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日本科技發展中的菊與刀問題

摘要：日本人崇尚象征皇室尊榮的菊花，又以柔美的櫻花為傲，在這些美麗花瓣之下隱藏的卻是日本武士道的象征，刀。“菊與刀”文化模式的兩重性決定了日本國民復雜的矛盾心理，使其在科技的迅速發展中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養，最終導致日本走上了一條幾盡亡國的道路。通過探尋日本科技發展中的這種雙重性，將會給我們帶來新的啟示。

關鍵詞：明治維新；洋務運動；科技；“菊與刀”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17(C)-0316-0

2一、日本科技起源

日本有記載的歷史始于公元5世紀。1868年明治天皇終結日本幕府時代，并開始對西方貿易和工業技術實行開放，期間實行的軍國主義擴張政策以慘敗告終。在堅守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主義和孤立主義后，日本已然走出戰爭的廢墟，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以尖端的科學技術聞名。

公元263年前，日本的科技發展仍是一片空白。隨著中國的儒學、劉徽的《九章算術》，傳入日本，成為了其軟科技的起源。此的近1500年的時間里，日本的科技發展完全借鑒中國的，從造船術、指南針、紡織術甚至文字、詩詞歌賦等，幾乎無不觸及，中國儼然是日本的一位老師。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老師，于1840年的戰爭中在科技面前顯現出了完全無力的敗退。日本由此受到震撼，開始走上了與封建中國儼然不同的道路

當美國將軍佩里率領的蒸汽動力艦隊敲開日本國門時，日本屈服了，正是因為這次屈服，當局對待外來文化和科學技術的態度，由過去的排斥轉變為接受和推廣。例如，日本在被迫開國以后，開設了翻譯局培養大量翻譯人才翻譯西方優秀書籍，并開辦各類學校，研究天文、地理、軍事、槍炮、物理學與機械學。相比中國，日本在面對極端威懾時采取了忍讓，開始主動的吸收帶來威脅的根源。對此，日本教授杉本勛先生的解釋是，日本的武士精神比中國的農耕士大夫，更能夠敏銳地感到威脅與力量對比的差異。

明治維新的結果是極大的推動了整個日本社會和觀念的轉變。在亞洲，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是一種地緣化的發展和存在，可似乎即使是在這樣一種尷尬的境地中，日本的科技水平卻保持著快速發展，如果要為這個問題尋求一個答案，或許正是因為一個國家科學發展的水平很大程度決定自其內外的交流能力

二、日本科技發展的三個階段的反思

明治維新不可避免的會被人們拿來與中國的洋務運動做對比，因為同樣性質的運動，卻造就了完全不同結果。究竟為什么會這樣？首先我們要知道，西方與日本是存在相通之處的，這一點不同于中國，日本所謂的“東洋道德”在西方也一樣存在。因此，借由著改革日本將西洋思想道德包裝成其古已有之的東西并深入地學習。“隨著對洋學的理解之加深，懂得洋學和儒學思考方式不同，不能滿足于‘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學術觀。”因為，日本人深知一種文化若不是像大樹一樣連根移植，是無法存活的。而中國維新帶來的失敗與屈辱，其根源在于學習西洋時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自身的本質以至于帶來失敗的結局。其次，到了明治政府時期，近代科學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出來，科學界受到了文明開化暴雨的洗禮，而這種對科學的認可，基本上是一種對知識的渴求導致的，以各種形式自由發展，而科學的發展無論在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上都與西方的科學文明完全接軌。杉本勛先生就曾說的：“幕府末期洋學并不像軍事科學和殖產興業技術那樣只限于科學技術，其范圍從法律學、經濟學、歷史學那樣的人文科學到哲學。”因此，同樣是為了應對當時頑固的保守派，“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改革的起點。而中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卻是洋務運動的指南，是終極的要求。與中國洋務領袖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基本相似的提法，卻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兩種結局，這種結果是值得深思的。

