行政訴訟的原告是指與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社會組織。雖然上述的兩個案例中提起行政訴訟的公民和社會組織與行政行為之間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但是該行政行為侵犯的的確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確實是被社會不特定多數人所享有的，社會上的每一個公民都是公共利益的享有者。所以，當公民或社會組織認為行政行為侵犯了社會公共利益的時候，他們是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因為我國行政訴訟法對原告資格的限制，所以，在法律實務上行政公益訴訟就變得非常棘手。因此，盡快地確認原告資格對于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是十分關鍵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一些國家的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發展的比較先進，我們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再結合我國實際國情與環境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為我們所用。

三、域外經驗

1、英美法系國家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1）美國的私人檢察總長理論

在現代法制中，美國是最早重拾古羅馬公益訴訟傳統的國家，也是現代公益訴訟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作為現代公益訴訟的初始國和已形成健全的公益訴訟制度的國家，美國從1940年桑德斯兄弟廣播站訴聯邦委員會案和1943年紐約州工業聯合會訴伊克斯案中發展處私人檢查總長制度，也就是行政公益訴訟，即當違法最為危害公共利益時，國會可以通過制定法律，授權私人或者團體針對行政主體及其公務員的非法作為與不作為行政性提起訴訟，也可以有一個公共官吏提起訴訟制止違法行為，而受到授權的人即相當于私人檢察總長。

“私人檢察總長”是指當政府怠于保護公共利益時，通過法律授權提起訴訟的方式來保護公共利益的私人。Frank大法官：“既然國會可以授權檢查總長代表公共利益，也可以通過立法的方式，授權任何非公共官員的個人，或者指定的團體來提起訴訟，即使唯一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這樣的人，一旦獲得授權，就是所謂的私人檢察長。”

“私人檢察總長”理論即為了保護公共利益，國會可以授權檢察總長對行政行為申請司法審查，也有權以法律形式制定其他人作為“私人檢察總長”，主張公共利益。就是說，對于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做出的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公民都可以以檢察總長的名義提起行政訴訟，而不管事實上或法律上公民與被侵害的客體有某種特殊關系存在。這是與傳統的行政“訴訟理論”矛盾的，但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訴訟是符合社會發展潮流和能夠體現法律精神的。

與美國同屬于英美法系的英國也在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訴訟領 域內規定了相類似的“檢察長理論”。

2、大陸法系國家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1）法國的越權之訴

法國的行政公益訴訟表現為越權之訴。所謂的越權之訴是向所有的行為相對人敞開的一種訴訟渠道，旨在撤銷行政機關違法的行政行為，這是法國在公法領域最古老的訴訟類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它不斷地發展、完善。這種訴訟渠道是向所有的行政相對人。開放的，而且是不需要法律明文承認，沒有法律條文規定誰有起訴資格，而是法院都需要受理。

越權之訴的目的就是為了糾正違法的行政行為，保障良好的行政秩序，而不是限于保護起訴人的主觀權利。該訴訟著眼于公共利益，力求保障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是對事不對人的客觀訴訟。越權之訴的判決發生對事的效果，而不以申訴人為限。法國最高法院認為，法律中排除一切申訴的條款，不能剝奪當事人提起越權之訴的權利。只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不許提起越權之訴時，當事人的申訴權才受到限制。法國的越權之訴有著自己的制度特色。越權之訴有三個特點，一是公民通過起訴來反對行政機關的某個行政行為，法官主要是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二是越權之訴是有關公共利益的起訴，此類訴訟不需要律師，公民自己提起即可，這種訴訟對起訴人訴的利益的理解面是寬泛的。三是越權之訴的起訴人放棄起訴后還可重新提起訴訟。越權之訴主要體現出法國司法權對于行政權的牽制和約束。這種訴訟的出發點主要是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監督與制約，確保行政法得到客觀和公正的適用。

（2）日本的民眾訴訟

日本在不同時期受不同法系影響，在行政公益訴訟的理論與發展方面，更多地體現了大陸法系模式的特點，并且概念界定較為清晰，相關制度也較為成熟。日本在行政案件訴訟法第五條中將行政訴訟分為控告訴訟、當事人訴訟、民眾訴訟和改正機關訴訟四種形式。民眾訴訟實質上就是行政公益訴訟，它不限于救濟起訴者的利益，而是日本公民以選舉人的身份提起的請國家或求糾正公團機關違法的訴訟，作為行政救濟案件的一種形式。東京地判1970年10月14日判決，關于過街橋設置可能權妨害道路通行證權、侵害環境權并損害健康，認可原告請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初，日本興起一類以納稅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開交際費開支的訴訟。90年代初，日本興起一類以納稅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開交際費開支的訴訟。90年代中期，又發生了針對政府機關招待費、接待費的訴訟。

四、我國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問題

1、公民在行政公益訴訟中的原告資格問題

因為我國沒有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所以按照現有的行政訴訟法，與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是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但是，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機關提出維護、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并且公民在行政公益訴訟中的原告資格是維護公民實體權利的必然要求，雖然行政權力所侵害的公共利益不屬于任何某個公民的個人私益，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行政權利的違法行為已經侵害了公民的實體權益，公民已經具備了訴的理由。而且面對越來越多的政府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我們不可以在無動于衷。所以，擴大原告資格的范圍至越來越多的利害關系人，是符合憲法的，也是符合社會發展的。

2、社會組織在行政公益訴訟中原告資格問題

首先，社會團體設立往往基于一個特定的宗旨，代表的是這個區域里多數人的共同利益。社會團體本身的公益性團體優勢，使得其在行使訴權時，能夠充分從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地考慮相關問題，而不至于產生一些偏激的想法。

其次，社會團體一般具有其自己特有的專業知識，對本團體內相關事務十分了解，這有助于推動訴訟的進行。在行政公益訴訟中，當要求證明被訴行政行為具有違法性以及其與所造成損失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等一系列復雜性問題時，具備一些專業上的知識確實可以在證明過程中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

最后，社會團體作原告代表著多數人的利益，眾多的利益受害者很難被全部收買，這可以阻止被告在行政公益訴訟程序啟動后進行不正當的干擾。

3、檢察機關在行政公益訴訟中原告資格問題

近年來關于檢察機關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爭論不斷，筆者對此持認可態度。

首先，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對行政機關的行為合法性的監督室其職責所在，是憲法賦予其的一項重要的權力和義務，任何人和組織都無權剝奪。而且檢察機關的參與，還有利于防止和遏制審判中的枉法裁判。

其次，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權力不斷地擴張和膨脹并涉及和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不再僅僅是社會和國家的“守夜人”的角色。那么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身份來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行使監督權也就順理成章了。這樣可以有效地監督行政機關的行為，起到限制行政權的作用。

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生了繁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地快速發展，生環境地日益惡化，社會矛盾地不斷激化，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救濟的情況時有發生，在這種背景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而確定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是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基礎。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是一種新型的制度，構建起來絕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借鑒域外的經驗的同時，還要結合我國的國情。雖然這個過程會很艱辛，但是我們應該對未來充滿信心，我們國家一定會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的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符合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人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發揮法律賦予的權利，來保護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