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歡迎各位來賓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參觀。這里原系民國7年（公元1918年）芬蘭牧士建的天主堂，3棟共15間木結構平房，四周有磚墻環護。1934年11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在任弼時、賀龍、肖克、王震等領導下，一舉解放大庸縣城，于26日成立臨時省委，12月1日在天主堂內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領導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31個縣的反圍剿斗爭，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封建勢力，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為緬懷先烈功績，弘揚革命精神，中共張家界市永定區委和區政府于91年夏發動募捐修復湘鄂川黔省委、省軍區、省革命委員會舊址，并新建紀念館，于1993年12月26日落成開館。

紀念館占地面積2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積1600平方米。東頭是三堵矮墻圍著的一棟木平房，三間小屋曾住過任弼時、賀龍、肖克，黑漆桌上的桐油燈作證，一代英杰曾在這里徹夜運籌。西頭是可容納200余人的省委禮堂，當時省委擴大會和省直各部門的會議均在此召開，現已辟為將軍館，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留下英雄足跡的新中國將帥的照片掛滿墻壁。紀念館大門左右，一字排開11間辦公室，當年3大機關13個直屬部門均在此辦公。庭院正中是根據我國著名雕塑家潘鶴的作品《艱苦歲月》鑿制而成的一尊雙人石像，小紅軍抱著高過頭頂的步槍，依偎在橫吹短笛的老紅軍膝頭，似在入神地傾聽。雕像后面是紀念館主樓，內設三個展室，陳列著223幅大型圖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現了根據地的光輝斗爭史，反映了根據地軍民艱苦卓絕的革命歷程和高尚情操。肖克將軍為紀念館題寫了館名。

第一部分　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初創

193年11月，由于王明“左”傾路線錯誤和敵人的大舉進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全部喪失，紅三軍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賀龍、關向應的領導下不得不轉戰鄂川邊。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聽湖北咸豐大村召開會議，決定“創建湘鄂川黔邊新蘇區”。此后，紅三軍在湘鄂川黔邊轉戰，尋找立足點。

1934年5月，紅三軍西渡烏江，進入貴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貴州沿河楓香溪召開會議，決定在黔東創建根據地。7月21日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成立。黔東根據地的建立，為紅二、六軍團會師和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第二部分　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全面形成1934年10月，紅六軍團經過艱苦轉戰，進入黔東，24日，與紅三軍在印江木黃勝利會師。會師后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兩軍團聯合行動，由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統一指揮。

紅二、六軍團會師后，為了策應中央紅軍長征與建立湘鄂川黔邊根據地，決定發動湘西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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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28日，紅二、六軍團從四川南腰出發，向湘西挺進。11月7日，攻克永順縣城，湘敵何鍵急令湘西軍閥陳渠珍派兵堵剿，陳糾集三個旅，約一萬人的兵力向永順撲來。紅軍決定采取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作戰方針，主動放棄永順縣城，退至城北90里的十萬坪地區設伏。16日黃昏，尾追之敵進入伏擊圈，我軍奮起痛擊，殲、俘敵3000余人。我軍乘勝追擊，24日占領大庸、桑植。12月7日，進擊沅陵，17日包圍常德，攻下桃源。

由于湘西攻勢的勝利，促進了新區工作的發展，紅二、六軍團控制了永順、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龍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縣的一部，并占有大庸、桑植、永順等縣城，開辟了湘鄂川黔邊根據地。

第三部分　根據地省委的成立并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斗爭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電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時為省委書記，賀龍、關向應、夏曦、王震、肖克及張子意、劉士杰（后叛變）、周玉珠為省委委員，同時成立省軍區，賀龍為軍區司令員，任弼時為政委。還成立了省革命委員會，賀龍為主席，夏曦、朱長清為副主席。至此，以大庸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蘇區省委成立之后，即著手領導開展建黨建政、土地革命和擴紅等項工作，同時還進行了必要的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建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動了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第四部分　反圍剿的激烈戰斗

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特別是紅軍的主動出擊，給國民黨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脅，蔣介石驚恐萬分，下令調集湘鄂兩省的軍隊，集中了11個師又4個旅，共40多個團，約11萬人的兵力，編成6個縱隊，在地方保安團的配合下，對根據地發動“圍剿”。

