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菊與刀》賞析

《菊與刀》讀書筆記

《菊與刀》講述的是關于日本的文化，其作者是個美國人。其實在看這本書之前，我腦海中一點外國名著的影子都沒有，即使有那么一點，也是看的電影才知道的。當老師叫我們寫外國名著讀書筆記時，我一腦的茫然，心想要是寫中國的該多好。后來經朋友介紹才知道了《菊與刀》這本書，呵呵，之前只是大概的看了下，后面才認真的把它看完。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櫻花是很有名的，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問身邊的朋友知道日本的國花是什么嗎？她們的回答都是櫻花，包括我自己之前也認為是櫻花，但看了這本書后我才知道原來菊花才是日本的國花。

初看這本書時就對它的書名很好奇，菊是一種柔美的花，而刀是一種暴力工具，這兩者可是八桿子打不著邊的呀，怎么會用它來作書名呢？相信每個初看的人都會有這種好奇吧。看了才知道日本是一個充滿矛盾性民族，日本人尚禮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愛美而又黷武。菊是日本的國花，而刀是武士道的象征，這兩者充滿強烈對比的符號組合在一起，成為日本獨特的文化氣質。

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我在讀起這本書來還是有些吃力，盡管如此，還是從這本書中了解到了不少關于日本的信息。

在我看來我們中國人對日本的了解應該都是從那些抗日戰爭片中獲取的，并且對日本人可以說是恨之入骨，甚至恨不得給他來個東京大屠殺，都不能解恨。二戰都結束那么些年了，德國人已經對曾經犯下的錯懺悔過了，可是日本呢，不但不懺悔反而經常去參拜境國神社。我們對此是表示很憤恨的，可是我們又能怎么樣呢，要是可以的話真想再給他吃顆原子彈。可是從書中了解到，日本的文化中是沒有原罪，沒有懺悔，也不需要原諒的，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可以用忠義和各得其所來解釋。這也許就是日本從來沒有為他的罪行進行懺悔和道歉的理由。

從那些抗日抗日戰爭片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日本鬼子屠村的現象，就拿我最近看的《民兵葛二蛋》來說，葛二蛋他們村遭到鬼子的攻打，鬼子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甚至連剛出生的嬰兒都不放過。日本不是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嗎，為什么連那些毫無抵抗力的老百姓都不放過，日”本人也是人，為什么他們可以這樣的沒人性。以前我不明白，但現在我明白了。日本人都懂得:鎮定的精神可以千年不滅。他們說:“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質當然也不可缺少，但那卻是次要的，瞬間的”。就是這種重視精神輕視物質的文化內在，使

得日本在作戰時常常采取極端的方法。

對于我們國人來說，如果做什么事失敗了的話，大不了從哪里跌倒就從哪里站起來。可是日本人不一樣，我們也常在電視里看到那些打了敗仗的日本軍官，通常都會切腹自殺。那時我還納悶過，本來他們人就少，敗了就再戰呀，何必以死謝罪。原來這種必死的信念大部分來自于對天皇的忠誠。由此我想要是明朝人安祿山也能像日本人盡忠他們天皇那樣盡忠明朝的話，明朝也就不會那么快就被清朝給滅了，也許我們的歷史就會改寫了，也許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了，也許我們的圓明園就不會被毀了也許就不會有侵華戰爭了，也許……

我覺得日本是個可怕的民族，他們非常的重視名譽。自殺完全不是怯懦的表現，而是一種恪守名譽的抉擇。在戰爭時期，絕大多數日本士兵不會投降，他們大多選擇自殺來完成效忠天皇的終極使命。在日常生活中，也會有人因為還不起人情債而選擇自殺。他們不會主動去幫助別人，因為不想讓別人欠下人情債。

