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書筆記 原創系列 菊與刀

充滿矛盾的民族——記我心中的《菊與刀》 這是一本相當難懂的書，基于本身它的研究對象---日本，就有很大的矛盾性。而且美式描寫方法加上人類學家的研究方式，這本書讓我產生很深的感受。

本書作者是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國女人類學家。她在1944年接受美國政府的委托，從事日本民族的人類學研究。在當時兩國交戰，無法進行現場交流的情況下，露絲僅僅憑借調查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日本移民，觀看日本的電影、紀錄片，入讀日本的出版物、以及他人的日本研究文章寫出了這本書。這本書也成為少有的完全通過二手資料完成的學術著作。在書中，作者通過菊花和刀這兩種日本皇室的象征來揭示日本人的性格、思維方式和行為動機等。這本書面世已經超過半個多世紀了，但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了解日本的重要學術著作之一。

縱觀全書，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此處用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現出來的。，“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上之優勢,以吾等之血肉對抗敵軍之鋼鐵”這充分說明了日本是怎樣將菊花和刀的精神結合起來。如果說菊花象征的是某種可以抵抗外界的精神力量，刀這個符號，代表的就是頑冥不化的崇尚由這種精神帶來的道德優勢和力量。

除了開篇提到的這兩點，還有一些值得我慢慢回味。

例如，對于日本人的性格和思維的思考。首先，日本從古到今從未有過任何給人類思想史和文化史帶來重大意義或變革的成就和影響。所謂的日本文明和思想不過是在中華文明和西方文化得基礎上進行的小修小補，是一種離開日本刀島就無法存在的地方寄生文明，其存在和影響的意義甚至都沒有美洲的印第安文明重要。其次，從古至

今日本人沒有為人類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貢獻出任何有價值的成果。當前已知的日本的文化、思想甚至經濟等無不包含著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內容。日本人只是將這些東西拿來，糅合在一起，學到了皮毛，但永遠無法學到精髓，因為日本人不具備這樣的智慧和能力。最后，日本人清楚的知道自己其實只是一只會照貓畫虎的猴子，文明中的每一樣東西都不是自己的，所以在東西文明的夾縫中終于找到一條生存之道，即自身存在的理由就是永遠跟著最強的那個，在這一點上日本人做到了。

日本的矛盾思維和行為從最根本上說是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導致的。日本文化到目前所有的成就都是寄生繁殖在其他文明上的。日本的謙虛表現在日本是一個好學生，但日本的驕狂則表現在日本從來沒有真正學到思想的精髓，也就是只有一知半解就自以為了不起，像猴子一樣以為穿了人類的衣服，有了人類的皮囊，會說人話就是人類了，這是幻想。日本從明治維新后的表現就像一個猴子暴發戶。日本是戰術的行家，但是戰略的矮子。從對美國的態度就可以看出。當年美國人用大炮轟開日本國門，二戰時不惜為幻想與強大的美國一戰，戰后直到現在對美國百依百順，從中可以看到日本的戰略表現是極度搖擺的，從來就沒有一個真正清晰明確的定位。無論是脫亞入歐還是謀求亞洲霸主地位，妄想的成分都大于實際的審慎的思考。這種戰略謀略是膚淺的，可是日本人永遠也走不出這個怪圈，其原因就是日本從來沒有過真正獨立、自主的思想和行為觀念。日本文化歷史的積淀中有太多外來的東西，日本沒有很好的消化，而且采取一種急功近利的方式加以分揀、舍取、提煉，從而導致思想上的缺失，進而影響了整個日本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無論日本的菊花多么典雅，日本園林多么精致，日本傳統文化中都能看到中華文明的影子，而無論日本的戰刀多么鋒利，也無法擺脫西方物質思維的影響。

又比如，日本人那與眾不同的“羞恥觀”。日本人的“羞恥觀”十分奇怪，做了壞事，沒有被別人發現自己不會覺得內疚，沒有負罪感，如果被人發現做了壞事，會覺得很丟人，但不是因為做錯了事，而是因為被人發現了，所做的壞事不重要，而是自己被發現失了面子、丟人了是恥辱的。從露絲的書中也可以看到恥辱觀對日本人的影響。

在書中，作者把這種“羞恥觀”歸結為日本人重現世，輕生死的世界觀，對感官享受的推崇，以及情義觀對日本人的影響，日本等級觀念的要求每個存在的人應該有相應的地位和人生評價，如果做了于自己地位不相稱的事就會被人嘲笑，就會在社會上抬不起頭來。日本人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形成了奇怪的“羞恥觀”。說好聽了是自我要求高，說不好聽了就是自虐成癮。日本人的種種變態行為：吃人肉、吃糞便、剖腹、變態的性樂趣等等都說明日本民族是一個在思想上沒有完全進化的民族，雖然人類都有其動物性的一面，但日本這種集體的、日常的、習慣化的獸性行為時人類社會中絕無僅有的。對日本人而言，像鴕鳥、縮頭烏龜一樣在侵略行為和罪行上拒絕認罪，躲躲閃閃，含糊其辭是日本人本能的表現。這再一次說明日本民族是思維淺薄和混亂的下等民族。在歷史問題上不同的態度和行為表明了日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差距，從而也證明了日本根本沒有資格成為世界的一流國家，沒有擔當，不負責任。日本奇特的羞恥觀使日本從來就沒有過與過去進行徹底決裂的勇氣和決心，更別提行動了。所以對于日本而言，任何與其民族自身性格不相配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現在追求入常，出兵反恐等動作不斷的日本與一世紀前妄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打日本帝國如出一轍。

