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浙江農村村委會選舉情況調查報告

關于浙江金華農村村委會選舉情況調查報告

資源與環境學院 環境111班 楊笑笑 學號：1103070113

偉大的領導人鄧小平曾經說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所謂實踐出真知，沒有實踐的知識是死的，只有結合了親身實踐的認識才是鮮活的，有生命力的。無可否認，中國當代的大學生大部分從小就接受著應試教育，極少有機會參加親身實踐。而且，隨著程式化進程的發展，原來越多的人對農村的了解都是遠遠不夠的。在這一點上，即使是農村出生的孩子們也是相當匱乏了。2005年的中共五中全會上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綱要建議》，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浙江省金華市的許多農村都開展了深層次的新農村改造和建設。這些變化不僅僅體現在整齊劃一的洋房，干凈整潔的街道上，更體現著體現著民主的村名委員會選舉上。為此，我在暑假期間對金華市磐安縣仁川鎮柳坡村的小村子的這一現象進行了調查。

一、農村委員會的性質

很多人可能都不是很清楚村委會的性質，尤其是長居城市的人們。村委會的全稱即村民委員會，為中國大陸地區鄉（鎮）所轄的行政村的村民選舉產生的群眾性自治組織，其產生的依據為2010年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為了正確的執行適合浙江省農村村民委員會的規定，《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已于2012年3月31日經浙江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2次會議通過，現將修訂后的《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公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2。我就該村會計楊瓊玖進行了采訪，他對村委會的認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最基層單位”3。盡管他的說法可能不完全正確，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委員會在農村，農民及農村基層干部心中的地位和對政府的信任。

二、該村村委會的現狀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修訂資料來源于浙江人大網WWW.jird.gov.c《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76號公告）3 其實是群眾性自治組織

在柳坡村村民的支持信任，村干部的負責領導下，該村的村委會一直遵循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村名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一絲不茍的履行著自己的職責，時刻牢記為人民服務。因此，每位村民都對三年一屆的村委會換屆選舉給予了高度重視。三年一度的換屆選舉一半在冬季舉行，村民們通過三年的工作和生活，去體會一屆村委會的工作好壞，然后為下一屆的換屆選舉做準備。有意愿參選的村民可以用正當的，適當的行動進行拉票，村民通過平日里形成的對其印象的好壞可以自由地進行投票。達到18周歲擁有相應民事權利的本村村民，不論男女老幼，都公平的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然而，農村青年大多需要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者也是大有人在，那么，這一部分人的合法權益又怎么保證呢？該村的會計又一次給出了答案。在外人員，不能按時回家參加村委會換屆選舉的，須對其他具有該項權利的人進行委托。受委托人須持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證復印件，委托書到村會計處登記并要求張榜公布。受委托人代票不得超過3人。選舉過程中，秉承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進行不記名投票選出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共五人。換屆選舉是需要進行全體登記，并應在選舉結束后20天內張榜公布。由此可以看出，該村的村民委員會選舉進行的還是非常好的。不記名投票和張榜公布，以及到村會計處登記，這些手段，無疑很好地保證了每一個村民的選舉權，并能讓他們在最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選出自己心目中的好的基層領導者。也應為這樣，農民們更加有動力，在日常生活中也將會更加努力工作。

一個好的村名委員會能給予村民很大的幫助，給農村一個好的健康風貌。為了擁有一個良好的村委會，選舉過程中被選舉人不得使用恐嚇或使用金錢及其他物質收買選民，否則，一經查出，將被取消資格。很遺憾的是，盡管有了這樣的規則制度，以上情況還是偶有發生，雖然并不常見，但是確實也存在一些收買低保村民選票的行為。更嚴重的情況是，該村的村民可以被劃分為好幾代的不同本家，即村民之間也可以分為好幾股不同的勢力。雖然大家都是同一姓氏，但是不同的本家由于近代歷史上的祖宗不相同，因此也存在親疏之分。各個家族的人口有所不同，導致了選票數的不公。各大本家平日里都和平相處，互相幫助，但是到了選舉之類有關自身利益的事情上，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家族，親疏關系的影響，同一家族的村民會顯得相對的所謂“團結”，而這及就會導致對被選舉人的不公平。加上一些人對權力，名聲的追求，就可能會產生不和諧且不合規定的“拉票”行為。據了解，基本上各個農村都存在“本家”這一說法，同一本家的村民之間雖然并不見得在血緣上有多親近，但是往往會有一種“自己人”的感覺，從而有了認為的劃分。但是，不記名投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個別村委會成員沒有足夠重視以全體村民的利益為重，反而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也沒有很好的做到與村黨支部保持一致。這無疑是今后換屆選舉需要考慮的重要因

素。

三、該村村民對村委會及其選舉的評價

隨機走訪了幾位相熟的村民，大家都貌似隨意，實則認真的告訴了我他們對該村村委會的看法。村民們多數只有相當有限的文化知識水平，遇到事情也會有茫然無措的時候，這個時候，去向村委會的成員們尋求幫助，他們總是會盡自己所能的幫忙開證明，打電話，講步驟，真的幫著解決了很多事情。這些淳樸的話里已是他們最真實的表達。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更加把村委會選舉當做自己的大事來做。

通過這次的調查，使得農村出生的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走進了農村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也更接近了農民和農村干部。雖然只對一個村進行了調查，但是，據了解，當地的其他村莊也都是大同小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以上就是我的調查結論。在此，感謝給予我調查期間幫助的會計，村干部以及村民。我自己也在這次調查中受益匪淺，跟看著自己長大的村民交流，也讓我興奮激動。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說過“手腦雙全，是創造教育的目的。中國教育革命的對策是使手腦聯盟。”我想，通過這次實踐，我對此有了新的認識。大學的意義，與中學小學時代的不同也在此展現，我想，這也許就是大學的魅力所在吧。

第二篇：農村村委會選舉調查報告

農村村委會選舉調查報告

一、***地處**東南沿海，是全國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是全國首批13個農村改革式樣區之一。***不屬于我國法律上的大城市概念，但知名度遠遠超過一般的大城市；***創造了***發展模式的奇跡，從1978年到1997年，***全市國民生產總值有13.31億元增加到605億元，工業總產值由11.12億元增到1246億元，財政收入由1.35億元增到38.7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13.5元增加到3700元，上述短短的二十年內，幾項主要的經濟指標均翻了5至6番，其速度等于亞洲四小龍的35年，等于西方國家的100年。***人的足跡更是遍及于全中國，到處都有***城，***村，***街。***發展模式實質上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壯大，它的發展方向預示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本論文選擇***作為考察中國農村選舉的一個窗口，固然是由于我本人自幼長在***農村，對它有著身會體受的認識和更深刻的經驗；另一方面，是由于***的市場經濟尤其發達，按照傳統的權威理論，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但這種聯系密切到何種程度，這兩者到底是種什么樣的關系，我以為卻很少有人從理論上加以徹底地論述，本論文試圖在這方面的理論研究提供一些基本的素材。

本論文是在1998至2001年我多次深入***農村基層的基礎上寫成。

二

任何社會進步都是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原來的方法解決不了，而采取了另一種解決方法所形成。我國農村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就是這樣。我國農村的選舉是與農村中的社會矛盾問題深刻糾纏在一起的。這其中有一個矛盾，我認為是村干部與村民的矛盾。這個矛盾非常深刻，說得形象點，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我在火車上聽到的，沒有一個老百姓不痛罵當官者貪污受賄的。村民們談起村干部，沒有一個不痛罵村干部隨意賣地，揮霍村里公款的。

村民與村干部的矛盾之所以激化，是因為村里有許多公共資源，如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村辦企業，鄉統籌村提留，宅基地指標，計劃生育指標的落實，水電費的收繳，救濟物的發放等等，這些公共資源雖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由于村里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而任由村村干部隨意支配，集體所有的土地最后變成村干部幾個人的土地，村辦企業變成村干部幾個兒的合伙企業。在貧困的村，大家都不愿意當村長，在富裕的村，大家都搶著去當村干部，在這些村里，當村長遠遠超過去辦一個***中小型企業所得的好處。

這是我在***收集到的一張大字報：

給楊府山涂村干部的公開信

中國共產黨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正確領導下，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政策的英明指引下，改革開發的號角聲回蕩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國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們楊府山涂村還沉睡在黑夜之中，何時能醒。

村民們被你們（村干部）逼得走投無路，為了生存，只好含淚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偷渡越境。村民從1982年開始，人口逐年下降至今，你們對計劃生育耳聞目睹，置之不理，給外地那些計劃外生育人員創造了良好的“穴”。他們拼命流入我村，給本村的社會治安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村民自投資金，建立了上下兩個治安聯防隊，才使村民的生活得以安寧。

只要略有知覺的村民就可以知道，在1991年，本村有一部分人要按裝電話，你們不但沒有支持，反而從中得利，幸虧有共產黨撐腰才沒有使你們得逞，然后把錢退到按裝戶手中。村江邊路的中心大道，至今不陰不陽，使這么多的良田拋荒了多少年，給村民造成了多大的損失，你們是怎樣想的？本村上輩父老用幾十年的心血，他們不管日烈噴陽、還是嚴寒冰雪，在甌江南側圍墾了近七百母的土地，并載上了經濟收入客觀的果樹，為下一代留下了寶貴的財富，而你們置村民于不顧，把累累的果樹一砍而光，又給村民造成如此巨大的損失。然后，又在這塊土地上該起了一幢幢廠房，這么多的土地與廠房，不管是租也好或出售也好，但把所得收入總能為村民辦點好事，但是，本村這么多的公益，哪一件是用這筆錢？村上的涼亭、路燈都是用村民的血汗錢，自來水安裝也是村民自己掏腰包，人們的心在滴血，這次安裝照明電又要叫村民集資，你們要三思而行，為村民想一想，身為村干部于心何忍，為何對善良的人們進行如此的敲骨吸髓，搞得村民們白日無歡顏，夜半淚沾巾。

望你們盡快向瑞安、永嘉的兄弟村學習，把本村的具體收入開支、你們的工資明細地公布于眾，難道村里真的沒有錢嗎？請問你們為何在辦公樓上裝上了這么多的空調，就連省政府、市機關也比不上你們的辦公場所；你們家中裝璜得如此豪華，生活得如此侈奢；手持“公機”能否下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你們有沒有照辦？這一切的開支你們是怎么講的。長此以往，村將不村了。

黨中央、國務院把幾代人夢寐以求的長江三峽已經在建設之中，省政府建設了象杭踴高速公路的工程不計其數，市領導在甌江上已架起兩道彩虹，把***規劃的如此壯觀，他們為子孫后代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而你們到底為村民

們做了點什么？望你們懸崖勒馬，回頭是岸。為村民做點好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楊府山涂村的呼吁與心聲

這樣的大字報實際上深刻地反映出農村矛盾。當然這樣的大字報并不多見，因為農村是一個熟人的社會，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貿然出去狀告村干部的，一旦證據不足，弄不好在村里落下了一些笑話，說他不自量力，多管閑事，反正貪污侵占的財產也不是一個人的私有財產的，你告贏了，也不歸你，何苦呢？

農民是一個極其松散的階級，很多人都是對告狀村干部持觀望態度，告贏了，大家也出點力，會幫你一把，告輸了，大家一哄而走，作鳥散狀。還有一個原因，主要是村里缺乏一個打頭的人物，這個打頭人，即是造反派的頭頭，但他既需要懂法律知識，又不怕得罪鄉村干部，這樣的人在農村很少。但是我發現，在個別的地方，有些村民自動組織起來，出錢出力，聘請律師，狀告鄉村干部。這樣的打頭人物是很不好當的，會遭受許多壓力，甚至可能遭受當官的打擊報復。不過，選舉村民委員會時，這種人在村里威信比較高，當選為村長的可能性很大。

這樣的大字報反映了農村里的基本矛盾，農村里的選舉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從法律上看，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從歷史和事實上看，村民委員會是從最初的村人民政府，后來是從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生產大隊演變而來，實質上具有強烈的國家權力色彩。村民委員會的性質是基層自治組織，其功能應當相當于學校里的學生會等團體，僅僅是一種自我服務和自我管理的組織，村委會成員從法律上看，仍然是農民身份，不脫產，不占國家編制名額，但實際上在農村實行干部制度，村干部身處于農村中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中，支配著農村中大大小小的各種社會資源，與農民有著更直接的利害關系，即所謂村官也。所以，有上級政權任命村干部，等于將農民切身利益交給了上級政權來支配。后來，村民委員會干部改由選舉產生，但剛開始的時候，不是等額選舉就是間接選舉，不具有選舉的實質性內容。

在中國歷史上，平民與官僚的斗爭一直持續不斷，此起彼伏，我們看古裝戲劇，看古典小說，說到底，無非就是無權者與有權者的斗爭，或者就是代表無權者利益的清官與代表有權者利益的貪官的斗爭。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都跳不出這個規律。平民與官僚的斗爭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采用直接對抗的方式，平民憑借自身的力量與官僚發生面對面的暴力沖突，所以古代有以武犯禁，除暴安良的俠之大者的形象出現，使當權者不敢利用手中的權力隨意非為，最嚴重的便是中國農民聚眾起義，自立山頭，推翻皇朝。另一種方式是利用現行的法律體系，老百姓到上級去狀告下級，到中央去狀告地方的貪官污吏，用現代法律術語來說，即上訪申訴制度。這種制度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這種上訪申訴的方式往往導致老百姓幻想有朝一日終于出現清天大老爺給他們作主。

但這兩種方式，無論是直接的暴力沖突，還是青天大老爺的思想，均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平民與官僚的斗爭本身。現代社會發明了選舉這種方式，與其讓少數的官僚支配平民，還不如讓占多數的平民支配少數的官僚。

三．

但光靠民主選舉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民主只有與監督體制結合在一起，才能顯示出其力量來。在現在的***農村，雖然已經采用了現代民主的選舉制度，但對村干部還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督力量。因此許多村民對這種沒有監督機制的民主很不以為然，說：“我們剛剛養肥一個村長，又選上一個新的，又得給他吃很多東西。”

