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副縣長紀念**縣檔案館建館50周年座談會主持詞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召開紀念**縣檔案館建館50周年座談會，主要是為了回顧總結我縣檔案館成立50年來的光輝歷程，謀劃檔案事業(yè)發(fā)展更加輝煌的明天。參加今天座談會的領導與來賓是：**市檔案局局長**，縣委副書記**，縣委辦主任**，縣人大副主任**，縣政協(xié)副主席**，縣檔案工作領

導小組成員，以及縣委辦、縣政府辦、縣法院、縣檢察院、縣工商聯(lián)的有關領導，縣檔案館服務對象代表，曾在**縣檔案館工作過的老檔案工作者代表，參加檔案知識競賽、征文活動受表彰的人員。

下面，紀念**縣檔案館建館50周年座談會正式開始。

首(來源：好范文 http://www.tmdps.cn/）先請縣委辦副主任致歡迎詞。

……

會議進行第二項議程，請縣檔案局局長**發(fā)言。

……

會議進行第三項議程，請縣政府辦副主任**宣讀表彰檔案知識競賽、征文活動獲獎人員的通報。

……

會議第四項議程，請與會領導為獲獎人員頒獎，請征文活動獲獎人員**和檔案知識競賽獲獎人員**上臺領獎。

……

會議進行第五項議程，請與會代表發(fā)言（**）。

會議進行第七項議程：請領導發(fā)言。……

首先請**市檔案局局長**發(fā)言。

下面，請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發(fā)言。

……

下面，請縣委副書記**發(fā)言。

剛才，各位領導和其他與會代表各自回顧了縣檔案館發(fā)展歷程，表達了對忠于職守，甘于奉獻的蘭臺精神的敬意，暢想了我縣檔案事業(yè)更加美好的明天。很多同志是結合工作實際或者對身邊的人和事各抒己見，生動感人。今天這個座談會，對于我們總結工作成績，弘揚蘭臺精神，謀劃事業(yè)未來有著重要指導意義。我們一定要按照各位領導、各位朋友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以紀念檔案館建館50周年為契機，強化檔案意識，堅持依法治檔、科學發(fā)展，為促進**縣經(jīng)濟騰飛，實現(xiàn)富民強縣的宏偉目標做出檔案工作應有的、獨特的貢獻，以更加優(yōu)異的成績向全縣人民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今天的座談會到此結束，再次感謝各位領導和各位嘉賓的蒞臨指導。午飯時間已到，請與會領導和各位來賓到**賓館**餐廳就餐，請縣檔案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午餐后在本會議室繼續(xù)開會。

第二篇：文化館建館50周年慶典演出主持詞（共）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高潔。

我是王存。

女：在這喜慶的日子里，我們來主持甘肅省文化館建館50周年慶典晚會，衷心祝愿大家歡度這美好的時光。

男：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在即將過去的一年里，我們共同播種春天的希望，擁抱盛夏的熱情，收獲秋天的碩果，感受嚴冬的凜冽。

女：今天，我們歡聚一堂，慶祝甘肅省文化館成立50周年。隨著裕固族歌手蘇爾吉斯演唱的《民族的風采》，一曲美妙的歌聲，甘肅省文化館全體職工在書記和館長的帶領下走上了舞臺，顯得格外意氣奮發(fā)。

男：是啊，50年對歷史長河來說只是一瞬間，但對新中國群眾文化事業(yè)建設來說，那是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50年，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50年。

女：今天，他們?nèi)莨鉄òl(fā)，精神抖擻，走上臺來，表達喜悅之情，同時感謝黨和政府對群眾文化事業(yè)的關心和支持。我們?yōu)樗麄兊墓?jié)日表示熱烈的祝賀！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的心聲吧。

男：請聽大合唱：甘肅省文化館館歌《我們是文化先鋒》。

女：作詞：俚歌，作曲：華杰，指揮：華杰。

演唱：甘肅省文化館全體職工。

男：是啊！正如他們所唱：“吹拉彈唱為人民送去歡樂，畫畫照相為時代留下榮光”。50年來，他們忠實地履行了職責，為我們的生活增添了光彩。人民不會忘記給他們帶來歡樂的人，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再一次向他們表示祝賀！

女：在這喜慶的日子里，熱情的西北民族大學的學生，為祝賀省文化館館慶，激情演出優(yōu)美的節(jié)目，請欣賞舞蹈：《唐古拉風》，表演者：西北民大音樂舞蹈學院靳波等。

男：和著節(jié)奏明快的旋律，踏著民族風情的舞步。我們感覺生命蓬勃朝氣，青春神采飛揚。我們從這一精彩的舞蹈中領略了藏族文化的風采。甘肅是個多民族的大家庭，藏族文化是我省特色文化一枝艷麗的鮮花。

女：下面請甘肅省民族歌舞團藏族歌唱家華爾丹，為慶典晚會祝賀演唱藏族歌曲：《卓瑪》。我們熱烈鼓掌！

男：專業(yè)和業(yè)余文藝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兩翼，今天這臺慶典節(jié)目兩翼同臺比翼齊飛，展示了我省文化和諧發(fā)展的繁榮風采。

女：甘肅省文化館近年來組建了七個業(yè)余文藝社團，甘肅省黃河少兒藝術團曾經(jīng)創(chuàng)造了輝煌業(yè)績，多次在國內(nèi)和世界比賽中獲獎。但一度停辦。今年八月，他們又恢復組建了起來，并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排練節(jié)目，參加自己慶典晚會的演出。

