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特論文環境問題中日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與實踐研究

課后作業

作業

1中國環境問題及應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付出了過大的資源環境代價。目前，中國每年能源消耗量占全球19.5%，石油消費量一半多依靠進口，煤炭消費量相當于其他國家的總和，高能耗產生了僅占世界

8.6%的GDP，卻留下許多受污染的城市、全世界1/3的垃圾和頻繁發生的環境事件。

我們必須從對子孫后代生存發展負責的高度，喚起對保護資源環境的高度自覺和警醒；中國決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先發展經濟，后治理環境”的老路，而要積極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

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環境保護要求把環境承載力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促使經濟行為主體努力進行技術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并盡量利用循環再生資源，激勵其通過發展綠色產業獲得新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環境保護制約的是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不會阻礙經濟發展。同時，環境保護的要求改變了市場準入條件，使那些落后的技術和產業被淘汰出局，從而使先進生產力得到更大的發展機會。

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我們不可能用停止發展的辦法來解決環境問題。大力調整經濟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所在。這就要

求中國努力做到在發展中保護。

發展的目的是為人民謀福祉，環境問題已成為重大民生問題，絕不能為了發展而寬容污染。在當前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下，加強環境保護是穩增長的重要引擎，是轉方式的重要推動力量，可以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努力推進在保護中發展。

同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進程中，但是由于人口眾多、資源稟賦差、生態環境脆弱，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隨著環保實踐的不斷深入，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保新道路，不僅成為環保系統的普遍共識和自覺行動，而且已經上升為國家意志和人民意志，成為全社會共同推進環保工作的旗幟。

探索環保新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大力推進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融合。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始終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一大難題，兩者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

當前，國際形勢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進一步顯現，世界經濟正處于新一輪結構調整、創新發展的時期，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全球性資源環境問題將是國際社會長期面對的重大挑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大勢所趨。綠色發展已成為時代潮流，以綠色經濟、低碳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和科技變革正在孕育繁衍。

中國將推進能源多元清潔發展，提高能源資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源消耗。按照循環經濟要求規劃、建設和改造各類產業園區，構筑鏈接循環的產業體系。健全資源循環利用回收體系，推進再生資源規模化利用。鼓

勵使用綠色產品，推行綠色采購，推動形成綠色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

目前，中國正在實施經濟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這個規劃體現了中國政府的堅強決心：絕不靠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來換取經濟增長，一定要走出一條生產發達、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作業2

中日關系的未來

——真正和解

中日關系從去年以來持續惡化，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提出不少建議，包括簽訂海上條約或新的法律文件來實現關系再次正常化。然而，包括中日關系在內的東北亞國際關系問題，最終癥結還在于歷史問題上的真正和解，僅僅依靠法律方式不能實現。通過法律無法實現和解的歷史問題

和解與法律解決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雙方對過去達成了共識，在此基礎上面向未來構筑新關系，更多指的是雙方相互的接受。戰后在美國主導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通過較小數額的戰爭賠償，從法律上解決了歷史問題，實現了關系正常化。中日之間則是通過中國主動放棄戰爭賠償，談判后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與亞洲已經從法律上解決了歷史問題。

戰后，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東京審判結果基礎上回歸國際社會，實現了同亞洲國家關系正常化，但這都是外力主導下進行的“被動的歷史總結”。而對歷史問題，日本一直沒展現出“主動總結歷史”的勇氣。現在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很多根源于此。有人可能會認為，戰后日本決心成為和平國家，反戰和絕對和平主義的思潮不正是總結歷史的結果嗎？需要指出的是，這只不過是對過去的簡單否定而非真正的總結。日本政府應當主導總結日本從開戰到戰敗過程的原因。正因為一直沒有做這項工作，現在才會出現對憲法不滿意，對勝者強加的東京審判感到不公平的情緒。歷史問題上的“經濟賬”和“道義賬”

對于中國來說，在歷史問題上算經濟賬，很多時候并非明智的戰略選擇，因為這里存在一個更為重要的“道義賬”問題。如果過度強調所有問題已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就會在國際社會造成逃避道義責任的印象，在道義上失分。

對日本來說，明智的做法應當是向國際社會表明，日本與亞洲國家已經在法律上解決了歷史問題，但為了真正的地區和解，日本愿意通過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告別過去面向未來。

作為侵略戰爭受害者，中國無疑在道義上有制高點，但要實現東北亞的真正和解，需要弱化受害者心態，在批評日本行為的同時也要對日本為和解作出的努力予以積極回應。

第二篇：中日關系問題

中日關系問題

（1）古代唐朝與日本的友好往來。

從唐太宗貞觀年間開始，日本有十多批遣唐使來唐朝：唐玄宗時，鑒真六次東渡日本，設計了唐招提寺。

（2）明政府派戚繼光到東南沿海抗倭寇（日本侵略者）。戚繼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遙知夷島浮天際，未敢忘危負年華”。

（3）列舉20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史實；抗戰中中國人民的斗爭。

A、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局部抗戰開始）；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全面抗戰開始）；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變（進攻上海）；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

