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簡述周恩來外交思想

簡述周恩來外交思想

周恩來總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可以稱得上是一代傳奇人物，他從小就有著遠大的報復，在見過之前，積極參加中共對外對內的戰爭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建國后，歷任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是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六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周總理在長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以及獨具特色的外交風格，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他主持我國外交工作長達26年的時間里，他以決策人、指揮者、實踐家三位一體的身份，以異乎尋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貢獻。他外交思想的最重要內同是獨立自主、求同存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時他始終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始終堅持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和工作作風。下面從他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貢獻著重進行如下敘述。

（一）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處與中國傳統“和為貴”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和為貴”、“尚和合”的哲學思想。這種和合不是異質事物簡單相加堆砌，而是各種不同性質的事物相互對立、沖突繼而融合趨同的一個辯證過程。周恩來在外交實踐中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來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處。在周恩來經歷的眾多外交事件中都體現著他追求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總理兼共和國的首任外交部長。新中國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針和外交任務究竟是怎樣?中國的外交往何處去?這不僅是外界所關心的，更是新中國外交事業不容回避的問題。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開始就堅決執行和平外交政策，將“和平共處”“革命不能輸出”的思想貫徹始終。

1949年11月8日，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做過這樣的論述“我們現在的外交任務是分成兩個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蘇聯人民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情誼。我們在斗爭營壘上是屬于一個體系，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和平成為我國外交的一大目標。1950年，正當美國企圖將朝鮮戰爭擴大化時，周恩來就約見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們要和平，我們要在和平中建設。過去一年中我們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極大的努力。美國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來在闡述國際問題的主要矛盾是戰爭與和平問題這一重要思想時就指出“我們主張通過和平協商解決一切國際糾紛。”“帝國主義既怕和平，又怕戰爭，我們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戰爭。我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1954年，周恩來正式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不僅是中國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對世界外交事業深刻的影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作為普遍適用的國際關系準則。爭取和平，在和平中共處事是周恩來在外交事業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異與中國哲學的異同觀

“同”與“異”是一對哲學命題。中國哲學文化中對這對哲學命題有十分精辟的論述。在中國哲學史上“和”與“同”是相互區別的兩個哲學范疇。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強調事物之間的差異性，明確地指出承認差異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寫道“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知異名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荀況從名實相

副的角度論述了承認事物差異性的意義。這些論述都是關于“同”與“異”關系的思辨。這里兩者的內涵應該是“和合”而不是“去異”。承認差異并不是一定要消滅差異。“和諧統一”是一種新的境界。

“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是周恩來對中國哲學辯證思維在外交領域的創造性發揮。周恩來的一生經歷了無數的外交風云，他總是冷靜沉著，細心觀察，善于在對立中積極尋找一致性，以更好地減少對立沖突，盡量擴大共識。這一點也是周恩來高超的外交藝術的生動體現。對于“求同存異”，他在會見埃及客人時談到“處理涉外分歧的時候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加于人。事情總是勉強不得的”。1955年，周恩來率團參加亞非會議，當會議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時，周恩來發言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亞非國家的共同之處是“是要解除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與支持，而不是相互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與對立”。縱覽周恩來的一生，他總是誠摯而又耐心地實踐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時至今日，這一點依然是指導著中國辦外交的重要哲學思想。

三、獨立自主與自力更生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不等于盲目排外、閉關自守。周恩來指出：科學技術不分國界，對全人類都是有用的。我們要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盡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術把我們國家的各方面裝備起來。只要我們放眼世界，博采眾長，努力拼搏，就可以加快科技發展的步伐，突破尖端，后來居上。他說：“我們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但是我們有先進經驗可以學習，有最新科學技術成果可以利用，這樣可以擴大我們的眼界，所以我們前進的步伐可以加快。” ①怎樣學習、利用？其一，要重視科學技術的情報信息工作，及時掌握國外科學技術發展的情報資料，知道哪個地方哪門科技是最先進的，明確學的對象。在周恩來關心下，中國科學院建立了情報所。1963年周恩來領導制定“十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時，科學技術情報工作被列為重點之一。科技情報信息工作的發展，在學習、利用國外先進科學技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二，從人才培養方面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按照我們所最急需的門類，派遣專家、優秀的科學工作人員和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出國學習、取經。請國外專家來中國傳授知識。從技術設備方面采取引進的辦法。50年代，周恩來領導了從蘇聯引進技術、設備的156項重點工程的建設。他要求認真學習和推廣這些項目“從設計、施工、安裝直到開工生產的技術經驗” ② 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來領導了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技術、設備的工作。1974年，周恩來針對我國廣東、上海、東北能源短缺的狀況，十分關心核電站引進考察情況，要求早日引進核電站。實踐證明，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其三，向外國長處學習，從國外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要同創新結合起來。50年代，周恩來指出：“要獨立思考，避免盲從，不要迷信。” ③60年代，他進一步指出：“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 ④正是他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才能保證維持民族獨立，政治上獨立不允許外來干涉，經濟上獨立不依賴外援。只有徹底獨立了，我們才能發展自己給自己定位的中國，才能走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二）、周恩來外交思想理論以及實踐的歷史貢獻