談到令我們痛心疾首的侵華戰爭，書中說到這是日本人作為報恩的一種方式，我們會覺得很可笑，這個借口太荒唐了。但是從日本的文化內涵上看，日本文化中有一種強烈的負恩感。每個人自出之日起，就有著向天皇來償還恩情的義務。在生活中如果接受了恩情，就必須傾盡全力去償還。但報恩是有條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須是自己認為高尚的，可以償還的人。作為從我們中國承受文化恩澤的國家，日本一直對中國懷著復雜的心理，既感到難以償還，又在近代中國的沉淪中感到羞辱，這種羞辱來自于其自身國力的增強，由此感到曾收到這種國家恩惠的可恥。這種復雜的心情由各得其所的借口成為發動侵華戰爭的內在原因。我們賦予了他們那么多恩惠，卻因此而遭受災難。可謂是好人難當。但我們也應該由此好好反思。日本作為一個后起之國能變得如此的強大，說明他也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當我看著這本書上的那些文字，仿佛自己看到了一個個隱藏在外殼下的日本靈魂。透過這本書，我對日本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雖然他們曾經對我們造成過很大的傷害，但那畢竟已經成為了歷史，只希望他們能在以后的兩國交往中更多的體現友好與和平。

夜夏

第二篇：《菊與刀》讀書筆記

讀《菊與刀》之日本對戰后責任的認識

摘要： 《菊與刀》是美國文化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經典的研究日本文化類型的著作。從“恥感文化”、“等級制度”、“重視報恩與情義”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及深藏于其行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種模式。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里所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這些文化模式論來解釋戰后的日本對戰爭罪行一再否認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關鍵詞： 《菊與刀》；日本文化；恥感文化；等級制度；戰爭責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謀劃、發動、實施侵華戰爭的罪行在日本國內外應承擔法律、政治、道義上的責任。日本進步派大多認為日本應該承擔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認戰爭的責任并否認其戰爭中的罪行。普通民眾中既有人承認戰爭責任也有人否認戰爭責任，還有些戰后出生的日本人認為那場戰爭與自己“無關”。日本進步派普遍承認戰爭日軍暴行，呼吁向戰爭受害者道歉和補償。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認戰時的日軍暴行，或故意縮小日軍暴行的程度與范圍，或以“英美同罪”的態度要求對日軍暴行忽略不計。紛繁復雜的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追蹤其源與其文化模式有著根本聯系。從 1《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論可以找到答案來辨析日本對戰后責任的認識。

就是不可做出丟臉的事。在“恥感文化”里，有錯誤的人即使當眾認錯或懺悔也不會感到解脫，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就不用懊喪，坦白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菊與刀》書中說道：日本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菊與刀》 中指出：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其強制力在于外部社會而不在于人的內心。犯了罪的人可以通過認罪來減輕內心重負;而日本則屬“恥感文化”，由于強烈的恥感，也使得日本人無法承認自己的失敗和否定自己戰時日軍的暴行，時至今日，日本保守派與很多普通民眾仍舊否認失敗的事實和戰爭期間的暴行，931—1945年期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難，在中國實行極其殘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殺就殺死30萬中國人，把活生生的中國人用作細菌戰、化學戰的試驗品，一、恥感文化

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恥”，1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卻至今不肯承認戰爭罪行。《菊與刀》中這樣寫道：天皇是日本現代國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們向天皇的神圣性進行挑戰并予以摧毀，那么，敵國日本的整個結構就會坍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對戰爭責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決定國民對戰爭責任的意識。余志民在他的《戰

2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著作中說道：“昭和天皇在戰敗投降后不僅沒有承擔戰爭責任，反而 處處掩蓋。推卸戰爭責任，極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國體’安危。” 昭和天皇不僅自己不愿意承認侵略戰爭的性質和承擔戰爭責任，而且從他“玉音放送”的《終戰詔書》天皇不僅對侵略戰爭沒有反省和懺悔，反而到處充斥著為侵略戰爭的辯護之詞。用日本“恥感文化”來辨析日本對戰后事實的否認是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正如3《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闡述的那樣：“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承認自己有錯的習慣。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所以，日本“恥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戰爭責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3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91 黎麗著