男：下面我們看到的節(jié)目，就是少兒藝術團二隊和三隊聯(lián)合演出的舞蹈：《 踏、踏、踏》。他們是未來的明星，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登臺表演！

女：真是活潑可愛呵，我們從他們幼嫩的表演中依然可以看出，都是好苗苗，我們預祝甘肅省黃河少兒藝術團打造品牌，再創(chuàng)佳績！

男：今天我們特意請來了火車頭紅嫂藝術團助興演出，他們帶來的是回族舞蹈《心中的牡丹》，大家熱烈鼓掌！

女：晚霞竟比朝霞紅，她們雖然已退休，都依然活躍在社區(qū)、廣場，活躍了群眾文化生活，我們向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男：我省著名花兒歌手孔尕扎，聽說甘肅省文化館建館50周年，特意從臨夏趕來參加祝賀演出，下面就請欣賞地道的花兒《水紅花令》。演出單位：甘肅省冶力關國家森林公園藝術團。

第三篇：雷鋒紀念50周年

2012年3月5日是雷鋒同志犧牲的50周年紀念日，為了紀念“向雷鋒同志學習”50周年這個特殊的日子，為了加強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為了發(fā)揚傳承雷鋒同志的偉大精神，浙江工業(yè)大學教科學院（注冊）志愿者協(xié)會分會特在2月中旬至3月初舉辦此次活動，讓志愿者們學習雷鋒精神，關愛他人，熱愛集體，在成長的過程中將雷鋒的助人為樂精神一直傳承下去。

鋒同志離開我們已經(jīng)半個世紀了，半個世紀歷史的風云變幻，人事滄桑，但他的形象和他的精神永遠和日月同輝，光耀千秋。雷鋒的出現(xiàn)是一個奇跡，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雷鋒精神是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結晶，是儒家道德的凝聚，在他身上散發(fā)的仁愛、正義的光輝是社會健康發(fā)展的精神力量。威武不能使之屈，富貴不能使之淫，貧賤不能使之移。他用慷慨無私顛覆自私自利，他用寬廣博大戰(zhàn)勝封閉自守，他用春天般的溫暖融化冷酷無情。他讓為富不仁者變得渺小，他讓飛揚跋扈者自慚形穢，他讓尸位素餐者無地自容。今天，在紀念雷鋒同志逝世50周年的日子里，特寫小詩，敬獻英靈，祈我中華，永遠昌盛。

天地有大愛，浩然正氣存。有子號雷鋒，宇內(nèi)傳盛名。襁褓浸苦水，遺世無雙親。上蒼不垂憐，托孤與鄉(xiāng)鄰。全賴共產(chǎn)黨，終究長成人。飲水常思源，永不忘黨恩。我身有今日，謝黨謝人民。勤學勤勞動，處處當尖兵。雨中送大嫂，寄錢慰親人。出差一千里，好事隨車行。助人自為樂，內(nèi)心存光明。滴水映光輝，小善見精神。青松仰高潔，名聲動京城。全民學雷鋒，精神面貌新。上下五千年，唯有雷氏真。《日記》光焰在，精神萬古存。

第四篇：縣政協(xié)慶祝成立50周年座談會主持詞

慶祝新蔡縣政協(xié)成立50周年座談會主持詞

（2012年9月4日）

同志們、朋友們：

今年9月4日，是政協(xié)新蔡縣委員會成立50周年紀念日。為隆重慶祝新蔡政協(xié)成立50周年，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集會，舉行慶祝活動。

出席今天會議的領導有：市政協(xié)副主席宋軍、市政協(xié)辦公室副主任李家平，和縣委、縣人大、縣政府、縣政協(xié)的領導同志。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向出席今天會議的領導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加今天會議的人員有：各人民團體、工商聯(lián)的主要負責同志；縣政協(xié)歷屆老領導、離退休老同志；歷屆縣政協(xié)委員代表；在縣城區(qū)居住的十屆縣政協(xié)委員代表；縣政協(xié)機關全體工作人員等。

今天的會議有四項議程。一是市政協(xié)宋主席致賀詞；二是縣政協(xié)主席王守平講話；三是與會同志發(fā)言；四是縣委賈書記講話。下面，逐項進行。

會議進行第一項，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市政協(xié)宋主席代表市政協(xié)致賀詞。……

會議進行第二項，請縣政協(xié)主席王守平同志講話。大家歡迎！……

會議進行第三項，會議發(fā)言。請與會同志踴躍發(fā)言，暢談新蔡政協(xié)50年來的變化和感受，并對新蔡政協(xié)今后的工作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請辦公室的同志做好記錄。……

由于時間關系，會議發(fā)言就進行到這里。沒有發(fā)言的同志，如果有書面發(fā)言材料，請會后把材料轉交給縣政協(xié)辦公室。

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縣委賈書記作重要講話。……

同志們、朋友們，新蔡縣政協(xié)成立50周年座談會的議程進行完畢。會上，市政協(xié)宋主席致了熱情洋溢的賀詞，王主席發(fā)表了講話，十幾位同志發(fā)了言，賈書記作了重要講話。

