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的讀書筆記

《菊與刀》的讀書筆記 篇1

我對日本人的印象是很不好的，想起來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種種罪行，我不禁想起岳飛的＂笑談渴飲匈奴血＂，對于日本人的恨之切應該是深入骨髓的。但是我仍然認為，即使是日本人，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地方。

初中教我們歷史的老師曾經對我們說過，日本人是非常善于學習的民族，正是他們這種善于學習的態度才得以讓他們發達到今天這等程度。她也曾教導我們要善于學習別人的優點。讀了《菊與刀》這本書之后我全面地了解了日本人的性格。

小小島國，資源匱乏，卻能掀起兩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后卻能迅速崛起，至今傲然屹立于世界強國之列，必有過人之處。我覺得我們應該向日本人學習要點有三：

一、崇強精神

＂崇強＂的意思就是尊重強者，崇拜強者，學習能力強 是一個非常崇拜強者的民族。

尊重強者，崇拜強者，應該是地球人民共同的心理習慣。但真正將這種心態轉變為實際的行動，并且演繹得淋漓盡致的應該是日本人。

日本人對強者的膜拜已經到了一種非常強烈的地步，甚至不論對方是否自己的敵對一方。

李氏唐朝強盛，日本人學習，美國大兵強悍，日本人學習……

日本人對來自中國的孫中山，李小龍也持有很強烈的崇強心理。絲毫不理會李小龍在全球銀幕上將日本人揍得死去活來，李小龍的大徒弟就是一個日本人木村武之。

日本人的這種崇強精神完全拋開彼此立場，只要對方是強者，就表示尊重和學習。

某種程度看來，在日本人的.心里，沒有真正的對錯成敗，只有強弱之分！只要是強者，都崇拜，尊重，并且學習！

在這種強大的崇強精神感召之下，日本人會不斷向強者看齊，學習，使得自身不斷進步。崇強心理的背后，還帶有很明顯的要么不學，要學，就向最強者看齊的潛在意識。 日本人就是在這種強烈的崇強精神驅動之下，不斷的學習領先知識和技能，使得自身實力不斷增強，從而屹立世界強國之林的。

二、團隊精神

任何組織，任何形式的競爭，從長遠角度而言，都是團隊的競爭。

最堅固的城堡，最高明的攻擊是從內部開始的。 群體競爭的道理亦是如此。

一個組織，無論強弱，如果內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會使得個體力量處于高度集結的局面，從而爆發出最強的競爭力量。

日本人的團隊精神是頗為突出的。

一句比較知名而頗具戲弄色彩的話語是：一個中國人，一條龍；三個中國人，三條蟲。我并不完全認同此觀點，但國人喜好窩里斗的習性，卻是甚為顯著的。

就我所見，很多中國企業在內耗方面消耗不少競爭潛能，頗為可惜。

如果一個組織團隊，能真正做到團隊一致，朝著目標，勁往一處使，爆發出來的競爭力是很強的，但是實踐中，往往并非如此，值得我們深思，學習，進取，引以為鑒。

三、專業精神

日本人的專業精神非常突出，值得我們學習。

日本著名的住友財團，即使對于招聘一名普通的電工人員，要求也非常專業。首先需要具備三年電工的從業資質，然后經篩選，進入住友，進行為期一年的專業電工知識學習，經考試及格之后，方才正式上崗，擔任電工工作。 在住友，即使對于擰保險絲這樣細致的工作也有非常專業的規定。保險絲的長度必須為八厘米，中間對接光源，先向左邊擰三次，然后向右邊擰三次。如此，八厘米長的保險絲剛好擰完，不多不少。這，就是專業。

反思我們日常管理和接觸的中國企業，與這種專業精神相差極大。

當我們對事物的專業型高強度強調的時候，我們自然而然對事物本身的細節會進行深入的把握和研究，從而使得事物更加專業，更加優秀。

專業精神的背后，是一種強大的鉆研精神，用心態度。

強悍的鉆研精神和用心態度，則是成就偉大事業，將事物推高到淋漓盡致的唯一態度。

按此，不難解析，為何日本的工業科技如此發達和領先。 我們應該相信專業。

寫下上面的文字，并非強調所有的日本企業都是絕對優秀的。樹大有枯枝，日本一定也有非常糟糕的企業，但他們絕對不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對象。

上述也可能存在相當的片面性，僅是一家之言，以作交流。

《菊與刀》的讀書筆記 篇2

“人類社會總是在設計自身的生活。如果某些其情況的處理方式和評價方式被贊同，那么這個社會中的人就將其視為全世界的基本理論，不論困難有多大，他們都將這些結論集合為一體。”翻開《菊與刀》一書，卻一眼看到此等傳播學直論，訝異之余不禁暗嘆這位“日本通”美國作者對于人類學的博識。書中，諸如“輿論調查的結果只不過是讓我們對已知的事物多增加一些了解罷了。”等觀點，對于研究傳播學的，研究成見之形成于成見之頑固的學者而言，都是極有意義的。

當然，此書的更大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其對于傳播學的涉獵，而在于作者對于日本國民性的深刻洞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地理人文環境各有不同，國民性的形成也各有特點，但是日本國民性的.了解，對于自身國民性的觀察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因為對于一民族而言，畢竟是有其共通性的，如作者說：“任何文化傳統中，都包含了關于戰爭的信條。”如果對這些基本理論不甚了了，卻對其他民族之好戰或其他秉性肆意攻伐，未免貽笑方家。

日本人對于等級制度的依賴是令人震驚的，這一點也久為觀察家所詬病。但是這個民族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社會制度，形成的充斥于社會每個角落、每個領域的民族風氣，卻是同樣令人震驚的。也許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并不存在所謂“劣根性”，而只存在畸態發展、不善于整合運用的懶惰國民。現代人不勤于完善自己，便將罪過推到古人身上，將所有過錯都推脫到“國民性”與對象模糊的“歷史”上，是極為自欺欺人且不負責任的。這樣的習氣、習慣之下，永遠無法使得民族性得到改善，而只會使得族群駛入惡性循環的怪圈中，愈加放肆與消極。