日本民族性格上的矛盾差異其實是日本民族極端自私本質的外在表現，日本民族的羞恥觀更是對日本民族自私利己本質的反映形式。重視自身的低級“感官享受”，強調個人的、極端自我的所謂榮譽、名義、在忠君、情義的名義下所謂自我犧牲等等，其實無不在說明日本民族的極端自私。整個日本民族在歷史演變和發展過程中，從未有過對人類自身及其發展的更深層次的探索和思考，從沒有站在更高的歷史層次上面對人類自身的命運。日本既沒有中華民族的廣博大義，也沒有西方對人類個體的思考，日本民族在人性上是虛偽的，是沒有靈魂的民族，其行為和思維上的極端表現就是一個無魂的軀體在不斷的尋求可以寄生的地方，日本民族是一個非常可憐的民族，從根本上說，不過是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寄生蟲而已。

露絲·本尼迪克特在這本書的最后準確預言了日本在經濟上的崛起和成功，而且也預言了日本政治、軍事野心的死灰復燃。作為一

個人類學家，露絲的這本《菊與刀》是成功的。盡管作者是從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角度來看待日本，但確實系統的闡述了日本的性格、思維特點，以及在此基礎上日本人行為的內在依據和意識動向。

在日本，無論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還是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都沒有經歷巨大的動蕩和革命。沒有像法國和中國那樣，整個社會和階層，每一個人都被裹挾在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徹底摧毀舊的社會和制度，從根本上進行思想解放，日本甚至也沒有像英國那樣，雖然保留了君主制，但社會自下而上發生了巨大轉變。日本無論那次變革都是從上而下的轉變，日本社會從沒有經歷過徹底的掃蕩，人們的意識并沒有從更深處進行變革，無論外在世界變成什么樣，但日本人最內在的矛盾東西卻從未打破過。這就使日本民族的命門，是它的最薄弱之處。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的斗爭還將持續很長時間，雖然從整個歷史過程來看，這個時間并不長，但在當前的經濟、技術、政治環境來看，這個斗爭是再所難免的。未來會終有一戰，這將決定亞洲、太平洋西岸的霸主是誰，但更重要的是將日本從脫亞入歐的幻想中打回到亞洲現實中，這一仗必須要夠狠，要打得日本經脈盡斷，觸及日本的靈魂深處。這一仗可能是戰爭，可能是經濟，也可能是意識形態，總之這一仗之后，日本應該可以成為中國對美防御的一道屏障。我們可以很好的利用日本民族這些所謂的性格、思維特點，牢牢掌握對日斗爭的主動權。

最后，便是日本人特別注重對下一代的培養。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把撫養下一代作為盡孝道的一種方式。日本人在一生中的兩個階段可以得到特別的自由，那就是兒童時代和六十歲以后的老年時代。在這兩個時代，無論是小孩還是老人，都不會被所謂的羞恥感束縛，他們可以做出一切你想象不到的荒唐的事情。在日本人看來，人們一過六十歲，他就又回到了兒童時代，可以不顧自己的形象。很奇怪的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隨著自己的年齡變大而變得經濟獨立，進而擁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一個日本成年男人受到的約束可能是我們難以想象的。比如，他的婚姻權掌握在父母手中。假如母親不喜歡兒媳，那么兒子為了盡孝也只好拋棄妻子。在日常生活中，就算父母親的確做錯了，做子女的也不容許對他們有任何不敬。

之所以會有這些約定俗成的規定，和日本人在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密切相關。日本的教育往往非常嚴格，所以日本小孩必須接受許多艱苦的條件。例如在大冬天穿短褲、裙子上課，教室里沒有暖氣，還要定期跑步。

這讓我想到中國的小孩，他們太“幸福”了，從小就被當成寵物來養。而日本小孩，雖然也會被父母寵著，但是他們很小的時候就會被灌輸成人意識。尤其是男孩子，他們會被告知自己是一個男子漢而變得剛強勇敢。所有的行為都要按照一個男人應該具備的素質來做。而日本的女孩子則受到更多的束縛。這種嚴厲的教育方式容易培養起孩子們的責任感和榮譽感。當我們的小孩還在享受著他們的快樂童年的時候，日本的小孩已經早早地學會了獨立。日本人的嚴謹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目標。

當我慢慢了解日本人所謂的根性以后，我們會發現這個民族是一個自制力很強的民族，他們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們時時刻刻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并按照一系列社會道德要求在做。這種道德自律甚至比法律更加有效。而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也在一步步地發展著。我們不懷疑國人的聰敏才智和勤勞，讓我們感到憂慮的恰恰是社會的全面進步問題。光有經濟是不行的，當然沒有經濟更不行。在市場經濟一統天下的今天，我們更多的呼喚公平、正義、誠信、善良。

第二篇：《菊與刀》讀書筆記

讀《菊與刀》之日本對戰后責任的認識

摘要： 《菊與刀》是美國文化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經典的研究日本文化類型的著作。從“恥感文化”、“等級制度”、“重視報恩與情義”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及深藏于其行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種模式。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里所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這些文化模式論來解釋戰后的日本對戰爭罪行一再否認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關鍵詞： 《菊與刀》；日本文化；恥感文化；等級制度；戰爭責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謀劃、發動、實施侵華戰爭的罪行在日本國內外應承擔法律、政治、道義上的責任。日本進步派大多認為日本應該承擔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認戰爭的責任并否認其戰爭中的罪行。普通民眾中既有人承認戰爭責任也有人否認戰爭責任，還有些戰后出生的日本人認為那場戰爭與自己“無關”。日本進步派普遍承認戰爭日軍暴行，呼吁向戰爭受害者道歉和補償。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認戰時的日軍暴行，或故意縮小日軍暴行的程度與范圍，或以“英美同罪”的態度要求對日軍暴行忽略不計。紛繁復雜的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追蹤其源與其文化模式有著根本聯系。從 1《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論可以找到答案來辨析日本對戰后責任的認識。

