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萬歷十五年》

重讀《萬歷十五年》

在我沒有接受“非正統”的歷史教育之前，我在整個中國的歷史朝代中，最失望的就是明朝，當然，這里我不把五胡亂華和蒙古統治時期視為“中國的朝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失望，是因為那時候認為比較正統的歷史教科書、中國通史、上下五千年等給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朝代：作為漢人最后的王朝，初期驅逐北元，下西洋，著永樂大典，科技大發展，成就文明的極限，卻總是處于各種內憂外患，皇帝總是不給力，貪腐總是難以治理，大臣們拉幫結派，北疆不安，倭寇入侵，農民起義等等。

好像除了明以外，歷朝歷代總有點令人驕傲的事情發生：秦皇漢武奠定文明的根基，開疆拓土，然后魏晉有風骨，隋唐開盛世，文化大融合，兩宋盛商貿，學術大發展，這些時期的中國經濟與社會都走在快速發展的軌道，領先西方上千年，而即便滿清這樣的統治，也有百年所謂康乾百盛世風流?？纱竺魍醭妥屓擞X得是個乏善可陳的朝代——短命且極度醬油的皇帝，扯皮低效的朝廷，專制嚴酷的制度，死板壓抑的教育，空虛無物的精神，縱樂荒誕的社會。

這個前期有著雄厚國力的王朝，開創了那本是可以改變世界的鄭和下西洋事件也在最終南轅北轍的歷史發展軌跡顯得無比悲壯，英宗親征土木堡，被俘，整個帝國的武勛集團基本陣亡，從此大明成為文官的天下，而代表著帝國海洋雄心的鄭和海圖也被視為勞民傷財的禍害而被燒掉，華夏的海洋之夢就此破滅。有明一朝，封建制度最丑陋最腐朽最搖搖欲墜的一面都表露無疑，整個中華帝國就如同披了錦衣的朽木，真個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很多人現在都知道，邪惡的滿清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到底篡改了多少歷史，毀掉了多少文明，殺害了多少無辜，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明是許多研究中國史的學者最喜歡關注的朝代。黃仁宇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初中時代第一次接觸這本萬歷十五年，應該說被其渾然一體、血脈相連的大歷史觀所驚嘆，當我們還在接受貴黨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王朝周期率教育，動輒是敘述幾千年幾百年的歷史時，黃先生截取一個短暫的年代斷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而每一個斷面的觀察都與這個血脈緊密相連，斷面的特質由前期的狀況引致，而其狀況又決定后期的特質。在這一觀點下，黃先生的著作常高瞻遠矚縱躍千年，卻唯一地為明朝單獨立書作傳，且不止一本，包括他最著名的《萬歷十五年》。

當我看過《萬歷十五年》之后才對明朝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還記得以前有一個特別不切實際的想法就是文天祥為什么要拼死抵抗之至殉國？為什么不投降，不是同屬中華民族嗎？后來了解了更多的歷史，才知道蒙古人的禍害要遠甚日本鬼子，由此得出新的結論：貴黨的教育，才是最大的禍國殃民。

現在，看過了《明朝那些事兒》等各種觀點的歷史讀物，看過了各種論文和分析，看過了各種歷史小說，再來重新審視這樣一個偉大的朝代：對外不和親不賠款，天子守國門，君主死社稷，揚我國威，對內藏富于民，發展教育與科技，讀書人有理想有骨氣，老百姓有精神，有正氣，我想這也是為什么史可法堅守揚州，帝國堅持抗戰38年，再看看今天，我們還能夠在緬甸的果敢，南洋的呂宋，體會到大明子民的勇氣與驕傲。

這本書的英文名是《1587-A Year of Insignificance》更加直白，因為就在這看起來毫無特別的一年，中國社會平靜表面下的暗潮涌動決定了這個偉大帝國數百年后的慘烈沒落，站遠了回頭看，這Insignificance所表達的“無意義”暗含的是嘲諷，抑或是更加深刻的惋惜？如果沒有那樣一個如此長久的小冰河時代，如果沒有那么多的天災，我想象不出當時能有什么力量滅亡這樣一個不朽的王朝。有人說崖山之后，再無中國，我覺得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對，崖山之后，從整體上看，中國的知識精英階層全部陣亡，帶來了一個長達80年的文化斷層，然而，在蒙古人血腥殘酷的壓迫之中，潛藏在人們心中的民族性格并未消亡，反而在這樣一種仇恨中更加的自強不息，而在明朝滅亡之后，在滿清的欺騙和奴化教育中，在貴黨的矮化教育中，特別是89之后，在“選擇性遺忘”和刻意壓制年輕人血性的教育中，真正的開拓進取，自強不息的精神還剩下多少？

萬歷十五年的主角是6個人，包括最喜歡翹朝的萬歷皇帝，文官集團的頭子，圓滑的大學士申時行，已經死掉5年的帝師張居正，剛正不阿的明星官員海瑞，還有抗倭英雄戚繼光。不得不說，這本書對時局和人物的刻畫實在精彩，我們偉大的萬歷皇帝那就更值得大書特書了，早期重用張居正還“中興”了一把，但“宰相之杰”張元輔老師掛了之后2年就開始反攻倒算了，而且這位仁兄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不下，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端的是一朵奇葩，比他爺爺嘉靖皇帝還要有個性。1587年，正是這位罷朝皇帝“閉關”前夕，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已經非常明顯。這可以看作是封建君主集權和“民主”議政之間的博弈，事實上這個時點的西方也處在類似狀態。眾所周知，大明朝的文官相當地有骨氣，學八股文出來的官員，在文化上的造詣之深是不可想象的，幾乎總能夠找到“規勸”皇帝的理由，這樣的文官政治，確實搞得皇帝很頭痛，似乎大明朝自永樂之后的歷代皇帝，都是在一次次無可奈何的博弈中，用宦官和廠衛來實現對文官集團的平衡。于是中國和歐洲在君主和民主博弈中出現了截然相反的趨勢，西方的封建制度太差，君主控制能力不行，最終導致民主的火種很快在歐洲大陸上全面鋪開，而大明帝國則繼續著中國歷代中央集權政治的老把戲，于是只能在昏暗的專制道路上走它的不歸路。

萬歷十五年之所以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是因為看似太平盛世的一年，恰恰是蝴蝶扇動的翅膀，各種瑣碎的細節，看起來漫不經心，卻讓人讀起來心生涼意，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因這點點碎語正如風起于青萍之末，預兆著大明帝國的千里之堤已經存在著足以使其崩潰的蟻穴了。元輔張居正已經死了五年了，一般像張老師這種黨同伐異的改革派都沒有什么好下場，商鞅是一個，王安石是一個，真應了那句話，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張老師才死了還不到三年，尸骨未寒，就被萬歷給全家清算了。

張居正試圖搞經濟體制改革，申時行試圖建立和諧社會，海瑞試圖保持執政意識形態集團先進性，戚繼光試圖實現國防現代化，而他們全部失敗了。歸根結底，究竟是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體制有問題，還是他們畢生都在追求和維護的思想有問題？個人以為四書五經和皇明祖訓要維護的不僅僅是一個要求單純，穩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體制，更涉及到一個龐大的社會文化體系，這個修齊治平，內圣外王的一個道德層面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明朝的讀書人，骨子里已經深深地刻下了儒家文明德烙印，為了維護這樣的信仰，即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盡管大明朝重文輕武，卻并未在軍事上崩壞帝國的根基，于謙，戚繼光這樣的儒將輩出，帝國的文臣以中庸之道，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