明治維新后，日本逐步形成了天皇專制主義的國家體制和天皇制官僚軍事機構的專制政治體制，其顯著特點就是帶有濃厚侵略性的軍事殖民擴張。日本這種近代以來形成的國家性質，決定了其科學技術體制也帶有明顯的殖民性和軍事性。從中日甲午戰爭到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的科技體制逐步演變為軍事科技體制，并以此來制定科學政策和普及科學技術教育，其目的就是配合戰爭的需要，科學技術沿用逐漸單一化，產品趨于純軍事用品，造成了科研與應用、重輕工業、工農業等方面關系的嚴重失調，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大降低，乃至出現倒退現象，其直接結果就是造成了其科技體制的畸形發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此時的日本，科技與經濟政治一樣一片蕭條。痛定思痛，幾乎就在戰爭剛一結束，日本便在美國的“幫助”下，采取措施恢復科技的正常發展。首先，將幾乎所有重工業部門進行改造，廢除戰時產業統制法令。其次，將許多用于為戰爭服務的研究機構進行改組，更換其研究項目和內容。例如將原來的中央航空研究院合并到鐵道技術研究院內，東京大學的航空研究所解散，改組為自然科學研究所等。通過占領當局的強制命令和日本政府的努力，舊日本科技體制在組織、人事、各項法制機構等方面都徹底改革，新的科技體制逐步確立起來。自此，日本科學技術走上了相對健康的發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科學史家湯淺光朝曾直接指出：“日本近代科學史有一個必須給予特別注意的重點，這就是日本科學技術的殖民性。”這種殖民性對建立獨立的科學技術體系是極大的障礙，給日本戰后科技發展留下了嚴重的隱患。歷史上日本多次對外侵略擴張，其目的之一，也正是為掠奪海外資源產地。二次大戰的結束，宣告這條道路再也無法通行。因此，資源貧乏的“致命缺陷”從筍觀上迫使日本走發展科技的道路。可以說，科技強國是日本別無選擇的路。

三、菊與刀中的啟示

美國著名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與刀》中闡明了日本文化的獨特性，這是一種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鏡里才可能被造就的文化范式。無論是日本這個國家還是人，都在不斷的犯錯中走向墮落，而最終卻將其稱之為命運。這是一種將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銳利而又曖昧情形，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全面倒向西歐式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并沒有因此而得到應有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這種理解被滯后了。雖然日本人堅定地、持續地守護著傳統文但正是這種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從而遺留下了陰暗的一面。日本是個矛盾的民族，有著矛盾的思想，也有著矛盾的行為，也正是這樣矛盾，造就了現金的日本。從日本的科技發展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即便存在著是或不是、存或不存的疑問，但其科技發展在近代歷史中無疑占有著重要的篇章。

中國，這個歷經了千年的風霜與起伏文明古國，如今正走在日本也曾走過的坎坷的民族復興之途，日本的前半段走的并不順利，但現代的日本無疑是成功的，其轉型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是令人佩服的。中國或許不會有日本那樣窘迫的生存環境，每一點的進步，乘上基數，成就都是驚人的。但是，我們仍不能有一絲放松，因為這個成功的日本，百年來時時刺激著極想睡個安穩覺的中國，在近代更是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傷痛。

作者單位：合肥工業大學人文經濟學院

作者簡介：張翮（1984—），男，安徽合肥人，合肥工業大學認為經濟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國內外科學發展理論研究，生命科學理論研究；張管媛（1986—），女，云南楚雄人，合肥工業大學馬克主義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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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菊與刀》讀書筆記

讀《菊與刀》之日本對戰后責任的認識

摘要： 《菊與刀》是美國文化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經典的研究日本文化類型的著作。從“恥感文化”、“等級制度”、“重視報恩與情義”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及深藏于其行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種模式。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里所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這些文化模式論來解釋戰后的日本對戰爭罪行一再否認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關鍵詞： 《菊與刀》；日本文化；恥感文化；等級制度；戰爭責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謀劃、發動、實施侵華戰爭的罪行在日本國內外應承擔法律、政治、道義上的責任。日本進步派大多認為日本應該承擔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認戰爭的責任并否認其戰爭中的罪行。普通民眾中既有人承認戰爭責任也有人否認戰爭責任，還有些戰后出生的日本人認為那場戰爭與自己“無關”。日本進步派普遍承認戰爭日軍暴行，呼吁向戰爭受害者道歉和補償。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認戰時的日軍暴行，或故意縮小日軍暴行的程度與范圍，或以“英美同罪”的態度要求對日軍暴行忽略不計。紛繁復雜的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追蹤其源與其文化模式有著根本聯系。從 1《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論可以找到答案來辨析日本對戰后責任的認識。