《菊與刀》的讀書筆記 篇3

日本民族的“各安其分”的觀念深入人心，并在等級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應用。各等級的人群結合各自所處的社會位置，做好自己的分內之事而不會想要去逾越，每個人都了解自己所處等級的規則和禮法，并嚴格的，謹慎的，一絲不茍的按其行事，并認為只有如此才是最安全的，最穩妥的，最應該的，一旦有人逾越自己的等級和位置就會受到嚴厲的懲處和排斥，最終實現社會的良好運轉。甚至于統治者想模糊等級觀念，盡量讓人們平等處事時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和反抗，雖然時至今日政府已經推行民主，政策上也西化了很多，但仍能感覺到“各安其分”仍然在各種細節上影響者日本人的決定。了解至此，忽然覺得日本就像一臺精密的有條不紊運行的機器，人人都是上面的部件，嚴格執行各自的職責保證這臺機器的高效運轉，這時配合精妙所產生的極其強大的執行力，想想既可敬又可怕。

以我們的價值觀來看，日本民族的性格確實有很多矛盾之處，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們既不認可失敗甚至害怕失敗，但在被擊敗后又不會盲目的報復，而是轉變態度向勝利者學習，從而在學習中不斷強大，獲得勝利者的尊敬，這時非常理性和務實的性格特點。就像歷史上日本與中國的關系一樣，中國歷史上雖然經歷了30幾個朝代的變遷，但歷史上強大的王朝也統治著幅員遼闊的國土并擁有強大的軍隊和燦爛的文明。日本的`文化就是大量借鑒了中國的文化特點，但他們并不是盲目的照搬，而是通過理解有選擇性的進行移植，并結合本地情況對一部分內容進行改動。例如日本文化中也強調忠誠和孝道，忠誠是對的，孝道是對至親的，結合日本的等級制度和各安其分的原則，的神圣事不可侵犯的，歷史上雖然也效忠過主人或將軍，但明治維新之后所有的忠誠都指向了，雖然不干涉政事，但是神，是精神圖騰，是靈魂的歸宿，這在日本的歷史中有7的傳承并且不像中國一樣出現過更替，而是700年一以貫之的。而孝道則是針對至親，父母的養育之恩，與中國不同的是日本人感恩的是見過的直系親屬，沒有見過的就不會去感恩了，這又體現了日本人的理性和務實精神。不過與中國不同的是，中國在忠孝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準則“仁”，皇帝不施仁政百姓可揭竿而起，父母不仁也是不行的，而日本沒有這個更高的準則，這就需要在忠孝的前提下絕對的服從，這仍然是等級制度和各安其分的體現，要求人人遵守人人服從，不同等級之間，家里的不同成員之間都享受不同的生活待遇但都要履行各自的責任，不能逾越。但在遇到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為了忠可以放棄孝。其實中國的儒家文化雖然有一個更高的準則“仁”，但歷史上仍然以忠孝及等級制作為管理的主要內容，愚忠愚孝也是屢見不鮮。

日本人的“義理”也很有趣，對于至親用“孝道”，這時一項義務，但對旁系親屬和朋友或是陌生人之間則用“義理”來解釋，日本人強調要感恩，但又不喜歡受恩，有些時候無法選擇，比如父母之恩，但有些時候可以選擇，生活中朋友對自己的幫助和給予都是一種恩情，日本人往往極力避免這種恩情，如果能回報的一定回報，長久未能回報還要加上利息，備厚禮回報。如果無法回報的就要說感謝的話，但不像我們說聲謝謝就完了，而是很正式的在我看來很嚴重的說法，比如“誠惶誠恐”“過意不去”“這怎么使得啊”，在中國的歷史中似乎也有類似的話。日本人不喜歡這類的恩情，欠人恩情一定要償還，不償還的話義理不通，義理不通會受人恥笑，影響個人的名譽，而日本人是有“潔癖”的，尤其在個人名譽上，所以受人恩情影響甚大，能躲就躲。如果你主動要施恩于人，還會讓日本人不高興。日本人的自殺也與 “義理”相關，在日本人的觀念里，如果被侮辱而不去報復，會被認為不合義理，會被人恥笑，所以歷史上有很多被侮辱后報復的例子，而且是不擇手段，在日本人的觀念里來看，報復的手段不重要，沒有光明正大或卑鄙無恥的區別，但要是不報復就是不合義理，就是不行的，同時在歷史上，自殺的故事也很多，大多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譽使之符合義理有關，就像中國一切忠臣在朝堂之上撞頭以示抵抗一樣。所以很多日本人在失敗或者被侮辱后，由于自身素質的提高不會將這種報復對外，而是轉向對內，用自殺來證明自己的名譽，也要侮辱者處于不合義理的境地而難堪和尷尬，自殺的行為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還會受到尊敬，因為他為了義理不得不這樣做。

日本在等級觀念，忠孝觀念，羞恥觀念等的統治下，對為人處世謹小慎微，嚴格遵守其所在社會位置所需要完成的義務和相應的義理，但在其他享樂方面又解釋為“人之常情”，至少不耽于享樂，能夠在義務和義理范圍內及時取舍，就不會去限制。比如身體的享樂，之前聽說家里的男子去找歌姬，妻子會為送來的賬單付款原來是真實的，這是因為妻子與丈夫之間是有義務關系的，是有精神層面的約束的，而找歌妓等行為只是身體的享樂行為，又比如飲酒，日本社會沒有禁止過飲酒，而西方社會在一段時期內都出臺過限酒令，因為飲酒會造成很多的社會問題，而在日本，由于有義務和義理的限制，即便是酗酒也不會形成社會問題，所以未加以限制。當然最重要的享樂行為是泡澡，按照家庭的等級挨個的泡熱水澡是每天必不可少的行為，能讓身心得到有效的放松。這些身體的享樂行為都得到了日本整個社會的認可，而精神層面的約束同樣是要嚴肅嚴格的去遵守的，這也是在我看來日本有些矛盾的地方，但卻也解釋了目前日本社會的一些現象。

