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限制權力范文

限制權力：反腐敗的基礎與根本

作者：龐洪鑄

來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本站發布時間：2010-4-13 16:17:37

閱讀量：398次

分享到

新浪微博

騰訊微博

抽屜

Twitter

Facebook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腐敗現象有了新的變化，黨和政府更加重視從源頭上治理和預防腐敗現象的產生，積極探索治理腐敗的根本之策。2005年1月，中共中央下發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以及黨的十七大關于反腐敗的論述，標志著中國反腐敗戰略的轉變，即開始從過去的以被動防御為主轉向以主動進攻為主，從過去的以治標為主轉向以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為主，從過去的以事后懲治為主轉向以防懲并舉、注重預防為主，更加注重從制度建設層面來研究建構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制度體系。根據我的理解，反腐戰略轉變的關鍵是要抓源頭、抓基礎、抓根本。一

如何抓源頭、抓基礎、抓根本?研究者普遍把權力缺乏制約、監督不力作為腐敗泛濫的主要原因或源頭，提出遏制腐敗的根本措施在于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腐敗是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缺乏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但是我們只能把監督不力看做是未能有效防止公共權力產生腐敗的原因，而不能將其作為公共權力之所以會產生腐敗的動因。通過剖析近年來發生的腐敗案件，發現其中的一個共同點，就是相當數量的領導干部對權力的使用是無界限的，不少容易產生腐敗的職位或職務所擁有的權力，甚至是合法的權力，但不受限制、不加監督，很容易產生尋租行為。在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公共權力是一種全面性和總體性的權力，權力行使的范圍非常寬泛，主要的社會領域均成為公共領域，社會基本價值均在公共權力的控制之下，它不但決定著經濟資源的分配，也決定著政治資源的分配，正

是這些本屬于社會的、具有巨大交易價值的公共資源控制在個人的手里，再加上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就導致了腐敗的產生和泛濫。

腐敗行為的產生，從現象上看，是由于以權謀私所導致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由于權力不受限制。限制權力是指規定權力的范圍，并使權力行使者不得逾越這個所規定的范圍，即規定權力主體所行使的權力應該有多少、多大，在什么范圍內行使。限制權力是把權力限制在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哪怕為公共利益行使權力，它也必須有明確的邊界。限制權力就是要縮小權力的范圍，規范、削減直至取消那些不受限制的權力。監督和制約權力是對已有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防止已有權力的濫用和異化，只有對權力進行了明確的限制以后，才有可能對權力實現真正的監督和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限制權力是監督與制約權力的基礎。因此我認為，對權力過于集中和權力膨脹的現象不加以限制是腐敗產生的根源，要防止腐敗，就必須對權力進行限制。有學者也曾明確提出：除非建立起來一套有效限制權力的制度，否則就很難實現廉政的目標。

之所以特別強調限制權力在反腐敗戰略中的特殊地位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們不實行“三權分立”。“三權分立’作為西方國家政府的組織原則，它包括分權和制衡兩個層面，但其核心和實質在于制衡。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個國家機關所代表的三種權力基本上是平衡的，在這三種權力機構中沒有任何一個機關的權力高于另外兩個國家機關的權力的，三權之間是相互制約、相互制衡的關系，它們通過“以權力對抗權力”的方法防止權力的濫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和法院、檢察院是最高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一府兩院”由人大產生并且接受人大的監督、向人大負責，‘‘一府兩院”通過人大的授權分別行使行政權和司法權，人大與“一府兩院”的關系是合作關系而不是對抗和制衡的關系。同樣，執政黨和各個國家機關以及其他權力主體的關系是領導和合作的關系，而不是對抗性質的關系。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制約的解釋是：“甲事物本身的存在和變化以乙事物的存在和變化為條件，則甲事物為乙事物所制約”。從這一定義上看，我國的各種政治權力主體之間不能構成真正的制約關系。同時，雖然我們有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政府專門機關監督、司法監督、民主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等眾多的監督主體和龐大的監督體系，但由于監督主體缺乏強有力的監督“武器”，所以也很難真正實現對權力的監督，因此導致大量的“虛監”、“弱監”、“漏監”、“空監”、“禁監”等現象產生，很多腐敗行為也正是在如此“嚴密”的監督下發生的。這也是我國在反腐敗工作中對權力缺乏制約、監督的具體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限制權力就顯得更加重要、更加具有特殊的意義。限制權力不僅是監督與制約權力的基礎，也是整個反腐敗的基礎和根本。