B、國民黨：臺兒莊戰役（李宗仁）；共產黨：平型關大捷（第一次大捷），百團大戰（抗戰以來中國軍隊主動出擊日軍的最大規模戰役）。

（4）近代歷史上兩次中日戰爭的結果及原因。

A、1894—1945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原因：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日本侵華蓄謀已久（客觀）；清政府政治腐敗，妥協投降，軍紀敗壞（主觀）。B、1931—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原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國共合作（主要）；特別是敵后戰場，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英勇作戰；國際進步人士和愛國華僑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各個戰場的相互配合。

（5）中日關系健康發展的根本問題？

如何正確對待日本侵華問題（日本是否承認侵華罪行）。

（6）如何才能發展健康的中日關系？（或：日本應怎么做？）

①正視歷史；②以史為鑒，反省戰爭罪行；③信守和平承諾；④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⑤與周邊地區、國家友好相處，開創中日關系美好未來。

（7）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等事件說明什么？

日本不能正視歷史，軍國主義勢力有復活、抬頭的危險。

（8）你認為近年來中日政治關系結“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促進中日之間的世代友好？

日本前政府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文部省通過美化侵略戰爭的新教科書等。（或：日本政要不能正視侵華歷史。）日本政府應教育國民正視歷史，反思歷史；中日之間應建立互信機制，加強經濟、軍事、文化和人員間的交流、對話和協商等。

（9）近代歷史上日本發動和參與的侵華戰爭

發動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1900—1901年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發動1931—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

（10）日本古代學習中國進行的改革是：

大化改新（由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近代學習西方進行的改革是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啟示：一個國家或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應善于學習吸收世界先進文化，與時俱進，改革創新。

（11）青少年應怎么做？

A、牢記歷史，珍愛和平。B、認真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報效祖國，使祖國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C、呼吁日本右翼勢力，面對歷史，深刻反省，不能再把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拖入戰爭泥潭。

第三篇：中日關系論文

一、中日關系的現狀

“政冷經熱”是對當前的中日關系的最好概括。近幾年來，當中日經貿關系漸趨佳境之際，雙邊的政治關系卻進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淵，其間的反差逾來逾大，幾乎到了如不對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經濟關系也難以為繼的地步。

1、不斷發展的兩國經貿關系。在整個中日關系中，經濟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對于整個中日關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現狀看，中日兩國互為最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之一。在貿易方面，日本已連續11年保持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對日本來說，中國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貿易伙伴之一。日本也是中國的重要投資伙伴國，至2000年末，日資企業對華投資合同累計達20371件、387億美元。與貿易同樣，1996年以后呈減少趨勢的對華投資于2000年又開始回升。日本的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也改善了中國的投資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發展資金的不足。據統計，從1979至1998年，日本共向中國贈送32.2740億美元，貸款99.5660億美元，總共達131.8400億美元。日本是中國最大的援助國，遠遠超過第二名。以往四次提供的日元貸款都是10年寬限期，30年償還，利率雖有若干變動，但是仍然很低，而且贈送的部分也達到相當規模，約為貸款的1/3。日本的對華ODA，從大規模日元貸款所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到由大使館或總領事館批準的小規模無償援助所修建的鄉村學校或道路，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開發都做出了重要貢獻。總之，回顧戰后以來中日關系發展的歷史，人們可以看到，經濟合作推動了整個中日關系改善。在漫長的歷史年代，貿易合作通過民間渠道不斷得到加強，促進了政治和文化領域關系的發展，最終經過了長期積累得到了加強，促進了政治和文化領域關系的發展，并最終促成了中日關系的正常化。70年代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個關鍵時期，經濟關系，尤其是其中的貿易往來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動中日關系健康發展。即使在中日兩國之間出現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臨十分嚴峻的局面時，經濟合作也在不斷發展，并且成為改善兩國關系的重要因素。但是兩國經濟關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兩國政府和國民之間的相互信賴度，事實證明，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只是兩國關系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其間還存有政治關系的“反彈力”。

2、陷入遲滯的中日政治關系。這一點最明顯的標志就是近幾年中日之間一直沒實現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互訪，這對于兩個近在咫尺的國家來說是不正常的。兩國間最大的政治障礙是歷史問題，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兩國之間的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是這份沉重的歷史遺產卻一代又一代傳了下來，長期的戰爭狀態粉碎了中日兩個民族自古以來形成的相互師從、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與和平氛圍，民族情緒開始發生歷史逆轉。這種逆轉對后來中日關系造成的影響，其程度之深刻，時間之持久，范圍之廣泛，無論怎樣估計也不為過分。與歷史問題相伴而來的還有兩國在臺灣問題、領土問題以及日美安保問題等分歧。這一系列原則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數起具體事件的發生，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遺留毒氣、珠海集體賣春、西安日本師生演出、雙方民間保釣之爭、中日足球賽激烈對抗等，致使兩國民間對抗情緒高漲，政治關系不斷下滑。