一、維護中國獨立安全、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

就中國是一個被壓迫、受欺壓的國家，世界列強爭著搶著對中國進行瓜分以及剝削，將許多不平等條約強加于中國。于是，重根來主持起草了《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我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和一些重大政策。1950年2月，他赴蘇協助毛澤東談判，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為維護中蘇關系奠定了基礎。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訪亞非28國，建立與發展同它們的友好合作關系。與此同時，周恩來積極尋求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與發展關系的途徑。對日本，他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對英國，他在日內瓦會議后促成了兩國間代辦級的半建交關系。他同尼克松談判簽訂的《上海公報》，確認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兩國關系，這就為中美關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礎。由于周恩來的不懈努力，到周恩來病逝前，與我國建交的國家由49個猛增到107個。在良好的國際環境下，新中國在占世界人口1/4的東方大國里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而且取得了世界工人的偉大成就，這一切成績的取得，斗魚我國堅定地貫徹執行正確的外交路線、策略密不可分，與周恩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密不可分。

二、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國際關系的準則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與經濟封鎖，我們除了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外，還特別重視發展同臨近國家的友好睦鄰關系。1953年，周恩來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第一次代表我國政府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兩國關系的原則，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贊同。此后，中印、中緬雙方總理在聯合聲明中正是倡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一般國際關系的原則，認為這些原則如能為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接受和遵守，就會緩和世界上的緊張局勢，形成和平與安全的堅固基礎。從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我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此后，從萬隆會議⑤到60年代看，我國同許多亞非國家都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華，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善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情況相結合，善于因應時勢，依時而作的結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說明這些原則反映了人類社會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歷史趨勢，體現了新型國際關系最本質的特征，是對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根本否定。

三、以思想帶著中國外交活動走向世界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十月革命⑥后，列寧根據當時的客觀形勢提出了處理同資本主義國際關系的原則⑦，即蘇聯的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主義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后來的領導人卻把蘇聯的國家利益等同于國際社會主義利益，并以此作為處理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一條原則，這導致無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大國際主義錯誤，損害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關系。周恩來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引進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不僅創造性的豐富發展了列寧關于不同社會主義制度國家間和平共處的思想，使之成為國際關系的普通準則，而且解決了社會主義國家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這個重大問題，從而為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健康發展，地址和減少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對這種關系的危害提供了理論依據。回顧歷史，可以說，新中國正是因為周恩來才走向世界的，世界也是通過周恩來才認識和了解中國的。他獨具風格的魅力，以及豐富的思想，不斷給我們以心得啟示，然我們不斷前進著，努力讓中國更加開放、自主。

參考文獻：

1、裴堅章：《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

2、陳宏等：《新中國外交》，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3、曾應旺：《周恩來——中國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裴默農：《周恩來外交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

5、《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一輯，中共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

6、高歧：《鄧小平新時期的外交戰斗思想論述》 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7、米鎮波：《周恩來與大國關系變動》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版

8、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來》 中國和平出版社 1989年版

9、《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12—413頁。

10、《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85頁。

注釋：

①《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12—413頁。

②《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85頁。

③同上書，第257頁。

④同上書，第566頁。

⑤萬隆會議：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反對殖民主義，推動亞非各國民族獨立的會議。又稱第一次亞非會議。中國總理周恩來率代表團參加。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及與各國經濟文化合作等問題。會議一致通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和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確定了指導國際關系的10項原則。這10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會議號召亞非各國團結一致、和平相處、友好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被稱為萬隆精神

⑥十月革命：又稱布爾什維克革命、俄國共產革命等），是1917年俄國革命經歷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個階段。十月革命發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歷10月25日）。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及組織普遍認為，十月革命是經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武裝起義，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三個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政權和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第一個是巴黎公社無產階級政權，第二個是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革命推翻了以克倫斯基為領導的資產階級俄國臨時政府，為1918-1920的俄國內戰和1922年蘇聯成立奠定了基礎。

⑦列寧指出俄國在政治上需要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經濟上要通過無產階級政權去實行土地改革，軍事上要退出戰爭。提出了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任務，為革命指明了方向，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理解無產階級政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正確與否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姓名：于雪楠

學號：09211468

班級：2009211312

學院：計算機學院

第二篇：論周恩來的外交思想

論周恩來的外交思想

【摘要】：周恩來是新中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也是聞名世界的杰出外交家。在他26年的外交生涯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周恩來特色的外交理論體系。本文嘗試從獨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四個方面并以求同存異為重點淺析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及談下本人的一些粗淺感受。

關鍵字：周恩來、外交、獨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和平共處、正文：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卓越領導人。然而他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國外交的創始人，是世界各國公認的杰出外交家,被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