就是不可做出丟臉的事。在“恥感文化”里，有錯誤的人即使當眾認錯或懺悔也不會感到解脫，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就不用懊喪，坦白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菊與刀》書中說道：日本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菊與刀》 中指出：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其強制力在于外部社會而不在于人的內心。犯了罪的人可以通過認罪來減輕內心重負;而日本則屬“恥感文化”，由于強烈的恥感，也使得日本人無法承認自己的失敗和否定自己戰時日軍的暴行，時至今日，日本保守派與很多普通民眾仍舊否認失敗的事實和戰爭期間的暴行，931—1945年期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難，在中國實行極其殘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殺就殺死30萬中國人，把活生生的中國人用作細菌戰、化學戰的試驗品，一、恥感文化

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恥”，1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卻至今不肯承認戰爭罪行。《菊與刀》中這樣寫道：天皇是日本現代國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們向天皇的神圣性進行挑戰并予以摧毀，那么，敵國日本的整個結構就會坍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對戰爭責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決定國民對戰爭責任的意識。余志民在他的《戰

2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著作中說道：“昭和天皇在戰敗投降后不僅沒有承擔戰爭責任，反而 處處掩蓋。推卸戰爭責任，極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國體’安危。” 昭和天皇不僅自己不愿意承認侵略戰爭的性質和承擔戰爭責任，而且從他“玉音放送”的《終戰詔書》天皇不僅對侵略戰爭沒有反省和懺悔，反而到處充斥著為侵略戰爭的辯護之詞。用日本“恥感文化”來辨析日本對戰后事實的否認是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正如3《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闡述的那樣：“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承認自己有錯的習慣。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所以，日本“恥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戰爭責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3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91 黎麗著

《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二、極端價值觀

日本人說：“我受某人之恩”，就等

于說“我對某人負有義務”，并且把這位債主、施恩者稱作“恩人”。i 在日

本文化模式中，“恩”這個詞承受著“負

擔”、“債務”、“重負”。在日本等級觀

念下，一個人接受上輩或上級的恩，或者是從同輩處受恩，就會使接受者有一種很強烈的自卑感。日本人認為，自己有幸生在這個國家，安居樂業，幸福生活，就應該懷著無比感激的心情來恭受天皇所賜的恩典，這是天皇的“恩情”。這“恩情”是無條件的義

務，這恩情可以將“忠”相互依存與

相互矛盾的。在日本民族史詩集《四

十七士》ii里是以對主君的“情義”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寫的是“情義”與“忠”、“情義”與“正義”的沖突以及“單純情義”與無限“情義”之間的沖突。故事發生在1703年封建

制度鼎盛時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時，男兒都是大丈夫，對“情

義”絕不合糊，包括淺野在內的四十

七位勇士為 “情義”而犧牲一切，包

括名聲、父親、妻子、妹妹、正義，最后以自殺殉

“忠”。他們這種對“忠”與“恩”的回報是極端的，但是在日

本，它不斷傳播、翻印并被拍成電影而廣泛流傳。四十七士的墓地長期成為著名圣地，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憑吊致祭，憑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圍