二、中日關系的癥結

1、兩強并起。在亞洲，中日兩國的綜合國力都在上升過程中，是未來世界多極化格局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日本遲早要成為政治大國，這與中國成為經濟大國同樣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日兩國在告別了“一強一弱”的時代后必須適應相互容忍和接受對方。要是彼此把對方看做是威脅自己的對手，試圖聯合其它力量牽制對方，那就勢必會導致危險的對抗，從而危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如果認為對方是與自己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相互與促進的伙伴，就有可能構筑起新型的雙邊關系的格局，進而為亞太地區乃至于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中日經濟關系正處于重大轉折，即日本經濟從占絕對優勢正轉變到相對優勢。這一過渡將維持一個時期，兩國間矛盾也就會不斷地冒出來。日本的寬容度會相對地縮小，中國的應對能力還有限，這樣，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002年在農產品問題上的爭執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這種形勢下，日本國內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分為兩大派。一派是宣揚“中國威脅論”，主張聯合東盟國家、韓國、印度來牽制中國，另一派是極力提倡“抓住機遇論”，主張日中加強合作來實現東亞經濟圈，以提高東亞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總的發展趨勢是后者逐漸占優勢，但目前，前者勢力還不小，尚不可低估。因此，中國對日經濟政策必須經常考慮如何使“抓住機遇論”占優勢。

2、中日兩國間政治磨擦因素和大眾傳媒的片面報道，不僅阻礙著兩國增進相互理解，而且不斷制造出新的相互誤解乃至相互敵對的情緒。體制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西方文化影響的不對稱性也將對中日共同文化基礎產生抵消作用。近年來中日兩國國民之間出現了所謂“感情摩擦”，以致圍繞對華政策的日本國內政治形勢十分微妙，甚至連經濟界也不便將希望發展日中經濟關系的“心里話”痛快地說出來。這種為政治的、情緒的因素而犧牲兩國利益乃至整個東亞地區合作利益的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認識問題。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復雜的，昔日煌達的經濟如今深陷低迷；以前手下的“小伙記”已獨自營業，且生意日漸興隆；雁身、雁尾要求與雁頭并駕齊驅。這些事實的出現難免使日本有失落感，躊躇不前并不是可取的態度，日本應該坦然承認和接受地區國家按照優勢互補的原則在同一平臺上進行競爭與合作的事實。筆者認為日本要擺脫以下觀念：（1）自己是西方大國，不屑同區內發展中國家為伍；（2）追求全球自由貿易，不參加地區歧視性經貿組織；（3）繼續追求在東亞領頭雁角色，維護東亞的垂直分工體系；（4）迫于國內政治的壓力，為保選票，不敢開放國內某些脆弱領域；（5）回避歷史，認為如果認罪有損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對歷史和現實，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大國首先要以一個正常大國的姿態和度量行事，無論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難，依然故我。只有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周邊國家才能對你這種身份認同。朝令夕改，對他國疑慮重重，只能形成“信任困境”，造成敵對狀態。猶豫和彷徨只會錯失良機和遺恨未來。2004年，日本對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地位志在必得，東亞不少國家對日本的“道德資格”提出質疑，這很值得日本深思。

4、中國也有不理性的情緒要反醒。從對馬立誠、時殷紅二位學者的文章討論來看，傾向性一邊倒，根本沒有對方發言的余地，并且發言充滿了情緒化、辛辣甚至是漫罵的文字。筆者認為這也是不正常的，人們常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維護你發表觀點的權力，而前一段的爭論顯然超出了學術爭論的范圍。其實在他們的文章中除部分建議不恰當外，還是閃爍著真正灼見的，并時而顯現出其拳拳愛國之心。比如，馬立誠說：“我們是泱泱大國，大國就要有大國的風范。一個崛起的大國如果始終懷著受虐的、仇恨的、報復的心態，是非常可怕的，這種情緒極易被利用，造成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的后果。現在我們要考慮，國家富強了，我們除了工業產品還能向世界輸出些什么？難道輸出仇恨么？現在我們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和平崛起“，非常關鍵的就是要營造和諧的外部環境，國際上有人散布”中國威脅論“，為此我們用各種方式辯解，展示我們是一個寬容敦厚的大國。”“崛起的中國應做一個理性大國、責任大國、平衡大國，而不是一個充滿仇恨和報復心理的大國。這個彎必須轉過來。理性大國，就是做事情要從理性和全局出發，克服情緒化和盲動；責任大國，就是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理解與合作承擔責任；平衡大國，就是要善于斡旋，在國際矛盾中求同存異，維護平衡。只要堅持這樣做，中國的崛起，就會盡量減少震蕩和沖突，從而有利于中國實現自己的目標。”應該說這些觀點還是比較客觀的。

三、在東亞經濟合作中推動中日關系的進展

經過多年的沖突與合作的磨合，中日兩國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不論世界怎么變化，無論對方怎么發展，不論彼此間愿不愿意，兩國相鄰的地理位置是改變不了的；作為亞洲大國，兩國對亞洲和平與安全的巨大影響是改變不了的；兩國在地區經濟中的相互依存關系是改變不了的。正是這些無法改變的客觀存在，使兩國之間不能不產生相互合作的必要與可能。這種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現實的而不是理想主義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為如此，這種共同的利益要求總是能夠一次次戰勝兩國關系中出現的不和諧與不愉快，使幾乎惡化的兩國關系一次次化險為夷。“最重要的是創造出超越‘自己的故事'的‘共同的故事'，在‘共同的故事'中，當面對歷史問題時，日本將不再被追究，而將是自身擁有追究的意欲。這可能是從由于他國不斷要求‘道歉'追究而產生的卑屈感中解放出來的唯一辦法。” 友好本來是在差異中克服、調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達成的境界。出于戰略、策略之需，或者歷史要素來演出友好氣氛的手法已經太陳舊，太權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間其實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兩國的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具有親和性；二是作為鄰國，互相之間有確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場經濟、自由貿易下，作為貿易對方國和伙伴，共同繁榮的需要。隨著交流的深入，過去的問題尚未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斷發生，“異”在兩個國家之間碰撞。但是，這不是壞事，因為這種碰撞也是使事物回歸正常位置的機會。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應該是真心與真心的碰撞后產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日間產生的磨擦給我們提供了問題研究的端結。