我認為，對村干部的監督機制主要有以下幾種，健全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實行村務公開制度，另一種便是罷免權，既然有權選舉產生村干部，當然有權罷免他。對村民來說，民主就在身邊，自己投票選舉出來的村干部如果濫用生中的權力，沒有比這更難過了。民主可以讓農民對自己的當家人有比較，有鑒別，選錯了人，可以罷免之，這是民主選舉的必然內容。

但這里有一個法律問題，村民組織法規定：“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議，應當召集村民會議”，“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聯名，可以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村民委員會應當在接到罷免要求之日起一個月內召集村民會議投票表決”。法律的規定是由村民委員會召集一個大會，讓它來罷免自己，顯然缺乏現實性，在這種情況下，法律關于罷免權的規定就會落空。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規定：“村民委員會在接到罷免要求之日起一個月內不召集村民會議投票表決的，鄉鎮人民政府應當及時幫助村民會議投票表決”。但實際上，在這個穩定壓到一切的年代里，鄉鎮人民政府也不愿意這樣做，害怕自己轄區內出現不穩定，因為農民做事往往都是一哄而起的態度，這村罷免了，其余村就會跟上，出現罷免連鎖反應。

農民只好自行召集村民會議，罷免村干部，下面即是一例。

關于依法罷免寮東村村民主任ＸＸＸ的規定

寮東村村民主任ＸＸＸ于96年當選，在二年多任職期間，不依法辦事，沒有依法經營管理村級集體資產，違反法律規定，利用職權侵占農民合法權益，使集體資產大量流失，財務管理失控，各項事業停滯發展，嚴重脫離群眾關系，村民對此意見很大。

現據《甌海區農村合作經濟審計總站》關于對寮東村的財務審計報告，顯示財務管理極度混亂，會計結帳極不規范，支出憑證白土子占85%以上，極難認定其真實，出納管錢亂支付，自制、自批、自領現象十分嚴重，白條子抵庫的暫支及應收款高達405509.92元，收支項目亂竄，有意搞亂核栓，虛增收益分配。

亂開支、鋪張浪費十分嚴重，從93年至96年，共吃喝支出額高達441608.50元，占總收入24.5%（即四分之一）干部補貼名目繁多，隨意將集體資金以各種名義侵占為既有，違反規定私自購買摩托車，手機、傳呼機，并有意不入正式發票入帳，自制白條子或復映件入帳，干部假公濟私，以權謀私，利用職權用集體資金為家屬保險，嚴重違反財務紀律，并非法侵占他人應領款項，計6543.50元占為己有，有帳無物,虛增固定資產，帳物等值不符,蒙騙群眾。

縱觀整個財務審計結果報告，寮東村財務帳目是一本亂糊涂帳,村委會成員互相串通,結黨營私，是一伙侵蝕集體資產的“蛀蟲”,嚴重違反《民法通則》第71條、第74條規定。并膽大妄為，將國家下達給村民建房宅基地指標，非法向社會高價出售，嚴重違反《土地管理法》第2條與第47條，以及《刑法》228條、342條，幸有村民發現及時制止，才避免發生嚴重違法的犯罪行為。群眾對此憤怒至極,公憤難平，嚴重損壞黨群關系，群眾忍耐已至極限，大有一觸即發之危。

今寮東村全體村民依照法律賦予的民主權力，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與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及浙江省民政廳浙民基字（1997）188號通知第15條、第16條規定依法行使民主權力，罷免村民主任ＸＸＸ職務，并暫停其他村委成員工作，具體決議如下：

一、村民主任泮洪聰從1998年9月21日起停止行使村民主任權力,停止一切村務工作活動，即日起所作一切村務工作對外民事行為均屬無效非法行為。

二、村財務即刻停止往來，一切內外財務往來均屬非法經濟往來行為。帳目暫時封存，有待接管。

三、其他村委會成員，暫停村務工作，一切村務活動均屬非法行為。

四、由村民小組長、村民代表及群眾代表組成改選委員會。

五、對新村民主任候選人作嚴格要求，在本村18周歲以上村民中挑選，要求如下：

1、必須是黨團員（維護黨的領導）。

2、年齡35歲以下（年輕化）。

3、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以文憑為準、知識化）。

4、有5年以上社會工作經驗（實踐化），經依法提名，參加選舉。

上述決議，經全體村民大會通過，因受會場限制，按當時選舉方式，逐組、逐戶征求意見，經全體村民50%以上簽字通過，即產生法律效力。

上述決議，依法呈報梧蜒鎮人民政府、甌海區民政局，望二單位抓緊協商委派人員協助寮東村村民委員會改選工作。

現在全體村民群情激憤，大有一觸即發之態，以免發生類似“三烊8.9”特大惡性事件發生。請梧蜒鎮人民政府、甌海區民政局，依法履行法定管轄權力，否則即視為行政不作為。

附:適用法律依據

呈:梧蜒鎮人民政府甌海區民政局

對于這樣一種罷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鄉鎮人民政府認為,村民聯名罷免村委會主任的決議，只能算一個要求，不具備法律效力。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在討論村委會主任撤職、罷免時,要由鄉鎮人民政府主持。由于鄉鎮政權不認可，農民自行召集村民會議罷免村干部，只能是罷而不免，在農民，村干部和鄉鎮政權三方博奕的過程中，農民只能與上級政權配合，才能取得主動權。

所以，在民主發展的初期，由于監督機制的不健全，民主選舉處于尷尬的境地：我想，一方面，民主的選舉確實能帶來民主的希望和信心；另一方面，這希望又不會徹底實現，民主在發展初期，又擔負著惡名。沒有監督機制的選舉，其社會效果淪落為民主的反面。因為在村民選舉的運作中，每屆當選只有三年的任期時間，三年后，當選者從村干部的位置上跌落下來，所以這短短的三年，會刺激產生政治上的短期獲利行為。這種行為將政策看成是商業上的一種生意，有投資是將政治看成有利潤，這肯定會滋生出政治的腐敗。

農民是最需要行政權保護的階級，現在給他們以權力，讓他們來做主，支配和對抗一定意義上的行政權，因為以前老是跪在他人腳下，現在一下子站起來，就可能直不起腰來。市場經濟本身就以短期獲利行為作為運作的杠桿，在市場經濟尤其發達的***，尤著重短期的實際利益，因為短期社會行為往往帶有一定的社會情緒，在情緒的支配下，村民的選舉更容易產生短期行為。

四．

現在村民對村委會選舉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在選舉中的拉票行為，尤其是賄選，大家覺得這敗壞了社會的風氣，把一些不好的人給選上去了，與其這樣搞賄選，還不如不搞，直接由上級任命算了。在***，這個問題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嚴重，因為***人有錢，比其他地方的候選人所花下的成本就大。候選人給每個選民發香煙，主要是發阿詩瑪或中華煙，選舉前或選舉后都有煙分，有些地方擺酒席，請大家來吃飯，也有直接發錢的，一張選票給五十塊錢，有些候選人花好幾萬塊錢也有當選不上的。但當選上了，我想，他肯定要撈回去，因為他把選舉看成是做生意，他既然已經付出了這么多成本了，他就得賺回來，否則他圖個啥？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搞賄選的，主要是爭奪當村長，在有些農村里，村民委員會成員有些長期在外，無法履行責任，大家也不在乎。每次選舉的時候，婦委主任、會計等一般不變，只是村長爭奪得非常厲害。有位村民向我反映說，現在賄選和拉票的經驗變得越來越豐富，國家的法律雖然有些細化，但實施的力度

果農民對民主的操作技術不夠熟練，就應該讓他們來大膽練習，我在實踐中發現農民對民主的渴望卻是這些悲觀論者所難望其項背的。

這種觀點將選舉的種種問題推到農民的素質問題上，而忘了對現行體制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村民自治在中國農村的展開，在我看來，不僅僅是一個選舉的問題，而是選舉后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在村委會選舉中，還有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那就是村長與村支書，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關系。村長是村民直接選舉產生的，但比村長權力更大的村支書卻是上級任命的，這使得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打了個大折扣。在以前的任命制下，不存在著這個問題，而現在搞選舉，直接選舉出來的村長往往不是黨員，因而老跟村支書爭權力，“你是村支書，但我不是黨員，你憑什么來管我？”“你管支部，我管村務，我們互不干涉，”因而，基層干部覺得農村的工作越來越難做了。

村里有很多事由村支書拍板決定，但從法律上看，村委會主任是村委會的法定代表人，是一村之長。但村民組織法沒有規定村長有哪些權力，而且在村委會組織法中，沒有村長這個術語，而只是村委會主任這個術語，這說明在農村并不實行村長負責制，實行的而是村委會負責制，是整個村委會向村民會議負責的制度。法律也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所以在實踐中，村支書可以不理睬村長，另行安排其他村委會成員開會，從而架空了村長的權力。村長如果與村支書有矛盾，與鎮長有沖撞，人家雖無權撤換，但不會重用你了。

有些鎮里干部反映說，現在選舉出來的有些村長，政治素質太低，根本不懂得村民自治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才能自治這個基本原則，但問題恐怕不能這樣講，在現行的體制下，村長與村支書的矛盾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矛盾。

第三篇：農村村委會選舉調查報告[最終版]

農村村委會選舉調查報告

一、***地處**東南沿海，是全國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是全國首批13個農村改革式樣區之一。***不屬于我國法律上的大城市概念，但知名度遠遠超過一般的大城市；***創造了***發展模式的奇跡，從1978年到1997年，***全市國民生產總值有13.31億元增加到605億

元，工業總產值由11.12億元增到1246億元，財政收入由1.35億元增到38.7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13.5元增加到3700元，上述短短的二十年內，幾項主要的經濟指標均翻了5至6番，其速度等于亞洲四小龍的35年，等于西方國家的100年。***人的足跡更是遍及于全中國，到處都有***城，***村，***街。***發展模式實質上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壯大，它的發展方向預示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本論文選擇***作為考察中國農村選舉的一個窗口，固然是由于我本人自幼長在***農村，對它有著身會體受的認識和更深刻的經驗；另一方面，是由于***的市場經濟尤其發達，按照傳統的權威理論，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但這種聯系密切到何種程度，這兩者到底是種什么樣的關系，我以為卻很少有人從理論上加以徹底地論述，本論文試圖在這方面的理論研究提供一些基本的素材。

本論文是在1998至2001年我多次深入***農村基層的基礎上寫成。

二

任何社會進步都是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原來的方法解決不了，而采取了另一種解決方法所形成。我國農村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就是這樣。我國農村的選舉是與農村中的社會矛盾問題深刻糾纏在一起的。這其中有一個矛盾，我認為是村干部與村民的矛盾。這個矛盾非常深刻，說得形象點，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我在火車上聽到的，沒有一個老百姓不痛罵當官者貪污受賄的。村民們談起村干部，沒有一個不痛罵村干部隨意賣地，揮霍村里公款的。

村民與村干部的矛盾之所以激化，是因為村里有許多公共資源，如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村辦企業，鄉統籌村提留，宅基地指標，計劃生育指標的落實，水電費的收繳，救濟物的發放等等，這些公共資源雖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由于村里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而任由村村干部隨意支配，集體所有的土地最后變成村干部幾個人的土地，村辦企業變成村干部幾個兒的合伙企業。在貧困的村，大家都不愿意當村長，在富裕的村，大家都搶著去當村干部，在這些村里，當村長遠遠超過去辦一個***中小型企業所得的好處。

這是我在***收集到的一張大字報：

給楊府山涂村干部的公開信

中國共產黨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正確領導下，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政策的英明指引下，改革開發的號角聲回蕩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國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們楊府山涂村還沉睡在黑夜之中，何時能醒。

村民們被你們（村干部）逼得走投無路，為了生存，只好含淚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偷渡越境。村民從1982年開始，人口逐年下降至今，你們對計劃生育耳聞目睹，置之不理，給外地那些計劃外生育人員創造了良好的“穴”。他們拼命流入我村，給本村的社會治安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村民自投資金，建立了上下兩個治安聯防隊，才使村民的生活得以安寧。

只要略有知覺的村民就可以知道，在1991年，本村有一部分人要按裝電話，你們不但沒有支持，反而從中得利，幸虧有共產黨撐腰才沒有使你們得逞，然后把錢退到按裝戶手中。村江邊路的中心大道，至今不陰不陽，使這么多的良田拋荒了多少年，給村民造成了多大的損失，你們是怎樣想的？本村上輩父老用幾十年的心血，他們不管日烈噴陽、還是嚴寒冰雪，在甌江南側圍墾了近七百母的土地，并載上了經濟收入客觀的果樹，為下一代留下了寶貴的財富，而你們置村民于不顧，把累累的果樹一砍而光，又給村民造成如此巨大的損失。然后，又在這塊土地上該起了一幢幢廠房，這么多的土地與廠房，不管是租也好或出售也好，但把所得收入總能為村民辦點好事，但是，本村這么多的公益，哪一件是用這筆錢？村上的涼亭、路燈都是用村民的血汗錢，自來水安裝也是村民自己掏腰包，人們的心在滴血，這次安裝照明電又要叫村民集資，你們要三思而行，為村民想一想，身為村干部于心何忍，為何對善良的人們進行如此的敲骨吸髓，搞得村民們白日無歡顏，夜半淚沾巾。

望你們盡快向瑞安、永嘉的兄弟村學習，把本村的具體收入開支、你們的工資明細地公布于眾，難道村里真的沒有錢嗎？請問你們為何在辦公樓上裝上了這么多的空調，就連省政府、市機關也比不上你們的辦公場所；你們家中裝璜得如此豪華，生活得如此侈奢；手持“公機”能否下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你們有沒有照辦？這一切的開支你們是怎么講的。長此以往，村將不

村了。

黨中央、國務院把幾代人夢寐以求的長江三峽已經在建設之中，省政府建設了象杭踴高速公路的工程不計其數，市領導在甌江上已架起兩道彩虹，把***規劃的如此壯觀，他們為子孫后代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而你們到底為村民們做了點什么？望你們懸崖勒馬，回頭是岸。為村民做點好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楊府山涂村的呼吁與