宋主席充分肯定了新蔡政協(xié)50年來所取得的成績，提出了三點希望和要求。王主席介紹了新蔡政協(xié)50年的歷史，回顧了新蔡政協(xié)50年的工作，肯定了縣政協(xié)組織和政協(xié)委員在我縣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對做好新形勢下的人民政協(xié)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賈書記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新蔡政協(xié)成立50年來取得的輝煌成就，希望縣政協(xié)在新的起點上肩負新的使命，再作新的貢獻。賈書記說，新蔡政協(xié)50年，是維大局之要、務發(fā)展之實、擔和諧之責、盡服務之能的50年。賈書記強調(diào)，要不斷加強和改善黨對政協(xié)工作的領導，進一步為人民政協(xié)開展工作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各級黨委要進一步支持政協(xié)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上實現(xiàn)新作為，要進一步支持政協(xié)在協(xié)調(diào)關系、團結各界上作出新貢獻，要進一步支持政協(xié)在強化自身建設、提高水平上得到新發(fā)展。希望我縣政協(xié)組織要為加快發(fā)展獻計獻策，要為民主政治盡職盡責，要為構建和諧獻計出力。對賈書記的重要講話，我們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積極貫徹落實。

慶祝新蔡縣政協(xié)成立50周年座談會到此結束，散會。

第五篇：雙百方針-紀念雙百方針提出50周年

雙百方針

——紀念“雙百”方針提出50周年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們黨指導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針。今年是“雙百”方針提出50周年。本人結合工作，在學習當代史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基礎上，不揣淺陋，撰寫了這篇學習札記，請各位專家、朋友批評指正。

一、“雙百”方針提出的社會背景

5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云譎波詭，蘇聯(lián)和東歐發(fā)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特別是1956年2 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世界范圍內(nèi)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隨之而來的匈牙利、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所發(fā)生的群體性事件，進一步堅定了中國決策者們沖破蘇聯(lián)模式的決心，加快了尋找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步伐，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反對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以自由討論和獨立思考來繁榮科學和文化事業(yè)，用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以避免因矛盾處理不當而引發(fā)對抗的基本思路。具體到文藝領域，蘇聯(lián)文藝政策的調(diào)整和文藝思潮的變化對中國也產(chǎn)生了影響。斯大林時代結束后，“解凍文學”思潮隨之興起，一批在30年代以來受到迫害的作家被相繼“平反”和恢復名譽，尤其是1954年召開的蘇聯(lián)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對文藝行政化、文學創(chuàng)作模式化的質(zhì)疑，顯示了蘇聯(lián)文壇企圖“復活”俄蘇近、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的努力，激發(fā)了中國作家對“五四”新文學啟蒙主義傳統(tǒng)的重新認識，構成了“雙百”方針提出的國際文化背景。

從國內(nèi)來看，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和“肅清反革命”運動所造成的階級斗爭的緊張氣氛，隨著農(nóng)業(yè)合作化高潮和對城市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毛澤東作出了階級斗爭已經(jīng)結束的論斷，要求把全黨和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這樣，發(fā)掘和動員建設資源，努力把黨內(nèi)外、國內(nèi)外，直接的、間接的一切積極因素調(diào)動起來，成為當務之急。其中，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自然是至關重要的。而在知識界，情況并不容樂觀：“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留下的心理陰影還沒有消散，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擱筆觀望;解放區(qū)來的作家則縮手縮腳，創(chuàng)作熱情銳減；文藝批評家更處在動輒得咎的境地，處處小心翼翼；為數(shù)不多的文藝作品主題狹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在這種狀況下，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召開會議，專門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改善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包括物質(zhì)生活條件和精神環(huán)境條件的重要許諾，承認知識分子經(jīng)過參加社會活動、政治斗爭，經(jīng)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思想改造，絕大多數(shù)“已經(jīng)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賴和依靠的對象。毛澤東則在講話中批評了那種“老子革了一輩子命，沒有知識分子也行”的論調(diào)是“很不聰明的”。毛澤東指出：“現(xiàn)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術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學，革愚昧無知的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沒有你也行啊，沒有他們（知識分子）就不行了。”（1）毛澤東的這番話，講到了“得天下”與“治天下”的關系，和西漢陸賈“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是一個道理，無疑給知識分子帶來巨大的鼓舞。會后，文藝界首先活躍起來。中國作家協(xié)會于2月27日至3月6日召開會議，200多人出席。周揚、茅盾、康濯、劉白羽、老舍、陳荒煤等作報告，巴金等34人作大會發(fā)言，唐弢等作書面發(fā)言。會議通過了《作家協(xié)會未來12年的工作綱要》，決定成立作家協(xié)會書記處。會議期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彭真、康生等接見與會者。劉少奇專門約見周揚、劉白羽談文藝，周恩來出席晚會并與作家談話，陳毅到會作指示。會后，《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fā)消息，發(fā)表主題報告和大部分會議發(fā)言。3月25日，還專門配發(fā)社論，號召作家們“努力滿足人民的期望”。

對階級斗爭狀況的估計、對當時面臨的經(jīng)濟和文化建設歷史任務的理解、對知識分子評價的變化以及文藝政策的逐漸松動，也是“雙百”方針提出的重要原因和有利條件。