有明一朝，老百姓的賦稅是歷史最低，讀書人的地位是歷史最高，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和貿易的增長對小農經濟構成了強大的挑戰，然而帝國并未把握這樣一個良好的發展機遇，問題的癥結在于戶部，這個主管錢糧和人口的部門戶籍和財稅體制極其混亂，當然，這是從開國就有的毛病了。眾所周知，明朝的稅制是很有問題的，混亂到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在地方都很難改得下去，瞞報人口很常見，因為士紳不用納稅，商稅本來就不高，還是有很多人掛在官紳名下，這樣就能夠逃稅了，當官的本來俸祿也不高，能夠不貪污國家財產，不禍害老百姓可以得到的便宜，為什么不占呢？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明明進入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卻無法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因為大家都愛土地兼并，都愛考取功名，官本位的特權體制，缺乏足夠財政收入的政府，于是，政府以及各級官員因為太窮從而妄想控制所有可以產生利潤的經濟活動，不得不官商勾結，與民爭利，于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原本脆弱的小農經濟反而成了不可動搖的存在，誰妄想搬動它只能砸了自己的腳。最終，處于這樣一個畸形的社會形態下的大明王朝，無可避免地走向了僵化。

那個世間第一榆木腦袋海瑞也在這一年掛了，海青天罵過嘉靖，罵過各級官員，能活到這個時候，也實屬不易了，不知道該如何安置他的地方官員也好松口氣。然而海瑞的離去，代表的是一顆精神支柱的倒下。我們的海青天也是一個大杯具，固執地堅守那些不合邏輯的東西，比如信奉重典治貪，剝皮實草，事實證明，這只是個笑話。

一代名將戚繼光也在年底歿了，作為萬歷時代第一流的經理、組織家、工程建筑師和操典的作者，他已經做到了武官的巔峰，然而精通政治奧妙的他在萬歷清算張居正黨羽的時候沒能逃過一劫，最終是窮困潦倒，郁郁而終。他當了10年的北京軍區司令員，看到了衛所和軍戶的弊端，卻只能因為帝國糟糕的財政和人事體制而妥協，大明也失去了最后一次實現軍隊標準化和火器化的機會，而與此同時，29歲的努爾哈赤在東北磨刀霍霍；西班牙無敵艦隊即將出征英吉利，揭開世界歷史新的一頁，30年后，建奴兵強馬壯，而大明只剩下關寧一支能夠和八旗抗衡的軍隊了。

顯然，大明朝之所以面臨種種矛盾，還是基于朝廷沒錢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就算和今天免除了農業稅的紅朝相比，大明朝的賦稅水平也是歷史最低的，朱重八這個當過和尚的皇帝，深知民間疾苦，于是，大明一直追求的就是藏富于民，當然，財富過于分散的最終后果，是無法良好地集中運用，便宜了辮子王朝了。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大明對于商貿的管制也是極為嚴苛的，于是走私泛濫啊。與此同時，全球每年開采的白銀數量的一半都嘩啦啦地流進了大明帝國的口袋，很明顯，學過經濟學的都知道，大明王朝坐擁如此龐大的全球財富，但如此龐大的貨幣流入卻無法掀起足夠大的浪花，現代經濟學知識告訴我們，鈔票印多了是要通貨膨脹的，但那時候怎么都通脹不起來，很明顯，是因為社會一直就處在一個高度通貨緊縮的狀態，明朝政府在財政上沒有什么建樹，不懂得按照市場需求進行宏觀調控，于是不斷增長的貿易和相對固定的貨幣供給要填補幾百年積累下的窟窿不是那么容易的，掌握了世界經濟命脈的大明，并沒有展示順差，外匯，財富包裹下的帝國雄心，反而在不斷收縮自己的鐵爪和銀根。有了錢的商人讓孩子們讀書，入仕途，做地主，因這社會總還是學而優則仕，逐漸刻板僵化的八股舉士讓整個社會的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而鮮為人知的是，朱重八推行八股取士的初衷并不是所謂的“禁錮讀書人的思想”，我看了幾篇八股文，發現八股文最大的優點是條理相當的清晰，論述非常地有理有據有節，事實上，朱重八也沒有那么高明會想到去禁錮所有知識分子的思想，他不過是為了能夠更好地看懂奏折罷了，八股文作為官方公文，還是相當有水平的。

最后提到的哲學家李贄，不得不說確實相當有才，我能夠越來越深刻地理解王陽明，卻仍然看不明白他的《焚書》，也許是用手機看得不是那么仔細所致，但我確實對他缺乏深刻的理解。此人以“異端”自居，去批判儒學，去抨擊各種人，其實是很好理解的，明代知識分子也確實有這么個通病，那就是偽善，因為儒家經典教導的道德標準實在是太高了，誰能夠真的做到存天理滅人欲呢？

明朝的官員最喜歡罵人了，尤其是以言官為最，并且這幫人相當的NB,不僅罵人不帶臟字，而且敢于一罵到底，決不妥協，但這幫人有多少是真心為了國家社稷而不是自己搏出位呢？正德時代的吏部尚書焦芳，為了自身權勢也是平衡文官集團的勢力而向劉瑾一黨妥協，也做了很多實事，不知道被多少人罵成是阿附閹黨，是讀書人的恥辱。而這樣的罵聲在明朝是很多的，很多人絞盡腦汁，就為了寫一篇如何罵人罵得酣暢淋漓的文章，真是諷刺。

在明朝中后期，越來越多的人看明白了程朱理學的偽善，應該說，在讀書人心中，雖然是官方推崇的學問，但對有些方面仍然是表現出質疑的。作為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我最喜歡的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在被貶至貴州龍場，在被貶的多年生涯中，成功悟道，他的道，叫做知行合一。

王先生率軍平定正德年間的寧王叛亂，其后步步高升，王先生是個典型的全能大儒，不僅會打仗，能做官，培養學生也是能手，可以說從嘉靖時代開始，王陽明的思想成功地滲透了大明政界，在他死后，他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再到學生的學生的學生，逐漸執掌大權，比如張居正之流。于是陸王心學實質上成為了主流思想，李贄也是心學派的人，但是李

贄的杯具在于他的批判繼承了王的思想，卻并沒有王陽明那樣前后一致的體系，于是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是破壞性強而建設性弱，和今日的貴黨是何其相似??！破壞了我們的信仰，卻不能夠建議一個有足夠說服力的東西代替，要知道，信仰的山陵，不僅僅起著壓抑的作用，它更大的責任是穩定，一旦崩塌，那么帶來的持續混亂是極其嚴重的，今日，又何嘗不是禮崩樂壞，瓦釜雷鳴，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那個時代同樣是如此，任何精神上的空虛帶來的都是物質上的極度縱欲，奢靡的社會風氣，精巧繁復的裝飾、建筑、美食、服飾等等，極其發達的青樓文化似乎見證著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因為竟然出現有錢女子嫖男妓的可笑情節，整個社會的混亂失控可見一斑。越來越理解李贄為什么會選擇自殺，確實，詩人和劊子手的心境是不同的，劊子手傷害別人來成就自身的完美，詩人傷害自己來實現自己心中的完美，或許當海子選擇臥軌的時候，心中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吧。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全書結語）。