心聲

這樣的大字報實際上深刻地反映出農村矛盾。當然這樣的大字報并不多見，因為農村是一個熟人的社會，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貿然出去狀告村干部的，一旦證據不足，弄不好在村里落下了一些笑話，說他不自量力，多管閑事，反正貪污侵占的財產也不是一個人的私有財產的，你告贏了，也不歸你，何苦呢？

農民是一個極其松散的階級，很多人都是對告狀村干部持觀望態度，告贏了，大家也出點力，會幫你一把，告輸了，大家一哄而走，作鳥散狀。還有一個原因，主要是村里缺乏一個打頭的人物，這個打頭人，即是造反派的頭頭，但他既需要懂法律知識，又不怕得罪鄉村干部，這樣的人在農村很少。但是我發現，在個別的地方，有些村民自動組織起來，出錢出力，聘請律師，狀告鄉村干部。這樣的打頭人物是很不好當的，會遭受許多壓力，甚至可能遭受當官的打擊報復。不過，選舉村民委員會時，這種人在村里威信比較高，當選為村長的可能性很大。

這樣的大字報反映了農村里的基本矛盾，農村里的選舉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從法律上看，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從歷史和事實上看，村民委員會是從最初的村人民政府，后來是從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生產大隊演變而來，實質上具有強烈的國家權力色彩。村民委員會的性質是基層自治組織，其功能應當相當于學校里的學生會等團體，僅僅是一種自我服務和自我管理的組織，村委會成員從法律上看，仍然是農民身份，不脫產，不占國家編制名額，但實際上在農村實行干部制度，村干部身處于農村中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中，支配著農村中大大小小的各種社會資源，與農民有著更直接的利害關系，即所謂村官也。所以，有上級政權任命村干部，等于將農民切身利益交給了上級政權來支配。后來，村民委員會干部改由選舉產生，但剛開始的時候，不是等額選舉就是間接選舉，不具有選舉的實質性內容。

在中國歷史上，平民與官僚的斗爭一直持續不斷，此起彼伏，我們看古裝戲劇，看古典小說，說到底，無非就是無權者與有權者的斗爭，或者就是代表無權者利益的清官與代表有權者利益的貪官的斗爭。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都跳不出這個規律。平民與官僚的斗爭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采用直接對抗的方式，平民憑借自身的力量與官僚發生面對面的暴力沖突，所以古代有以武犯禁，除暴安良的俠之大者的形象出現，使當權者不敢利用手中的權力隨意非為，最嚴重的便是中國農民聚眾起義，自立山頭，推翻皇朝。另一種方式是利用現行的法律體系，老百姓到上級去狀告下級，到中央去狀告地方的貪官污吏，用現代法律術語來說，即上訪申訴制度。這種制度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這種上訪申訴的方式往往導致老百姓幻想有朝一日終于出現清天大老爺給他們作主。

但這兩種方式，無論是直接的暴力沖突，還是青天大老爺的思想，均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平民與官僚的斗爭本身。現代社會發明了選舉這種方式，與其讓少數的官僚支配平民，還不如讓占多數的平民支配少數的官僚。

三．

但光靠民主選舉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民主只有與監督體制結合在一起，才能顯示出其力量來。在現在的***農村，雖然已經采用了現代民主的選舉制度，但對村干部還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督力量。因此許多村民對這種沒有監督機制的民主很不以為然，說：“我們剛剛養肥一個村長，又選上一個新的，又得給他吃很多東西。”

我認為，對村干部的監督機制主要有以下幾種，健全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實行村務公開制度，另一種便是罷免權，既然有權選舉產生村干部，當然有權罷免他。對村民來說，民主就在身邊，自己投票選舉出來的村干部如果濫用生中的權力，沒有比這更難過了。民主可以讓農民對自己的當家人有比較，有鑒別，選錯了人，可以罷免之，這是民主選舉的必然內容。

但這里有一個法律問題，村民組織法規定：“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議，應當召集村民會議”，“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聯名，可以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村民委員會應當在接到罷免要求之日起一個月內召集村民會議投票表決”。法律的規定是由村民委員會召集一個大會，讓它來罷免自己，顯然缺乏現實性，在這種情況下，法律關于罷免權的規定就會落空。浙江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規定：“村民委員會在接到罷免要求之日起一個月內不召集村民會議投票表決的，鄉鎮人民政府應當及時幫助村民會議投票表決”。但實際上，在這個穩定壓到一切的年代里，鄉鎮人民政府也不愿意這樣做，害怕自己轄區內出現不穩定，因為農民做事往往都是一哄而起的態度，這村罷免了，其余村就會跟上，出現罷免連鎖反應。

農民只好自行召集村民會議，罷免村干部，下面即是一例。

關于依法罷免寮東村村民主任ＸＸＸ的規定

寮東村村民主任ＸＸＸ于96年當選，在二年多任職期間，不依法辦事，沒有依法經營管理村級集體資產，違反法律規定，利用職權侵占農民合法權益，使集體資產大量流失，財務管理失控，各項事業停滯發展，嚴重脫離群眾關系，村民對此意見很大。

現據《甌海區農村合作經濟審計總站》關于對寮東村的財務審計報告，顯示財務管理極度混亂，會計結帳極不規范，支出憑證白土子占85以上，極難認定其真實，出納管錢亂支付，自制、自批、自領現象十分嚴重，白條子抵庫的暫支及應收款高達405509.92元，收支項目亂竄，有意搞亂核栓，虛增收益分配。

亂開支、鋪張浪費十分嚴重，從93年至96年，共吃喝支出額高達441608.50元，占總收入24.5（即四分之一）干部補貼名目繁多，隨意將集體資金以各種名義侵占為既有，違反規定私自購買摩托車，手機、傳呼機，并有意不入正式發票入帳，自制白條子或復映件入帳，干部假公濟私，以權謀私，利用職權用集體資金為家屬保險，嚴重違反財務紀律，并非法侵占他人應領款項，計6543.50元占為己有，有帳無物,虛增固定資產，帳物等值不符,蒙騙群眾。

縱觀整個財務審計結果報告，寮東村財務帳目是一本亂糊涂帳,村委會成員互相串通,結黨營私，是一伙侵蝕集體資產的“蛀蟲”,嚴重違反《民法通則》第71條、第74條規定。并膽大妄為，將國家下達給村民建房宅基地指標，非法向社會高價出售，嚴重違反《土地管理法》第2條與第47條，以及《刑法》228條、342條，幸有村民發現及時制止，才避免發生嚴重違法的犯罪行為。群眾對此憤怒至極,公憤難平，嚴重損壞黨群關系，群眾忍耐已至極限，大有一觸即發之危。

今寮東村全體村民依照法律賦予的民主權力，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與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及浙江省民政廳浙民基字（1997）188號通知第15條、第16條規定依法行使民主權力，罷免村民主任ＸＸＸ職務，并暫停其他村委成員工作，具體決議如下：

一、村民主任泮洪聰從1998年9月21日起停止行使村民主任權力,停止一切村務工作活動，即日起所作一切村務工作對外民事行為均屬無效非法行為。

二、村財務即刻停止往來，一切內外財務往來均屬非法經濟往來行為。帳目暫時封存，有待接管。

三、其他村委會成員，暫停村務工作，一切村務活動均屬非法行為。

四、由村民小組長、村民代表及群眾代表組成改選委員會。

五、對新村民主任候選人作嚴格要求，在本村18周歲以上村民中挑選，要求如下：

1、必須是黨團員（維護黨的領導）。

2、年齡35歲以下（年輕化）。

3、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以文憑為準、知識化）。

4、有5年以上社會工作經驗（實踐化），經依法提名，參加選舉。

上述決議，經全體村民大會通過，因受會場限制，按當時選舉方式，逐組、逐戶征求意見，經全體村民50以上簽字通過，即產生法律效力。

上述決議，依法呈報梧蜒鎮人民政府、甌海區民政局，望二單位抓緊協商委派人員協助寮東村村民委員會改選工作。

現在全體村民群情激憤，大有一觸即發之態，以免發生類似“三烊8.9”特大惡性事件發生。請梧蜒鎮人民政府、甌海區民政局，依法履行法定管轄權力，否則即視為行政不作為。

附:適用法律依據

呈:梧蜒鎮人民政府甌海區民政局

對于這樣一種罷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鄉鎮人民政府認為,村民聯名罷免村委會主任的決議，只能算一個要求，不具備法律效力。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在討論村委會主任撤職、罷免時,要由鄉鎮人民政府主持。由于鄉鎮政權不認可，農民自行召集村民會議罷免村干部，只能是罷而不免，在農民，村干部和鄉鎮政權三方博奕的過程中，農民只能與上級政權配合，才能取得主動權。

所以，在民主發展的初期，由于監督機制的不健全，民主選舉處于尷尬的境地：我想，一方面，民主的選舉確實能帶來民主的希望和信心；另一方面，這希望又不會徹底實現，民主在發展初期，又擔負著惡名。沒有監督機制的選舉，其社會效果淪落為民主的反面。因為在村民選舉的運作中，每屆當選只有三年的任期時間，三年后，當選者從村干部的位置上跌落下來，所以這短短的三年，會刺激產生政治上的短期獲利行為。這種行為將政策看成是商業上的一種生意，有投資是將政治看成有利潤，這肯定會滋生出政治的腐敗。

農民是最需要行政權保護的階級，現在給他們以權力，讓他們來做主，支配和對抗一定意義上的行政權，因為以前老是跪在他人腳下，現在一下子站起來，就可能直不起腰來。市場經濟本身就以短期獲利行為作為運作的杠桿，在市場經濟尤其發達的***，尤著重短期的實際利益，因為短期社會行為往往帶有一定的社會情緒，在情緒的支配下，村民的選舉更容易產生短期行為。

四．

現在村民對村委會選舉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在選舉中的拉票行為，尤其是賄選，大家覺得這敗壞了社會的風氣，把一些不好的人給選上去了，與其這樣搞賄選，還不如不搞，直接由上級任命算了。在***，這個問題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嚴重，因為***人有錢，比其他地方的候選人所花下的成本就大。候選人給每個選民發香煙，主要是發阿詩瑪或中華煙，選舉前或選舉后都有煙分，有些地方擺酒席，請大家來吃飯，也有直接發錢的，一張選票給五十塊錢，有些候選人花好幾萬塊錢也有當選不上的。但當選上了，我想，他肯定要撈回去，因為他把選舉看成是做生意，他既然已經付出了這么多成本了，他就得賺回來，否則他圖個啥？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搞賄選的，主要是爭奪當村長，在有些農村里，村民委員會成員有些長期在外，無法履行責任，大家也不在乎。每次選舉的時候，婦委主任、會計等一般不變，只是村長爭奪得非常厲害。有位村民向我反映說，現在賄選和拉票的經驗變得越來越豐富，國家的法律雖然有些細化，但實施的力度不夠，有些人打官司告村委會，一個官司打下來往往要好幾年，但村委會三年已換屆。

從另一個角度講，賄選也意味著社會有進步了，因為現在覺得村長這個權力是人民給的，所以要討好老百姓，給老百姓發錢，送東西，以前，這個權力是鎮里給的，所以要給鎮里的人打點，上上下下送東西。而老百姓覺得誰當了村長，都不是那樣？跟我都沒有什么直接的利益相關。既然誰當村長都無所謂，干脆將這張選票當作人情送掉，實際上這些賄送的東西，在***的農村里，根本不算是什么。民主，只有在私人利益公開化，私人利益有了對立面的時候，才有可能變得重要起來，選舉這個權利才變得珍貴起來。

任何一種選舉，都避免不了拉票的現象。所謂的政黨制度，無非也就是在選舉中給這些拉幫結派，相互拉選票的人一個正當化了的理由罷了。在村委會選舉中，拉票雖然沒有比上面做得更漂亮，但它起到的作用是一樣的。拉票有各種各樣的形式，除了上面我們所講的花錢買選票外，有人還通過宗族的勢力來拉選票。

中國農村社會是一個宗法的社會，宗族的勢力一直很強大，同姓人當選為村長，同族人都覺得臉上有光彩，都說就是咱們祖宗的墳墓風水好，找他辦起事也方便。因此，在中國農村搞民主選舉，有一種危險就是這個選舉過程很有可能就受到大宗族的操縱，如果大宗族與小宗族形成利益對立，那么，小宗族的人可能永遠也沒有機會當選為村長，這樣，民主的選舉反而會成了大宗族壓迫小宗族的一種手段。但在***農村的調查過程中，我發現宗族的勢力沒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這可能跟***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系，很多人經常出去跑業務了，跟族里的人聯系也不多，關系自然也就淡泊多了。在***的農村，除了宗族勢力外，還有其他人情關系，比如朋友關系，親戚關系，生意關系，這些關系再加上金錢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宗族的勢力。

鎮里干部也知道選舉的時候，有很多人搞賄選，拉選票，但一般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怕重新選舉一次，大家都麻煩，所以即使看到有人靠賄選上去了，只要沒人出面頂，就算了。鄉鎮干部還有一種擔心，他們反映說，村干部由上級任命改為選舉以后，有些村民為了能當上村長，在村里作候選工作，拉人馬，搞小團體，這樣村里被分化成幾個集團，反而加劇了基層農村的矛盾。這位候選人上去了，另一位候選人沒上，這位上去的村長如果遇到另一位沒上去候選人的支持者時，工作就不大好做，可能會聽到一些冷言冷語，說你這個不行，那樣也不行。這種情況肯定是有的，總的來說，鄉鎮政府對選舉村長一事持有點懷疑態度，一方面他們也覺得過去的直接任命不民主，但一旦真是民主選舉了，他們又猶豫了，說，這樣能行嗎？

鄉級政權往往還控制著選舉過程，他們指定選舉委員會成員，以組織的名義推薦候選人，審查候選人資格，因而在選舉中出現的許多舞弊現象，與鄉鎮干部有很大的關系。在我調查的一個村里，鄉鎮干部居然親自將偽造的選票塞入票箱，以達到使某人當選為村長的目的。候選人一般情況下只有與鄉鎮干部搞好關系了，才有可能當選，如果關系搞不好，即使當選了，人家也不會重用你。新的村委會組織法出臺后，規定村民選舉委員會由村民會議或村民小組推選產生，候選人由村民直接提名產生，這種情況應該有所改變。

