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層法律服務狀況考察報告

以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窗口

第一部分 理論框架

一、選題與定義

一位學者曾經斷言，“中國的問題仍然主要是農村的問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農村社會的現代化。因此，一個真正關心中國人喜怒哀樂的人就不能不關心中國最基層社會的人的生活?！?即使那些把興趣投向城市、投向“正規軍”法律服務、投向標準化或目標性司法程序建構的人，也無法否認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的現狀與改革在研究整個中國司法問題所具有的特別意義。基層社會和基層政府是整個中國社會和整個國家的地基，對于基層社會的治理一直是中國政府治理策略（社會綜合治理）的重點之一，基層司法構成我國司法制度的基礎和主體（法律規定基層法院以及作為其組成部分的人民法庭管轄除法律法令另有規定以外的所有一審案件）。在司法專業化與司法民眾化的沖突/雙重困境中以及強大的訴訟積案壓力下，尋求建立為當事人提供充分、適當、可供選擇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為簡單、小額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務，亦即“獲得正義”（access to justice）是當代世界普遍面臨的重大課題。在中國這種城鄉差異、地區差異巨大并且不斷增大卻又實行單一制政府結構形式的大國，如何為占中國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層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提供符合其經濟、文化層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務，一方面直接關系到基層糾紛的解決和基層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也將影響到作為“標準模式”的民事訴訟結構是否能夠在我國社會里找到確實適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來這一重大問題，并最終影響中國在尚未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階段面臨后現代社會的沖擊能否作出適時適當的回應。

本課題所指的“基層”是以中國行政和司法建制為標準，指縣級層次上的縣(市、區)，以及它們的行政下級（鄉、鎮、街道辦事處）和司法派出機構（派出法庭）所轄的區域；本課題所稱的“法律服務”是指代理訴訟、辦理非訟法律事務、調解糾紛、協助辦理公證和見證、解答法律咨詢，以及幫助書寫法律文書，等等；本課題所考察的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指設在鄉鎮（街辦）主要為本轄區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伙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的組織。限于本課題的具體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們選取了在中國基層社會占據重要市場、目前正面臨著或存或廢或發展或衰敗命運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窗口，以考察和評價這個特殊群體為基層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務為切入點，觀察其在我國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同時通過考察在其沿革和演進過程中，與之構成職能交叉、隸屬或管理、或競爭關系的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所）、國家司法機關（基層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眾性自治組織（人民調解委員會）、社會性法律服務機構（律師事務所），從而透視我國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的現狀和走向。這種定位的現實根據是，官方文字資料分析和實證考察結果都表明，中國基層至今為止并未明確或完全區分“司法”職能（及其主體）與行政職能（及其主體）、政府救濟與社會自治性救濟，而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上述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之間更是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糾結關系。

二、方法與路徑

在課題給定的一年期限內，我們選擇以全國性文獻調查為基礎，對幾個有代表性的考察點進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服務所的發展脈絡及其在所在地區的整個法律服務體系（包括基層法院、人民調解、仲裁、律師、公證等）中的位置，最后綜合運用不同路徑獲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證而獲得完整結論：

1、文獻資料的收集、閱讀和分析

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成立、發展、繁榮，到變革、抑制、衰落，直至今日面臨被廢止或遺棄的命運。通過收集、閱讀和分析記載這一歷史演變過程的現有文獻，我們期冀獲得以下信息：

1．1 成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客觀原因、理由或背景是什么？這些原因、理由或背景中哪些是構成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客觀生存基礎和/或生存價值的決定性因素？

1．2 目前決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存在的這些因素是否已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是否已從根本上或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的客觀基礎和/或減損了它的存在價值？或者，是否反而進一步豐厚了它的生存基礎和/或增加了它的存在價值？

1．3為什么對基層法律服務所進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改革？每一次變革基層法律服務所的主觀因素或動機或目標是什么（包括變革者和被變革者兩方面）？變革者的目標哪些是基于上述客觀因素所致，哪些是由于變革對象本身無法克服的缺陷所致？哪些可能通過有效的改革措施而實現？還有哪些反而由于變革措施自身的無效或負效應而加??？

1．4 在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變革和演進過程中，是否已經出現了替代性法律服務機制？如果是，那么這些機制相比基層法律服務所而言存在哪些優勢和劣勢？

1．5目前基層法律服務所在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作用。

1．6 目前關于基層法律服務所角色的主流觀點/評價和政府的政策趨向是什么？其理由（各）是什么？受到哪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以上所有信息都要用文獻資料所提供的事實或信息說話，而不能憑借研究者的主觀猜測。需要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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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司法局及其隸屬司法局各部門、各單位近三年的年度總結報告；（２）司法局有關管理、規范基層法律服務部門的內部規章、文件；（３）人民法院關于基層法律方面的統計數據和資料等；（4）當地政府工作報告和地方志。不過我們在使用文獻資料時進行了比較謹慎的分析，理由在于：此次調查的目的是反映一個基層政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現狀，這對于那些長期以來并不為社會、上級和和學術所關注的默默無聞的群體而言，在心理上是不排斥也勿須掩飾的，因而他們在提供書面材料上可謂是“傾囊相助”。然而這些年度總結報告是作為年度向上級反映工作成績的載體，所引述的大量數字可能存在水份。調查組曾專門就這些數字的統計方法詢問過有關職員，我們獲得的答復或者模凌兩可或有意回避，或者直白地告訴我們：這些數據并不都是真實的。因此，這些數據和根據這類數據獲得的官方全國性統計數字都不能成為形成我們結論的依據。然而，這些雖不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數字卻在某些層面上提供了發掘出真實、有用的信息渠道或線索，至少，在中國各界統計數字（包括司法統計）都存在相似問題的狀況下，這些數據在評價法律服務所在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相對位置和角色時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座談會是我們調查所采取的最主要方法。由該地區司法局組織的由司法所所長和法律服務所全體成員參加的座談會，也邀請各個律師所的代表、負責法律援助的司法局官員或律師參加，由他們介紹本部門或本單位或本人的基本情況的過程中，調查組不斷插話，有針對性地提問，并啟發其他與會人員的積極討論。這種方式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從整體上把握被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并且由于與會人員一起討論，相互提醒、啟發、補充和糾正，形成對事物的全面而準確的認識。對于調查者的提問，常常在與會者七嘴八舌相互補充或糾正中獲得圓滿答案的，調查者則往往通過現場對提問的反應程度來判斷這一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程度。此外，我們在小范圍內的隨機性拉家常式的座談會——甚至在吃飯席間——所獲得的信息，往往能夠彌補正式座談會上沒有機會表達或不愿當著領導和同事的面公開提供的信息。

個別訪談。在通過座談會對被調查對象及其一般性和共同性的觀點獲得基本和大致了解之后，我們隨機選擇了一些個案分別訪談，特別是對接受過法律服務的當事人的調查，主要是以個別訪談的方式進行的。在法院或法律服務所查閱案卷和裁判文書后，按照案件登記表抽樣而獲得當事人聯系方式，對當事人進行突擊訪問，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為他們有關法律服務工作者有意無意的影響而干擾信息的真實性。不過，由于時間成本的限制和聯系當事人的難度，本次調查所進行的個別訪談對象的數量和類型都無法保證其代表性（比如勝訴和敗訴的當事人對于法律工作者的評價很可能不同，而且每一個當事人不可能一生打幾次官司或同時接觸過律師和法律工作者，因而以律師作為參照來評價法律工作者更不可能），所以個別訪談獲得的信息只能成為其他信息的一種印證。這種印證由于調查者直面消費者（實際上也正是本項目預期的受益對象）進行考察，因而對于項目結論的合目的性特別重要。

實地／參與觀察。百聞不如一見。調查組充分利用實地調查的寶貴時間對相關部門和單位進行了實地觀察，從單位的物質設備、辦公條件到人員著裝、談吐等都進入調查者的視野，對基層情況的感性認識極為深刻。無論這些信息能否用言語來表達，在感性上對于我們最終觀點和結論的形成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或者說這些信息或印象是我們的演繹觀點和結論所不可或缺的若干鏈條。當讀者看到我們并不經意地在空落落的大街上以簡陋破舊的法庭為背景留念拍照時，同一地區的西裝革履的律師和衣著簡樸的法律工作者之間所形成的對比，也許不用語言說服或理論論證，讀者會得出直觀的結論：取締了法律工作者，誰來為當地的法律消費者提供法律服務？！

第二部分 全國性文獻調查

一、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誕生與興衰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并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后，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后，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199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后頒布的《關于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于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并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于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準予收費的項目?？傮w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并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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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占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后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９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于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伙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后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要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余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于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后來的司法所所長，于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后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于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并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于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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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干警”就是司法助理員，他們是政府財政編制的干部，一般兼任兩所所長和中心主任，條件較好的所除所長之外另有1-2名司法助理員。過去有些地方的司法助理員由地方干部兼任，但近幾年都由市司法局統一下派（從而使得鄉鎮司法所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司法局派出機構），由政府財政發放工資，所長每月工資800元—1000元。除此之外，政府財政對司法所沒有任何其他行政費撥款。聘用的法律工作者不列入政府財政計劃，他們一般通過由司法部舉辦的統一法律服務資格證考試而取得法律工作者資格證的，但是這種考試在組織程序上較為地方化，報考條件和題目難度也遠不如律師資格考試和司法考試。他們在名義上隸屬于法律服務所，但許多法律服務工作者是兼職的，法律服務收入和務農、打短工的收入共同構成他們的主要生活來源。法律工作者與法律服務所以簽訂合同的形式構成聘用與受聘用的關系，實行辦案提成制，即法律工作者經辦的案件在按照規定的標準向當事人收取的費用中，法律服務所和法律工作者個人之間按照一定比例分成，比如在M法律服務所，受聘人員按照1比1的方式提成，每人每年的任務是1萬1，自己拿工資5千5，其它50%則作為辦公費用、保險費用等。如果完成不了任務則實行待崗制度和辭退制度。但事實上，司法所和法律服務所承擔了大量的司法行政工作，而完成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經費為支撐的，于是法律工作者個人向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上繳的辦案提成成為支撐司法所/法律服務所得以運轉的主要經濟來源。而反過來，司法所/法律服務所對法律工作者辦案的成本是無任何補助或補貼的。

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知識或專業結構，在46名法律工作者中，大學學歷的1名，大專學歷的有20名，中專學歷的有3名，高中學歷的有8名，未注明學歷的有14名；女性只有1名，且屬于辦理臨時證。調查組隨機調查了17位法律工作者，就他們在從事法律服務工作者這一職業以前的工作經歷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有11人在從事法律服務行業以前沒有從事過其他職業，其余幾位從事過計算機維修、園林業、工商行政管理或曾在部隊服役。法律工作者在整體上講處于從高中到大專這一文化層次，尤其一大專為主。根據我們的問卷調查，人員結構具有一定的流動性，而且出少入多，可以認為在一定層次的文化群體中此一職業是人們愿意從事的職業，或者說這一職業在特定的社會群體中是有其生命力的。訪談顯示，對于從高中到大專畢業的學生來說，成為法律工作者常常是其首選職業之一。

（2）A市基層服務所與司法所的關系

按照規定和一般理解，司法所作為司法行政主管部門在鄉鎮的派出機構，對于作為民間法律服務機構的法律服務所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監督與被監督、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然而，實際狀況遠非如此簡單，他們之間的關系至少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i）職能定位：按照司法部的規定和上表的顯示，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包括訴訟和非訴訟代理、見證和協辦公證、法律顧問、勞動仲裁、調解糾紛。但由于法律工作者與作為政府行政管理機構的司法所兩所合一，更主要由于司法所一般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即所長，因而司法所根據司法部文件或指示所承擔的一切行政工作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是由法律服務所的法律工作者來承擔的（極少部分由司法所分派給當地的其他群眾組織或個人），這些工作還包括普法宣傳和法制教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以及一些A市鄉鎮辦事處黨委交給司法所負責安排的諸如防汛這樣的臨時性工作。這些工作占法律服務所不少于一半的精力，比如普法工作包括：提出普法小組成員名單，并經辦事處黨委決定（由于辦事處領導經常更換，普法小組成員也隨之經常更換，所以這一工作也算是日常性工作）；二是制定每一年度的普法方案并確定當年的普法重點；每年四月中旬推選出普法宣講員進行法律培訓（受培訓的對象有村一級的干部，主要是搞政法工作的干部，還有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成員?！叭濉币郧暗钠辗ㄖ饕轻槍习傩眨八奈濉币院髣t主要針對行政機關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執法人員）；給學校學生開設的法制課程進行舉行講座）；（非日常性的）舉行全市普法考試（調查組去之前那次考試約6萬多人參加，對于公務員而言，普法考試成績合格是評選優秀的一個條件）。

ii)財務關系：按照規定和登記，法律服務所的財務體制為自收自支，但支出要向司法局財務處備案，另外每人每年除向司法局繳納150元管理費。然而，由于司法所的財政撥款除司法助理員的工資外，幾乎不再有其他撥款，因此司法所的日常行政開支和履行普法宣傳等等職能的費用是從法律服務所從法律工作者收入的提成中支付的。法律服務所的這部分提成還用于支付這些聘任的法律工作者的工資和支付作為國家公務員的所長和其他司法助理員除“四塊”工資以外的其他收入（如補足工資，可能還另發獎金）。此外，法律工作者個人為了完成司法所分派給他們的行政事務和公益事務所支付的開支全部由他們個人承擔。

iii）“交易”或共生:法律服務所免費甚至貼本承擔政府職能的回報是什么？在A市考察結束時，這個疑問在A市沒有獲得直接解答。我們將從對B市的考察中獲得答案。

（3）A市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關系

由于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之間是同一套人馬，所以隨著法律服務所的角色不斷在行政機構和自治性服務機構之間轉換，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之間的關系也隨之不斷轉換。由司法所（實際上也就是法律服務所）任命和組織培訓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員，并指導調委會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解決不了的糾紛可以按照司法所的職能規定，邀請鎮政府（司法所）派人（也就是法律服務工作者）參加，法律工作者以干部的身份參與進來增加了調解成功的可能性。