日本對佛教的觀念也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同于中國對佛教的理解和修行方式，日本人更加的務實，他們不相信所謂的輪回和地獄，他們認為無論哪種宗教，尤其是針對佛教的禪宗，修行的最重目的是我們所說的一種“圓融”狀態，進入這一狀態后人可以擺脫旁觀的姿態，忽略環境的影響力，而更加專心一致，從而能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不管那些階層或者說從事何種工作，都需要類似的修行，來讓自己更加專心，在各種義務和義理中，在各種階層中，能更好的把握邊界，以讓自己的行為更妥當更貼切，讓自己在從事某項工作中更投入，發揮的更好。這種觀念與我們的宗教觀念有非常大的出入，我們修行的目的是進入涅盤不再輪回，這是典型的宗教目的，而日本對佛教的理解卻深受他們務實的觀念影響，覺得終極目標是實現世俗生活當中的價值，這是很有意思的一種理解，所以也理解了為什么他們的佛教徒可以娶妻生子，甚至為什么很多武士或者圍棋的選手都要修行佛教。

日本人從小至大的教育模式與西方模式剛好相反，西方模式好像一個大寫的U字母，童年和老年自由度比較低，而在最有創造力的壯年時期卻不受約束，而日本恰恰就是一個倒過來寫的U字母，童年和老年自由度非常高，甚至可以直接用暴力進行攻擊和發泄，但成年后卻不同，在上學后就開始逐漸接受社會化的培養，約束與日俱增，在整個壯年時期達到頂峰，開始受到忠孝義理等限制，當然也在性，飲酒等方面保留了一部分的自由，但整體來講社會化所給予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而在老年后卻又回到了童年時的狀態，開始不必顧及恥文化的限制，又得到絕對的自由。從日本童年的一些教育方式上來看，與中國對孩子的教育又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孩子調皮就說不要他了，讓別人帶走，不想讓孩子做什么就說那東西很臟，或者有嚇人的東西會咬他們等等。這些教育方式其實會給孩子的內心留下一定的陰影，長大后在遇到挫折困苦更容易懷念童年的美好時光，更希望在約束性比較強的成年生活里也給自己創造一些小自由，同時在聽到恐嚇或者侮辱等情況下更容易表現的敏感和激烈。

這本書已經結束了，戰敗后的日本在美國的扶植下再次快速崛起，這是由本國的國民性所決定的，他們通過軍國主義的帝國道路想獲得世界的關注，得到社會的任何并獲得相應的地位，但他們失敗了，于是他們像強者低頭，承認錯誤，開始用和平發展的方式進行戰后重建，并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社會的任可。雖然在我們眼里認為挑起戰爭是錯誤的，應該受到懲罰甚至被侮辱，但日本人雖然承認錯誤，但并不接受侮辱，他們只是覺得這是一種為人處世的方式，既然這種方式不對，那么換一種對的方式就可以了，沒必要大驚小怪。同時我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執行力，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在共同認可的正確的道路上奮發努力，絕無怨言，這是很可怕的國民戰斗力，當然這也源于他們根本的國民性。

至上是為忠，父母直系血緣是為孝，為人處世靠義理，等級觀念深入人心，是非觀念與我們也不同，這些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

《菊與刀》的讀書筆記 篇4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需要根據日本的情況制定具體的政策，好管制戰敗后的日本。于是本書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國政府，收集各項資料，完成了這份關于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的調查分析報告，并在報告中闡述自己的推斷。戰爭結束后，美國的決策與她的推斷意見一致，她準確的預見是本書亮點之一。

作者是以一種人類學的視角來分析整個日本社會和民族的。人類學家就是要使自己最大限度的適應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差異。人類學家必須發展研究日常瑣事的技術，必須大力進行觀察并注意細節論證前提的重大意義。

作者認為日本許多社會習俗和生活習慣，甚至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落極為相似。所以作者覺得憑借這些類似或者差異，獲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啟示是了解文化相似性的價值所在。

任何原始部落或者任何最先進的文明民族中，人類行為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學來的。不論其行為或者意見如何奇怪，一個人的感覺和思維方式總和事與他的經驗有聯系的。最孤立細小的行為也有某些系統性的聯系。

“各民族關于自己的思維和行為的說法是不能完全指靠的。”

任何民族在觀察生活時所使用的鏡片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使用的。人們也很難意識到自己是透過鏡片觀察的，但任何民族都把這視為當然。當我們想知道度數時就訓練以為眼科醫生，他就是社會工作者。

二、戰爭中的日本

對于戰爭中的日本，日本人認為世界的領導職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國家。萬國均應在國際等級結構中確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統一世界。

日本人深信：精神必將戰勝物質。作者從幾個方面來進行的研究分析。一是稱為“神風特工隊”的飛行小組駕駛小型飛機進行自殺型進攻；二是他們廣為流傳的英雄飛行員戰勝死亡完成使命的故事；三是政府鼓勵民間積極做的御寒體操，即身體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揚。 日本人對戰斗力消耗的態度即戰斗到死，決不投降。死亡對于他們本身是精神的勝利，無需救助和物資醫療補給。

日本人對天皇的態度是一種敬仰。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征，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只要天皇有令，縱然只有一桿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斗。同樣，只要天皇下令，也會立即停戰。在戰時，日本人對政府對直接上司都進行了批判，唯獨不批判天皇。

日本被俘后的態度竟是與盟軍合作。被俘對于他們來說便是喪失了名譽，喪失了作為日本人的生命。有些人要求處決自己，若不行，則做一個模范戰俘，指點軍事目標，或幫寫宣傳品。他們認為擇定一條路便全力以赴，若失敗，就自然選擇另一條路。這也是日本戰敗后何以迅速發展的真正原因。

菊與刀書評

作者通過與日本戰俘的對話了解到戰爭中的日本人的想法和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部分日本人對戰爭，對天皇，對日本民族的看法。

三、日本社會結構——等級制

日本人的格言：各得其所，各安其分。這與他們的社會等級制相輔相成。

在家族中，長輩特別是父輩地位是相當高的，擁有家族里至高無上的權利。其次是長兄，擁有和父權相差無幾的特權。長子是家族繼承者，自幼就會學一套責任不凡的氣派。女性地位則低于男性。婦女須走在丈夫身后；女孩只能靜靜看著禮品、關懷和學費由兄弟占有；女性高校重點教導的也是禮儀和舉止規范。

日本社會等級制中，每個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襲固定的。每戶家長必須在門口張貼有關其階級身份地位和世襲身份的標志。衣食住都得按世襲身份規定的購買使用。在過去的封建社會中，他們按等級分為了七個階層。從低到高依次是賤民、商人、農民、武士、大名、將軍、天皇。他們有其身份所擁有的權利和義務，當然將軍權利是最大的，天皇是凌駕于權利之上的云上人。越往下，地位就越低，受約束也就越多。