就是不可做出丟臉的事。在“恥感文化”里，有錯誤的人即使當眾認錯或懺悔也不會感到解脫，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就不用懊喪，坦白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菊與刀》書中說道：日本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菊與刀》 中指出：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其強制力在于外部社會而不在于人的內心。犯了罪的人可以通過認罪來減輕內心重負;而日本則屬“恥感文化”，由于強烈的恥感，也使得日本人無法承認自己的失敗和否定自己戰時日軍的暴行，時至今日，日本保守派與很多普通民眾仍舊否認失敗的事實和戰爭期間的暴行，931—1945年期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難，在中國實行極其殘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殺就殺死30萬中國人，把活生生的中國人用作細菌戰、化學戰的試驗品，一、恥感文化

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恥”，1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卻至今不肯承認戰爭罪行。《菊與刀》中這樣寫道：天皇是日本現代國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們向天皇的神圣性進行挑戰并予以摧毀，那么，敵國日本的整個結構就會坍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對戰爭責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決定國民對戰爭責任的意識。余志民在他的《戰

2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著作中說道：“昭和天皇在戰敗投降后不僅沒有承擔戰爭責任，反而 處處掩蓋。推卸戰爭責任，極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國體’安危。” 昭和天皇不僅自己不愿意承認侵略戰爭的性質和承擔戰爭責任，而且從他“玉音放送”的《終戰詔書》天皇不僅對侵略戰爭沒有反省和懺悔，反而到處充斥著為侵略戰爭的辯護之詞。用日本“恥感文化”來辨析日本對戰后事實的否認是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正如3《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闡述的那樣：“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承認自己有錯的習慣。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所以，日本“恥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戰爭責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3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91 黎麗著

《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二、極端價值觀

日本人說：“我受某人之恩”，就等

于說“我對某人負有義務”，并且把這位債主、施恩者稱作“恩人”。i 在日

本文化模式中，“恩”這個詞承受著“負

擔”、“債務”、“重負”。在日本等級觀

念下，一個人接受上輩或上級的恩，或者是從同輩處受恩，就會使接受者有一種很強烈的自卑感。日本人認為，自己有幸生在這個國家，安居樂業，幸福生活，就應該懷著無比感激的心情來恭受天皇所賜的恩典，這是天皇的“恩情”。這“恩情”是無條件的義

務，這恩情可以將“忠”相互依存與

相互矛盾的。在日本民族史詩集《四

十七士》ii里是以對主君的“情義”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寫的是“情義”與“忠”、“情義”與“正義”的沖突以及“單純情義”與無限“情義”之間的沖突。故事發生在1703年封建

制度鼎盛時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時，男兒都是大丈夫，對“情

義”絕不合糊，包括淺野在內的四十

七位勇士為 “情義”而犧牲一切，包

括名聲、父親、妻子、妹妹、正義，最后以自殺殉

“忠”。他們這種對“忠”與“恩”的回報是極端的，但是在日

本，它不斷傳播、翻印并被拍成電影而廣泛流傳。四十七士的墓地長期成為著名圣地，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憑吊致祭，憑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圍

變成一片白色。甚至關于這一段內容，日本小學五年級的國語課本這樣寫著：

他們為主君報仇雪恨了，而且情義真誠、意志堅定，應該奉為永遠的典范??于是，幕府經過再三考慮，命令他們剖腹以效忠，這是在是一舉兩

得的好辦法。把這種極端的價值觀與戰后日本對戰爭責任的否認是有著聯系。例如：昭和天皇在《終戰詔書》依舊大言不慚的地說：“交戰業已四載，朕之陸海軍將士勇武善戰，朕之百僚有司勵精圖治，朕之一億庶眾克己奉公，各盡最善；但戰局并未好轉，世界之大勢亦于我不利；加之，敵新近使用殘虐之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殘害所及之甚實不可勘測。若繼續交戰，終將招至我民族之滅亡，進而更會破壞人類之文明。果如斯，朕將何以保持至億兆赤子，何以謝慰皇祖皇宗之神靈。此乃朕著帝國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緣故。”昭和天皇這是賊喊捉賊。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義的立場，贊揚日軍英勇善戰，反而譴責盟軍殘殺“無辜”。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著對天皇的“忠”和“恩”，而戰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慘生活，四處流浪的的戰爭遺孤，高度殘廢的退伍軍人，以及殘留的原子彈災難，都很容易使日本國民產生“受害”的意識。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認和縮小戰爭責任，讓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參與或支持侵略戰爭的責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國度里，“情義”與“義務”的關系，不論其對個人要求如何艱巨，至少總是指對其骨肉近親，或者對代表其祖國、其生活方式及其愛國精神的最高統治者所應盡的一系列責任。這種牢固的聯系是與生俱來的，因而理應履行。對“情義”的報答則充滿內心的不快。在“情義”的領域中，欠情者的難處是無以復加的。日本極端的價值觀——“忠”、“情義”、“恩”等，根深蒂固在當時的國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層對國民的欺騙，逐漸使日本后來的不諱留下了毒瘤。并且4《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對這欺騙和隱瞞的事件寫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統治集團戰爭責任目的，面對國內外戰爭追究日本人戰爭 4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第55頁

責任的行動，除提出“一億總懺悔”論及作出《關于戰爭責任的決議》的閣議，以表明追究戰爭責任的態度外，千方百計地掩蓋日軍戰爭罪行，極力模糊本應承擔的戰爭責任。這種自上而下的欺瞞對日本人之所以缺少從加害者的角度認識戰爭的意識，與對其戰爭責任的追究不徹底有很大關系。日本政府在戰爭責任問題上越走越遠，以至掩蓋戰爭罪行，默許、縱容否認戰爭責任的活動。以下列舉幾項實例例證此事件。

