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紀念統計機構成立50周年演講稿

從事統計工作不覺中已進入第十二個年頭，每當人們聽說我是干統計的，總是跟著說一句：“統計加估計，統計數字水份大”。這樣的指責想必我的同行已聽過太多，可我們統計人依然視統計數據質量為統計的生命，因為我們知道，統計數據真實與否，不僅關系著國家的利益，也關系著老百姓的利益，大到“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小到永安市失業人員應繳納的失業保險費，其數字來源、計算依據均來自統計局。“統計局的數字是最權威的”，指責之外的另一種聲音，讓我們統計人感到的不是自傲，而是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

準確及時是統計的生命線，我們統計人不會忘記這最基本的一點。在數字的海洋里我們認真地工作著，因為我們知道 ,統計中的每一個數字，都不僅僅是一個數字，而代表著特定的經濟內容,不本著“求實”精神，我們的工作就會失去意義。記得去年我局就建設“三明的泉州”展開論文研討，我寫了一篇六千字左右有關居民消費的論文，因為時間緊，寫好之后是帶回家校對，當時孩子小又沒老人幫忙照顧，晚上孩子睡下收拾停當已是凌晨一點，惦記校對一事，凌晨三點我又起床修改文字、校對數據。文中數據雖只有八十幾個，但引用了工業、金融、教育、農村以及城市調查數據，有的是通過計算而來，所以校對的時候自己特別小心，待校對完，天色也亮了。

提起統計局，大抵人們還會說：“統計局，清水衙門”。雖然情形確實如此，卻不影響我和我的同行們的工作態度，我們認真對待自己的使命，縱使清貧，依然盡責、盡力。進統計局從事商業統計，我一干就干了八年，從事住戶調查工作后，我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社會、了解百姓，也更多地嘗到了干統計的酸甜苦辣。記得有一次，隊里承擔了省統一開展的煙草調查，當時已有身孕且感冒了幾天的我，仍和隊里的其他同志一起來到居民區，挨家挨戶的敲開門，邊做解釋工作，邊填寫答卷。吃閉門羹也罷，遭受白眼也罷，不要說喝口水、坐一坐，有的問卷甚至是站在居民家門口完成的，調查那兩天正趕上雨天，完成了調查我也病倒了。

統計人不僅有求實、吃苦、奉獻的精神，面對日新月異的時代，我們更積極探索，努力學習，不斷充實自己，提高自身素質。隨著統計地位的提高，統計數字的越來越受重視，對統計的要求也由單一的數據功能向信息、咨詢、監督三大功能跨越。提高統計服務水平，在服務中求突破，在創新中求發展成了統計人努力的方向。

雖然我在學校學的就是商業統計，但我知道，僅有商業統計知識是不夠的，統計涉及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工業、農業、建筑、工資等等的統計都必須掌握，于是我自學了統計、會計大專，也先后取得了助理統計師和統計師的資格。同時，我還抓緊學習計算機知識，利用雙休日和晚上的時間，反復演練，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了所學的新知識，并應用到工作中去。去年我撰寫的信息，有的被省政府辦公廳《今日要訊》采用，有的在《三明日報》發表，分析則在《永安報》整版刊登，我本人也被永安市人民政府辦公室評為 2001年度行政系統辦公室好信息先進個人。

回首統計路，我無怨無悔。

第二篇：紀念吉林省科協成立50周年

紀念吉林省科協成立50周年

“我與科協”征文獲獎名單

優秀組織獎

吉林市科協通化市科協白城市科協

一等獎

1、回顧二十年前的《座右銘》（張德春吉林省科協原黨組書記、副主席）

2、省科協組織專家進言獻策的作用與特點回顧（胡吉成吉林省農業科學院原院長）

3、我熱愛科協事業（李景濤吉林省科協副主席）

4、為科協事業豁出去干的“拼命三郎”──劉權(李長明洮南市老科協)

5、我的科普“寶馬”（王元生梅河口市科技館館長）

6、科普宣傳 樂在其中（韓廣君舒蘭市廣播電視局）

7、農民盼著你們下鄉來（張景鵬通化縣氣象局工程師）

二等獎

1、莫大的鼓舞──追記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到吉林省考察（田福安吉林省科協原副秘書長）

2、我與中國科協領導交往的難忘記憶（張立輝中共吉林市委副秘書長、吉林市科協原主席）

3、包刊的樂趣（劉偉吉林省科協科普部部長）— 1 —

4、初到科協時的一段難忘經歷（韓宇鴻吉林省科協組宣部部長）

5、我的一次科普之旅（姜國清梅河口市科協）

6、科協為我打開科技之門（張欣彧吉林市吉化第二中學學生）

7、牽手科協（袁志生遼源市科技館副館長）

8、基層科協工作的苦辣酸甜（崔正淑圖們市科協）

9、科協促進我成長（蔡建輝吉林醫藥學院副院長、吉林市科協兼職副主席、吉林醫藥學院科協主席）

10、科協助我成長(王云溪吉林省光學學會原秘書長)

11、科協的好帶頭人──緬懷于公祚主席（李樹偉吉林市科協原副主席）

12、釵頭鳳──抗震（臧廣信吉林省老科協會長）

13、與科協大家庭同行──紀念科協成立50周年有感（孟誠訓吉林市電子學會理事長）

三等獎

1、我與農技協（李濤梅河口市山城鎮科協主席）

2、科技館──我的良師益友（欒倩集安市第一小學教師）

3、我從事林學會工作的一點體會（胡永芹吉林省白石山林業局）

4、科協領引我走上科教之路（師艷華松原市前郭三中教師）

5、科協讓我的工作更有意義（焦晶通化縣中小學德育工作辦公室主任）

6、情系科普 矢志不渝三十載（鄢桂林永吉縣科協普及部部長）

7、我的科普人生之起步與升華（徐仁吉德惠縣科協)