（4）A市法律服務所與法律援助中心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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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根據我們所調查到的情況，法律服務所與法律援助中心之間的關系比較和諧。一則兩者之間在工作的內容和方式上界限比較明晰，關于法律援助的事項國家法律都有明文規定，而這些事項與法律工作者所接辦的案件的區別是很明顯的；二則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職責或者說其在法律援助過程中發揮的主要作用在于接受、審查法律援助案件材料，然后根據情況和法律規定指定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為受援者提供法律服務，更多的體現其在法律援助事務中所發揮的把關和協調作用。法律服務工作者每年都有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為受援者提供法律服務的任務。法律援助中心也有律師，但他們與法律工作者之間不存在業務競爭關系。

（5）A市基層服務所與律師所的關系

法律服務所與律師所是A市服務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但調查表明，這種“競爭”的激烈程度是虛擬的或被夸大了。讓我們從以下不同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

資料顯示：自2001-2003年，在二者有業務交叉的領域，A市律師共辦理民事和經濟代理191/355/120件，非訴訟代理93/232/32件，擔任常年法律顧問109/111/173家；基層服務所共辦理民事訴訟代理384/491/233件，非訴訟代理396/294/77件，擔任顧問76家。在沒有交叉的業務領域，律師代理刑事案件60/49/43件，行政代理27/24/17件；法律服務所協辦公證、辦理合同見證共約90件，調解糾紛269件。如果將文獻所稱“為當事人挽回經濟損失”的數額作為計算案件標的額的一個參考，律師所的數字為1400萬至3500萬，法律服務所的數字為350萬。從案件數量和標的額的對比可以明顯看出，律師所的案件數量大大少于法律服務所，但標的額卻高于法律服務所許多倍。當然，這一對比只是一種整體的對照，并不排除在個案上法律服務所收到某些標的額較大的案件或律師所接受某些數額較小的案件。另外對“挽回經濟損失”的數額也可以作其他解釋，比如可作為勝訴數額的參考，但在法院的調查表明，律師和法律服務所代理的案件在勝訴或敗訴的概率上并沒有明顯差異；司法局領導對這一數字的解釋也支持了我們的解釋方法。

該市的律師事務所都建置在市區，在鄉鎮沒有律師事務所。法律服務所則基本隸屬于鄉鎮司法所，一般建置在鄉鎮政府大樓內，只有2個隸屬于街道辦事處的法律服務所建置在市區。兩種不同地點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決定里兩者在提供法律服務的空間領域上的區別——律師事務所主要服務于城區的當事人，而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于廣大的農村地區的當事人即農民。這種坐落地點上的差異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二者提供服務的當事人類型和受案范圍的差別。在案件類型上，法律工作者受理的案件包括涉及到輕微傷害案件、農田間灌溉、鄰里糾紛、還有婚姻家庭糾紛和一些基地糾紛、以及承包合同糾紛等等，所服務的當事人主要是農民。據對一位資深律師的訪談，城區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對象40-50%是農民，一般的也就是侵權糾紛，鄰里糾紛，離婚案件等，單位約占30%。

對法官的調查：A市基層法院對于民庭和經濟庭的劃分仍然沿襲了2002年以前的標準。民庭案件約有70%有代理人，其中大約10%左右是親屬（公民代理），其他60%為律師和法律工作者，但法官對于二者的具體比例沒有概念，他們說沒有注意過代理人是律師還是法律工作者，對法律工作者也不存偏見或采取歧視態度。但在問到二者的代理業務水平有沒有區別時，他們說，“取得兩證的律師相對來說在素質上還是要強一些，溝通起來也方便一些，特別是有時候你跟一個律師溝通和一個家屬溝通就不是在一個檔次了……我們還是希望跟律師打交道?！薄胺晒ぷ髡呔驼w質量來說比律師肯定要差些，而且不齊，而且現在的法律工作者證就是司法局發的，隨意性很大，他們許多人靠關系就可以到這個地方來做這個工作。職業道德方面比律師也要差一些，因為他們沒有律師方面的規則，有時候他就利用他那點法律知識引導當事人來規避法律，相對來說律師要好一點?！蔽覀冊噲D了解案件類型對于二者服務范圍和服務質量的影響，答案是沒有什么影響（這不是我們期待的答案）。于是我們詢問了審判方式改革對于法律服務需求的影響，特別是審前交換證據之后，公民親自訴訟的、親屬代理的、律師代理的、法律工作者代理的在理解這些問題上是不是有區別？法官在這些程度問題上有沒有區別對待？法官說，對于法院的舉證責任通知書，法律工作者和律師一般都會按照指定時間進行，但很多老百姓就會說，我開庭的時候給你就行了嗎？法官在這些程序問題上對律師和法律工作者掌握的標準是完全一樣的，但對于當事人親自訴訟或親屬代理的，一般爭議不大或者沒有爭議的，就實行當庭交換證據。當問到老百姓對于二者差異的判斷時，法官們說，我們感覺他們沒有多大區別，他們這些人都是吃法律飯的，反正都差不多。對于鄉村的老百姓來說，一般都是法律工作者，我們這里律師很少，個別鄉老百姓對法律工作者和律師的概念是混同的，都稱他們為“律師”。至于二者在承接案件的類型方面是否存在差異，法官們說，那些爭議標的額比較大的案件，有些當事人會有選擇性地考慮，他們會去打聽哪個“律師”名氣大一些。不過基層所里面幾乎是沒有律師，不管目前基層所的問題有多大，但至少他在鄉鎮的接觸面還是很廣，（意即他們還是有較好的案源）。

對律師的調查：我們在一家鄉鎮法庭偶爾碰到了正在那里出庭的律師，這位律師據說在當地收入較高。他說，律師與法律工作者之間各有自己的地盤，法律工作者們承接的大部分案件都是他們不愿意接受的雞毛蒜皮的家事案件和小額財產案件，有時甚至當事人去找律師時，律師們還可能把案件推給法律工作者（不過律師們也沒有友好到把自己不愿接受的案件介紹給自己認識的某位法律工作者），他們可能會告訴當事人說，他們當地有法律工作者。律師和法律工作者接受案件多半都是靠熟人介紹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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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與基層法院的關系

我們常?？吹疥P于法院主動提供法律服務的報道和學者對于這種司法能動主義的批評，但在農村基層，這種“送法下鄉/上街/上門”現象雖然在表面上隨著近年來司法消極性和中立性理念的滲入而略有減少，但有兩個現象強烈地刺激著我們的視角和思維方式。

其一，法院送法上門的動機十分復雜，利益驅動是主要因素。現在法院都是給法官下達了任務的，以前是下達給法官本人，現在是下達給法庭，要求他們每年完成多少任務，因為他們的工資分六塊，其中四塊由財政支付，其他兩塊就是靠自己來創收了，以前政府財政還明令法院每年向地方財政上繳多少訴訟費，法院就明令法官上交多少錢。因此，現在法官為了拉案源，也很講究與當事人和律師及法律工作者的個人關系，靠他們給法院帶來更多案源。有些法官直接到外面把案件拉回來，然后到立案庭一登記，這個案件就由他來承辦了。立案審查標準也因此受經濟利益驅動的影響。法官到外面拉案件時，實際上與一個普通的法律服務者差別不大，他和在法律服務市場上的其他競爭者一樣要考慮和當事人的關系。他背靠的是國家強制力，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參與進法律服務市場的圈地運動上來，雖然在形式上進入法院的案件要遵循特定的程序。法官也要在聽取對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調解或判決，而不僅是向一方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見，但是無疑基于利害關系上的權衡，法官的斷案自然會是偏向提供自己案件的一方，至少在情感上和某種法律許可的幅度內是如此，雖然這種事實的不公正并不必然帶來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顯失公正，因此，對比而言，法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為向自己提供案件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并以判決或調解的方式解決其糾紛。同時也要權衡和其他法律服務者尤其是律師的關系。

其二，民事司法改革對于當事人、基層法院和法律工作者的影響。審判方式改革對于A市基層法院的影響主要是當事人舉證責任明顯增加了，這一變化相應增加了對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的需求，而審前交換證據規則的實施更減少了當事人親自訴訟的比例。雖然由于法官不再為了獲取案情信息而走出法庭去接觸當事人和證人，但法官們仍習慣于將當事人或律師傳喚到法院來進行單方接觸 ；雖然法官坐堂問案時也不再能動地替當事人說出那些他們似乎想要表達的意思，而把這一任務交給了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然而這種變化對于當事人而言僅僅意味著他們必須在支付雙重成本，并不意味著法官的中立和結果的確定性。在A市這樣一個法律各界都依賴于案源生存的熟人社會里，名義上代表當事人的律師與名義上在當事人之間的保持超然地位的法官之間，基于相互照顧對方“生意”而形成一種與當事人本身沒有多少關聯的默契：他們必須在維護法官和律師雙方的即時利益（比如照顧熟人一方的利益）的同時兼顧雙方長遠利益（為了維護個人信用而保持大致公平），但這種交易在法律服務市場中增加了一個重要的變量：能夠較穩定地提供案源的一方當事人和律師可以從法官那里獲得更多偏向，又因此給他們帶來更好的“聲譽”和更多的案源（經常打贏官司的律師會獲得更多客戶）。所以，法律服務者與律師之間以及法律服務者相互之間的市場競爭能力主要取決于他們在法院的資源，而不主要取決于他們自身的資源（專業水平）；而他們在法院的資源卻又取決于他們在市場（客戶和潛在客戶）方面的資源。在社會基層中的強勢群體往往在整個法律服務市場中占有優勢。

二、四川省B市基層法律服務現狀考察

B市法律服務所的體制和市場狀況的情況與A市比較相近，但由于對B市的調查進路是司法局，調查方式主要是對司法局、法律服務所和律師所工作人員的座談會和個別訪談，角度不全面，所獲得的信息由于被調查者的角色和立場而不免帶有傾向性和片面性（這是我們后來又選擇由另一進路調查西部C縣的一個原因），因而在信息的使用上，B市的情況可以作為實行同一體制的A市的一個注腳。與A市不同的是，B市是地級市，它以一個農村地區中的城市背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城鄉交界地帶基層法律服務市場發展狀況的視角。

1、B市的基本背景和法律服務市場的基本構成B市曾是典型的西部山區縣城，于1985年建為地級市，總共有1.62萬平方公里，人口共303萬，全市有三個國家級貧困縣，農村人口占到百分之80%。目前B市開放形式比較好，但總體上講面對的是廣大的農村，所以當地干部特別強調發展和開放。開發區原來是2.75萬平方米，共90多萬平方米的區域。對于當地和B市眾多的開發區來說，穩定也是他們最在意的價值目標，司法局是在發展和穩定兩個意義上強調基層法律工作者價值的。同時，B市在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勞務輸出等方面的管理比較具有代表意義，比如B市外出打工人員大約是50多萬人，每年掙回來的勞務費是幾十億。

B市當局對于基層法律服務系統的狀況的基本評價是，財政支付的司法助理員編制太少，律師也不符合需求。全市369個鄉鎮，鄉鎮司法所街道辦共72個，工作人員有169人，其中專職從事司法工作的有70多人（亦即平均每個所有一個專職司法助理員，其他都是一些兼職），法律服務所有94個（其中72個與司法所合一），法律工作者342人（系指司法助理員以外的招聘人員），其中80％在農村。該市一個縣城或一個區二、三十萬人，大縣人口有七、八十萬人，法律工作者40多人，有五、六十個鄉鎮達不到一個鄉鎮有一個司法助理員的標準。全市注冊律師105人，其中60人在市區。全市人民調解委員會共有2930多個，人民調解員是12000多。全市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總和與人口比例為1：20000，如果按照A市的計算方式，將政府財政編制的司法助理員計入在內，則比例為1：4919。不過由于律師主要集中在市區或者城區范圍內，在縣級的很少，縣級以下的民間糾紛主要是靠基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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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基層法律服務狀況考察報告

以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窗口

第一部分理論框架

一、選題與定義

一位學者曾經斷言，“中國的問題仍然主要是農村的問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農村社會的現代化。因此，一個真正關心中國人喜怒哀樂的人就不能不關心中國最基層社會的人的生活。”即使那些把興趣投向城市、投向“正規軍”法律服務、投向標準化或目標性司法程序建構的人，也無法否認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的現狀與改革在研究整個中國司法問題所具有的特別意義。基層社會和基層政府是整個中國社會和整個國家的地基，對于基層社會的治理一直是中國政府治理策略（社會綜合治理）的重點之一，基層司法構成我國司法制度的基礎和主體（法律規定基層法院以及作為其組成部分的人民法庭管轄除法律法令另有規定以外的所有一審案件）。在司法專業化與司法民眾化的沖突/雙重困境中以及強大的訴訟積案壓力下，尋求建立為當事人提供充分、適當、可供選擇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為簡單、小額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務，亦即“獲得正義”（accesstojustice）是當代世界普遍面臨的重大課題。在中國這種城鄉差異、地區差異巨大并且不斷增大卻又實行單一制政府結構形式的大國，如何為占中國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層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提供符合其經濟、文化層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務，一方面直接關系到基層糾紛的解決和基層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也將影響到作為“標準模式”的民事訴訟結構是否能夠在我國社會里找到確實適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來這一重大問題，并最終影響中國在尚未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階段面臨后現代社會的沖擊能否作出適時適當的回應。