從根本上說，權力出現不受限制現象的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權力體制。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綱領性報告中指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過分集中”是出現官僚主義、機構臃腫、濫用權力、壓制民主、專橫跋扈、貪贓枉法等弊端的制度性根源。這位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為我們如何限制權力指明了方向。改革開放以后，以放權讓利為特征的改革使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方與基層權力擴大，社會自主性增強。但是，權力高度集中的現象依然十分嚴重，政治權力無所不在，承擔著社會方方面面的管理和協調功能，政治權力對經濟與社會的廣泛滲透、干預導致腐敗現象不斷產生、蔓延甚至泛濫。因此，繼續深化改革，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權力體制是限制權力的根本之路。

限制權力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基礎性的工作，需要通過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深層改革，并結合一系列法律與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配套建設才能完成。

1.樹立有限政府觀念，建立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思想發端于西方國家，其理論也在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得以完善與創新。有限政府是指權力、職能、規模和行為方式都受到憲法和法律的明文限制，并接受社會監督和制約的政府。有限政府應包括三方面的含義：第一，有限政府的權力必須予以分立并受到制衡;第二，有限政府是試圖協調個人權利與政府權力關系，并尋求二者之間平衡的政府;第三，有限政府是對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重新進行制度性分配的一種范式。有限政府著重探討的是政府權力的限度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政府權力如何運作與配置的問題;其主要表現是政府權力只能由憲法和法律來授權，而且必須嚴格依法行使，沒有憲法和法律為依據，政府不得作為，政府權力在超出法定界限時應得到及時、有效的糾正。結合我國的國情，建設有限政府應從政府內外兩方面進行建構。首先，就政府外部的建構來說，必須嚴格限制政府權力的作用領域。一般情況下必須把政府權力限定在公共領域，不能滲透到社會的私人領域。有限政府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實現合理配置時必須遵循公共權力的原則，樹立“法無授權即禁止”而非“法無禁止即授權”的權力觀，逐步縮小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其次，就政府內部的建構來說，政府內部的權力配置、職能設定和規模設置必須實現有限化。在政治方面，政府要公開透明，公民對公共事務享有知情權、監督權乃至參政權，并且能夠通過

制度化、程序化的制約機制，實現對政府權力的約束;在經濟方面，政府的經濟職能應主要限制在對宏觀經濟的管理領域，要弱化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職能，特別是必須杜絕政府直接介入經濟領域，同時避免政府職能和規模的無限擴大，限制政府的經濟支出;在法律方面，要求政府權力的運作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規定和法律程序，必須以法律作為政府行動的指南和準則。權力主體的自由裁量行為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的原則與精神。

2.轉變政府職能

政府職能即政府的職責和功能，是政府應該干什么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我們逐步改變了政府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全能政府格局，并隨著時代發展不斷地轉變政府職能。但總的來看，政府職能擴張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政府依然承擔著很多本來完全可以由社會或市場去履行和完成的事情，依然存在著政府把權力深入到純粹屬于個人生活的私人領域的現象。政府職能擴張的直接后果是社會與私人的權利和自由不斷縮小，財產權和經濟自由不斷受到侵犯。

如上所述，有限政府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限制政府職能，有限政府的職能主要表現在政府不能進行全方位的管理，不能包攬由社會和市場自身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也不干涉公民個人生活的私人領域。黨的十六大對政府職能作出了明確界定：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以及公共服務。由此，我們在界定政府職能時，應考慮以下一些原則：一是政府職能應以社會需要為基礎，政府是社會的產物，它必然服務于社會;二是應考慮政府自身的能力大小;三是在市場、社會組織和政府具有相同調節能力的條件下，應比較其成本收益，讓效率最高

者去承擔事務;四是政府職能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應是不斷變化的，我們要充分考慮到行政環境的變化。我們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逐步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建設職能，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和社會保障職能，實現由經濟建設型、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轉變政府職能，實際上是限制和削減政府不必要的權力，減少官員利用公權與私利相勾連的機會。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要通過構建公共權力與經濟利益相脫離的體制、權力主體與超額利惠隔離的體制，從而劃清政府公共行為和企業盈利行為之間的界線，使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不能用公共權力來獲得經濟利益。