政府本身為什么要在選舉中舞弊，這說明鄉鎮政府在農村里有許多自己的利益。農村搞村委會選舉，直接損害到鄉級政權的利益，說得不好聽一點，鄉鎮政權就是吃農村里的老百姓過日子的，村長換了一個自己不熟悉的上來，工作也沒有以前好做了，吃喝起來也沒有以前這樣方便了。村里有許多工作都是受鎮里支配的，比如計劃生育，宅基地，都是鎮里派工作，村里作擺飾用。有一些文化素質較高的村民反映說，村委會實際上在農村里沒有多大作用，一個村委會三至七人，共加上村黨支部，一共十幾人，都是村里干部，拿村里工資，又不干活，等于是養了一些蛆蟲，干脆將村委會撤銷算了，村里設保長一人，工資由鎮里統一發，因為村里現在沒什么收入，只能靠賣地過日子，這最后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但這種設想過于膽大，要修改現行憲法中的相關條款，另一個便涉及到農村土地問題，因為在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主要是以村級集體所有為主，撤銷了村級組織，土地的承包和發包就有很大的麻煩。

在選舉出來村委會以后，雖然說由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這次選舉結果是否有效，但由于村長任命證書，由上級政權頒發給的，一張證書，兩個印章，一個是鄉政府的，另一個是縣民政局，相當于村里選舉，鎮里任命，縣民政局認可，因而村民選舉委員會的確認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上級發不發給證書，如果上級不發，那么確認有效也無用。

五．

村長、村支書由上級任命，現在村長改由選舉產生，但又缺乏一定的監督，這都降低了村民對村干部的信任，村民無奈之下對村干部一般都采取很淡然的態度，既不表示不服氣，又不大加以理睬，村干部的親和力和凝聚力都在下降。在投票選舉中，很少采用公眾大會的形式，讓大家都去一個固定的地點去投票，這種情況很少。在多數地方，由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提著流動票箱逐家逐戶地投票，監票人站在外面，村民在屋里填寫選票，出來投入票箱，也不發選民證了，因為村里人都很熟，你家有幾個成年人，有幾張選票，監票人都認得清清楚楚。

這種情況下，很難搞競選，候選人一般不作演講，全村的人都很熟悉，哪個候選人有什么優點缺點，有什么成績，大家肚子里也非常清楚，你再怎么吹噓自己也沒用，反而有可能會引起反感。但有時候，村民選舉委員會用村里喇叭作宣傳，對各候選人作一簡要介紹。

但有些地方搞競選，在競選中，候選人有時候會提出說，如果大家選我當村長，我出多少錢，為村里無償修一條馬路，或修一條橋。這在一些貧困的村里，尤其受到村民的歡迎。在富裕的村里，村民基本上還是持贊成態度的。但有些村民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賄選，以前是將錢直接交給每個村民，一手交錢，一手交票，但現在是錢交給村民集體作交易。如果這樣可以的話，那么中央是不是要請最有錢的榮毅仁當總書記，香港是不是要請最有錢的李嘉誠當行政長官？

我個人覺得這種意見是有道理的，第一，無償出錢出資修路修橋，是一種慈善行為，而道德上的慈善行為是不應該有功利心的，是不應該圖有回報的，第二，這實質上是一種買官的行為，既然是花錢買官，他肯定要賺回去，第三，這實際上已違背了我國村委會組織法中關于村民不分財產狀況均平等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法律精神，這不僅僅只是村委會組織法的法律問題，而且還是世界各國整個選舉制度的法律問題，這種情況會導致一些平民百姓最終被奪去被選舉權。***有些鄉鎮干部認為，村長候選人應當在經濟上比較富裕，如果家里有債務，滿腦子想著怎樣欠債還錢，肯定干不好工作，這話雖然有些道理，但是違背了我國選舉法的基本原則。

六．

村民自治在農村的展開，首先便是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有些人認為中國的革命和改革都自農村始，所以這又是一次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他們認為這是中國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但有些人對此持悲觀的態度，認為農村的自治并非農民向國家積極爭取過來的權利，而不懂得珍惜，這既是國家對農民的恩賜，國家就有可能收回去。

我想，這兩種意見都值得思考。在***的農村，一般人以為民主只有在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會出現，才會進一步完善起來，但中國的情況似乎相反，在南方沿海一些比較富裕的地方，村委會選舉反而比北方搞得要差一些。以前，越窮的地方越容易鬧革命，現在，越窮的地方越需要民主，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想，主要是南方的人都去經商去了，生意做得也可以，大家忙于去賺錢，那管村里什么民主不民主呢，而北方不一樣，大部分人都在村里，一些很精明能干的人也呆在村里，各種矛盾和利益糾纏在一起，大家更愿意去搶著當村長，民主選舉的重要性就顯露出來了，所以做得就比較規范。民主，總是在社會矛盾的夾縫中前進。

經濟的發展，帶來南方農村的迅速城鎮化，從而使得村委會管理農村的功能有所萎縮。農村里最尖銳的問題便是對土地的征用，一方面，《村民組織法》規定，農村里的重大問題須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顯然這屬于討論決定之列，另一方面，國家征用土地屬于強制征用，村民不同意土地被征用的，在法律上也屬于無效。村干部在這個問題上，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城鎮化的農村，土地不在成為村民關注的焦點，村委會雖然容易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管理方面有所發展，但農民一旦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上，就將目光轉向外面廣闊的天地。

在***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就是***的農民，有許多人到外地經商去了，常年累月不回家，但在家里還有承包地，還是農民身份，因而還具有選舉權。對于這些人，一般都用委托投票的方式，但這一點，實施起來，有很多問題。按照法律的規定，委托投票必須滿足二個條件，第一，必須辦理書面委托手續，第二，受委托者不得接受三人以上的委托。但實踐中做不到，很多人根本就沒辦什么書面手續，口頭上打個招呼，就代人去投票了，一家人七口，六口人出去經商去了，只剩下一人在家里看房子，選舉的時候，都由一人代了。我調查的一些鄉村干部說，委托投票在農村里根本就做不到，父母行使了兒子的選舉權，兒子會跟父母鬧嗎？妻子行使了丈夫的選舉權，丈夫會跟妻子鬧嗎？在有些農村，選舉村委會以家庭為單元，每一戶只有一個投票權，這種方式工作量雖然小了一些，但實際上剝奪村民一人一票的權利。有些家庭人口較少，有些家庭人口較多，因而每人得到的選舉權的份額是不一樣的，這絕不是某些干部所說的將選舉權集中委托給一人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違反選舉權平等原則的問題。

***農村里的還有一個矛盾便是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矛盾。***經濟發展得比較好，在農村，辦了許多工廠，因而需要很多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來自內陸的民工以為***是一個很好賺錢的地方，大批大批地涌入***，這給***的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問題。有些外地人來了***以后，錢很快就用光了，工作一下子又找不著，生存成了問題，就可能構成流動犯罪。而本地的***人對外來民工也非常警惕，又加上很多***人以前沒受過什么教育，不大會說普通話，所以雙方很難溝通和相互理解，關系很不融洽。外地人在***老覺得受***資本家的剝削，受***人的欺侮壓迫，他們組織了許多老鄉會團體，用以保護自己的權利。

但有些外地人定居在***也已經很久，***話講得非常熟練，這些人與農村中的公共設施形成一定的利害關系。在村委會選舉中，卻沒有投票權，這一點使得這些外地人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有選舉權的村民，是根據本村戶口薄上的名字確定的，因此，除非外地人與***人結婚，經過登記，方可確定為具有本村戶口的村民。這當然跟我國的戶籍制度有密切關系，但如果現在馬上放開戶籍制度，我看也不足以解決問題。因為在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的，農民耕種土地，是每幾年發包一次而取得其使用權的。外來人口如果取得了當地的戶口身份，那就意味著要加入這個集體，取得自己一份使用土地的權利，這顯然會損害當地農民的利益，而激化他們與外來人的矛盾。

村民自治與村民選舉給***農村的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毋庸置疑的是，在技術的操作層面上也缺乏熟練。但我想，民主是一種習慣，只有操練多了，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養成一種內在的生活方式。有些人以為中國農民的民主素質低下，他們以現在選舉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作為論據來否定中國農村的民主實踐，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如果農民對民主的操作技術不夠熟練，就應該讓他們來大膽練習，我在實踐中發現農民對民主的渴望卻是這些悲觀論者所難望其項背的。

這種觀點將選舉的種種問題推到農民的素質問題上，而忘了對現行體制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村民自治在中國農村的展開，在我看來，不僅僅是一個選舉的問題，而是選舉后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在村委會選舉中，還有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那就是村長與村支書，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關系。村長是村民直接選舉產生的，但比村長權力更大的村支書卻是上級任命的，這使得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打了個大折扣。在以前的任命制下，不存在著這個問題，而現在搞選舉，直接選舉出來的村長往往不是黨員，因而老跟村支書爭權力，“你是村支書，但我不是黨員，你憑什么來管我？”“你管支部，我管村務，我們互不干涉，”因而，基層干部覺得農村的工作越來越難做了。

村里有很多事由村支書拍板決定，但從法律上看，村委會主任是村委會的法定代表人，是一村之長。但村民組織法沒有規定村長有哪些權力，而且在村委會組織法中，沒有村長這個術語，而只是村委會主任這個術語，這說明在農村并不實行村長負責制，實行的而是村委會負責制，是整個村委會向村民會議負責的制度。法律也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所以在實踐中，村支書可以不理睬村長，另行安排其他村委會成員開會，從而架空了村長的權力。村長如果與村支書有矛盾，與鎮長有沖撞，人家雖無權撤換，但不會重用你了。

有些鎮里干部反映說，現在選舉出來的有些村長，政治素質太低，根本不懂得村民自治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才能自治這個基本原則，但問題恐怕不能這樣講，在現行的體制下，村長與村支書的矛盾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矛盾。

第四篇：浙江農村義務教育調查報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人口眾多、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實現了“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歷史性任務，應該說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義務教育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還面臨著很多的困難，農民義務教育的負擔較重，城鄉教育差距還有擴大的趨勢，教育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能力亟待加強。為了解我省農村義務教育情況，最近，我們在杭州市余杭區農調隊、金華市農調隊和龍泉市農調隊的協助下，就我省農村義務教育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我省農村義務教育在規范收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要杜絕違規收費還任重道遠；農民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民義務教育的費用負擔比較重；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待遇還比較低；農村義務教育在相當一部分地區困難還比較多。

一、調查的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我們選擇了余杭區、金華市婺城區和金東區（下稱金華市）、龍泉市三地分別作為我省發達地區、中等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代表，以問卷調查的形式，每地調查了100名農村學生家長和10名鄉鎮中小學校長，全省共調查了300名農村學生家長和30名鄉鎮中小學校長。其中中學生、小學生家長和中學校長、小學校長各半，余杭、龍泉的家長均分布在5個鄉鎮，金華的家長分布在兩區的10個鄉鎮，中小學校長三地均分布在5個以上的鄉鎮。

本次調查所定義的“農村”是指縣城以外的所有鄉鎮，這與浙江省物價局等部門下發的浙價費（2003）21號文件中所指的農村中小學的“農村”有所區別，也就是說在本調查中，農村是指三地市政府或區政府所在地城區以外的所有鄉鎮。調查的時間范圍是2003年春季。

這次接受調查的15所中學，平均在校生規模為727人，比全省平均的928人少21.7％，共有專任教師677名（其中代課教師18名），平均每校44名，師生比為1：16.7，略低于全省平均的1：18.3的比例。被調查的15所小學，有13所是鄉鎮中心小學，2所為金華市的村小，平均在校生規模為465人，比全省平均的384人多21.1％，共有專任教師452名（其中代課教師2名），平均每所小學30名，師生比為1：16，低于全省平均的1：21.5的比例。

二、農村義務教育收費現狀

（一）省級有關部門規定的農村中小學收費標準

省物價局、教育廳、財政廳今年初聯合下發浙價費（2003）21號文件，規定了我省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從2003年春季開學起，城鎮中小學（含鄉鎮初中和鄉鎮中心小學）的雜費標準為：小學每生每學期不超過80元，初中每生每學期不超過110元，具體標準由各市、縣（市、區）價格部門會同財政、教育部門確定。已實施多媒體教育或開設信息技術課程的中小學，經批準可加收20元的雜費。農村中小學（指村小、完小及中心小學在村里的辦學點和100個省重點扶貧鄉鎮的中學）的雜費標準為：小學20—45元，初中40—70元。代管費（農村中小學為課本費、作業本費兩項，城鎮中小學再加上音像教材費、講義費和班會費共五項）實行限額控制，具體標準由各市、縣（市、區）相關部門在每學期開學前確定。借讀費小學為300元，初中為600元。

（二）農村初中每生每學期實際繳費657.9元

據三地調查匯總，農村初中每生每學期平均繳納費用為657.9元（不含伙食費，下同），占調查戶家庭人均純收入的15.5％，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806.8元、659.0元和512.0元。其中雜費113.5元（含部分學校的信息技術課），占17.3％，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99.3元、128.0元和113.1元；代管費247.6元，占37.6％，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227.2元、259.0元和256.5元；借讀生（共9人）借讀費平均954.4元，余杭、龍泉分別為1115元和633.3元，金華被調查對象中沒有借讀生；住校生（共64人）住宿費平均158.7元，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266.0元、118.0元和92.1元。余杭區因有部分學校的學生宿舍實行公寓化管理，經區相關部門批準，住宿費可適當超過區定標準。

（三）農村小學每生每學期實際繳費339.0元

根據對150名小學生家長的調查，農村小學每生每學期平均繳納的費用為339.0元，約為初中生的一半，占調查戶家庭人均純收入的8.2％，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379.1元、336.1元和299.0元。其中雜費62.9元（含部分學校的信息技術課），占18.6％，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50.6元、69.1元和69.0元；代管費158.6元，占46.8％，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150.4元、127.5元和197.9元；借讀生三地每地各一名，余杭、金華、龍泉的借讀費分別為400元、300元和60元，平均為253.3元；住校生（共2名，龍泉）住宿費每人均60元。