作者通過對家族里輩分長幼性別的分析來論證她所證明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論點，同時也對社會各階層人的行為和生活的了解來說明各安其分，強調了等級制的根深蒂固。

四、日本人的恩情與義務 日本人是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

日本人一生都背負所欠恩情，即皇恩、親恩。恩根據時間數量的有限與無限分為義務和情義。對皇恩和親恩的無條件的義務，是他們愿意去做的，而對社會姻親關系和對名義的情義，則是他們不愿意去做但又不得不做的。

日本的忠孝與中國的不同，雖都是高尚的，但中國的忠孝是講條件的，一切的忠孝都以仁為前提，不仁的忠孝則可不要。而日本的忠孝是無條件的尊崇。行仁義在日本道德體系，法律范圍之外的，是用于地位低下之人的。

在日本人看來，情義最難接受。一方面是因為情義是他們所不愿意去做的，但礙于傳統與禮節又必須得做；另一方面，情義中對社會的情義與對名譽的情義常常發生矛盾，而那時又必須得維護其中的一個名義而失信于另一個名義，那么最終可能以武士道精神的切腹和自裁來洗刷罪名，維護自己的高尚的品德。

日本人對失敗和誹謗很敏感，對此，他們及其惱恨自己。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隨著國家主義的目標和極權主義的侵略，他們將矛頭由內心轉向了對外。在此過程中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獲得了新的巨大力量。因此，二戰對于大部分日本知識分子來說是很大的轉機和自我實現的平臺，二戰于他們是必然而又很支持的。

五、對本書觀點的.見解

作者的這本書意義和內容都相當精彩。由于作者沒有到過日本，所以日本人的生活習慣與言行舉止，思想思維都是在與美國的日本人或日本戰俘的溝通中了解到的。作者把這些人所敘述的故事與細節整理歸納，加上相似民族習性的比較，最終總結為日本民族的特性與精神。但本人對作者書中的一些局限性也有一定的看法。其一，由于作者從未去過日本，對日本的資料信息相當受限。所采訪訪問的日本人也是固定的人群，即日本戰俘和能去美國的日本人。還有相當一部分的階層是無法真正了解到的。其二，同樣作者也忽略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她所了解到的是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想法和見聞，而一些社會底層群眾卻從未涉及，是他們也真心各安其分，還是有他們自己所思考和遵從的一些生活準則呢？其三，作者把日本當做靜止的看待，忽略了歷史的變化發展。每個國家或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都是動態且逐漸變化前進的，作者對日本的認識是長期以他們封建社會的固定等級為基礎分析的。這不能全面的分析不同

菊與刀書評

時期日本所具備的不同的觀念和思潮。其四，作者認為日本七世紀向中國唐朝學習借鑒了很多文化傳統，卻未學習中國唐朝的無等級制。而我個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唐朝縱然開明，但其本質是封建等級的社會。日本的等級應該是更森嚴，但中國唐朝華麗開化的文化外衣下同樣是封建王朝自上而下的統治。因此作者所闡述的無等級制的中國唐朝社會恕本人無法茍同。

某些筆者認為，大化革新以后到明治維新這個歷史階段，日本也并不是一個像中國那樣完全成熟純正的、真正意義上的封建社會，而是一個在進一步將中國先進文明進行適應奴隸主階級需要的改造的情況下，以封建主義為外殼、奴隸主義甚至氏族社會為核心，逐步向封建主義社會過渡的變態社會。

總之，日本有其特有的社會文化與民族特征。通過這本書，讓我們了解真正的日本，了解日本是如何成就今天這番事業的，是如何踏上自己的民族進程的。這本書無論是內容還是比較研究方法，都很值得大家一賞。當然本書也從對日本民族特性的說明，為我們展示了人類學文化分析的魅力。通過多民族不同文化特性的比較，相同性征的吸收融合，作者將整個日本民族立體系統的呈現出來，讓我們看到了曾經不為人們所了解的真正的日本，如沉靜在巨大的冰山下的潛在的精神文化力量。

《菊與刀》的讀書筆記 篇5

首先，我對研究日本人的民族特征并不是很感興趣，所以買了很久都沒有看。直到在某次課程上被歧視女性的法學教師氣到，發誓回家以后就立刻把這書看完，順便把讀書筆記甩他臉上。不過了這么久我已經沒有這種氣憤了，懶得理。

其次，這本書是二戰時期美國為了研究日本戰略而請一位學者寫的書，這位學者并沒有到過日本。所以這本書有時間上的限制，研究的是傳統日本的社會狀態，也有偏向性，并不是為了學術專門去研究日本。

最后，這本書里日本傳統社會的整個制度、價值觀、社會結構都讓我很反感。這是一種徹底的階級社會，從底層至高層都發自內心支持的階級結構，就連活的不如狗的草民都認為自己這樣生活是理所當然。從我看書時對這種認知的反感，我反而認識到自己接受的是怎樣的價值觀，對，沒有人能夠完全客觀，我選擇的，或者說被選擇的，就是人人平等的.現代法治國家價值觀，從小就被這種觀念，哪怕與現實并不會完全符合，但面對不屬于這個價值觀的體系會達到生理性反胃的水平。

不過這并不能掩蓋這本書的優秀。最起碼讓我明白了很多以前很不解的地方，說到底是思維以及社會價值觀的不同導致觀念差異。這就像有的地方搖頭代表同意，有的地方搖頭代表不同意。而且并不是這么直觀的表現，而是潛藏在思維的最深處，最終導致大相徑庭。

在這本書中也可以看到日本受中國影響很深，很多地方與中國有共通之處，但是最終形成的社會價值觀卻完全不同，可以說中國的東西日本拿去了，然后改造成了他自己的東西。看起來似乎一樣，實質已經變了。

我相信現代日本并不完全是書中描述的狀態，或許有相同之處，但社會是在發展的。看完這本書之后，有機會去書店，我都會去搜尋一下有沒有研究現代日本的書，很遺憾的是，雖然寫日本的書很多，畢竟是與中國有著無數孽緣的國家，但是像這本書一樣認真研究，從深層分析的書幾乎沒有。于是我添了一個新的疑惑，這是為什么？