《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二、極端價值觀

日本人說：“我受某人之恩”，就等

于說“我對某人負有義務”，并且把這位債主、施恩者稱作“恩人”。i 在日

本文化模式中，“恩”這個詞承受著“負

擔”、“債務”、“重負”。在日本等級觀

念下，一個人接受上輩或上級的恩，或者是從同輩處受恩，就會使接受者有一種很強烈的自卑感。日本人認為，自己有幸生在這個國家，安居樂業，幸福生活，就應該懷著無比感激的心情來恭受天皇所賜的恩典，這是天皇的“恩情”。這“恩情”是無條件的義

務，這恩情可以將“忠”相互依存與

相互矛盾的。在日本民族史詩集《四

十七士》ii里是以對主君的“情義”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寫的是“情義”與“忠”、“情義”與“正義”的沖突以及“單純情義”與無限“情義”之間的沖突。故事發生在1703年封建

制度鼎盛時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時，男兒都是大丈夫，對“情

義”絕不合糊，包括淺野在內的四十

七位勇士為 “情義”而犧牲一切，包

括名聲、父親、妻子、妹妹、正義，最后以自殺殉

“忠”。他們這種對“忠”與“恩”的回報是極端的，但是在日

本，它不斷傳播、翻印并被拍成電影而廣泛流傳。四十七士的墓地長期成為著名圣地，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憑吊致祭，憑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圍

變成一片白色。甚至關于這一段內容，日本小學五年級的國語課本這樣寫著：

他們為主君報仇雪恨了，而且情義真誠、意志堅定，應該奉為永遠的典范??于是，幕府經過再三考慮，命令他們剖腹以效忠，這是在是一舉兩

得的好辦法。把這種極端的價值觀與戰后日本對戰爭責任的否認是有著聯系。例如：昭和天皇在《終戰詔書》依舊大言不慚的地說：“交戰業已四載，朕之陸海軍將士勇武善戰，朕之百僚有司勵精圖治，朕之一億庶眾克己奉公，各盡最善；但戰局并未好轉，世界之大勢亦于我不利；加之，敵新近使用殘虐之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殘害所及之甚實不可勘測。若繼續交戰，終將招至我民族之滅亡，進而更會破壞人類之文明。果如斯，朕將何以保持至億兆赤子，何以謝慰皇祖皇宗之神靈。此乃朕著帝國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緣故。”昭和天皇這是賊喊捉賊。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義的立場，贊揚日軍英勇善戰，反而譴責盟軍殘殺“無辜”。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著對天皇的“忠”和“恩”，而戰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慘生活，四處流浪的的戰爭遺孤，高度殘廢的退伍軍人，以及殘留的原子彈災難，都很容易使日本國民產生“受害”的意識。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認和縮小戰爭責任，讓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參與或支持侵略戰爭的責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國度里，“情義”與“義務”的關系，不論其對個人要求如何艱巨，至少總是指對其骨肉近親，或者對代表其祖國、其生活方式及其愛國精神的最高統治者所應盡的一系列責任。這種牢固的聯系是與生俱來的，因而理應履行。對“情義”的報答則充滿內心的不快。在“情義”的領域中，欠情者的難處是無以復加的。日本極端的價值觀——“忠”、“情義”、“恩”等，根深蒂固在當時的國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層對國民的欺騙，逐漸使日本后來的不諱留下了毒瘤。并且4《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對這欺騙和隱瞞的事件寫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統治集團戰爭責任目的，面對國內外戰爭追究日本人戰爭 4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第55頁

