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家與革命讀后感

讀“國家與革命”有感

列寧在1917年8-9月份寫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國家與革命”，當時正值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這篇文章對于領導俄國革命和建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幾十年來，我對這篇文章的觀點都是全盤接受的。我認為列寧在此文中的主要觀點有：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

2、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在社會分裂為階級之前，國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現階級剝削和壓迫之后，國家才是必要的。

3、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并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后，也就消滅了階級差別和無產階級自身，國家也就會“自行消亡”。

4、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5、只有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完全不需要國家。對于那時可能出現的“個別人搗亂”的現象，可以通過文明人勸解打架的辦法解決，不必要采取鎮壓（即法律）的手段。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近百年的歷史演變，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矛盾已經與列寧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同。如果我們不能與時俱進地重新認識有關國家的問題，將可能不利于我們正確利用國家機器，保證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

我認為起碼有兩個問題需要重新認識：一個是關于國家的功能和命運；另一個是關于人類社會的管理模式。

一、關于國家的功能和命運：

1、國家是否具有對內和對外的雙重功能？

列寧在他的文章中所談到的關于國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在解決國內的階級矛盾時所發揮的作用。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對本國無產階級的壓迫和俄國蘇維埃政權對反革命集團的鎮壓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的對外功能則充分地表現出來了。無論是當時的法西斯聯盟還是反法西斯聯盟，都是以國家為“單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個階級的國際聯合對付另一個階級的國際聯合。換句話說，是國家利益之間的對抗，而不是階級利益的對抗主導了這場世界大戰。可見，國家不僅具有階級壓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來干涉的對外功能。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他們都沒能經歷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影響最廣泛的戰爭，因而不可能就國家的對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認識。

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充分注意研究和發揮國家的對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我們對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缺乏認識，因此對國家功能的認識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國際交往中，過分強調了以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劃線，忽視了國家的對外功能與對內功能的差異性。比如說我們過去就沒有認識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會對外擴張；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會發生摩擦甚至戰爭。又比如，我們過去總對與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遲遲不敢對外敞開國門。事實證明，國家間的矛盾與國內的階級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質，并決定了國家的對外和對內功能的不同。因此，僅僅重視研究國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夠的，這將導致我們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出現偏差。

2、國家是否具有調節國際間沖突的功能？

“二戰”之后，聯合國誕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聯合國逐步成為了調節和解決國際間沖突（包括貿易沖突）、維護世界正常秩序的國際機構。聯合國是以國家為成員構成的，并通過國際法規協調成員國之間的關系。一個國家要想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善待，必須成為這個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我國加入TWO，也是這個道理。在我國申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由于我們的認識不夠，沒有積極要求同時恢復我國在GATT（關稅總協定）中的成員國地位，結果使我國在今后的國際貿易中長期處于被動的地位。經過了十幾年的艱苦談判，我們才得以進入WTO。可見，不重視發揮國家在調節國際關系方面的作用，就會付出代價。

3、國家是否也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產物和工具？

在歷史上，猶太民族曾遭受過多次“滅頂之災”，僅在“二戰”中就有600萬猶太人在納粹的大屠殺中喪生，占當時全球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猶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國際社會的同情，聯合國表決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為建立以色列國掃清了道路，然而也為巴以之間的“拉鋸戰”埋下了禍根（目前巴以之間的問題最終也要用分立兩個獨立國家的辦法解決）。以色列國的建立，使猶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國，從而結束了猶太民族無家可歸的歷史，并為永久保持猶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見，國家也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產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續人類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

又比如，國家為捍衛民族利益所發揮的作用也生動地體現在我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時期。當時蔣介石面對日本人的侵略，卻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張、楊兩位愛國將領出于民族與國家的利益發動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從而掀起了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為了民族利益，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過去“圍剿”過自己的國民黨軍隊一起，攜手抗日。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功能與民族利益之間的超乎意識形態的緊密關系。

現在少數“臺獨”份子還在試圖把臺灣從中國的版圖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顧中華民族的利益自古以來就是以中國的統一為保障的這一歷史事實。對于這些分裂祖國的小丑，中國人民是不會允許他們走得太遠的。