第一：掩蓋銀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戰爭罪行。1948年1月26日，在東京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發生的事件。一名偽裝成預防寒傷人員的男子用氰酸鉀毒殺了12名行員，搶走約16萬日元的現金。平澤貞通作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死刑。銀帝事件發生后，警視廳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務嫌疑犯與軍人相關，此案或疑與731部隊余孽有關。嫌疑對象最初由處理氰酸的習至野學校、第6陸軍技術研究所相關者，逐漸轉向731部隊、第九陸軍技術研究所、陸軍中野學校的相關者。在整個事件的詢問中，習至野學校、第六陸軍研究所相關者常去中國東北進行釋放氰酸毒氣和飲用氰酸毒液的實驗，以測量致死量、致死時間的人體實驗的事實大白于天下。為掩蓋毒氣活人實驗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將油畫家平澤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書，掀起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發布《改定學習指導要領》，首先用“進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書中的侵略一詞。1955年2月，初中《學習指導要領》也將“侵略”一詞改成了“進出”。1958年，日本政府開始在各府縣城實行教師的勤務評定，通過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嚴密地控制了教育權，并通過教科書檢定制度偷梁換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實的內

容。

第三：否認從中國強征勞工的戰爭暴。日本不愿承認戰時日本強征中國勞工的事實，并試圖掩蓋這一戰爭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戰犯和“日本戰歿者”的“貢獻”，意在抹殺起戰爭的責任，借此否認日本侵略戰爭性質。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召開戰后首次‘全國戰隕者追悼會”，日本首相在追悼會上致辭說”毋庸置疑，因為戰爭而殉國的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使我們能夠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長和發展，值此追悼會之際，我的心馳向那些戰隕者，謹此祈禱其冥福。”5將日本戰犯視為“為國殉難”，稱之為奠定日本戰后和平與民主的“基礎”。造成里日本國民的思想混亂。

第五：提前釋放在押戰犯和恢復公職，試圖結束“戰后”。根據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公職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萬人曾被解除公職，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復公職。未曾認真反省戰爭責任的日本戰犯及其追隨者，戰后重返日本政壇，成為歪曲侵略史實和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主要政治勢力。

與德國相比，日本方面對于戰爭責任的追究是極不徹底的。對于戰爭責任者的審判，只限于東京審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為首的政界和財界的領導人都沒有被追究。雖然也有開除軍國主義分子公職的規定，但主要的對象是軍人，以官僚為代表的戰爭中的許多領導人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有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 5徐志明：《戰后日本人的責任認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9頁。

戰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極端的價值觀阻礙了本人對戰后責任的正確認識。

三、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

關于影響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的內因，學者們分別從經濟、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多領域多視角進行了探討，研究成果相對而言也更為豐富一些。

從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視角探討形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內因的研究，雖然論述的深淺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對天皇制、皇國史觀的負面影響的探討上，且觀點大同小異。例如，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戰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還有的學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嚴重的象征性意義作為一般的日本民眾，多數人也無意去深究絕對主義天皇制與象征天皇制之間的本質差別，對他們來說，天皇依舊是國家的象征，依舊是國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來，那么，作為這一國體制度理論支撐的神國觀念和皇國史觀，反過來也便在戰后重新獲得了“合理性”這一點，戰后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及右翼勢力也多方利用，作為他們散布錯誤的歷史認識的重要手段。

對此，連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沒能找到相當于德國納粹那樣的承擔歷史清算責任的特殊對象。周恩來總理曾表示，中國把日本軍國主義者與一般的老百姓區別開來，把

戰爭責任歸咎于前者的方式，放棄政府賠償，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動作用”可是，在從戰前至戰后有一定連續性的政治狀況下，日本沒能像德國一樣以‘加害者限定論’總結歷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責任的形式。”有著重要影響，而且作為民族性格還影響到思想領域和國家政治上。7日本在對外交往中尋求維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級秩序，是與其國內文化中強調的等級觀念相聯系。古代，由于中華文化圈的強大影響和吸引，6

《菊與刀》中這樣寫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別的國家。他們的錯誤就在于他們認為能夠如此。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心甘情愿地滿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觀是不能指望別的國家接受的。其他國家并沒有這種道德觀。這是真正的日本產品”。所以這種心理又反映了日本這種“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的心理。”今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日本必將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等級制的信仰和信賴。因此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存在著迷糊而且思想混亂的認識。

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文化是民族產生和發展的源泉與動力。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表現為不同的文化形態。文化與外交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外交的進行自始至終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無論是對外交往對象的認識還是對外交往政策的制定過程，文化始終是在幕后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尤為突出。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現象時，有這樣一個不可輕視的重要因素，即集團主義精神不僅對其國民性的形成 6 張建立著，核心期刊：《試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形成原因》。雖然日本對中國是一種崇拜的態度，同時也主動遵守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華帝國”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對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種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時機，改變與己不利的國際等級秩序，同時維持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秩序。從古代對中國文化的尊崇、對中華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來的“脫亞入歐”的口號。“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文化脫離不開對外交的影響。

日本侵略的歷史就擺在那里，誰也抹不去。但歷史的背后總有一種叫做真理的東西。那便是正義的力量永遠壓在骯臟手段和黑暗的思想之上。

苑崇利：試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

源[Ｊ]，外交學院學報，2003

Read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f Japan'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war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holars Committee tee on a classic study of Japan culture works.From the “shame culture” and “hierarchy”, “placing emphasis on gratitude and friend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behaviors and deep in their way of thinking, namely Japan Yamato modalities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e is a complex whole, including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humans in society of all ability and habit.These cultural patterns to explain the post-war Japan for war crimes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it is not incomprehensible.Key word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 culture of shame culture;a hierarch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參考文獻 i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第69頁 iiii 日本民族史詩 《四十七士物語》

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91 黎麗著

《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張建立著，核心期刊：《試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形成原因》。苑崇利：試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Ｊ]，外交學院學報，2003 臧秀玲 宋小霞：核心期刊《日本政治文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山東濟南,250100