8、難忘的航模制作課（王利忠蛟河市科協普及部部長）

9、我與科協有感（陳宗澤吉林省食藥用菌協會執行會長兼秘書長）

10、給孩子一個觸摸科學的空間（李紅云長春市宋家小學校長）

11、我參加的一次科普活動（崔學昆松原市寧江區水利局）

12、贊老科協（吳士華大安市老科協）

13、科普工作使我成長（孫國臣樺甸市科協科普部部長）

14、我與科技巧結緣（邢宇欣吉林市吉化第二中學學生）

15、貼近生活感受科學（劉夢吉林五二四廠科技處）

16、印跡──紀念科協成立五十周年（姜鳳佃吉林市健康協會會長）

17、我們與科協一路同行（胡曉玉吉林工貿學校教師）

18、我與科協結緣（張立輝中共吉林市委副秘書長、吉林市科協原主席）

19、我與科協為農忙（趙玉書白城市洮北區老科協）

20、說說咱們的老會長──贊白城市老科協會長沈貴（陳福林 白城市老科協副會長）

21、我在老科協十五年（薛澤田白城市洮北區老科協會長）

優秀獎

1、紅梅鎮科協打出新型青年農民科技培訓品牌（白新華梅河口科協）

2、我與科技館(王元生梅河口市科技館館長)

3、農技協是新農村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王國孝吉林市科協原副主席）

4、情系綠色稻 甘當播火人──記吉林市豐滿區前二道鄉水稻專業技術協會會長孫占江（吉林市豐滿區科協）

5、堅持科學發展觀建設創新型龍潭（吉林市龍潭區科協）

6、冒雪下鄉（陳福林白城市老科協）

7、贊工業園區（薛澤田白城市洮北區老科協）

8、我的健康哲學（薛澤田白城市洮北區老科協）

9、淺談農民專業技術研究會（侯緒城鎮賚縣科協）

10、芻議吉林科技報的創新與發展（劉偉吉林省科協科普部部長）

11、安圖縣居民科學素質調查報告（張俊青安圖縣科技館館長）

12、我與吉林霧凇的機緣（于鳳翹吉林市氣象局）

13、我與老科協結良緣（江其田白城市老科協）

14、贊老科技工作者（姚鳳君白城市農委）

15、新的里程碑──記白城老科協“一大”代表會（張福臣 白城市老科協）

16、走過四季(孫國臣一汽鑄造有限公司)

17、我與蓖麻的不了情緣(龐萬友洮南市老科協)

18、黃松甸食（藥）用菌協會積極為產業發展服務(王利忠蛟河市科協普及部部長)

19、精巧的玉米播種機（徐國慧吉林市昌邑區司法局）

20、科協成立五十年感發（翟來雙吉林市科協學會部）

21、科協引導我走進科普王國的殿堂（吳萬盛白城市洮北區老科協常務理事）

22、不懈追求人生價值的人──記兩位壯志不已的老科技工作者（林忠洮南市老科協）

23、有機食品開辟致富路──記舒蘭市天永有機食品農民專業技

術協會（張學武舒蘭市天永有機食品農民專業技術協會秘書長）

24、塑料薄膜與農民致富（張振東蛟河市科協原秘書長）

25、采用多種手段推廣實用農業新技術成效顯著（鄭興殿趙景彬舒蘭市科協）

26、協會發展助力農民增收──記磐石市石嘴蛋雞協會（于金峰磐石市石嘴鎮政府）

27、甘當老科技工作者發揮余熱的鋪路人（李長明洮南市老科協）

第三篇：雷鋒紀念50周年

2012年3月5日是雷鋒同志犧牲的50周年紀念日，為了紀念“向雷鋒同志學習”50周年這個特殊的日子，為了加強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為了發揚傳承雷鋒同志的偉大精神，浙江工業大學教科學院（注冊）志愿者協會分會特在2月中旬至3月初舉辦此次活動，讓志愿者們學習雷鋒精神，關愛他人，熱愛集體，在成長的過程中將雷鋒的助人為樂精神一直傳承下去。

鋒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半個世紀了，半個世紀歷史的風云變幻，人事滄桑，但他的形象和他的精神永遠和日月同輝，光耀千秋。雷鋒的出現是一個奇跡，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雷鋒精神是中華優秀文化的結晶，是儒家道德的凝聚，在他身上散發的仁愛、正義的光輝是社會健康發展的精神力量。威武不能使之屈，富貴不能使之淫，貧賤不能使之移。他用慷慨無私顛覆自私自利，他用寬廣博大戰勝封閉自守，他用春天般的溫暖融化冷酷無情。他讓為富不仁者變得渺小，他讓飛揚跋扈者自慚形穢，他讓尸位素餐者無地自容。今天，在紀念雷鋒同志逝世50周年的日子里，特寫小詩，敬獻英靈，祈我中華，永遠昌盛。

天地有大愛，浩然正氣存。有子號雷鋒，宇內傳盛名。襁褓浸苦水，遺世無雙親。上蒼不垂憐，托孤與鄉鄰。全賴共產黨，終究長成人。飲水常思源，永不忘黨恩。我身有今日，謝黨謝人民。勤學勤勞動，處處當尖兵。雨中送大嫂，寄錢慰親人。出差一千里，好事隨車行。助人自為樂，內心存光明。滴水映光輝，小善見精神。青松仰高潔，名聲動京城。全民學雷鋒，精神面貌新。上下五千年，唯有雷氏真?！度沼洝饭庋嬖?，精神萬古存。

第四篇：雙百方針-紀念雙百方針提出50周年

雙百方針

——紀念“雙百”方針提出50周年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們黨指導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針。今年是“雙百”方針提出50周年。本人結合工作，在學習當代史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基礎上，不揣淺陋，撰寫了這篇學習札記，請各位專家、朋友批評指正。

一、“雙百”方針提出的社會背景

5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云譎波詭，蘇聯和東歐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特別是1956年2 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隨之而來的匈牙利、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進一步堅定了中國決策者們沖破蘇聯模式的決心，加快了尋找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步伐，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反對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以自由討論和獨立思考來繁榮科學和文化事業，用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避免因矛盾處理不當而引發對抗的基本思路。具體到文藝領域，蘇聯文藝政策的調整和文藝思潮的變化對中國也產生了影響。斯大林時代結束后，“解凍文學”思潮隨之興起，一批在30年代以來受到迫害的作家被相繼“平反”和恢復名譽，尤其是1954年召開的蘇聯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對文藝行政化、文學創作模式化的質疑，顯示了蘇聯文壇企圖“復活”俄蘇近、現代文學傳統的努力，激發了中國作家對“五四”新文學啟蒙主義傳統的重新認識，構成了“雙百”方針提出的國際文化背景。