4、國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國家還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國家通常具備比較完整的國家機器，如邊界、海關、軍隊、警察、監獄等“硬件”；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國家還具備了衛星、雷達、電子屏障、檢疫、網絡安全等“軟件”。現在人類越來越多地面臨著艾滋病、瘋牛病、毒品、難民流、網絡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脅，如果沒有國家機器的保護，任何地方產生的“瘟疫”都將會暢通無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見，保持合理的國家格局和邊界，對遏制人為的、或自然界的災難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5、國家真的會“消亡”嗎？

綜上所述，國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證明，國家已經成為了人類社會的細胞，它不僅具有解決階級矛盾的功能，而且對于調解世界各地區和民族的紛爭、維持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階級的劃分和階級斗爭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樣分明和尖銳，而民族與宗教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和激化，貧富之間的差距又進一步加深了民族與地區間矛盾的程度。因此，僅僅把是否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作為“國家消亡”的唯一條件，顯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況。我甚至認為，即使是到達了完全消除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無階級社會，民族與宗教的差異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階級的出現而出現的，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可能導致階級的消滅，但并不會導致民族與宗教的消滅。因此，國家對于調解民族與宗教矛盾的社會功能將會長期存在。

新中國已經成立了半個多世紀，我們都認為我國已經不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國家機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隨著改革開放和與國際社會的“接軌”，我國現在的社會秩序不是在好轉，而是在惡化。腐敗問題、造假問題、走私問題、黃睹毒問題、失業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邪教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都比“文革”以前嚴重。所以，國家機器只能加強。當然，在處理不同矛盾時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對于必須鎮壓的要堅決鎮壓，而對于民族矛盾、宗教問題，要采取適當的方式解決。否則將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會導致國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說列寧的文章寫的不對，就俄國當時的情況看，階級矛盾是俄國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寧自然要強調國家是階級斗爭工具的觀點。然而，對于國家隨著階級的消滅而會“自行消亡”的論述，現在看來，無論是俄國的革命還是中國的革命都沒有能為我們提供旁證和依據，需要我們今后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二、關于人類社會的管理模式：

1、人類社會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不能沒有對社會的管理。即使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需要有管理。馬克思說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同樣需要有一個管理機構根據可能取得的社會財富，按照人們的需求進行財富的分配。而社會財富是有限的，自然資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許人們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資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勻，各地區的生態環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所能得到的生活條件也會有差別。因此，如果沒有管理，人們就會放棄條件艱苦的地區，紛紛向資源豐富、條件優越的地區聚集。在人口的負擔超過了某一地區的承受能力時，就會產生社會矛盾和沖突。所以，需要一個社會機構來協調和控制以上情況的發生。這個機構只能是國家，或者是聯合國。

近年來的“難民流”已經成為了一些國家的頭疼事。昨天“歐盟”已就此問題達成協議，準備聯合起來應對“難民流”問題。如果沒有國家或國家的聯盟，允許人們隨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個地區，恐怕要比任何軍事進攻都難以對付。

2、沒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嗎？

我從來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說法，如果說“人之初，性本懶、性本貪”可能更符合實際。孩子生下來，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會主動去刻苦學習、或幫助大人干活的。成年人也一樣，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和社會的監督，誰都可能干損人利己的事。在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差異，但矛盾和沖突不可能不發生。無論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會交往中，都會產生矛盾。解決矛盾如果僅僅靠“文明人勸架”的辦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問題，如果沒有“婚姻法”、“繼承法”等法律作為依據，你又如何去“勸架”呢？總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還需要保留一些法規，沒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斷明是非呢？完全靠鄰居來“評理”嗎？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連清官都難斷的事，靠鄰居、靠所謂“文明人”就能解決嗎？

我過去也當過一官半職，也做過無數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樣以權謀私、照樣貪污。無論你如何與他們“談心”、幫助他們提高覺悟都無濟于事，結果還是把他們告到法院，一張判決書解決了問題。看來，即使是“人民內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決也是遠遠不夠的，不靠國法民規，不靠國家機器，一些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3、國家機器與共產主義矛盾嗎？

人類社會越發展越應當脫離無序的狀態。現在一些“醫學家”已經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類社會等不到共產主義的到來，就將會面臨這種“新人類”的威脅。即使是到了共產主義，如果我們任憑每個人去“自由發展”，不知還會造出什么怪物來。所以，認為共產主義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談論人類社會的毀滅一樣。