相信很多人都能夠從這本書中讀到黃先生的深愛與痛苦，1587年之后，東西方的發展南轅北轍，不到300年，中國從神壇跌入深淵，世界局勢全盤改寫。痛定思痛，明朝的問題，難道不是我們現在的問題嗎？到底是政治阻礙了經濟，還是經濟阻礙了政治，誰又能說得清呢？一直在關注著所謂的“頂層設計”，一直在期待著所謂的改變，從明朝到現在，很多東西當然是變了，但也有許多是沒有變的。讀著、見證著中國發展的大歷史，變與不變，這個民族未來要走向何方，既在心中，更在腳下。

第二篇：讀《萬歷十五年》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前言

最近讀黃仁宇先生《萬歷十五年》，萬歷15年，即公元1587年。雖然該書名為萬歷十五年，但黃仁宇先生并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的描述該年的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后期的歷史撐開來，讓我們更全面了解明后期的歷史。筆者不是研究歷史的，甚至不是文科生，最多只是對歷史有點興趣而已，所謂“內行看們道，外行看熱鬧?！彼怨P者也只能在熱鬧之余外加作業的需要來談談自己的感觸。

認識歷史

歷史無所謂對錯，有的只是后人對前人的評價。人們討論歷史的時候總喜歡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齊地稱王后自立門戶，歷史就會??”“假如元朝大軍進軍日本時未遇大風，??”“假如當年我們沒有大躍進和十年文革??”這些言論不會對歷史改變，它的意義在于我們可以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

然而我們所讀的歷史卻有很多的虛假性，歷史是人寫的，而且是活著的人寫的。記得上課時看到克羅齊說的這樣一句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此話或有偏激，但并不能掩蓋其正確性。正如我們從小就從電視上，書中得知隋煬帝楊廣是一個昏君，諸如好色，殘暴，修運河只是為了自己去南方游玩方便之類，簡直把他說的一無是處。然而今日我們已然能明理是非，根據楊廣作為，我們還會相信這樣不靠譜的言論嗎？

歷史還往往有太多的誤解和無奈。三國蜀帝劉禪，不知道人們是出于對《三國演義》這部大名著的信任，還是覺得亡國君就應該是昏庸的，被尊為“扶不起的阿斗”，但從來沒去想在經濟，文化，人才，人口都大大的落后魏國甚至吳國的情況下能夠守基業四十多年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萬歷皇帝朱翊鈞也有其無奈。我們從歷史沒看到萬歷好的評價。諸如24年不上朝，沉迷于后宮，不思朝政等。我以前也是這么認為的，甚至無知概括了一句：“明朝的皇帝，除了永樂帝治理的很好，洪武朱元璋治理的不錯以外，其他的全是昏君一幫”?，F在看來，這種觀點是錯的。朱翊鈞有他的無奈，正如黃仁宇先生所描述的那樣：9歲即位，從小就被灌輸要聽從臣下的意見，大學士想要一個聽話的皇帝，前十年由張居正總理全國政務，他只是一味的批準罷了；好不容易等到張居正死了，他決定勵精圖治，卻發現自己想干什么都干不成，出于報復心理他便和大臣對著干。

正如黃仁宇先生在書中描述：

臣僚不讓他立常洵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禮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像這樣雙方堅持達10年之久。

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书L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王到河南之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也再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他的任務了?；实廴匀皇腔实?，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這樣又20年。

就這樣，他的四十幾年皇帝史落下帷幕。當皇帝當到這個地步，在中國歷史上卻是很少見的，對他來說是何等悲哀啊。所謂原因，黃仁宇先生也給出了解釋：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系，已經由萬歷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樣。弘治皇帝愈是謙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布，文臣們就愈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筆者認為，如果萬歷運氣好點，在政治清明時期當一個皇帝，就應該是一個明君了。不過他運氣還好，能伴著他那搖搖欲墜的帝國走過幾十年，沒有背上亡國賣祖的罵名。而在他之后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卻是更加無奈，一個無可救藥的帝國滅亡，他卻要背上亡國君的罵名。

因此，歷史除其有虛假性以外，還應有其無奈性。個人的力量始終是渺小的，不能改變什么。我們往往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歷史上的人物事件，覺得他們不該，他們愚笨。其實古人的智慧卻是勝于我們大多數人的，我們的確沒有資格僅憑我們了解的少量道聽途說加上一些加工過的史料去評價他們，有太多我們不知道的方面存在，我們又怎么可能真正了解他們的苦衷呢？

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一下歷史，不再道聽途說，不要再迷信史料。

看清政體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朝代的興盛往往是出現在前幾代，而后面卻是越來越腐敗，落后。明朝最興盛的時期出現在洪武與永樂年間，其后或有興盛時期，但大體上卻是越來越衰敗的。

以前一直不明原因，但讀了此書后我有所感觸，大概都是政體的原因吧。一個朝代建立之初一定會建立一套政體，這套政體往往很適合當時社會的發展，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發展，它的弊端就會慢慢顯露出來，逐漸被社會淘汰。正如書中所說：

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歷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沖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塞。說得嚴重一點，后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復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面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么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古人向來推崇孝道，對祖先極為遵從。其中存在著愚孝的成分，即祖先說的都是對的。即便漸漸發現其中與事實有所矛盾，也只是認為自己還做得不夠好，或者認為他人做的有問題。或有少數認識到先祖流傳的制度沒有了時效性，也無法改變全天下的人民的思想，從漢朝皇帝的謚號都有一個“孝”字可以看出這點，因此，晚清政府之所以屢屢變法失敗的原因也在于此。

朝代不斷衰落，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沒有誰能改變這種現狀，哪怕是皇帝也不行。那些有能之人所能做的就是在這種制度上修修補補，稍微緩和一些社會矛盾，正如張居正，他是個治國人才，但最終改革以失敗告終，原因在于他不敢撼動祖宗之根本。當社會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時，農民起義，藩王造反之類的動蕩就會頻頻發生了。

只有改朝換代才能改掉先朝的體制弊端，但如此也僅僅是陷入下一個循環罷了。

道德信仰

曾經看過這樣一句話：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欲望的抑制，是對欲望沖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诘赖碌奶攸c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

縱觀世界各國，幾乎都有或曾有宗教信仰，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穩定與發展。記得曾經有位西方學者說過：“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沒有凝聚力的，它不可能在歷史的長河保存下來，等待它的只是滅亡。”中國卻是把他的理論徹底推翻了吧，幾乎沒有史料表明中國有大范圍信仰某種宗教，但華夏卻是當今世界上文明史最長的民族了。

從書中了解到，中華民族并非沒有其信仰，只不過信仰的是純粹的道德理念而不外加上帝如來罷了。早在中國兩千年前的孔子孟子創立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道德理論，能夠讓一個大民族信仰兩千多年而絲毫不動搖，如果沒有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我們應該還在還信仰著孔孟之道吧?？芍?，我們們古人的信仰絲毫不比西方對耶穌的崇拜少吧。

書中了解到，明朝是以《四書》和朱熹的注釋為基礎建立的德治體制國家，也是一種文官體制吧。但書中所述“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這些聰明的官僚一定會慢慢發現：所謂道德，卻全是欺騙。然后聰明的他們也會漸漸的把這種道德當成一種工具，為的僅僅是自己私欲。

事實上，中華帝國從古至今，仁義道德都作為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孔孟之道為根基構建社會制度，但道德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社會就會變得畸形，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述：