責任的行動，除提出“一億總懺悔”論及作出《關于戰爭責任的決議》的閣議，以表明追究戰爭責任的態度外，千方百計地掩蓋日軍戰爭罪行，極力模糊本應承擔的戰爭責任。這種自上而下的欺瞞對日本人之所以缺少從加害者的角度認識戰爭的意識，與對其戰爭責任的追究不徹底有很大關系。日本政府在戰爭責任問題上越走越遠，以至掩蓋戰爭罪行，默許、縱容否認戰爭責任的活動。以下列舉幾項實例例證此事件。

第一：掩蓋銀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戰爭罪行。1948年1月26日，在東京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發生的事件。一名偽裝成預防寒傷人員的男子用氰酸鉀毒殺了12名行員，搶走約16萬日元的現金。平澤貞通作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死刑。銀帝事件發生后，警視廳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務嫌疑犯與軍人相關，此案或疑與731部隊余孽有關。嫌疑對象最初由處理氰酸的習至野學校、第6陸軍技術研究所相關者，逐漸轉向731部隊、第九陸軍技術研究所、陸軍中野學校的相關者。在整個事件的詢問中，習至野學校、第六陸軍研究所相關者常去中國東北進行釋放氰酸毒氣和飲用氰酸毒液的實驗，以測量致死量、致死時間的人體實驗的事實大白于天下。為掩蓋毒氣活人實驗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將油畫家平澤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書，掀起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發布《改定學習指導要領》，首先用“進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書中的侵略一詞。1955年2月，初中《學習指導要領》也將“侵略”一詞改成了“進出”。1958年，日本政府開始在各府縣城實行教師的勤務評定，通過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嚴密地控制了教育權，并通過教科書檢定制度偷梁換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實的內

容。

第三：否認從中國強征勞工的戰爭暴。日本不愿承認戰時日本強征中國勞工的事實，并試圖掩蓋這一戰爭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戰犯和“日本戰歿者”的“貢獻”，意在抹殺起戰爭的責任，借此否認日本侵略戰爭性質。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召開戰后首次‘全國戰隕者追悼會”，日本首相在追悼會上致辭說”毋庸置疑，因為戰爭而殉國的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使我們能夠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長和發展，值此追悼會之際，我的心馳向那些戰隕者，謹此祈禱其冥福。”5將日本戰犯視為“為國殉難”，稱之為奠定日本戰后和平與民主的“基礎”。造成里日本國民的思想混亂。

第五：提前釋放在押戰犯和恢復公職，試圖結束“戰后”。根據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公職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萬人曾被解除公職，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復公職。未曾認真反省戰爭責任的日本戰犯及其追隨者，戰后重返日本政壇，成為歪曲侵略史實和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主要政治勢力。

與德國相比，日本方面對于戰爭責任的追究是極不徹底的。對于戰爭責任者的審判，只限于東京審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為首的政界和財界的領導人都沒有被追究。雖然也有開除軍國主義分子公職的規定，但主要的對象是軍人，以官僚為代表的戰爭中的許多領導人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有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 5徐志明：《戰后日本人的責任認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9頁。

戰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極端的價值觀阻礙了本人對戰后責任的正確認識。

三、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

關于影響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的內因，學者們分別從經濟、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多領域多視角進行了探討，研究成果相對而言也更為豐富一些。

從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視角探討形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內因的研究，雖然論述的深淺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對天皇制、皇國史觀的負面影響的探討上，且觀點大同小異。例如，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戰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還有的學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嚴重的象征性意義作為一般的日本民眾，多數人也無意去深究絕對主義天皇制與象征天皇制之間的本質差別，對他們來說，天皇依舊是國家的象征，依舊是國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來，那么，作為這一國體制度理論支撐的神國觀念和皇國史觀，反過來也便在戰后重新獲得了“合理性”這一點，戰后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及右翼勢力也多方利用，作為他們散布錯誤的歷史認識的重要手段。

對此，連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沒能找到相當于德國納粹那樣的承擔歷史清算責任的特殊對象。周恩來總理曾表示，中國把日本軍國主義者與一般的老百姓區別開來，把