作為新中國第一任外交部長,在長達26年之久的外交活動中,他一人身兼決策人、指揮者、實踐家三種身份,充分運用其異乎常人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同毛澤東一起,運籌帷幄、破舊立新,為新中國制定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外交路線、方針和政策。同時,他善于吸取別國外交經驗用于本國實踐;善于把握形勢,提出適合的外交政策;善于調查研究,勇于創新,提出了適合我國實際并且能夠促進世界外交理論發展的外交理論。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最終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周恩來特色的外交理論體系。

周總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內涵十分豐富。國內外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人和論著也都很多。我的體會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個方面：獨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和平共處。這四點貫穿于周恩來外交思想的始終，既是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一系列外交方針的思想源泉和理論基礎。獨立自主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根本出發點。獨立自主的關鍵在于“不要臵身于任何一個國家的影響之下，以致成為一國的工具”，我們與這些國家“并不是沒有差別，不能把自己黨和國家的獨立性喪失掉”。他始終以獨立自主作為新中國外交的基本立場，在此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反對強權政治，不允許別國干涉我國的內政和外交事務，并且不論國家大小強弱一律把其放在一個獨立國家的立場上平等對待。

而平等相待正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周總理主張各國主權平等，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對大國、強國要講平等，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對發展中國家更要講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強加于人，而這種原則在當今世界仍是不可或缺的。

求同存異是周恩來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點。1955年4月，第一次亞非會議在萬隆舉行。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針對會議上出現的所謂“共產主義威脅”、“新殖民主義”、“顛覆活動”等不和諧音符，他決定把原定的發言稿作為書面稿印發給與會者，自己則利用午間的短暫休會時間起草了一份補充發言稿．并干當天下午做了關于求同存異思想的著名發吉。他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他接著說：“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我們并不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相互相互了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周恩來的這個講話集中體現了他的求同存異思想。這一思想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共鳴，終于使會議達成了一致見解，形成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亦稱萬隆精神）。

和平共處作為周恩來外交思想中最具創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內容之一，不僅對當時和當今的國家外交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對我們的人生有很大的啟迪作用。

誠如當下所倡導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要求，筆者認為，其實質即是一個推進、實現“求同存異”的過程。和諧社會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而當今社會，在利益已經多元化的現實條件下，構建和諧社會最大的挑戰來自各種各樣的利益沖突和利益矛盾。解決這些沖突和矛盾，就急需“求同存異”。

人是社會的一份子，我們彼此依存，這決定了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也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利己必須以利他為條件。在現實中，每個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時必然要受到他人同樣追求的限制，因此，“求同存異”，互利互惠，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達到共贏的最佳效果。

同時“求同存異”也是重要的處世原則。因為每個人的見識、性格、經歷和人生體會都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強求他人與自己觀點或者為人處世的態度完全相同，在與他人交往的時候，應該采取一種踏實而積極的態度，尋找彼此間的共同點。否則，一味堅持自己的立場，對不同的意見聽而不聞，交流就失去了它的意義，亦無法達到求同的目的。

“存異”反映出一個人的風度和廣闊胸襟。正如法國哲學家伏爾泰的名言：“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盡管現實情況不可能讓每個人的想法或者行為方式都相同，但我們仍然要盡力保證足夠的發揮各自個性的空間，尊重對方的不同觀點，用欣賞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意見。

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非常中庸的做法，是缺乏原則的表現。其實，“求同存異”這一原則并非如此簡單，它是一種生存的策略和藝術，是一種優勢互補、強強聯合的處世態度。這是人與人合作的基礎，也是成大事的必然選擇。我們隨時可能需要他人的鼎力幫助，需要與他人合作。那種想憑借一己之力，靠單打獨斗成事的個人英雄主義，已經不適應時代的步伐。不與人合作或者不會與人合作就不可能成大氣候。而與人相處的“求同存異”原則是兩者合作的基礎。

蘇軾就曾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個體的人又何嘗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個側面。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別人，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

我們在為人處世的時候也應該學習這種寬廣的心胸，容納不同的意見，尊重不同的觀點。但是，有些人卻一味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認為與自己不一致的觀點便是錯誤的，甚至不予理會。

樹立敵人對自己沒有什么好處。況且多一個朋友多條路，何不用寬廣的胸襟接納他人的觀點，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如果對方有不同的觀點，先靜靜地聽他的觀點，理解他的觀點，不要急著反駁。不要把對方的反駁當成是對自己的人身攻擊，每個人都有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每個人也有尊重他人觀點的義務。

不要試圖用各種手段讓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也許對方的觀點也有可取之處，不妨多多地聽。這樣一來，我們也許會收獲更多知識，獲得更多友誼，贏得更多幫助。少一些挑剔，多一些理解，我們的朋友就會越來越多，我們的理想也會更容易實現。