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我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嚴陣以待。1935年1月，敵軍向根據地進攻，我紅軍主力班師大庸休整。2月上旬，紅軍在慈利設防正面阻擊郭汝棟縱隊失利，在大庸被李覺部乘機侵占。紅軍回師在大庸后坪雞公埡設伏再打李覺部縱隊失利，郭汝棟縱隊乘機占領桑植。兩個月的反“圍剿”作戰，由于對中央軍委指示的“實行運動戰，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中各個擊破之”的作戰方針理解不深，而是從正面迎擊敵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據地不斷縮小，紅軍處境日益困難，二、六軍團領導決定向北轉移。4月12日，紅軍從塔臥、龍家寨向北撤退。這時，鄂軍第五十八師第一七二旅進駐陳家河與我軍遭遇，該敵貪功冒進，孤軍深入，紅軍抓住戰機，于14日予以全殲。敵師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竄。次日紅軍又在桃子溪地區，將南逃之敵第五十八師師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殲，乘勝收復了桑植縣城。紅二、六軍團因形勢二轉，決定放棄北撤計劃，仍留原地堅持斗爭。4月下旬紅軍主力東進，攻占江埡，紅軍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豐忠堡殲敵第四十一師，活捉敵縱隊司令兼師長張振漢。8月3日，紅軍設伏于板栗園殲敵八十五師師部和兩個團，擊斃敵師長謝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舉擊潰陶廣縱隊10個團。至此，湘鄂敵軍被迫轉入防御，敵軍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圍剿”遂以失敗告終。8月下旬，紅二、六軍團主動出擊，先后占領石門、澧州、津市、臨澧等縣城，根據地和紅軍進一步擴大。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據地中心區域和游擊區已擴大到東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陽，西北至湖北咸豐、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鶴峰，加上黔東和鄂川邊兩個游擊區，人口約200萬。紅二、六軍團發展到4個師12個團，約2萬人。

第五部分勝利實現戰略轉移

我紅二、六軍團的節節勝利，宣告了蔣介石利用湘鄂兩省敵軍“圍剿”紅軍的計劃已經失敗。蔣介石氣急敗壞，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圍剿”，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轅，派陳誠任行轅參謀長，代行他的職權，以便統一指揮。宜昌行轅所轄兵力，達22個師又5個旅，130個團，20余萬人，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共約30萬之眾。

當時，我紅二、六軍團主力雖然有了很大發展，但是總兵力也只有兩萬多人。在敵我力量相當懸殊的情況下，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退出根據地，采取聲東擊西戰術，直插湘中，突破敵人的圍攻線后，再轉移至敵人力量較薄弱的湘黔邊，爭取在貴州的石阡、鎮遠、黃平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分別在桑植劉家坪和瑞塔鋪舉行了紅軍突圍誓師大會，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紅十八師堅持根據地的斗爭，牽制敵人之外，主力部隊于當晚開始了突圍行動。經過一個多月的轉戰，我紅二、六軍團于1936年1月進入貴州。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紅十八師，經過浴血奮戰，完成了掩護主力轉移的任務后，也突破重圍，于1月9日到貴州江口與六軍團主力會合。一月下旬，二、六軍主力繼續西征，二月初，占領了黔西、大定、畢節地區，并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從此，結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光輝歷史。

第六部分先烈們的豐碑永存

在創建、發展、捍衛根據地和突圍轉戰斗爭中，我紅二、六軍團指戰員舍生忘死，前仆后繼與敵人浴血奮戰，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紅軍撤離根據地后，國民黨反動派卷土重來，對革命力量進行瘋狂鎮壓。面對敵人的血腥屠殺，我革命干部、群眾英勇頑強、寧死不屈，表現出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貞，其英名永垂青史，風范長勵后人。犧牲在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部隊團級、地方縣級的干部烈士就有53名，這就是他們的英名錄（介紹 圖片）。

第七部分老區大庸在中央領導和革命前輩關懷下的巨大變化

60多年過去了，昔日蘇區省府大庸，自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全會以來，舊貌換新顏，尤其是開發旅游，張家界奇山異水大放光彩，使這里發展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領導頻頻蒞臨視察，革命前輩紛紛故地重游，表達了對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的無限深情和建設事業的密切關注。

第二篇：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歡迎各位來賓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參觀。這里原系民國7年（公元1918年）芬蘭牧士建的天主堂，3棟共15間木結構平房，四周有磚墻環護。1934年11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在任弼時、賀龍、肖克、王震等領導下，一舉解放大庸縣城，于26日成立臨時省委，12月1日在天主堂內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領導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31個縣的反圍剿斗爭，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封建勢力，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為緬懷先烈功績，弘揚革命精神，中共張家界市永定區委和區政府于91年夏發動募捐修復湘鄂川黔省委、省軍區、省革命委員會舊址，并新建紀念館，于1993年12月26日落成開館。

紀念館占地面積2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積1600平方米。東頭是三堵矮墻圍著的一棟木平房，三間小屋曾住過任弼時、賀龍、肖克，黑漆桌上的桐油燈作證，一代英杰曾在這里徹夜運籌。西頭是可容納200余人的省委禮堂，當時省委擴大會和省直各部門的會議均在此召開，現已辟為將軍館，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留下英雄足跡的新中國將帥的照片掛滿墻壁。紀念館大門左右，一字排開11間辦公室，當年3大機關13個直屬部門均在此辦公。庭院正中是根據我國著名雕塑家潘鶴的作品《艱苦歲月》鑿制而成的一尊雙人石像，小紅軍抱著高過頭頂的步槍，依偎在橫吹短笛的老紅軍膝頭，似在入神地傾聽。雕像后面是紀念館主樓，內設三個展室，陳列著223幅大型圖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現了根據地的光輝斗爭史，反映了根據地軍民艱苦卓絕的革命歷程和高尚情操。肖克將軍為紀念館題寫了館名。第一部分 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初創