變成一片白色。甚至關于這一段內容，日本小學五年級的國語課本這樣寫著：

他們為主君報仇雪恨了，而且情義真誠、意志堅定，應該奉為永遠的典范??于是，幕府經過再三考慮，命令他們剖腹以效忠，這是在是一舉兩

得的好辦法。把這種極端的價值觀與戰后日本對戰爭責任的否認是有著聯系。例如：昭和天皇在《終戰詔書》依舊大言不慚的地說：“交戰業已四載，朕之陸海軍將士勇武善戰，朕之百僚有司勵精圖治，朕之一億庶眾克己奉公，各盡最善；但戰局并未好轉，世界之大勢亦于我不利；加之，敵新近使用殘虐之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殘害所及之甚實不可勘測。若繼續交戰，終將招至我民族之滅亡，進而更會破壞人類之文明。果如斯，朕將何以保持至億兆赤子，何以謝慰皇祖皇宗之神靈。此乃朕著帝國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緣故。”昭和天皇這是賊喊捉賊。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義的立場，贊揚日軍英勇善戰，反而譴責盟軍殘殺“無辜”。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著對天皇的“忠”和“恩”，而戰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慘生活，四處流浪的的戰爭遺孤，高度殘廢的退伍軍人，以及殘留的原子彈災難，都很容易使日本國民產生“受害”的意識。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認和縮小戰爭責任，讓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參與或支持侵略戰爭的責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國度里，“情義”與“義務”的關系，不論其對個人要求如何艱巨，至少總是指對其骨肉近親，或者對代表其祖國、其生活方式及其愛國精神的最高統治者所應盡的一系列責任。這種牢固的聯系是與生俱來的，因而理應履行。對“情義”的報答則充滿內心的不快。在“情義”的領域中，欠情者的難處是無以復加的。日本極端的價值觀——“忠”、“情義”、“恩”等，根深蒂固在當時的國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層對國民的欺騙，逐漸使日本后來的不諱留下了毒瘤。并且4《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對這欺騙和隱瞞的事件寫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統治集團戰爭責任目的，面對國內外戰爭追究日本人戰爭 4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第55頁

責任的行動，除提出“一億總懺悔”論及作出《關于戰爭責任的決議》的閣議，以表明追究戰爭責任的態度外，千方百計地掩蓋日軍戰爭罪行，極力模糊本應承擔的戰爭責任。這種自上而下的欺瞞對日本人之所以缺少從加害者的角度認識戰爭的意識，與對其戰爭責任的追究不徹底有很大關系。日本政府在戰爭責任問題上越走越遠，以至掩蓋戰爭罪行，默許、縱容否認戰爭責任的活動。以下列舉幾項實例例證此事件。

第一：掩蓋銀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戰爭罪行。1948年1月26日，在東京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發生的事件。一名偽裝成預防寒傷人員的男子用氰酸鉀毒殺了12名行員，搶走約16萬日元的現金。平澤貞通作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死刑。銀帝事件發生后，警視廳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務嫌疑犯與軍人相關，此案或疑與731部隊余孽有關。嫌疑對象最初由處理氰酸的習至野學校、第6陸軍技術研究所相關者，逐漸轉向731部隊、第九陸軍技術研究所、陸軍中野學校的相關者。在整個事件的詢問中，習至野學校、第六陸軍研究所相關者常去中國東北進行釋放氰酸毒氣和飲用氰酸毒液的實驗，以測量致死量、致死時間的人體實驗的事實大白于天下。為掩蓋毒氣活人實驗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將油畫家平澤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書，掀起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發布《改定學習指導要領》，首先用“進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書中的侵略一詞。1955年2月，初中《學習指導要領》也將“侵略”一詞改成了“進出”。1958年，日本政府開始在各府縣城實行教師的勤務評定，通過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嚴密地控制了教育權，并通過教科書檢定制度偷梁換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實的內

容。

第三：否認從中國強征勞工的戰爭暴。日本不愿承認戰時日本強征中國勞工的事實，并試圖掩蓋這一戰爭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戰犯和“日本戰歿者”的“貢獻”，意在抹殺起戰爭的責任，借此否認日本侵略戰爭性質。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召開戰后首次‘全國戰隕者追悼會”，日本首相在追悼會上致辭說”毋庸置疑，因為戰爭而殉國的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使我們能夠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長和發展，值此追悼會之際，我的心馳向那些戰隕者，謹此祈禱其冥福。”5將日本戰犯視為“為國殉難”，稱之為奠定日本戰后和平與民主的“基礎”。造成里日本國民的思想混亂。

第五：提前釋放在押戰犯和恢復公職，試圖結束“戰后”。根據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公職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萬人曾被解除公職，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復公職。未曾認真反省戰爭責任的日本戰犯及其追隨者，戰后重返日本政壇，成為歪曲侵略史實和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主要政治勢力。

與德國相比，日本方面對于戰爭責任的追究是極不徹底的。對于戰爭責任者的審判，只限于東京審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為首的政界和財界的領導人都沒有被追究。雖然也有開除軍國主義分子公職的規定，但主要的對象是軍人，以官僚為代表的戰爭中的許多領導人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有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 5徐志明：《戰后日本人的責任認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9頁。