一方面，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么強烈的引誘。

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臣僚們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是誰也不愿意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的現狀，也是中國整個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麗的衣服，以高尚名義，行茍且之事。

就這樣，統治者用孔孟之道欺騙人民；但到頭來卻限制于孔孟之道。

我想，當道德依然成為一個人們默認的謊言時，對欲望的抑制已然無能為力時，德治也就沒有進行下去的必要了。這時，何不棄去道德仁義的包袱，獲得新生？欲望是動力，過分抑制就會顯得死氣沉沉。法制終究是更勝一籌的，它沒有德治那么復雜，但卻能輕松地使社會穩定、發展。

總結

黃仁宇先生的觀點可能未必能令所有人接受，但于我來說，我從這本書上獲益良多。全新的觀點，比從那些僵化的教科書上所獲得知識不知道要高明幾百倍。教科書上的當代史太多了，只有多讀這樣的歷史書，才有助于提高我們的洞察力吧。

第三篇：讀《萬歷十五年》有感

讀《萬歷十五年》有感

中共民勤縣委黨校 姜軍基

對這本書的向往由來已久，盡管在這之前，我也閱讀了紅遍一時而且兼具歷史與文學價值的《明朝那些事兒》，但相比后者，《萬歷十五年》實在是短小精悍，不光是篇幅字數只有區區二十幾萬字，就連闡述的內容與觀點也截然相反，一本是社會化的大眾讀本，一本則是晦澀難懂卻又享有極高聲譽的歷史學經典著作。

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是封建社會最后一個漢族所統治的朝代，相比漢唐盛世，明王朝的衰落乃至滅亡距今只有400多年的時間，明王朝的中期衰敗，在歷史學界看來，也是中國近代化落后于其他國家的開始。明史研究歷來是史學界的一大熱門，而王朝歷史也從來不缺乏關注者，《萬歷十五年》這本書是我第二次閱讀，雖然大學時期這本書就被列為大學生必讀書目，但兩次閱讀的感受卻大不相同，特別是在市委黨校學習期間，清華大學哲學系唐少杰教授對黃仁宇及其著作大為贊賞，在講授《國史與黨史》這門課時，提倡用“大歷史觀”來看待和研究歷史，更是引起了我的興趣，由于這本書讀起來比較困難，深入的研究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借此機會，我想和大家談一談我對這本書一點粗淺的認識。

這本書是美國漢學研究的經典，和作者本人一樣，這本書充滿了傳奇色彩。這本書完成于1976年，在當時的美國學術界基本上是無人問津，而且很少有人看好。直到1982年由商務印書館在大陸印刷出版，可以說風靡一時，洛陽紙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曾評選三十年影響最大的一百本書，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高居榜首。作者是中國人，卻用英文寫中國史，之后又對照英文版翻譯為中文，這也是本書閱讀困難的原因之一。這本書還是一本怪書，它既不是斷代史，也不是編年史，也不是寫某一個專題，而是以1587年為點，大寫特寫，從而來洞察明朝社會乃至整個中國歷史。

全書篇幅只有七個章節組成，以歷史上的萬歷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展開敘述。分別以萬歷、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等重要人物為單獨的一章,從前后數十年的社廟沿革、財政稅收、軍事、文化的敗象中,引出了他的伏筆:大明帝國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全書內容龐雜，有政治制度，也有禮儀制度，也不乏人物描寫，還有倫理宗教的闡述等等，總之，這本書看似簡單，要想讀懂卻不是簡單的一回事，關于這本書，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啟發和體會。

一、要學會用“大歷史觀”的角度來分析和解釋歷史問題。

《萬歷十五年》以一個年份為切片,勾勒出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解剖了晚明帝國衰落之由?！度f歷十五年》寫一年之事,窺一個朝代,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傳統的歷史背景?？此破椒膊贿^的一年，在黃仁宇筆下卻驚心動魄，暗藏危機，全書由細微處見宏觀，從而引申至整個封建社會。

關于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學術界歷來就有分歧，簡單來說，就是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揭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在《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中更是淋漓盡致，這本書論述了萬歷十五年這個平常的年份里面所發生的事情，以當時的主要人物鋪展，講述了不為常人所知或者注意的事情和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在黃仁宇的眼中，其中的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而這也是“大歷史觀”的表現。舉簡單的例子：作者以1587年展開敘述，看似平凡，實則不然，展望全球，這一年正是西班牙遠征英國的前一年，也由此拉開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這是橫向的比較?？v向來看，這一年也是張居正死后三年被抄家的開始，一般的歷史學家在寫到張居正時，首先講一條鞭法，講張居正如何清廉如何推行新政，但黃仁宇卻沒有這樣做，大大顛覆了歷史認知。

張居正為萬歷皇帝的老師，但張居正對待幼小的萬歷皇帝又過于嚴苛，這也是張居正死后受到清算的原因。然而真正的根源是皇權與文官集團的爭斗，張的改革觸動了文官集團的利益，張在世時無人敢動，死后卻由不得自己，連學生皇帝都保不了自己。結果政亡人息，改革就此畫上句號，繼任者申時行吸取張的教訓，只做老好人，文官集團還不依不饒，在立儲問題上與萬歷皇帝意見相左，最終文官集團獲勝，萬歷皇帝20余年不理朝政，朝野上下看起來一片平靜，實則危機四伏，明朝中興處于停滯狀態，誰又能想到57年之后明王朝竟然被東北的后金徹底打敗，倘若張居正的改革能延續下去，歷史可能就不是現在的面目，難怪崇禎皇帝時期才想起了張居正，只是世間已無張居正，這就是歷史。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如何去思考國家，歷史和世界，一直是熱門話題。當然我們也走了不少彎路，進化史觀、民族主義、社會主義，這三種基本的意識形態構成了現代中國人的大歷史觀，特別是受西方歷史學派的影響，歷史虛無主義，讀史無用的觀點甚囂塵上，拿現在來講，往往有一部分人用現在要求過去，一味的否定過去，或者把現在和過去割裂開來，認為過去的總是美好的，這些都是不可取的。對黨校教師而言，就是要樹立正確的歷史立場，要有大歷史的眼光，用“大歷史觀”來看待我們所處的社

會環境，以及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部署，既不道聽途說，更不評頭論足。

二、中國社會需要精細化、數字化管理。

這也是我的第二點啟示，黃仁宇在這本著作中寫道“中國古代的問題在于無法實現數字化管理”，這句話既包括了黃仁宇的歷史觀，更是點出了中國社會遲遲無法實現近現代化的一大原因，可謂一語點中了國人的死穴。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提出一個新的看法：即中國失敗的原因無關道德和個人因素，而是在技術上不能實現“數目字管理”。中國未能自發轉進資本主義社會，是因為傳統社會不能進行數目字管理。所謂數目字管理，實際就是數字化管理，在《萬歷十五年》一書中，明王朝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員篡改數字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具體表現就是一個封閉的官僚階層扼殺任何積極的因素，“不容許、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發展”，以篡改數字的方式來實現所謂的均衡發展。在現實中，我們依然存在上述行為，這些都是不可取的?！皵的孔稚系墓芾怼?，是黃仁宇的一個核心觀點。他認為，這是西方富國強兵和資本主義成功發展的一個秘訣。具體而言，在國家的稅收方面，政府有計劃地編制預算、管理貨幣、厘定稅則，以使財政商業化；在商業貿易方面，資金流通、生產銷售等都有一套科學的、包含契約精神在內的規章制度可循；在財產權方面，重視對私人財產的保