第三篇：論萬隆會議中周恩來外交思想

周恩來外交智慧

班級

學生

完成學號：姓名：時間： 論文073412156周開放2013年12月2日

論萬隆會議中周恩來外交思想

眾所周知，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的主要開拓者，他以決策者、指揮者、實踐者的身份，成為舉世公認的杰出外交家。他參與了新中國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對重大問題的決策，并親自實踐或者直接指揮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動；他重視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風格，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貢獻。

為了推動亞非各國民族獨立，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萬隆亞

召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亞非萬隆會議。在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下中國派出了以周恩來為首的大型代表團。積極參與這個重大的國際會議，爭取改變自身的國際環境，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會議中的周恩來展示了大智大勇、顧全大局的氣度、非凡的領袖魅力。提出了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求同存異的和諧外交精神，為新中國贏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經歷了風雨飄搖的歲月后求同存異的和諧思想成為歷史發展的趨勢。

萬隆會議期間，某些原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利用一些國家制造紛爭和矛盾，并對中國發出詆毀性言論，企圖分裂會議。周恩來提出“求同存異”方針。在中國和大多數與會國努力下，會議一致通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和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確定了指導國際關系的10項原則。公報共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其他問題、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個方面的內容。

一、求同存異，大力推進新中國的和平外交

數千年來中國的“和為貴”思想，強調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張“和而不同” 是儒家重要的倫理原則，《論語·子路》載文稱“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說要“求同存異”。和諧理論更是植根于厚重悠遠的中華文明，貫穿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是早期中華文明以及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核心要旨。3000多年前，中國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左傳·襄公十年》有文稱“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管子·兵法第十七》有文“和合故能諧”等等不一而足。在中華文明的積淀下，早在幾千年前體現和諧理論的求同存異的思想就已經出現萌芽。

正是由于求同存異的思想逐步形成，世界發展趨勢的變化，周恩來同志順應

歷史發展的潮流成為了求同存異和諧外交的倡導者。

濃縮古人的思想，創新自己的見解。周恩來作為求同存異和諧外交的倡導者，不斷將其運用到實踐中，去深化完善求同存異的思想。抗戰時期與周恩來一起在大后方搞統戰工作的夏衍曾回憶道：抗戰時期在重慶曾與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對我說，干革命，人越多越好，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異。這是周恩來最早提出求同存異這一主張，并把它用于處理同民主黨派領導人的關系上。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直接領導策劃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從廣義上講，外交也是一種統戰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國與國之間在政治上不能沒有差別，在民族、宗教、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間尚有不同，何況國家、民族呢？我們應當通過相互接觸，彼此思想溝通。避免和減少雙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異。1954年8月，周恩來在一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表述了這一思想。他指出：“我們和英國是有同有不同的，我們的態度是求同而不求異。”我們和英國“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們是新民主主義國家，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逐步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我們這種立場、思想是不必諱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們爭論馬克思主義學說，爭論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總之，我們要互相尊重，不擴大爭論，擴大爭論就會對立起來，那是不利的。”

二、和平共處，建立友好與睦鄰關系

在萬隆會議中充滿著不和諧音符，美國媒體幸災樂禍，《紐約時報》的評論

借機煽動：“要各國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上，而應當放在遏制共產主義上，不要去打‘殖民主義的死馬’，要去打‘共產主義的活老虎’”。周恩來面對各種各樣的國際抨擊，彰顯偉人氣魄三次力挽狂瀾，在面對國際特殊情況下，周恩來臨時發言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

經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他接著說：“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我們并不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相互了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周恩來的發言引起了極其熱烈的反響。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中國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的和諧外交政策，在劃時代的國際會議中出現了主張和諧的旗幟。就連當時任芝加哥《每日新聞》駐亞洲記者的鮑大可也評論道：大會上他既沒有去刻意爭取對共產主義的支持，沒有做或鼓動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論，也沒有去破壞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務聯盟。但他達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許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個心懷善意、通情達理而真摯誠懇的人，并相當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產黨中國奉行和平的政策。各國代表對周恩來的發言好評如潮，就連曾抨擊過中國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周恩來將各國利益綜合處理，尋找其共同之處，運用協調溝通的手段“求同存異”，運用團結友善的手段“求同存異”，運用以退為進的手段“求同存異”。

“維護世界和平”，“謀求相互間的親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鄰的關系”，是周恩來當時著重強調的。數人面對周恩來所提出的求同存異的和諧外交政策認為可笑，認為周恩來是瘋子，當時國際環境復雜，兩種社會形態矛盾四起，局部戰爭不斷，認為求同存異的和諧外交只是一紙空文，在當今社會根根本不能實現。周恩來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作為當代中國和世界最有影響的外交家之一，他高瞻遠矚能夠認清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為歷史的發展推波助瀾，萬隆會議后，周恩來在不同的場合又多次對求同存異的思想加以論述。1955年5月，他在會見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席歐文妮·戈登夫人時，對世界母親大會要像亞非會議那樣發揚求同存異的精神表示贊賞，指出：“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各有不同，很難一致起來，我們要找共同點，把不同的保留，不發展爭