本課題所指的“基層”是以中國行政和司法建制為標準，指縣級層次上的縣(市、區)，以及它們的行政下級（鄉、鎮、街道辦事處）和司法派出機構（派出法庭）所轄的區域；本課題所稱的“法律服務”是指代理訴訟、辦理非訟法律事務、調解糾紛、協助辦理公證和見證、解答法律咨詢，以及幫助書寫法律文書，等等；本課題所考察的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指設在鄉鎮（街辦）主要為本轄區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伙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的組織。限于本課題的具體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們選取了在中國基層社會占據重要市場、目前正面臨著或存或廢或發展或衰敗命運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窗口，以考察和評價這個特殊群體為基層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務為切入點，觀察其在我國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同時通過考察在其沿革和演進過程中，與之構成職能交叉、隸屬或管理、或競爭關系的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所）、國家司法機關（基層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眾性自治組織（人民調解委員會）、社會性法律服務機構（律師事務所），從而透視我國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的現狀和走向。這種定位的現實根據是，官方文字資料分析和實證考察結果都表明，中國基層至今為止并未明確或完全區分“司法”職能（及其主體）與行政職能（及其主體）、政府救濟與社會自治性救濟，而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上述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之間更是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糾結關系。

二、方法與路徑

在課題給定的一年期限內，我們選擇以全國性文獻調查為基礎，對幾個有代表性的考察點進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服務所的發展脈絡及其在所在地區的整個法律服務體系（包括基層法院、人民調解、仲裁、律師、公證等）中的位置，最后綜合運用不同路徑獲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證而獲得完整結論：

1、文獻資料的收集、閱讀和分析

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成立、發展、繁榮，到變革、抑制、衰落，直至今日面臨被廢止或遺棄的命運。通過收集、閱讀和分析記載這一歷史演變過程的現有文獻，我們期冀獲得以下信息：

1．1成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客觀原因、理由或背景是什么？這些原因、理由或背景中哪些是構成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客觀生存基礎和/或生存價值的決定性因素？

1．2目前決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存在的這些因素是否已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是否已從根本上或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的客觀基礎和/或減損了它的存在價值？或者，是否反而進一步豐厚了它的生存基礎和/或增加了它的存在價值？

1．3為什么對基層法律服務所進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改革？每一次變革基層法律服務所的主觀因素或動機或目標是什么（包括變革者和被變革者兩方面）？變革者的目標哪些是基于上述客觀因素所致，哪些是由于變革對象本身無法克服的缺陷所致？哪些可能通過有效的改革措施而實現？還有哪些反而由于變革措施自身的無效或負效應而加劇？

1．4在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變革和演進過程中，是否已經出現了替代性法律服務機制？如果是，那么這些機制相比基層法律服務所而言存在哪些優勢和劣勢？

1．5目前基層法律服務所在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作用。

1．6目前關于基層法律服務所角色的主流觀點/評價和政府的政策趨向是什么？其理由（各）是什么？受到哪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以上所有信息都要用文獻資料所提供的事實或信息說話，而不能憑借研究者的主觀猜測。需要進行分析和推測時，注意通過明確的差異性表達將研究者對事實或信息的陳述與研究者個人的推測加以區分。

2、實證考察與信息的獲取和使用

由于現有文獻資料所能夠提供的信息存在多方面的缺陷，資料的殘缺、籠統、抽象、以及資料獲得渠道的官方性和主觀性，都妨礙了對于目前法律服務所獲得全方位的了解。為此，我們在全國選擇了4個考察點，進行深入、具體、微觀的觀察和解剖：中部地區湖北省的A市，西部地區四川省的B市（南）和山西省的C縣（北），東部地區發達的D市(D市的考察仍在進行中，故報告未并入本文)。這些考察點的意義并不在于它們的代表性或典型性（雖然它們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某些經濟、社會、文化背景基本相似的地區的典型特色），而在于它們是整個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縮影。我們希望在通過文獻資料了解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全面的（全國的）、宏觀的和基本的（籠統的）狀況——特別是了解其發展的歷史脈絡——的基礎上，面對中國如此之大、法律服務所如此之多的背景，利用“解剖麻雀”的方法進行個體分析，也許能夠從差異性中找到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某些共性，觀察中央政策和改革者的意圖在現實中得以執行、抑制或變異的程度和原因，從而為新的決策提供一個自我檢討的視角。

2．1考察范圍

進行實證考察、獲得信息的渠道包括：研究對象，即鄉鎮法律服務所和司法所（未將司法所列入行政主管部門而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一般仍采兩所合一體制）、行政主管機關即縣（或市）司法局、提供服務的主要場所即基層法院、競爭對手和改革者預期的替代者即律師事務所、改革者主觀預期的未來替代者即法律援助機構、服務對象或消費者即當事人、業務伙伴暨市場對手即人民調解委員會。

2．2考察目的

對于法律服務所的考察目的，除了解該所設置的時間、數量、根據、理由、背景以及法律服務工作者人數、人員結構（包括學歷、工作閱歷等）、業務范圍、案源和收支狀況、工作過程、工作成效、以及他們與其他基層法律服務主體之間的關系等基本情況之外，也重點考察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主觀感覺、自我評價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困難和處境。

對于司法局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該地區法律事務所的概況及其在司法局統轄的基層法律服務體系（包括律師事務所、調解委員會和法律援助）中的相對角色，特別是相對于律師而言的利弊得失，其中包括司法局作為對整個法律服務體系的統一管理者對于法律事務所現實作用的評價和對其前景的預測和愿望。此外，通過司法局考察該地區法律服務所的整體生存環境，包括當地經濟發展狀況、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程度或/和政策傾向、以及該局對法律服務所的監督、管理制度及其效果。

對于基層法院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基層司法當事人獲得代理的狀況，包括代理的比率、代理人的身份和專業水平、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其中的作用（特別是將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代理水平的比較）、以及法官對于法律工作者群體的總體評價和態度。

對于律師事務所和法律援助機構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其人員結構（包括學歷、工作閱歷等）、業務范圍、服務對象和案源、收支狀況、面臨的困難、以及他們與法律服務所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其中包括他們的主觀感覺、評價和愿望。）

對于當事人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當事人在面對糾紛、希望獲得法律救濟特別是司法救濟時，如何獲得關于法律服務市場的信息，他們為何、通過何種途徑選擇了某位法律工作者或某位律師，他們對于所獲得的法律服務滿意度如何，等等，從法律服務市場的消費者的角度來評價法律服務所在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作用。

考察人民調解委員會只是附帶性的，主要是因為這一機構與基層法律服務所之間存在人員交叉的情況，并且可能在基層法律服務大市場中存在此消彼長或者相輔相成的關系。

2．3考察路徑與方法

介入進路。鑒于中國的國情，在考察對象涉及政府機關（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層）的社會調查中，合適把握介入被調查對象的切入點是必須權衡的一個因素，一方面，獲得被調查對象的信息幫助，常常需要借助一定程度的私人關系；另一方面，保證信息的真實和準確性，則需要與被調查者保持適當距離，所借助的私人關系不能與被調查者有利害關系，以免構成對獲取真實信息的干擾和妨礙。為了從不同角度接近和了解調查對象，我們在不同地區選擇了不同進路：在A地的調查是通過該地人大法工委介入的；在B縣地的調查是通過該地開發區介入的；在C縣地的調查是通過檢察院介入的；在D地的調查直接是在當地司法研究所幫助下進行的。

調查的具體方法取決于調查事項的性質、調查的預期目標、以及調查者與被調查對象之間的溝通能力等因素。在中國的基層調查，必須正視被調查對象的文化素質不高和缺乏社會調查常識的現實，這種局限使我們限制了對書面調查方式的使用（比如問卷調查），而更多依賴于面對面的直接交談（包括座談會和個別訪談），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能形成互動式的交流從而保證對情況的真實而準確的了解，并使調查者能獲取很多寶貴的感性信息和附帶信息，但此種方式無法具有書面調查所具有的系統、面大和高效率的優點。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采用了綜合性的考察方法，并使信息之間相互印證，包括：閱讀當地文獻資料、座談會、問卷調查、實地/參與觀察、個別訪談、考察對象按照課題組的要求直接以書面方式敘事。

文獻資料是對歷史的現實表達和對現實的歷史記載。調查收集的地方文獻主要包括以下幾類：（１）司法局及其隸屬司法局各部門、各單位近三年的總結報告；（２）司法局有關管理、規范基層法律服務部門的內部規章、文件；（３）人民法院關于基層法律方面的統計數據和資料等；（4）當地政府工作報告和地方志。不過我們在使用文獻資料時進行了比較謹慎的分析，理由在于：此次調查的目的是反映一個基層政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現狀，這對于那些長期以來并不為社會、上級和和學術所關注的默默無聞的群體而言，在心理上是不排斥也勿須掩飾的，因而他們在提供書面材料上可謂是“傾囊相助”。然而這些總結報告是作為向上級反映工作成績的載體，所引述的大量數字可能存在水份。調查組曾專門就這些數字的統計方法詢問過有關職員，我們獲得的答復或者模凌兩可或有意回避，或者直白地告訴我們：這些數據并不都是真實的。因此，這些數據和根據這類數據獲得的官方全國性統計數字都不能成為形成我們結論的依據。然而，這些雖不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數字卻在某些層面上提供了發掘出真實、有用的信息渠道或線索，至少，在中國各界統計數字（包括司法統計）都存在相似問題的狀況下，這些數據在評價法律服務所在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相對位置和角色時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座談會是我們調查所采取的最主要方法。由該地區司法局組織的由司法所所長和法律服務所全體成員參加的座談會，也邀請各個律師所的代表、負責法律援助的司法局官員或律師參加，由他們介紹本部門或本單位或本人的基本情況的過程中，調查組不斷插話，有針對性地提問，并啟發其他與會人員的積極討論。這種方式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從整體上把握被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并且由于與會人員一起討論，相互提醒、啟發、補充和糾正，形成對事物的全面而準確的認識。對于調查者的提問，常常在與會者七嘴八舌相互補充或糾正中獲得圓滿答案的，調查者則往往通過現場對提問的反應程度來判斷這一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程度。此外，我們在小范圍內的隨機性拉家常式的座談會——甚至在吃飯席間——所獲得的信息，往往能夠彌補正式座談會上沒有機會表達或不愿當著領導和同事的面公開提供的信息。

個別訪談。在通過座談會對被調查對象及其一般性和共同性的觀點獲得基本和大致了解之后，我們隨機選擇了一些個案分別訪談，特別是對接受過法律服務的當事人的調查，主要是以個別訪談的方式進行的。在法院或法律服務所查閱案卷和裁判文書后，按照案件登記表抽樣而獲得當事人聯系方式，對當事人進行突擊訪問，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為他們有關法律服務工作者有意無意的影響而干擾信息的真實性。不過，由于時間成本的限制和聯系當事人的難度，本次調查所進行的個別訪談對象的數量和類型都無法保證其代表性（比如勝訴和敗訴的當事人對于法律工作者的評價很可能不同，而且每一個當事人不可能一生打幾次官司或同時接觸過律師和法律工作者，因而以律師作為參照來評價法律工作者更不可能），所以個別訪談獲得的信息只能成為其他信息的一種印證。這種印證由于調查者直面消費者（實際上也正是本項目預期的受益對象）進行考察，因而對于項目結論的合目的性特別重要。

實地／參與觀察。百聞不如一見。調查組充分利用實地調查的寶貴時間對相關部門和單位進行了實地觀察，從單位的物質設備、辦公條件到人員著裝、談吐等都進入調查者的視野，對基層情況的感性認識極為深刻。無論這些信息能否用言語來表達，在感性上對于我們最終觀點和結論的形成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或者說這些信息或印象是我們的演繹觀點和結論所不可或缺的若干鏈條。當讀者看到我們并不經意地在空落落的大街上以簡陋破舊的法庭為背景留念拍照時，同一地區的西裝革履的律師和衣著簡樸的法律工作者之間所形成的對比，也許不用語言說服或理論論證，讀者會得出直觀的結論：取締了法律工作者，誰來為當地的法律消費者提供法律服務？！

第二部分全國性文獻調查

一、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誕生與興衰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并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后，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后，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199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后頒布的《關于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于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并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于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準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并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占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后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９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于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伙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后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要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余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于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后來的司法所所長，于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后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于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并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于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準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準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準相對較高。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準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后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后，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于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并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于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于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后，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于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陜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傮w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準缺乏規范。由于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準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臺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權限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準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準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準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于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于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并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于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并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于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區為依托，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象，“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象，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于“（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于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于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人民調解委員會來替代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基層法律服務設施。對于這些設想的可行性，我們將在實證考察后再作評價。

第三部分實證考察

一、湖北省A市基層法律服務所考察報告

項目調查組分別于2003年8月和10月對中部A市的基層法律服務所進行了兩次共10天的實地調查。調查是通過該地人大法工委介入的。調查對象包括該市司法局、11個司法所和法律服務所、3個律師事務所、該市法律援助中心、基層人民法院、以及若干接受過法律服務的當事人。

1、A市的基本情況

A市是中部某省的一個縣級市。該市面積1200平方公里，耕地面積33.18千公頃。2002年末總人口為73萬人，其中農業人口57.4萬人，占78.6；2002年全市GDp為50.4億元，比上年增長8.2；財政收入3.05億元，比上年增長7.2％。