193年11月，由于王明“左”傾路線錯誤和敵人的大舉進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全部喪失，紅三軍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賀龍、關向應的領導下不得不轉戰鄂川邊。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聽湖北咸豐大村召開會議，決定“創建湘鄂川黔邊新蘇區”。此后，紅三軍在湘鄂川黔邊轉戰，尋找立足點。

1934年5月，紅三軍西渡烏江，進入貴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貴州沿河楓香溪召開會議，決定在黔東創建根據地。7月21日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成立。黔東根據地的建立，為紅二、六軍團會師和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第二部分 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全面形成1934年10月，紅六軍團經過艱苦轉戰，進入黔東，24日，與紅三軍在印江木黃勝利會師。會師后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兩軍團聯合行動，由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統一指揮。

紅二、六軍團會師后，為了策應中央紅軍長征與建立湘鄂川黔邊根據地，決定發動湘西攻勢。

1934年10月28日，紅二、六軍團從四川南腰出發，向湘西挺進。11月7日，攻克永順縣城，湘敵何鍵急令湘西軍閥陳渠珍派兵堵剿，陳糾集三個旅，約一萬人的兵力向永順撲來。紅軍決定采取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作戰方針，主動放棄永順縣城，退至城北90里的十萬坪地區設伏。16日黃昏，尾追之敵進入伏擊圈，我軍奮起痛擊，殲、俘敵3000余人。我軍乘勝追擊，24日占領大庸、桑植。12月7日，進擊沅陵，17日包圍常德，攻下桃源。由于湘西攻勢的勝利，促進了新區工作的發展，紅二、六軍團控制了永順、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龍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縣的一部，并占有大庸、桑植、永順等縣城，開辟了湘鄂川黔邊根據地。

第三部分 根據地省委的成立并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斗爭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電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時為省委書記，賀龍、關向應、夏曦、王震、肖克及張子意、劉士杰（后叛變）、周玉珠為省委委員，同時成立省軍區，賀龍為軍區司令員，任弼時為政委。還成立了省革命委員會，賀龍為主席，夏曦、朱長清為副主席。至此，以大庸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蘇區省委成立之后，即著手領導開展建黨建政、土地革命和擴紅等項工作，同時還進行了必要的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建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動了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第四部分 反圍剿的激烈戰斗

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特別是紅軍的主動出擊，給國民黨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脅，蔣介石驚恐萬分，下令調集湘鄂兩省的軍隊，集中了11個師又4個旅，共40多個團，約11萬人的兵力，編成6個縱隊，在地方保安團的配合下，對根據地發動“圍剿”。

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我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嚴陣以待。1935年1月，敵軍向根據地進攻，我紅軍主力班師大庸休整。2月上旬，紅軍在慈利設防正面阻擊郭汝棟縱隊失利，在大庸被李覺部乘機侵占。紅軍回師在大庸后坪雞公埡設伏再打李覺部縱隊失利，郭汝棟縱隊乘機占領桑植。兩個月的反“圍剿”作戰，由于對中央軍委指示的“實行運動戰，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中各個擊破之”的作戰方針理解不深，而是從正面迎擊敵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據地不斷縮小，紅軍處境日益困難，二、六軍團領導決定向北轉移。4月12日，紅軍從塔臥、龍家寨向北撤退。這時，鄂軍第五十八師第一七二旅進駐陳家河與我軍遭遇，該敵貪功冒進，孤軍深入，紅軍抓住戰機，于14日予以全殲。敵師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竄。次

日紅軍又在桃子溪地區，將南逃之敵第五十八師師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殲，乘勝收復了桑植縣城。紅二、六軍團因形勢二轉，決定放棄北撤計劃，仍留原地堅持斗爭。4月下旬紅軍主力東進，攻占江埡，紅軍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豐忠堡殲敵第四十一師，活捉敵縱隊司令兼師長張振漢。8月3日，紅軍設伏于板栗園殲敵八十五師師部和兩個團，擊斃敵師長謝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舉擊潰陶廣縱隊10個團。至此，湘鄂敵軍被迫轉入防御，敵軍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圍剿”遂以失敗告終。8月下旬，紅二、六軍團主動出擊，先后占領石門、澧州、津市、臨澧等縣城，根據地和紅軍進一步擴大。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據地中心區域和游擊區已擴大到東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陽，西北至湖北咸豐、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鶴峰，加上黔東和鄂川邊兩個游擊區，人口約200萬。紅二、六軍團發展到4個師12個團，約2萬人。