戰爭責任歸咎于前者的方式，放棄政府賠償，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動作用”可是，在從戰前至戰后有一定連續性的政治狀況下，日本沒能像德國一樣以‘加害者限定論’總結歷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責任的形式。”有著重要影響，而且作為民族性格還影響到思想領域和國家政治上。7日本在對外交往中尋求維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級秩序，是與其國內文化中強調的等級觀念相聯系。古代，由于中華文化圈的強大影響和吸引，6

《菊與刀》中這樣寫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別的國家。他們的錯誤就在于他們認為能夠如此。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心甘情愿地滿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觀是不能指望別的國家接受的。其他國家并沒有這種道德觀。這是真正的日本產品”。所以這種心理又反映了日本這種“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的心理。”今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日本必將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等級制的信仰和信賴。因此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存在著迷糊而且思想混亂的認識。

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文化是民族產生和發展的源泉與動力。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表現為不同的文化形態。文化與外交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外交的進行自始至終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無論是對外交往對象的認識還是對外交往政策的制定過程，文化始終是在幕后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尤為突出。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現象時，有這樣一個不可輕視的重要因素，即集團主義精神不僅對其國民性的形成 6 張建立著，核心期刊：《試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形成原因》。雖然日本對中國是一種崇拜的態度，同時也主動遵守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華帝國”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對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種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時機，改變與己不利的國際等級秩序，同時維持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秩序。從古代對中國文化的尊崇、對中華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來的“脫亞入歐”的口號。“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文化脫離不開對外交的影響。

日本侵略的歷史就擺在那里，誰也抹不去。但歷史的背后總有一種叫做真理的東西。那便是正義的力量永遠壓在骯臟手段和黑暗的思想之上。

苑崇利：試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

源[Ｊ]，外交學院學報，2003

Read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f Japan'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war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holars Committee tee on a classic study of Japan culture works.From the “shame culture” and “hierarchy”, “placing emphasis on gratitude and friend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behaviors and deep in their way of thinking, namely Japan Yamato modalities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e is a complex whole, including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humans in society of all ability and habit.These cultural patterns to explain the post-war Japan for war crimes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it is not incomprehensible.Key word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 culture of shame culture;a hierarch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參考文獻 i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第69頁 iiii 日本民族史詩 《四十七士物語》

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91 黎麗著

《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張建立著，核心期刊：《試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形成原因》。苑崇利：試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Ｊ]，外交學院學報，2003 臧秀玲 宋小霞：核心期刊《日本政治文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山東濟南,250100

第三篇：《菊與刀》讀后感

《菊與刀》讀后感

親愛的書友：

大家好，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看過的《菊與刀》。

《菊與刀》是一本介紹日本文化雙重性的書，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他從一個西方文化人類學家的視角，運用各種專業的方法，幫助我們站在一個全新的維度去理解日本。

日本是一個極度矛盾的民族，正如書中所說：“他們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這種矛盾性和他們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大和民族是一個善于借鑒和模仿的民族，從公元7世紀開始，日本開始向唐朝學習，不斷派遣遣唐使，并且仿照當時的長安城修建了奈良城。19世紀60年代，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又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熱潮。這些借鑒和模仿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經過日本民族的加工和消化，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民族文化，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中有著中國和西方的殘影，但更多的是這個民族獨特的文化和風韻。

比如，日本是一個階級觀念非常強的國家，這種觀念從封建時期的“士農工商”一直延續到現代社會。日本強調“各就各位”，每個人都特別“順從”，他們認為自己所處的位置是理所當然的，不會去做出逾越的行為。日本的道德觀是基于“恥辱感”的，他們非常害怕被嘲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侮辱，并且會采取報復行動，他們認為這種報復行為是值得被尊重的。除此之外，日本人往往把自己視作一個“負債者”，而他們的一生都在還債，這種債是一種恩情債，天皇的恩，父母的恩和來源于身邊各種人的恩。他們把這種恩情視為一種“債務”，所以接受來自他人的恩情對于日本人而言是一種負擔，所以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盡量避免接受來自各方的恩惠。