二、“雙百”方針的形成過程

作為黨指導文藝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基本政策，“雙百”方針是經(jīng)過多次醞釀、反復論證才正式公布的，它是我們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百花齊放”是在戲曲問題的爭論中提出的。中國戲劇豐富多彩，如何對待中國傳統(tǒng)戲曲，人們的認識并不一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在批判封建舊文化時將中國戲也列在反對之列，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闡述了對待中國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的正確方針。1942年毛澤東為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作了“推陳出新”的題詞，明確了如何對待傳統(tǒng)戲劇的態(tài)度。但全國解放后爭論又起，有人主張全部繼承，不愿批判地繼承和改革;有人則認為京劇是封建主義，應全盤否定。在1950年11月召開的全國第一屆戲曲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戲曲應“百花齊放”，周揚認為這個提法很好，向毛澤東作了報告。1951年4月3日，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題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大字。這一題詞實際上成了建國初期戲曲工作的指導方針，但是尚未涉及整個文藝界、科學界。

“百家爭鳴”是毛澤東就中國歷史問題的研究提出來的。1953年中央要中宣部就中國歷史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語文教學問題的研究工作組織三個委員會。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了建議名單，8月5日中央予以批準。當時，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毛澤東提出要“百家爭鳴”。10月，在中國歷史問題研究會的會議上，陳伯達傳達了這個精神。另據(jù)歷史學家黎澍回憶:在1953年或1952年，由中宣部出面約請歷史學家翦伯贊、邵循正、胡華三人合作寫一本《中國歷史概要》的小冊子，準備提供給蘇聯(lián)大百科全書備用。書稿出來后，請示毛主席如何解決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毛回答:“把稿子印發(fā)給全國歷史學家討論，實行‘百家爭鳴’。”后來，又指示:“中國歷史很長，建議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研究所，把中國史分作三段來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漢;第二所研究魏晉到鴉片戰(zhàn)爭前;第三所研究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近代史。三個歷史研究所合辦一個雜志，定名《歷史研究》，方針是‘百家爭鳴’。”（2）如何編寫黨史不僅是個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蘇聯(lián)曾編寫了《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了斯大林時代聯(lián)共(布)黨史的定本。毛澤東雖然對該書作過較高的評價,但他不贊成斯大林搞定本的做法。1955年9月，陸定一向毛澤東請示關于中共黨史編寫問題的意見，毛回答說“百家爭鳴”，而且表示不贊成寫一本統(tǒng)一的黨史教材。可見，毛澤東反對用行政手段去處理學術上的是非問題,反對以個人是非為是非。1955年底,在中國講學的一位蘇聯(lián)學者在參觀孫中山故居時對我陪同人員說,他不同意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孫中山世界觀的評論。當時,有人認為這種說法影響我黨負責同志的威信，是否應向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提出。1956年2月29日,毛澤東在致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信中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nèi)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3）1956年2月，中央在頤年堂開會，陸定一在會上向中央報告了有關遺傳學、醫(yī)學和史學研究工作的爭論情況和他的意見。陸認為：“各門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可以有學派的。學術與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抬高一個學派，只有羅馬梵蒂岡教皇做過這種蠢事，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是這一類蠢事。這種蠢事阻礙科學的發(fā)展和學術的繁榮。”（4）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知識分子的指示》，要求在討論學術問題的時候，應該提倡實事求是的自由辯論，反對強詞奪理，反對少數(shù)人壟斷和濫用行政方法去解決問題。《指示》還沒有使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法。1956年4月中旬,毛澤東看到當時德國統(tǒng)一社會黨中央宣傳部長哈格爾的一份談話紀要，哈格爾認為，過去教條主義的錯誤，主要在過分強調(diào)蘇聯(lián)的先進經(jīng)驗和科學成就，蘇聯(lián)科學（如生物學家李森科的學說）有好的我們應該學習，但不能認為每句話都是神圣的。這份材料引起了毛澤東的共鳴，他批給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此件值得注意。請中宣部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討論時，邀請科學院及其他有關機關負責同志參加。陸定一同志回來,此件給他一閱。”（5）此后,毛澤東曾在一些講話中將李森科用行政手段壓制學術爭論作為一個反面例子告誡大家。有個單位向中宣部請示,要中宣部對某個學術問題先作一個結論再去進行學術批評。為此，毛澤東說:“讓馬克思來當中宣部長,讓恩格斯當中宣部副部長,再加一個列寧當副部長,也解決不了那么多的學術問題。學術問題就是要‘百家爭鳴’。”（6）中國古代有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準繩的傳統(tǒng)，五四新文化運動破除了對孔子的迷信，但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漸漸形成了以馬、恩、列、斯及毛的言論為是非標準的教條主義學風。上述例子與其說體現(xiàn)了當時毛澤東個人胸懷之博大、頭腦之清醒，不如說是反映了建國初期我黨尋找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難的心路歷程。

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都只分別向一個領域提出，而“百家爭鳴”的口號還沒有公開宣傳。