論。”1957年，針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出現的一些問題周恩來指出：社會主義各國并不是對所有的問題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對于我們

各國原則一致的重要方面來說，畢竟處于次要的地位，而且這種不同意見是可以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同基礎上，通過同志式的討論和協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暫時還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團結關系受到珍重，保留這種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這也就明確了：“社會主義國家間也適用求同存異的方針。”不斷為和平事業做出貢獻，不斷為創造和諧環境而努力。周恩來所提出的求同存異和諧外交不是口頭與紙面的空文，中國以“求同存異”為原則引領外交工作，以此為原則發展統一戰線，以此為原則構建黨內和諧.協調人際關系。推動國際大環境下“求同存異”的和諧理論的順利發展。

周總理在會議上重申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倡導的團結合作、求同存異、協

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國的獨立和主權、維護新興國家的和平等國際地位、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的主張，成為與會者的普遍共識和會議的基調。

這為會議取得歷史性重要成果，為萬隆精神和“十項原則”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增進了亞非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了解與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減了不少國家對我國的誤解、偏見和疑慮，為新中國贏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萬隆會議后，我國的對外關系打開了一個新局面，出現了一個外國同我國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時間里，到1961年，僅亞非地區新增同我建交國即達十個之多，并為十年后即1971年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后出現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礎。

實踐證明周恩來來提出的求同存異的和諧外交思想，是人類歷史的進步和發展規律，是正確的，科學的，可行的。在中國外交史上寫下了輝煌篇章，同時也為開辟國際關系新時代作出了寶貴貢獻。

交通運輸工程學院

0734121班073412156周開放

第四篇：周恩來外交故事

周恩來是公認的語言大師，凡是和周恩來交談過的人，無不為他的幽默風趣的語言魅力所折服。

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有一次周總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赫魯曉夫會晤時，周恩來批評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義政策。狡猾的赫魯曉夫卻不正面回答，而是就當時敏感的階級出身問題對周總理進行刺激，他說：“你批評的很好，但是你應該同意，出身于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于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指總理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周恩來停一會兒，平靜地回答：“是的，赫魯曉夫同志，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一次，一個外國嘉賓問周恩來：“總理先生，你見過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嗎？”有點想嘲笑的意思，以為自己見過美女如云，周總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總理說：“見過！”對方問：“是誰？在哪里？”周總理說：“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對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總理說：“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則我也不會娶她。”

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

文革期間，江蘇省射陽縣的一群紅衛兵到北京上訪，周總理接待了他們。紅衛兵要求把射陽縣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陽”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紅太陽。周總理聽他們講明來意后，哈哈大笑起來。他們不理解總理為什么發笑，幾只眼睛盯著總理臉上望。總理說：射陽兩個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們這些小將看問題，為什么不從積極方面去看，而從消極方面去看呢？我說“射陽”兩字很好，因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紅太陽，而是紅太陽光芒四射。周總理生怕他們聽不清楚，又重復地說了一句對射陽的解釋，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你們說對不對？說罷，又哈哈地大笑起來。紅衛兵代表也都笑了，因為他們對總理的講話感到心服口服，表示還是叫射陽縣好。

低著頭走路是我們喜歡走上坡路

美國代表團訪華時，曾有一名官員當著周總理的面說：“中國人很喜歡低著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抬著頭走路。”此語一出，話驚四座。周總理不慌不忙，臉帶微笑地說：“這并不奇怪。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走上坡路，而你們美國人喜歡走下坡路。”

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通知工作人員，給與會者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彩色越劇片。工作人員為了使外國人能看懂中國的戲劇片，寫了15頁的說明書呈周總理審閱。周恩來批評工作人員：“不看對象，對牛彈琴。”工作人員不服氣地說：“給洋人看這種電影，那才是對牛彈琴呢！”

周恩來說，“你要用十幾頁的說明書去彈，那是亂彈，我給你換個彈法吧，你只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就行了。”電影放映后，觀眾們看得如癡如醉，不時爆發出陣陣掌聲。

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

50年代初，有一次周總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設宴招待外賓。客人們對中國菜的花樣之繁多，風味之獨特，味道之鮮美都贊不絕口。這時，上來一道湯菜，湯里的冬筍、蘑菇、紅菜、荸薺等都雕刻成各種圖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筍片是按照民族圖案刻的，在湯里一翻身恰巧變成了法西斯的標志。貴客見此，不禁大驚失色，忙向周總理請教。周總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隨即泰然自若地解釋道：“這不是法西斯的標志！這是我們中國傳統中的一種圖案，念‘萬’，象征‘福壽綿長’，是對客人的良好祝愿！”接著他又風趣地說：“就算是法西斯標志也沒有關系嘛！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賓主哈哈大笑，氣氛更加熱烈，這道湯也被客人們喝得精光。