從國內來看，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和“肅清反革命”運動所造成的階級斗爭的緊張氣氛，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和對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毛澤東作出了階級斗爭已經結束的論斷，要求把全黨和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樣，發掘和動員建設資源，努力把黨內外、國內外，直接的、間接的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成為當務之急。其中，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自然是至關重要的。而在知識界，情況并不容樂觀：“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留下的心理陰影還沒有消散，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擱筆觀望;解放區來的作家則縮手縮腳，創作熱情銳減；文藝批評家更處在動輒得咎的境地，處處小心翼翼；為數不多的文藝作品主題狹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在這種狀況下，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召開會議，專門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改善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包括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環境條件的重要許諾，承認知識分子經過參加社會活動、政治斗爭，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思想改造，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賴和依靠的對象。毛澤東則在講話中批評了那種“老子革了一輩子命，沒有知識分子也行”的論調是“很不聰明的”。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術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學，革愚昧無知的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沒有你也行啊，沒有他們（知識分子）就不行了。”（1）毛澤東的這番話，講到了“得天下”與“治天下”的關系，和西漢陸賈“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是一個道理，無疑給知識分子帶來巨大的鼓舞。會后，文藝界首先活躍起來。中國作家協會于2月27日至3月6日召開會議，200多人出席。周揚、茅盾、康濯、劉白羽、老舍、陳荒煤等作報告，巴金等34人作大會發言，唐弢等作書面發言。會議通過了《作家協會未來12年的工作綱要》，決定成立作家協會書記處。會議期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彭真、康生等接見與會者。劉少奇專門約見周揚、劉白羽談文藝，周恩來出席晚會并與作家談話，陳毅到會作指示。會后，《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消息，發表主題報告和大部分會議發言。3月25日，還專門配發社論，號召作家們“努力滿足人民的期望”。

對階級斗爭狀況的估計、對當時面臨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歷史任務的理解、對知識分子評價的變化以及文藝政策的逐漸松動，也是“雙百”方針提出的重要原因和有利條件。

二、“雙百”方針的形成過程

作為黨指導文藝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基本政策，“雙百”方針是經過多次醞釀、反復論證才正式公布的，它是我們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百花齊放”是在戲曲問題的爭論中提出的。中國戲劇豐富多彩，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戲曲，人們的認識并不一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在批判封建舊文化時將中國戲也列在反對之列，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闡述了對待中國古代文化和外國文化的正確方針。1942年毛澤東為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作了“推陳出新”的題詞，明確了如何對待傳統戲劇的態度。但全國解放后爭論又起，有人主張全部繼承，不愿批判地繼承和改革;有人則認為京劇是封建主義，應全盤否定。在1950年11月召開的全國第一屆戲曲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戲曲應“百花齊放”，周揚認為這個提法很好，向毛澤東作了報告。1951年4月3日，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題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大字。這一題詞實際上成了建國初期戲曲工作的指導方針，但是尚未涉及整個文藝界、科學界。

“百家爭鳴”是毛澤東就中國歷史問題的研究提出來的。1953年中央要中宣部就中國歷史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語文教學問題的研究工作組織三個委員會。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了建議名單，8月5日中央予以批準。當時，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毛澤東提出要“百家爭鳴”。10月，在中國歷史問題研究會的會議上，陳伯達傳達了這個精神。另據歷史學家黎澍回憶:在1953年或1952年，由中宣部出面約請歷史學家翦伯贊、邵循正、胡華三人合作寫一本《中國歷史概要》的小冊子，準備提供給蘇聯大百科全書備用。書稿出來后，請示毛主席如何解決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毛回答:“把稿子印發給全國歷史學家討論，實行‘百家爭鳴’?！焙髞?，又指示:“中國歷史很長，建議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研究所，把中國史分作三段來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漢;第二所研究魏晉到鴉片戰爭前;第三所研究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三個歷史研究所合辦一個雜志，定名《歷史研究》，方針是‘百家爭鳴’?！保?）如何編寫黨史不僅是個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蘇聯曾編寫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了斯大林時代聯共(布)黨史的定本。毛澤東雖然對該書作過較高的評價,但他不贊成斯大林搞定本的做法。1955年9月，陸定一向毛澤東請示關于中共黨史編寫問題的意見，毛回答說“百家爭鳴”，而且表示不贊成寫一本統一的黨史教材?？梢姡珴蓶|反對用行政手段去處理學術上的是非問題,反對以個人是非為是非。1955年底,在中國講學的一位蘇聯學者在參觀孫中山故居時對我陪同人員說,他不同意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孫中山世界觀的評論。當時,有人認為這種說法影響我黨負責同志的威信，是否應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提出。1956年2月29日,毛澤東在致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信中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保?）1956年2月，中央在頤年堂開會，陸定一在會上向中央報告了有關遺傳學、醫學和史學研究工作的爭論情況和他的意見。陸認為：“各門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可以有學派的。學術與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抬高一個學派，只有羅馬梵蒂岡教皇做過這種蠢事，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是這一類蠢事。這種蠢事阻礙科學的發展和學術的繁榮?！保?）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知識分子的指示》，要求在討論學術問題的時候，應該提倡實事求是的自由辯論，反對強詞奪理，反對少數人壟斷和濫用行政方法去解決問題?！吨甘尽愤€沒有使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法。1956年4月中旬,毛澤東看到當時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宣傳部長哈格爾的一份談話紀要，哈格爾認為，過去教條主義的錯誤，主要在過分強調蘇聯的先進經驗和科學成就，蘇聯科學（如生物學家李森科的學說）有好的我們應該學習，但不能認為每句話都是神圣的。這份材料引起了毛澤東的共鳴，他批給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此件值得注意。請中宣部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討論時，邀請科學院及其他有關機關負責同志參加。陸定一同志回來,此件給他一閱。”（5）此后,毛澤東曾在一些講話中將李森科用行政手段壓制學術爭論作為一個反面例子告誡大家。有個單位向中宣部請示,要中宣部對某個學術問題先作一個結論再去進行學術批評。為此，毛澤東說:“讓馬克思來當中宣部長,讓恩格斯當中宣部副部長,再加一個列寧當副部長,也解決不了那么多的學術問題。學術問題就是要‘百家爭鳴’。”（6）中國古代有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準繩的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破除了對孔子的迷信，但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漸漸形成了以馬、恩、列、斯及毛的言論為是非標準的教條主義學風。上述例子與其說體現了當時毛澤東個人胸懷之博大、頭腦之清醒，不如說是反映了建國初期我黨尋找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難的心路歷程。