一般來說，外部因素對中日關系的影響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兩國的直接互動的效果，這可能是中日關系中一個比較特殊的規律，我們沿著這個規律探討中日關系的未來，關鍵可能還得從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決中日關系的矛盾與問題。換言之，中日矛盾的解決并不在中日關系本身，而是在于雙方是否具有戰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亞洲的整合，第一步當然是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正如法德和解不是從法德開始，而是從歐洲的合作開始一樣。“日本不受到外壓的話不會作什么讓步，即使作些讓步也總是過小過遲（Too little, too late）。日本政策轉換中的被動性、消極性與1955年保守合并結成自民黨長期政權有相關性。因為是長期政權，即使首相與內閣更迭也難進行重大的政策方針的轉換。當無論如何也必須進行政策轉換的時候，政府常常會借助外壓來向黨內的其它派系及在野黨呼吁其必要性。當然，向日本施加壓力的國家，一方面須是有強大力量的國家，另一方面也是與日本有深入交流的國家。冷戰時期這樣的國家當推美國。隨著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和中國間各種交流逐漸加深，中國在現實中正在逐漸變成這樣的大國。但是這樣的情況不斷反復，就國民心情而言，對施壓的國家逐漸產生反感的情緒可想而知。這給我們帶來兩點啟示：一是日本要注意擺脫這種決策模式，應更加主動的姿態面對挑戰，才能做一個真正的大國；二是中國要注意施壓的策略，借助區域組織來表達自己的意圖更為可取。一方面，中日關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動東亞地區經濟合作，東亞地區合作是中日化解歷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機、克服安全困境、實現雙贏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區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日關系的發展，因為中國和日本是東亞地區最具影響的兩個國家；另一方面地區合作也有利于兩國問題的解決，因為中日之間的很多問題在雙邊層次上難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參與地區合作，這就為兩國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除了有利于兩國建立信任之外，地區合作機制也可以成為減輕國內壓力的積極因素，為領導人做出改善兩國關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東亞經濟合作的成功也離不開中國和日本。中國的人口占東亞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占東亞60％以上。東亞聯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與中國最終走向對立，將會改變整個東亞的戰略形勢，并使這種形勢向著有不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如果中日關系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上，無法在政治層面上獲得突破，那么中日經濟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經濟合作“。事實上，這樣的動向已經顯現了。日本開始尋找下一個替代中國的市場。日本技術和投資轉向印度、俄羅斯可能將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國和日本怎樣才能在東亞區域內進行比較好的合作呢？筆者認為：首先，它們必須意識到，”10+3“是東亞地區一體化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機會。在東亞經濟核心集團(EAEC)、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還有其它幾次嘗試都失敗了之后，如果連”10+3“也不能成功，東亞就不會再有其它的出路。所以，日本和中國都要意識到，它們之間的合作是一種政治的必須。中日的未來和東亞一體化密切相關，這兩個國家必須承擔起各自的責任。

其次，日本必須鼓起勇氣面對過去的罪行。它必須明白，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清除內在的邪惡，那么無論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為”正常“國家。因為，一個國家的形象不是單靠自己想象出來的，還必須在與他國的互動中得到確認。因此，日本得向德國學習，實施一種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過去的受害國達成和解。只有到那個時候，日本才可能被視為亞洲事務的天然領袖，并與中國及其它東亞國家建立更具建設性的關系。

再次，日本不可能再回到軍國主義的過去并四處擴張。中國的媒體和精英們有責任讓國人明白這一點。在此，中國也有許多工作要做。最后，也是比較重要的的一點是：日本和中國都要放棄在東亞獲得特殊主導地位的幻想:它們誰都不行。東亞地區有太多外部勢力介入，沒有哪個東亞國家能單獨左右這個地區。讓日本成為”遠東的英國"這一呼吁，也只有戰略上的意義(可以超然地制衡大陸國家)，而在經濟上則毫無意義。所以，這兩個國家必須明白，競爭東亞主導權不僅會浪費掉寶貴的資源，還會白白失去寶貴的時間—－雖然它們爭相促進貿易自由化和地區一體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東亞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中日兩國要極力擺脫爭奪領導權的思維，而以東盟為主導先建立合作機制。領導權并不是拼命爭來的，而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領導權的爭奪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未來的亞洲不可能是中國的亞洲或日本的亞洲，只能是聯合的亞洲，亞洲的中國和亞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與合作又將大大推動東亞聯合的事業。其實中國從未欲與日本爭奪主導權,而且這也并非僅取決于主觀意愿,而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日本的GDP總量是中國的4倍,人均GDP更是中國的37倍,發展等級比中國高得多,在東亞和世界的經濟影響和聯系更遠勝于中國,所以日本在東亞經濟合作中享有主導權是毋庸置疑的。中國與日本的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而非競爭性,兩家聯手才能支撐東亞的合作。