該市城鎮人口比重很小，工業不發達的狀況與政府對于經濟發展的期待，可以從寬闊的大街上稀落可數的過往行人獲得直觀對比，破舊的小型面包車是該市比較高檔的出租車工具。街道上開戶的門面顧客寥寥，更有一些日夜閉戶的店面在中部火爐似的天氣中透出蕭瑟的涼意；課題組隨機去法院旁聽的庭審案件正是該市工商銀行支行裁員引發的勞務糾紛；所有政府職員都只發“四塊”工資（約占工資總數的6-70）。這些現實使課題組無法與政府報告上的經濟增長勢頭對應起來。另外該市人口狀況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外出務工人員較多，留住在家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據說有的村死了人都找不到足夠的勞動力去抬。課題組的總體印象是：A市是一個經濟本不發達且目前正處于衰落時期的典型的小縣城。

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力和經濟發展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地區經濟活動中糾紛的數量和糾紛的種類，而無疑也會對所需要的法律服務提出有所區別的要求，這對于我們所考察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市場背景（案源）和當地百姓的法律服務需求產生某種直接影響，比如我們訪談的法官、律師和法律服務人員所表達的共同處境之一就是案源太少，法律服務市場成為包括法院、公安派出所、律師所、法律服務所、法律援助中心等所有官方、非官方的法律行業參與分割的重要資源之一。

2、A市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法律服務所

2.1A市法律服務市場的基本構成

按照A市司法局的報告，該市法律服務體系由表一中的四部分組成。

職業類別工作內容和方式

律師刑事代理、民事代理、行政代理、法律顧問

法律工作者訴訟和非訴訟代理、見證和協辦公證、法律顧問、勞動仲裁、調解糾紛

公證處公證、企業顧問、法律援助、法律監督、其他服務

法律援助中心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法律咨詢，代寫文書

調解委員會調處糾紛、防止糾紛惡化

2003年全市取得律師資格的有49人，辦理執業手續的律師19人，實習律師10人。全市共有3個律師事務所，其中國辦所2個，共有律師7名，實習律師8名；1個合伙所，有律師6名，實習律師2名。該市法律援助中心主要為弱勢群體提供免費法律服務，共有共有從業人員4名（實際上是掛靠律師4名，另有非律師3名）。該市共有12個基層法律司法所和11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有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46人，其中“正式干警”（司法助理員）15名，招聘人員31名。此外該市公證處共有公證員4名。據此，法律服務市場中的律師和法律工作者與該地區人口數的比例約為1：7684。這表明，A市法律服務市場需求遠大于供給（參數？），市場潛力很大，然而律師和法律工作者普遍反映“案源太少”，并且他們之間已明顯形成一種競爭態勢。就A市提供法律服務的四支隊伍而言，律師的數量和法律工作者的數量旗鼓相當，法律援助中心的從業人數則顯著不足。

除上述四個競爭隊伍之外，法院和派出所也是該市參與分割法律服務市場的特殊主體（將在下面討論）。另根據課題組調查，A市還有遭律師和法律工作者強烈排斥的“黑律師”和其他民間法律服務提供者，他們要么是曾經在政府部門或法律部門有過與法律相關或不相關的工作經歷，要么是以某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接觸、學習過法律，要么是在當地能說會道并有一定影響的人，他們能夠進入法律服務市是根據我國訴訟法關于“公民代理”的規定，即公民可以委托當事人的“親屬”為訴訟或非訴訟代理人，但代理人不得收取費用，然而司法實踐中并不嚴格審查這些代理人與被代理人之間是否“親屬”關系或是否收費。

2.2A市基層服務所的基本情況

（1）A市基層服務所的結構

A市共有12個基層法律司法所和11個鄉鎮法律服務所，其中11個司法所和法律服務所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而且近年來因基層社會矛盾的增多，該市在鄉鎮一級成立了社會矛盾調解中心，與對應的司法所實際上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另1個司法所設在農場，只有一塊牌子。因此以下所指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均包括兼任司法所所長和社會矛盾調解中心主任的法律服務所所長。

在全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46人中，有15名為“正式干警”，招聘人員31名。所謂“正式干警”就是司法助理員，他們是政府財政編制的干部，一般兼任兩所所長和中心主任，條件較好的所除所長之外另有1-2名司法助理員。過去有些地方的司法助理員由地方干部兼任，但近幾年都由市司法局統一下派（從而使得鄉鎮司法所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司法局派出機構），由政府財政發放工資，所長每月工資800元—1000元。除此之外，政府財政對司法所沒有任何其他行政費撥款。聘用的法律工作者不列入政府財政計劃，他們一般通過由司法部舉辦的統一法律服務資格證考試而取得法律工作者資格證的，但是這種考試在組織程序上較為地方化，報考條件和題目難度也遠不如律師資格考試和司法考試。他們在名義上隸屬于法律服務所，但許多法律服務工作者是兼職的，法律服務收入和務農、打短工的收入共同構成他們的主要生活來源。法律工作者與法律服務所以簽訂合同的形式構成聘用與受聘用的關系，實行辦案提成制，即法律工作者經辦的案件在按照規定的標準向當事人收取的費用中，法律服務所和法律工作者個人之間按照一定比例分成，比如在M法律服務所，受聘人員按照1比1的方式提成，每人每年的任務是1萬1，自己拿工資5千5，其它50則作為辦公費用、保險費用等。如果完成不了任務則實行待崗制度和辭退制度。但事實上，司法所和法律服務所承擔了大量的司法行政工作，而完成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經費為支撐的，于是法律工作者個人向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上繳的辦案提成成為支撐司法所/法律服務所得以運轉的主要經濟來源。而反過來，司法所/法律服務所對法律工作者辦案的成本是無任何補助或補貼的。

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知識或專業結構，在46名法律工作者中，大學學歷的1名，大專學歷的有20名，中專學歷的有3名，高中學歷的有8名，未注明學歷的有14名；女性只有1名，且屬于辦理臨時證。調查組隨機調查了17位法律工作者，就他們在從事法律服務工作者這一職業以前的工作經歷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有11人在從事法律服務行業以前沒有從事過其他職業，其余幾位從事過計算機維修、園林業、工商行政管理或曾在部隊服役。法律工作者在整體上講處于從高中到大專這一文化層次，尤其一大專為主。根據我們的問卷調查，人員結構具有一定的流動性，而且出少入多，可以認為在一定層次的文化群體中此一職業是人們愿意從事的職業，或者說這一職業在特定的社會群體中是有其生命力的。訪談顯示，對于從高中到大專畢業的學生來說，成為法律工作者常常是其首選職業之一。

（2）A市基層服務所與司法所的關系

按照規定和一般理解，司法所作為司法行政主管部門在鄉鎮的派出機構，對于作為民間法律服務機構的法律服務所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監督與被監督、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然而，實際狀況遠非如此簡單，他們之間的關系至少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i）職能定位：按照司法部的規定和上表的顯示，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包括訴訟和非訴訟代理、見證和協辦公證、法律顧問、勞動仲裁、調解糾紛。但由于法律工作者與作為政府行政管理機構的司法所兩所合一，更主要由于司法所一般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即所長，因而司法所根據司法部文件或指示所承擔的一切行政工作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是由法律服務所的法律工作者來承擔的（極少部分由司法所分派給當地的其他群眾組織或個人），這些工作還包括普法宣傳和法制教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以及一些A市鄉鎮辦事處黨委交給司法所負責安排的諸如防汛這樣的臨時性工作。這些工作占法律服務所不少于一半的精力，比如普法工作包括：提出普法小組成員名單，并經辦事處黨委決定（由于辦事處領導經常更換，普法小組成員也隨之經常更換，所以這一工作也算是日常性工作）；二是制定每一的普法方案并確定當年的普法重點；每年四月中旬推選出普法宣講員進行法律培訓（受培訓的對象有村一級的干部，主要是搞政法工作的干部，還有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成員?！叭濉币郧暗钠辗ㄖ饕轻槍习傩?，“四五”以后則主要針對行政機關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執法人員）；給學校學生開設的法制課程進行舉行講座）；（非日常性的）舉行全市普法考試（調查組去之前那次考試約6萬多人參加，對于公務員而言，普法考試成績合格是評選優秀的一個條件）。

ii)財務關系：按照規定和登記，法律服務所的財務體制為自收自支，但支出要向司法局財務處備案，另外每人每年除向司法局繳納150元管理費。然而，由于司法所的財政撥款除司法助理員的工資外，幾乎不再有其他撥款，因此司法所的日常行政開支和履行普法宣傳等等職能的費用是從法律服務所從法律工作者收入的提成中支付的。法律服務所的這部分提成還用于支付這些聘任的法律工作者的工資和支付作為國家公務員的所長和其他司法助理員除“四塊”工資以外的其他收入（如補足工資，可能還另發獎金）。此外，法律工作者個人為了完成司法所分派給他們的行政事務和公益事務所支付的開支全部由他們個人承擔。

iii）“交易”或共生:法律服務所免費甚至貼本承擔政府職能的回報是什么？在A市考察結束時，這個疑問在A市沒有獲得直接解答。我們將從對B市的考察中獲得答案。

（3）A市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關系

由于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之間是同一套人馬，所以隨著法律服務所的角色不斷在行政機構和自治性服務機構之間轉換，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之間的關系也隨之不斷轉換。由司法所（實際上也就是法律服務所）任命和組織培訓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員，并指導調委會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解決不

了的糾紛可以按照司法所的職能規定，邀請鎮政府（司法所）派人（也就是法律服務工作者）參加，法律工作者以干部的身份參與進來增加了調解成功的可能性。

（4）A市法律服務所與法律援助中心的關系

根據我們所調查到的情況，法律服務所與法律援助中心之間的關系比較和諧。一則兩者之間在工作的內容和方式上界限比較明晰，關于法律援助的事項國家法律都有明文規定，而這些事項與法律工作者所接辦的案件的區別是很明顯的；二則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職責或者說其在法律援助過程中發揮的主要作用在于接受、審查法律援助案件材料，然后根據情況和法律規定指定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為受援者提供法律服務，更多的體現其在法律援助事務中所發揮的把關和協調作用。法律服務工作者每年都有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為受援者提供法律服務的任務。法律援助中心也有律師，但他們與法律工作者之間不存在業務競爭關系。

（5）A市基層服務所與律師所的關系

法律服務所與律師所是A市服務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但調查表明，這種“競爭”的激烈程度是虛擬的或被夸大了。讓我們從以下不同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

資料顯示：自2001-2003年，在二者有業務交叉的領域，A市律師共辦理民事和經濟代理191/355/120件，非訴訟代理93/232/32件，擔任常年法律顧問109/111/173家；基層服務所共辦理民事訴訟代理384/491/233件，非訴訟代理396/294/77件，擔任顧問76家。在沒有交叉的業務領域，律師代理刑事案件60/49/43件，行政代理27/24/17件；法律服務所協辦公證、辦理合同見證共約90件，調解糾紛269件。如果將文獻所稱“為當事人挽回經濟損失”的數額作為計算案件標的額的一個參考，律師所的數字為1400萬至3500萬，法律服務所的數字為350萬。從案件數量和標的額的對比可以明顯看出，律師所的案件數量大大少于法律服務所，但標的額卻高于法律服務所許多倍。當然，這一對比只是一種整體的對照，并不排除在個案上法律服務所收到某些標的額較大的案件或律師所接受某些數額較小的案件。另外對“挽回經濟損失”的數額也可以作其他解釋，比如可作為勝訴數額的參考，但在法院的調查表明，律師和法律服務所代理的案件在勝訴或敗訴的概率上并沒有明顯差異；司法局領導對這一數字的解釋也支持了我們的解釋方法。

該市的律師事務所都建置在市區，在鄉鎮沒有律師事務所。法律服務所則基本隸屬于鄉鎮司法所，一般建置在鄉鎮政府大樓內，只有2個隸屬于街道辦事處的法律服務所建置在市區。兩種不同地點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決定里兩者在提供法律服務的空間領域上的區別——律師事務所主要服務于城區的當事人，而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于廣大的農村地區的當事人即農民。這種坐落地點上的差異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二者提供服務的當事人類型和受案范圍的差別。在案件類型上，法律工作者受理的案件包括涉及到輕微傷害案件、農田間灌溉、鄰里糾紛、還有婚姻家庭糾紛和一些基地糾紛、以及承包合同糾紛等等，所服務的當事人主要是農民。據對一位資深律師的訪談，城區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對象40-50是農民，一般的也就是侵權糾紛，鄰里糾紛，離婚案件等，單位約占30。

對法官的調查：A市基層法院對于民庭和經濟庭的劃分仍然沿襲了2002年以前的標準。民庭案件約有70有代理人，其中大約10左右是親屬（公民代理），其他60為律師和法律工作者，但法官對于二者的具體比例沒有概念，他們說沒有注意過代理人是律師還是法律工作者，對法律工作者也不存偏見或采取歧視態度。但在問到二者的代理業務水平有沒有區別時，他們說，“取得兩證的律師相對來說在素質上還是要強一些，溝通起來也方便一些，特別是有時候你跟一個律師溝通和一個家屬溝通就不是在一個檔次了……我們還是希望跟律師打交道?！薄胺晒ぷ髡呔驼w質量來說比律師肯定要差些，而且不齊，而且現在的法律工作者證就是司法局發的，隨意性很大，他們許多人靠關系就可以到這個地方來做這個工作。職業道德方面比律師也要差一些，因為他們沒有律師方面的規則，有時候他就利用他那點法律知識引導當事人來規避法律，相對來說律師要好一點?！蔽覀冊噲D了解案件類型對于二者服務范圍和服務質量的影響，答案是沒有什么影響（這不是我們期待的答案）。于是我們詢問了審判方式改革對于法律服務需求的影響，特別是審前交換證據之后，公民親自訴訟的、親屬代理的、律師代理的、法律工作者代理的在理解這些問題上是不是有區別？法官在這些程度問題上有沒有區別對待？法官說，對于法院的舉證責任通知書，法律工作者和律師一般都會按照指定時間進行，但很多老百姓就會說，我開庭的時候給你就行了嗎？法官在這些程序問題上對律師和法律工作者掌握的標準是完全一樣的，但對于當事人親自訴訟或親屬代理的，一般爭議不大或者沒有爭議的，就實行當庭交換證據。當問到老百姓對于二者差異的判斷時，法官們說，我們感覺他們沒有多大區別，他們這些人都是吃法律飯的，反正都差不多。對于鄉村的老百姓來說，一般都是法律工作者，我們這里律師很少，個別鄉老百姓對法律工作者和律師的概念是混同的，都稱他們為“律師”。至于二者在承接案件的類型方面是否存在差異，法官們說，那些爭議標的額比較大的案件，有些當事人會有選擇性地考慮，他們會去打聽哪個“律師”名氣大一些。不過基層所里面幾乎是沒有律師，不管目前基層所的問題有多大，但至少他在鄉鎮的接觸面還是很廣，（意即他們還是有較好的案源）。