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都只分別向一個領域提出，而“百家爭鳴”的口號還沒有公開宣傳。

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報告圍繞如何“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展開，強調了不可盲目地學習外國，學術研究也不能搞教條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好的東西也應該學習等。4月27日，會議討論毛澤東的講話，陸定一在發言時認為，對于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爭鳴，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的、藝術性質的、技術性質的問題區分開來。陸定一講到了自然科學的問題：“不能說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學，魏爾嘯是資本主義醫學，中醫是封建醫學，這是根本錯誤的。在生物學方面，有的說摩爾根、孟德爾是資產階級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會主義的。這根本同社會主義沒有關系。在物理學方面，不能說牛頓的物理學是封建的，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是資本主義，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把那些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學上去是錯誤的。”（7）他還說：“中國現在發展科學，向科學進軍，如果有人出來一個主張，把大帽子一扣，說某某學者或某某學派是資產階級的，那科學的發展就完蛋了。這樣對我們的建設是很不利的?！保?）陸定一又講到文藝問題，他說：“要寫新人物，寫新人物當然是有道理的，但寫一寫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現在有一個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會的變化寫出來，我說，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說，好極了?！保?）毛澤東說：“《烏鴉與麻雀》，那是部很好的電影，那是寫上海解放軍進城的前夜，我們電影局就是不許它演。這兩天可以找出來給大家看一看，見識見識，這是中國一篇很好的歷史。”（10）周恩來問陸定一：“最近看《十五貫》沒有？”陸定一說：”我看過，很好。“毛澤東說：”《十五貫》應該到處演，戲里邊的那些形象我們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現在還活著，比如過于執，在中國可以找出幾百個來。“（11）陸定一繼續談到：”在文藝問題上有無數的清規戒律，日丹諾夫有幾條，馬林科夫有幾條，這個有幾條，那個有幾條，很多很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進步的文藝方向，但是人家寫點自然主義的作品有什么關系，他政治上贊成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寫幾篇自然主義的東西，毛主席講民主黨派萬歲，因為他們贊成社會主義。我們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主，其他主義有一點無關大局?！埃?2）4月28日，大會繼續討論，陳伯達也講到了科學、文化的相關政策問題。他說：“毛主席給文學藝術界‘百花齊放’這個口號，現在看起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到國外去，當然還是很可憐的，搞來搞去還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啊，采茶舞啊，鬧天宮等等?？墒沁@點本錢，還是提出‘百花齊放’才搞出來的，要是沒有‘百花齊放’的號召，還沒有這些東西呢?！标惒_還講了毛澤東關于歷史研究要“百家爭鳴”的情況，并說：“這是一個方針，在我們中國容許很多的學派，大家爭論，不要馬上統一于一尊。我覺得在文化上、科學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保?3）隨后，毛澤東作了總結講話，其中第五點說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14）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進一步闡述了“雙百”方針。他說：“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二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F在我們也需要這個?！保?5）他還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保?6）至此，“雙百”方針已經被比較清晰地描述出來了。

5月26日，陸定一應中國科學院和中國文聯的邀請，在中南海懷仁堂為首都1000余位科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對“雙百”方針作了系統的闡述。他說:“我國要富強，除了必須鞏固人民的政權，必須發展經濟，發展教育事業，加強國防以外，還必須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和發展。缺少這一條是不行的。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和發展，必須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17）他以戲曲方面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效果和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來說明這一政策的正確和必要。他解釋說:“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18）陸定一還就文藝題材和文藝批評問題作了闡述。6月7日，陸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送給毛澤東審閱，毛在個別地方做了改動后批示：“此件很好，可以發表。”6月13日，《人民日報》正式發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學界，一般認為“雙百”方針是毛澤東提出的，但究竟在什么時候提出，怎樣提出，又存在諸多爭議。通過以上考察，筆者認為，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發表，標志著“雙百”方針的正式提出——向全社會公布并開始實施。提出時間是1956年6月13日。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黨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并進一步指出：“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這次講話經整理補充后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同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黨對科學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

三、“雙百”方針引發的爭論

在“雙百”方針的貫徹過程中,出現了來自右的和“左”的兩方面的聲音，分別以鐘惦棐《電影的鑼鼓》和陳其通等人《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為代表。鐘文在反對教條主義和行政干涉時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家之言,爭鳴不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陳文則站在“左”的立場對“雙百”方針提出后我國文藝界狀況作了片面的分析和估計，對“雙百”方針提出了質疑?！度嗣袢請蟆吩诎l表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后,對該文是否正確一直沒有表態，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說會給讀者造成錯覺，以為這篇文章代表了中央的態度,而實際上陳文是與中央精神相對立的。當時赫魯曉夫不贊成“雙百”方針,以為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真理報》不登陸定一的文章,卻登了陳其通等人的文章，而臺灣的報紙則登了鐘惦棐的文章。對此，毛澤東風趣地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泵珴蓶|在1957年多次提到上述兩篇文章,批評“左”、右兩種傾向，同時認為在這兩種傾向中“左”是主要的，危害更大。此后，《光明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遺傳學教授李汝祺的《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毛澤東對李文極為重視，建議《人民日報》轉載，并為李文重新擬了題目《發展科學必由之路》，還親自代寫了編者按語：“這篇文章載在4月29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19）