第四篇：中日關系論文

我看中日關系

論文提要：談起中日關系，人們便不由想起了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所犯下的罪行。現在我談談中日關系存在的問題所在。從這些年的現狀看，可以將其歸納為中日間的歷史問題、日本如何看待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戰爭賠償問題、還有就是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中日關系的好壞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其中決定性的因素是人，是中日兩國的愿望與行動。因此，加強中日兩國之間的相互理解對減少中日之間的糾紛與摩擦十分重要。這是正確處理中日關系必須認真對待并解決的問題。關鍵詞：矛盾合作挑戰共同利益 正文： 提出問題

問題是什么以及由來與背景

中國與日本從歷史上就有著無數的愛恨糾葛，從唐朝的鑒真東渡到殘暴的侵略罪行再到近代的釣魚島問題的不斷升溫矛盾的激化以及雙邊日益繁榮的雙邊貿易??可以說每個時期的每個問題都一絲一縷的牽扯著全身的所有問題。(事物的普遍聯系性)所不同的是那個問題占了主導地位。而目前釣魚島問題無疑使中日之間的首要矛盾，但釣魚島問題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島的問題，它的背后又牽扯著種種問題。問題的實質

實質非常明確兩個大國在國際舞臺的博弈，而且一定程度上是中美關系 產生和解決的社會影響、作用或意義或價值或啟示

解決與否關系著中國的崛起，日本的國際地位，以及未來世界格局的變化 二．分析問題

（一）問題產生的議論根源 中日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分別為亞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日關系的好壞影響著亞洲乃至世界局勢的穩定，中日關系也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長期以來，中日關系時好時壞，兩國關系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較之中日經濟合作的前景，兩國政治關系面臨著如何增加相互信任、尋求共同戰略利益等一系列課題。中日兩國政府的相互政策亦是決定中日關系發展的關鍵。中日兩國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共同發揮作用，創造雙贏、多贏局面，以避免中日關系嚴重后退。令人遺憾的是，日本并沒有正確認識中日關系的重要性，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違反國際道德、挑戰二戰后國際秩序的事。

（二）問題產生的實踐根源（歷史或現實）二戰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沒有徹底清算國內的軍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陰魂一直沒有消散，致使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勢力幾度抬頭，右翼勢力不斷膨脹，甚至否認二戰侵華史，企圖為歷史罪行翻案，這激起了世界人民尤其是亞洲人民的強烈憤慨。尤其是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自認為有了威脅，蓄意挑起“中國威脅論”，開始大肆擴充軍力，不斷為日本自衛隊“松綁”，加強在各地的軍事存在，經常與美國等進行聯合軍事演習，聯合與中國有爭端的國家，企圖與美國一起圍堵中國，甚至企圖修改和平憲法，將自衛隊升級成國防軍。眾所周知，二戰之后，在聯合國監督下制定的的日本憲法是不允許日本對外宣戰的，而現在的日本右翼勢力企圖更改和平憲法，擁有“集體自衛權”，這樣一來日本便可以對外宣戰。這中苗頭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是日本國內長期長期積聚的軍國主義思想的累積，以及國內經濟、社會問題影響的。面對中國在經濟上迅速崛起，日本既希望看到中國的穩定，同時也擔心中國壓倒自己取得“地區的主導權”。冷戰結束后，美國意在構筑一極霸權世界，并把強化同盟、聯日抑中作為其東亞戰略的支柱。中日對待美國霸權的不同立場，在中美關系相對平穩時將是中日建立信賴關系的障礙，在中美關系趨于緊張時則將使中日關系發生嚴重倒退。中日兩國應努力消除或減少來自美國因素的消極影響，致力于構筑中日、中美、日美三對雙邊關系相對均衡發展的中美日關系。

歷史認識問題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那段不光彩歷史，日本始終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視。甚至有人公然為侵略歷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們的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傷害了中國人民以及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也嚴重影響了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僅在90年代以來，日本一部分人在這一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就足以令人義憤填膺。從歷史上看，日本曾通過武力吞并臺灣并進行了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1972年中日兩國簽署《中日聯合聲明》時，日本政府就明確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還承諾與臺灣只保持民間往來。然而，多年來中日兩國由臺灣問題引起的摩擦也時有出現。據日本《讀賣新聞》1996年5月5日透露，臺灣“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丁懋時于3月上旬臺灣海峽局勢緊張時秘密訪問了日本，并與日本官房長官木尾山靜六就臺灣海峽演習情況及日臺間的有關情報進行了會談。臺灣高級官員訪問日本，就安全問題相互溝通，自70年代日臺斷交以來這是第一次。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國簽署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當時日本報紙指出：“新指針肯定是針對臺灣海峽制定的”，“屆時在軍事上不可能不具體設想包括臺灣海峽危機”。還說，一旦今后臺灣海峽有事，日本有“必須支援美國的義務”。日本還有人認為，周邊地區的范圍“到馬六甲海峽為止”，“朝鮮半島、中國、臺灣及其以遠地區均被納入視野”，這表明，日本力圖介入臺灣問題和南沙諸島的爭端。眾所周知，臺灣及南沙諸島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地把臺灣海峽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圍，都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和干涉，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決不能接受的。