（四）對收費現狀的基本評價

從以上

調查結果來看，三地農村中小學繳費標準除余杭小學借讀費高出100元外，其它都沒有突破省定標準（見下表），各學校也都能嚴格遵守當地的收費標準，在實地調查中也基本上沒有發現學校超標準收費的情況，多數學生家長對收費工作也給予了肯定。據調查，52％的家長認為目前農村中小學收費比一、二年前規范了，持否定意見的只有1.3％；有21和43的家長認

為農村稅費改革后中小學生的費用負擔“明顯減輕”和“有所減輕（但不明顯）”。這說明經過治理整頓，從總體上看，我省農村義務教育的收費是規范的、健康的，主流是好的。

三地鄉鎮初中、小學收費標準單位：元

余杭金華龍泉

小學農村雜費45454

5代管費120100176

借讀費400　200

住宿費1008060

柴伙費80

城鎮雜費808070

代管費2001-2年級1203-6年級150210

借讀費400300

住宿費10010060

柴伙費60建制鎮4-6年級80

初中農村雜費11070100龍南鄉70

代管費250180260龍南鄉226

借讀費800　600龍南鄉400

住宿費2008075

柴伙費建制鎮80非建制鎮60

城鎮雜費110110110

代管費250260260

借讀費800　600

住宿費200120鄉鎮75

柴伙費建制鎮80非建制鎮60

注：龍南鄉是全省100個重點扶貧鄉鎮之一。鄉鎮中學和鄉鎮中心小學屬于城鎮收費范圍

三、教師的工資福利待遇

我省目前教師工資都由縣（市、區）財政統一按月發放，從調查的30所農村中小學來看，所有教師都能按時領到工資，沒有拖欠的情況。但縣級統發工資的內容因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差別較大，有的僅是國家工資，有的則包括了考核獎、崗位津貼、職務補貼等。如余杭區教師的伙食及誤餐補貼、崗位津貼、物價補貼以及醫保、公積金等都由區財政負擔，龍泉市也在去年解決了教師醫保和公積金費用，金華農村教師考勤獎、年終獎、醫保、公積金等財政還沒有解決，今年下半年開始公積金財政補助每位教師每年800元，合同制教師的養老金、失業保險金財政也還沒有安排。為搞好教師福利待遇，有些學校自籌部份資金，以考核獎、全勤獎等名義給教師每月發放幾十元到一、二百元不等的津貼。

從調查數據來看，三地教師平均年收入（所有工資、福利性收入）為17528元，其中初中教師為18031元，小學教師為17025元，相差不大。比較三地，余杭教師的工資最高，平均為21455元，高出平均數22.4％，其中初中、小學分別為22294元和20616元；金華次之，平均為16980元，略低于三地平均水平，其中初中、小學分別為17400元和16560元；龍泉最低，平均為14150元，比三地平均低19.3％，比余杭低34.0％，其中初中、小學分別為14400元和13900元。據分析，各地收入的差距主要是國家工資以外的各種補貼、津貼、獎金等不同造成的。據校長們自己估計，教師的收入與當地的公務員相比要低30％左右。

在一些欠發達地區，教師的生活還比較清貧。我們在龍泉調查時了解到，有一對教齡長達20多年的教師夫婦，工作20多年才積攢了4萬多元積蓄，女兒今年考上大學，要讀完四年大學還得貸款。有的欠發達地區學校的教師，除了財政統發的工資以外，全年的各種獎金、福利加起來也就幾百元錢。一些工作時間不長的年輕教師，年收入才一萬元左右，而要通過函授取得大專文憑，各種花費共要15000元，平均每年5000元，幾乎是年收入的一半。如果想再獲得本科文憑，還得再花三年時間和15000元。有些地方教育局在教師獲得文憑后能給矛一定的補助，有的由學校補助一點，有些地方由于經費困難，全由教師自己承擔。

四、當前農村中小學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從這次調查情況看，當前農村中小學教育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

（一）教育費用仍是農民比較重的負擔

在調查中，農民普遍反映這幾年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等新聞媒體，他們感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及各級黨委、政府對他們的關懷和對農村義務教育的重視，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幾年他們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仍越來越多，負擔越來越重。據調查測算，一個小學生一學期的費用平均在500元左右（包括部分學生繳的午餐費），初中生近1000元，如果住校就更高了。對于經濟一般地區農民和欠發達地區農民來說，是一個很重的負擔，尤其是對二孩家庭（欠發達地區二孩家庭往往比發達地區要高）。因而，我們的調查中有44％的調查戶覺得孩子上學的費用負擔很重或比較重，有7.4的學生家長還反映不能按時足額繳納學雜費，其中金華、龍泉不能按時繳費的家庭分別達到10％和11％。為籌措學雜費，這些家庭不得不向親戚朋友借貸。有的學校同意緩繳或分期繳納，但需由教師個人擔保，到學期結束時如果家長不能足額繳納則由擔保教師承擔責任。有的家長實在繳不出現金，就用雞蛋、糧食、蔬菜等農副產品送給擔保教師沖抵學雜費。據調查戶反映，我們調查的其中一地去年還發生過學生繳不出學雜費而自殺的事件。從我省2700戶農村住戶調查資料也顯示出農民教育負擔的不輕和增長過快，我省2001年農村居民人均學雜費支出269.91元，比上年增長14.1％，2002年增加到337.42元，又比2001年增長了25.0％，遠遠快于收入的增長。

農民教育負擔仍然較重，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以下兩方面的問題非常突出。

1、省定收費范圍外收費比較多。調查結果表明，除雜費、代管費、借讀費、住宿費四項費用以外，小學生每生每學期平均還要繳納其它費用111.6元，占總收費的32.9％；初中生每生平均每學期繳納其它費用175.4元，占總費用的26.7。在四項費用之外的收費中，保險費、校服費、假日培訓費（周末、暑假培訓班）占了絕大部分，有的地方經物價、教育、財政部門同意，對住校生收取60—80元的柴伙費。此外，有些學校還收取名目繁多的費用，如飲水費、優秀生補課費、差生補習費、試卷費、資料費、電教費、晚自修費（或晚自修教師坐班費）、停車費、電腦培訓費、“六一”節建校贊助費等等。個別學校還印制自己學校的信片，以宣傳學校、擴大影響為由要學生購買。

從收費的“合法”性上來說，像校服、保險費，從省到縣（市、區）都強調自愿原則，但校方從校容、便于管理和學生意外時的救助能力考慮，實際操作中不少學校存在校方動員學生購買的情況，給家長以強迫的感覺，結果是有三分之一的家長覺得購買行為是出于無奈或不買不好意思。假日培訓應該說是不符合省里的文件精神的，但在我們調查的三地來看，在其中的兩地比較普遍，周末培訓的費用因課程的多少在50—200元之間，培訓的課程也有音樂、體育、美術等，但多數仍是語文、數學、外語及自然。暑假兩周培訓的情況三地都有，有的地方比較普遍。這些假日培訓，都獲得當地相關部門的認可。為了不與省里文件的精神相沖突，有的是社會教育機構出面或委托它們來組織、收費，有的有專門的假日培訓中心，但實際上給學生上課的仍是他們自己的老師。有的學生不想參加但又怕教師在假日培訓時教授在課堂上不講的內容，因此非自愿參加的學生不在少數。

除了上述校服、保險和假日培訓的費用外，其它的收費都是屬于明顯的亂收費。其中飲水費已經包含在雜費內，即使學校提供桶裝水也不能另行收費，但在個別市（區）收取飲水費的情況比較普遍。

2、地方制定的收費標準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錯位。考慮到我省各縣（包括縣級市、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很大，省物價、教育和財政部門僅僅規定了有些收費的最高限額或收費的區間范圍，并把收費標準的制訂權下放到縣（縣級市、區）一級，以便讓各地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群眾的收入水平來確定收費標準。但事實上各地都沒有很好地貫徹這一要求，基本上采用了省定的最高標準收費，尤其是人人都要繳的雜費和代管費，沒有體現出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應的梯度（見上表）。

以余杭區和龍泉市為例，據農村住戶調查，2002年龍泉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余杭的47；這次被調查的家長自己估算，余杭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為6914.5元，龍泉為2558.8元，龍泉僅為余杭的37。但農村小學雜費和代管費合計（以下稱“兩費”）龍泉為221元，余杭為165元，龍泉反而比余杭高出33.9％；借讀費和住宿費余杭比龍泉要高些，但由于借讀生和住校生比例不高（尤其是借讀生），對群眾的影響面不大。其結果，龍泉小學生一學期的費用負擔占到農民人均年收入的11.8％，初中生占到19.9％。而余杭小學生和初中生的費用雖然絕對額比龍泉要相應高出80元和295元，但占農民人均年收入的比重僅為5.6％和11.6％，顯然大大低于龍泉的負擔水平。由此說明，教育收費如果不考慮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那么即使完全按標準規范收費，在一部分地方農民仍會感到負擔很重。

此外，部份學校在收取柴伙費、減免學雜費等方面做得也不夠好。如大部份家長認為一學期柴伙費成本最多也就30元左右，但學校收取的標準大都在60元左右。又如貧困生學雜費的減免比較困難，根據家長自己的申報，只有2.3％的學生享受了減免，遠遠低于省“一局兩廳”文件規定的10％的要求。

面對較重的教育負擔，廣大農民群眾（特別在欠發達地區）希望能把子女教育的費用負擔降下來，尤其是義務教育，要名符其實。經濟比較困難的家庭希望購買校服、保險時能真正自愿，學校也不要要求在升旗儀式及其它集體活動時一律穿校服，否則對買不起校報的貧困家庭的子女在自尊心上是一種打擊。

（二）學校經費緊缺，負債辦學現象普遍

目前農村中小學尤其是經濟不很發達地區的農村中小學普遍存在經費嚴重短缺的現象，即使在很多發達地區，經費也不寬裕。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運轉主要是靠雜費來維持的，有的地方教育局或鎮政府雖有少量的生均公用經費下撥到學校作為補充（一般每年每生在20—50元之間），但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經費短缺的矛盾。所以現在農村中小學很多校長把工作重點放在討錢、要錢上，向教育主管部門要，向鄉鎮領導討，實在沒辦法的就向學生亂收費。對于教育亂收費，社會各界往往歸因于校方，怪罪校長。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校長是在“為政府分憂，替政府受過”。

由于學校經費緊缺，目前還有很多學校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負債。在被調查的15所中學中，有11所負債，共負債822余萬元，平均每校近75萬元。其中余杭2所，平均每所負債19萬元；金華5所，平均每所負債82萬元；龍泉4所，平均每所負債93萬元。在被調查的15所小學中，有6所負債，共負債143萬元，平均每所近24萬元。其中余杭1所，負債18萬元；金華3所，平均每所負債31萬元；龍泉2所，平均每所負債15萬元。負債的原因，有的因修建教育樓、綜合樓、食堂、宿舍、操場等而欠債；有的拖欠新華書店、印刷廠、教育局資料室等書費、資料費；有的因創綠色學校、創省教育強鎮需要，整治校園、添置儀器、設備和圖書造成欠款；有的因開設信息技術課購置電腦、建校園網負債；還有的是拖欠辦公費、教師獎金。金華一中學甚至欠個人借款60萬元。

還是因為經費緊缺，許多學校教育設施得不到改善，校舍不能得到及時修繕和增加。在調查中，有51％的家長認為學校的教育設施、設備很一般或不太好；30所學校中，僅有8所學校擁有標準操場。盡管這幾年在改造中小學危房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農村很多地方學校的教學、生活用房還是很不足。據龍泉市教育局反映，如對照我省建設三類學校標準（最低標準），該市還缺少學校用地11萬平方米，校舍少8.6萬平方米。在金華，有的教師調侃說，他們住校生的住宿條件還沒有奶牛的好。有的校長明知他們的教師宿舍是危房但不敢上報，否則要封存，這樣教師反而沒有地方住了。

（三）優秀教師流失較多，師資隊伍素質有待提高

各地反映，目前農村中小學優秀教師流失現象較為普遍。據被調查的30所中小學統計，近三年來有21名教師（其中初中19名，小學2名）因待遇低而離開了教師隊伍從事他業，有45名教師流向了待遇好的城市（鎮）學校。現在一些民辦、私立學校經常到鄉鎮中小學去挖人才，年薪往往可以增加1倍左右，而且工作量還比較小。如余杭塘棲一中學反映，今年他們學校就走了4名教師，民辦學校給的年薪是5萬元一年（目前他們教師的年薪只有2.5—3萬元）。在他們學校一個英語教師要教三個班的課，而在民辦學校只教一個班的課。有的地方民辦學校甚至不要檔案，可以為招來的教師重新建檔；也有的地方規定去民辦學校的教師檔案可以放在教育局。有的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門每年都要對教師進行考試、考核，將一些優秀教師調入城區學校或其他一些離城區近、教育質量好、待遇高的學校。這些教師大多是縣（市、區）級骨干教師或教壇新秀，是學校師資隊伍中的棟梁，學校在培養他們時往往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財力，他們的離去不但給學校的教育計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紊亂，也給教育質量帶來一定影響，更是給學校培養教師工作的信心以打擊。有的校長說，以后在培養教師時只要培養成“半成品”就行了，即培養出來后不給上報評“骨干教師”或“教壇新秀”，以免被人挖走，但這樣又會挫傷教師的積極性。

骨干教師的流失導致農村教育質量下降，使農村生源流失。在有些地方，農村生源流失問題已比較嚴重，一些比較優秀的學生或家庭比較富裕的學生，都流向了城區比較好的學校。如金華市金東區嶺下鎮中心小學今年有畢業生142人，升入當地初中的只有75人。其中一個班54人，只有9人升入當地初中；余杭塘棲三中去年有90多人流向其他學校，今年又有50多人外流；余杭超山中心小學有70多人外出求學，占在校學生的10％。