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報告圍繞如何“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展開，強調(diào)了不可盲目地學習外國，學術研究也不能搞教條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好的東西也應該學習等。4月27日，會議討論毛澤東的講話，陸定一在發(fā)言時認為，對于學術性質(zhì)、藝術性質(zhì)、技術性質(zhì)的問題要讓它自由爭鳴，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zhì)的、藝術性質(zhì)的、技術性質(zhì)的問題區(qū)分開來。陸定一講到了自然科學的問題：“不能說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yī)學，魏爾嘯是資本主義醫(yī)學，中醫(yī)是封建醫(yī)學，這是根本錯誤的。在生物學方面，有的說摩爾根、孟德爾是資產(chǎn)階級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會主義的。這根本同社會主義沒有關系。在物理學方面，不能說牛頓的物理學是封建的，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是資本主義，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把那些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學上去是錯誤的。”（7）他還說：“中國現(xiàn)在發(fā)展科學，向科學進軍，如果有人出來一個主張，把大帽子一扣，說某某學者或某某學派是資產(chǎn)階級的，那科學的發(fā)展就完蛋了。這樣對我們的建設是很不利的。”（8）陸定一又講到文藝問題，他說：“要寫新人物，寫新人物當然是有道理的，但寫一寫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現(xiàn)在有一個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會的變化寫出來，我說，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說，好極了。”（9）毛澤東說：“《烏鴉與麻雀》，那是部很好的電影，那是寫上海解放軍進城的前夜，我們電影局就是不許它演。這兩天可以找出來給大家看一看，見識見識，這是中國一篇很好的歷史。”（10）周恩來問陸定一：“最近看《十五貫》沒有？”陸定一說：”我看過，很好。“毛澤東說：”《十五貫》應該到處演，戲里邊的那些形象我們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現(xiàn)在還活著，比如過于執(zhí)，在中國可以找出幾百個來。“（11）陸定一繼續(xù)談到：”在文藝問題上有無數(shù)的清規(guī)戒律，日丹諾夫有幾條，馬林科夫有幾條，這個有幾條，那個有幾條，很多很多。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是最進步的文藝方向，但是人家寫點自然主義的作品有什么關系，他政治上贊成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寫幾篇自然主義的東西，毛主席講民主黨派萬歲，因為他們贊成社會主義。我們是以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為主，其他主義有一點無關大局。“（12）4月28日，大會繼續(xù)討論，陳伯達也講到了科學、文化的相關政策問題。他說：“毛主席給文學藝術界‘百花齊放’這個口號，現(xiàn)在看起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現(xiàn)在我們到國外去，當然還是很可憐的，搞來搞去還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啊，采茶舞啊，鬧天宮等等。可是這點本錢，還是提出‘百花齊放’才搞出來的，要是沒有‘百花齊放’的號召，還沒有這些東西呢。”陳伯達還講了毛澤東關于歷史研究要“百家爭鳴”的情況，并說：“這是一個方針，在我們中國容許很多的學派，大家爭論，不要馬上統(tǒng)一于一尊。我覺得在文化上、科學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13）隨后，毛澤東作了總結講話，其中第五點說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14）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進一步闡述了“雙百”方針。他說：“現(xiàn)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zhàn)國時代，二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xiàn)在我們也需要這個。”（15）他還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nèi)，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nèi)フf，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nèi)フ劇Ｔ诳锷稀蠹埳峡梢哉f各種意見。”（16）至此，“雙百”方針已經(jīng)被比較清晰地描述出來了。

5月26日，陸定一應中國科學院和中國文聯(lián)的邀請，在中南海懷仁堂為首都1000余位科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對“雙百”方針作了系統(tǒng)的闡述。他說:“我國要富強，除了必須鞏固人民的政權，必須發(fā)展經(jīng)濟，發(fā)展教育事業(yè)，加強國防以外，還必須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和發(fā)展。缺少這一條是不行的。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和發(fā)展，必須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17）他以戲曲方面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效果和春秋戰(zhàn)國時代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來說明這一政策的正確和必要。他解釋說:“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fā)表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18）陸定一還就文藝題材和文藝批評問題作了闡述。6月7日，陸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送給毛澤東審閱，毛在個別地方做了改動后批示：“此件很好，可以發(fā)表。”6月13日，《人民日報》正式發(fā)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學界，一般認為“雙百”方針是毛澤東提出的，但究竟在什么時候提出，怎樣提出，又存在諸多爭議。通過以上考察，筆者認為，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發(fā)表，標志著“雙百”方針的正式提出——向全社會公布并開始實施。提出時間是1956年6月13日。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黨促進藝術發(fā)展和科學進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并進一步指出：“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fā)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這次講話經(jīng)整理補充后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為題，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fā)表。同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diào)，“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黨對科學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

三、“雙百”方針引發(fā)的爭論

在“雙百”方針的貫徹過程中,出現(xiàn)了來自右的和“左”的兩方面的聲音，分別以鐘惦棐《電影的鑼鼓》和陳其通等人《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為代表。鐘文在反對教條主義和行政干涉時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家之言,爭鳴不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陳文則站在“左”的立場對“雙百”方針提出后我國文藝界狀況作了片面的分析和估計，對“雙百”方針提出了質(zhì)疑。《人民日報》在發(fā)表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后,對該文是否正確一直沒有表態(tài)，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說會給讀者造成錯覺，以為這篇文章代表了中央的態(tài)度,而實際上陳文是與中央精神相對立的。當時赫魯曉夫不贊成“雙百”方針,以為是搞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所以《真理報》不登陸定一的文章,卻登了陳其通等人的文章，而臺灣的報紙則登了鐘惦棐的文章。對此，毛澤東風趣地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毛澤東在1957年多次提到上述兩篇文章,批評“左”、右兩種傾向，同時認為在這兩種傾向中“左”是主要的，危害更大。此后，《光明日報》發(fā)表了北京大學遺傳學教授李汝祺的《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毛澤東對李文極為重視，建議《人民日報》轉載，并為李文重新擬了題目《發(fā)展科學必由之路》，還親自代寫了編者按語：“這篇文章載在4月29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同時提出恰當?shù)慕ㄔO性的意見來。”（19）