在“雙百”方針的貫徹過程中，人們記憶較深的另一次爭論是由郭沫若引發的。當時擔當中國文化代言人角色的郭沫若在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發言時說：“我們的‘百家爭鳴’不僅要鳴，而且要鳴得好；不僅要爭，而且要爭得好?！边@個發言見報后，馬上引起“爭鳴”。有的說“爭要爭得好，鳴要鳴得好”這種提法會讓人意識為“爭得不好的就不能爭，鳴得不好的就不能鳴”；有的說郭沫若認為“百家爭鳴”不要亂鳴，事實上剛開始的時候不可能沒有一些亂的；有的說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百家爭鳴”，不應該事先限定一個框子；著名民主人士、浙江省文聯主席宋云彬干脆直接提出反對郭沫若的觀點，表示不同意在號召“百家爭鳴”的同時定出過多的清規戒律來，并且在1956年6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郭沫若談到百家爭鳴，說爭要爭得好，鳴要鳴得好，將‘爭鳴’一詞離而為二，仍未脫二十年前輕浮故態。”（20）1956年7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略論“百家爭鳴”》的評論員文章：“??在學術問題上，在科學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或達到了和馬克思主義不一致的結論，他仍然可以有權發表自己的見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或評判是非的標準，那也要看各人自愿。??爭論可以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相互之間，也可以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友人之間，還可以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之間，這些不同的爭論都各有不同的基礎，不能強求一律?！敝钡浇裉欤覀冏x這篇文章仍能深切感受其思想之解放，可見當時中央推行“百家爭鳴”的決心是非常大的。

四、毛澤東對“雙百”方針的闡釋

1957年初，毛澤東針對我們的干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解決思想方面的問題，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黨內外各種場合，多次就“雙百”方針的背景、內涵、意義進行闡述，并對”雙百"方針的應用范疇作了新的延伸和擴展。

第一，“雙百”方針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消滅了剝削制度，但依然存在著各種社會矛盾。這些矛盾必然會在科學文化中得到反映。有人懷疑“雙百”方針，重要原因之一是怕放出“毒草”，怕引起思想混亂。針對這種顧慮，毛澤東生動地說，中國六億人口，農民有五億，手工業者一千多萬，小商小販、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大概有五千多萬人，這是一個客觀存在。你要這些人都不發表意見，統統口上打個封條，只有吃飯時開一下，吃了飯就封起來，那怎么行呢?？谟袃蓚€作用，一為吃飯，二為說話，把它堵住那是難辦到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是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批評。但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分析，要有充分說服力。毛澤東認為，單靠行政命令的辦法，禁止人接觸錯誤思想和丑惡現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錯誤東西的存在并不奇怪，也用不著害怕，這可以使人們更好地同它作斗爭，在大風大浪中發展。

第二，“雙百”方針符合辯證法，符合真理發展規律。毛澤東認為，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惡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如果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以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會導致人們的思想衰退，見不得世面。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是對立統一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他告誡黨員和黨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還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要讀一讀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

第三，尊重藝術和科學發展的特殊規律。毛澤東認為，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和實踐去解決。他以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例，說明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斗爭中曲折地發展。對于科學和藝術上的是非問題，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輕率地作結論。他反對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學派、風格，禁止另一種學派、風格，主張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討論。

第四，“雙百”方針是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領導國家的基本方針。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辦法。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斗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保?1）他尖銳地提出:領導我們國家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方針，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認為，放有百利而無一害;而收是錯誤的，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毛澤東的這一見解是深刻的，表現了他博大的氣魄和胸懷。實行放的方針，實質上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是非問題，是實行最廣泛的人民民主。

第五，實行“雙百”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還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在貫徹“雙百”方針過程中，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也有人擔心會削弱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針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在黨內外會議上多次說明:在我們國家里，馬克思主義雖然已經被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可以批評倒，那么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所以不存在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的問題。在1957年3月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中宣部印發了《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供會議代表參閱。毛澤東在這份材料上作了若干批注。在有人認為“黨校有特殊性，不能容許非馬列主義的思想爭鳴”這個問題旁邊，他寫道:“似乎不很對，何必怕爭鳴”；在有人認為經典著作不許懷疑這個問題旁邊，他批道:“不許懷疑嗎”；在黨的政策是否允許爭論這個問題旁邊，他寫道:“為什么不允(許)爭論呢”；在黨員在理論上懷疑或反對馬列主義的個別原理是否允許，如果根本懷疑馬列主義的哲學、經濟學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可否留在黨內這個問題旁邊，他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在“如何克服馬列主義教學中的教條主義”這個問題旁邊，他寫道:“就是允許批評，爭論”。（22）毛澤東的批語雖然十分簡潔，但已真實地反映出他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

五、“雙百”方針的積極影響

黨中央提出的“雙百”方針，受到了文化界、知識界的熱烈歡迎，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時間內，科學文化部門的思想空前活躍，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和社會批判的熱情空前高漲。

第一個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會議，是生物學領域中的摩爾根學派和李森科學派之爭。這兩個學派的爭論，在蘇聯一度被認為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較量。由于受蘇聯的影響，建國初期我們也采取獨尊李森科學派而貶損摩爾根學派的態度，一些科學試驗遭到粗暴干涉而被迫停止，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骕在《植物分類學簡編》中批評了李森科，竟遭到政治批判。對此，毛澤東、周恩來指示中央宣傳部和中科院進行調研，要求按照“雙百”方針的精神加以解決。1956年8月，全國遺傳學座談會在青島召開，與會130多人中包括了我國遺傳學界兩派的主要學者。中宣部有關負責人針對遺傳學界兩派之間嚴重對立的不正常狀況，闡述了黨的“雙百”方針，明確表示不贊成把摩爾根的觀點說成是唯心論，宣布全部摘掉過去強加給摩爾根學派遺傳學的各種帽子，強調學術上的不同見解要通過自由討論和科學實踐去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等待，不要急于作結論。這是“雙百”方針提出后，我國為貫徹落實這個方針，突破蘇聯模式而召開的一次影響巨大、效果良好的會議。著名生物學家談家楨參加了這次會議，40年后老人回憶這段歷史，仍然激動不已：“‘雙百’方針的提出，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的召開，毛主席的親自關注，無論對中國遺傳學事業，還是對我本人而言，都是久旱逢甘露，是一種莫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保?3）這次會議打破了幾年來我國遺傳學派形成的“一家獨鳴”的僵硬局面，促進了不同學派之間的團結和合作，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其他如中國地理學會關于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能否組成地理學以及地理學研究對象的爭論、動物學會關于麻雀是不是害鳥的爭論、中國自然科學史討論會關于數學史和天文學史的爭論、電影界關于電影問題的討論、史學界關于中國歷史分期的討論、哲學界關于真理的討論等等，呈現出非常熱烈的“爭鳴”局面。據1956年12月21日新華社報道，當舉行的比較重要的全國性學術會議有50多次，多于過去的任何一年?？茖W工作者提出的學術論文和報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過以往任何一年?！半p百”方針的提出，使人們的眼界開闊了，思想活躍起來了，自由討論的風氣濃厚了。