3.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近年來，我國的干部人事制度不斷進行改革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由于受歷史及現實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干部人事制度仍存在著很多問題和弊端，主要有：第一，任用干部的決定權還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手中，少數人說了算的機制還未發生明顯變化;第二，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的選任方式基本上是變相的任命制;第三，買官賣官現象嚴重，在領導干部腐敗案件中，幾乎所有的當事人都有買官賣官的現象，由此來看，用人上的腐敗成為腐敗的重災區。這些問題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深層次問題、瓶頸問題，其實質是權力過分集中，少數人尤其是一把手在干部任用上的權力幾乎沒有限制，由此帶來權責不明的后果和吏治腐敗現象的發生。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須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適應我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適應民主政治的建設，要從增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認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針對改革的重點對象、具體目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展開。第一，擴大決定權的“主體”。將主要領導干部的決定“主體”，由以往的少數^、——常委會擴大為全委會，在此基礎上再擴大為黨代會。要處理好黨管干部與國家權力機關的關系，應由人大產生的干部，黨委不能越俎代庖，通過擴大人大在于部任用上的實際權力，限制少數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權力，以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通過擴大人大在人事問題上的權力，實現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的結合。第二，改革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的選舉制度。從基層開始，全面推行“公推直選”、“兩推一選”等做法。要改進候選人提名制度，由以往的黨組織提名選出候選人，改為采用由黨員和群眾公開推薦與上級黨組織推薦相結合的辦法來選出候選人，實行差額選舉，從而實現真正的黨內民主。第三，建立切實有效的制度，使腐敗分子“無官可賣，有官不能賣”。選舉任命干部要堅持任期制，所任命的干部不到任期，不得隨意調整;非選舉任命的干部實行常任制，非因違法等問題不得撤換。

4.改革行政審批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以來的行政審批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大進展，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均削減了為數不少的審批事項，但審批過多過濫的情況還很嚴重，保留下來的審批事項的數量依然很龐大，其中許多是屬于市場范疇政府不該管的事情，因此目前我國行政審批改革良性機制遠未形成。過多過濫的行政審批已成為滋生腐敗的肥沃土壤，大量設定行政審批事項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驅動，多一項審批事項就多一項收費，這就是為什么行政機關不論層次級別高低都熱衷于設定行政審批事項的主要原因，這也成為部門產生腐敗的最大根源。

針對這種情況，必須要創新行政審批模式，因此要加強主動性、預防性的改革，實現配套性、整體性改革，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與司法體制、人事體制、價格體制等其他方面的改革緊密結合起來，依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向審批事項設定的制度化轉變;減少審批層次與環節，擴大登記的范圍，簡化注冊手續，避免“暗箱操作”，真正從源頭上遏制利用審批的職權與金錢進行交易現象的發生。

可喜的是，減少和規范政府行政審批行為的《行政許可法》已于2004年7月1日正式實施。該法規定，不允許政府部門擅自設定行政審批事項，在設定行政審批事項時必須解釋其必要性并明確所設定的行政審批事項符合規定的條件。應松年教授高度評價這一法規，認為《行政許可法》以規范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作為出發點，從而達到從根本上和制度上來防止和治理腐敗。

5.建立權力體制內部的“適度分權’，機制

這里的“分權”不是指整個國家層面上的“三權分立”，而是指在總體上確定政府應有職能與權力后，在政府機構之間、官員之間適度分權，以防止權力過分集中(見2009年“反腐敗：經驗與啟示”會議論文集中浦興祖的文章《阻斷“公權”與“私欲”的勾連》)。當每個機構、每個官員所握有的公權不是過大時，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員“不能”將公權與私欲相勾連。中共中央2008年發布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要建立健全權力機構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之間既應相互制約又應相互協調的運行機制，這一策略對實現“適度分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限制權力是反腐敗的一項基礎性工程，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腐敗中的“不能”問題，通過與其他反腐敗的制度、措施的配合，腐敗現象一定能夠從根本上得到遏

第二篇：限制權力的措施

限制權力：反腐敗的基礎與根本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腐敗現象有了新的變化，黨和政府更加重視從源頭上治理和預防腐敗現象的產生，積極探索治理腐敗的根本之策。根據我的理解，反腐戰略轉變的關鍵是要抓源頭、抓基礎、抓根本。

如何抓源頭、抓基礎、抓根本?研究者普遍把權力缺乏制約、監督不力作為腐敗泛濫的主要原因或源頭，提出遏制腐敗的根本措施在于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腐敗是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缺乏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但是我們只能把監督不力看做是未能有效防止公共權力產生腐敗的原因，而不能將其作為公共權力之所以會產生腐敗的動因。通過剖析近年來發生的腐敗案件，發現其中的一個共同點，就是相當數量的領導干部對權力的使用是無界限的，不少容易產生腐敗的職位或職務所擁有的權力，甚至是合法的權力，但不受限制、不加監督，很容易產生尋租行為。