國家只是一種社會形態，他可以為階級壓迫服務，也可以為維護社會公平服務。過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應當在多個國家同時出現；但歷史證明在一個國家單獨實現公有制社會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歸祖國后，我們還實現了“一國兩制”的構想，這對臺灣也適用，但前提是國家的統一。中國的革命實踐證明，國家的組織形態可以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服務，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處，公平競爭。可見，國家只是管理社會秩序的工具，只要運用得當，它對于任何社會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適用的。因此，認為國家對于

共產主義社會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這種觀點也是偏激的，它無異于把未來共產主義與原始共產主義相混淆。

理論只有被實踐所驗證才能具有生命力。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是豐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規律性，但也往往會脫離理論家所劃定的軌跡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我們今天發生的許多事情，馬克思和列寧也無法預見得到。因此，用與時俱進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繼承和發展前人的精神遺產，才是正確的。如果把前人所說過的每一句話都當成“圣經”，那我們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國兩制”的構想從來沒有人提出過，而鄧小平不僅敢想，而且敢做。我們應當學習他的政治勇氣，用鮮活的實踐成果，來豐富革命理論的百果園。

第二篇：《國家與革命》讀后感

《國家與革命》讀書心得

無產階級領導人，列寧同志的著作。無法一次性消化其著作里的所有內容，只能憑借著讀書過程中的感覺，慢慢滲透慢慢領悟，總結和思考，才能有所體會。下面是我對讀書過程中的一點想法。

顯然，本書的研究主體是社會革命。作者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對社會革命的認識存在著一種“過分的分析性簡化”，沒有嚴格區分開社會革命和政治沖突、集體性暴力等。作者對社會革命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作者認為，“社會革命是一個社會的國家政權和階級結構都發生快速而根本轉變的過程；與革命相伴隨，并部分地實施革命的自下而上的階級反抗”。一方面，社會革命不同于一般造反行動，其原因在于，造反行動雖然有自下而上的反抗，但是其最終的結果并不是結構性變遷；另一方面，社會革命區別于政治革命，原因在于，政治革命所改造的僅僅是政權結構，并且并不必然由階級沖突來實現；此外，社會革命也有別于一般的社會轉型，比如工業化進程，其原因在于，工業化進程盡管改造了社會結構，但一則沒有基本的政權結構的變化，最為關鍵的是工業化進程“并不必然帶來突發的政治劇變”。

概而言之，作者所研究的社會革命至少要包括三個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一，社會革命意味著社會結構變遷；第二，社會革命必然導致基本的政治結構的變化；第三，社會革命是一種“劇烈”的社會政治沖突。用作者的話說，社會革命是兩個同時的組合：“社會結構變遷與階級突變同時進行；政治轉型與社會轉型同時展開。”“社會革命的獨特之處在于，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根本性變化以一種相互強化的方式同時發生。而且，這些變化的發生要通過劇烈的社會政治沖突來實現，而階級斗爭又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

作者認為無論是聚合-心理學派、系統-價值學派、政治-沖突學派，甚至馬克思主義學派他們對社會革命的解釋都采用的是一種唯意志論的方法。即堅持一種有目的的革命圖景，從而認為革命的發展是一種勸誘的過程。這種認識未免過于

簡單化。原因在于，“在歷史上的革命中，有著不同處境并存在著各種動機的群體，是在錯綜復雜的展開的多元沖突中成為參與者的。”同時，一個國家內部的沖突還要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即要受到“現存的社會經濟和國家條件的強有力的塑造和限制。”社會革命不可能嚴格按照任何單個的階級和集團的控制所發展，即使這些集團和階級在革命進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即，“革命沖突所造成的結果總是既不能充分預測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個群眾所期望的，當然也不會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要理解一個國家的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必須采取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要關注革命進程中一個國家內部各個集團的相互互動模式和力量對比；另一方面，必須關注一個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這種國際環境對一個國家是否產生了影響，并且對國內的各個集團的結構性的力量對比和互動模式如何產生影響、以及其影響的大小。

具體來說，納入作者分析視野的結構性關系包括：階級與階級間的關系、階級與國家間的關系、國家與國家間的關系。結合作者對三個國家的考察，其關注的三種關系主要是：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舊制度下的國家政權與支配階級之間的關系、舊制度下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競爭性的國際體系中的地位。