對律師的調查：我們在一家鄉鎮法庭偶爾碰到了正在那里出庭的律師，這位律師據說在當地收入較高。他說，律師與法律工作者之間各有自己的地盤，法律工作者們承接的大部分案件都是他們不愿意接受的雞毛蒜皮的家事案件和小額財產案件，有時甚至當事人去找律師時，律師們還可能把案件推給法律工作者（不過律師們也沒有友好到把自己不愿接受的案件介紹給自己認識的某位法律工作者），他們可能會告訴當事人說，他們當地有法律工作者。律師和法律工作者接受案件多半都是靠熟人介紹和相互傳遞信息，雖然也聽說有法律工作者以低價從律師手上將正在談判的案件搶走的事情，但這種情況非常少見。

對當事人的調查：我們隨機找到的兩位當事人都是通過熟人介紹找到為他們服務的那位法律工作者（他們稱之為“律師”，但也模糊地知道他們跟城里的律師不大一樣）。一位當事人對于我們問他為什么不找律師、以及是否滿意他從法律工作者那里獲得的服務時顯得很生氣，說：“我居然找他，當然是因為我相信他！”

對法律工作者的調查：他們反映，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之間的競爭不象法律工作者之間的競爭那么突出（這對于課題組而言是一個新問題）。雖然規章對法律工作者的民事代理有區域限制，他們只能作為本地區的當事人的代理人，但跨域承接案件的現象經常發生。不過法律工作者們對于未來進一步限制區域的設想提出了兩個方面的疑慮：一是他們的當事人多半是經熟人介紹“慕名而來”的，強制性地限制區域可能使當事人喪失尋找自己信任的代理人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A市在外打工的民工很多（而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A市法律工作者在外代理民工為其提供法律服務方面的作用是律師們無法替代的。一是因為民工雖然在外打工，但其情感維系的地方還是本地區，因此對于在外打官司尤其對于那些受人欺負或遭受工傷事故的農民來說，要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打官司或進行其他諸如追討欠款或賠償款之類的事務，他們希望由本村落公認為能說會道、有一定經驗和威望、且懂得一定法律知識的人相伴，或作為拜托此人為其“幫忙”——代理，此時在農村中有較大影響的法律工作者便成為合適的對象；二是法律工作者的收費較低，他們與當事人之間很可能就是左鄰右親，或至少是熟人或是經熟人介紹的以一定人情和信任為紐帶的關系，這種遠較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親密關系能給當事人尤其是文化素質不高法律知識淡薄的農民來說帶來一種安全感，也正是這種人情關系使得法律工作者受到一種無形的監督和督促，畢竟在一件案件辦完之后他和當事人仍然必須生活在熟人的環境中?？梢哉f這也是法律工作者以其職業道德上的自律和工作的誠懇和熱心從而在熟人的社會中打開其法律服務的市場。除了這種傳統的市場拓展方式之外，法律工作者還利用司法所法制宣傳的機會，向在外打工的鄉民發放維權服務卡，據他們介紹：“關于發放維權聯系卡的事情，這是在外出務工人員在春節回來以后要外出的時候，我們就擺攤設點，向他們發放一些維權聯系卡，宣傳我們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夠為他們提供一些法律服務，也提供我們的聯系方式，這樣保證每一個有外出打工的家庭都可以隨時找到我們。”一位老司法工作者說：“我們市7萬多人近45在外面打工，每年象我們所接受的在外面發生工傷事故的案件大大小小大概有一百多件吧，我們每個人平攤大概三、四十件?！?/p>

法律工作者們在開辟案源方面另一個優勢是借助于其官方/政府性的色彩和身份對民事案件進行調解，調解業務是律師們不屑于也難于從事的工作（由第三方主持的糾紛的調解無疑是需要第三方的一定權威的，律師作為純社會性的中介組織很難象法律工作者那樣在當事人尤其是農民中取得上述權威），但對于那些試探性的當事人而言，尋求調解的愿望常常也為法律服務所帶來案源，調解成功者可以適當收費，調解不成功則往往順理成章地接受成為將案件提交其調解的一方當事人委托而代理訴訟。

（6）基層服務所與兩個特殊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

由于A市公務員（公安人員在其中）和法官、檢察官都只能拿到法定工資的六成——所謂“四塊工資”，所以獲取案源也是派出所和法院解決這四塊工資以外收入的唯一或主要途徑，具體運作方式使他們實際上也成為參與法律服務市場競爭的主體。在當事

人方面，他們并不清晰地了解派出所、法院或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之間究竟有什么差別，他們有了糾紛究竟是去找誰，主要取決于誰說話能“算數”，誰收費低，以及誰跟自己更熟（更讓人信賴）。但派出所和法院與律師和法律工作者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和微妙。

i）基層服務所與派出所的關系

派出所在鄉鎮法律服務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大大出乎我們意料的現象。在我們的概念中，派出所是管社會治安的，怎么能承擔解決糾紛的職能呢？但是據被調查的法律工作者稱，老百姓想打官司的多，但敢打官司的不多，原因很多，一是法院方面法官的主觀性和執行難問題成為這幾年訴訟案件呈整體下降趨勢的重要原因（這也影響到了法律服務所的“生意”）；其二是收費問題，有些老百姓想打官司，但法院收費很高，（律師和）法律工作者也都是提供有償服務的，這令老百姓望而卻步；其三是效果，老百姓覺得到派出所效果明顯，因為有些老百姓怕那些公安派出所，派出所說話能算數！他們對有些糾紛就象對犯罪一樣，把人抓到派出所去什么問題都解決了。一旦發生了糾紛，派出所除了履行制止正在發生的糾紛從而維護社會治安的職責之外，如果糾紛造成了人身或財產傷害引起民事賠償，派出所會收取幾百元調解費為他們處理民事傷害賠償。通常老百姓之間有什么矛盾糾紛，包括財產損害案件，都愿意去派出所。派出所調解案件收費在當地是一種合法的創收方式，因為派出所的人只發“四塊”工資，其余的由自己創收解決。也有派出所解決不了的案件，就會請法律服務工作者去幫助調解。特別是近年來受到國家法律規定的限制，因為經濟糾紛抓人的現象減少了，于是派出所借助于法律工作者進行調解的現象增加了（協助調解成功一般計入法律服務所的案件）。這使法律服務工作者對自己的職業感到驕傲，他們說：“公安有手銬，法院有傳票，我們就是有牙鋯。”（牙鋯就是說憑著嘴巴子）。一方面，派出所依靠自己的“執法”力度獲得案源，搶了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的生意，另一方面，法律工作者也分享派出所借助老百姓的敬畏獲得的部分案源（遠在城里的律師們一般沒有機會分享這部分案源），他們之間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

ii）與基層法院的關系

我們常?？吹疥P于法院主動提供法律服務的報道和學者對于這種司法能動主義的批評，但在農村基層，這種“送法下鄉/上街/上門”現象雖然在表面上隨著近年來司法消極性和中立性理念的滲入而略有減少，但有兩個現象強烈地刺激著我們的視角和思維方式。

其一，法院送法上門的動機十分復雜，利益驅動是主要因素?，F在法院都是給法官下達了任務的，以前是下達給法官本人，現在是下達給法庭，要求他們每年完成多少任務，因為他們的工資分六塊，其中四塊由財政支付，其他兩塊就是靠自己來創收了，以前政府財政還明令法院每年向地方財政上繳多少訴訟費，法院就明令法官上交多少錢。因此，現在法官為了拉案源，也很講究與當事人和律師及法律工作者的個人關系，靠他們給法院帶來更多案源。有些法官直接到外面把案件拉回來，然后到立案庭一登記，這個案件就由他來承辦了。立案審查標準也因此受經濟利益驅動的影響。法官到外面拉案件時，實際上與一個普通的法律服務者差別不大，他和在法律服務市場上的其他競爭者一樣要考慮和當事人的關系。他背靠的是國家強制力，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參與進法律服務市場的圈地運動上來，雖然在形式上進入法院的案件要遵循特定的程序。法官也要在聽取對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調解或判決，而不僅是向一方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見，但是無疑基于利害關系上的權衡，法官的斷案自然會是偏向提供自己案件的一方，至少在情感上和某種法律許可的幅度內是如此，雖然這種事實的不公正并不必然帶來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顯失公正，因此，對比而言，法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為向自己提供案件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并以判決或調解的方式解決其糾紛。同時也要權衡和其他法律服務者尤其是律師的關系。

其二，民事司法改革對于當事人、基層法院和法律工作者的影響。審判方式改革對于A市基層法院的影響主要是當事人舉證責任明顯增加了，這一變化相應增加了對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的需求，而審前交換證據規則的實施更減少了當事人親自訴訟的比例。雖然由于法官不再為了獲取案情信息而走出法庭去接觸當事人和證人，但法官們仍習慣于將當事人或律師傳喚到法院來進行單方接觸；雖然法官坐堂問案時也不再能動地替當事人說出那些他們似乎想要表達的意思，而把這一任務交給了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然而這種變化對于當事人而言僅僅意味著他們必須在支付雙重成本，并不意味著法官的中立和結果的確定性。在A市這樣一個法律各界都依賴于案源生存的熟人社會里，名義上代表當事人的律師與名義上在當事人之間的保持超然地位的法官之間，基于相互照顧對方“生意”而形成一種與當事人本身沒有多少關聯的默契：他們必須在維護法官和律師雙方的即時利益（比如照顧熟人一方的利益）的同時兼顧雙方長遠利益（為了維護個人信用而保持大致公平），但這種交易在法律服務市場中增加了一個重要的變量：能夠較穩定地提供案源的一方當事人和律師可以從法官那里獲得更多偏向，又因此給他們帶來更好的“聲譽”和更多的案源（經常打贏官司的律師會獲得更多客戶）。所以，法律服務者與律師之間以及法律服務者相互之間的市場競爭能力主要取決于他們在法院的資源，而不主要取決于他們自身的資源（專業水平）；而他們在法院的資源卻又取決于他們在市場（客戶和潛在客戶）方面的資源。在社會基層中的強勢群體往往在整個法律服務市場中占有優勢。二、四川省B市基層法律服務現狀考察

B市法律服務所的體制和市場狀況的情況與A市比較相近，但由于對B市的調查進路是司法局，調查方式主要是對司法局、法律服務所和律師所工作人員的座談會和個別訪談，角度不全面，所獲得的信息由于被調查者的角色和立場而不免帶有傾向性和片面性（這是我們后來又選擇由另一進路調查西部C縣的一個原因），因而在信息的使用上，B市的情況可以作為實行同一體制的A市的一個注腳。與A市不同的是，B市是地級市，它以一個農村地區中的城市背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城鄉交界地帶基層法律服務市場發展狀況的視角。

1、B市的基本背景和法律服務市場的基本構成

B市曾是典型的西部山區縣城，于1985年建為地級市，總共有1.62萬平方公里，人口共303萬，全市有三個國家級貧困縣，農村人口占到百分之80。目前B市開放形式比較好，但總體上講面對的是廣大的農村，所以當地干部特別強調發展和開放。開發區原來是2.75萬平方米，共90多萬平方米的區域。對于當地和B市眾多的開發區來說，穩定也是他們最在意的價值目標，司法局是在發展和穩定兩個意義上強調基層法律工作者價值的。同時，B市在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勞務輸出等方面的管理比較具有代表意義，比如B市外出打工人員大約是50多萬人，每年掙回來的勞務費是幾十億。

B市當局對于基層法律服務系統的狀況的基本評價是，財政支付的司法助理員編制太少，律師也不符合需求。全市369個鄉鎮，鄉鎮司法所街道辦共72個，工作人員有169人，其中專職從事司法工作的有70多人（亦即平均每個所有一個專職司法助理員，其他都是一些兼職），法律服務所有94個（其中72個與司法所合一），法律工作者342人（系指司法助理員以外的招聘人員），其中80％在農村。該市一個縣城或一個區二、三十萬人，大縣人口有七、八十萬人，法律工作者40多人，有五、六十個鄉鎮達不到一個鄉鎮有一個司法助理員的標準。全市注冊律師105人，其中60人在市區。全市人民調解委員會共有2930多個，人民調解員是12000多。全市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總和與人口比例為1：20000，如果按照A市的計算方式，將政府財政編制的司法助理員計入在內，則比例為1：4919。不過由于律師主要集中在市區或者城區范圍內，在縣級的很少，縣級以下的民間糾紛主要是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來提供服務。B市基本上有兩條線，鐵路以北是農村，鐵路以南就是發展經濟的開發區，所以法律服務是兩條線：一條是面向農村，一條是面向城市。由于B市的律師有限，政府財政能夠支持的司法所也不足，因此在市區和附近地區，有幾個法律服務所是完全不靠當地財政支持而靠自身發展起來的。