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

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不腐女尸引起世界轟動。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時曾向周總理提出一個要求：“尊敬的總理閣下，貴國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成果震驚世界，那具女尸確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寶啊！本人受我國科學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種地球上沒有的物質來換取一些女尸周圍的木炭，不知貴國愿意否？”周總理聽后，隨口問道：“國務卿閣下，不知貴國政府將用什么來交換？”基辛格說：“月土，就是我國宇宙飛船從月球上帶回的泥土，這應算是地球上沒有的東西吧！”

周總理聽后哈哈一笑說：“我以為是什么，原來是我們祖宗腳下的東西。”基辛格聽后一驚，疑惑地問道：“怎么？你們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時候？為什么不公布？”

周總理笑了笑，用手指著茶幾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認真地對基辛格說：“我們怎么沒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這些我國婦孺皆知的事情，你這個中國通還不知道？”周總理機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讓博學多識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國家的銀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富裕的歐洲人，輕視我們國家資源少，底子薄，人窮，笑話周總理地問：“總理先生，請問中國有多少錢，才能保證每個人吃上飯吃上肉穿上衣？”

面對這挖苦的話，周總理是這樣說的：“我們新中國用的是人民幣，國家的銀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當時，我們國家的錢面值只有 1分、1角、1元、10元、2分、2角、2元、5分、5角、5元，加起來正好是18元8角8分，經典幽默的回答令提問者汗顏。

第五篇：周恩來外交風云錄

·錢其琛：學習和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

·國外對周恩來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評

·周恩來與抗美援朝戰爭

·周恩來為爭取156項大型建設項目所開展的對蘇聯外交

·周恩來與解決臺灣問題歷史進程

·周恩來對港、臺問題的戰略思考與鄧小平的新創造

·周恩來與中國步入國際政治舞臺

·周恩來與1954年印支問題日內瓦會議——從多邊外交視角進行的研究

·周恩來所樹立的新中國外交風格

·試論周恩來的求同存異外交思想

·周恩來開拓中日友好事業的寶貴啟示

·試論周恩來政黨外交思想與實踐

·周恩來對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軍事理論和實踐貢獻

錢其琛：學習和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

同志們：在紀念敬愛的周恩來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舉行關于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的研討會，是很有意義的。深入學習和研究周恩來的革命思想和實踐，并結合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形勢變化，加以發揚光大，開拓各方面工作的新局面，是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義務，也是對周恩來同志的最好紀念。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我們黨、軍隊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也是當代中國和世界杰出的外交家。建國前，他為創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建國后，他出任總理兼外長，為建立和發展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項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各個方面的豐功偉績，都將彪炳青史，與日月同輝！

我愿在這里就學習和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作一發言。

周恩來同志早在建國前就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的外事工作。周恩來同志長時期來是我黨對外的主要代表和發言人。他親自領導和開創了我黨最初的外事活動，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封鎖，在抗日大后方廣交朋友，宣傳黨的全民團結抗日和民主建國的主張，擴大了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并在國際上擴大了我黨的影響。建國后他以政府總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長達9年，以后不兼外交部長的職務后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后達26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以決策人、指揮者和實踐家三位一體的身份，以驚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為新中國外交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的外交實踐可說是新中國外交史的縮影。

建國前夕和初期，周恩來與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針。1949年前后，他兩次為黨中央起草了《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為新中國的外交奠定了基礎。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我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和重大政策。1952年在第一次使節會議上，他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另起爐灶”、“一邊倒”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三大決策和新中國初期外交工作的經驗，對我國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闡述。新中國就是在上述方針和政策指導下徹底埋葬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創立和發展了我國新型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毛主席一起領導了這場關系中朝人民命運的軍事較量和外交談判交織的復雜斗爭。這一時期，他親自起草和批發的指示文、電就逾千份。談判期間，他直接指導我方貫徹“爭取和、不怕戰、準備拖”和“談要耐心、打要堅決，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戰”的方針，始終駕馭著局勢的發展，直到停戰的實現。

朝鮮停戰后，國際上出現了緩和的趨勢。周恩來同志敏銳地抓住有利時機，經中央決策，積極推行爭取和平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政策，迅速打開了我國外交的新局面。他創造性地提出指導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同印度、緬甸兩國總理共同倡議把這些原則作為國際關系的普遍準則載入史冊。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他領導中國代表團為和平解決朝鮮和印支問題作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國家對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使會議在和平解決印支問題上達成協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出現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崇高的聲譽。

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同志以“求同存異”的戰略思想促進了亞非國家的團結合作，使中國同亞、非新獨立國家的關系得到穩定發展。在他的正確指導下，中國政府按照互諒互讓的精神先后解決了歷史遺留的中緬、中尼、中巴等國邊界問題，極大地改善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訪亞、非28國，堅決支持它們爭取和維護政治、經濟獨立的斗爭，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與它們的友好合作關系，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領導和推動下，中法實現建交，開始了西方大國與中國建交的進程。對美國政府，周恩來同志強調要反對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時一再表示愿意與它坐下來談判，以解決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后，周恩來同志一直是這場馬拉松式斗爭的直接指揮者，他為揭露美國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時又保持中美雙方這種聯系和對話的獨特渠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五十年代中蘇友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鞏固和發展雙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蘇分歧逐漸擴大，他一面耐心維護中蘇關系的大局，一面同蘇聯干涉和控制中國的圖謀進行不妥協的斗爭，顯示了中國徹底的獨立自主立場。