第五部分勝利實現戰略轉移

我紅二、六軍團的節節勝利，宣告了蔣介石利用湘鄂兩省敵軍“圍剿”紅軍的計劃已經失敗。蔣介石氣急敗壞，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圍剿”，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轅，派陳誠任行轅參謀長，代行他的職權，以便統一指揮。宜昌行轅所轄兵力，達22個師又5個旅，130個團，20余萬人，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共約30萬之眾。

當時，我紅二、六軍團主力雖然有了很大發展，但是總兵力也只有兩萬多人。在敵我力量相當懸殊的情況下，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退出根據地，采取聲東擊西戰術，直插湘中，突破敵人的圍攻線后，再轉移至敵人力量較薄弱的湘黔邊，爭取在貴州的石阡、鎮遠、黃平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分別在桑植劉家坪和瑞塔鋪舉行了紅軍突圍誓師大會，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紅十八師堅持根據地的斗爭，牽制敵人之外，主力部隊于當晚開始了突圍行動。經過一個多月的轉戰，我紅二、六軍團于1936年1月進入貴州。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紅十八師，經過浴血奮戰，完成了掩護主力轉移的任務后，也突破重圍，于1月9日到貴州江口與六軍團主力會合。一月下旬，二、六軍主力繼續西征，二月初，占領了黔西、大定、畢節地區，并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從此，結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光輝歷史。第六部分先烈們的豐碑永存

在創建、發展、捍衛根據地和突圍轉戰斗爭中，我紅二、六軍團指戰員舍生忘死，前仆后繼與敵人浴血奮戰，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紅軍撤離根據地后，國民黨反動派卷土重來，對革命力量進行瘋狂鎮壓。面對敵人的血腥屠殺，我革命干部、群眾英勇頑強、寧死不屈，表現出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貞，其英名永垂青史，風范長勵后人。犧牲在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部隊團級、地方縣級的干部烈士就有53名，這就是他們的英名錄（介紹 圖片）。

第七部分老區大庸在中央領導和革命前輩關懷下的巨大變化

60多年過去了，昔日蘇區省府大庸，自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全會以來，舊貌換新顏，尤其是開發旅游，張家界奇山異水大放光彩，使這里發展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領導頻頻蒞臨視察，革命前輩紛紛故地重游，表達了對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的無限深情和建設事業的密切關注。

第三篇：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地簡介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地簡介

井崗星火，燎原蘇區，紅色圣地，鐘毓人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任弼時、賀龍、關向應了、肖克、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六軍團挺進湘西，創建了以塔臥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新蘇區。她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重要革命根據地。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共湘鄂西分局在咸豐大村召開會議，決定創建湘鄂川黔新蘇區。次年十月二十四日，任弼時、肖克、王震率領的長征先遣部隊——第六軍團與賀龍、關向應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在印江木黃勝利會師，紅三軍即時恢復紅二軍團番號。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由紅二軍團統一指揮兩軍團。紅二、六軍團隨即揮戈東進，展開湘西攻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紅二、六軍團誘敵深入，出奇制勝，取得了著名的十萬坪大捷。通過大小十余次戰斗，我軍有力地牽制了敵人，紅色區域逐步擴大，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六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員會、省軍區成立，省府先設在大庸永定鎮，后于同年十二月十日遷至塔臥，建立了以塔臥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轄永順、大庸、龍山、桑植、慈利、宣恩、咸豐等九縣，同時還包括沅水流域和鄂、川邊境的大塊游擊區。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在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建立了省、縣、區、鄉各級蘇維埃政權，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根據地人口達一百多萬，紅軍壯大到二萬一千多人，粉碎了敵軍八十多個團的“圍剿”，沖破了敵軍一百三十多個團的封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紅二、六軍團從桑植的劉家坪出發，實行戰略轉移，北上長征。

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并肩作戰，數千英雄兒女血染沃土，長眠蘇區。湘

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有力的牽制和打擊了敵人，密切地策應和配合了中央紅軍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革命先烈，名垂千古，豐功偉績，炳彪史冊。為緬懷先烈，激勵后人，一九八一年，蘇區人民在塔臥修建了革命烈士紀念碑。一九八三年十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將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省委舊址、省革命委員會舊址、省軍區舊址、黨校舊址、中國工農紅軍第四分校舊址、兵工廠舊址等舊址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二00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將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列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二00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舊址被國務院核定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第四篇：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和賀龍元帥事跡的調查報告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和賀龍元帥事跡的調查報告

革命精神對當代大學生的影響

劉維

旅游與管理工程學院10信管20104201024

一、實踐時間

2012年5月12日，第十二周星期六

二、實踐地點

張家界桑植縣洪家關、吉首永順縣塔臥

三、實踐目的了解賀龍元帥的革命事跡和革命精神

四、實踐過程

本學期第十二周星期六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帶領我們30個同學，在塔臥和洪家關進行了湘鄂川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過程和地位以及賀龍元帥的事跡和革命事跡的社會調查報告。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地方,是因為塔臥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調查的好去處。而賀龍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之一，賀龍故居和紀念館是我們了解賀龍元帥必須要去的地方。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建的重要革命根據地之一。從一九三三底到一九三六年春它經歷了形成與發展幾個階段。