戰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極端的價值觀阻礙了本人對戰后責任的正確認識。

三、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

關于影響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的內因，學者們分別從經濟、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多領域多視角進行了探討，研究成果相對而言也更為豐富一些。

從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視角探討形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內因的研究，雖然論述的深淺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對天皇制、皇國史觀的負面影響的探討上，且觀點大同小異。例如，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戰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還有的學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嚴重的象征性意義作為一般的日本民眾，多數人也無意去深究絕對主義天皇制與象征天皇制之間的本質差別，對他們來說，天皇依舊是國家的象征，依舊是國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來，那么，作為這一國體制度理論支撐的神國觀念和皇國史觀，反過來也便在戰后重新獲得了“合理性”這一點，戰后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及右翼勢力也多方利用，作為他們散布錯誤的歷史認識的重要手段。

對此，連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沒能找到相當于德國納粹那樣的承擔歷史清算責任的特殊對象。周恩來總理曾表示，中國把日本軍國主義者與一般的老百姓區別開來，把

戰爭責任歸咎于前者的方式，放棄政府賠償，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動作用”可是，在從戰前至戰后有一定連續性的政治狀況下，日本沒能像德國一樣以‘加害者限定論’總結歷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責任的形式。”有著重要影響，而且作為民族性格還影響到思想領域和國家政治上。7日本在對外交往中尋求維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級秩序，是與其國內文化中強調的等級觀念相聯系。古代，由于中華文化圈的強大影響和吸引，6

《菊與刀》中這樣寫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別的國家。他們的錯誤就在于他們認為能夠如此。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心甘情愿地滿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觀是不能指望別的國家接受的。其他國家并沒有這種道德觀。這是真正的日本產品”。所以這種心理又反映了日本這種“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的心理。”今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日本必將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等級制的信仰和信賴。因此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存在著迷糊而且思想混亂的認識。

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文化是民族產生和發展的源泉與動力。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表現為不同的文化形態。文化與外交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外交的進行自始至終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無論是對外交往對象的認識還是對外交往政策的制定過程，文化始終是在幕后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尤為突出。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現象時，有這樣一個不可輕視的重要因素，即集團主義精神不僅對其國民性的形成 6 張建立著，核心期刊：《試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形成原因》。雖然日本對中國是一種崇拜的態度，同時也主動遵守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華帝國”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對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種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時機，改變與己不利的國際等級秩序，同時維持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秩序。從古代對中國文化的尊崇、對中華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來的“脫亞入歐”的口號。“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文化脫離不開對外交的影響。

日本侵略的歷史就擺在那里，誰也抹不去。但歷史的背后總有一種叫做真理的東西。那便是正義的力量永遠壓在骯臟手段和黑暗的思想之上。

苑崇利：試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

源[Ｊ]，外交學院學報，2003

Read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f Japan'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war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holars Committee tee on a classic study of Japan culture works.From the “shame culture” and “hierarchy”, “placing emphasis on gratitude and friend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behaviors and deep in their way of thinking, namely Japan Yamato modalities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e is a complex whole, including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humans in society of all ability and habit.These cultural patterns to explain the post-war Japan for war crimes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it is not incomprehensible.Key word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 culture of shame culture;a hierarch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參考文獻 i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第69頁 iiii 日本民族史詩 《四十七士物語》

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91 黎麗著

《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張建立著，核心期刊：《試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形成原因》。苑崇利：試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Ｊ]，外交學院學報，2003 臧秀玲 宋小霞：核心期刊《日本政治文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山東濟南,250100

第三篇：《菊與刀》讀后感

《菊與刀》讀后感

親愛的書友：

大家好，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看過的《菊與刀》。

《菊與刀》是一本介紹日本文化雙重性的書，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他從一個西方文化人類學家的視角，運用各種專業的方法，幫助我們站在一個全新的維度去理解日本。

日本是一個極度矛盾的民族，正如書中所說：“他們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這種矛盾性和他們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大和民族是一個善于借鑒和模仿的民族，從公元7世紀開始，日本開始向唐朝學習，不斷派遣遣唐使，并且仿照當時的長安城修建了奈良城。19世紀60年代，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又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熱潮。這些借鑒和模仿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經過日本民族的加工和消化，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民族文化，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中有著中國和西方的殘影，但更多的是這個民族獨特的文化和風韻。