作者主要研究了兩個問題，即三個國家發生社會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三個國家的特定的結構性因素是如何決定了這三個國家獨具特點社會革命的路徑選擇？在此，以中國革命為例，分析作者如何運用結構主義方法來解析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和過程。

關于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作者認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存在這一個獨特的支配階級——士紳。這個階級一方面受制于皇權，即帝制國家；但另一方面，又和農業基層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系，帝制中國從來沒有試圖永久的將官員們割裂與家庭之外，即官員和家庭始終保持著聯系。具體來說，由于帝國的行政從來沒有深入到每個村落和標準集鎮，所以連接帝國國家和農業社會的紐帶就落到了士紳的身上，即士紳是建立在帝制中國和農業社會的接合部。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并且日益強大的外來壓力，感受到這種壓力的首要主體是國家。但是，由于中國人口的增長道道農業經濟所能承受的極限，帝國當局的財政由于自1712年來各省的土地稅額被永久的固定下來，以及隨著經濟和人口的增加，帝國的官僚機構并沒有同步發展導致地方官員們不得不更多依靠地方的代理人和非正式的領導來實現對帝國的秩序維持。這種辦法一方面加大了基層農民的負擔，更為重要的是無法有效的應對外部壓力，同時也加劇了內部農民對政權的矛盾，可謂內憂外患交織，且互相加劇和惡化。面對這種狀況，改革勢在必行。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失敗之后尤其更加堅定了人們的認識，即只有通過由中央當局發動的結構性改革，才能拯救中國免予持久的國際屈辱地位或淪為殖民地。如果說在早期是帝國缺乏真正的機會來采取主動的措施改革的話，那么此時由帝國改革官員推動的“戊戌變法”的失敗，則完全是由于慈禧太后領導的保守派的阻撓而告終，這加劇了支配階級和帝國國家的矛盾和裂痕。

就革命的方式來說，中國早期的農民起義更為普遍、組織的更好的農村造反形式是反對帝國政權的官員，而不是齊心協力的反對本地地主。其原因在于，帝制中國的“會社、庇護網絡，以及擴展開的半血緣關系跨越了傳統中國的農民和士紳地主之間的階級分野，鄉村農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鼓勵、彼此競爭。”即不具備以地方村社為基礎的自治權，所以農民的反抗不具備潛在的革命性質。這種情勢決定了，要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必然意味著對農村社會的徹底改造，即要把農民發動起來，且同時能夠有一種替代士紳整合農村社會的組織形式和力量。

辛亥革命后，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結束軍閥割據局面、實現國家的統一。但是，由于軍閥控制地方基層的方式采用與鄉紳合作的途徑，把行政和軍事控制滲透到地方基層。這就決定了必須徹底鏟除鄉紳對農民的控制，并取而代之；同時重新確立中央權威。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逐步改變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開始逐漸依賴“新占的華中地區中國商人的財政支持，依靠來源于通商口岸的國際貿易稅收以及西方列強的援助。”而中國共產黨則“把知識分子后備軍的民族主義訴求和農民的利益最終成功的協調起來”，成功的滲透到了廣大農村社區，從而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由于中國革命的這一演進邏輯和路徑，中國的國家建設也和此有著密切的關系，或者說是一種邏輯慣性的結果。具體表現在，中共的政權是一種“政治化的官僚機構，”而不是一種像法國那樣的理性—法治行政國家；也不同于俄國的片面的偏重于城市和重工業的發展，而是“兩條腿走路”戰略，即更多的側重于農業的發展，注重滿足農民的消費需求；強調全國層面和地方、省份之間的協調與領導責任；多次嘗試運用“群眾路線”進行集體政治動員；平等主義等。

第三篇：國家與革命讀后感

讀“國家與革命”有感

列寧在1917年8-9月份寫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國家與革命”，當時正值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這篇文章對于領導俄國革命和建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幾十年來，我對這篇文章的觀點都是全盤接受的。我認為列寧在此文中的主要觀點有：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

2、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在社會分裂為階級之前，國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現階級剝削和壓迫之后，國家才是必要的。

3、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并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后，也就消滅了階級差別和無產階級自身，國家也就會“自行消亡”。