在優秀教師流失的同時，農村中小學因各方面條件相對較差，生活艱苦，比較難吸引高學歷、高水平的教師去工作，師資隊伍素質不高的問題也較突出。從學生家長的反映看，有45的家長認為學校的師資條件一般或不太滿意，部分家長認為教師的責任心不強、敬業精神不夠。反映的問題有：有的教師教育時間縮水，往往讓學生自學；有的教師不批作業由學生代批，個別甚至連考卷也不批，僅根據平時的印象來給分；有的教師動不動就體罰學生等。從教師的學歷看，金華、龍泉兩地初中教師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分別為13.9和22.5，比全省30.3的平均水平分別低16.4個百分點和1.9個百分點；兩地小學教師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分別為23.1和28.4，比全省34.4的平均水平分別低11.3個百分點和6個百分點。

（四）報刊征訂任務重

在我們的調查中，農村中小學校長普遍對報刊征訂意見很大。我們調查了9所中學和9所小學2003年的報刊征訂情況。每所中學的報刊支出平均達13459元，占全部雜費收入的14.1％，其中7273元為非自愿訂閱，占到報刊支出的54.0％；每所小學報刊支出平均為6099元，占雜費收入的19.4％，其中1974元為非自愿訂閱，占32.4％。非自愿訂閱多是因為上級有任務或是有關部門領導打招呼的結果，訂閱的報刊雜志五花八門，有中央、省、市、縣級黨報（越是下級的黨報數量越多），有各級晚報、《求是》、《共產黨員》、《錢江廉潮》、《半月談》、《時代先鋒》、《浙江宣傳》、《今日浙江》、《新農村》、《人民公安》、《江南警界》、《物價公報》、《質量時刊》、《中國教育報》、《教育信息報》、《中國教工》等等，有的市（縣）級黨報教職員工人手一份還有多。我們在調查時一位曾擔任過中學校長的業內人士也反映，為了完成報刊征訂任務，當地一位宣傳部的領導親自來到學校，要求他訂閱報刊，看他有點勉強，他說我來了吃飯你總要招待的，如果你不訂，我多來幾次你的招待費不就多了嗎？言下之意還不如主動訂閱為好。

（五）教育收費卡制度執行不力

為切實減輕農民的教育負擔，防止教育亂收費，近年來，教育部門出臺了教育收費公示制度和收費卡制度，即教育收費不但要公示，每位家長還必須有收費卡。但實際上這項制度執行的不夠理想。在這次被調查的300名中小學家長中，有66.8％家長反映學校沒有執行收費卡制度。有的學校認為已經實行了收費公示，就不必再搞收費卡了；有的則以學生保管易丟失為由，家長簽名后校方“代為保管”。沒有收費卡，就不利于家長對學期中間的收費進行監督。代管費的開支省里是有嚴格規定的，但有不少學校將水電費、報刊費等也在代管費中列支，這些學校在學期結束時是不可能向家長出具“收費清單”的，代管費多退少不補也就失去了實際意義。

五、對發展農村義務教育的幾點建議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我國80％的人口在農村，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農村，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農村教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農村義務教育是農村教育的主體，發展農村義務教育，使廣大農村學齡兒童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是實現教育公平和體現社會公正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社會主義教育的本質要求，更是提高農民素質、實現全面小康的重要保證。應該說自1985年實施義務教育以來，我省的義務教育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目前全省小學六年制招生比例達到了99.8％，小學入學率達到了99.99％，小學畢業生升學率達到99.98％，初中入學率、鞏固率分別達到了98.36％和99.79％。我省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省份，農村義務教育也已走在全國的前列，但農民的文化程度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我省6歲及以上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62年，低于全國6.78年的平均水平，這與我省的經濟地位很不相稱。我省要提前實現全面小康，關鍵是提高農民的素質。高素質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對我省的現代化建設是一個極大的推動，而大量不符合現代化要求的農村勞動力必將成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包袱。農村義務教育是提高農民素質的基礎性工作,目前的農村義務教育從“量”上來看（如小學入學率，小學畢業生升學率，初中入學率、鞏固率等）已經是形勢喜人了，但在提高教育質量上仍面臨很多困難和問題，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為此，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一）改革官員考核辦法，真正重視和發展教育事業

由于教育投入不像有形投入一樣能迅速見效，教育的重要性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認識的，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力的增強，又無不體現出教育的重要性。國際上也不乏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英國是現代工業的發源地，曾是老牌的經濟強國。1850年前后，英國有大量的勞動者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在新工廠工作。但英國政府沒有為這些工人的子女修建學校。到十九世紀末，由于缺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英國對電力、冶金和化學等技術的掌握遠遠落后于重視對教育進行投資的德國。因此，進入二十世紀時，英國沒有保持住其原本在技術和生產力方面的巨大優勢。與此相反，愛爾蘭則是另一個例子。愛爾蘭是一個歐洲小國，面積7萬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80多萬人。它在1973年加入歐共體（歐盟前身）時，還是一個農業國，是歐洲最窮的國家。加入歐共體后，愛爾蘭政府十分重視教育工作，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教育開支占GDP的比例在西方國家名列前茅，由此帶來科技突飛猛進，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由歐洲最窮的國家變為最富國家，這在世界上是少有其匹的。目前，愛爾蘭是世界上15到29歲年齡段人口在校就讀率最高的國家和世界人均教育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軟件開發超過傳統的美國和印度，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年出口額達到120億美元。這兩個事例，從正反兩方面說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在我們國家，教育的重要性已經被包括文盲在內的絕大多數家長所認識，他們節衣縮食，把家庭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有的貧困山區的家長為了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惜下山在城市（鎮）邊緣搭起十分簡陋的棚子，用打工甚至拾荒賺來的錢供子女在城鎮上學。因為他們清楚，教育是解決貧富差距的最好辦法，也是改變他們子女命運的有效途徑。但是我們的很多干部，對教育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或者只是在言行上重視教育，在行動上做得非常不夠。聯合國主管教育的官員說，我國政府教育投入約占GDP的2.2％，還不到聯合國推薦水平6％的一半。政府預算只占教育開支的53％，其余的47％不得不由家庭或私營部門支付。政府預算不足也正是10年來教育亂收費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聯合國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的有形投入是教育投入的15倍左右，明顯高于其它發展中國家。很多地方政府有錢搞開發，但沒錢辦教育，這是政府在指導思想上的偏差。其實，很多政府官員作為家長，他們對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視的。使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輕文教衛重GDP的根源在于上級對下級的考核制度上。目前上級對下級的考核往往以經濟增長指數作為主要標準，沒有將自然環境、文化教育衛生等內容列入考核范圍。因此，各地官員為了凸顯自己的政績，從自己的政治前途考慮，往往喜歡發展投資回報率高而快的產業，希望能夠用GDP的快速增長來表現自己的工作業績。其結果是政府有限的財力向有形投入傾斜，教育等領域的投入被擠占。

因此，當務之急是從制度上來保證政府財力對教育的投入，完善對干部的考核辦法，增加環境、文化、教育、衛生等考核內容，建立一套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干部考核辦法，這樣才能糾正地方政府重經濟輕文教衛的傾向。

（二）加大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

九年制義務教育是當前農村教育的主體，加大義務教育投入的力度，也是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點。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必須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這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根本大計。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規定，到本世紀末（指二十世紀）全國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4％。據聯合國的統計，我國對教育的投入低于其它發展中國家。1998—1999年，我國對教育的總投入相當于GDP的2.2％，而同期土耳其為2.9％，印度為3.2％，俄羅斯為3.5％，菲律賓為4.2％。到2002年，我省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也僅僅占GDP的2.55％，與《綱要》的要求相距甚遠，與聯合國推薦的比例差距更大。教育經費在總體上與教育所承擔的重任有明顯的差距，經費短缺面廣量大，在農村尤其如此。在農村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標語寫在學校破舊的墻上，與有些部門漂亮的辦公樓形成了明顯的反差，反映了我們在教育投入上的矛盾和無奈。在相對不足的教育經費上，投入又向高、中等教育傾斜。浙江省2002年的經費支出中，大中專院校占26.4％，技校和高中（含職高）占18.9％，普通初中和小學占47.8％，其他學校占6.9％。而在校普通初中生和小學生的數量要占到全部在校生的72.6％。從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看，中小學與高、中等院校差距也很大，2002年普通高校、普通高中、普通初中和普通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分別為6651元、2353元、1716元和1455元，其中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分別為2736元、489元、230元和128元。

為保障農村中小學的正常運轉，省財政廳、教育廳日前聯合發布了農村中小學的公用經費定額標準（浙財教〔2003〕36號文件），規定二、三類地區（中等發達和欠發達地區）農村初中生均公用經費最低分別為280元和240元，農村小學為200元和180元。這里規定的農村中學僅僅是指100個省重點扶貧鄉鎮的中學，農村小學是指村辦小學、完小以及鄉鎮中心小學在村里的辦學點，大量的鄉鎮一級的中小學還沒有包括在內。但從各地上報的情況來看，很多地方仍沒有達到這個省定的最低標準。

所以，我們建議必須從現在起，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和非常手段，增加各級政府對教育的投入。要明確規定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具體速度，使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綱要》規定的4％的要求，并在分配上向義務教育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傾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夯實教育這個基礎。在城市，要樹立大教育的觀念，加大力度解決外來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使大量民工子女能享受城市良好的教育資源和城市文明，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大量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正如國務院發研究中心研究員盧邁所說：“財政資金分配上，是一些城市種花種草搞形象工程占大頭，還是給農民工子弟就學提供點補貼？無疑，今天在農民工子弟的教育上花點錢，將來受益的是整個社會”。我們希望，通過加大對義務教育投入的力度，使農村中小學校長和教師能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百分之百集中在教育上，不再為學校的經費、教師的福利發愁。

（三）加大省、市一級政府對欠發達縣（市、區）義務教育的責任

目前社會各界對收入分配差異過大、貧富分化懸殊的危險性已經有了比較共同的認識，但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教育上的“貧富分化懸殊”問題認識不足。現代經濟學雖然在平等與效率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始終未能找到良策，但有一點卻是被公認的，即教育會改變人的能力、改進生存的狀況、改善社會平等與公正。而教育的不平等，最終將危害社會的安定、危害民族素質的提高、危害國家的發展。因此興辦公立學校成為西方社會解決由于公民先天差別導致貧富懸殊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政府尤其是中央一級和省（州）一級政府在基礎教育上的投入占了很大比重。如美國，上世九十年代以來，聯邦和州級政府負擔義務教育經費比重分別為7％和46％；日本國家和省級政府分別承擔了初等中等教育經費的24％和76％。而目前我國中央一級和省一級財政教育支出只占教育總支出的9％和13％，而且這其中的大部分都流向了大中專院校等非義務教育領域。

作為一個主要社會資源是全民所有的國家，我們的政府尤其是較高級的政府更有必要解決教育資源在地區間公正配置的課題。美國經濟學家格里高利·曼昆說：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的結果。我們的政府在教育市場中已經不是“守夜人，而是直接的主體和參與者，因此它要做的不僅僅是改善結果，而是應承擔起對教育全過程優化配置和公正監管的責任。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義務教育模式由以前的以“鄉鎮為主”改為“以縣為主”，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在一些發達地區農村也看到漂亮的校舍、良好的師資、與公務員完全一致的教師待遇。但是必須看到，即使在經濟發達的我省，仍有25個經濟欠發達縣（市、區），它們自身財政往往入不敷出，根本就沒有太多的錢來用于教育，要它們承擔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顯然是有點力不從心的。因此，上級政府必須承擔起義務教育公正監管的責任，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逐步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縮小貧富地區間教育的差距，盡可能讓每個孩子享受公平教育的機會。

（四）大力支持全社會辦教育，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實行免費教育

加快教育改革步伐，加速教育產業化進程，在加大國家辦學力度的同時，動員和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辦學，利用國內外企業的、私營的、個人的資金，舉辦針對義務教育的民營、私立學校，讓一部分學生分流到這些學校，便于政府能集中有限的財力更好地保證對中低收入階層和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助學，認真執行對捐資助學的企業和個人的稅收優惠政策。繼續做好“希望工程”和“春蕾計劃”，多渠道幫助貧困學生完成義務教育。參照福利和體育事業的做法，考慮發行教育彩票的可能性。

根據政府財力情況，有計劃、有步驟地減免貧困學生的學習費用，讓困難家庭的學生都能享受免費義務教育。日前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明確規定：到2007年，讓農村困難家庭學生義務教育階段都能享受“兩免一補”（免雜費、書費，補助寄宿生活費）。浙江作為國內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應該考慮在時間上要提前，在范圍上要擴大。在時間上，可以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制定相應的時間表。對欠發達地區，省、市財政要給予相應的支持。在范圍上，一是擴大免、補的范圍，將整個代管費、住宿費、住校伙食費、甚至校服等考慮在內；二是放寬貧困的標準，擴大貧困生的比例。目前首先要將省規定的減免學、雜費的貧困生比例為10的政策落到實處。鼓勵發達縣（市、區）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并將義務教育由9年延長至12年。紹興縣計劃從2004年起，從山區到平原逐步推行義務教育階段免費教育，到2010年全縣九年制義務教育全部免費，有關部門應及時總結這一經驗，并在發達地區加以推廣。

（五）建立一支高質量的農村義務教育師資隊伍

千秋基業，教育為本。硬件只是教育發展的外部條件，教師的素質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國家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競爭。世界上的名牌大學也好，國內的一些名校也罷，都是建立在名師的基礎上的。而目前農村義務教育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師資隊伍素質的提高。為此建議：一是要考慮農村中小學區域廣、生源分散、教學點較多等特點，合理核定這些地區教職員工的編制。特別是在考慮專職教師的編制時，也要考慮校醫、食堂工作人員、宿舍管理員、門衛等的編制。二是實行教師資格制度和教師聘任制度。對新聘小學教師和初中教師，原則上應分別具有大專和本科文憑，對不具備教師資格的在任教師，要堅決淘汰。三是要實行和堅持一定行政區域內（如市或縣）的教師交流制度，規定城市（鎮）學校每年必須接受一定數量的農村教師進修培訓，城鎮高級教師、骨干教師、教壇新秀必須每幾年到農村中小學任教半年或一年。鼓勵城鎮教師到農村中小學任教，并把它作為教師晉升職稱的條件之一。四是教師流動實行類似球員的“轉會費”制度，對流向城鎮、民辦、私立學校的教師，流入學校應向流出學校繳納一定的培養費，保障農村中小學的利益。五是每年安排一定數量農村教師脫產進修，實行農村教師終身教育制度。