在“雙百”方針的貫徹過程中，人們記憶較深的另一次爭論是由郭沫若引發(fā)的。當時擔當中國文化代言人角色的郭沫若在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發(fā)言時說：“我們的‘百家爭鳴’不僅要鳴，而且要鳴得好；不僅要爭，而且要爭得好。”這個發(fā)言見報后，馬上引起“爭鳴”。有的說“爭要爭得好，鳴要鳴得好”這種提法會讓人意識為“爭得不好的就不能爭，鳴得不好的就不能鳴”；有的說郭沫若認為“百家爭鳴”不要亂鳴，事實上剛開始的時候不可能沒有一些亂的；有的說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百家爭鳴”，不應該事先限定一個框子；著名民主人士、浙江省文聯(lián)主席宋云彬干脆直接提出反對郭沫若的觀點，表示不同意在號召“百家爭鳴”的同時定出過多的清規(guī)戒律來，并且在1956年6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郭沫若談到百家爭鳴，說爭要爭得好，鳴要鳴得好，將‘爭鳴’一詞離而為二，仍未脫二十年前輕浮故態(tài)。”（20）1956年7月2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題為《略論“百家爭鳴”》的評論員文章：“??在學術問題上，在科學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或達到了和馬克思主義不一致的結論，他仍然可以有權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或評判是非的標準，那也要看各人自愿。??爭論可以發(fā)生在馬克思主義者相互之間，也可以發(fā)生在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友人之間，還可以發(fā)生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之間，這些不同的爭論都各有不同的基礎，不能強求一律。”直到今天，我們讀這篇文章仍能深切感受其思想之解放，可見當時中央推行“百家爭鳴”的決心是非常大的。

四、毛澤東對“雙百”方針的闡釋

1957年初，毛澤東針對我們的干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解決思想方面的問題，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的矛盾，在黨內(nèi)外各種場合，多次就“雙百”方針的背景、內(nèi)涵、意義進行闡述，并對”雙百"方針的應用范疇作了新的延伸和擴展。

第一，“雙百”方針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消滅了剝削制度，但依然存在著各種社會矛盾。這些矛盾必然會在科學文化中得到反映。有人懷疑“雙百”方針，重要原因之一是怕放出“毒草”，怕引起思想混亂。針對這種顧慮，毛澤東生動地說，中國六億人口，農(nóng)民有五億，手工業(yè)者一千多萬，小商小販、地主富農(nóng)、資產(chǎn)階級大概有五千多萬人，這是一個客觀存在。你要這些人都不發(fā)表意見，統(tǒng)統(tǒng)口上打個封條，只有吃飯時開一下，吃了飯就封起來，那怎么行呢。口有兩個作用，一為吃飯，二為說話，把它堵住那是難辦到的。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xiàn)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xiàn)，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xiàn)，而是在他們表現(xiàn)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批評。但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分析，要有充分說服力。毛澤東認為，單靠行政命令的辦法，禁止人接觸錯誤思想和丑惡現(xiàn)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錯誤東西的存在并不奇怪，也用不著害怕，這可以使人們更好地同它作斗爭，在大風大浪中發(fā)展。

第二，“雙百”方針符合辯證法，符合真理發(fā)展規(guī)律。毛澤東認為，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真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惡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fā)展的。當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fā)展的規(guī)律。如果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以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會導致人們的思想衰退，見不得世面。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是對立統(tǒng)一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他告誡黨員和黨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還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要讀一讀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

第三，尊重藝術和科學發(fā)展的特殊規(guī)律。毛澤東認為，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和實踐去解決。他以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例，說明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shù)人承認，只能在斗爭中曲折地發(fā)展。對于科學和藝術上的是非問題，應當保持慎重的態(tài)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輕率地作結論。他反對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學派、風格，禁止另一種學派、風格，主張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fā)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討論。

第四，“雙百”方針是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領導國家的基本方針。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fā)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辦法。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斗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fā)展。”（21）他尖銳地提出:領導我們國家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方針，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fā)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意見，不許人家發(fā)表錯誤的意見，發(fā)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認為，放有百利而無一害;而收是錯誤的，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毛澤東的這一見解是深刻的，表現(xiàn)了他博大的氣魄和胸懷。實行放的方針，實質(zhì)上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nèi)部的是非問題，是實行最廣泛的人民民主。

第五，實行“雙百”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還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在貫徹“雙百”方針過程中，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也有人擔心會削弱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針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在黨內(nèi)外會議上多次說明:在我們國家里，馬克思主義雖然已經(jīng)被多數(shù)人承認為指導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可以批評倒，那么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所以不存在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的問題。在1957年3月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中宣部印發(fā)了《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供會議代表參閱。毛澤東在這份材料上作了若干批注。在有人認為“黨校有特殊性，不能容許非馬列主義的思想爭鳴”這個問題旁邊，他寫道:“似乎不很對，何必怕爭鳴”；在有人認為經(jīng)典著作不許懷疑這個問題旁邊，他批道:“不許懷疑嗎”；在黨的政策是否允許爭論這個問題旁邊，他寫道:“為什么不允(許)爭論呢”；在黨員在理論上懷疑或反對馬列主義的個別原理是否允許，如果根本懷疑馬列主義的哲學、經(jīng)濟學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可否留在黨內(nèi)這個問題旁邊，他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在“如何克服馬列主義教學中的教條主義”這個問題旁邊，他寫道:“就是允許批評，爭論”。（22）毛澤東的批語雖然十分簡潔，但已真實地反映出他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tài)度。