4、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5、只有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完全不需要國家。對于那時可能出現的“個別人搗亂”的現象，可以通過文明人勸解打架的辦法解決，不必要采取鎮壓（即法律）的手段。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近百年的歷史演變，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矛盾已經與列寧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同。如果我們不能與時俱進地重新認識有關國家的問題，將可能不利于我們正確利用國家機器，保證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

我認為起碼有兩個問題需要重新認識：一個是關于國家的功能和命運；另一個是關于人類社會的管理模式。

一、關于國家的功能和命運：

1、國家是否具有對內和對外的雙重功能？

列寧在他的文章中所談到的關于國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在解決國內的階級矛盾時所發揮的作用。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對本國無產階級的壓迫和俄國蘇維埃政權對反革命集團的鎮壓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的對外功能則充分地表現出來了。無論是當時的法西斯聯盟還是反法西斯聯盟，都是以國家為“單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個階級的國際聯合對付另一個階級的國際聯合。換句話說，是國

家利益之間的對抗，而不是階級利益的對抗主導了這場世界大戰。可見，國家不僅具有階級壓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來干涉的對外功能。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他們都沒能經歷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影響最廣泛的戰爭，因而不可能就國家的對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認識。

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充分注意研究和發揮國家的對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我們對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缺乏認識，因此對國家功能的認識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國際交往中，過分強調了以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劃線，忽視了國家的對外功能與對內功能的差異性。比如說我們過去就沒有認識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會對外擴張；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會發生摩擦甚至戰爭。又比如，我們過去總對與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遲遲不敢對外敞開國門。事實證明，國家間的矛盾與國內的階級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質，并決定了國家的對外和對內功能的不同。因此，僅僅重視研究國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夠的，這將導致我們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出現偏差。

2、國家是否具有調節國際間沖突的功能？

“二戰”之后，聯合國誕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聯合國逐步成為了調節和解決國際間沖突（包括貿易沖突）、維護世界正常秩序的國際機構。聯合國是以國家為成員構成的，并通過國際法規協調成員國之間的關系。一個國家要想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善待，必須成為這個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我國加入TWO，也是這個道理。在我國申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由于我們的認識不夠，沒有積極要求同時恢復我國在GATT（關稅總協定）中的成員國地位，結果使我國在今后的國際貿易中長期處于被動的地位。經過了十幾年的艱苦談判，我們才得以進入WTO。可見，不重視發揮國家在調節國際關系方面的作用，就會付出代價。

3、國家是否也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產物和工具？

在歷史上，猶太民族曾遭受過多次“滅頂之災”，僅在“二戰”中就有600萬猶太人在納粹的大屠殺中喪生，占當時全球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猶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國際社會的同情，聯合國表決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為建立以色列國掃清了道路，然而也為巴以之間的“拉鋸戰”埋下了禍根（目前巴以之間的問題最終也要用分立兩個獨立國家的辦法解決）。以色列國的建立，使猶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國，從而結束了猶太民族無家可歸的歷史，并為永久保持猶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見，國家也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產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續人類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

又比如，國家為捍衛民族利益所發揮的作用也生動地體現在我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時期。當時蔣介石面對日本人的侵略，卻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張、楊兩位愛國將領出于民族與國家的利益發動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從而掀起了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為了民族利益，工農紅軍

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過去“圍剿”過自己的國民黨軍隊一起，攜手抗日。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功能與民族利益之間的超乎意識形態的緊密關系。

現在少數“臺獨”份子還在試圖把臺灣從中國的版圖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顧中華民族的利益自古以來就是以中國的統一為保障的這一歷史事實。對于這些分裂祖國的小丑，中國人民是不會允許他們走得太遠的。

4、國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國家還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國家通常具備比較完整的國家機器，如邊界、海關、軍隊、警察、監獄等“硬件”；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國家還具備了衛星、雷達、電子屏障、檢疫、網絡安全等“軟件”。現在人類越來越多地面臨著艾滋病、瘋牛病、毒品、難民流、網絡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脅，如果沒有國家機器的保護，任何地方產生的“瘟疫”都將會暢通無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見，保持合理的國家格局和邊界，對遏制人為的、或自然界的災難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5、國家真的會“消亡”嗎？