護，強調權利和義務均等，使各種因素互相交換，公平合法；在商業管理方面，強調法制管理，不帶個人色彩，避免私人關系干擾等等。顯然，這樣的思路和程序是古代中國所沒有的。

三、對官員而言道德的力量不是萬能的，要加強制度建設。

海瑞是黃仁宇筆下最戲劇化的人物。他以極端嚴格的標準要求部下和上司,曾經犯顏直諫,向萬歷皇帝遞上一本差點惹來殺身之禍的著名奏疏,從此名震朝野。海瑞一生“君子固窮”,為官廉潔的他是真正的兩袖清風,微薄的俸祿僅夠糊口,以至在老母生日時也只能買一塊肉作為生日大禮。疾惡如仇的他同樣無法容忍官吏的貪污行為,對貪官的非法所得,一概抄沒或退還。對待家人也是如此，海瑞的仆人就因為無法容忍他的嚴苛而自殺。他曾向萬歷皇帝提出過一個惹事生非的條陳,主張以重典杜絕官吏的貪污:凡貪贓在八十貫以上者,全部處以剝皮實草之極刑。他最大的愿望是依據祖先定下的行為準則,規范已然頹廢的官僚機構,再現帝國的輝煌。但是，盡管海瑞有一個好名聲，卻時時刻刻受到同僚的排擠與提防，屢次遭貶，最終在1587年死去之后，官場一切如舊，大大小小的官員也舒了一口氣，這不只是海瑞的悲劇，更是社會的悲劇，一個清官成為官場的另類，我們不能單從海瑞的性格找原因，我想制

度層面出了大問題，或許才是最致命的關鍵。道德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道德作支撐的官僚體系也是最不穩固的，同時我們更需要從制度層面去約束官員行為，只有這樣海瑞就不會是一個人在戰斗。

《萬歷十五年》這本書自面世以來，歷經多次出版，暢銷世界各國，也是歷史學家，社會名流所推薦的閱讀數目。作者以獨特的視角揭示了封建王朝衰落的本質，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認識歷史的方法，盡管這本書并非百分之百完美，但是仔細讀來回味無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也是我的一點兒啟發。

第四篇：讀《萬歷十五年》有感

讀《萬歷十五年》有感

對于明朝，特別是萬歷年間的歷史，是極其枯燥無味的，主要原因就是這個王朝，大部分時間都處于黑暗時期，而至于好皇帝，更是屈指可數。

萬歷這個年號本身過去的就很平庸，除了萬歷末年與努爾哈赤的幾場決定性戰役，幾乎可以略過，而至于萬歷十五年這一年則更是可有可無。但聰明的歷史學家就能發現其中奧妙，其實在后來，發生的一系列大事都與這一年有很大機緣。

黃仁宇老先生，主張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的大歷史觀。關于這個,確實讓我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因為這個對我來說實在是有些深奧，令我費解。而從書中內容來看，也是比較枯燥的，然而要深知，像這樣的一類書，并不是說一昧地去看故事情節，這不是小說，也不是故事書，而是純粹的歷史書籍，也有著教科書的意思。既然這樣，那就應以一名學習者的身份來挖掘它的精華，品味其意思所在。

此書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紹一個人物，以每個人物來反映這段歷史;它從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人的角度來寫的。反映當時從皇帝、首輔、地方官員、將軍、哲學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從這些朝廷中各種人中，我們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陽早已成夕陽，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了。從軍事上來說，戚繼光——這個孤獨的將領，帶領戚家軍平倭寇之后，并沒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許是因為明朝的重文輕武，導致戚繼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沒有得到什么重視，而后軍事掌控于庸才之手，軍事力量也逐漸下滑，到了努爾哈赤起兵之時，明朝的軍事力量早已成為不堪一擊 的“紙老虎”了。再加上朝中無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滿族的鐵騎埋沒。而從統治階級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風邪氣盛行，一些忠義之臣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逝。像這樣的朝廷難道還能長治久安?只能等著滅亡了。而萬歷十五年，恰恰為此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這本書閱畢，到有一種憤慨之情，熱血噴張的感受，與對世道蒼涼的哀嘆!即使是那么平凡、枯燥的文字，卻使我情不自禁，歷史的確有它的魅力啊!對此我也嗟嘆不已!我還得到了題外的啟示：黃仁宇善于著手于小事當中，而發現大癥結;那我在生活當中不也應處處留心，從小事做起，善于發現問題與觀察思考。而我自己也正是缺乏這一點啊!

《萬歷十五年》使我受益匪淺啊!

作者：劉燦

本書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一本考據比較嚴謹的歷史著作。書中以敘述為主，因而閱讀速

度可以較快，作者在敘述中也穿插著不少評論分析。本書共七章，基本上每章主要圍繞一個人物展開敘述，其中萬歷的兩個時期分為兩章敘述。作者通過描述與之相關的各種小事來不斷指出這些小事與那個時代的內在聯系。作者詳細描述了當時明朝的官僚體系的運行情況和潛規則，描寫了朝廷的禮儀并分析了相關成因，作者還對人物進行了心理分析及猜測。通過刻畫那個時代一些主要人物的悲劇抨擊中國的傳統制度。這種寫作手法暗示我們歷史悲劇不是由幾個人決定的，應該以“大歷史”的眼光觀察。

書名意義

作者以“萬歷十五年”為題有以下意義，“1587年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在這一年，“我國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587年陽歷7月，張居正去世五周年，1586年秋

天萬歷開始以頭暈的理由停止早朝和經筵，之后萬歷越來越頻繁地缺席各項事務。1587年京察之年(六年一次)，申時行對人事進行了很小的變動，穩定了文官們。1587年山東省的三千農民由于饑荒叢聚為盜，各地白蓮教信徒大有增加。1587年以后“楊應龍在西南叛變，哱拜在寧夏造反，日本的關白豐田秀吉侵占朝鮮，東北的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發難?！?587年皇儲問題(大臣們認為應該立長子常洛為太子，萬歷要求立愛妃鄭氏所生的常洵為太子，雙方為此事展開長期的斗爭。)開始慢慢引起官員們的關注。1587年黃河幾處決堤，1588年潘季馴被任“總督喝道兼理軍務”，負責治河。1587年遼東巡撫注意到一個建州酋長正在逐漸開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派兵征討失敗，申時行沒有對此事仔細追究，這位酋長是努爾哈赤。1587年海瑞去世。1588年1月按陰歷計算的萬歷十五年十二月戚繼光去世。1587年以前李贄已經按照儒家的倫理完成了對家庭應盡的一

切義務，李贄于1588年剃發為僧。

“演員表”

書中敘述了6個主角：萬歷皇帝(朱翊鈞)、萬歷前十年的首輔張居正、之后八年的首輔申時行(兩者間穿插了不滿一年的首輔張四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海瑞、武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