2、B市法律服務所的基本狀況

2．1法律服務所與基層政府及附屬機構之間的關系

“兩所合一”的體制：在設有司法所的鄉鎮，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是兩所合一，即“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但雙方在經濟上是分開的，法律服務所算是自收自支，司法所是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機構。司法所的行政職能中包括代表當地黨委政府處理一些勞務糾紛，但司法所作為行政機構，解決糾紛應當是免費服務。于是司法助理員同時作為法律服務所的成員，也要辦理一些收費服務的法律服務案件，他們與招聘的法律服務工作者通稱為法律工作者，與法律服務所之間有一個分配方案和政策，司法局統一規定個人與法律服務所之間是五五分成。所里提成的部分用來搞司法行政工作，但有時個人做司法行政工作時還需要從個人分成的那部分中支付臨時費用，事后有的報銷，有的不報銷。有些所里還從個人上繳的積累資金中給個人辦養老保險等。此外，司法所要收一點管理費用。

但事實上，法律服務所的所有人員都被當成行政人員使用。因為司法局有很多具體的行政工作，比如指導人民調解、刑事安置幫教、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法制宣傳等行政職能，都要靠司法所去落實，而司法所許多都是“一人所”，而且這些行政或公益性職能都沒有專項經費，因而司法所事實上要靠法律服務所來支撐。不僅在人員上，所有這些行政事務都是法律服務工作者來完成，而且在經費上，每個法律服務所一年的收入的10至40用來做司法行政工作

第三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

以“規范有序、適度發展”為原則，著力規范基層法律服務市場。一是規范執業行為。4月份對全市120個法律服務所、384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執業情況和執業行為進行年檢注冊。2016年上半年，全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擔任法律顧問3016家，代理訴訟、非訴訟事務4965件，為企業和當事人挽回和避免經濟損失2000余萬元。認真落實市局關于投訴查處方面的相關要求，一年來共接待群眾來訪20余次，日常工作做到有記錄有答復，既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保護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二是拓展工作隊伍。認真落實《淮安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登記辦法（試行）》的相關要求，吸納一批退休法官、檢察官以及退休司法所長加入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市協會對符合執業條件申請人頒發實習證，并組織縣區協會做好新申請人員的實習工作。上半年共頒發執業證23本、實習證15本。部分縣（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得到一定程度拓展，為下一步探索發展大型基層法律服務所打下基礎。三是優化組織架構。5月份召開全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對協會領導機構進行部分調整，進一步優化了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協會的組織架構。

第四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制度

法律服務所業務范圍

一、應聘擔任法律顧問；

二、接受當事人委托，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

三、接受當事人委托，代理非訴訟法律事務；

四、負責解答法律咨詢、代寫法律事務文書；

五、在本地區公證處的指導下，協助辦理公證事項；

六、辦理見證即應當事人申請，對一些內容單

一、權責明確、標的額小、履行期短的協議和合同給予審查和證明，并監督協議或合同的履行；

七、主持調解糾紛；

八、開展法律援助工作；

九、協助基層司法所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和其他有關業務工作。法律服務所主任職責

一、組織全體人員及時學習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國家法律、法規和各級司法行政機關下達的文件決定等；

二、負責本所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工作，提高全體人員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

三、主持本所日常工作，負責管理本所行政事務；

四、組織本所工作人員開展業務學習、經驗交流及重大疑難案件的討論；

五、聘任業務部門負責人，聘任與辭退輔助工作人員；

六、負責本所的財務管理工作；

七、負責本所各種會議決議的履行，并與全體法律工作者簽訂目標管理責任書，確保各項任務的落實。法律服務工作者職責

一、嚴格遵守《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做合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堅持黨的領導，認真執行黨的方針、政策；

二、不斷加強思想政治學習，提高政治理論水平，努力鉆研業務知識，提高業務素質和工作水平；

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依法辦案，杜絕辦錯案、辦假案、辦人情案，維護法律尊嚴和當事人合法權益；

四、努力開拓服務領域，提高服務質量，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熱情服務，不斷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五、加強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教育，堅持依法辦案；

六、認真做好法律宣傳、咨詢工作，不斷提高全民知法、守法意識；

七、努力完成主任安排、部署的工作任務。內勤人員職責

一、負責本所文件、信件的收發、登記、管理工作，協助主任做好上級下達工作；

二、負責函件、委托書、介紹信的統一管理；

三、負責檔案管理工作，對各類案件應統一裝訂，登記歸檔；

四、做好統計工作，按月按季做好各類報表報送工作；

五、負責日常接待工作，解答當事人咨詢，做好各種會議記錄，電話記錄；

六、負責辦公用品的統一購置，集中管理，負責報刊、雜志的發放工作，負責有關材料的打印、發放工作；

七、建立健全本所人員檔案。業務檔案管理制度

一、法律服務所各類業務案卷材料的收集、管理和歸檔，由具體承辦該項業務的法律服務工作者負責；

二、辦理法律事項后，應檢查和整理全部材料，及時補齊和補辦遺漏的材料和手續，修補或復制破損的材料，去掉無關和重復的材料，并在一月之內進行裝卷和歸檔工作，并向檔案管理人員移交案卷，不得私自保管；

三、承辦人在立卷歸檔過程中，嚴格按照《鄉鎮法律服務歸檔管理辦法》的規定，進行各類業務案卷的收集、管理、排列順序和立卷編目及裝訂工作；

四、檔案管理人員在接受案卷時，認真檢查案卷質量，對符合要求的予以接受，對不符合立檔規定的一律退回，承辦人員應重新整理裝訂；

五、檔案管理人員對接受歸檔的案卷，應當根據業務范圍和承辦的法律事項，不同類別，分別立卷歸檔，擔任法律顧問的業務材料要每單位一卷。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辦理非行政訴訟法律事務，調解糾紛的業務材料要一案一卷，按保管期限的原則歸檔；

六、對本法律服務所檔案的查閱，需說明情況并履行有關登記手續，而對國家機關因工作需要要求查閱的，應出具正式介紹信，經過主任審批后，方可辦理查閱手續；

七、凡涉及到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的法律事務檔案以及當事人要求保密的法律事務檔案，不得借給他人借閱和復制，檔案管理人員不得違反制度，向任何人提供檔案或擴大范圍，不得向他人泄露檔案的內容。法律服務所執業工作制度法律服務所實行統一收費，統一收案，統一委派和個人聯系案件的工作制度，嚴格收費標準。

一、收案時首先要做委托人的談話筆錄，簽定委托合同；

二、審核當事人、委托人的身份，是法人的要有法定代表人的證明書，是自然人的要有身份證或身份證明文件；

三、所里指派辦案，要填寫指派單，報主任批示；

四、嚴格按照自治區司法廳、物價部門的收費標準收費，代寫法律文書，代理案件等費用應給當事人出具正式發票；

五、審核上列證件、費用、委托合同齊全后出具本所辦案函件；

六、重大、疑難案件集體討論后由主任確定承辦人員，當事人指名要求委托的人員，法律服務所應根據有關規定盡力滿足；

七、承辦法律援助案件，需減免代理費的案件應由主任決定委托人員辦理。服務承諾六要六不準

一、要堅持原則，聯系群眾，遵紀守法，不準徇私舞弊，以權謀私；

二、要依法辦案，文明執業，熱情服務，不準冷橫硬推，吃拿卡要；

三、要公平公正，誠實守信，耐心細致，不準偏聽偏信，倚權壓人；

四、要溝通上下，協調左右，辦事公開，不準急事緩辦，激化矛盾；

五、要有詢必答有案必接，有求必應，不準搪塞扯皮，上交矛盾；

六、要嚴格程序，嚴謹作風，堅守崗位，不準混淆是非，擅離職守法律服務工作者守則

一、遵紀守法、熱忱服務

二、立足基層、服務社會

三、依法辦事、維護權益

四、愛崗敬業、誠實守信

五、廉潔自律、維護聲譽

六、認真學習、加強修養

七、勤奮工作、與時俱進財務管理制度

一、法律服務所的財務管理實行自收自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財務制度；

二、法律服務所財務實行主任審批制度；

三、法律服務所應當單獨設立帳戶，由專人負責財務工作，建立健全會計賬目；

四、嚴格開支和審批程序，完善財務管理制度，接受財政、審計和司法行政機關的檢查監督；

五、法律服務所工作人員的報酬應當在綜合考評的基礎上與其業務水平、工作實績和遵守職業道德、執業紀律的情況掛鉤，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多勞多得。按規定向業務主管部門交納管理費、注冊費等。法律服務所會議制度

一、由主任定期召開所務會議，專人記錄，學習政策、法規和業務知識，民主討論決定本所重大事務；

二、制定本所的管理規章制度；

三、審議本所的預、決算報表和重大財務開支項目；

四、研究決定本所法律服務工作者和輔助人員的獎勵和處分；

五、其他需要決定的重要事項。

第五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1

為貫徹落實河南省委《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省的實施意見》精神，全面推進法治三門峽建設，三門峽市檢察院采取六項措施進一步做好法治宣傳工作，更好地為基層干部群眾提供法律服務。

開展集中宣傳活動。利用重大節日前后，各種廟會、集會、鄉鎮集市舉辦的有利時機，通過張貼標語掛圖、懸掛橫幅、制作宣傳版面、出動宣傳車、設立咨詢臺、發放宣傳資料、書寫法治春聯等形式開展集中普法宣傳活動，將普法宣傳融入群眾的節日生活中，并做好外出務工人員的專項宣傳。

開展送法進農村、進社區活動。結合實際，組織干警深入鄉村、社區，開展法律咨詢活動，把法律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

開展法治教育培訓。結合實際，有針對性地對基層干部、行政執法人員、村(社區)“兩委”班子進行專題法治講座，提高依法辦事、依法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開展以案說法。

開展青少年法治宣傳教育。以留守兒童集中的農村中小學為主要對象，為學生上法治課。堅持法育與德育并重、犯罪預防與權益保護并重、提高未成年人保護能力與強化家長、學校監護責任并重，切實增強未成人的自我保護能力和全社會的未成年人保護意識。

開展為民服務承諾。切實按照為民服務承諾辦實事要求，結合各地各部門實際，落實好執法為民各項措施。

開展法律服務窗口，發送法律服務卡。在便民服務中心、信訪接待大廳設立法律服務窗口和法律從業者咨詢臺，為群眾提供法律咨詢、法律幫助和釋疑解惑。制作法律服務卡，發送到群眾手中，解答法律疑問，方便群眾進行法律咨詢，引導群眾依法表達合理訴求，維護權益。

通過開展全市檢察機關“法律服務進基層”活動，廣泛深入開展群眾性學法用法活動，充分發揮法治文化的教育、熏陶和引導作用，進一步提高群眾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著力構建法律服務便民、法律援助惠民、法治宣傳為民的法律服務新常態。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2

一、交割設立律所前的業務

本所三合伙人來因志同道合分別從三個不同的律師事務所走到一起，在為設立本所期間，三人的執業業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設所期間所承接業務仍以原執業所在律師事務所承接，在承接業務時綜合考慮了業務的緊迫性及辦理周期。對所承接的業務在保證辦理質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在本所設立完畢時已基本處理完畢，未結事務已與原律師事務所就業務及賬目進行了交接。

二、明確了合伙人的分工協作

本所設立后，在律師事務所章程及合伙人合伙協議的基礎上，經合伙人共同協商，制定了具體的分工協作辦法。徐士軍律師執業二十余年具有豐富的執業經驗，本所在業務辦理中以徐士軍為核心，對案件的質量予以把關;李麗律師也具有多年的執業經歷，接觸各類訴訟及非訴訟案件較多，在本所招聘新的成員后作為業務主管，負責業務的分配及律師之間的協調;董兆強在與合伙人協商后行使律所負責人的職責，并承擔業務承攬及洽談事務。在此基礎上，根據律所發展及業務開展需要確定招聘人員并作相應調整。同時本所確定了周五下班后作為業務碰頭會制度，以便對當周工作小結、制定下周計劃，并共同學習新法新規。

三、建立了本所自己的網站并在相關推廣網站做了推廣性嘗試

為了盡快建立本所的客戶群，并為客戶群搭建結識的平臺，本所設立后即建立了自己的網站。建立網站的目的在于對向公眾傳遞本所的業務范圍及特長，以使法律服務需求群體能在尋求法律服務時能夠有針對性的作出選擇，同時在爭得仍保持法律服務關系的業務單位及個人同意的前提下，將服務對像的信息及在網站中作適度的公開，以促進本所服務客戶之間的相互了解，共享資源。同時為了初步建立本所的影響力，在相關法律服務推廣網站中亦做了相應網絡推廣嘗試，在一定時期內視推廣效果調整推廣方案。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3

作為一名律師，我認真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依法、誠信、盡責執業，忠實履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的職業使命，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認真完成律師事務所指派的各項任務?，F就今年的執業情況，做詳細匯報，具體如下：

一、遵守法律、法規和規章，遵守職業道德、執業紀律和執業行為規范

本人在執業過程中，能夠積極主動的服從律師事務所的監督和管理。在訴訟活動中嚴格遵守法庭紀律，尊重法官，按時提交法律文件、按時出庭。在辦案過程中從未做過以不正當手段妨害司法公正的行為；不偽造證據或慫恿、誘導、威脅委托人、證人提供虛假證據，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親屬違反規定傳遞信件，錢物或與案情有關的信息；與同行之間，本人能夠積極團結、互相幫助，不做詆毀同行聲譽的事?？傊趫虡I紀律方面，本人能夠嚴格遵守有關規定，為自己遵章守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養成了良好的習慣。