綜上所述，國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證明，國家已經成為了人類社會的細胞，它不僅具有解決階級矛盾的功能，而且對于調解世界各地區和民族的紛爭、維持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階級的劃分和階級斗爭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樣分明和尖銳，而民族與宗教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和激化，貧富之間的差距又進一步加深了民族與地區間矛盾的程度。因此，僅僅把是否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作為“國家消亡”的唯一條件，顯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況。我甚至認為，即使是到達了完全消除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無階級社會，民族與宗教的差異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階級的出現而出現的，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可能導致階級的消滅，但并不會導致民族與宗教的消滅。因此，國家對于調解民族與宗教矛盾的社會功能將會長期存在。

新中國已經成立了半個多世紀，我們都認為我國已經不存在階級和階級壓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國家機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隨著改革開放和與國際社會的“接軌”，我國現在的社會秩序不是在好轉，而是在惡化。腐敗問題、造假問題、走私問題、黃睹毒問題、失業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邪教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都比“文革”以前嚴重。所以，國家機器只能加強。當然，在處理不同矛盾時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對于必須鎮壓的要堅決鎮壓，而對于民族矛盾、宗教問題，要采取適當的方式解決。否則將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會導致國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說列寧的文章寫的不對，就俄國當時的情況看，階級矛盾是俄國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寧自然要強調國家是階級斗爭工具的觀點。然而，對于國

家隨著階級的消滅而會“自行消亡”的論述，現在看來，無論是俄國的革命還是中國的革命都沒有能為我們提供旁證和依據，需要我們今后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二、關于人類社會的管理模式：

1、人類社會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不能沒有對社會的管理。即使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需要有管理。馬克思說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同樣需要有一個管理機構根據可能取得的社會財富，按照人們的需求進行財富的分配。而社會財富是有限的，自然資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許人們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資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勻，各地區的生態環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所能得到的生活條件也會有差別。因此，如果沒有管理，人們就會放棄條件艱苦的地區，紛紛向資源豐富、條件優越的地區聚集。在人口的負擔超過了某一地區的承受能力時，就會產生社會矛盾和沖突。所以，需要一個社會機構來協調和控制以上情況的發生。這個機構只能是國家，或者是聯合國。

近年來的“難民流”已經成為了一些國家的頭疼事。昨天“歐盟”已就此問題達成協議，準備聯合起來應對“難民流”問題。如果沒有國家或國家的聯盟，允許人們隨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個地區，恐怕要比任何軍事進攻都難以對付。

2、沒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嗎？

我從來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說法，如果說“人之初，性本懶、性本貪”可能更符合實際。孩子生下來，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會主動去刻苦學習、或幫助大人干活的。成年人也一樣，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和社會的監督，誰都可能干損人利己的事。在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差異，但矛盾和沖突不可能不發生。無論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會交往中，都會產生矛盾。解決矛盾如果僅僅靠“文明人勸架”的辦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問題，如果沒有“婚姻法”、“繼承法”等法律作為依據，你又如何去“勸架”呢？總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還需要保留一些法規，沒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斷明是非呢？完全靠鄰居來“評理”嗎？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連清官都難斷的事，靠鄰居、靠所謂“文明人”就能解決嗎？

我過去也當過一官半職，也做過無數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樣以權謀私、照樣貪污。無論你如何與他們“談心”、幫助他們提高覺悟都無濟于事，結果還是把他們告到法院，一張判決書解決了問題。看來，即使是“人民內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決也是遠遠不夠的，不靠國法民規，不靠國家機器，一些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3、國家機器與共產主義矛盾嗎？

人類社會越發展越應當脫離無序的狀態。現在一些“醫學家”已經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類社會等不到共產主義的到來，就將會面臨這種“新人類”的威脅。即使是到了共產主義，如果我們任憑每個人去“自由發展”，不知還會造出什么怪物來。所以，認為共產主義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談論人類社會的毀滅一樣。

國家只是一種社會形態，他可以為階級壓迫服務，也可以為維護社會公平服務。過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應當在多個國家同時出現；但歷史證明在一個國家單獨實現公有制社會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歸祖國后，我們還實現了“一國兩制”的構想，這對臺灣也適用，但前提是國家的統一。中國的革命實踐證明，國家的組織形態可以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服務，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處，公平競爭。可見，國家只是管理社會秩序的工具，只要運用得當，它對于任何社會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適用的。因此，認為國家對于共產主義社會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這種觀點也是偏激的，它無異于把未來共產主義與原始共產主義相混淆。