第五篇：浙江農村義務教育調查報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人口眾多、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實現了“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歷史性任務，應該說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義務教育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還面臨著很多的困難，農民義務教育的負擔較重，城鄉教育差距還有擴大的趨勢，教育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能力亟待加強。為了解我省農村義務教育情況，最近，我們在杭州市余杭區農調隊、金華市農調隊和龍泉市農調隊的協助下，就我省農村義務教育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我省農村義務教育在規范收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要杜絕違規收費還任重道遠；農民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民義務教育的費用負擔比較重；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待遇還比較低；農村義務教育在相當一部分地區困難還比較多。

一、調查的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我們選擇了余杭區、金華市婺城區和金東區（下稱金華市）、龍泉市三地分別作為我省發達地區、中等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代表，以問卷調查的形式，每地調查了100名農村學生家長和10名鄉鎮中小學校長，全省共調查了300名農村學生家長和30名鄉鎮中小學校長。其中中學生、小學生家長和中學校長、小學校長各半，余杭、龍泉的家長均分布在5個鄉鎮，金華的家長分布在兩區的10個鄉鎮，中小學校長三地均分布在5個以上的鄉鎮。

本次調查所定義的“農村”是指縣城以外的所有鄉鎮，這與浙江省物價局等部門下發的浙價費（2003）21號文件中所指的農村中小學的“農村”有所區別，也就是說在本調查中，農村是指三地市政府或區政府所在地城區以外的所有鄉鎮。調查的時間范圍是2003年春季。

這次接受調查的15所中學，平均在校生規模為727人，比全省平均的928人少21.7％，共有專任教師677名（其中代課教師18名），平均每校44名，師生比為1：16.7，略低于全省平均的1：18.3的比例。被調查的15所小學，有13所是鄉鎮中心小學，2所為金華市的村小，平均在校生規模為465人，比全省平均的384人多21.1％，共有專任教師452名（其中代課教師2名），平均每所小學30名，師生比為1：16，低于全省平均的1：21.5的比例。

二、農村義務教育收費現狀

（一）省級有關部門規定的農村中小學收費標準

省物價局、教育廳、財政廳今年初聯合下發浙價費（2003）21號文件，規定了我省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從2003年春季開學起，城鎮中小學（含鄉鎮初中和鄉鎮中心小學）的雜費標準為：小學每生每學期不超過80元，初中每生每學期不超過110元，具體標準由各市、縣（市、區）價格部門會同財政、教育部門確定。已實施多媒體教育或開設信息技術課程的中小學，經批準可加收20元的雜費。農村中小學（指村小、完小及中心小學在村里的辦學點和100個省重點扶貧鄉鎮的中學）的雜費標準為：小學20—45元，初中40—70元。代管費（農村中小學為課本費、作業本費兩項，城鎮中小學再加上音像教材費、講義費和班會費共五項）實行限額控制，具體標準由各市、縣（市、區）相關部門在每學期開學前確定。借讀費小學為300元，初中為600元。

（二）農村初中每生每學期實際繳費657.9元

據三地調查匯總，農村初中每生每學期平均繳納費用為657.9元（不含伙食費，下同），占調查戶家庭人均純收入的15.5％，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806.8元、659.0元和512.0元。其中雜費113.5元（含部分學校的信息技術課），占17.3％，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99.3元、128.0元和113.1元；代管費247.6元，占37.6％，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227.2元、259.0元和256.5元；借讀生（共9人）借讀費平均954.4元，余杭、龍泉分別為1115元和633.3元，金華被調查對象中沒有借讀生；住校生（共64人）住宿費平均158.7元，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266.0元、118.0元和92.1元。余杭區因有部分學校的學生宿舍實行公寓化管理，經區相關部門批準，住宿費可適當超過區定標準。

（三）農村小學每生每學期實際繳費339.0元

根據對150名小學生家長的調查，農村小學每生每學期平均繳納的費用為339.0元，約為初中生的一半，占調查戶家庭人均純收入的8.2％，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379.1元、336.1元和299.0元。其中雜費62.9元（含部分學校的信息技術課），占18.6％，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50.6元、69.1元和69.0元；代管費158.6元，占46.8％，余杭、金華、龍泉分別為150.4元、127.5元和197.9元；借讀生三地每地各一名，余杭、金華、龍泉的借讀費分別為400元、300元和60元，平均為253.3元；住校生（共2名，龍泉）住宿費每人均60元。

（四）對收費現狀的基本評價

從以上調查結果來看，三地農村中小學繳費標準除余杭小學借讀費高出100元外，其它都沒有突破省定標準（見下表），各學校也都能嚴格遵守當地的收費標準，在實地調查中也基本上沒有發現學校超標準收費的情況，多數學生家長對收費工作也給予了肯定。據調查，52％的家長認為目前農村中小學收費比一、二年前規范了，持否定意見的只有1.3％；有21%和43%的家長認為農村稅費改革后中小學生的費用負擔“明顯減輕”和“有所減輕（但不明顯）”。這說明經過治理整頓，從總體上看，我省農村義務教育的收費是規范的、健康的，主流是好的。

三地鄉鎮初中、小學收費標準單位：元

余杭 金華 龍泉

小學 農村 雜費 45 45 4

5代管費 120 100 176

借讀費 400200

住宿費 100 80 60

柴伙費80

城鎮 雜費 80 80 70

代管費 200 1-2年級1203-6年級150 210

借讀費 400 300

住宿費 100 100 60

柴伙費60建制鎮4-6年級80

初中 農村 雜費 110 70 100龍南鄉70

代管費 250 180 260龍南鄉226

借讀費 800600龍南鄉400

住宿費 200 80 75

柴伙費建制鎮80非建制鎮60

城鎮 雜費 110 110 110

代管費 250 260 260

借讀費 800600

住宿費 200 120 鄉鎮75

柴伙費建制鎮80非建制鎮60

注：龍南鄉是全省100個重點扶貧鄉鎮之一。鄉鎮中學和鄉鎮中心小學屬于城鎮收費范圍

三、教師的工資福利待遇

我省目前教師工資都由縣（市、區）財政統一按月發放，從調查的30所農村中小學來看，所有教師都能按時領到工資，沒有拖欠的情況。但縣級統發工資的內容因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差別較大，有的僅是國家工資，有的則包括了考核獎、崗位津貼、職務補貼等。如余杭區教師的伙食及誤餐補貼、崗位津貼、物價補貼以及醫保、公積金等都由區財政負擔，龍泉市也在去年解決了教師醫保和公積金費用，金華農村教師考勤獎、年終獎、醫保、公積金等財政還沒有解決，今年下半年開始公積金財政補助每位教師每年800元，合同制教師的養老金、失業保險金財政也還沒有安排。為搞好教師福利待遇，有些學校自籌部份資金，以考核獎、全勤獎等名義給教師每月發放幾十元到一、二百元不等的津貼。

從調查數據來看，三地教師平均年收入（所有工資、福利性收入）為17528元，其中初中教師為18031元，小學教師為17025元，相差不大。比較三地，余杭教師的工資最高，平均為21455元，高出平均數22.4％，其中初中、小學分別為22294元和20616元；金華次之，平均為16980元，略低于三地平均水平，其中初中、小學分別為17400元和16560元；龍泉最低，平均為14150元，比三地平均低19.3％，比余杭低34.0％，其中初中、小學分別為14400元和13900元。據分析，各地收入的差距主要是國家工資以外的各種補貼、津貼、獎金等不同造成的。據校長們自己估計，教師的收入與當地的公務員相比要低30％左右。

在一些欠發達地區，教師的生活還比較清貧。我們在龍泉調查時了解到，有一對教齡長達20多年的教師夫婦，工作20多年才積攢了4萬多元積蓄，女兒今年考上大學，要讀完四年大學還得貸款。有的欠發達地區學校的教師，除了財政統發的工資以外，全年的各種獎金、福利加起來也就幾百元錢。一些工作時間不長的年輕教師，年收入才一萬元左右，而要通過函授取得大專文憑，各種花費共要15000元，平均每年5000元，幾乎是年收入的一半。如果想再獲得本科文憑，還得再花三年時間和15000元

。有些地方教育局在教師獲得文憑后能給矛一定的補助，有的由學校補助一點，有些地方由于經費困難，全由教師自己承擔。

四、當前農村中小學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從這次調查情況看，當前農村中小學教育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

（一）教育費用仍是農民比較重的負擔

在調查中，農民普遍反映這幾年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等新聞媒體，他們感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及各級黨委、政府對他們的關懷和對農村義務教育的重視，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幾年他們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仍越來越多，負擔越來越重。據調查測算，一個小學生一學期的費用平均在500元左右（包括部分學生繳的午餐費），初中生近1000元，如果住校就更高了。對于經濟一般地區農民和欠發達地區農民來說，是一個很重的負擔，尤其是對二孩家庭（欠發達地區二孩家庭往往比發達地區要高）。因而，我們的調查中有44％的調查戶覺得孩子上學的費用負擔很重或比較重，有7.4%的學生家長還反映不能按時足額繳納學雜費，其中金華、龍泉不能按時繳費的家庭分別達到10％和11％。為籌措學雜費，這些家庭不得不向親戚朋友借貸。有的學校同意緩繳或分期繳納，但需由教師個人擔保，到學期結束時如果家長不能足額繳納則由擔保教師承擔責任。有的家長實在繳不出現金，就用雞蛋、糧食、蔬菜等農副產品送給擔保教師沖抵學雜費。據調查戶反映，我們調查的其中一地去年還發生過學生繳不出學雜費而自殺的事件。從我省2700戶農村住戶調查資料也顯示出農民教育負擔的不輕和增長過快，我省2001年農村居民人均學雜費支出269.91元，比上年增長14.1％，2002年增加到337.42元，又比2001年增長了25.0％，遠遠快于收入的增長。

農民教育負擔仍然較重，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以下兩方面的問題非常突出。

1、省定收費范圍外收費比較多。調查結果表明，除雜費、代管費、借讀費、住宿費四項費用以外，小學生每生每學期平均還要繳納其它費用111.6元，占總收費的32.9％%；初中生每生平均每學期繳納其它費用175.4元，占總費用的26.7%。在四項費用之外的收費中，保險費、校服費、假日培訓費（周末、暑假培訓班）占了絕大部分，有的地方經物價、教育、財政部門同意，對住校生收取60—80元的柴伙費。此外，有些學校還收取名目繁多的費用，如飲水費、優秀生補課費、差生補習費、試卷費、資料費、電教費、晚自修費（或晚自修教師坐班費）、停車費、電腦培訓費、“六一”節建校贊助費等等。個別學校還印制自己學校的信片，以宣傳學校、擴大影響為由要學生購買。

從收費的“合法”性上來說，像校服、保險費，從省到縣（市、區）都強調自愿原則，但校方從校容、便于管理和學生意外時的救助能力考慮，實際操作中不少學校存在校方動員學生購買的情況，給家長以強迫的感覺，結果是有三分之一的家長覺得購買行為是出于無奈或不買不好意思。假日培訓應該說是不符合省里的文件精神的，但在我們調查的三地來看，在其中的兩地比較普遍，周末培訓的費用因課程的多少在50—200元之間，培訓的課程也有音樂、體育、美術等，但多數仍是語文、數學、外語及自然。暑假兩周培訓的情況三地都有，有的地方比較普遍。這些假日培訓，都獲得當地相關部門的認可。為了不與省里文件的精神相沖突，有的是社會教育機構出面或委托它們來組織、收費，有的有專門的假日培訓中心，但實際上給學生上課的仍是他們自己的老師。有的學生不想參加但又怕教師在假日培訓時教授在課堂上不講的內容，因此非自愿參加的學生不在少數。

除了上述校服、保險和假日培訓的費用外，其它的收費都是屬于明顯的亂收費。其中飲水費已經包含在雜費內，即使學校提供桶裝水也不能另行收費，但在個別市（區）收取飲水費的情況比較普遍。

2、地方制定的收費標準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錯位。考慮到我省各縣（包括縣級市、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很大，省物價、教育和財政部門僅僅規定了有些收費的最高限額或收費的區間范圍，并把收費標準的制訂權下放到縣（縣級市、區）一級，以便讓各地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群眾的收入水平來確定收費標準。但事實上各地都沒有很好地貫徹這一要求，基本上采用了省定的最高標準收費，尤其是人人都要繳的雜費和代管費，沒有體現出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應的梯度（見上表）。

以余杭區和龍泉市為例，據農村住戶調查，2002年龍泉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余杭的47%；這次被調查的家長自己估算，余杭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為6914.5元，龍泉為2558.8元，龍泉僅為余杭的37%。但農村小學雜費和代管費合計（以下稱“兩費”）龍泉為221元，余杭為165元，龍泉反而比余杭高出33.9％；借讀費和住宿費余杭比龍泉要高些，但由于借讀生和住校生比例不高（尤其是借讀生），對群眾的影響面不大。其結果，龍泉小學生一學期的費用負擔占到農民人均年收入的11.8％，初中生占到19.9％。而余杭小學生和初中生的費用雖然絕對額比龍泉要相應高出80元和295元，但占農民人均年收入的比重僅為5.6％和11.6％，顯然大大低于龍泉的負擔水平。由此說明，教育收費如果不考慮當地的經濟發

展水平，那么即使完全按標準規范收費，在一部分地方農民仍會感到負擔很重。

此外，部份學校在收取柴伙費、減免學雜費等方面做得也不夠好。如大部份家長認為一學期柴伙費成本最多也就30元左右，但學校收取的標準大都在60元左右。又如貧困生學雜費的減免比較困難，根據家長自己的申報，只有2.3％的學生享受了減免，遠遠低于省“一局兩廳”文件規定的10％的要求。

面對較重的教育負擔，廣大農民群眾（特別在欠發達地區）希望能把子女教育的費用負擔降下來，尤其是義務教育，要名符其實。經濟比較困難的家庭希望購買校服、保險時能真正自愿，學校也不要要求在升旗儀式及其它集體活動時一律穿校服，否則對買不起校報的貧困家庭的子女在自尊心上是一種打擊。