限制權力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基礎性的工作，需要通過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深層改革，并結合一系列法律與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配套建設才能完成。

1.樹立有限政府觀念，建立有限政府

結合我國的國情，建設有限政府應從政府內外兩方面進行建構。首先，就政府外部的建構來說，必須嚴格限制政府權力的作用領域。一般情況下必須把政府權力限定在公共領域，不能滲透到社會的私人領域。有限政府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實現合理配置時必須遵循公共權力的原則，樹立“法無授權即禁止”而非“法無禁止即授權”的權力觀，逐步縮小自由裁量權的范圍。

2.轉變政府職能

轉變政府職能，實際上是限制和削減政府不必要的權力，減少官員利用公權與私利相勾連的機會。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要通過構建公共權力與經濟利益相脫離的體制、權力主體與超額利惠隔離的體制，從而劃清政府公共行為和企業盈利行為之間的界線，使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不能用公共權力來獲得經濟利益。

3.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第一，任用干部的決定權還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手中，少數人說了算的機制還未發生明顯變化;第二，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的選任方式基本上是變相的任命制;第三，買官賣官現象嚴重，在領導干部腐敗案件中，幾乎所有的當事人都有買官賣官的現象，由此來看，用人上的腐敗成為腐敗的重災區。這些問題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深層次問題、瓶頸問題，其實質是權力過分集中，少數人尤其是一把手在干部任用上的權力幾乎沒有限制，由此帶來權責不明的后果和吏治腐敗現象的發生。

4.改革行政審批制度

目前我國行政審批改革良性機制遠未形成。過多過濫的行政審批已成為滋生腐敗的肥沃土壤，大量設定行政審批事項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驅動，多一項審批事項就多一項收費，這就是為什么行政機關不論層次級別高低都熱衷于設定行政審批事項的主要原因，這也成為部門產生腐敗的最大根源。

5.建立權力體制內部的“適度分權’，機制。.應當加快法律的完善，加大對腐敗的懲罰力度這里的“分權”不是指整個國家層面上的“三權分立”，而是指在總體上確定政府應有職能與權力后，在政府機構之間、官員之間適度分權，以防止權力過分集中(見2009年“反腐敗：經驗與啟示”會議論文集中浦興祖的文章《阻斷“公權”與“私欲”的勾連》)。當每個機構、每個官員所握有的公權不是過大時，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員“不能”將公權與私欲相勾連。中共中央2008年發布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要建立健全權力機構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之間既應相互制約又應相互協調的運行機制，這一策略對實現“適度分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總之，誠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教授所說:“腐敗程度與社會和經濟現代化的速度發展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今的反腐敗僅僅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還很遠很長。

第三篇：論實現個人自由對政府權力的限制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實現個人自由對政府權力的限制

——《論自由》讀書筆記 當今社會，民主與自由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題，人們對個人自由有著迫切的追求，而且，也只有能夠滿足個人自由的社會才是真正的民主社會。那么，人類自由的適當范圍是什么？個人自由的限度是什么以及政府干涉的限度是什么？都是我們需要解決與明確的問題，從而確立適當的制度保證人類個人自由地實現。而這些問題，我們都可以從穆勒的《論自由》一書中找到答案。

《論自由》的核心思想，在開篇第一句話中就交待得很清楚，其主題是“公民自由或曰社會自由，也就是社會所能合法施加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也就是說其中心之論在于討論社會狀態下的自由，但實質上仍是通過個人自由來界定政府（雖然這個“政府”在穆勒那里已經因民主政體的有序運作而大大地等同于社會）。“社會所能合法施加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這句話就是開啟本書的鑰匙，這也正是嚴復將書名譯作《群己權界論》的緣由。《論自由》大量篇幅都在討論思想、言論、個性自由的重要性，核心思想正是如何節制社會權力和公權力，尤其是統治者的權力，即限制政府以及與政府相關聯的“多數的暴政”——它被認為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險的，因為作為武器它不僅可以用來抵御外敵，還會被用來對付其臣民”。

在書中，穆勒大談思想言論自由，以及與思想言論自由有著密切關系的個性自由，強調社會權力之于個人自由的限度。于是穆勒的問題是：建立在個人權利正當性基礎上的政府就可以限制個人自由的發展？他的論證有兩層邏輯，一層是自由論，另外一層是政府論，他的主旨是通過論證個人自由指向限制政府權力。即劃清政（以及作為政府后盾的社會）權力的邊界。