比如，日本是一個階級觀念非常強的國家，這種觀念從封建時期的“士農工商”一直延續到現代社會。日本強調“各就各位”，每個人都特別“順從”，他們認為自己所處的位置是理所當然的，不會去做出逾越的行為。日本的道德觀是基于“恥辱感”的，他們非常害怕被嘲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侮辱，并且會采取報復行動，他們認為這種報復行為是值得被尊重的。除此之外，日本人往往把自己視作一個“負債者”，而他們的一生都在還債，這種債是一種恩情債，天皇的恩，父母的恩和來源于身邊各種人的恩。他們把這種恩情視為一種“債務”，所以接受來自他人的恩情對于日本人而言是一種負擔，所以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盡量避免接受來自各方的恩惠。

在我看來，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需要我們拋棄我們的主觀臆斷。我們必須意識到，任何一種被自己國家和人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文化現象，在別的國家看來，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所以這本書給我最深的啟示就是，我們在了解別的文化的時候，始終要具備國際視野，要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要能從歷史原因推斷出國民價值觀的根源。

對于我們語文教師來說，“教”的意義不僅是知識的搬運，更是文化的傳承、解讀、熏陶、維系和文化力的培養。因此，借鑒他國的文化，從中汲取營養，不失為一種提高教學能力的好方法。我推薦大家看看這本書。

最后，祝愿書友們在新的一年事事如意，幸福安康。

第四篇：《菊與刀》讀后感

在我們中國人眼中，日本人基本上是白眼狼的代言人。我們常說日本人“知小禮而無大義”但是為什么同在一個漢文化圈內，他們就如此的殘忍狡猾呢，難道是人種問題？直到我閱讀了這本書，在作者的層層闡述之下，我開始有了一點理解。

在二戰即將結束之前，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國政府所托從日本戰俘開始研究，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然后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份報告。本尼迪克特用“菊”和“刀”這兩樣東西來形容日本人極端矛盾的性格。其中“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刀”則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體現。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一系列矛盾的體現，都源自于日本獨特的文化模式。在作者看來，日本是一個極其崇尚等級制度的國家。各守其位是核心思想：每個人都有其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每人都應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應得的權利，履行該地位所要求的義務。一個人必須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權利，否則地位低的人的報復是正當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二戰結束之后，日本人總不愿意承認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因為日本人眼里，他們只是想重建東亞的國家等級次序：我們日本是第一等的國家，你們其余的國家都要接受我的管理，接受我的制度就可以了，我們各安其位。

日本早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繼承和發展了漢文化。他們使用漢字，推崇儒家文化，他們的京都是按照唐長安來建造的。在發展過程中，日本在對儒家文化的吸收上，根據其特殊需求做出了改變。比如我們中國人崇尚的“忠、孝”，日本人也把這兩點作為了他們名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點。“忠”是針對國家層面，而“孝”是針對家庭層面。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人的忠是忠于自己的上級。即大名效忠將軍，武士效忠于大名。封臣的效忠對象只需要是自己的封君，每個人都恪守自己的本分即可。到了明治維新之后，忠就統一變成了效忠天皇。而孝是要孝順自己的父母。在家里面父親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所有人都應該謙卑的對待父親。子女在面對長兄之時也要謙卑有理。

是在接受了“忠、孝”這兩點的日本人眼中，中國人看重的“仁”則被他們拋棄了。我們所說的“仁”是一種極高的道德標準，包括了仁慈、慈愛、博善等一切美好的東西，是每個人都需要有的。但是日本人則認為“仁”是多余的，是不利于社會團結的。這一切都源自于他們的等級觀念以及極端的“人情債”模式。因為他們的等級制度很嚴格，上級無論做了什么，哪怕是錯的你也要遵照著去辦，否則就是沖撞了上級。這是對他最大的羞辱。而平級之間每個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別做多余的事情去“麻煩”別人就可以了。這個“麻煩”就是會引起“人情債”的東西。比如說A走路摔倒了，B就應該看著他自己站起來，如果這個時候B去幫忙攙扶了，那么A就已經欠了B的情。“人情債”就這樣產生了，這會讓A背負著心理壓力。所以“仁”是多余的。每個人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即可。這種思想讓日本人過的非常壓抑，書內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日本人因為接受了朋友請客的一杯冰水而覺得自己背上了“人情債”。內心一直處于非常糾結的狀態直到有一天他聽到這個朋友在背后說他壞話的時候，他憤怒的把1分錢——那杯冰水的價格扔到了他朋友的手中，并大聲說道：我已經不欠你什么了！是的，你沒有看錯，哪怕是極其小的一件事都可以讓日本人背負很大的心理壓力。