第三篇：菊與刀讀書筆記

《菊與刀》讀書筆記

《菊與刀》并不是一本專門研究論述日本宗教、經濟生活、政治或家庭的書，而是探討日本有關生活方式的各種觀點的著作。恬淡靜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兇狠決絕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將在研究部族社會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與人格理論，擴大應用到分析近代日本這一大型文明社會，把找出隱藏在日本人行為背后的原則作為自己的研究任務，通過對等級制度、“恩”與“報”、義理與人情、恥感文化、修養與育兒方式的考察，從結構上深入探討了日本的價值體系，用“菊”與“刀”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斗、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等）。

戰時的日本：每個民族都有關于戰爭的信條。對于發動戰爭的理由，日本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將永遠處于混亂狀態；日本應該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世界所有國家都應該在國際等級結構中明確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統一的世界。對于如何取得勝利，日本叫囂精神必將戰勝物質，物質是必要的，但物質不可能千年不變，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強調“日本精神”，推行精神優于物質條件這一信條。除了等級制和精神力量外，日本認為萬事都是他們主動要求的，決不是被動的。正如西鄉隆盛遺言道：“有兩種命運，一種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種是自己創造的。當面臨艱難的時候，必須自己去創造命運。” 美國強調自己是被動的，因此是無辜的。對于天皇，天皇和國家政策可以分開，但是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天皇地位至高無上，不受批判。對于死亡和戰俘，日本這方面最極端的表現就是他們的不投降主義，他們認為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榮譽就是戰斗到死，丟臉莫過于當俘虜，但是有些人會當一名模范戰俘，在生命中翻開新的一頁，好像他們的信條就是：擇定一條道路便努力奮斗，如果失敗，會非常自然的選擇另一條道路。

各安其位：日本人的口頭禪就是“各安其位”，他們對于等級和秩序的信賴，與美國人對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對立。多少世紀以來，不平等個成為日本民族的組織原則，它使生活容易預計，也就廣泛地被公眾接受。盡管日本近些年西方化了，但還是個貴族社會，人們的每一次問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須表示出雙方的關系。對于他們來說，遵守等級制度是一種藝術，要求平衡多種因素，在特定的情況下，有些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則反而增強。雖然中國在六七世紀的時候，把孝道連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國的世俗文化傳入日本，但是到了日本后規矩發生了很多改變。中國的宗族制度，在日本只有貴族武士擁有姓氏，才有族譜。

另外，日本人的傳統是對封建領主盡忠，這個領主是當地的大名，與中國上任幾年又調走的官員大不相同。在日本，孝道只有在家庭內部有效，家族與家族之間聯系淡薄的接近西方。在日本，輩分和性別造成了實質上的特權，但是行使這一特權的人不會天然地專橫獨斷，他的行動關系到對全家的榮譽，任性而為絕對不能成為合格的家長。日本人反對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脅，家中年長者很少成為強有力的獨裁者，但家中的等級制運轉良好。漫長的德川時代是日本歷史上最值得重視的朝代，它在國內維持了一種武力威脅下的和平，有效地執行了類似中國的中央集權制。當時武士和農民是日本最重要的兩個階層，德川幕府把他們分別凍結起來，武士不能兼做農民、工匠和商人，成為寄生階層的一部分，堅守“儉樸乃最高的美德”。多年以來幕府努力鞏固各藩的等級結構，做了各種規定和規范。雖然這種等級制不公平，但是人們衡量彼此的勇氣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對或修改這些規范，而是看他是否與規范保持一致，是否奮力捍衛這些規則的尊嚴。這是因為日本的各個階層的利益都被考慮到，都享受著某種保障，減少了流血，給予了安全。

明治維新：1868年倒幕勢力奪取勝利，既沒推行島國主義也沒實行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方針。首先明治時代的精英們沒打算廢除登記制度，只是認為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調整。“王政復古”使天皇位居頂峰，廢除了將軍，簡化了等級制。王政復古之后的政治家們又廢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國家之間的矛盾。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經濟和宗教領域明確規定了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各安其位”的義務，謹慎地規劃國家在政治中職能范圍和國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職能范圍，至于其他領域，他們都交給人民，但認為與國家直接相關的事，他們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總之，日本人在構建世界秩序時，最影響其思維的就是傳統的等級制。在政治、經濟、宗教、軍隊、產業等各個領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級劃分，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一旦逾越其職權范圍，必將受懲罰。

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美國人敢說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絕對不敢這樣講話，他們不會輕視過去。在日本，“義”的前提就是承認自己處于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網絡之中，這個網絡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時代的人。就像東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是完全針對祖先，只是一種儀式，表示人們承認自己得到過許多東西，他們不僅欠歷史的，也欠眼前的，在與周圍人接觸的過程中他們也受惠良多。背負深恩很容易使人發怒，日本人證實了這一點，他們覺得自己身上有重大責任，所以會有那種極端的自我犧牲精神和莫名其妙的易怒態度。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錢的借出和歸還，主動去報恩是很高尚的德行，而主動去要別人報恩則成為最受詬病的事情。在日本，無論是施恩、受恩，還是最后報恩，都是有附加條件的，正如老話說過：“只有慷慨非凡之人，才能受人之

恩。”

道德和它的壓力：日本把道德細化到行為準則，就構成了剛性的東西。“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仁義”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間的感情。孝道是“義”，因為沒有仁作為前提，結果包容禮讓父母的惡行也成了孝道，在日本，恩、孝道，比個人幸福更加高一級，但日本的孝道僅限于生存者。忠誠，來自中國，但日本人走的更遠。日本這種完全建立在人際關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為忠誠的象征，其意義遠遠超過國旗。教師如果教育學生說人的最高職責就是熱愛自己的國家，那么他就會受到指責，必須說是對天皇報恩。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命令就是投降的命令，國家被打敗并沒有讓法制崩潰，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名分與情義：作者講了日本人的“情義”，第七章寫的是對“社會的情義”，第八章寫的是對“榮譽的情義”。“對社會的情義”大體指一種契約性關系，包含了對姻親家屬所應負的所有義務，而且書中提到：情義倘若逾期未還，還會像利息一樣增長；“對榮譽的情義”要求日本人消除對自己的誹謗或侮辱，根據自己的身份過與之相關的生活，并包括對各種職業的義務。