自由是人類的永恒話題，是人類理性的普遍追求,是一個民族具有生命力、表現力的基礎。人類自由的適當范圍，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人類內在的一是領域的自由，對舉凡實踐、思想、科學、道德、宗教等所有事物的意見和態度的絕對自由。第二，這一原則要求品味與志趣自由。第三，由個人自由可以推出在同樣限制內的個人聯合的自由。而如何確定自由的限度，及如何保證每個人的自由都實現且不危害他人自由，則需遵守兩個原則。

穆勒提出了兩條自由的原則是：

一、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對于這個人的行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進行忠告、規勸或避而不理。

二、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當接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社會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對個人的行為有裁判權，也才能對個人施加強制力量。穆勒認為，個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標時，無論在任何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對他人利益的影響，造成他人利益的損失。判斷這種行為正當與否的標準是：是否對社會普遍利益造成危害。因此，穆勒所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種社會自由，這體現了穆勒對如何實現自由原則的思考。他認為人格的價值不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而是在實際條件下要實現的東西。他肯定思想和討論自由，并要求政府不僅要通過消極地不干預來保障公民自由，還須依靠立法來創造和增進公民自由。體制發揮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社會，社會要素被引入密爾對自由的討論之中。密爾認為，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本身具有價值，人們對自由的追求不僅于己有利，也使社會能從中得到好處。通過穆勒的論述，自由的范圍更加廣闊，自由主義哲學也更加貼近時代要求。自由原則和自由主義哲學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獲得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從長遠來看，國家的價值，歸根到底還是組成這個國家的個人價值；一個國家為了在各項具體的事務中是管理更加得心應手，或為了從這種具體實踐中獲取更多類似技能，而把國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神的利益放在一旁；一個國家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為它手中更為馴服的工具，哪怕是為了有益的目的，而是人民渺小，終將會發現，弱小的國民畢竟不能成就任何偉業；它為了達到機器的完善而不惜犧牲一切，到頭來卻將一無所獲，因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為了機器更加順利的運轉而寧可扼殺掉了。”

可見，個人自由對我們個人以及國家的重要性,用強迫辦法不讓一種意見發表，即使對持那種意見的人使用了暴力，有剝奪了社會從自由調查研究和提出批評意見中所能獲得的好處，并且個人自由是我們每個人的權利。因此，很有必要限制政府權力，劃清政府干涉的限度，縮小政府干涉的范圍，保障自由的實現。也由此論證了建立在個人權利正當性基礎上的政府也不可以限制個人自由的發展。

我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目前正處于向更為成熟的正常的現代化社會轉型時期，中國在這個時期所面臨的問題，恰恰類似于約翰·穆勒所處的英國社會從早期現代向成熟現代邁進的轉型時期，因此，《論自由》一書中的思想理論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與借鑒作用。正如導讀的作者高全喜教授所言：作為讀者，我們依然有必要讀洛克，讀穆勒，因為他們的著作不僅僅是學問之作，而是思想之作，不僅僅是歷史之作，而是現實之作。他們提出的問題與當今中國人的自由生活密切相關。我們只有限制政府的權力，明確劃分政府干涉的范圍，建立監督政府的機構，積極地對國家各項事務進行全面的立法，通過立法來具體劃定個人與個人之間、國家與個人之間具體的權利與權利，權力與權利的邊界彼此在其邊界內行使自己的權利或權力，才能保證人們個人自由的實現。

第四篇：保護人權與限制政府權力是憲政的本質

保護人權與限制政府權力是憲政的本質

陳敏昭

（三門峽行政學院社會管理教研部 472000）

西方語言中的“憲法”一詞，源于古拉丁語Constitutio，意為“組織、結構、規定”，其相關含義有以下三個方面：（1）憲法是有關城邦組織和權限的法律，不同于普通法，包括有關公民資格、公民權利與義務、城邦議事機構、行政機構和法庭的選任、權限、責任等內容。類似于當今的組織法，源于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2）皇帝頒布的詔書、諭旨、敕令。以此區別于市民會議制定的普通法規，源于古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學總論》；（3）是用來確認教會、封建主和行會勢力的特權以及他們與國王等相互關系的法律。源于中世紀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等。