（二）學校經費緊缺，負債辦學現象普遍

目前農村中小學尤其是經濟不很發達地區的農村中小學普遍存在經費嚴重短缺的現象，即使在很多發達地區，經費也不寬裕。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運轉主要是靠雜費來維持的，有的地方教育局或鎮政府雖有少量的生均公用經費下撥到學校作為補充（一般每年每生在20—50元之間），但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經費短缺的矛盾。所以現在農村中小學很多校長把工作重點放在討錢、要錢上，向教育主管部門要，向鄉鎮領導討，實在沒辦法的就向學生亂收費。對于教育亂收費，社會各界往往歸因于校方，怪罪校長。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校長是在“為政府分憂，替政府受過”。

由于學校經費緊缺，目前還有很多學校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負債。在被調查的15所中學中，有11所負債，共負債822余萬元，平均每校近75萬元。其中余杭2所，平均每所負債19萬元；金華5所，平均每所負債82萬元；龍泉4所，平均每所負債93萬元。在被調查的15所小學中，有6所負債，共負債143萬元，平均每所近24萬元。其中余杭1所，負債18萬元；金華3所，平均每所負債31萬元；龍泉2所，平均每所負債15萬元。負債的原因，有的因修建教育樓、綜合樓、食堂、宿舍、操場等而欠債；有的拖欠新華書店、印刷廠、教育局資料室等書費、資料費；有的因創綠色學校、創省教育強鎮需要，整治校園、添置儀器、設備和圖書造成欠款；有的因開設信息技術課購置電腦、建校園網負債；還有的是拖欠辦公費、教師獎金。金華一中學甚至欠個人借款60萬元。

還是因為經費緊缺，許多學校教育設施得不到改善，校舍不能得到及時修繕和增加。在調查中，有51％的家長認為學校的教育設施、設備很一般或不太好；30所學校中，僅有8所學校擁有標準操場。盡管這幾年在改造中小學危房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農村很多地方學校的教學、生活用房還是很不足。據龍泉市教育局反映，如對照我省建設三類學校標準（最低標準），該市還缺少學校用地11萬平方米，校舍少8.6萬平方米。在金華，有的教師調侃說，他們住校生的住宿條件還沒有奶牛的好。有的校長明知他們的教師宿舍是危房但不敢上報，否則要封存，這樣教師反而沒有地方住了。

（三）優秀教師流失較多，師資隊伍素質有待提高

各地反映，目前農村中小學優秀教師流失現象較為普遍。據被調查的30所中小學統計，近三年來有21名教師（其中初中19名，小學2名）因待遇低而離開了教師隊伍從事他業，有45名教師流向了待遇好的城市（鎮）學校。現在一些民辦、私立學校經常到鄉鎮中小學去挖人才，年薪往往可以增加1倍左右，而且工作量還比較小。如余杭塘棲一中學反映，今年他們學校就走了4名教師，民辦學校給的年薪是5萬元一年（目前他們教師的年薪只有2.5—3萬元）。在他們學校一個英語教師要教三個班的課，而在民辦學校只教一個班的課。有的地方民辦學校甚至不要檔案，可以為招來的教師重新建檔；也有的地方規定去民辦學校的教師檔案可以放在教育局。有的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門每年都要對教師進行考試、考核，將一些優秀教師調入城區學校或其他一些離城區近、教育質量好、待遇高的學校。這些教師大多是縣（市、區）級骨干教師或教壇新秀，是學校師資隊伍中的棟梁，學校在培養他們時往往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財力，他們的離去不但給學校的教育計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紊亂，也給教育質量帶來一定影響，更是給學校培養教師工作的信心以打擊。有的校長說，以后在培養教師時只要培養成“半成品”就行了，即培養出來后不給上報評“骨干教師”或“教壇新秀”，以免被人挖走，但這樣又會挫傷教師的積極性。

骨干教師的流失導致農村教育質量下降，使農村生源流失。在有些地方，農村生源流失問題已比較嚴重，一些比較優秀的學生或家庭比較富裕的學生，都流向了城區比較好的學校。如金華市金東區嶺下鎮中心小學今年有畢業生142人，升入當地初中的只有75人。其中一個班54人，只有9人升入當地初中；余杭塘棲三中去年有90多人流向其他學校，今年又有50多人外流；余杭超山中心小學有70多人外出求學，占在校學生的10％。

在優秀教師流失的同時，農村中小學因各方面條件相對較差，生活艱苦，比較難吸引高學歷、高水平的教師去工作，師資隊伍素質不高的問題也較突出。從學生家長的反映看，有45%的家長認為學校的師資條件一般或不太滿意，部分家長認為教

師的責任心不強、敬業精神不夠。反映的問題有：有的教師教育時間縮水，往往讓學生自學；有的教師不批作業由學生代批，個別甚至連考卷也不批，僅根據平時的印象來給分；有的教師動不動就體罰學生等。從教師的學歷看，金華、龍泉兩地初中教師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分別為13.9%和22.5%，比全省30.3%的平均水平分別低16.4個百分點和1.9個百分點；兩地小學教師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分別為23.1%和28.4%，比全省34.4%的平均水平分別低11.3個百分點和6個百分點。

（四）報刊征訂任務重

在我們的調查中，農村中小學校長普遍對報刊征訂意見很大。我們調查了9所中學和9所小學2003年的報刊征訂情況。每所中學的報刊支出平均達13459元，占全部雜費收入的14.1％，其中7273元為非自愿訂閱，占到報刊支出的54.0％；每所小學報刊支出平均為6099元，占雜費收入的19.4％，其中1974元為非自愿訂閱，占32.4％。非自愿訂閱多是因為上級有任務或是有關部門領導打招呼的結果，訂閱的報刊雜志五花八門，有中央、省、市、縣級黨報（越是下級的黨報數量越多），有各級晚報、《求是》、《共產黨員》、《錢江廉潮》、《半月談》、《時代先鋒》、《浙江宣傳》、《今日浙江》、《新農村》、《人民公安》、《江南警界》、《物價公報》、《質量時刊》、《中國教育報》、《教育信息報》、《中國教工》等等，有的市（縣）級黨報教職員工人手一份還有多。我們在調查時一位曾擔任過中學校長的業內人士也反映，為了完成報刊征訂任務，當地一位宣傳部的領導親自來到學校，要求他訂閱報刊，看他有點勉強，他說我來了吃飯你總要招待的，如果你不訂，我多來幾次你的招待費不就多了嗎？言下之意還不如主動訂閱為好。

（五）教育收費卡制度執行不力

為切實減輕農民的教育負擔，防止教育亂收費，近年來，教育部門出臺了教育收費公示制度和收費卡制度，即教育收費不但要公示，每位家長還必須有收費卡。但實際上這項制度執行的不夠理想。在這次被調查的300名中小學家長中，有66.8％家長反映學校沒有執行收費卡制度。有的學校認為已經實行了收費公示，就不必再搞收費卡了；有的則以學生保管易丟失為由，家長簽名后校方“代為保管”。沒有收費卡，就不利于家長對學期中間的收費進行監督。代管費的開支省里是有嚴格規定的，但有不少學校將水電費、報刊費等也在代管費中列支，這些學校在學期結束時是不可能向家長出具“收費清單”的，代管費多退少不補也就失去了實際意義。

五、對發展農村義務教育的幾點建議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我國80％的人口在農村，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農村，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農村教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農村義務教育是農村教育的主體，發展農村義務教育，使廣大農村學齡兒童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是實現教育公平和體現社會公正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社會主義教育的本質要求，更是提高農民素質、實現全面小康的重要保證。應該說自1985年實施義務教育以來，我省的義務教育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目前全省小學六年制招生比例達到了99.8％，小學入學率達到了99.99％，小學畢業生升學率達到99.98％，初中入學率、鞏固率分別達到了98.36％和99.79％。我省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省份，農村義務教育也已走在全國的前列，但農民的文化程度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我省6歲及以上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62年，低于全國6.78年的平均水平，這與我省的經濟地位很不相稱。我省要提前實現全面小康，關鍵是提高農民的素質。高素質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對我省的現代化建設是一個極大的推動，而大量不符合現代化要求的農村勞動力必將成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包袱。農村義務教育是提高農民素質的基礎性工作,目前的農村義務教育從“量”上來看（如小學入學率，小學畢業生升學率，初中入學率、鞏固率等）已經是形勢喜人了，但在提高教育質量上仍面臨很多困難和問題，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為此，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一）改革官員考核辦法，真正重視和發展教育事業

由于教育投入不像有形投入一樣能迅速見效，教育的重要性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認識的，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力的增強，又無不體現出教育的重要性。國際上也不乏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英國是現代工業的發源地，曾是老牌的經濟強國。1850年前后，英國有大量的勞動者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在新工廠工作。但英國政府沒有為這些工人的子女修建學校。到十九世紀末，由于缺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英國對電力、冶金和化學等技術的掌握遠遠落后于重視對教育進行投資的德國。因此，進入二十世紀時，英國沒有保持住其原本在技術和生產力方面的巨大優勢。與此相反，愛爾蘭則是另一個例子。愛爾蘭是一個歐洲小國，面積7萬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80多萬人。它在1973年加入歐共體（歐盟前身）時，還是一個農業國，是歐洲最窮的國家。加入歐共體后，愛爾蘭政府十分重視教育工作，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教育開支占GDp的比例在西方國家名列前茅，由此帶來科技突飛猛進，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由歐洲最窮的國家變為最富國家，這在世界上是少有其匹的。目前，愛爾蘭是世界上15到29歲年齡

段人口在校就讀率最高的國家和世界人均教育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軟件開發超過傳統的美國和印度，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年出口額達到120億美元。這兩個事例，從正反兩方面說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在我們國家，教育的重要性已經被包括文盲在內的絕大多數家長所認識，他們節衣縮食，把家庭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有的貧困山區的家長為了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惜下山在城市（鎮）邊緣搭起十分簡陋的棚子，用打工甚至拾荒賺來的錢供子女在城鎮上學。因為他們清楚，教育是解決貧富差距的最好辦法，也是改變他們子女命運的有效途徑。但是我們的很多干部，對教育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或者只是在言行上重視教育，在行動上做得非常不夠。聯合國主管教育的官員說，我國政府教育投入約占GDp的2.2％，還不到聯合國推薦水平6％的一半。政府預算只占教育開支的53％，其余的47％不得不由家庭或私營部門支付。政府預算不足也正是10年來教育亂收費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聯合國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的有形投入是教育投入的15倍左右，明顯高于其它發展中國家。很多地方政府有錢搞開發，但沒錢辦教育，這是政府在指導思想上的偏差。其實，很多政府官員作為家長，他們對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視的。使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輕文教衛重GDp的根源在于上級對下級的考核制度上。目前上級對下級的考核往往以經濟增長指數作為主要標準，沒有將自然環境、文化教育衛生等內容列入考核范圍。因此，各地官員為了凸顯自己的政績，從自己的政治前途考慮，往往喜歡發展投資回報率高而快的產業，希望能夠用GDp的快速增長來表現自己的工作業績。其結果是政府有限的財力向有形投入傾斜，教育等領域的投入被擠占。

因此，當務之急是從制度上來保證政府財力對教育的投入，完善對干部的考核辦法，增加環境、文化、教育、衛生等考核內容，建立一套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干部考核辦法，這樣才能糾正地方政府重經濟輕文教衛的傾向。

（二）加大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

九年制義務教育是當前農村教育的主體，加大義務教育投入的力度，也是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點。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必須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這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根本大計。199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規定，到本世紀末（指二十世紀）全國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4％。據聯合國的統計，我國對教育的投入低于其它發展中國家。1998—1999年，我國對教育的總投入相當于GDp的2.2％，而同期土耳其為2.9％，印度為3.2％，俄羅斯為3.5％，菲律賓為4.2％。到2002年，我省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也僅僅占GDp的2.55％，與《綱要》的要求相距甚遠，與聯合國推薦的比例差距更大。教育經費在總體上與教育所承擔的重任有明顯的差距，經費短缺面廣量大，在農村尤其如此。在農村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標語寫在學校破舊的墻上，與有些部門漂亮的辦公樓形成了明顯的反差，反映了我們在教育投入上的矛盾和無奈。在相對不足的教育經費上，投入又向高、中等教育傾斜。浙江省2002年的經費支出中，大中專院校占26.4％，技校和高中（含職高）占18.9％，普通初中和小學占47.8％，其他學校占6.9％。而在校普通初中生和小學生的數量要占到全部在校生的72.6％。從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看，中小學與高、中等院校差距也很大，2002年普通高校、普通高中、普通初中和普通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分別為6651元、2353元、1716元和1455元，其中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分別為2736元、489元、230元和128元。

為保障農村中小學的正常運轉，省財政廳、教育廳日前聯合發布了農村中小學的公用經費定額標準（浙財教〔2003〕36號文件），規定二、三類地區（中等發達和欠發達地區）農村初中生均公用經費最低分別為280元和240元，農村小學為200元和180元。這里規定的農村中學僅僅是指100個省重點扶貧鄉鎮的中學，農村小學是指村辦小學、完小以及鄉鎮中心小學在村里的辦學點，大量的鄉鎮一級的中小學還沒有包括在內。但從各地上報的情況來看，很多地方仍沒有達到這個省定的最低標準。

所以，我們建議必須從現在起，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和非常手段，增加各級政府對教育的投入。要明確規定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具體速度，使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綱要》規定的4％的要求，并在分配上向義務教育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傾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夯實教育這個基礎。在城市，要樹立大教育的觀念，加大力度解決外來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使大量民工子女能享受城市良好的教育資源和城市文明，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大量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正如國務院發研究中心研究員盧邁所說：“財政資金分配上，是一些城市種花種草搞形象工程占大頭，還是給農民工子弟就學提供點補貼？無疑，今天在農民工子弟的教育上花點錢，將來受益的是整個社會”。我們希望，通過加大對義務教育投入的力度，使農村中小學校長和教師能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百分之百集中在教育上，不再為學校的經費、教師的福利發愁。

（三）加大省、市一級政府對欠發達縣（市、區）義務教育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