道德困境與自我修養：作者介紹了日本人的情感、道德。日本民族經常處在進退兩難的情感困境中，一方面日本人培養肉體享樂，另一方面又規定不能把享樂當作嚴肅的生活方式而縱情沉溺。這樣，日本人就使生活變得很難處理。他們把肉體享樂當作藝術一樣加以培養，在品嘗個中趣味之后，又犧牲享樂，獻身于義務。在對道德的態度上，日本人所劃分的生活態度中不包括惡，他們認為人生是一場戲，在這場戲里，每個不同的道德或不同的行為特征，都有存在的理由，所以都是善良的。書中舉了“四十七士”的例子，四十七士在報答了淺野侯的“情義”后，選擇了自殺來盡“忠”，他們認為這是兩全其美的結果，但在我們看來，他們盡“忠”的對象才是罪魁禍首，他們沒有必要自殺。日本人的哲學認為，人的心靈深處存在著善，內心沖動直接表現為行動時，會很自然地實踐德行。于是，人們努力修行，以求“圓熟”，來消除“羞恥”。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不會有第六感的障礙，這才能徹底擺脫自我意識和矛盾沖突。

兒童學習：日本人的人生曲線是一根U形曲線，允許幼兒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而在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壯年時期受到了最大約束。日本人驕縱、嘲弄孩子，用重視整潔等傳統習慣來訓誡教育孩子，除了這些還有一個重要手段就是轉移孩子的注意力，隨時給孩子吃糖果被認為是轉移注意力的辦法。日本的這種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觀具有兩方面性，一開始他們過著驕縱有特權的兒童時期，使他們始終保留著“不知恥”的歡樂童年記憶，他們無需為未來描繪天堂，他們過去就有過天堂，他們認為人本善，說眾神慈悲以及做一個日本人無上光榮，這很容易使他們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種極端觀念上，認為人人身上都有“佛種”，死后都能成神。這種盲目自信會使他們陷入集體性的狂熱。還有日本兒童教育的不連貫性造成他們性格的二元性，使他們既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充滿了矛盾性。

投降后的日本人：日本這樣一個極易隨著情況而變化道德標準的民族，在投降后發表社論道：“我們需要拿出勇氣來正視戰敗這一冷酷的現實。但我們必須對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戰后戰敗國的行政總是困難的，日本的糧食、住宅、國民在教育的問題必然十分尖銳，因此日本人今后無疑要經歷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日本人走向社會變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認侵略戰爭的“錯誤”，是全體事業失敗的根源。他們十分希望在和平國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然而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隨機應變的，若情況允許，日本也將在和平的世界中謀求其地位；若不允許，他們還是可以把自己再變成一個大兵營。

日本人是機會主義的，他們沒有特定的主義信仰，沒有善惡分明的世界觀，榮譽和名譽是他們選擇軍國主義或是和平道路的重要背后動機，所以恥辱對于他們來說是最不能忍受的。大和民族對恥辱過度敏感，卻缺失對許多文化都有的原罪感。二戰的失敗對于他們來說是恥辱，而不是罪惡。都重視忠孝的中日兩國最大的區別在于，中國還有一個前提，“仁”，而日本是無條件的服從。中日兩國是近鄰，有著悠久的文化交流歷史，但事實證明，中日兩國未必做到了對對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

第四篇：《菊與刀》 讀書筆記

《菊與刀》讀后感

——我眼里的日本人

“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這種矛盾。”這是美國作家本尼迪克特對日本人的評價。

日本，橫臥于東海之上的一個島國，一衣帶水的鄰邦，與中華民族的關系源遠流長。從唐朝時，就不斷派遣使者來華夏學習中華文化，留下了鑒真和尚東渡的佳話，還一度向我國朝貢，到了明朝又有倭寇屢屢擾邊，而近代又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學在“東洋”，培養了很多回國后叱咤風云的人物，著名的有魯迅，蔣介石等。然而，令人不能釋懷的是他參加了二戰并作為軸心國的一支主干力量，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苦難。

日本人至今也不愿反思其在戰爭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反而一再逃避，屢屢篡改教科書。

好笑的是這樣一個民族，居然又是世界上公認的最有禮貌的國家，其國民高素質甚至連自稱是來自文明社會的西方人也自嘆不如。

就是這樣一個與中華民族淵源深厚的國家，說不出讓人愛還是恨，尊敬還是鄙夷，究竟是勇敢還是在歷史面前畏縮的民族，一再地挑動著中國人的心弦，讓人迷惑不解，讀完了本尼迪克特的作品，或許能幫助我們稍微解開這個疑惑。

二戰勝利后，就連戰勝國也不理解他們這個強悍的，桀驁的對手，戰敗后卻溫文爾雅，甘愿忍受連同盟國自己都覺得不堪忍受的苛刻條件，甘愿讓上萬美軍駐扎在日本的領土上，盡管一再傳出美國大兵在日本欺凌婦女，胡作非為，然而日本政府卻一再忍讓，甚至幫助為非作歹者掩蓋。為此，美國人不安了，他們畏懼這個不露聲色的對手是否又再耍什么花招。因此，對日本做了大量的研究，《菊與刀》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由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完成的，你同樣難以想象的是，這樣一本被西方社會公認剖析了日本人性格中矛盾的一面的著作，本尼迪克特寫作時受當時條件限制，卻并未親身前往日本。