塔臥，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為緬懷革命前輩的豐功偉績，一九八一年修建了革命烈士紀念碑；一九八五年由中共湖南省委批準，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計量。我們一定要永遠學習工農紅軍的革命精神，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兒奮斗。

感謝這片紅色的土地，為今天我們這些大學生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養料。它叩響了我的心靈之窗，在以后的學習和生活中，把蘇區的精神和傳統永遠的傳承下去，為更好的在將來為人民服務，振興中華，不斷奮斗。

通過參觀塔臥紅色老區舊址，尋找共和國之根，重走當年賀龍打土豪的小道，向血灑戰場的革命烈士紀念碑默哀吊唁，參觀“中華蘇維埃湘鄂川黔革命委員會”舊址等一系列活動，我仿佛穿過歷史的煙云，找到了與革命先烈精神上的切入點。

賀龍故居坐落在洪家關賀龍故居的馬頸塔，與賀龍故居、賀龍橋成倚角狀，是由天龍溪、玉泉河、魚鱗溪三水環繞酷似葫蘆形的半島，四周有陳家山、韋家山、王家山、泉峪山和楓香山5條蔥蘢山巒，宛如5條蟠龍聚首拱衛該地，俗稱“金線吊葫蘆”、“五龍捧圣”的風水寶地。

賀龍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黨和國

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在大革命時期，他是功勛卓越的北伐將領；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為中國各族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豐功偉績。建國以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他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對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創建和發展，對中國的國防工業的國民經濟建設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賀龍是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他一生追求真理，把畢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獻給了黨和人民。戰爭年代，為人民的解放事業，英勇善戰，歷盡艱險，百折不撓；和平時期，為社會主義建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嚴格遵守黨的紀律，自覺維護黨的統一和團結。他對敵人恨，對人民愛，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他大公無私，剛直不阿，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豁達大度，愛護戰士，關心群眾。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崇敬和愛戴。

賀龍同志的光輝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崇敬和愛戴。賀龍同志的輝煌業績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我們緬懷賀龍同志的豐功偉績，就是在當前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形勢下，發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就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為全面實現小康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五、實踐結論

當今社會各種奢靡腐化之風盛行，我們90后更是受人質疑的一代，說我們沒責任感，不敢擔當，愛攀比，愛虛榮，沒愛心，甚至說我們挑不起歷史的重擔，可經歷這一次社會實踐讓我認清，我們90后并不像人們所說的不堪，我們也關心國家大事，我們也有理想，有信仰，我們也知道為社會的發展貢獻我們的一份力量，我們知道實現人生價值，所以說此次社會實踐大有醍醐灌頂的作用，讓我們受益匪淺。

第五篇：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擴紅運動”及其歷史與現實意義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擴紅運動”及其歷史與現實意義

摘要：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是長江南岸的最后一塊紅色根據地，是在全國其他各路紅軍離開原有根據地后，由紅二、六軍團會師后建立的，為我國革命戰爭的勝利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文章以“擴紅運動”為研究維度，從三個方面進行深刻論析。面對國民黨的“圍剿”、根據地內反動勢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裝力量，“擴紅運動”的組織發動顯得迫切需要。“擴紅運動”的組織發動不僅對打擊封建反動勢力、維護蘇維埃政權、壯大革命隊伍、策應紅軍長征，以及保衛土地革命成果、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還對當今密切黨群關系、處理民族關系、加強軍隊建設等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擴紅運動

中圖分類號：K26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5）03-0019-05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從1933年12月我黨提出“創建湘鄂川黔邊新蘇區”的口號并開始著手創建，到1934年11月成立，再到1936年春紅軍完全退出，前后共經歷了兩年多的艱難發展歷程。面對當時當地的特殊環境，擴紅運動是必須執行的重要任務。學術界對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據的研究已有涉入，但主要集中在此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黨的建設、基層組織建設、政治思想工作、黨的民族工作、印刷傳播活動、黨的執政經驗、任弼時與根據地黨的思想、擴紅運動的階段劃分和時代背景等方面。本文將以根據地的擴紅運動為主題進行研究，從擴紅運動組織發動的必要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適時開展“擴紅運動”的必要性

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后，對于擴紅運動的開展就已經被提上了日程，這不僅是為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要達到擴紅數目，更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為此，擴大紅軍隊伍顯得尤為重要。