理論只有被實踐所驗證才能具有生命力。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是豐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規律性，但也往往會脫離理論家所劃定的軌跡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我們今天發生的許多事情，馬克思和列寧也無法預見得到。因此，用與時俱進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繼承和發展前人的精神遺產，才是正確的。如果把前人所說過的每一句話都當成“圣經”，那我們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國兩制”的構想從來沒有人提出過，而鄧小平不僅敢想，而且敢做。我們應當學習他的政治勇氣，用鮮活的實踐成果，來豐富革命理論的百果園。

《國家與革命》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寫的一部關于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經典著作，全書6章。第1章，階級社會和國家；第2章，國家與革命，1848-1851年的經驗；第3章，國家與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的分析；第4章，續前，恩格斯的補充說明；第5章，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第6章，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了。全書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批判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反動國家觀，對全世界無產階級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政權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編輯本段]主要觀點:

1.列寧針對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極力掩蓋國家階級性的謬論，概括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鮮明地揭示了國家的階級本質。

2.列寧獨創地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實質，充分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

3.列寧揭示了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一致性。

4.列寧還從理論上探討了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發展規律，注意到無產階級專政職能的多樣性，集中說明了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編輯本段]著作評價:

《國家與革命》是列寧關于國家和法學說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國家與革命》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與法的學說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這部著作中，列寧不僅清除了機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歪曲，而且進一步發展了這個學說，并且用俄國革命的經驗加以豐富，使它成為指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和政權建設的普遍規律。

《國家與革命》是最整、最集中論述國家問題的馬克思主義重要著作，在指導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也產生過重要影響。就其基本立場和方法來說，啟發和指導意義是深遠的。《國家與革命》在集中論述國家問題的同時，一些極有價值的相關論述也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關注。

第四篇：《國家與革命》讀后感

大家好，我是沈華鈞。今天我分享的是列寧-《國家與革命》讀后感。這本書是飲譽世界的政治學名著之一，立足于20世界初頁俄國革命的實踐，總結了歐洲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與革命相關的理論。

這本書的內涵非常豐富，由于時間問題，我主要分享我在讀后總結出的一條邏輯線，分別是列寧眼中的國家的概念、革命的概念以及國家的消亡。本次分享是我個人在讀后的總結歸納，各位同學如果覺得有不妥之處，歡迎隨時指出，我們一起探討，我堅信，真理是越辯越明的。

首先，我們先看列寧關于國家這個概念的討論。國家不是從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比如說氏族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成階級的時候，國家就由于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歷史上，曾經有過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那么結合列寧當時的時代背景，也就是帝國資本主義時代。階層的分裂也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剝削與斗爭。在馬克思看，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而具體的壓迫手段，也就是國家工具可以有軍隊、監獄、銀行等等。而這種工具的目的是建立一種秩序抑制階級沖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說到這里，關于國家這個概念的理解，推薦大家閱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

因此，總結看，在列寧眼中，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名詞，其實是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工具的代名詞。所以被剝削的無產階級，渴望革命，渴望建立政權，消滅剝削。

那么，談到革命。在這本書中，無產階級革命有兩層內涵。其一是通過暴力手段，而且也只能通過暴力手段，武力奪得政權，這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其二，也是更深遠的一步，是無產階級要通過制度化的手段，徹底打碎打破國家機器。這句話怎么理解呢？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是誰，自然是剝削他們的人，也就是資產階級。那么，如何保證無產階級政權穩固后，避免剝削這種情況發生呢？列寧分析到，剝削自于資本，而在政治上，體現在武裝力量和特權上。因此，打碎國家機器的第一步，就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軍隊問題，二是國家官吏問題。一個是暴力機關，一個是特權階層。通過這兩步，徹底打碎打破國家機器。列寧在這里舉了巴黎公社的例子，關于軍隊，巴黎公社的做法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以武裝的人民。關于國家官吏，公社的市政委員是普選選出，只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罷免，而且只能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報酬。這樣的做法，是免除了國家官吏的政治職能，使他們變成了隨時可能被罷免的國家雇員。這兩大措施，在列寧看，核心是消除特權，進而消除資本，消滅剝削。沒有了剝削，沒有了壓迫，自然就革了國家機器的命。