在古代漢語中雖然很早就有“憲法”一詞，但是其含義卻很特別，既可以做動詞用，也可以做名詞用。作為動詞指頒布、宣布或公布實施法律，如在《中庸》中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等；作名詞使用，指一般的典章或制度，主要指刑法。如《國語·晉語》中的“賞善罰奸，國之憲法”，《管子·七法》中的“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韓非子·定法》中的“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等，表達的均是類似含義。此外還指法令的公布、法律的實施等。如《周禮·秋官·小司寇》中有“憲，刑禁”，《周禮·秋官小宰》中有“憲表懸之，若今新布法令也”，《唐韻·集韻·韻會》中有“懸法示人曰憲”等等。

在亞洲，日本是比較早引進憲法概念的。1873年，日本學者林正明在翻譯《美國憲法》、《英國憲法》時首次使用憲法一詞。明治15年伊藤博文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現代意義上的“憲法”。中文近現代意義的“憲法”由清末思想家鄭觀應從日文引入，鄭觀應在其所著《盛世危言》中要求清廷“立憲法”、“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

近現代意義的憲法概念，是在西方古代普通法律的意義上發展起來，即是在組織法的基礎上發展的。首先，憲法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就明確宣布：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列寧也曾指出：“憲法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由此看來，憲法與公民權利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其次，憲法是民主事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民主是“大多數人的統治”，民主事實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確認和保障，而憲法的目的就在于此。憲法與民主緊密相聯，民主主體的普遍化，或者說民主事實的普遍化是憲法得以產生的前提，基于憲法的根本地位和基本內容，因此可以說，憲法是民主事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一般法律形式所不具備的。其三，最主要的，是對權力的規范與制約，對國家體制的規定，對政府機構的職能、活動和政府與公民關系的調整以及規范國家管理的規定等。如美國憲法第一條規定立法權授予國會，并規定了國會的各種權力，第二條將行政權授予共和國總統，第三條規定司法權屬于最高法院以及國會隨時規定設置的下級法院，以及規定各州權力等。美國開國之初憲法雖然只有七條，但是對聯邦和州的公共權力做出了明確規定和限制，防止權力爛用和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財產。相反，某些國家的所謂“憲法”卻公開規定某個團體是“領導一切的”，賦予其絕對權力，這與憲政精神直接背離，雖有憲法之名，卻無憲政之實。

近代憲法的產生

近現代意義上的憲法，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產生與近代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密不可分。首先從經濟方面講，是發達的商品經濟奠定了其經濟基礎。歐洲中世紀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地被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所取代，而商品生產要求人們成為地位平等且具有獨立人格的、自由的權利主體，要求建立自由平等的競爭機制，反對等級特權，要求限制權力專橫與保障公民權利，以保障商品生產和交換的順利進行。自由、平等、權利等觀念，導致了民主制度的法律化，這就是憲法。

從政治條件方面講，發達的民主政治氛圍使得人們能夠以憲法的形式來“限制君權”“保障民權”，使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化、憲法化，借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并將這種以追求平等自由為目標的政治規定在法律中，這就是法治。

從思想文化方面講，民主的、大眾的、科學的文化是憲法產生的文化條件。在歐美十七世紀開始的以宗教改革和思想啟蒙為主的文化革命中，人們明白，民主與專制對立，大眾與貴族對立，科學與神秘主義對立等。為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英國的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和盧梭等人提出“天賦人權”、“人民主權”“三權分立”和“法治”等學說，反映了新興社會階層的利益和要求，成為反對封建專制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觀念上為憲法的產生打下的理論基礎。

憲政發祥地：英國

英國立憲歷史久遠，是不成文法的代表，它最先產生了議會政治，建立了代議制度，為后來許多國家所仿效，被人們稱譽為“憲政之母”。

英國憲政是在“光榮革命”過程中逐漸產生的（1628-1701年），其主要內容是：1628年科克勛爵等人向英國國王遞交《權利請愿書》，其中制定了某些英國人權利的法律；1679年《人身保護法》的制定者們以此制約英國政府的權力，并且保證有權利反對自己認罪以及“以懲罰對付犯罪”；英國革命者在1689年的《權利法案》中限制了英王的權力并獲得了言論自由和議會辯論的權利；隨后在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中進一步限制了國王的權力。