（一）對抗國民黨“圍剿”的需要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建立以來，國民黨就積極策劃對此根據地的蘇維埃運動進行鎮壓。在此期間，國民黨發動了三次大的“圍剿”，因此，擴大紅軍是做好反“圍剿”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1935年初，湘鄂兩省敵軍達成協同作戰的協議，決定分六路縱隊“圍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如資料中記載，“敵人為保障其追擊我中央紅軍的側后安全，企圖趁我軍在湘西立足未穩，迅速將我軍孤立、限制和消滅于湖南湖北的西部邊境地區”[1]。在紅二、六軍團的堅決反擊下，打破了這一次“圍剿”的企圖。1935年7月，蔣介石為了加強湖北方面軍隊對我軍的“圍剿”，把江西的八十五師調了過來，歸徐源泉指揮，集中80個團對我根據地進行了第二次“圍剿”，在激烈的戰斗中我紅二、六軍團最終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這給了蔣介石重重的一擊，讓他暴跳如雷，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圍剿”。1935年9月29日，蔣介石一面堵截紅一、四方面軍和紅十五軍團，一面又調集130多個團圍攻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這是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發動的第三次“圍剿”。面對國民黨一次又一次的“圍剿”，根據地有生力量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擴大紅軍隊伍的需要就顯得尤為迫切。

（二）打擊根據地內反動勢力的需要

湘鄂川黔邊區地處武陵山區，封建勢力頑固，統治極為殘酷。地主惡霸、土豪劣紳同官僚軍閥相勾結，對農民群眾大肆搜刮，設立許多莫名其妙的捐稅名目，如苞谷稅、被子款、寒衣款等，把老百姓壓得喘不過氣。據資料不完全記載，“大軍閥（如陳渠珍）霸占一方，小軍閥（如周矮子、朱華生）割據一縣數縣，儼如土皇帝。奸淫擄掠，拉夫派餉，殘害民眾之暴行應有盡有。巧立名目搜刮民眾，苛捐雜稅之繁重甲于全國”[2]195。面對這些反動勢力，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省委告訴當地群眾，這次工農紅軍與軍閥的戰爭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戰爭，這是一個階級戰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是農民與地主的戰爭，是保衛農民土地糧食的戰爭[3]84-85。還有許多的豪紳、地主等混入紅軍組織，破壞紀律，挑撥離間。要把人民群眾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不可避免地要進行各種大大小小的軍事戰斗，這就需要有軍隊做后盾，推翻封建反動勢力。

（三）改善薄弱的地方武裝力量的需要

面對軍閥、豪紳、地主、官僚的壓迫，當地的百姓只是組織了戰斗力較弱的獨立團、神兵組織、土著武裝等。這些組織總的來說缺乏內部教育，沒有經過正規的軍事訓練，沒有建立統一的戰略上的領導。最主要的是其根據地內部政治工作極端薄弱，黨的組織發展遲緩，不能吸收新的群眾參加紅軍，戰士的數量較少[3]99-100。面對力量強大的敵人，必須要改善薄弱的地方武裝力量，為反對他們的壓迫增強戰斗實力，我們組織了一萬人的游擊隊，來擴大游擊戰爭。同時，從游擊隊發展中，培植出紅軍獨立營、獨立團和獨立師，以增強地方武裝的力量。為了動員一萬人，每鄉要組織30至50人以上參加游擊隊[3]76。如此，在增強地方武裝力量后，在面對各種反對勢力的入侵時，才能有足夠的實力和信心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

二、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擴紅運動”的歷史意義

面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一系列現實情況，擴紅運動的發動是必然的，并且在歷史長河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一）打擊封建反動勢力，鞏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權

面對國民黨的“圍剿”和當地反動勢力的各種破壞行為，紅二、六軍團并沒有畏懼，而是積極反“圍剿”和打擊反動勢力，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短短的兩個月當中，給了陳渠珍以致命的打擊，打敗了朱疤子和剛由江西調來進攻我們的羅啟疆部，總共擊潰了敵人十五個團，消滅了四五個團的有生力量[2]215。對于地主惡霸和土豪劣紳，根據當時的斗爭形勢和客觀環境，蘇維埃政權制定了“打土豪，分田地，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的方針。擴大的紅軍隊伍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各類封建反動勢力，并且為鞏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根據地建立后成立了蘇維埃政權，鞏固這一政權也是必要的。紅軍作為保衛根據地安全、鞏固蘇維埃政權的堅實保障，其隊伍的強大是發揮其堅實保障作用的重要前提。此時，必須將發展對象面對當地的百姓，開展起擴大紅軍運動。擴紅運動的開展需要湘鄂川黔省委與當地廣大人民群眾相互交流，只有從行動上感動廣大人民群眾，才能獲得擴紅運動的勝利。蘇維埃政權同反革命作斗爭，是為了保護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保護土地革命的利益，因此必須得到廣大工農群眾的參與和保護[3]82。老百姓只有從心里認同共產黨，才會主動擁護共產黨的政策。因此，“擴紅運動”使黨在同當地廣大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同時，也為擴大紅軍隊伍、保護工農切身利益、鞏固蘇維埃政權提供了不可磨滅的力量支撐。