從1953年朝鮮停戰到1965年，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中國外交工作得到全面發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建國初期的18個增加到49個，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提高。新中國外交的偉大成果是同周恩來同志身體力行分不開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周恩來同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對“四人幫”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抵制，并極力設法保護受到“四人幫”迫害的干部，維護了外交工作的運行。

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毛主席和周總理審時度勢，及時接過了美國作出的和解姿態，作出了打開中美關系的決策，導致了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系的解凍。中美關系的這一重大發展震動了世界，迎來了世界格局的大變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國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來同志逝世前，與中國建交國家由49個增至107個，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復。

周恩來同志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他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與外交風格。深入研究和學習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不但對我們全面理解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對指導當前的外交斗爭也具有重大意義。

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內涵豐富，簡要說來最主要的有以下幾個方面：——獨立自主是決定我國外交政策、處理國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這一原則適用于我國同各種類型國家的關系，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也不例外；——戰爭與和平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和干涉，維護我國安全與世界和平是新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立新型的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普遍準則，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制度相同的國家，都應和平相處，共同發展；——外交是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主要對象是各國政府及其當權者，各國人民在交往中有義務支持被壓迫人民的正義斗爭，但革命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輸出，要正確處理外交與革命兩者的關系；——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舉；——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打擊極少數反動勢力，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實行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原則，既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大小國家一律平等；——自力更生與國際合作相結合，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加強國際合作，互通有無，學習一切國家的長處和優點；——在國際關系中提倡“求同存異”，作為處理各種矛盾和分歧的指導思想，不強求一致或強加于人。

周恩來同志善于從中國的傳統哲學和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智慧中吸取營養，并根據他自己的外交實踐和工作經驗，加以總結、提高，形成了一整套充滿辯證法的獨特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包括外交斗爭要“針鋒相對”，但又要作出必要的妥協；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令行禁止”，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外交行動要“后發制人”，“決不開第一槍”，但又要“見機而動”，“來而不往非禮也”；等等。他在這方面的精辟論點和有益教誨很多，在這里不一一敘述了。

對于周恩來同志留給我們的所有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都應該認真學習和掌握，這對指導我們的工作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國的外交工作任重而道遠，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去完成。更重要的是，時代在前進，形勢在變化，新的問題，新的困難層出不窮，要我們去解決，去克服。新的任務，新的挑戰要我們去完成，去應付。因此，必須認真學習和研究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認真學習周恩來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精神遺產，把我們的工作和能力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要從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和所要解決的根本任務出發。周恩來同志一貫倡導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他重視調查研究，尊重事實，全面掌握情況，因而能正確制定對策，解決面臨的問題。比如對“一邊倒”的決策，不能離開當時兩大陣營嚴重對立的客觀現實，也不能離開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現實威脅來理解。周恩來同志當時就指出，“一邊倒”并非倒向某一國，也不是依賴人家，而是指外交上采取的基本立場，贊成什么，反對什么。“一邊倒”與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并不矛盾，當時周恩來同志主持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明文規定“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新中國的外交從“一邊倒”、反對美蘇兩霸，到執行全方位外交有一個適應不同形勢的變化發展過程，這是我們看問題應注意到的。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要與學習和運用鄧小平外交思想相結合，兩者是一脈相承的。在國際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是當代的兩大主題的情況下，中國外交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在毛澤東、周恩來外交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國新時期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在學習周恩來外交思想時，又要著眼于今天的現實，結合當前形勢和任務，加深理解和更好掌握鄧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好地開拓創新，以開創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要與學習他的外交藝術、外交風格相結合，因為他的外交思想與外交藝術和風格是一個整體。我們外交人員在外交場合待人接物，言談舉止，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對外交涉要立場堅定，態度鮮明，擺明事實，以理服人；對待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不搞霸權主義，以實際行動充分表現新中國外交人員自尊、自信而又謙虛自處的形象；對外表態實事求是，說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說話算數。這些外交風格對貫徹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起著相輔相成的作用。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要與學習他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相結合。他無限忠于黨、忠于人民、熱愛祖國、獻身人類進步事業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和情操是我們學習的典范。他以身垂范，公而忘私，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善于學習，不恥下問，勇于探索，創造性地解決面臨的復雜問題，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他以身作則，遵守紀律，廉潔奉公，謙虛謹慎，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的這些崇高思想和品德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也是我們今后培養和教育年輕一代外交人員的方向。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要與學習他關于外交和外事隊伍建設的一系列教導相結合。他關于外交隊伍是“文裝解放軍”的教導，關于外交干部要“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的教導，關于勤儉辦外交的教導，關于“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做外交工作要多請示，不可自以為是”的教導，關于遵守外事紀律、宣傳紀律、保密紀律、財務紀律的教導，關于在對外交往中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教導，等等，為我們國家培養了一代特別能戰斗的、鋼鐵般的外交隊伍。今天，我們要永遠銘記這些教導，以它來培育一代新人，讓它世代相傳。