這本書算是看完了，后續并沒有繼續研究日本歷史的讀書計劃，我還是對中國自己的歷史更感興趣一些，連自己祖宗的事都沒弄明白呢，管鄰居是什么樣干嘛，嗯，我就是這么想的。

當然，攻殼機動隊我會補完的。

《菊與刀》的讀書筆記 篇6

“菊”與“刀”，是本尼迪克特對日本人形象的提煉。本尼迪克特以“菊”與“刀”為中心，通過等級制、養育、義理、人情等方面，完成了一本名叫《菊與刀》的巨作，詳細介紹了各守本位而井井有序的日本社會，將日本復雜的國情清晰地剖析了個透徹。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書中所說，日本人“尚禮而好斗，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服”，的確，日本人的身上充滿了矛盾，正如代表著他們的菊與刀。從意象上看，“菊”是指菊花，是一種可供觀賞的美學植物，象征著日本皇室；“刀”是指武士刀，是一種具有實用攻擊性的武器，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而這兩者，恰是日本百姓的普遍信仰。

但我認為，菊與刀的涵義還可以延伸至更深層的東西：菊花嬌柔淡泊，映射的是日本人交往時的溫文爾雅與文質彬彬；武士刀堅硬銳利，代表的是日本人骨子里的獨立創新和個性自我。一柔一剛，兩者仿佛太極陰陽調和般，充滿了哲學色彩，構成了獨一無二的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是個實力不容小覷，但卻難以捉摸的民族。因此本尼迪克特認為，“想要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須弄清他們對秩序與等級制的信賴”。而毫無疑問，日本社會嚴密的社會等級，是從中國學習而得，經過自身改造后的成果。而支撐著這個龐大的結構運作的正是儒學的“孝道”與“氏族”。

先師孔子曾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實上這也是他所說的另一句名言的佐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種傳統的儒家為政理念，為古代社會等級制度奠定了一個穩固的思想根基。而中國本土龐大的宗族團體，則以血緣，將階級穩固地捆綁在了一起，為等級制度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凝聚力。

約在公元六、七世紀，隨著中華文化圈在東亞范圍內的擴大，儒家世俗文化便從中國流向日本。但由于國情的不同，經過多個世界來的吸收與改造，日本最終將此內化為了一種，更適合自身發展的等級制度。

首先是孝道，日本的孝道與中國截然不同，日本的孝道不會硬性要求他們面對整一個大家族，而只限定在能接觸到的最親密的親人之間。

因此，“氏族”就取代了宗族的維系功能，應運而生。氏族是在日本神道的.基礎上，以神社為基礎的一種區域劃分的族群。共同居住在這片區域的人們，或許血緣不同，但他們由于信奉同一個神明，因此都是這位神明大人的子孫。

雖然日本的社會等級固化程度較高，但由于橫向與縱向流動相對自由，因此民眾對此的接受程度高，經年累月，便被保留了下來。而在日后家庭對于孩子的教育中，每一代的養育，便是一輪新的固化教導。不同的等級輩分，要以不同的禮儀以區別對待。

因此，每一個孩子都被從小教育著，要恪守本分，因此久而久之，這便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公民默契了。而在《菊與刀》中，這也是接下來要論述的義理、人情等一切行為的根基。由此可下定論，日本的等級制度，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

以日企為例，集團內部的等級，通常也是森嚴的等級產物。日企常用的管理手段，通常有“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與“論資排輩”等。其中終身雇傭，為公司的絕大部分雇員，提供了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另一方面看，也維持了企業內部等級結構的相對穩定，極有利于企業的長久發展。而年功序列這種工資制度，則將員工的在職年齡與所獲報酬直接掛鉤，這一方面鼓勵了員工的忠誠度，同時也平衡了相同年齡等級的員工之間的橫向工薪差距。至于“論資排輩”，在企業內部形成了一個清晰的等級鏈條，則有利于技能的師徒傳承。

當然，這樣的舉措，也存在明顯的弊病。終身雇傭制捆綁了員工的自由，而且容易導致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下降。而年功序列則將年齡作為衡量工資增加的標準，這忽略了職工的生產技能與業績等必要的考核項目，不利于員工充分發揮創造力。論資排輩同理。

以小見大，日本社會同樣因為等級制度，產生了不少的不利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便是由于階級固化，社會壓力增大，日本社會愈發朝“低欲望社會”發展，人口減少，老齡化程度加深，這已經愈發成為了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關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日本的未來將何去何從，這可能還要經過有識之士們的一番努力。

總而言之，日本從一個彈丸之地發展至今日的資本主義強國，以等級制度為首的文化助力絕對是功不可沒的。而大和民族也向世界展示了他們超強的學習能力，他們能將彼之“菊”，搬回到來，充分生存后，鍛造成自己的“刀”。且不論這刀的好壞，刀柄握在大和民族手中，他們自然冷暖自知。我們只是走馬觀花地通過一本文學作品，窺探到了他們的片像，但這刀確實他們高速發展，最上手的武器。

最后作為結尾，我斗膽改一改本居宣長的一首詩：欲問大和魂，朝陽底下看《菊與刀》。雖然直白得缺少些許美感，卻是我此刻最真實的感受。

《菊與刀》的讀書筆記 篇7

《菊與刀》是一部介紹日本國民性的書，是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從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報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圖書。而作為一名日語專業的學生，想要對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等方面有所了解，于是便選擇了《菊與刀》這本書。

作者在書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為“菊花”與“刀”，“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該書以《菊與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在我看來，菊代表了日本民族中謙和，隨性的一面，同時也說明日本民族具有菊一樣的品質。刀則讓我想到了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它承載著日本民族的希望與毅力，同樣也代表著日本民族好戰的一面。“菊與刀”這三個字更能充分的概括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日本人既好斗又謙虛和善，既忠貞又心存叛逆，既順從又不愿受人擺布等等，都能體現出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特征。

自古以來就是日本人強烈的效忠對象，雖然皇一直扮演著“傀儡”的角色，但日本人對皇的效忠感卻從未消失。正如書中所說“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沒有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沒有皇的日本是難以想象的”“皇是日本國民宗教生活的核心，是日本國民的象征，皇是個超越宗教信仰的對象，即使日本戰敗，皇也不會受到譴責”等。對于他們而言，只要是能表示“對陛下盡忠”、“讓陛下為我們放心”的事，那邊是理所當然的。這種崇拜之至今日在很多人心理依然存在。