在釣魚島的歸屬這一問題上，中日兩國存在分歧。但從大局出發，20年前締結和平友好條約時，兩國領導人都同意將這一問題留待以后解決。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副總理在同福田首相會談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日本記者提問時說：“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我們的后代會比我們更聰明，將來總能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來解決。”但多年來，日本時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釣魚島問題上進行挑釁。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成員一行7人乘船登上釣魚島，并在島上設置燈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國會議員西村真悟在沖繩縣一名議員及兩名攝影師的陪同下登上釣魚島。5月7日日本政府決定，如果外國人無視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釣魚島，將被認為是非法入境，日本將用武力予以驅逐。以上三個問題是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主要問題。除此之外，還有經貿摩擦問題、經援政治化問題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中日關系向更高層次發展。要解決好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夠認真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真正放棄否認和歪曲歷史的企圖，為中日關系的發展掃清障礙。

可以預見，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不斷發展，國與國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將逐漸加深。97年出現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足以說明，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好壞，其影響決不僅限于該國國內，它會波及到其周邊地區甚至全世界。作為亞洲乃至世界上有影響的國家，中日兩國應當在未來的歲月里本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精神，加強政策協調、信息分享和經驗交流，進一步加深兩國間經濟技術合作，為亞洲及世界的經濟繁榮做出自己的貢獻。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的總思路或總體構想

問題是存在的，但解決方案也是有的。一定要逐漸創設比較全面的戰略對話及其機制，目的不是解決基本爭端和潛在沖突，它們在很長時間內解決不了十年、十五年之后都會存在，但是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謀求基本穩定，爭取戰略發展機遇期，而這個是可以做到的。對于最高層的接觸問題要堅持目前的立場。主權問題堅決不能讓步，而且要爭取主動權。在經濟上可以加強合作等，通過民間的溝通還減小存在的矛盾。具體解決問題的主要方法或手段有哪些

矛盾是具有兩面性的，對于中日之間的關系，我們應該辯證地來看。就目前中日關系的合作領域看，中日之間的矛盾也并非完全不可調和，但前提是日本必須正視歷史，尊重二戰后國際秩序，不要做出挑戰國際秩序的事情。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考慮，還是有一些積極的因素。中日之間的合作也具有戰略性，邁向戰略性的勢頭不能否定，這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另外，對于中日之間的一些合作、競爭或者矛盾的方面，我們也可以不必弄到劍拔弩張的程度，這應該是今后發展中日關系的一個大的思路。雙方能否找到一些方法，維持適當的暢通、適當的交流，這將使中日關系不至于走向不可挽救的地步，這也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我認為，現階段要積極的對日本的動作作出正確的判斷及應對，忘戰必危，還有針對抵制日貨談下看法，目前大家對日貨的抵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效果也是有的。憤青們在這條路上走得太快，有部分人開始自發或有組織地打砸日貨，這些日貨甚至不是未出廠的，而是廣大善良的中國人民無意中購買的含有日資成分的貨品。事態發展開始出現暴力傾向，這種被稱之為“以上帝的名義，干魔鬼的事情”，可以說是部分國人劣根性的集中體現。記得當年蔣主席抗戰，也是師出有名，但是抗到后來，不但實行不抵抗政策丟了東三省，而且僅內戰就倒下了數以百萬的中國人，相信連向井敏明這樣的殺人比賽冠軍拿著卷了刃的東洋刀掰著腳趾頭也數不完，可能人家要向中國人豎大拇指。最近報紙報道韓國正在試圖擺脫美國的控制，并與朝鮮商談恢復對話問題，因為韓國人不愿意同胞相殘。去年日本不承認慰安婦事件發生后，韓國幾個熱血青年和中年人，為表達憤慨于日本領館門前當眾斷指明志，此事被韓國和世界媒體廣泛報道。我覺得部分憤青同志有勁大可以沖日本人使，因為嗔恨心能量得不到發泄轉而把目標朝向自己的同胞，這種方法非但不會獲得廣大民眾的同情與支持，反而容易讓人產生厭惡感。地球是圓的，走的快些可以，但是不要走到問題的背面去，那樣結果就與初衷背道而馳了。8.9事件初期學生們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很快就有人發現了巨大的機會，挑唆鼓動一批人沖在最前面當炮灰，用憤青們的熱情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結果演變成了沖擊國家重要政府機關的反革命**。要知道一群揮舞著刀槍棍棒企圖沖進白宮和五角大樓的人，會得到怎樣的回應。自911之后恐怕美國政府處理同類事件再極端都不會受到美國人民的指責，因為人家所有民眾都對無論大小規模的、使用極端手段干擾現行和平生存環境的行為統稱為--------恐怖主義！

針對中日合資企業汽車的車主被扎車胎、劃漆、砸車窗等行為，傷害了部分國人情感，使很多人對所謂的“抗日”產生歧義，以佛家觀點：毀傷他人財物為造惡業。從周易觀點來看：做壞事為人所知，有損陽德，報應在今世，在自己。做壞事不為人知的，有損陰功，報應在家人，在來世。以法律觀點看：這種行為屬于損害他人財物，不管以何種借口，都屬于違法犯罪行為。如果有人為了阻止當事人對自己和公共的財物繼續施加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阻止行為屬正當防衛，同時因爭斗中無意令當事人致傷或死亡，根據新刑法的“無限制防衛原則”，可以不必承擔刑事責任，這一點是比較明確的，也請大家認真研究一下新《刑法》。