日本社會吸收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但又吸收得不全面，他保留了很多自己的文化殘余。他是一個極端保守的社會，等級森嚴，哪怕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是相當的保守。與中國的“留學熱”、海外學習熱、海外派遣不同，大多數日本人都始終相信，日本是這個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他們對海外經歷沒有興趣，似乎一生就局限于他們自己的那幾個小島上。書中作者想、向我們闡述了這種現象的緣由：一切都源于其等級制度。在日本文化中有這樣一句話：“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們相信只要每個人在社會等級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那么這個世界就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同樣也有自己沒有辦法改變的地位。或許，在中國我們可以說自己經歷過封建時期，但中國并不是一個等級社會。民眾可以通過科舉制度進入到社會的上層，但是在日本卻沒有什么機會。日本吸收了中國的封建思想，卻沒有吸納我們的封建制度。即使是在今天日本政壇也只是由那幾個政治家族在把持著，沒有家庭背景的人是無法進入高層的。也許是由于這種持續了幾千年的思想的統治，每個日本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們唯命是從，今天的日本企業文化或許也是這種思想的延續，下級絕對服從上級，點頭哈腰，一個勁的說是，但是他們執行起來卻又是一絲不茍的，不像我們中國人，只是為討好上級，表面一套，背地里又是一套，似乎按部就班、一絲不茍的完成上級交給他們的任務就是他們的使命，這種從骨子里的服從精神已經浸泡整個日本上千年了。日本只有一個精神領袖，天皇的地位幾千年都沒有變過，即使是在幕府時期，將軍大名們發布命令也只能說是“奉詔行事”，不管實際統治者力量有多么強大，他們都不敢廢掉天皇，而且似乎他們想都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而在中國同期歷史上，皇帝被廢掉，新的上臺，不滿意，又廢掉，卻一再重演。這讓人覺得整個日本社會就是一個大宗教，天皇似乎就是類似于基督教里的上帝，將軍就是教皇，盡管掌握實權的是教皇，但誰也不能懷疑上帝。天皇充當一個精神領袖，所以在二戰時天皇一聲令下，數百萬日本人奮不顧身的投入戰斗，而且決不投降，在西方似乎一支部隊傷亡超過五分之一，投降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在日本，戰士只覺得自己戰斗是在給天皇效忠，所以戰斗起來奮不顧身，被捉了以后也是要自盡，因為在日本投降了的人是抬不起頭的，他們會問你“為什么不自盡？”。不知大家是否有注意到，二戰后，只是日本軍部大本營宣布投降，而戰爭的罪魁禍首，或者說發起人，天皇卻置身事外。而且很多戰士在軍事法庭上被要求認罪時，只是解釋，是天皇叫我做的，在他們心中，天皇永遠是對的。他們在戰爭時的殺戮只是一種效忠天皇的方式，如此這般像“神風敢

死隊”等自殺式武器也似乎迎刃而解了。前幾天看了NHK的紀錄片《日本的群像：東山再起的20年》，不光是看這部紀錄片，無論是哪部只要是寫實的，我都會有一種壓抑的感覺，他們不像中國國企那些老板，一個個大腹便便，口若懸河，油光滿面，乍一看感覺是政客，日本的企業家和中國的大不相同，他們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很少有幾位年輕點的高管，即便面對的是自己國家媒體的采訪，也都是非常內斂，話很少，但他們卻在20世紀之交幾乎統治了整個電子行業，里面介紹了東芝半導體在閃存技術方面被韓國三星打敗了，準確的說是韓國三星竊取了他們的技術，挖走了很多關鍵人物，日本人想要重新奪回世界第一的寶座，兩家公司斗得非常激烈，整個給人一種感覺就是這哪是紀錄片分明是戰爭片。但是又偏偏有那么幾家中國公司，摻雜其中，其實那都是些很大規模的國企，有很多還是我們一些畢業生擠破頭想進去的，但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們只是靠政府輸血的病人，日本人似乎不把這些沒有核心競爭力、空有塊頭的大家伙放在眼里，相當傲慢的日本人，這不禁讓我想到了一位作家的評價“日本人表面上對你畢恭畢敬，點頭哈腰，其實心里想的是‘還是我們日本第一！’”。他們或許一生也不會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就是這樣一群矛盾的人，既謙恭，又傲慢，既溫馴，又好戰的人構成了一個看似怪異的日本社會。

2012年，中日關系由于釣魚島事件陡然緊張，有劍拔弩張之勢，看到新聞上不時的報道，我對了解日本產生了興趣。看完這本書，想送大家一句話，親近朋友更要親近對手、了解對手、剖析對手，這比那些在微博上喊喊口號，罵罵臟話的“愣頭青”有用得多，也好玩得多。

第五篇：《菊與刀》讀書筆記

《菊與刀》讀書筆記

《菊與刀》是一部介紹日本國民性的書，是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從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報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圖書。而作為一名日語專業的學生，想要對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等方面有所了解，于是便選擇了《菊與刀》這本書。

作者在書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為“菊花”與“刀”，“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該書以《菊與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在我看來，菊代表了日本民族中謙和，隨性的一面，同時也說明日本民族具有菊一樣的品質。刀則讓我想到了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它承載著日本民族的希望與毅力，同樣也代表著日本民族好戰的一面。“菊與刀”這三個字更能充分的概括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日本人既好斗又謙虛和善，既忠貞又心存叛逆，既順從又不愿受人擺布等等，都能體現出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特征。

天皇自古以來就是日本人強烈的效忠對象，雖然天皇一直扮演著“傀儡”的角色，但日本人對天皇的效忠感卻從未消失。正如書中所說“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沒有天皇的日本是難以想象的”“天皇是日本國民宗教生活的核心，是日本國民的象征，天皇是個超越宗教信仰的對象，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會受到譴責”等。對于他們而言，只要是能表示“對陛下盡忠”、“讓陛下為我們放心”的事，那邊是理所當然的。這種崇拜之至今日在很多人心理依然存在。

日本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長期、穩定的封建等級制造成的影響滲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層。在日本，天皇不是人，是神，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所有寄托。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要求忠義的對象僅僅是被指向各個大名和將軍。而在明治維新后，新的統治者將這種力量抽離出來，附加在天皇身上。但由于“忠”是獻給最高統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獻給或許只有精神力量但全無實權的天皇。在日本文化中有這樣一句話：“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們相信只要每個人在社會等級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那么這個世界就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同樣也有自己沒有辦法改變的地位。即使天皇沒有掌握實權，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