日本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長期、穩定的封建等級制造成的影響滲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層。在日本，皇不是人，是神，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所有寄托。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要求忠義的對象僅僅是被指向各個大名和將軍。而在明治維新后，新的統治者將這種力量抽離出來，附加在皇身上。但由于“忠”是獻給最高統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獻給或許只有精神力量但全無實權的皇。在日本文化中有這樣一句話：“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們相信只要每個人在社會等級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那么這個世界就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同樣也有自己沒有辦法改變的地位。即使天沒有掌握實權，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

這樣森嚴的等級制度，在戰爭中體現了強大的生命力。皇的存在在日本儼然已經發展成宗教，神的話語是沒有人可以質疑的，這就為日本的戰爭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對為天“忠誠”找到借口。日本士兵在戰爭中所表現出的`特性，可概括為勇敢、殘暴、致死效忠、絕對服從。這樣森嚴的等級制度讓每一個日本士兵都認識到自己的作用與能力。不管自己的國家在物質上能不能與美國抗衡，仍然會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給對手打擊。而日軍在戰爭中表現出的勇猛充分印證了他們的所謂在、武士精神，這種戰爭中的不怕死精神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曾出現，但作者對這種不怕死的行為十分的不理解。然而，戰時的士兵被冠以了軍國主義的思想，幼時的等級觀念在這個時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于上級的命令是惟命是從。這樣的心理給日本整個民族在二戰中帶來了遭難，也讓我們更好的認識了這個民族。

另一點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對于“恩”的理解。首先，書中提到日本人對于“皇恩”都應無限感激地接受，近代日本用盡一切手段使這種感情及于皇一身。日本人對生活越是熱愛，就越是感謝“皇恩”。其次，在日本看來報恩是由條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須是自己認為高尚的，可以償還的人。他們絕不接受陌生人的好意，也不會主動幫助陌生人，這就是日本人生活的習慣。日本人他們自認為是歷史的債務人，他們的日常決定和行動都必然發自這種負債感。最后，日本社會所講的“報恩”和“雪恥”的概念在我們并不陌生，但在日本文化中卻有異于我們熟悉的東西。比如“工作”也是要報答的情義之一，所以努力工作、極端敬業是毫無疑義的，否則對不起工作給你的恩惠。并且在工作是要對你的領導做到尊重與服從，這也是日本獨特的文化內涵所要求的。“雪恥”是對自己名譽的洗禮，當名譽蒙羞時，如果不報復、不洗刷罪名就對不起自己的名譽。

對于“忠，孝，仁”的理解。在日本的文化中，“忠”“孝”“仁”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日本雖然從中國引進儒家倫理中關于“忠”和“孝”的觀念，但卻極為鄙視被儒家視為最高準則的“仁”。 每一個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孩，自小接受的是“忠誠”、“仁義”、“孝順”的教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踐行著繁復的禮儀，并且是發自內心地真誠對人，和歌、俳句也體現了日本文化崇尚美感、溫和謙讓的一面。但與中國人不同的是，日本人把“效與忠”認為是無條件的。書中寫到：在中國，比忠和孝兩種更崇高的美德是“仁”。父母必須有仁，如果統治者不仁，人民是可以揭竿而起的。效忠與否，完全是取決于仁與不仁的。而在日本，這是絕不可能被接受的。作者在本書中也提到，日本并沒有一種“極端的權威主義”。許多國家的青年人往往熱血而沖動，但在日本人眼中，“青年期應該是一個服從家庭意志并培養家庭責任的時期”。日本人說，“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訓練、為了練習自己對權威的服從和尊敬”。所以日本的“順從”文化是極其特殊的，所以日本在溫順接受美國的改造計劃時他們的心理絕對不是“韜光養晦”，反而是真誠的反思自己的錯誤。

讀過這本書，不得不說一說讓日本國力大大增強的明治維新。1868年，以大久保利通、西鄉隆勝、木戶孝允等為代表的日本革新派為了廢除封建割據的幕藩體制，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恢復皇至高無上的統治權而實行“明治維新”，從而發展資本主義，并逐步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

長期鎖國下的日本，終于在國際外部壓力轉換成為國家內部變革的動力下，展開了明治維新運動。在明治維新的綱領指導下，日本派出由政府高級官員所組成的考察團，赴歐美各國進行考察。從此日本開始了國家工業化，開辦官營工廠，并大力的扶植民營企業。在一連串的努力下，明治維新使得日本變得更為富強。

明治維新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其成功也為日本甚至是全世界，同時帶來一些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其一是，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后，因其富強而成為世界的強國之一，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令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不斷的對外出擊。對全世界來說，明治維新的成功為他們帶來的是極大的威脅，因為一個小小的島國日本，竟然能夠擊敗當時的大國 — 中國，甚至打敗歐洲強國 — 俄國，令世界其它的列強大感震驚。

明治維新中的教育、軍事、立憲和經濟改革的成功，也令日本的國內軍人勢力抬頭。明治維新的立憲改革中，軍人在很大程度上擁兵自重，也掌握了國家決策大權，和德國迷信武力爭霸的一樣，日本自此也埋下了軍國主義的隱患，同時連帶的激起極端的民族主義。此結果使得日本在之后，向亞洲各地區入侵，甚而攻擊美國，終致自陷二次世界大戰的泥淖之中，成了人類民主自由與和平的殘害者，也因廣島長崎的原子彈，使日本成為全世界唯一遭到原子彈攻擊的國家。日本人民的死亡與財產損失，也算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迷夢下的慘痛代價。

明治維新，帶給日本經濟發展及國富兵強，即使在明治維新的百年之際，日本仍是世界經濟強國之一。國家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的改革維新運動，必須以蒼生為念，以增進人民福址及人類全體幸福為依皈。反之，由于少數的人民和軍閥的思想阻礙，終將帶給日本人民、甚至世界其它國家無法彌補的傷害。

縱觀全書，可看出日本民族在禮儀上的觀念和態度上的嚴謹，同時日本是一個很團結的民族，自從日本派遣唐使來華，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禮儀之國，儒家文化也深深影響著日本民族的道德標準。

我認為，還是作者的一句話最能概括日本：“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這種矛盾。”

最后，通過菊與刀這本書，不僅增加了我對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雙重性的理解，同時讓我對日語產生濃厚的興趣，從而想要去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歷史文化。