五、“雙百”方針的積極影響

黨中央提出的“雙百”方針，受到了文化界、知識界的熱烈歡迎，極大地調(diào)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時間內(nèi)，科學文化部門的思想空前活躍，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和社會批判的熱情空前高漲。

第一個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會議，是生物學領域中的摩爾根學派和李森科學派之爭。這兩個學派的爭論，在蘇聯(lián)一度被認為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較量。由于受蘇聯(lián)的影響，建國初期我們也采取獨尊李森科學派而貶損摩爾根學派的態(tài)度，一些科學試驗遭到粗暴干涉而被迫停止，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骕在《植物分類學簡編》中批評了李森科，竟遭到政治批判。對此，毛澤東、周恩來指示中央宣傳部和中科院進行調(diào)研，要求按照“雙百”方針的精神加以解決。1956年8月，全國遺傳學座談會在青島召開，與會130多人中包括了我國遺傳學界兩派的主要學者。中宣部有關負責人針對遺傳學界兩派之間嚴重對立的不正常狀況，闡述了黨的“雙百”方針，明確表示不贊成把摩爾根的觀點說成是唯心論，宣布全部摘掉過去強加給摩爾根學派遺傳學的各種帽子，強調(diào)學術上的不同見解要通過自由討論和科學實踐去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等待，不要急于作結論。這是“雙百”方針提出后，我國為貫徹落實這個方針，突破蘇聯(lián)模式而召開的一次影響巨大、效果良好的會議。著名生物學家談家楨參加了這次會議，40年后老人回憶這段歷史，仍然激動不已：“‘雙百’方針的提出，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的召開，毛主席的親自關注，無論對中國遺傳學事業(yè)，還是對我本人而言，都是久旱逢甘露，是一種莫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23）這次會議打破了幾年來我國遺傳學派形成的“一家獨鳴”的僵硬局面，促進了不同學派之間的團結和合作，產(chǎn)生了良好的影響。其他如中國地理學會關于自然地理和經(jīng)濟地理能否組成地理學以及地理學研究對象的爭論、動物學會關于麻雀是不是害鳥的爭論、中國自然科學史討論會關于數(shù)學史和天文學史的爭論、電影界關于電影問題的討論、史學界關于中國歷史分期的討論、哲學界關于真理的討論等等，呈現(xiàn)出非常熱烈的“爭鳴”局面。據(jù)1956年12月21日新華社報道，當舉行的比較重要的全國性學術會議有50多次，多于過去的任何一年。科學工作者提出的學術論文和報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過以往任何一年。“雙百”方針的提出，使人們的眼界開闊了，思想活躍起來了，自由討論的風氣濃厚了。

“雙百”方針的實行，對文藝界來說無疑更是春天的消息。1956年底，中國作協(xié)作出決定，從1957年起，文學期刊一律取消“機關刊物”的說法，而以某某社或編委會代替，以顯示各文學期刊地位平等，淡化“領導、指導”的色彩。廣大作家、藝術家滿懷激情，采用各種藝術形式，以不同的風格，生動地描繪了人民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嶄新風貌。同時，以理性的燭照，深入藝術實踐的廣闊天地。首先，“雙百”方針激發(fā)了一大批在“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老作家的創(chuàng)作熱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以來在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和解放區(qū)文學傳統(tǒng)間形成的隔閡。許多跨時代的作家都相繼發(fā)表文章或作品，他們包括周作人、沈從文、汪靜之、徐玉諾、饒孟侃、陳夢家、孫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出版部門也出版了（或計劃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從文和廢名等作家的作品選。包括張友鸞、張恨水等現(xiàn)代通俗作家在內(nèi)的許多老作家和袁可嘉等外國文學翻譯研究者一道，以不同的方式，對中國當代文學傳統(tǒng)資源的相對狹隘提出了質(zhì)疑和批評。第二，在理論方面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現(xiàn)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提倡文學寫人性，恢復人道主義傳統(tǒng)。圍繞“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概念及其內(nèi)涵，何其芳、秦兆陽、周勃、劉紹棠、陳涌等人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其中秦兆陽的題為《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的影響最大。文章認為，在堅持追求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前提下，沒有必要再對各種“現(xiàn)實主義”作時代的劃分。顯然，作者受到蘇聯(lián)文學對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重新界定的影響，也反映了中國文壇對5 0年代以來的文藝政策教條主義傾向的反思。這些思考在對現(xiàn)實主義真實性的強調(diào)、對社會現(xiàn)實的積極干預、對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的肯定等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胡風文藝理論的延續(xù)。另一方面，錢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對人性和人道主義的闡發(fā)，又與有關典型、形象思維等問題的討論一起，從另一個角度對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傾向提出了批評。第三，涌現(xiàn)出一大批直面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成果。如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和《本報內(nèi)部消息》、李國文的《改選》等小說，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大膽剖析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內(nèi)部的復雜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義和其他阻礙社會發(fā)展進程的消極現(xiàn)象，同時又在揭示的過程中廓清時代發(fā)展大的主流和走向。另一批作品如陸文夫的《小巷深處》、宗璞的《紅豆》等則涉及了以往不敢輕易描寫的愛情生活題材，揭示人物豐富的情感世界，折射時代的變遷。