“雙百”方針的實行，對文藝界來說無疑更是春天的消息。1956年底，中國作協作出決定，從1957年起，文學期刊一律取消“機關刊物”的說法，而以某某社或編委會代替，以顯示各文學期刊地位平等，淡化“領導、指導”的色彩。廣大作家、藝術家滿懷激情，采用各種藝術形式，以不同的風格，生動地描繪了人民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嶄新風貌。同時，以理性的燭照，深入藝術實踐的廣闊天地。首先，“雙百”方針激發了一大批在“五四”新文學傳統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老作家的創作熱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以來在五四新文學傳統和解放區文學傳統間形成的隔閡。許多跨時代的作家都相繼發表文章或作品，他們包括周作人、沈從文、汪靜之、徐玉諾、饒孟侃、陳夢家、孫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出版部門也出版了（或計劃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從文和廢名等作家的作品選。包括張友鸞、張恨水等現代通俗作家在內的許多老作家和袁可嘉等外國文學翻譯研究者一道，以不同的方式，對中國當代文學傳統資源的相對狹隘提出了質疑和批評。第二，在理論方面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提倡文學寫人性，恢復人道主義傳統。圍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念及其內涵，何其芳、秦兆陽、周勃、劉紹棠、陳涌等人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其中秦兆陽的題為《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的影響最大。文章認為，在堅持追求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前提下，沒有必要再對各種“現實主義”作時代的劃分。顯然，作者受到蘇聯文學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重新界定的影響，也反映了中國文壇對5 0年代以來的文藝政策教條主義傾向的反思。這些思考在對現實主義真實性的強調、對社會現實的積極干預、對文學創作主體的肯定等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胡風文藝理論的延續。另一方面，錢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對人性和人道主義的闡發，又與有關典型、形象思維等問題的討論一起，從另一個角度對文學創作中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傾向提出了批評。第三，涌現出一大批直面現實的創作成果。如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李國文的《改選》等小說，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大膽剖析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內部的復雜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義和其他阻礙社會發展進程的消極現象，同時又在揭示的過程中廓清時代發展大的主流和走向。另一批作品如陸文夫的《小巷深處》、宗璞的《紅豆》等則涉及了以往不敢輕易描寫的愛情生活題材，揭示人物豐富的情感世界，折射時代的變遷。

六、“雙百”方針的現實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迷霧中走出來。鄧小平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從文藝事業的自身發展規律出發，主張在文藝工作中全面準確地實行“雙百”方針。他明確指出，一定要堅持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是三中全會決定了的，不允許有絲毫動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對“雙百”方針作了全面闡述，賦予“雙百”方針以科學的內涵。他在談到“百花齊放”時說，要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在談到“百家爭鳴”時說，要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允許爭論，不同學派之間要互相尊重，取長補短，要提倡學術交流。他主張把“雙百”方針看作是同志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看成是相互交流、吸收、共同發展的方法和手段。“雙百”方針也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基本文藝政策，江澤民對“雙百”方針有一個更加全面、綜合的論述。他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符合社會主義文藝規律，促進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的方針。文藝是一個需要極大地發揮個人創造性的領域，實行“雙百”方針，要求充分發揚藝術民主和學術民主，鼓勵文藝工作者進行不倦的探索和創造。無論是提高藝術表現力，還是判斷藝術的優劣高下和學術上的是非，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艱苦的藝術實踐，靠平等的爭鳴。要在努力探求客觀規律和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同志式的討論，支持學術上、藝術上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自由發展和競賽，使不同學術觀點、藝術觀點之間，能夠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長補短、共同進步。正確地實行“雙百”方針，就能有效地加強理論與創作的引導力度，推進文藝的發展和繁榮。從鄧小平、江澤民對“雙百”方針的論述中，我們體會到兩個層面的辯證統一：既強調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又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強調正確創作思想的重要作用，強調藝術家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自己認識生活、分析生活、透過現象抓本質的能力。

進一步貫徹落實“雙百”方針，關鍵是處理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關系。有人擔心，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會影響“雙百”方針的貫徹。其實，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我們所說的指導地位，是指各種學術流派、藝術派別都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我們所說的“百家”和“百花”，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文化應當允許有不同的學說和流派。如果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就會聲音單調、色彩灰暗、觀念僵化、思想停滯，這樣的文化是不會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同時,“百家爭鳴”也不是想說什么就可以說什么，想怎么說就可以怎么說。絕對的自由爭鳴是不存在的，否則也就無所謂“百家爭鳴”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爭鳴,應該有利于社會的健康發展,完全脫離社會現實的純理論研究是蒼白乏力的?！鞍偌覡庿Q”的目的不在于搞什么經院哲學，而是為了鼓勵對現實問題的大膽探索。如果各種流派和學說缺乏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那就勢必出現良莠不分、觀念淺薄、思想混亂的局面。這樣的“百花”和“百家”必然貽害黨、貽害祖國、貽害人民。所以，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又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事實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與堅持“雙百”方針是統一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以更好地把握正確方向、開闊視野、深化研究，更好地服務人民、服務社會。此外，還應處理好“雙百”方針與黨在思想文化領域其他方針的關系，如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力，等等。