英國憲政具有非常鮮明的特征：一是妥協性，其表現是政治上、經濟上新興者占據優勢，但封建貴族的地位與某些財產仍得以保留，舊的制度外殼繼續存在如皇家形式；中世紀的法律和習慣繼續沿用，如1215年的《大憲章》等成為新憲法的組成部分，英王統治“萬世一統”不可變易，比如今天的英王家族生活支出仍是國庫的一項巨大開支，這反映了英國新興革命者的不徹底性，它是兩種勢力相妥協的產物。因此，封建王權及其所代表的制度外殼被保留下來。當然，從另一方面講，正是它的妥協性和包容性，才使得憲政能夠獲得大多數人的理解與支持；二是不成文性：英國憲法是在革命過程中逐漸產生的，是由一系列的憲法性文件積累而成的，形式上表現為不成文憲法，即英國憲法沒有統一的成文憲法典，而是由許多分散的、不同年代產生的憲法性文件、判例、慣例所構成。不具備某些國家所謂的根本法的形式特征；三是靈活性，英國憲法經過數百年的歷史發展，形成了不拘一格的憲法形式，具有保守性和不健全性的特點，因而可以靈活的變更并加以應用。英國憲法的這些特點有利于執政者解釋與有效利用，這種代議制的權力制衡能保持政局穩定和政權鞏固。

憲政典范：美國

美國憲法同英國憲法不同，它基本上屬于一步到位的憲法，是在獨立戰爭和協調內部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的，美國憲法是世界上首部成文憲法，也是人類社會的第一部成文憲法典。美國憲法以1776年的《獨立宣言》為先導，通過了《邦聯條例》，建立了國家聯盟，但由于松散而不適應發展的需要，因而有了立憲要求。開國英杰們于1787年5月召開立憲會議，制定了憲法，并于1789年3月生效。

美國聯邦憲法具有以下特征：①具有獨特的產生過程：為獨立而形成《獨立宣言》，同時具有反封建性質，為協調州際關系而產生，為適應對外關系才發展為《美國憲法》；②簡短：《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制定之初只有序言和七個正式條文所組成以及27個修正案；③原則性強，美國憲法確認的基本原則有四個：a人民主權和有限政府即代議制政府原則（現代國家標志是打破神權的束縛，人民主權是現代國家合法性的依據）；b權力分立和制衡原則；c聯邦與州分權原則；d文職人員控制軍隊原則，有人把這一原則概括為“突出根本制度原則”；④國會地位下降，總統權力強化：美國是總統制共和國的政體、總體既是國家之首，又是政府首腦，他不對國會負責而直接對選民負責，這使得國會不能直接干涉總統行使職權，因此在長期政治實踐中，總統的權力已大大超出了憲法給予的權限，可以說從代議民主制轉到了行政集權民主制。

美政制完善，憲法相對穩定，并且為解釋憲法留有余地，總統制所表現的權力分立，保證了社會的穩定與正常運轉。

憲政本質

近代以降，各國憲法雖然內容紛呈，但在理念上與西方近代意義的憲法應當是脈絡不斷的，而近代意義的憲法，其根本目的即在于限制政府的權力，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近代憲法的基本特性為：憲法是人民依其自由意志所制定；憲法內須有基本人權的規定；為保障人權，須有權力分立制，而不可將統治歸于一人或一個機關行使；在原則上應以成文憲法的形式規定其內容。概言之，近代憲法的實質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國家統治機構及其權限劃分，二是公民基本權利保障。而就這兩部分的相互關系而言，對于公民權利的有效保障有利于國家權力的正當行使，并且限制國家權力的初衷或基本出發點即在于保障公民權利，因而保障公民權利在憲法中居于核心的支配地位。

（1）對基本人權的保障

法國《人權宣言》所宣布的凡權利無保障的社會就沒有憲法，說明憲法具有權利保障書的特性。從歷史淵源來說，英國在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曾于1679年迫使議會通過了《人身保護法》以保障人身自由，1688年光榮革命勝利后通過的《權利法案》確認和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法國1789年革命勝利后即通過以《人權宣言》為序言的1791年憲法，進一步確認和保障公民的權利。不僅資本主義憲法如此，社會主義憲法也十分強調憲法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列寧深刻地說：“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1918年的《蘇俄憲法》，就將《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列為第一篇，可見社會主義憲法同樣具有權利保障書的性質。

關于公民權利保障的更深層次的認識是，應當處理好多數主義和弱勢主義之間的關系。傳統的公民權利理論從保護多數人的利益出發，認為民主就是多數決定，公民權利就是保證多數人(處于社會底層和中層的第三等級)能夠享有和少數人(國王與貴族)相當的權利，因此其關注的中心在于剝奪少數人的特權，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當然是憲法中公民權利保障的重要方面和必然階段，然而在民主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的現代社會，保護少數派尤其是易受歧視的弱勢群體，應當成為現代憲法與人權保障的主流，這種發展可以說是個體主義意識形態與集體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所造成的，或許可以將之稱為弱勢主義的人權保障觀。不難發現，在現代憲法當中，受到質疑的公共權力除了傳統的行政權力之外，代議機構的立法者成為新的被“懷疑”對象——因為代議機構的活動原則就是多數決定主義，他們常常傾向于追求那些反映多數派利益的決定。