六、“雙百”方針的現(xiàn)實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迷霧中走出來。鄧小平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fā)，從文藝事業(yè)的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出發(fā)，主張在文藝工作中全面準確地實行“雙百”方針。他明確指出，一定要堅持執(zhí)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是三中全會決定了的，不允許有絲毫動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對“雙百”方針作了全面闡述，賦予“雙百”方針以科學的內(nèi)涵。他在談到“百花齊放”時說，要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fā)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在談到“百家爭鳴”時說，要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允許爭論，不同學派之間要互相尊重，取長補短，要提倡學術交流。他主張把“雙百”方針看作是同志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看成是相互交流、吸收、共同發(fā)展的方法和手段。“雙百”方針也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基本文藝政策，江澤民對“雙百”方針有一個更加全面、綜合的論述。他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符合社會主義文藝規(guī)律，促進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的方針。文藝是一個需要極大地發(fā)揮個人創(chuàng)造性的領域，實行“雙百”方針，要求充分發(fā)揚藝術民主和學術民主，鼓勵文藝工作者進行不倦的探索和創(chuàng)造。無論是提高藝術表現(xiàn)力，還是判斷藝術的優(yōu)劣高下和學術上的是非，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艱苦的藝術實踐，靠平等的爭鳴。要在努力探求客觀規(guī)律和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同志式的討論，支持學術上、藝術上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自由發(fā)展和競賽，使不同學術觀點、藝術觀點之間，能夠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長補短、共同進步。正確地實行“雙百”方針，就能有效地加強理論與創(chuàng)作的引導力度，推進文藝的發(fā)展和繁榮。從鄧小平、江澤民對“雙百”方針的論述中，我們體會到兩個層面的辯證統(tǒng)一：既強調(diào)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fā)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又強調(diào)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強調(diào)正確創(chuàng)作思想的重要作用，強調(diào)藝術家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自己認識生活、分析生活、透過現(xiàn)象抓本質(zhì)的能力。

進一步貫徹落實“雙百”方針，關鍵是處理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指導地位的關系。有人擔心，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的指導地位會影響“雙百”方針的貫徹。其實，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我們所說的指導地位，是指各種學術流派、藝術派別都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我們所說的“百家”和“百花”，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文化應當允許有不同的學說和流派。如果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就會聲音單調(diào)、色彩灰暗、觀念僵化、思想停滯，這樣的文化是不會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同時,“百家爭鳴”也不是想說什么就可以說什么，想怎么說就可以怎么說。絕對的自由爭鳴是不存在的，否則也就無所謂“百家爭鳴”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爭鳴,應該有利于社會的健康發(fā)展,完全脫離社會現(xiàn)實的純理論研究是蒼白乏力的。“百家爭鳴”的目的不在于搞什么經(jīng)院哲學，而是為了鼓勵對現(xiàn)實問題的大膽探索。如果各種流派和學說缺乏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那就勢必出現(xiàn)良莠不分、觀念淺薄、思想混亂的局面。這樣的“百花”和“百家”必然貽害黨、貽害祖國、貽害人民。所以，發(fā)展社會主義文化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又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事實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與堅持“雙百”方針是統(tǒng)一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以更好地把握正確方向、開闊視野、深化研究，更好地服務人民、服務社會。此外，還應處理好“雙百”方針與黨在思想文化領域其他方針的關系，如理論聯(lián)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黨對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力，等等。

當前，我們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fā)展時期，黨對文藝、科學研究工作高度重視，“雙百”方針得到了有效的貫徹和施行，文藝、學術事業(yè)健康發(fā)展，文藝工作、科學研究工作呈現(xiàn)出可喜的繁榮局面。如何進一步貫徹落實“雙百”方針，我們認為，一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著力自主創(chuàng)新。二要與“二為”方向進行有機的結合，堅持原則和立場，完善手段和方法，不斷增強責任感、使命感，處理好“為什么”和“怎么為”的關系。三應注意區(qū)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學術問題提倡自由爭鳴，政治問題必須守住底線。在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難以區(qū)分的情況下，不急于作出結論。對明顯帶有政治錯誤的問題，則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原則，理直氣壯地加以解決。四是社會各界應為廣大文藝家、知識分子營造一個更加良好的氛圍，以更加寬廣、博大的胸襟和氣度，認真傾聽、科學對待思想界、學術界、文藝界的各種聲音，充分發(fā)揚藝術民主和學術民主，支持學術上藝術上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自由發(fā)展，使不同學術觀點、藝術觀點之間，能夠相互切磋、共同進步。同時，鼓勵創(chuàng)新，支持探索，尊重藝術、學術本身蘊涵的基本發(fā)展規(guī)律，倡導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創(chuàng)作自由，放手讓一切有利于創(chuàng)新的源泉充分涌流，讓廣大文藝工作者和科學研究工作者的創(chuàng)造活力競相迸發(fā)，最大限度地解放文藝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的生產(chǎn)力，真正形成百舸爭流、千帆競發(fā)、萬馬奔騰的大好局面。這也許是“雙百”方針提出50年后的今天——當我們沐浴在寬松、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下，聆聽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滾滾春雷，享受著“文化力”帶來的無窮樂趣和種種實惠的新時代的春天，深情回望“雙百”方針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