在我看來，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需要我們拋棄我們的主觀臆斷。我們必須意識到，任何一種被自己國家和人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文化現象，在別的國家看來，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所以這本書給我最深的啟示就是，我們在了解別的文化的時候，始終要具備國際視野，要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要能從歷史原因推斷出國民價值觀的根源。

對于我們語文教師來說，“教”的意義不僅是知識的搬運，更是文化的傳承、解讀、熏陶、維系和文化力的培養。因此，借鑒他國的文化，從中汲取營養，不失為一種提高教學能力的好方法。我推薦大家看看這本書。

最后，祝愿書友們在新的一年事事如意，幸福安康。

第四篇：《菊與刀》讀后感

在我們中國人眼中，日本人基本上是白眼狼的代言人。我們常說日本人“知小禮而無大義”但是為什么同在一個漢文化圈內，他們就如此的殘忍狡猾呢，難道是人種問題？直到我閱讀了這本書，在作者的層層闡述之下，我開始有了一點理解。

在二戰即將結束之前，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國政府所托從日本戰俘開始研究，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然后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份報告。本尼迪克特用“菊”和“刀”這兩樣東西來形容日本人極端矛盾的性格。其中“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刀”則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體現。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一系列矛盾的體現，都源自于日本獨特的文化模式。在作者看來，日本是一個極其崇尚等級制度的國家。各守其位是核心思想：每個人都有其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每人都應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應得的權利，履行該地位所要求的義務。一個人必須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權利，否則地位低的人的報復是正當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二戰結束之后，日本人總不愿意承認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因為日本人眼里，他們只是想重建東亞的國家等級次序：我們日本是第一等的國家，你們其余的國家都要接受我的管理，接受我的制度就可以了，我們各安其位。

日本早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繼承和發展了漢文化。他們使用漢字，推崇儒家文化，他們的京都是按照唐長安來建造的。在發展過程中，日本在對儒家文化的吸收上，根據其特殊需求做出了改變。比如我們中國人崇尚的“忠、孝”，日本人也把這兩點作為了他們名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點。“忠”是針對國家層面，而“孝”是針對家庭層面。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人的忠是忠于自己的上級。即大名效忠將軍，武士效忠于大名。封臣的效忠對象只需要是自己的封君，每個人都恪守自己的本分即可。到了明治維新之后，忠就統一變成了效忠天皇。而孝是要孝順自己的父母。在家里面父親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所有人都應該謙卑的對待父親。子女在面對長兄之時也要謙卑有理。

是在接受了“忠、孝”這兩點的日本人眼中，中國人看重的“仁”則被他們拋棄了。我們所說的“仁”是一種極高的道德標準，包括了仁慈、慈愛、博善等一切美好的東西，是每個人都需要有的。但是日本人則認為“仁”是多余的，是不利于社會團結的。這一切都源自于他們的等級觀念以及極端的“人情債”模式。因為他們的等級制度很嚴格，上級無論做了什么，哪怕是錯的你也要遵照著去辦，否則就是沖撞了上級。這是對他最大的羞辱。而平級之間每個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別做多余的事情去“麻煩”別人就可以了。這個“麻煩”就是會引起“人情債”的東西。比如說A走路摔倒了，B就應該看著他自己站起來，如果這個時候B去幫忙攙扶了，那么A就已經欠了B的情。“人情債”就這樣產生了，這會讓A背負著心理壓力。所以“仁”是多余的。每個人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即可。這種思想讓日本人過的非常壓抑，書內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日本人因為接受了朋友請客的一杯冰水而覺得自己背上了“人情債”。內心一直處于非常糾結的狀態直到有一天他聽到這個朋友在背后說他壞話的時候，他憤怒的把1分錢——那杯冰水的價格扔到了他朋友的手中，并大聲說道：我已經不欠你什么了！是的，你沒有看錯，哪怕是極其小的一件事都可以讓日本人背負很大的心理壓力。