“大家結黨去革命，結果黨外人士就成了反革命”北大文學碩士余杰的這句話辛辣之至。希望廣大愛國人士團結到愛國統一戰線上來，槍口一致對外。也希望大家目前要抵制日貨，等待政府的明確態度出來，相信我們偉大的共產黨政府是絕不怕小日本的，但是作為國家的管理者是要站在全局考慮問題的。對于日本人要懲戒，但不要一棒子打死，因為沒有利益關系存在和只有單方利益的雙邊關系才是最危險的，有利益沖突就總可以座下來慢慢談，小泉不是已經屁顛屁顛的來了么？？？！！刀沒架到脖子上，就連日后真正的漢奸現在也是愛國的，所以不要向國人揮舞手中的屠刀！！！參考文獻：

中華日本學會，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1997年第一期 中日關系分析http://blog.163.com/zhaofei52541@126/blog/static/28169***425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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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日關系論文

中日之間存在的主要問題及中國對日政策傾向

摘要：日本是亞洲地區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是亞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從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成為世界一個重要的經濟力量體。但中國和日本自建交以來波折不斷，兩國關系時而緊張，時而緩和。兩國在地緣，經濟，資源等方面有著共同發展的需求，但在領土主權，歷史問題方面也有著爭議。研究對日政策，可以更好的為中國建立國際形象，行使對外政策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關鍵字：中日關系

政策趨向

一、中日之間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臺灣問題

戰后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一直持有兩面的態度，長期存在于日本政界的一股親臺反華勢力即所謂“臺灣幫”至今仍在活動，不時跳出來干擾和破壞中日關系的發展。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對領土的爭奪，臺灣問題將勢必增大對日本政府對臺灣政策的影響力度，”臺灣幫”會積極推動修憲，為日本軍事介入臺海局勢制造法律依據，促使進一步提升日臺關系，使臺海兩岸的統一平添障礙；在領土問題上制造麻煩，使中日關系發展增加變數。

（二）釣魚島問題

釣魚島是兩國間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對于該島的主權歸屬問題，兩國立場不同，中國政府明確表示釣魚島歷史上是中國領土這一原則立場，同時主張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來維持和平大局。連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也仗義執言：釣魚島是中國古有領土，日本占有“尖閣”列島在國際法上亦為無效，但是，1996年7月以來，日本右翼團體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制造嚴重事端，競然在短短5天的時間5次登上該島，修建燈塔和其它標記設施：特別是日本眾議員西村真吾也擅自登上釣魚島，并升起太陽旗，多次造成中日關系的緊張。

（三）歷史問題

從中日建交之初就充滿著波折與坎坷，這一切均源于20世紀兩國見得那場侵華戰爭，這場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從某種意義上也引發了日本民族全面危機的戰爭對兩國人民的情感造成了嚴重的創傷。近年來中日之間的主要矛盾是歷史觀沖突，關鍵是日本政界領袖能否正確認識歷史的問題。胡錦濤主席曾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在會見小泉首相時明確提及此點并指出：發展中日關系，不能也無法回避歷史問題。兩國政治關系困難的癥結是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這個問題拖的時間越長，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受害國人民感情的傷害就越大，也越不利于兩國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在各種不同的信息傳遞過程中，小泉首相親自確認了新一屆中國國家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本身，具有重要意義。

（四）美日同盟問題

中日之間的恩怨糾葛始終受到一個外部因素的牽引——美國的干預。美國對日本和總共的政策是放在其“亞太戰略”層面考慮的。日本是美國在東亞地區，乃至整個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盟友和關鍵伙伴，而美國子二戰以來一直就是日本追隨的對象，歷任日本首相均把對美關系作為其外交的基石。此外，美國也力圖影響中日關系的走勢，以保證其亞太戰略的實現與穩定。

二、中國對日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中日兩國政府領導人和兩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兩國于1972年9月29日恢復邦交，迄今已歷經40個年頭，中國對日外交政策大致經歷了以下階段。

（一）恢復邦交，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從1972年9月29日兩國發表《中日聯合聲明》，恢復邦交，1978年8月12日中日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這一時期，中國對日政策基本指導思想集中體現在周恩來總理的日本館及其外交思想中。在當時新中國成立面臨的國際環境下，周恩來將中日恢復邦交作為一項這關重要的國家事務是從國家的戰略利益和長遠打算出發而確定的。中日友好不僅符合中國的發展，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解決國建安全問題的重要環節。周恩來對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國家利益”，通過實行“求同存異”，爭取“和平合作”，達到“政治上的和平共處，經濟上互通有無，技術上相互學習”的目的。

（二）充實中日和平友好關系內容，對日關系趨向靈活務實。在1979——1990年期間，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社會取得了飛速發展，在對日關系上，鄧小平繼續了周恩來“務實”外交的思想，為中日關系諸如了充實的內容。