最后一點，是國家的消亡。我的理解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剝削關系的消亡，導致國家這個機器的消亡。無產階級革命，是對剝削階級的革命。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享有了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丑惡，也就會逐漸習慣于遵守多少世紀以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一切行為守則上反復提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服從，從服從到習慣，再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強力機關的特殊機構。沒有了這些需求，國家機器職能的消失，也就帶了國家這種統治階級的強制性手段的自然消亡。

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里面的一條邏輯思路。國家的概念，革命的概念，以及國家與革命的結果——國家的消亡。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國家這個概念的理解，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雙重內涵。這兩點解決后，國家消亡這個列寧口中看似拗口的結論，也就逐漸清晰易懂了。

我的分享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第五篇：國家與革命讀書筆記

國家與革命讀書筆記

書作者:列寧

在閱讀本書過程中，我采取綜合讀書筆記的方法，把我覺得有用的知識點記下、分析。

《國家與革命》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寫的一部關于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經典著作，全書共六章，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批判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反動國家觀，對全世界無產階級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政權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序言部分：

機會主義造成了在世界各個正式的社會黨內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其特點是打著社會主義的口號，對于資產階級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態度。

第二國際（1889--1914年）領袖，卡爾考茨基。

第一章 階級社會和國家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這一部分首先介紹了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被歪曲空前的流行，所以首要任務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

小資產階級把國家說成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這個階級不可能與同他對立的一方調和。

這部分明確了馬克思的國家概念，并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在機會主義的影響下被歪曲的現狀，其意義還是著重在強調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必須要通過摧毀久的國際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

2.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按地區來劃分國民；公共權力的設立。

國家“力量”概念，即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概念。這種力量主要是擁有監獄，警察，軍隊等等的特殊的武裝隊伍。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

這個部分主要是說明國家“力量”作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工具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維護著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它也成為推翻統治階級的潛在力量。

3.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為了確保公共權力，稅收和國債就成為了必須。

4.國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國家的“自行消亡”指的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這樣一來就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即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而“自行消亡”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以

后無產階級國家制度殘余。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1848--1851年的經驗

1.革命的前夜

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

2.革命的總結

過去一切的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取得勝利以后就會立刻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里，國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3.1852年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

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系；

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揭示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的分析

1.公社戰士這次嘗試的英雄主義何在？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實際是恰恰相反。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是奪取這個機器那么簡單。

2.用什么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

由資產階級民主轉化為無產階級民主，即由國家轉化為一種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3.取消議會制

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以此，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人民。這正揭示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普選表面上的民主，其實是實質上的絕對不民主！

4.組織起名族的統一

民族的統一不是應該破壞，相反地應該借助于公社制度組織起來。

聯邦制在原則上是從無政府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觀點產生出來的。

5.消滅寄生物---國家

公社的實質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結果。國家消失的過渡形式，將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第四章 續前。恩格斯的補充說明

1.《住宅問題》

通過這個具體問題，一方面說明了無產階級同現今的國家相似的地方，即把兩者都稱之為國家；另一方面有明顯的說明了兩者不同的地方，即向消滅國家過渡。

2.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反權威主義者要求在那些產生政治國家的社會關系廢除以前，一舉把政治國家廢除。

3.給倍倍爾的信

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存在了。

4.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判

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斷言的什么壟斷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這種接近其實只是證明社會主義革

命已經接近，已經不難實現，而絕不是證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和粉飾資本主義。

5.1891年為馬克思的《內戰》所寫的導言

6.恩格斯論民主的消除

忘記國家的消滅也就是民主的消滅，國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第五章 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1.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

馬克思全部的理論就是來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

2.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宜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專政。考量中國初級階段理論。

3.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

這個社會階段不是在他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各方面都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4.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

形式上的平等到實質上的平等，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

1.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對于是否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么東西來代替這兩個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個比較接近的真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

2.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在國家問題上一貫傾向于機會主義。

3.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

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管理機構”和整個國家機構，用武裝工人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

總結主要觀點：

1.列寧針對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極力掩蓋國家階級性的謬論，概括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鮮明地揭示了國家的階級本質。

2.列寧獨創地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實質，充分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

3.列寧揭示了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一致性。

4.列寧還從理論上探討了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發展規律，注意到無產階級專政職能的多樣性，集中說明了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