二、依法、誠信、盡責地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

在20xx年里我共辦理訴訟案件51起。每一起案件本人做到了盡心盡職地根據法律規定完成委托事項，最大限度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對委托事項可能產生的風險能夠如實告知委托人，從不故意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做不恰當的或虛假的承諾。對委托人提供的保密信息能夠嚴格保密，不損害委托人的合法權益。

三、本人在上辦理了一起法律援助案件，并積極參加法制宣傳、提供法律幫助等公益活動，為弱勢群體提供免費法律咨詢服務以及提供法律幫助。

四、本人嚴格遵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遵守律師行業規范和準則；

虛心認真地接受律師協會的指導、監督和管理。本人所在律所已建立利益沖突審查制度，重大疑難案件討論和請示報告制度、財務管理制度等多項制度，在辦理案件中一直嚴格遵守著本所的章程和管理制度，沒有一起違規案例。

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工作細節考慮不周，工作方法有待提高，組織、溝通能力上還有欠缺。在今后要積極查找自己在執業理念、業務能力、工作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差距與不足，努力實現每經辦、處理一起法律事務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再接再厲，進一步鉆研法律業務，磨煉自己的辦案能力，為社會提供更為優質的法律服務。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4

作為一名律師，本人在過去的20xx年里嚴格要求自己，認真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嚴謹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依法、誠信、盡職、盡責執業，忠實履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的職業使命，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同時不斷加強專業知識學習，提高職業能力水平，以更好的服務人民群眾?，F將上一律師工作總結如下:

一、20xx年我國的法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依法治國的方略和實施更加明顯和實在，本人也嚴格按照律師行業的執業紀律和行業規范，做到了謹言慎行，居安思危，堅持律師工作原則，不斷加強思想道德建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嚴格遵守律師職業道德、執業紀律以及《律師執業規范》，遵守各級司法機關的規章制度，業務水平也有了長足進展。在以后的工作中，本人將繼續提高業務水平，嚴格遵守職業道德、執業紀律和執業行為規范，更好的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

二、過去的一，本人認真履行律師協會的章程，履行會員的義務，遵守律師協會規范和準則，接受協會的指導、監督和管理，履行律師協會規定的法律援助義務，自覺維護律師職業聲譽，維護同行間的團結，與領導同事和平共處。敬業愛崗、廉潔自律、文明執業，認真履行工作職責，堅守執業理念。

三、20xx年本人積極參與社會法律援助服務，熱心投入社會公共服務事業中，除了完成協會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外，義務為群眾提供法律咨詢，很好地履行了一個執業律師應盡的社會義務，為社會公益事業貢獻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同時積極參與法制宣傳、提供法律幫助等公益活動，認真履行工作職責，熱心解答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所關心的法律問題，努力讓每一個人都盡可能得到法律的保護。

四、上主要完成了顧問單位項目涉及的項目建設、項目招投標、勞動關系等合同文件的監督審核，從顧問單位業務本身出發，轉變審查合同的思維，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重點研究各環節控制節點，更好地保障了合同目的的實現；與此同時，在顧問單位重組上市相關事宜中提供法律支持，參與了股權轉讓協議、股東會決議、轉股及既有債務承擔說明等文件的擬定、審閱直至簽訂交割。

五、上順利完成律師各項工作，遵守職業操守和法律規范，沒有受到行政機關、監管部門的行政處罰或行業處罰。

六、20xx年本人認真學習法律專業知識，擴充行業知識廣度和深度，不斷進行知識更新，學習最新法律法規條款，并積極參加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協會舉辦的業務技能學習與職業培訓，提高自己的業務技能和專業水平。

七、黨員律師接轉組織關系情況：無。

八、20xx學習了信訪的接待、處理程序，尚未參與到具體的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以及社區法律顧問業務。以后的.工作中我將加強自身政治和法律業務素質，爭取盡快達到選派條件，積累運用法律專業知識和化解矛盾糾紛的實踐經驗。

以上是20xx本人在法律工作上的總結，在今后的工作中，本人將繼續發揚律師職業的作用，不斷提高自己在思想道德、專業能力、執業操守等方面的水平，并及時查找自己在工作上存在的不足，嚴格遵守《律師法》和律師職業道德規范，為廣大群眾提供更為優質的法律服務。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5

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公平和諧，我國不斷加強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設。

今年，我站法律援助工作在鄉黨委政府的關心支持下，在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指導下，堅持“應援盡援、應援優援”的目標，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進一步強化法律援助網絡體系建設，加大宣傳的力度，以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為出發點，以扶助社會弱勢群體為突破口，為困難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一年來，接待來電來訪咨詢65件，經辦法律援助案件12件?，F將20xx年法律援助工作總結如下：

第一、加強基層法律援助工作站點建設，健全法律援助工作網絡

今年以來，我站加強法律援助工作站和村級法律聯絡點的建設工作，明確了各站點的工作人員，指導他們的工作，為暢通申請渠道、就地就近滿足困難群眾的法律援助需求奠定了基礎;加強基層法律援助組織建設，將法律援助網絡構筑在農村，深入到企事業單位。同時與信訪、消協、派出所、綜治辦等各部門加強聯系，擴大法律援助工作覆蓋面，形成法律援助機構與有關部門協作、配合機制;為真正發揮法律援助工作著的主力軍作用，根據縣司法局安排，積極參加上級和縣局組織的各項政治理論學習和業務培訓，工作人員的政治理論和業務水平有了明顯進步

第二、建立健全制度，規范法律援助工作機制

按照“高起點、規范化、穩步推進”的工作目標，進一步規范法律援助工作運行機制。一是根據縣局司法行政工作的要求，完善工作制度，制定了我站業務規范化標準;二是為積極發揮農村法律援助點的作用，及時化解社會矛盾，為弱勢群眾減少訴訟成本，努力構建和諧社會，推行非訴訟法律援助工作，規范非訴訟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加大宣傳力度，擴大法律援助的社會影響

大力開展法律援助進社區、進企業、進學?；顒?，在“3.15”、江淮普法行、“12.4”等大型活動中，通過解答法律咨詢、法制講座宣傳法律援助，接待當事人咨詢近36人次，發放法律援助宣傳材料，廣泛進行法律援助知識、解答法律援助咨詢。通過宣傳，擴大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會知曉率，為低收入群體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的順利實施營造了濃厚的氛圍。

第四、做好重點對象的法律援助

(一)切實做好外來民工的法律援助，根據我鄉實際情況，在平時的工作中，為外來用工人員就他們關心的勞動合同、社會保險等問題開展普法宣傳教育，同時開展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教育，增強他們法制觀念，遵守職業道德，受到他們的歡迎;并且針對他們反映的工資拖欠、用工合同等問題，及時和有關部門聯系，和企業交涉，協調解決。

(二)做好老上訪戶的法律援助工作，積極幫助他們通過司法途徑解決老大難問題，為他們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在依法維護他們合法權益的同時也為政府分憂解難。既維護了當事人的權益，又維護了社會穩定。

第五、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年來，法律援助工作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與上級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工作中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

為此，下一步要著重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繼續抓好站點的工作人員的政治和業務學習，提高辦事水平和效率;

二是繼續做好日常來電來訪的法律咨詢工作，抓好法律援助案件的來訪、受理工作。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6

時光飛逝，轉眼間，7月已經接近尾聲，整理一下一個月的工作，并計劃下工作，總之，寫好工作總結我們才能更好的為未來工作做打算。因為自己背負的家庭責任較重，所以在工作中需要自己更加爭分奪秒的完成工作、加強學習。現在對自己7月分的工作、學習情況進行總結，內容如下：

一、工作情況

1、獨立編制《項目合同》及項目相關《股東協議》和《公司章程》并做匯報。此項目合同編制時間較短，內容較粗糙，匯報效果不理想。事后反思許久，總結出了幾點提高工作效率、預防低級錯誤的技巧。

2、審核多個方案和合同，并提出法律意見。

編制合同的過程很痛苦，但也很鍛煉人。在編制合同的過程中，自己對合同的把握和理解在不斷的提高。審核方案和合同的過程，自己對提高合同制作質量積累了一些經驗。

二、學習情況

這個月抽空學習了《基本建設財務規則》（財政部令第81號）；通過對《基本建設財務規則》的學習，使我知道建設成本是指按照批準的建設內容由項目建設資金安排的各項支出，包括建筑安裝工程投資支出、設備投資支出、待攤投資支出和其他投資支出。

三、存在不足：

因為自己背負的家庭責任較重，所以在工作中需要自己更加爭分奪秒，更加努力。無論是在PPP合同文件上，還是在做人做事上。

學習上，需要更加專心。因為最近工作家庭的事情太多，學習的時間被嚴重擠壓。但是，每天的學習不可少，抓住一切機會好好學習，專心學習，并且學以致用，為自己的將來打下基礎，成為更加專業的PPP律師。

四、下月的工作規劃

在PPP領域想要做出一番作為，需要學習的知識很多，但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沉下心來，狠下功夫，穩扎穩打。我在8月份的工作學習計劃是，工作上能夠獨立高效做出高質量的PPP合同。學習上，抓緊時間，學會利用碎片化時間來加其對PPP相關法律法規文件政策的學習。今天的努力，是為了更好的明天。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7

隨著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政府管理職能和管理方式的轉變，行政決策中涉法事項越來越多，急需提高行政決策法治化水平，發揮法律手段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中的作用。

新區管理委員會自成立以來，高度重視依法行政工作，并為了適應濱海新區的工作特點，聘請優秀律師組成顧問團，充分發揮律師顧問團的作用，認真聽取律師顧問在行政執法、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信訪接待以及重大決策過程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方面的咨詢意見和建議，促進了管委會工作的規范化、法制化。建立律師顧問團制度，是管委會轉變職能、推進依法行政的一項重要手段。

一、對依法行政的重視是律師顧問團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

律師顧問團工作說到底就是做好領導的智囊、參謀和助手，因此，只有領導具有依法行政的理念，重視律師顧問團的作用，遇事愿意和主動與律師顧問研究和探討，律師顧問團才能在管委會的各項工作中發揮作用，才能保障將管委會的工作始終納入法治的軌道。

律師顧問團自成立以來，各級領導都非常重視，不擺花架子，真正讓律師顧問發揮作用，并在實際工作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適應新形勢，人性化服務，為領導排憂解難。

現在，人們的法制觀念和權利意識逐漸增強，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更加完善并逐步走向法制化，這就要求我們領導的管理理念向服務理念轉化。以前簡單粗暴的做法，已經寸步難行了，我們必須做好對群眾的教育解釋工作，讓群眾心服口服，消除社會的不和諧因素。

（一）對涉法事件事先向顧問律師咨詢，以保證答復觀點和口徑的合法性。

（二）對涉訪、涉訴案件由顧問律師參與聽證，增強與群眾的溝通渠道，便于對相對人的說服和解釋。

（三）對涉訴案件，由顧問律師代理，保障依法行政的順利進行。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8

為進一步推進全縣法治建設，更好地為基層群眾提供法律服務，縣法學會今年繼續在全縣開展“法律服務進基層”活動，進一步提高群眾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自覺性，為全面建設中國智慧之鄉和平安光山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2月16日，縣法學會常務副會長彭傳武、司法局副局長劉勝太等一行人來到南向店鄉第二初級中學為全校600多名師生舉辦“法律服務進基層”法制報告會。首先，彭傳武在講話中強調了青少年普法教育的重要性，要求通過法治教育，進一步引導廣大青少年自覺尊法學法守法用法，自覺用法律準則規范自己的行為，自覺用健康的心態對待人生，成長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有用之才。然后劉勝太講話并現場向全校師生贈送400本《青少年法律知識手冊》《法治漫畫宣傳手冊》等普法書籍。最后南向店司法所所長黃成松為師生作法制報告，他結合在校學生的年齡及心理特點，通過一件件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典型案例尤其是校園欺凌案件，深入淺出的向同學們講解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法律知識，教育學生們持之以恒的去學法、守法、用法，及早樹立法治觀念，增強法治意識，養成遵紀守法的良好習慣，同時在社會生活中靈活運用法律武器進行自我保護。

通過“法律服務進基層”法制報告會，使全校師生學到了不少法律知識，有效促進了他們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積極性和依法辦事意識的提升，為“平安校園”建設夯實了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9

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蓮湖區司法局為了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法律服務需求，積極轉變作風，創新公共法律服務理念，深入基層開展了“三調聯動”、“三官一律”進社區以及“法律七進”等系列活動，為基層群眾提供更加便捷、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今年以來，該局免費為群眾提供各類法律咨詢7694人次，辦理各類公證事務14458件，受理法律援助案件426件，指導調解糾紛1569件，現場調解疑難復雜糾紛131件，開展個案心理輔導45人次。

網絡服務“微”平臺 架起“連心橋”

為了給老百姓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務，該局充分發揮網絡新媒體的優勢作用，相繼推出了普法網站、“蓮湖公共法律服務”官方微博以及“法制蓮湖”、“蓮湖公共法律服務”兩個微信平臺，讓群眾能夠隨時隨地學習法律常識、預約法律服務、咨詢法律難題，并通過微博私信第一時間受理、回復群眾的法律咨詢、投訴建議，全心全意為群眾提供細致入微的法律服務。此外，蓮湖區司法局通過微博、微信平臺積極宣傳涉及集資詐騙、婚姻家庭、工傷保險、民間借貸、物業糾紛等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法律問題，將線上法律問題咨詢、公證、法律服務預約、惠民政策查詢與線下審查、受理、指派相結合，與區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形成網絡與實體的銜接聯動，為群眾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