主要配角：隆慶皇帝(萬歷皇帝父親)、慈圣皇太后(萬歷皇帝生母)、正德皇帝(明朝第十代皇帝，萬歷的叔祖)、司禮監太監(宮內職位最高的宦官)馮保、武清伯李偉(倉庫中介人、慈圣太后父親、萬歷外祖父)、淑嬪鄭氏(萬歷的妃子、精神伴侶，后來被封為皇貴妃)、大學士張四維(張居正下臺后做過短暫的首輔后因父親去世離職丁憂)、前首輔高拱(張居正的前任，萬歷皇帝上位后不久高拱被趕下臺遣返原籍)、治河專家潘季馴、武將俞大猷(戚繼光朋友)、耿定向(與李贄有基于人性善惡的爭論)、朱熹(理學)、王陽明(心學)、王畿(王陽明入室弟子)、王艮(泰州學派創始人)。

其他人員從略。

萬歷皇帝

1572年，萬歷即位。首輔高拱有一次上朝時表現出輕視小皇帝。張居正獻計解決高拱，高拱被遣返原籍。之后張居正開始十年當任首輔。張居正是萬歷的老師，萬歷的學習在嚴厲的張老師督促下很刻苦。萬歷需要學習經書，書法，歷史。有春秋兩季中每月三次的經筵，皇帝和群臣都需要參加聽課，課堂上對禮儀要求很嚴格，皇帝也是如此。每天要進行早朝，早朝很少間斷。每天要批閱奏折，雖然萬歷不一定能看得懂，但是需要按照規矩批幾個字以行使皇帝的權威。每年要進行“親耕”，請附近的農民一起和官員們參與農耕“演習”。皇宮的生活相對很節儉，保持著本朝的節儉風格。

1572年夏萬歷降旨將高拱遣返原籍;1577年秋，張居正父親去世，按常規張居正應該丁憂，在馮保等的配合下，張居正最終可以在職居喪。1578年張居正回鄉葬父用時三個月，在此期間重要文件還是會送到張居正家。1578年萬歷大婚，大婚前與慈圣太后同住乾清宮，同住的時間里太后扮演者普通母親的角色，萬歷像普通人一樣學習不好是要受到處罰的，需要長跪幾小時。大婚后，萬歷基本脫離母親的監管，有了打破單調生活的機會。1581年慈圣太后身邊的一個宮女和萬歷發生關系，并懷孕了，太后發現后冊封宮女王氏為恭妃，全國因此減稅免刑，1582年張居正病逝，年僅57歲。這一年反張運動開始，朝廷進行長期的圍繞與張居正有關聯的人的政治斗爭。張四維接任首輔，1582冬到1583春皇帝情緒紊亂，張四維提議建造皇帝陵墓。定陵于1584年夏動土。1583年皇帝在會試中出題詢問為什么他越想勵精圖治，但后果卻是官僚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1584年正式宣布對張居正總結性的罪狀。1585年，萬歷決心將張居正一案作為歷史看待。1583春到1585

夏萬歷頻繁謁陵4次。1585年后，萬歷除了在1588年視察自己的定陵外，30多年沒有再走出過紫禁城。1589年萬歷提出出巡一次遭到諍諫而放棄，從此不再提出巡。

人物分析：萬歷在張居正主政期間，開始什么都不懂，所以慢慢努力學習，逐漸加深對張居正的依賴，張居正的權勢及其同盟逐漸壯大。和母親分居后，萬歷對張居正和馮保二人更加依賴?？梢哉f這時到張居正去世兩人互相配合達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張居正身死，長期隱藏的矛盾開始大規模爆發，一批批官員遭到攻擊清算，萬歷由于對形勢不了解，只能任由其發展，從對張居正的極度信任轉而懷疑之前的信任，內心傷害巨大，慢慢懂了官員間的復雜關系。申時行主政期間皇帝已在開始墮落，皇帝慢慢感到自己無形中被囚禁了，權力也并不是很強大，最終因立儲一事不能如愿而完全頹廢。萬歷的從積極到消極的態度變化或許正是對制度的屈服吧!

首輔張居正

張居正借助前首輔高拱冒犯新皇帝的契機聯合皇帝除掉高拱，從而幫助皇帝鞏固權威，也加強了與皇帝的關系。

通過在朝廷官僚中的結黨布局，張居正在朝廷達到權傾一時的力量，為其完成改良朝廷的理想奠定了基礎。同時，他借助皇帝的信任獲得了行動上的自由。但是張居正沒有做到清廉，在這個講究節儉的朝代順應了文官們貪婪的習氣，這使得其人格魅力不被所有人信服。張居正過分壓制了非本派系的力量，過分強硬給自己樹立了太多敵人。張居正的改革損害了太多人的利益，引起其他人的恐慌及不滿。

1577年張居正父親去世，本應回原籍丁憂，但是張居正利用自己的力量使皇帝特許在職居喪引起文官不滿。

吏部尚書張瀚被認為是張居正的私人，私下勸告張居正回鄉丁憂無效，之后反而被參奏，引起官員們的憤怒。

張居正十年新政，改革文官體系失

敗，大規模調動人事引起大量官員的敵視。他實施稅收改革，重新丈量土地，但都沒有完工。

人物分析：張居正是一種理想主義者，為了達到自己理想而與眾多客觀因素對抗，妄圖以一己之力改變整個環境。或許是太急躁吧。

首輔申時行

申時行繼任首輔后的策略是盡量爭取朝廷的穩定，努力平衡各方的勢力，努力化解各方矛盾。崇尚無為而治。申時行懂得中國官場的潛規則，知道如何在“陰”“陽”中變換。

申時行主要事跡有三件：

在1587年京察之年，申時行力主人事上的穩定，官員變動非常小。避免了引起大臣之間的斗爭，避免激化文官系統矛盾。

申時行錯過了在1585年張居正一案落實后到1586年初常洵出生前這幾個月立儲的時機，于是今后圍繞立儲發生的矛盾得以展開。

1587年遼東巡撫征討正在擴張的建州酋長失敗后，巡撫與部下圍繞征討過程中是剿是撫的問題互相攻擊時，申時行采取不予追究的態度，沒有進一步扼殺建州酋長的擴張，這為以后這位建州酋長即努爾哈赤的壯大進攻埋下禍根。當然，歷史的發展有其必然性。

人物分析：申時行追求政治及軍事上的平衡，盡量減少矛盾，以無為的理念治理國家，一反張居正的強硬專權風格。

海瑞

海瑞以舉人的身份當官，最開始是任福建某縣的儒學教授，任期為4年。1588年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縣。在淳安知縣任上，他碰上總督胡宗憲兒子經過該縣，海瑞巧妙地進行打擊。1560年鄢懋卿視察各省表面說節儉，實際上一路鋪張浪費，在將到淳安前，海瑞給鄢都院發帖予以揭露，迫使鄢都院不敢前來。1562年海瑞調任江西興國知縣。1562年嚴嵩被嘉靖免職，他扶植的胡宗憲和鄢

懋卿倒臺，但是49歲的海瑞獲得升遷。1565年位居戶部主事正六品的海瑞向嘉靖皇帝遞上奏疏批評皇帝性格及他所做的一切。嘉靖沒有處罰他，并保留奏折。1566年，嘉靖決定逮捕海瑞，但沒有批復刑部建議的死刑。1567年，嘉靖死后海瑞被釋放，威望進一步提高，但是海瑞被任命的都是無關緊要的官職，于是海瑞巧妙地迫使文淵閣和吏部屈服，任命他為南直隸巡撫，駐扎蘇州。海瑞在當地采取新政，贏得了百姓的愛戴，但是同時觸犯了權貴們的利益。最終海瑞被迫退休。1585年被重新啟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向萬歷提出改革建議引起文官們的震動。萬歷對此給予指責，不久海瑞于1587年病逝。