此外我一直對日本人極高的自殺率感興趣，在閱讀了本書之后，我還了解到了日本人對于恥辱的理解。即作者所說的“恥感文化”。這是指日本人之所以感到愧疚不安是因為覺得自己受到了恥辱——這種恥辱可以是因為做了不合別人期望事由自己造成的，也可以是別人無端施加的。恥辱加身是日本人最忌諱的事情之一，而努力洗刷恥辱則被視為最應得到稱贊的品行。決定日本人是否感覺受到恥辱的關鍵因素不在于行為本身正確與否，而在于別人對行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為遭到社會其他成員的鄙夷，那么即使這種做法本身無可指摘，日本人也會因感到莫大的恥辱而備受心靈的煎熬。日本人認為自我犧牲以努力遵循既定的社會規范被視為一個人堅毅、勇敢的表現。所以如果你創業失敗了，讀書成績不好了，讓周圍的人指指點點了等等都可以被認為是“讓自己和家里人蒙羞”，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之下只能自我“犧牲”一下來表現自己的勇敢。

除了社會家庭等級觀念和特殊的“人情債”以及如何維護“名譽”外，本書還講了日本家庭教育，自我訓練等，都很有意思，有興趣的同事可以讀一讀。《菊與刀》雖然成書很早，有一部分的觀點已經和現在的日本社會有所不同，但是這依然是一本研究日本人，了解日本人的必看之書。

第五篇：菊與刀讀后感

報恩于萬一

讀《菊與刀》有感

對日本的興趣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剛開始只知道日本很厲害，后來長大了漸漸了解到日本和中國自古以來錯綜復雜的關系，便產生了一種異常矛盾的感覺，就像不想用日本的東西，但又不能不看日本的動畫，不坐日本的車一樣。這樣一來，對日本的興趣就更大了。

無疑的，第一次看到菊與刀的時候就毫不猶豫的把它買回家了。“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菊和刀象征著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他們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這就是日本人。一個充滿矛盾的民族。

雖然說日本這個民族不懂得真正的“仁”，但是，另一種思想——報恩，在日本社會同樣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這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日本現代電影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農村女學生因為天災，被自己的父母賣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師發動村民湊了一筆款子為她贖身。然后，這位教師的母親把這筆錢偷了。兒子知道錢是母親偷的，卻不得不自己承擔指責和懲罰。他的妻子發現了真相，為保全丈夫的名譽，就留下遺書稱丟錢的責任全在自己，然后抱著嬰兒投河自盡。事件宣揚出去后，母親的責任居然無人過問。兒子盡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練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堅強地經受同類的考驗。電影里這個兒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還有一個例子，有位比較現代的日本婦女，住在美國，曾經在東京收留過一個被婆婆趕出來的年輕孕婦。這個女孩子的丈夫很愛她，但只能悲傷地與之斷絕關系。當時她沒有責怪丈夫，把感情逐漸傾注到即將出生的嬰兒身上。但孩子剛生下來，婆婆就帶著那個孝順的兒子來索要嬰兒。當然嬰兒是屬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帶走后立刻送進了孤兒院。

在日本，母子關系很特別。或許是因為我是中國人的關系，我不能理解日本這種所謂的恩情：孝道是子女必須要償還的，受之于父母的債務。

大和民族是一個我們需要去了解的民族，無論是作為朋友還是作為陌生人亦或者作為敵人。

作者說，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見的線圈捆綁的菊花，日本人要負責擦掉自己“刀上的銹”。而這刀“不是進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負責者的比喻”。

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不能仇視日本的精神，要師夷長技以制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