《菊與刀》的讀書筆記 篇8

西方人的眼眸，東方人的瞳孔，遙遙相望的遠觀，比鄰而居的近睹，美國人眼中的日本和中國人眼中的日本自然不盡相同。《菊與刀》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二戰時期的經典著作，是戰時美國對日本軍事外交政策極具價值的參考讀本。穿越浩渺的時空，撥開歷史的煙云，讓我們與作者比肩而立，透過人類學家睿智的望遠鏡，客觀的審視日本。

恬淡靜美的菊，鋒銳尖利的刀，代表日本皇室的家徽，象征武士精神的圖騰。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孕育了日本國民的矛盾人格，恰似一株并蒂蓮，一剛一柔卻又同根同源。正如作者所言＂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矛盾織就日本文化的經緯，矛盾架構日本國民的人格。

精神觀與名譽觀對行動指導的矛盾。一方面狂熱信仰精神至上，絕不欣賞意志消沉；一方面對失敗、排斥的反應很敏感，極易陷入悲傷抑郁。假想于時刻曝露在全世界目光的注視下，對名譽的珍視隨之無限放大。因而對名譽的守護，或是醞釀成對自我無盡的惱恨、在悲傷抑郁中輾轉難眠、甚至自殺以洗刷污名；或是演變成對他人瘋狂的報復，在羞惱狂怒中寢食難安、用極端行徑為己正名。

＂報恩＂思想在分辨是非中的矛盾。＂恩＂與＂報恩＂是日本國民的思想必修課，從呱呱墜地起到成為佛龕上的`靈位，對這一科目的實踐將貫穿一生。＂忠、情義、人情、義務＂是對＂恩＂的回饋，界限的劃分使其難免矛盾沖突。書中四十七士的故事正是日本文學中處理此類矛盾的生動標本。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同于中國＂仁＂至上提供了相對統一公正的裁決是非標準，日本＂忠＂至上由于其鞏固統治的本位局限，盡管在戰場上支撐日本軍人的無畏忠誠、在政治上維持國民的安定秩序，但仍存在盲目性和缺陷性。

對享樂的追求與克制，對子女的放縱與管束，戰爭中與戰敗后的日本……對矛盾的梳理是作者行文的主線。盡管日本積極學習世界、拓寬視野，但其＂各安其所、各得其位＂的等級觀念仍根深蒂固。國民性可以隨時代平穩改變但很難被徹底顛覆，因而出版近七十年后，《菊與刀》仍是初識日本值得推薦的優秀讀本。

無論是美國人眼中的日本、中國人眼中的日本、亦或是日本人眼中的日本都是同一個日本，所謂的不同只是出于關注的重點不同。潛意識的接受了自身即為合理，下意識的忽略了與己相同的部分，只關注與己相異的部分，并企圖解釋其存在性、探索其合理性。對鏡自觀，往往會被自我中心主義所局限。靜佇旁觀，往往又會因視角所限止于片面。因而完整全面的了解一個民族，不僅要關注他的國民如何評價他，要關注他在其他各個民族眼中究竟如何，甚至需要從不同的時間橫斷面來剖析他。

《菊與刀》讀書筆記

《菊與刀》并不是一本專門研究論述日本宗教、經濟生活、政治或家庭的書，而是探討日本有關生活方式的各種觀點的著作。恬淡靜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兇狠決絕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將在研究部族社會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與人格理論，擴大應用到分析近代日本這一大型文明社會，把找出隱藏在日本人行為背后的原則作為自己的研究任務，通過對等級制度、“恩”與“報”、義理與人情、恥感文化、修養與育兒方式的考察，從結構上深入探討了日本的價值體系，用“菊”與“刀”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斗、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等）。

戰時的日本：每個民族都有關于戰爭的信條。對于發動戰爭的理由，日本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將永遠處于混亂狀態；日本應該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世界所有國家都應該在國際等級結構中明確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統一的世界。對于如何取得勝利，日本叫囂精神必將戰勝物質，物質是必要的，但物質不可能千年不變，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強調“日本精神”，推行精神優于物質條件這一信條。除了等級制和精神力量外，日本認為萬事都是他們主動要求的，決不是被動的。正如西鄉隆盛遺言道：“有兩種命運，一種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種是自己創造的。當面臨艱難的時候，必須自己去創造命運。” 美國強調自己是被動的，因此是無辜的。對于天皇，天皇和國家政策可以分開，但是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天皇地位至高無上，不受批判。對于死亡和戰俘，日本這方面最極端的表現就是他們的不投降主義，他們認為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榮譽就是戰斗到死，丟臉莫過于當俘虜，但是有些人會當一名模范戰俘，在生命中翻開新的一頁，好像他們的信條就是：擇定一條道路便努力奮斗，如果失敗，會非常自然的選擇另一條道路。

各安其位：日本人的口頭禪就是“各安其位”，他們對于等級和秩序的信賴，與美國人對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對立。多少世紀以來，不平等個成為日本民族的組織原則，它使生活容易預計，也就廣泛地被公眾接受。盡管日本近些年西方化了，但還是個貴族社會，人們的每一次問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須表示出雙方的關系。對于他們來說，遵守等級制度是一種藝術，要求平衡多種因素，在特定的情況下，有些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則反而增強。雖然中國在六七世紀的時候，把孝道連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國的世俗文化傳入日本，但是到了日本后規矩發生了很多改變。中國的宗族制度，在日本只有貴族武士擁有姓氏，才有族譜。

另外，日本人的傳統是對封建領主盡忠，這個領主是當地的大名，與中國上任幾年又調走的官員大不相同。在日本，孝道只有在家庭內部有效，家族與家族之間聯系淡薄的接近西方。在日本，輩分和性別造成了實質上的特權，但是行使這一特權的人不會天然地專橫獨斷，他的行動關系到對全家的榮譽，任性而為絕對不能成為合格的家長。日本人反對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脅，家中年長者很少成為強有力的獨裁者，但家中的等級制運轉良好。漫長的德川時代是日本歷史上最值得重視的朝代，它在國內維持了一種武力威脅下的和平，有效地執行了類似中國的中央集權制。當時武士和農民是日本最重要的兩個階層，德川幕府把他們分別凍結起來，武士不能兼做農民、工匠和商人，成為寄生階層的一部分，堅守“儉樸乃最高的美德”。多年以來幕府努力鞏固各藩的等級結構，做了各種規定和規范。雖然這種等級制不公平，但是人們衡量彼此的勇氣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對或修改這些規范，而是看他是否與規范保持一致，是否奮力捍衛這些規則的尊嚴。這是因為日本的各個階層的利益都被考慮到，都享受著某種保障，減少了流血，給予了安全。