人物分析：海瑞在這個時代盡可能地保留了高尚的道德品質，不屈服于權貴，但最終還是無法改造這個國家，不過即使作為一個樣板宣傳也無人會效仿，讓人不禁想起魯迅。海瑞懂得官場規則，也知道怎么運用，但還是堅持自

己的原則，無法屈就于這個圈子。

戚繼光

戚繼光有卓越的軍事才能，由于對軍事訓練方法和管理制度進行了創新，使得他帶軍隊的戰斗力很強。

為抗擊倭寇，戚繼光于1559年招募了3000士兵。經過多年抗倭，于1564年他將倭寇趕出其根據地，基本解決了中國沿海倭寇的問題。1567年戚繼光的幕后支持者薊遼保定總督譚綸，將戚繼光調了過去。戚繼光從1568年開始在此干了15年。他們兩人努力改革本地區的軍事力量，受到張居正的賞識，改革想法得到了幕后支持。這引起了其他軍官的嫉妒。戚繼光在此任職三年就穩定了北方的形勢。張居正死后不久戚繼光被調往廣東擔任總兵一職，不久被革職，晚年在貧病交迫中死去。戚繼光的最終失敗同樣被認為是因為打破了文官之間的平衡。

人物分析：戚繼光懂得文官官場的規則，于是能夠獲得被任用的機會，又

因為自己卓越的才能于是可以功成名就，最終的失敗也是因為他理想主義風格與那個時代不相容，所依靠的后臺垮臺后，自己就只能是一個悲劇了。

哲學家李贄

李贄出生于1527年，1552年中了舉人，迫于家庭的經濟情況他進入官府工作，但身處下層。1559年父親死去他去職丁憂。丁憂期滿后，李贄來到京城當了國子監教官，但仍無法支撐家庭的開支。1563年祖父去世，他依照慣例得到了上司和朋友贈送的財產。李贄將這筆錢的一部分用于安葬，并利用余下的錢購置了一份地產給妻子。由于家庭極度貧困，兩女餓死。1577年李贄就任知府，于是有了收受非法收入的機會。1580年，李贄退休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1587年妻子死后，李贄出家，開始將精力主要放在哲學研究上。1601年，李贄出家的芝佛院被大火所燒。李贄因為言論冒犯了皇帝，被錦衣衛捉拿，著作被燒毀。李贄在監獄中自刎而死。

人物分析：李贄在官場上沒有過人的才能，只能因循官場的規則求生，因承擔不起家庭負擔遭受不幸。在完成應盡的義務后選擇出家。因為思想上受人敬仰而受到他人生活救濟，最終因思想言論無法被一些貴族階級接受而受排斥。

細節問題

書中在敘述歷史的同時描繪了明朝社會的各個方面。

1、朝廷制度。

朝廷的制度在開創之初本是為了勵精圖治，讓國家更好的發展而設計的，每一個設計意圖經過200年的演變最終都完全變樣，最終都成了阻礙社會發展的障礙。朝廷的節儉，薪俸的微薄使得很多下層官員難以生存，迫使較高級別官員貪污腐敗。

早朝制度本來是為了讓皇帝更好的管理國家，結果這些規矩卻將皇帝囚禁起來，使這個國家權力最高者的生活也痛苦不堪。

2、道德治國

以道德治國使得事情沒有一個統一的準則，可以有私情，可以有無辜的殺害?？梢院艽蟪潭鹊叵拗扑腥说淖杂?。中國歷來的以道德來評價賢能本來造就了一大批特權階級，特權階級有能力操縱言論，使得機會又傾向于特權階級。

3、官僚的潛規則

互結派系以保全自己。同一屆考生中，同鄉，同年，同一個老師門下等都可以作為結黨的依據。于是就有各種派系的斗爭與平衡。而這沒有規則的斗爭使得官員花在治理上的精力更少了。

4、諍諫規則

長期積累的諍諫潛規則極大地限制了皇帝的權力，皇帝并不總是一手遮天，在重要的涉及廣泛的利益問題或涉及到國家的重要發展問題，大臣們可以聯合起來，以默認的規則進行諍諫，皇帝往往會迫于形勢的壓力而改變自己的決定。諍諫的人在冒險的同時獲得的利

益則是以忠臣之名留名史冊，并且會隨著政權變化有可能得到升遷，以及完成對一個群體應盡的義務。

5、道德模范的尷尬

具有良好的道德素養與堅定的個人原則的人，一方面是受統治階級歡迎的，因為這可以對其他官員的起表率作用，成為提高工作效率的榜樣，成為廉潔、不腐敗的榜樣。另一方面模范官員將受到其他官員的排擠，因為與其相處的官員隨時可能被揭發而處于尷尬的境地。

6、哲學家的尷尬

馬可波羅以后的一批洋人來中國的一個感受是中國的宗教信仰很開放。每人會強求你改變自己的信仰。但似乎不一定是這樣，李贄晚年的境地也許是非正統學說遭到排斥的典型例子。

總評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寫的是古代歷史，反應的問題卻是一直未變。生活在那個時代，對于各種人都是悲劇，統治階級萬歷等的悲劇、有抱負有能力的改革派張居正的悲劇、擁有高尚道德無人能指責的海瑞的悲劇、善于人事協調的中庸的申時行的悲劇、軍事才能卓越的戚繼光等人的悲劇、哲學成就很高的李贄的悲劇。

一個時代為何會給大部分人帶來了悲劇?這不能歸咎于個人的原因，這是社會的原因。而這社會的形成又與制度有著緊密的聯系。集權制度使得掌握權力的最高層累死、使得行使權力的官員斗死、使得被權力所管轄的人民因大量的不公平及經濟潛能無法開發而餓死。制度的幾個問題在于集權制度和以道德治國的方法。

黃仁宇講究以大歷史的眼光觀察歷史。認為歷史的進程在總體上有一定的趨勢，這種觀點某種程度和唐德剛先生的觀點相似，唐德剛所宣傳的“歷史三峽”理論不也是認為歷史的大趨勢是一定的嗎?黃仁宇以萬歷十五年左右這一段時期的整體悲劇來說明舊的制度不合

理的必然性，來說明應有另一種制度順應歷史潮流誕生。這種制度是不是民主，或是怎樣的民主，還未可知。

梁木生老師點評：

如果看了這本書后再看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就會更清晰中國古代政治的運作程序。其實，中國的哪個朝代不是如此，禮教治國、皇帝世襲、大一統觀念，決定了中國的政治運行的狀態，沒有人能夠逃脫這一命數，只是黃仁宇先生截取了這一時段罷了!所以，不要為中國2000多年政治的必然感嘆，而是因為中國的小農社會必須有一個政治適應它，而這個政治在中國除了皇帝個人專制外沒有其他的。于是在這必然的制度下就有了這些人的必然命運，但他們卻共同維持著一個使命——統治這個國家。由于這一基本的定式，需要深入討論的是為何出現禮教治國，而又轉化為了禮教殺人，為何必須大一統，這大一統是利還是弊等問題。作者主要限于對皇帝專制本身的分析，應該拉開視野，從中國廣闊的土地、小農的經濟、龐大的漢族視角分析，可能分析會更加深透。

(劉燦，華中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力學學院2016級本科生)