此外我一直對日本人極高的自殺率感興趣，在閱讀了本書之后，我還了解到了日本人對于恥辱的理解。即作者所說的“恥感文化”。這是指日本人之所以感到愧疚不安是因為覺得自己受到了恥辱——這種恥辱可以是因為做了不合別人期望事由自己造成的，也可以是別人無端施加的。恥辱加身是日本人最忌諱的事情之一，而努力洗刷恥辱則被視為最應得到稱贊的品行。決定日本人是否感覺受到恥辱的關鍵因素不在于行為本身正確與否，而在于別人對行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為遭到社會其他成員的鄙夷，那么即使這種做法本身無可指摘，日本人也會因感到莫大的恥辱而備受心靈的煎熬。日本人認為自我犧牲以努力遵循既定的社會規范被視為一個人堅毅、勇敢的表現。所以如果你創業失敗了，讀書成績不好了，讓周圍的人指指點點了等等都可以被認為是“讓自己和家里人蒙羞”，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之下只能自我“犧牲”一下來表現自己的勇敢。

除了社會家庭等級觀念和特殊的“人情債”以及如何維護“名譽”外，本書還講了日本家庭教育，自我訓練等，都很有意思，有興趣的同事可以讀一讀。《菊與刀》雖然成書很早，有一部分的觀點已經和現在的日本社會有所不同，但是這依然是一本研究日本人，了解日本人的必看之書。

第五篇：菊與刀讀后感

報恩于萬一

讀《菊與刀》有感

對日本的興趣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剛開始只知道日本很厲害，后來長大了漸漸了解到日本和中國自古以來錯綜復雜的關系，便產生了一種異常矛盾的感覺，就像不想用日本的東西，但又不能不看日本的動畫，不坐日本的車一樣。這樣一來，對日本的興趣就更大了。

無疑的，第一次看到菊與刀的時候就毫不猶豫的把它買回家了。“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菊和刀象征著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他們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這就是日本人。一個充滿矛盾的民族。

雖然說日本這個民族不懂得真正的“仁”，但是，另一種思想——報恩，在日本社會同樣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這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日本現代電影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農村女學生因為天災，被自己的父母賣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師發動村民湊了一筆款子為她贖身。然后，這位教師的母親把這筆錢偷了。兒子知道錢是母親偷的，卻不得不自己承擔指責和懲罰。他的妻子發現了真相，為保全丈夫的名譽，就留下遺書稱丟錢的責任全在自己，然后抱著嬰兒投河自盡。事件宣揚出去后，母親的責任居然無人過問。兒子盡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練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堅強地經受同類的考驗。電影里這個兒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還有一個例子，有位比較現代的日本婦女，住在美國，曾經在東京收留過一個被婆婆趕出來的年輕孕婦。這個女孩子的丈夫很愛她，但只能悲傷地與之斷絕關系。當時她沒有責怪丈夫，把感情逐漸傾注到即將出生的嬰兒身上。但孩子剛生下來，婆婆就帶著那個孝順的兒子來索要嬰兒。當然嬰兒是屬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帶走后立刻送進了孤兒院。

在日本，母子關系很特別。或許是因為我是中國人的關系，我不能理解日本這種所謂的恩情：孝道是子女必須要償還的，受之于父母的債務。

大和民族是一個我們需要去了解的民族，無論是作為朋友還是作為陌生人亦或者作為敵人。

作者說，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見的線圈捆綁的菊花，日本人要負責擦掉自己“刀上的銹”。而這刀“不是進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負責者的比喻”。

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不能仇視日本的精神，要師夷長技以制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