明治維新：1868年倒幕勢力奪取勝利，既沒推行島國主義也沒實行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方針。首先明治時代的精英們沒打算廢除登記制度，只是認為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調整。“王政復古”使天皇位居頂峰，廢除了將軍，簡化了等級制。王政復古之后的政治家們又廢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國家之間的矛盾。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經濟和宗教領域明確規定了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各安其位”的義務，謹慎地規劃國家在政治中職能范圍和國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職能范圍，至于其他領域，他們都交給人民，但認為與國家直接相關的事，他們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總之，日本人在構建世界秩序時，最影響其思維的就是傳統的等級制。在政治、經濟、宗教、軍隊、產業等各個領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級劃分，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一旦逾越其職權范圍，必將受懲罰。

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美國人敢說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絕對不敢這樣講話，他們不會輕視過去。在日本，“義”的前提就是承認自己處于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網絡之中，這個網絡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時代的人。就像東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是完全針對祖先，只是一種儀式，表示人們承認自己得到過許多東西，他們不僅欠歷史的，也欠眼前的，在與周圍人接觸的過程中他們也受惠良多。背負深恩很容易使人發怒，日本人證實了這一點，他們覺得自己身上有重大責任，所以會有那種極端的自我犧牲精神和莫名其妙的易怒態度。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錢的借出和歸還，主動去報恩是很高尚的德行，而主動去要別人報恩則成為最受詬病的事情。在日本，無論是施恩、受恩，還是最后報恩，都是有附加條件的，正如老話說過：“只有慷慨非凡之人，才能受人之

恩。”

道德和它的壓力：日本把道德細化到行為準則，就構成了剛性的東西。“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仁義”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間的感情。孝道是“義”，因為沒有仁作為前提，結果包容禮讓父母的惡行也成了孝道，在日本，恩、孝道，比個人幸福更加高一級，但日本的孝道僅限于生存者。忠誠，來自中國，但日本人走的更遠。日本這種完全建立在人際關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為忠誠的象征，其意義遠遠超過國旗。教師如果教育學生說人的最高職責就是熱愛自己的國家，那么他就會受到指責，必須說是對天皇報恩。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命令就是投降的命令，國家被打敗并沒有讓法制崩潰，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名分與情義：作者講了日本人的“情義”，第七章寫的是對“社會的情義”，第八章寫的是對“榮譽的情義”。“對社會的情義”大體指一種契約性關系，包含了對姻親家屬所應負的所有義務，而且書中提到：情義倘若逾期未還，還會像利息一樣增長；“對榮譽的情義”要求日本人消除對自己的誹謗或侮辱，根據自己的身份過與之相關的生活，并包括對各種職業的義務。

道德困境與自我修養：作者介紹了日本人的情感、道德。日本民族經常處在進退兩難的情感困境中，一方面日本人培養肉體享樂，另一方面又規定不能把享樂當作嚴肅的生活方式而縱情沉溺。這樣，日本人就使生活變得很難處理。他們把肉體享樂當作藝術一樣加以培養，在品嘗個中趣味之后，又犧牲享樂，獻身于義務。在對道德的態度上，日本人所劃分的生活態度中不包括惡，他們認為人生是一場戲，在這場戲里，每個不同的道德或不同的行為特征，都有存在的理由，所以都是善良的。書中舉了“四十七士”的例子，四十七士在報答了淺野侯的“情義”后，選擇了自殺來盡“忠”，他們認為這是兩全其美的結果，但在我們看來，他們盡“忠”的對象才是罪魁禍首，他們沒有必要自殺。日本人的哲學認為，人的心靈深處存在著善，內心沖動直接表現為行動時，會很自然地實踐德行。于是，人們努力修行，以求“圓熟”，來消除“羞恥”。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不會有第六感的障礙，這才能徹底擺脫自我意識和矛盾沖突。

兒童學習：日本人的人生曲線是一根U形曲線，允許幼兒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而在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壯年時期受到了最大約束。日本人驕縱、嘲弄孩子，用重視整潔等傳統習慣來訓誡教育孩子，除了這些還有一個重要手段就是轉移孩子的注意力，隨時給孩子吃糖果被認為是轉移注意力的辦法。日本的這種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觀具有兩方面性，一開始他們過著驕縱有特權的兒童時期，使他們始終保留著“不知恥”的歡樂童年記憶，他們無需為未來描繪天堂，他們過去就有過天堂，他們認為人本善，說眾神慈悲以及做一個日本人無上光榮，這很容易使他們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種極端觀念上，認為人人身上都有“佛種”，死后都能成神。這種盲目自信會使他們陷入集體性的狂熱。還有日本兒童教育的不連貫性造成他們性格的二元性，使他們既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充滿了矛盾性。

投降后的日本人：日本這樣一個極易隨著情況而變化道德標準的民族，在投降后發表社論道：“我們需要拿出勇氣來正視戰敗這一冷酷的現實。但我們必須對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戰后戰敗國的行政總是困難的，日本的糧食、住宅、國民在教育的問題必然十分尖銳，因此日本人今后無疑要經歷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日本人走向社會變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認侵略戰爭的“錯誤”，是全體事業失敗的根源。他們十分希望在和平國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然而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隨機應變的，若情況允許，日本也將在和平的世界中謀求其地位；若不允許，他們還是可以把自己再變成一個大兵營。

日本人是機會主義的，他們沒有特定的主義信仰，沒有善惡分明的世界觀，榮譽和名譽是他們選擇軍國主義或是和平道路的重要背后動機，所以恥辱對于他們來說是最不能忍受的。大和民族對恥辱過度敏感，卻缺失對許多文化都有的原罪感。二戰的失敗對于他們來說是恥辱，而不是罪惡。都重視忠孝的中日兩國最大的區別在于，中國還有一個前提，“仁”，而日本是無條件的服從。中日兩國是近鄰，有著悠久的文化交流歷史，但事實證明，中日兩國未必做到了對對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