（二）壯大革命隊伍，策應紅軍長征

我黨通過改善薄弱的地方武裝，滿足農民切身利益，爭取農民志愿加入紅軍，優待紅軍及其家屬等一系列做法，贏得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這也使得革命隊伍越來越壯大。通過一次又一次招募，紅軍數目明顯增加。據資料記載，“1935年1月到10月，各地擴紅數目是：郭亮縣四千余人，永保縣六千余人……到1935年底，紅二軍團由原來會師時的一千四百多人，發展到九千二百多人……部隊人數不僅沒有減少，相反，由原來會師時的七千四百多人，發展到兩萬多人，成為中國革命的堅強主力軍”[4]。不僅是正規軍數量有了增加，在將地方武裝收編為正式紅軍的過程中，還適當地發展當地的游擊隊、赤衛隊、獨立營和獨立團，以配合紅軍的行動。據永保、郭亮等地的不完全統計，有游擊大隊（支隊）三十六支，游擊分隊、中隊兩百多支，共計一萬多人。至于赤衛隊的人數，永保縣約六萬五千人，郭亮縣約一萬五千人，都起了重大的作用[5]。因此，不僅有正規紅軍數量的增加，還有地方武裝力量的壯大，它們都為紅二、六軍團轉入偉大的長征起到了積極的武裝保障作用。

由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干擾，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遭受挫折，中央和湘贛等蘇區遭受了嚴重損失，于1934年10月進行了戰略轉移――長征。紅軍主力進行轉移的時候需要其他軍隊的策應，同國民黨的追擊部隊進行“周旋”，掩護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1935年5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勝利渡過了金沙江，進入川西，并與從川陜根據地退出的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紅二、六軍團策應突圍的任務告一段落[6]。為了掩護紅軍順利長征，我黨需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要隨時準備著與國民黨血戰，需要有廣大的兵源參加，因此，擴紅的重要性又標記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欄中。

（三）保衛土地革命的成果，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土地是農民生活的保障，農民有了土地才有做其他事情的積極性。只有加倍地擴大紅軍，動員一切力量準備大規模的革命戰爭，才能保證土地革命的勝利，才能保障永遠不納苛捐雜稅[3]42。土地革命已經廣泛開展，農民分到了土地，但是周邊的封建反動勢力仍然對根據地蠢蠢欲動，此時需要有充足的紅軍力量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只有讓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完全握在雇農、貧農、中農的手中，才能大大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積極性，并投身于神圣的蘇維埃領土的民族革命戰爭之中[3]268。農民獲得了土地，有了基本生活保障，感受到共產黨對他們的關心，才會由衷地參加到紅軍隊伍中，為革命斗爭奮斗。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擴紅運動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當地的影響，在群眾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在湖南、湖北、四川、貴州的交界地建立起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從其建立之初，就面臨著極大的挑戰，由于當地老百姓長期深受各類反動勢力的壓迫，對于其他外部力量的排斥是強烈的。但是，他們又有著極強的革命性，因此，在雙重可能性面前，紅二、六軍團選擇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解救群眾。在擴紅工作中，我黨首先解決與群眾利益相關的問題，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用少數民族語言張貼標語、文告，并且優待紅軍及其家屬，這些都為革命戰爭時期擴充戰斗隊伍起到了很好的借鑒作用。擴大紅軍隊伍的一系列與群眾緊密相關的宣傳和行動，都很好地將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使得淳樸的老百姓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并表現出積極擁護的態度，可見，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中得以勝利的關鍵。

三、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擴紅運動”的現實意義

擴紅運動不僅對湘鄂川黔地區的革命活動產生了積極影響，它的歷史功績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都被銘記，而且對當今密切黨群關系、處理民族關系、加強軍隊建設等都有積極的現實啟示意義。

（一）對當今密切黨群關系的現實意義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擴紅運動，雖然目的是為了壯大革命隊伍，但是在擴大紅軍的過程中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親密關系，最終獲得群眾的信任、支持和擁護，這對當今密切黨群關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擴紅運動過程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正是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才獲得了群眾的信服[7]。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黨的根本宗旨。對此，習近平強調，我們黨之所以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能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要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緊緊依靠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最廣泛動員和組織人民投身到黨領導的偉大事業中來[8]。歷史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有著難以想象的魅力。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雖然開展的是擴紅運動，但是它為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積累了經驗和教訓，也為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治國之道積淀了正確的理念。