這樣森嚴的等級制度，在戰爭中體現了強大的生命力。天皇的存在在日本儼然已經發展成宗教，神的話語是沒有人可以質疑的，這就為日本的戰爭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對為天皇“忠誠”找到借口。日本士兵在戰爭中所表現出的特性，可概括為勇敢、殘暴、致死效忠、絕對服從。這樣森嚴的等級制度讓每一個日本士兵都認識到自己的作用與能力。不管自己的國家在物質上能不能與美國抗衡，仍然會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給對手打擊。而日軍在戰爭中表現出的勇猛充分印證了他們的所謂在、武士精神，這種戰爭中的不怕死精神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出現，但作者對這種不怕死的行為十分的不理解。然而，戰時的士兵被冠以了軍國主義的思想，幼時的等級觀念在這個時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于上級的命令是惟命是從。這樣的心理給日本整個民族在二戰中帶來了遭難，也讓我們更好的認識了這個民族。

另一點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對于“恩”的理解。首先，書中提到日本人對于“皇恩”都應無限感激地接受，近代日本用盡一切手段使這種感情及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對生活越是熱愛，就越是感謝“皇恩”。其次，在日本看來報恩是由條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須是自己認為高尚的，可以償還的人。他們絕不接受陌生人的好意，也不會主動幫助陌生人，這就是日本人生活的習慣。日本人他們自認為是歷史的債務人，他們的日常決定和行動都必然發自這種負債感。最后，日本社會所講的“報恩”和“雪恥”的概念在我們并不陌生，但在日本文化中卻有異于我們熟悉的東西。比如“工作”也是要報答的情義之一，所以努力工作、極端敬業是毫無疑義的，否則對不起工作給你的恩惠。并且在工作是要對你的領導做到尊重與服從，這也是日本獨特的文化內涵所要求的。“雪恥”是對自己名譽的洗禮，當名譽蒙羞時，如果不報復、不洗刷罪名就對不起自己的名譽。

對于“忠，孝，仁”的理解。在日本的文化中，“忠”“孝”“仁”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日本雖然從中國引進儒家倫理中關于“忠”和“孝”的觀念，但卻極為鄙視被儒家視為最高準則的“仁”。每一個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孩，自小接受的是“忠誠”、“仁義”、“孝順”的教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踐行著繁復的禮儀，并且是發自內心地真誠對人，和歌、俳句也體現了日本文化崇尚美感、溫和謙讓的一面。但與中國人不同的是，日本人把“效與忠”認為是無條件的。書中寫到：在中國，比忠和孝兩種更崇高的美德是“仁”。父母必須有仁，如果統治者不仁，人民是可以揭竿而起的。效忠與否，完全是取決于仁與不仁的。而在日本，這是絕不可能被接受的。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日本并沒有一種“極端的權威主義”。許多國家的青年人往往熱血而沖動，但在日本人眼中，“青年期應該是一個服從家庭意志并培養家庭責任的時期”。日本人說，“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訓練、為了練習自己對權威的服從和尊敬”。所以日本的“順從”文化是極其特殊的，所以日本在溫順接受美國的改造計劃時他們的心理絕對不是“韜光養晦”，反而是真誠的反思自己的錯誤。

讀過這本書，不得不說一說讓日本國力大大增強的明治維新。1868年，以大久保利通、西鄉隆勝、木戶孝允等為代表的日本革新派為了廢除封建割據的幕藩體制，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恢復天皇至高無上的統治權而實行“明治維新”，從而發展資本主義，并逐步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

長期鎖國下的日本，終于在國際外部壓力轉換成為國家內部變革的動力下，展開了明治維新運動。在明治維新的綱領指導下，日本派出由政府高級官員所組成的考察團，赴歐美各國進行考察。從此日本開始了國家工業化，開辦官營工廠，并大力的扶植民營企業。在一連串的努力下，明治維新使得日本變得更為富強。

明治維新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其成功也為日本甚至是全世界，同時帶來一些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其一是，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后，因其富強而成為世界的強國之一，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令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不斷的對外出擊。對全世界來說，明治維新的成功為他們帶來的是極大的威脅，因為一個小小的島國日本，竟然能夠擊敗當時的大國 — 中國，甚至打敗歐洲強國 — 俄國，令世界其它的列強大感震驚。

明治維新中的教育、軍事、立憲和經濟改革的成功，也令日本的國內軍人勢力抬頭。明治維新的立憲改革中，軍人在很大程度上擁兵自重，也掌握了國家決策大權，和德國迷信武力爭霸的一樣，日本自此也埋下了軍國主義的隱患，同時連帶的激起極端的民族主義。此結果使得日本在之后，向亞洲各地區入侵，甚而攻擊美國，終致自陷二次世界大戰的泥淖之中，成了人類民主自由與和平的殘害者，也因廣島長崎的原子彈，使日本成為全世界唯一遭到原子彈攻擊的國家。日本人民的死亡與財產損失，也算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迷夢下的慘痛代價。

明治維新，帶給日本經濟發展及國富兵強，即使在明治維新的百年之際，日本仍是世界經濟強國之一。國家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的改革維新運動，必須以蒼生為念，以增進人民福址及人類全體幸福為依皈。反之，由于少數的人民和軍閥的思想阻礙，終將帶給日本人民、甚至世界其它國家無法彌補的傷害。

縱觀全書，可看出日本民族在禮儀上的觀念和態度上的嚴謹，同時日本是一個很團結的民族，自從日本派遣唐使來華，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禮儀之國，儒家文化也深深影響著日本民族的道德標準。

我認為，還是作者的一句話最能概括日本：“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這種矛盾。”

最后，通過菊與刀這本書，不僅增加了我對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雙重性的理解，同時讓我對日語產生濃厚的興趣，從而想要去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