第五篇：讀《萬歷十五年》有感

讀《萬歷十五年》有感

《萬歷十五年》是我2012年讀的最認真的一本書，作者是旅居美國的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這本書并非新書，首次英文版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于1981年，至今仍被美國多所大學采用為教科書，1982年由中華書局引入中文版，入選《新周刊》和《書城》推薦的“改革開放20年對中國影響最大的20本書”。

黃先生以他獨特的“大歷史觀”，跳開習慣性的時間串聯敘述，如切片解剖般選取1587年這個明代270多年歷史中“無關緊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該書的英文名），從一些看似末端小節的事件說起，最終推導出了驚人的結論——中國封建王朝的真正衰竭始于明朝萬歷年間，這完全顛覆了我們以前學過的“萬歷年是明朝歷史的中興之年”的歷史觀念！

待到順著作者的思路，橫向（歷史年份是縱向）剖析1587年歷史中的皇帝、改革家、文官集團以及模范官僚、抗倭名將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結論一針見血。

萬歷年間出現了許多不尋常的人物，首先先說萬歷皇帝朱翊鈞，他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當政四十八年，在即位的前十年里，他勤于學習、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納諫如流，幾乎可以稱作是歷史上難得的“完美”皇帝； “國務院總理”張居正是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最優秀的內閣首輔，他的一條鞭法和考成法極大的加強了明朝的國力，經過十年的經營，明朝逐漸由崩潰的邊緣變得國力鼎盛，邊關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堪稱不世出之奇才； “紀委書記”海瑞，為政清廉，潔身自愛。為人正直剛毅，職位低下時就敢于蔑視權貴，從不諂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諫，抑制豪強，安撫窮困百姓，打擊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眾愛戴，被奉為官員的道德楷模；“國防部長”戚繼光，精通韜略，軍紀嚴明，抗擊倭寇、鎮守薊州，是難得的軍事人才。一個好皇帝配上這么多的文臣武將，就猶如橋牌高手抓了一把好牌，想不打好都難。也的確如此，在萬歷當政的前十四年，這局牌打得像模像樣，用我們現代人常常掛在嘴邊的經濟指標來衡量，明朝萬歷年間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的35%（一說80%），當時北京一個民夫一年的收入相當于現在的4000美元，那真是國運昌盛、公私飽滿。

但是到了萬歷十五年以后，一切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著罷工，而且一罷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參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宮對政事不管不問；偉大的改革家張居正死于萬歷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徹底推翻，人亡而政息，萬歷皇帝剝奪了以前給他的所有冠冕的封號和誥賞，子孫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運；抗倭名將戚繼光，在萬歷十五年底孤獨的死去，家徒四壁、醫藥不備，且被妻子遺棄；同樣，在這一年的十一月，感動中國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盡頭，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白銀十余兩，不夠殮葬之資。

為何君主勤奮、文韜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顯現出敗相？接下來我們從微觀層面來分析。

1、被道德綁架的皇帝

現實中的皇帝并不像電視劇中那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萬歷皇帝來說，從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賢道德規范落在了他的頭上，這些道德規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話，他必須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宮中掛幾個燈籠慶元宵節，張居正勸諫皇帝要體恤民力，燈籠掛不了；他要賞賜財物給宮女，大臣勸諫明君不可濫賞，賞賜賞不了；他要立小兒子為太子，一大群官員和他辯論不可廢長立幼，最后放棄…….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厭倦了與手拿道德大棒的官員之間的爭斗，挫折感無處發泄，最后選擇了長期罷工。

2、揮舞道德大棒的文官 明代文官“士”的精神達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數量龐大的文官前赴后繼，以因“直諫”被皇帝打板子、砍腦袋為榮，占據“忠直”的道德制高點，猶如政治押寶，以期有一天翻本帶利獲得升遷。這種直諫的風氣在萬歷年間尤甚，鄒元標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鄒元標靠上書彈劾張居正而遭流放在張死后重獲升遷。幾次三番的與文官斗爭后，萬歷皇帝看明白了這一點，不再把諍諫者當做盡忠，而知道他們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謂“訕君賣直”。萬歷朝是皇帝與文官集團互不相讓、彼此抗衡的一個時期。這種局面的結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極為低效的狀態。

3、能臣不是神

首輔張居正認識到這樣一點：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文官。在萬歷的信任下，張居正選擇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能臣終究解決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條鞭法和考成法觸怒了文官集團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屢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彈劾、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個清算的下場，所倡導的變革也被全部推翻；

4、孤立的道德模范

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謂“清官”，他的一生體現了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于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約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鍋混湯，他個人的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所以，他的行為顯得煢煢孑立。除了作為楷模供奉之外毫無用處，這也是他悲劇的原因；

5、被輕視的技術派

明朝是重文輕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會，對武將采取歧視的態度。武將除了在疆場上廝殺之外，在軍事上無法作為，更不要提在戰略制定上有任何的發言權，國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讓軍隊自己種地補充給養，還要上繳皇糧（有點像曾經的軍隊三產），造成了軍餉不足、兵源奇缺、戰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幾十人的日本海盜竟然在十幾萬明軍的包圍中從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虜掠，殺死殺傷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繼光也許是個例外，他治軍嚴明、戰功赫赫，源于張居正對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權，他才能在軍事上有所建樹。即便如此，體制內留給他施展的空間仍然有限，他的軍事才能并沒有體現于整體的戰略規劃上，而是落實在了小的戰術空間內。張居正死后，他同樣受到牽連，至死得不到起用。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書五經的道德標準高高在上確立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為的規范，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長和發育，明后期幾乎沒有對洪武時期確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術專家，在以道德為精神支柱、忽視技術、法制缺失的體制內都無法得到有效的發揮，社會前進的動力被一點點的吞噬，直至消耗殆盡。

黃仁宇先生在本書的最后寫道：“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救技術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國的東北，一個28歲的滿洲青年努爾哈赤興兵平定關東，開始了他統一中國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艦隊開始出征……而此時，中國的明王朝正獨自走向沒落。

同樣看現今的中國，同400多年前有著類似的境遇：執政黨片面地宣傳和強調道德的作用，希冀通過樹立“科學發展觀”、“八榮八恥”等高高在上的道德倫理標桿來達到上至官員下至平民行為上的自我約束和規范，最近10年的腐敗橫行、道德滑坡和社會問題頻現證明了這種作法是簡單粗淺的。我們看大洋彼岸的美國，這個國家自建國以來的200多年，都在孜孜不倦的通過完善法律和制度來規范基本的道德標準。有了制度的規范，他的總統不必是道德楷模、政治超人，甚至還容許犯點兒小錯誤（例如拉鏈門的克林頓），依然能夠確保國家不會偏離路線高效運轉。

我們來看現今中國最有活力的企業——萬科房產，他的董事長有大把的時間去登山和旅游，甚至還不時傳出點兒花邊新聞，但是企業仍然“堅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路線和方針奮勇前進”，他創立的萬科房產現在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王石有空去登山，源于萬科有良好的培養人才機制、完善的制度體系和優良的企業文化，如果說斯隆（通用汽車前總裁）開辟了管理制度的時代，無疑在中國開創管理制度最成功的企業就是萬科。

姜汝祥博士《經濟觀察報》中的文章中寫到：“作為管理者，我們需要懂得的是，我們的員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們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圖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誰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空洞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標桿只能作為精神的圖騰，可衡量的、實實在在的制度才是促使我們明確目標、不斷前進的跑道。這就是我讀《萬歷十五年》最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