法律服務惠民生 構筑“便民路”

蓮湖區司法局進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區級中心、街道級工作站、社區級聯系點“三級”網絡建設，組建蓮湖區法律援助專、兼職律師隊伍，全力打造蓮湖區法律援助半小時服務圈，律師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直接參與社區重大活動，當好“兩委班子”依法管理決策的“參謀員”，當好群眾維權的“服務員”、法制教育的“宣傳員”。與此同時，加強法律援助示范窗口建設，構建法律援助“1122”案件質量管理機制，開展5000元以下繼承類公證免費辦理，公證法律援助等一系列便民惠民措施，針對老年人、殘疾人等群體開展上門預約辦理服務，累計受益群眾達4000余人，減免各類費用190多萬元。

“三調聯動”化糾紛 當好“調節器”

蓮湖區司法局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第一道防線”的作用，創設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銜接聯動化解矛盾糾紛的“三調聯動”工作機制。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指導全區涉及物業、醫患、消費、勞動爭議等20個專業性、行業性調解組織即時開展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特別是在各社區開展了治安聯調，化解居民之間的矛盾糾紛，形成全方位輻射的矛盾糾紛化解體系，實現了社區調解組織和調解人員“全覆蓋”。今年以來，累計在各社區開展調解1029起，化解婚姻、鄰里、繼承等糾紛766件，有力地促進了和諧社區建設。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10

為倡導志愿服務理念，提高農村村民的法律意識，用行動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近日，分宜縣檢察院學雷鋒法律志愿服務隊到院駐點村分宜縣分宜鎮池塘村開展了學雷鋒志愿活動與法律知識宣傳。

上午9時許，學雷鋒法律志愿服務隊的隊員們帶著打掃工具和一些與村民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法律宣傳資料來到了池塘村，分組分片開展志愿服務。黨組書記、檢察長劉水華親自同隊員們到村路和村民休息場地進行清掃，隊員們熱火朝天、干勁十足，很快將村莊打掃干凈。五名女同志還主動上門到村里的孤寡老人家，幫助他們打掃室內衛生、晾曬衣服、幫做家務、拉家常，老人們高興地說還是好人多，檢察官都親自上門來服務。幾位年青干警還走村竄戶來到村民家中，向村民們分發放了法律志愿便民服務手冊、法律志愿服務卡，向他們講解了土地房屋征收拆遷、勞動爭議處理等與群眾生活相關的法律知識，并對村民們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解答。村民們對志愿服務隊的服務活動連連稱贊，有的村民說：“我們農村老百姓文化程度不高，遇到這種法律問題經常不知道怎么辦，沒想到你們檢察官能把法律親自送上門，謝謝了!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這種學雷鋒法律志愿服務活動來村里，幫助困難群眾，普及法律知識，讓大家知法、懂法，學會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此次志愿活動重點走訪了10余戶困難家庭，發放了法律援助便民服務手冊80余份，解答咨詢十余起，得到了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

本次學雷鋒法律志愿服務進農家活動，提高了基層群眾對法律志愿服務的了解，打開了群眾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的思維，縮短了學雷鋒法律志愿服務與農民群眾的距離。既方便農民群眾享受到法律志愿服務的便利，又積極宣傳了法律知識，進一步提高了群眾的法律意識。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11

為將自己所學的理論轉化為律師實務，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我和所有新律師一樣，進行為期一年的實習。在律師事務所接受訴訟和非訴訟業務鍛煉，學習辦案經驗，以及如何拓展市場，規劃律師職業，從而展開另一種職場人生。

剛開始，主要的工作是協助老師解決相關的業務，包括：在律師業務活動過程處理一般事務性、聯系性的工作；

庭審前的準備工作，即為律師的開庭審理案件做好準備工作，使訴訟代理能順利、高效地完成；

在律師的指導下擬寫法律文書；

進行或輔助進行調查取證工作，進行或輔助進行案源開拓工作，雖然工作辛苦，但也學會不少實踐真知。

一、在受理案件后，協助老師填寫卷宗、對卷宗進行編碼以及整理卷宗并草寫一些力所能及的法律文書，請老師審查并給予指導。整理卷宗過程中，從已經審結的案件中學到有很多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到事實的`認定，證據的采信，責任的認定等等，對民事案件從立案到審結的程序及流程逐步熟悉。

二、旁聽案件，對案件的審理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充滿了激情的辯論，學校模擬審判一般是刑事方面的案件，比較注重程序，法庭審理比較嚴肅，但實踐中的民事審判，在通過程序在化解、調和雙方矛盾的同時，也有靈活的一面。

三、在跟隨老師到法律援助中心、工商局、派出所等部門調查取證的過程中，我們深深體會到律師通過閱卷所獲得的案件材料非常有限，比如，法律對律師向被害人、證人取證有很多限制，一年的實踐，也從中領悟了諸多律師在辦理案件中的職業風險。

四、理論與實際的工作常有脫節的地方，這常是常有的疑問。這讓我們深深認識到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教育和實踐的確是有一段距離的。對此，我們抓住每一次機會提高自身業務素質，促進知識向實務的轉化。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12

春節將至，萬家團圓，為使廣大群眾進一步提高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依法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能力，商丘市依法治市辦公室組織開展了“法律服務進基層”活動，為全市人民群眾送上了一份新年“法律大禮包”。

1月22日上午，市依法治市辦公室組織市法律援助中心、市直律師事務所等12家單位數十名執業律師，在市應天花園小區“擺攤設點”，通過懸掛橫幅，設立法律咨詢臺，發放法治宣傳購物袋、法律服務便民卡、法律宣傳小手冊、宣傳資料等方式，向群眾宣傳普及有關法律援助、公證、低保、醫療保險、工傷、債務、勞動糾紛、工程承包等與群眾工作、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知識?；顒又校步獯鸱勺稍?0余人次，發放各類法律宣傳資料3000余份，法治宣傳環保購物袋100余個，受到群眾的好評。

據悉，不同形式的“法律服務進基層”活動將在市、縣、鄉陸續開展，以廣泛傳播法律知識，提高基層群眾法律意識，進而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法治氛圍，促進群眾安居樂業，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13

春節期間，光山縣司法局緊緊抓住務工人員返鄉過節萬家團圓的有利時機，組織局機關和司法所工作人員、律師及基層法律工作者，于春節前后分別到孫鐵鋪鎮、北向店鄉、南向店鄉等多個鄉、鎮、村開展“法律服務進基層”活動。與基層群眾、返鄉農民工和鄉村干部交談，宣傳政策、法律，收到了較好的宣傳效果，活動共設立法律咨詢臺6個，發放宣傳資料15000余份，接待咨詢群眾400余人次。

在宣傳、服務活動中，司法局工作人員采取掛橫幅、設律師法律咨詢臺、發放普法書籍、廣播等不同形式，宣傳了法律知識和司法行政業務，提高了廣大群眾的依法辦事觀念，促進了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工作人員在群眾相對集中的地方設立咨詢臺，現場義務解答群眾咨詢，免費向群眾發放編印的《法律援助服務手冊》、《送法進鄉村》、《青少年法律知識讀本》、《公證法》、《人民調解法》、《法律知識實用手冊》、《司法局工作職能》等法律書籍和宣傳資料。宣傳小分隊人員還深入孫鐵鋪鎮江灣村、舒堂村送法上門解答群眾法律問題，并送去了扶貧慰問金和捐贈的衣物，走訪慰問了困難家庭，送去了黨和政府的溫暖。在北向店鄉對社區服刑人員集中進行法制教育，談心幫教。促進其認罪服法，安心服刑改造，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

宣傳活動使春節里融入了普法宣傳的氣氛，得到了廣大群眾的好評，人們在歡慶節日的休閑娛樂中同時收獲了專業的法律知識，成為春節期間我縣鄉村集市的一大亮點，有效提升了公眾安全感和社會各界對司法行政工作滿意度。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14

3月4日，由嶗山區司法局主辦、各律師所協辦的“學雷鋒集中月·法律服務進社區”系列活動在中韓街道華都社區拉開了序幕。本次活動旨在發揚“雷鋒精神”，以嶗山區公共法律服務三級平臺為重要依托，充分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法律服務公益活動，形成政府主導、社區協同、法律服務人員參與的“法律服務+法治宣傳”新模式。

活動的第一站選在了人口眾多的北村小區中心廣場。嶗山區法律援助中心和山東道安律師事務所委派優秀律師，親臨現場為社區群眾解答婚姻家庭與繼承、鄰里關系、民商事借貸、老年人以及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問題。為豐富本次“學雷鋒集中月”法律服務活動的內容，提升趣味性和參與度，還邀請了青島市知名公益團體——蒲公英公益平臺、悠然苑社區衛生服務站等社會組織參與其中，采取了“志愿活動”與“法治宣傳”相結合的方式，讓廣大社區群眾在體驗公益服務和趣味游戲的同時，學習法律知識、增強法治意識?；顒永塾嫲l放各類法治宣傳手冊及公益紀念品600余份，超過100余人參與了現場公益志愿活動，解答法律咨詢90余人次，會場氛圍異常活躍。

在接下來時間里，嶗山區司法局將以“學雷鋒集中月”活動為契機，發揮法律服務職能優勢，結合“嶗山律師護航發展在社區”工作，以律師事務所和法律服務所為主體，堅持工作重心下移、服務力量下沉，組織法律服務工作隊伍走進社區，為群眾提供貼心專業的法律服務，打通公共法律服務的“最后一公里”。通過法律服務人員進社區“坐堂問診”的形式，使之成為“法治宣傳的廣播員”、“矛盾糾紛的化解員”、“社區矯正的助理員”、“社區干部的指導員”和“訴訟仲裁的代理員”，為社區“兩委”和群眾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幫助，把專業法律服務融入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中，惠及最廣大的基層群眾，以實際行動踐行當代雷鋒精神。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總結15

時下，在三門峽市陜州區的機關、樓院，學校、社區，鄉鎮、農村，人們隨處可見法律志愿者在為群眾開展法律服務活動。法制宣傳車、法制宣傳版面、法制宣傳橫幅、法制宣傳單隨處可見。法律服務進基層活動如和煦的春風溫暖千家萬戶，有效提升人民群眾對平安建設的知曉率和參與度，形成了全社會共建平安、共享平安的良好局面。去年底，在全省進行的群眾安全感測評中，陜州區位居三門峽市第一。

開展集中宣傳活動。該區一是利用重大節日前后，各種廟會、集會、鄉鎮集市舉辦的有利時機，通過張貼標語掛圖、懸掛橫幅、制作宣傳版面、出動宣傳車、設立咨詢臺、發放宣傳資料、書寫法治春聯等形式開展集中普法宣傳活動，將普法宣傳融入群眾的節日生活中。目前，共開展集中送法71次，發放宣傳資料18500余份，解答法律咨詢2500余人次。二是做好外出務工人員的專項宣傳。抓住農民工春節前后集中返鄉的有利時機，在火車站、汽車站等場所設立外出務工人員法制宣傳站點，開展法律咨詢，將法律宣傳資料發放到返鄉務工人員手中。三是開展送法進農村、進社區活動。該縣政法委組織政法干警、律師、公證員、人民調解員等500余人深入鄉村、社區，開展法律咨詢活動，把法律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

開展法治教育培訓。該區一是舉辦法治講座。結合實際，該區有針對性地對基層干部、行政執法人員、村(社區)“兩委”班子進行專題法治講座，提高依法辦事、依法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二是開展以案說法。區政法部門篩選了一批與群眾生活生產密切相關的、有普遍教育意義的、發生在當地的婚姻家庭、鄰里糾紛、非法集資、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等方面的典型案例，通過微博、微信、手機報以及印制成宣傳單、宣傳冊等形式發放到群眾手中，提高宣傳的生動直觀性。三是加強青少年法治宣傳教育。該區政法各部門為組織政法干警、律師、公證員、人民調解員等開展“為在校學生上一堂法治課"活動，覆蓋全縣60多所中小學，有效預防了青少年違法犯罪。該區還積極推進法律進校園板面巡展活動，圖文并茂普法。把1月、3月作為“校園法治文化版面集中巡展月”，投資1.6萬元制作高標準展板50塊，從高規格啟動到有計劃有秩序巡展覆蓋全縣60多所中小學，共有1.6萬名師生接受了法律教育。

提供優質法律服務。一是該區各級政法部門切實按照為民服務承諾辦實事的要求，落實好執法司法為民各項措施，扎實開展各種便民愛民活動。二是設立法律服務窗口。在鄉鎮綜治工作中心、便民服務中心、信訪接待大廳設立法律服務窗口和法律從業者咨詢臺，為群眾提供法律咨詢、法律幫助和釋疑解惑，排憂解難。三是發送法律服務卡。該區結合“一村一警”活動，制作法律服務卡，發送到每戶群眾手中，解答法律疑問，方便群眾進行法律咨詢，引導群眾依法表達合理訴求，維護權益。

加強法治文化建設。該區一是充分利用公共文化場所，按照“一地一特色、一地一品牌”的要求，籌劃建設了一批法治文化公園、法治文化廣場、法治宣傳一條街、法治文化長廊、法治文化櫥窗等具有地方特色、內容豐富的法治文化陣地。二是該區通過舉辦法治文藝演出、民風民俗表演、競猜法治燈謎等豐富多彩的活動，寓教于樂，增強法治宣傳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著力構建法律服務便民、法律援助惠民、法治宣傳為民的法律服務新常態，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法治氛圍，“法律服務進基層”活動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