當前，我們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黨對文藝、科學研究工作高度重視，“雙百”方針得到了有效的貫徹和施行，文藝、學術事業健康發展，文藝工作、科學研究工作呈現出可喜的繁榮局面。如何進一步貫徹落實“雙百”方針，我們認為，一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著力自主創新。二要與“二為”方向進行有機的結合，堅持原則和立場，完善手段和方法，不斷增強責任感、使命感，處理好“為什么”和“怎么為”的關系。三應注意區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學術問題提倡自由爭鳴，政治問題必須守住底線。在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難以區分的情況下，不急于作出結論。對明顯帶有政治錯誤的問題，則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原則，理直氣壯地加以解決。四是社會各界應為廣大文藝家、知識分子營造一個更加良好的氛圍，以更加寬廣、博大的胸襟和氣度，認真傾聽、科學對待思想界、學術界、文藝界的各種聲音，充分發揚藝術民主和學術民主，支持學術上藝術上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自由發展，使不同學術觀點、藝術觀點之間，能夠相互切磋、共同進步。同時，鼓勵創新，支持探索，尊重藝術、學術本身蘊涵的基本發展規律，倡導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放手讓一切有利于創新的源泉充分涌流，讓廣大文藝工作者和科學研究工作者的創造活力競相迸發，最大限度地解放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的生產力，真正形成百舸爭流、千帆競發、萬馬奔騰的大好局面。這也許是“雙百”方針提出50年后的今天——當我們沐浴在寬松、和諧的社會環境下，聆聽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滾滾春雷，享受著“文化力”帶來的無窮樂趣和種種實惠的新時代的春天，深情回望“雙百”方針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五篇：紀念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立5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努力開拓我市人大工作新局面

——2004年6月29日在紀念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立5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　黃靈光

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是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二者的關系就是通常所說的國體與政體的關系。實行和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是哪一個人的主觀愿望，而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和中國人民的共同選擇。

（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黨長期進行人民政權建設的經驗總結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被確立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不是偶然的，它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與我國具體國情相結合，不斷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人民政權建設的經驗而創造出來的一種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我們黨長期進行人民政權建設的經驗總結。這表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個逐步形成的歷史過程，同時又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新型的政權組織形式。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總體上經歷了一個全面確立、曲折發展、遭受嚴重挫折以及恢復、發展和完善的過程。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勝利召開，標志著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正式建立。在最初的幾年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和人大工作開展得比較活躍，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民主法制建設等各項事業的發展。1957年以后，由于受“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和人大工作受到了一定的損害，文革十年更是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和挫折。粉碎“四人幫”以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逐步恢復和發展起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歷史性任務，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開始進入一個發展與完善的新時期。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我國的建立、發展和完善，是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的一件大事。它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更重要的是為我們今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

（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組織形式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包含十分豐富的內涵。如果用一句話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指國家權力機關特別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組織、職能和運作的原則和機制，同時也是包括國家權力機關同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關系的原則和機制。具體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可具體化為四項具體“制度”：第一，主權在民制度。這就是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原則和核心內容。第二，代表選舉制度。它是人民選舉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原則、方法、組織和程序的總和，是人民實現憲法規定的選舉權、被選舉權的制度保障。這是組成人民代表大會的前提和基礎。第三，民主集中制度。它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運作原則。從組織原則看，它包括三個“關系”：一是人大和人民的關系，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二是“一府兩院”和人大的關系，即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三是中央國家機關和地方國家機關的關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關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從運作原則看，我國國家機關實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原則。第四，人大工作制度。包括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履行職能的立法制度、監督制度、代表制度、會議制度、表決制度等。

以上四項具體制度互相貫通、結合，就構成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本內容。有人認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僅僅是指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各項制度，可以叫做人大的制度，這種看法是不夠全面的，這樣理解就大大縮小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內容和范圍。人大的制度，如前面講的立法、監督等方面的制度，是國家權力機關運行的工作制度，這些工作制度固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成部分，但不是核心內容，更不是唯一的內容。人大制度的核心內容是主權在民制度，還包括民主集中制度等，它不僅包括國家權力機關的各項制度，還包括國家權力機關與人民關系的規定，國家權力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關系的規定，以及中央同地方國家權力機構職權的劃分等。如果不了解這些，就可能對人大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產生不正確的認識。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制度，既和資本主義國家三權鼎立制度有根本性質的區別，也和俄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蘇維埃制度不

同，它有自己的鮮明特點和優勢。具體地說，它有利于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于人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更好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有利于保證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又使各個國家機關更好地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有利于實現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最重要的途徑和形式；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充分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兼取民主和效率兩者所長，并能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等等。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于國家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边@一論述簡潔而又生動地揭示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特點和優越性。

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特別是改革開放20余年來的人大工作實踐表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當家作主權利的最適宜的政權組織形式，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進一步堅持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與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本質緊密相聯的根本政治制度。這一點是穩定不變的，也是必須加以堅持的。同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又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與完善。其中，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中取得的一項突出成就，它對于我們進一步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大發展

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是經過長期醞釀，并根據我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而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早在1954年制定憲法時，就有人提出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應當設立常委會。195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在向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了縣級以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委會的建議。1965年，黨中央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實際需要，又一次提出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的問題。由于各種原因，這些建議都沒有能夠實現。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出了關于修改憲法若干問題的決議，通過了地方組織法，從法律上作出了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的規定。在此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縣級以上地方人大普遍設立了常委會，從此，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了自己的常設機關。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從1954年提出到1979年正式付諸實施，其間經歷了25年的反復認識，可謂來之不易。

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賦予了地方人大常委會許多重要的職權，這些職權一般概括為四權，即立法權、決定權、任免權和監督權。從國家憲政的角度講，國家權力機關的四權又可進一步概括為兩方面的權力：一是代表人民行使議決權，包括立法權、決定權、任免權，這體現了國家權力的性質和來源；二是監督權，包括法律監督和工作監督，這體現了人民對國家權力的規范和制約。這四項職權具體設定了地方人大常委會在地方國家政權體系中的職能和作用，是地方人大常委會開展議決、監督等各項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據。

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設立及其法律地位的確定，從組織上和制度上進一步健全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體系，大大豐富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內涵。它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入了規范化、制度化的發展軌道。江澤民同志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钡?，過去地方人大沒有設立常委會，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直接行使人民代表大會常設機關的職權。實踐證明，這種做法不利于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對行政、司法機關實行監督，不利于地方人大全面充分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職責，致使作為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和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地方不能得到充分體現,功能不能得到有效發揮。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它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機構從中央到地方都更加完整，標志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地方人大常委會25年來的工作實踐顯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偉大功效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很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50年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雖然經歷了一些挫折，但最終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這從另一側面證明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強大生命力。特別是近25年來，地方人大常委會按照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賦予的職責，積極實踐探索，不斷總結提高，各項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這些成績充分顯示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和實現社會全面進步中所具有的巨大功效。