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強調，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共呼吸、同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9]。當時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把群眾作為黨群關系中的重要方面，中國共產黨重視人民群眾的存在，并為群眾的利益而付出不懈努力，正是這樣才會獲得廣大群眾發自內心的積極擁護，廣泛參與到紅軍隊伍中，使紅軍不僅在數量上大大增加，而且也讓紅軍家屬在革命后方積極支持前線作戰，為革命做出無私的奉獻。有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擁護，紅軍大大提高了戰斗力和信心。當今，廣大人民群眾也是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信心和希望，但是部分黨員干部沒有把黨的根本宗旨牢記于心，而是脫離群眾、為己謀利。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之際，把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擴紅運動這一鮮活的例子作為正面教材和一面鏡子，作為干部教育培訓中黨史部分的內容進行學習，對增強全國干部的愛民情懷具有現實意義。

（二）對當今處理民族關系的現實意義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擴紅運動涉及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數民族。為了擴大紅軍隊伍，我黨在同少數民族的交往中遇到了很多障礙，但是革命根據地黨組織以正確的方式順利解決了這些障礙，獲得少數民族同胞的信任和積極擁護，這對我們處理好民族關系具有現實啟示意義。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擴紅運動中，為了尊重少數民族的特殊性，我黨在宣傳政策時，盡量使用他們能理解的通俗易懂的語言和文字，并且在宣傳內容中將他們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當時的湘西地區，有許多群眾抽食鴉片，這對兵源有很大影響。據資料記載：“到了湘西，抽鴉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辦。好吧，只要是青年農民，愿意參軍的就要。因此補充的新兵，多數都抽鴉片。紅軍可以抽鴉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為了動員他們戒煙，供給部準備了鴉片，定量發煙，同時講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漸減少發煙量，吃點戒煙藥，最后以蒸餾水融化硫苦，靜脈注射，個把月就戒了。”[2]417這一情況說明革命根據地黨組織結合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群眾的實際，有效地解決、處理了黨與少數民族群眾的關系。

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既能取得少數民族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又能更好地實現各少數民族之間、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大團結。民族的團結關系到國家的和諧穩定，關系到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這一歷史任務的實現。習近平強調，民族團結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線。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大限度地團結依靠各族群眾，使每個民族、每個公民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共享祖國繁榮發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10]。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擴紅運動中，黨組織結合實際，用正確的方式，有效地解決、處理了黨與少數民族群眾的關系，贏得了當地少數民族的大力支持，為革命增加了充足的后備力量。這對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搞好民族關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現實意義。

（三）對當今加強軍隊建設的現實意義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在擴紅運動中，隨著部隊規模的不斷壯大，根據地把提高紅軍的軍事和思想政治素質確立為一項重要工作，增強了紅軍的思想政治和軍事素質，提高了部隊的整體戰斗力。這對當前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加強軍隊建設具有現實意義。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擴紅運動中，為做好作戰準備，我黨對部隊進行了統一的軍事訓練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軍隊的整體素質，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發展壯大、戰斗力的提高奠定了重要基礎。據資料記載，當時部隊一個月至少應操練兩次，并由區委或支部派人去上政治課[3]234。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加強紅軍、地方武裝中的政治工作，保證黨的絕對領導，這是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3]104。只有做好政治工作，從思想上教育紅軍，并正確引導紅軍的革命態度，使他們保持積極的政治情結，與中國共產黨的行動一致，才能提高部隊的抗戰能力。在軍事訓練方面，根據地把改編地方武裝力量作為擴大紅軍隊伍的一項任務，為此采取多種方式，最終把赤少隊、游擊隊、神兵、土著武裝等收編入伍，并對他們進行統一的軍事訓練和管理，提高了部隊的軍事作戰能力。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在擴紅運動中的這一作法，無論對今天加強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還是軍事建設，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軍隊思想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的高低決定其戰斗力的強弱，而對于軍事現代化的今天，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更為重要，正如習近平在考察廣州戰區時強調，要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部隊各項建設的首位，始終保持部隊建設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11]。總書記的講話，說明今天我國加強軍隊建設的重要性，為新形勢下搞好軍隊、國防建設指明了方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在開展擴紅運動中重視對紅軍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訓練的做法，對今天如何更好地貫徹和落實好總書記加強軍隊建設的思想具有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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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YI Jun，LIN Tingfang

（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ern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Hunan，Hubei，Sichuan and Guizhou revolutionary base was the last piece of red base on the south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which was the brightest in the country after the Red Army left the original base.It was established by the Red，six Army joined forces for the victory of our revolution war，and the role it played cannot be ignored.The paper starts with “expanding red movement” as the research dimension，and makes profound analysis on three aspects.Faced with KMT’s “encirclement”，reactionary forces within the base and weak local armed forces，it was urgent to have the “expanding the Red Movement” organization.“Expanding the Red Movement” not only launched the fight against the feudal reactionary forces to safeguard the Soviet regime，but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he revolutionary ranks，and coordinated the Red Army to defend the results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as well.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expand its influence.It has also its influence on today’s close ties between the parties to deal with minority relations，and strengthen army building，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Key words：Hunan，Hubei，Sichuan and Guizhou;revolutionary base;expanding red movement

（編輯：蔡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