三、中日關系及中國對日本政策傾向。

（一）從國內層面看，中日兩國在冷戰后面臨的主要任務與挑戰。

對中國來說，21世紀是其實現民族復興、實現國家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的關鍵期。中國的核心利益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保持國民經濟以較高的水平繼續增長和國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二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結束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國家分離局面。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豐富歷史遺產和“主體性”文明與文化的國家，一切問題都可以從歷史角度審視和理解，而且也必須從歷史角度加以解決。

對日本來說，其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歷史脈絡決定了日本是一個在東西方文明之間尋找平衡點和立足點的“雜交國家”。在今天，日本的發展面臨嚴重的。在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的經濟在21世紀初仍然疲軟；政治體制在結束了自民黨長達55年的一黨執政格局后，而進入了多黨縱橫聯合的“混亂”局面；謀求多年的“西方成員”身份至今未被接受，是繼續塑造“西方國家”形象，還是“重返亞洲”舉棋不定，因此，21世紀，對日本來說，面臨的最大任務就是重新給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道路“定位”。

（二）從地區層面看，冷戰后中日兩國面臨的主要課題。

中日是亞洲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打過和強國，也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不僅扮演地區力量中心的角色，為切實溝通本地區和其他大陸與地區的重要媒介與橋梁。亞洲的聲音與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中國和日本傳遞給世界的。因此，如果亞洲真正能夠實踐人們“21世紀將是‘亞洲世紀’的預言”那么，中日真正的和解與合作將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三）從世界發展趨勢看，中日兩國在冷戰后國際格局構建中的作用。

21世紀，世界在經歷了戰爭與發展之后，正面臨重大的過渡與轉型。零和游戲，軍備競賽，資源競爭等等與戰爭，冷戰思維想聯系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面對全球化，全球議題和共同利益等等有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信息技術帶來的新環境，如何進行適應性調整？中日兩國作為在國際格局轉換過程中有影響力的國家，如何定位與行動是十分重要的。

（四）21世紀中國對日戰略與政策走向。

中國對日政策大致可以濃縮為“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八個字。應該看到，在涉及民族情感的問題上，中國對日政策是沒有多少回旋空間的。因此，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歷史教科書的修改，以及兩國回復邦交以來一直處于核心地位的臺灣地區問題上，中國方面態度適中十分明確：歷史不容否定，中國內政不容干涉。政府在引導本國國民建立實事求是的“歷史觀”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尊重他國自主處理本國事物的權力是國際交往的基本原則。

中國的對日政策歷來明確區分日本民眾和日本政府，抗議和反擊針對的是日本政府不敢擔負起歷史責任，缺乏獨立性的言行，對于日本民眾一直是本著友好交往的原則對待的。對中日之間可能的合作領域，中國方面一直以來都在積極地開拓與推進，希望為中日友好建立起身后的基礎。從兩國國情看，中日之間合作的空間和可能性都十分廣闊，關鍵在于民族和解和相互信任的心理基礎上不具備。在這方面，日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可以思考的東西也很多。

四、中日發展方向

在全球化條件下，中日之間的潛在分歧是客觀存在的，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消除，但雙方可以而且有必要致力于形成一套控制和管理政治摩擦的機制和措施。例如，每當因“歷史問題”發生政治摩擦時，不宜使這一問題影響到中日間其他領域合作的進展。兩國可以采取一方面把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另一方面不斷促進和擴大共同利益部分，逐步使負面因素在中日關系全局中所占份額相對減少。

對于中國來說，有效的利用經濟手段是影響日本對華政策的形式之一。經濟利益是國家利益的基礎和核心，鑒于中日兩國都把發展經濟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因此可以說經濟利益也是中日兩國國家利益交匯的基礎和核心。發展中日經貿合作既符合中日兩國的利益，也符合經濟全球化的潮流。經濟全球化是先進生產力跨越國界發展的體現，而中日關系的發展正是經濟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之間的體現。由于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中國對日本經濟復蘇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而中國政府持有大量的日元儲備，既化解了日本的財政危機，也避免了日本爆發通脹。總的來說，是中國讓日本擺脫了危機、從失敗的困境走出來，也是中國讓日本重新恢復信心、順利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代。如今的日本經濟對中國因素的依賴已經不是可有可無，而是足以左右其經濟出現重大轉變的關鍵因素。因此，中國可以有效利用經濟手段影響日本對華政策。這樣，既可以發展中國自身經濟，也可以改善中日關系。

加強兩國民間交流，重新認識和實施“國民外交”路線，繼續發揮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民間友好黨團在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日是一衣帶水的領邦，無論是從歷史上來說還是從地理上來說，兩國的發展都需要對方的發展，所以我認為，兩國是 “合則兩利，分則兩害”。日本一直認為中國是其實現“大國夢”的障礙，一直不能正確看待中國的崛起，但很明顯，中日不是60年前的中日，世界形勢也不是60年前的世界，只有兩國合作發展，互惠互利，才是長遠之道。

參考文獻: 書籍：《堅持與妥協：近距離看中日關系》任國明、于明山 ；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世界、美國和中國——新世紀國際關系和國際戰略理論探索》楚樹龍、耿秦；侵華大學出版社

《中國民眾的國際觀》李慎明、周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日本外交與中日關系》金熙德；世界知識出版社 《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楚樹龍、金威；時事出版社

《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四十年》王軍、但興悟；中央編譯出版社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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