（2）對國家權力的限制 國家統治機構的組織與權限劃分是憲法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憲法規定了主要國家機關的組織、職權、活動原則和方式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因此憲法實際上成為授予行使國家權力的根據；另一方面，由于憲法規定了國家機關行使權力的范圍、程序與方式，因此憲法同時也是對國家權力行使的限制。政治權力是國家實現社會的安全、秩序和正義必不可少的工具，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與政治權力對各種社會關系的調整與維護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由于權力本身又具有擴張性和侵略性，因此政治權力又常常被濫用，成為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重要根源。為了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近代啟蒙思想家極力鼓吹國家權力的分立，即將國家權力按照權能分配給不同職能部門并相互制約。最重要的分權理論是由洛克和孟德斯鳩提倡，經麥迪遜發展而來的“分權與制衡”學說，它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在立憲主義中，分權原則包括兩個層次上的權力分立，即職能性分權和地域性分權。

英國最早確立了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分立制度。17世紀40年代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1688年光榮革命確認了議會主權，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確認法官除兩院彈劾外不得免職，法官的獨立標志著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三權分立”在不同國家與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體現，不過相同的是，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成文憲法都規定了某種形式的職能性分權。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曾經總結了現代國家分權原則的含義：在三個國家機關當中，同一人不得成為一個以上的國家機關的成員，例如內閣成員不得同時兼任議會議員；政府的一個部門不得控制其他國家機關或干涉其工作，例如司法機關應當獨立于行政機關；某一政府機關不得行使其他政府部門的職權；不存在絕對的權力分立，分權的目的在于權力制約。實際上，西方的三權分立并非真正分離，經常存在權力部門對于同一權力的交叉行使。當然，主張分權并不一定是反對權力行使的交叉，有限政府思想的核心是對政府權力的有效控制，并以此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權力行使的一定程度的交叉無礙于此。

在分權原則與法治原則之下，立法機關權力有限的理念就相應產生了，因為民意代表所代表的民意是不完整的。從歷史上看，曾經出現過大量由民主產生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希特勒就是通過民主選舉當選為德國最高統帥的。因此，對于代議機關應當進行適當限制。從目前各國的實踐來看，立法機關的權力通常受以下幾方面的限制：其一，不得制定某些法律。如不得通過公民權利剝奪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其二，在中央和地方關系方面維護地方自治。其三，限制征稅權。除此之外，立憲主義者還力圖通過憲法的分權原則防止立法機關吞并其他部門；主張召開會議向人民呼吁、加強公眾的輿論監督等。在實行兩院制議會制的國家中，則通過兩院的分工達到制衡立法機關的目的。

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上陽書院

第五篇：病假條限制

給你說下假條的時間限制吧

1、急診假條一張最多管3天。需要急診章

2、普通門診假條一張最多管7天，需門診敲章。（這個一般醫生也不會開這么久的，一些膽大的醫生就敢）

3、主任門診假條一張最多14天，需門診和主任章。（這個很難）

4、病房大假，這個可以開很久，甚至3個月但需住院病歷，肯定不能造假，因為現在醫保和衛生局查的很緊，造假的話查出來，誰開的假條誰這輩子就徹底玩完了，醫師資格取消。照你這種說法，最好的辦法只有兩種，一種是找很熟的人給你開7天的門診假條，（前提條件是你家里人請假的單位肯定不會去查！這個很重要）。一次寫個14或30天，這樣一張一張的開，這也是作弊，風險大。我曾經給朋友開過3個月的假條，一兩周就要補一次假條，兩個月就開不下去了，太他媽心驚肉跳了。。

一種就是住院，也必須找很熟的人，隨便找大病住院，最好是內科，一次住一兩天這樣有病歷了就可以開長期假條，至于外科就別想了，骨折什么的根本偽造不了的，內科病也好裝，騙騙就過去了。這種辦法花費高些，但是風險低。

最后，至于精神病什么的別去，太餿主意了，我有同學是精神病院的，現在國家管的那邊更嚴，除非你人際關系很強，假住院能搞到長期假條，要不住進去就給你吃藥打針，還必須吃，別學著電視那樣吃了吐出來，這個絕對不可能的，好人進去出來都瘋。而且在精神病上鉆空子屬于犯法了，要知道精神病患者殺人不負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