法制建設方面。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以后，同時賦予省級以及省會市、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一定的立法權。實行中央和地方兩級立法體制后，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進程明顯加快。據有關資料統計，25年來，享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制定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規。其中，有的是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的國家法律法規的實施辦法或實施細則，有的是在國家不同的法律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根據本地區的實際需要自主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這些地方性法規涉及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城市建設與管理、資源與環境保護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中央立法起到了重要的補充作用，促進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的基本形成。與此同時，地方人大常委會通過開展執法監督，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的現象，推動了法律法規的貫徹實施。我市雖然沒有立法權，但積極參與省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活動，提出立法意見和建議，并開展了幾十部有關法律法規的執法檢查活動，為我市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障。

民主政治建設方面。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之一。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一個重大步驟。25年來，地方人大常委會通過執法檢查、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工作報告、討論決定地方重大事項、任免地方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述職評議、工作評議、個案監督、推動實行行政執法責任、組織代表活動、建立代表密切聯系選民與原選舉單位的制度等多種形式，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地方國家事務的權利，加強了對“一府兩院”的監督，促進了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發揮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主渠道的作用。廣大人民群眾因此能夠更廣泛、更經常、更便捷地表達對地方國家事務的意見，制度化地參與地方國家事務的管理。淮北市人大設立常委會以來，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開展工作，關注本市計劃與預算執行、招商引資、國企改革、農業與農村工作、城市建設與管理、教育發展與科技進步、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等方面的問題，聽取和審議有關工作報告，及時作出決議決定；圍繞結構調整、城市轉型、發展民營經濟、規范市場秩序等經濟建設中的重大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和視察活動，提出意見和建議。25年來，共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工作報告600多項，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決定近300個，辦理代表議案與建議3000余件，較好地履行了地方人大的各項職權。與此同時，以極大的精力關注和研究鄉鎮人大工作，切實加強了對鄉鎮人大工作的指導；認真貫徹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自治的有關法律法規，把推進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當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基礎；制定了一系列關于選舉工作、任免工作、代表工作等方面的規范性文件，推進了人大工作的制度化。淮北市人大常委會認真履行職責，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辯證的統一。堅持不是固步自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客觀情況的變化不斷向前發展；同樣，發展也不是否定一切，而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自我完善。堅持需要發展，否則就不能有效地堅持；發展要以堅持為前提，否則就會偏離正確的方向。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已經有了50年的歷史，而它真正穩定、健康、全面地發揮重要作用不過25年的時間。因此，它還是一個年輕的制度，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堅持、發展和完善。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設立，既充分體現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本質，又豐富和發展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內容，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項重大舉措。

三、深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開創我市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大進步，同時也使地方人大工作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25年來，市人大常委會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嚴格依法履行職權，為我市民主法制建設做出了貢獻。當前，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下，市人大常委會要總結經驗，發揚成績，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積極推進依法治市進程，努力開拓進取，不斷把地方人大工作推向前進。

第一，堅持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指導新時期的人大工作，增強做好地方人大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是做好新時期人大工作的指針，市人大常委會要深入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黨的十六大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以及民主法制建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人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提高思想理論水平和政治鑒別力，認清和把握改革開放的形勢與大局，充分認識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性質、地位、作用、特點和優勢，增強做好新時期地方人大工作的責任意識和歷史使命感,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投入新的實踐，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做出不懈努力。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指導人大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實踐證明，堅持和依靠黨的領導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前提與保證。市人大常委會要自覺地在市委的統一領導下，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把履行人大職責與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結合起來，把市人大的工作做得更加扎實，更加富有成效。

第二，求真務實，開拓進取，積極探索地方人大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人大工作的政治性、法律性和程序性很強，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嚴格依法辦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世紀新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建設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任務，使人大工作面臨著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面對新形勢，我們不能因循守舊、無所作為，而必須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適應經濟、社會不斷發展變化的趨勢與要求，解放思想，開拓創新。要在拓寬監督領域、全面履行職能、改進人大行使職權的方式上大膽探索，善于總結經驗，適時地用制度的形式鞏固探索實踐中取得的積極成果。2003年初換屆以來，市人大常委會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不斷增強創新意識，求真務實，開拓進取，使人大工作在過去的基礎上有了新的進步。我們制定并實施了公民旁聽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增加了人大工作的開放性和透明度；開展了代表定向視察活動，拓寬了監督工作渠道；建立了信訪協調會議制度，密切了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常委會會議期間編發會議《簡報》，提高了常委會會議的審議質量等等。這些有益的探索，進一步提高了人大工作的實效。今后，市人大常委會要繼續在探索中前進，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第三，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法制保障。經濟建設是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人大工作必須以促進發展為己任，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但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不是去直接從事具體的經濟工作，而主要是通過依法行使人大職權，為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規范、引導、促進和保障經濟建設的健康發展。市人大常委會要從加快經濟發展、促進城市轉型和實現建設百萬人口工業、商貿、旅游城市目標的實際需要出發，認真履行職責。在監督工作方面，要積極探索改進和加強監督工作的方式，加大執法檢查和工作監督的力度，突出監督重點，注重監督實效。通過有效的監督，樹立法律的權威與尊嚴，保證法律法規的實施,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在重大事項決定方面，要準確把握職能定位，及時把黨委的重要決策、國家機關履行職責的實際需要、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和正當的利益訴求轉化為權力機關的決議決定。在任免工作方面，要堅持黨的干部政策，堅持正確的用人標準，充分發揚民主，規范工作程序，依法做好人事任免工作，提高常委會任命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民主法治意識和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

回顧過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日趨成熟；展望未來，我市人大工作任重道遠。市人大常委會要立足于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在市委的領導下，深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積極推進依法治市進程，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建設一個富裕、繁榮、民主、文明的新淮北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