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與實踐是一座極其豐富的寶庫，值得我們從事外交工作的新、老同志作深入的研究和發掘。周恩來同志在其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宣傳、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都留下了內容豐富的教誨，大家都應深入研究和學習，并結合當前需要加以發揚光大。讓我們共同努力，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為完成黨的十五大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為振興中華和促進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繼續開拓前進，爭取更大的勝利！

國外對周恩來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評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享有崇高國際威望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活動是他革命生涯中重要、輝煌的一部分，與新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因此，國外學者對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與實踐十分關注，其研究也不斷深入。本文著重就國外對周恩來外交思想及其實踐研究的基本情況作一評述。

一

國外對周恩來外交思想及其實踐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30年代中期。當時國共兩黨由內戰轉向共同抗日，引起了外國政治家、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對中共及其領導人的關注。此后周恩來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代表中共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以及與國民黨的談判斗爭，與西方記者和外交人員有著廣泛的接觸，其中有人開始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活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在華五十年》、美國國務院1949年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即《白皮書》）以及新近出版的《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等均有涉及。

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震動了世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研究中國問題。周恩來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領袖之

一、新中國的首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便成為外國政府和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重點人物。他們通過研究周恩來來了解和分析中國的內外政策。直到現在，國外對歷史人物周恩來的研究仍在繼續，其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與外交實踐。

周恩來擔任中國總理的26年（兼外交部長8年）中，不僅提出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外交政策，而且他品德高尚、智慧非凡，在廣泛的國務活動中和風云變幻的國際舞臺上，給各國政府首腦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外關于周恩來外交研究的成果，有一大部分是政治家、外交家、記者或作家撰寫的紀實文章和回憶錄。他們詳細評述了50至70年代周恩來參與的重大外交活動。原蘇聯外貿部副部長康斯坦丁·伊萬諾維奇·科瓦利的《1953年斯大林和周恩來在莫斯科與1954年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在北京的會談》，記敘了周恩來在50年代推動中蘇經濟合作和外交往來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原蘇聯學者尼古拉·特洛斐莫維奇·費多連柯的《我回憶起周恩來》，高度評價了周恩來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展現的外交天才。《周恩來在萬隆》一書匯集了美國記者鮑大可在1955年亞非會議期間所寫的文章和筆記，稱贊周恩來在萬隆的活動證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經驗、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印度尼西亞前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政治回憶錄《我的歷程》，用三章的篇幅回憶了萬隆會議上的周恩來和他訪問中國時與周恩來的交往。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回憶錄和外交家基辛格的《白宮歲月》，對周恩來在中美關系緩和中的偉大歷史作用及周恩來的談判藝術、為人品格給予了極高的贊譽。日本新近編輯的大型回憶錄《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來》，匯集了日本各界人士與周恩來交往的回憶，贊揚了周恩來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的杰出貢獻，再現了戰后中日關系歷史的許多細節。香港1977年出版的《周恩來紀念集》，收入了新聞媒介對周恩來逝世的報道與評價，以及各國首腦、友好人士、港臺人士對周恩來的懷念。

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國外學術界涌現出一批著重論述周恩來政治、外交活動的專著。如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迪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作家韓素音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8——1998》、尼克松的《領導者》、日本學者鳥居民的《周恩來與毛澤東——周恩來試論》、美籍華人學者張大衛的《中國領導繼承危機中周恩來與鄧小平》【注：此為英文書名直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的中譯本書名為《中流砥柱】、加拿大學者羅納德·C·基思的《周恩來的外交生涯》，以及前蘇聯學者沃洛霍娃的專題研究論文《周恩來與中國外交》等等。這些著作評述到周恩來一生的外交活動，深入研究了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外交實踐、外交風格及其對鄧小平外交思想的影響，把對周恩來外交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國外學者還編寫了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共黨史的工具書，有關周恩來的條目對他的外交活動也有評述。如美國的《中國共產主義人物傳記詞典》、《社會主義國家名人錄》、《馬克思主義名人錄》；法國的《中國工人運動史人物傳記辭典》；德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人錄》；日本的《中共人名錄》；香港的《中國名人錄》等。

二

國外學者對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及其實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周恩來的外交生平

在周恩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一生中，他不僅是革命領袖，還是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政府與外部世界聯系的代表。在中國革命的每一個階段，他都出色地擔當了這一重任。這使他順理成章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外交的“總管家”。在國際舞臺上，他成功地改變了舊中國屈辱的外交形象，并給世界以重大的影響。

關于周恩來外交生涯的起點，多數外國學者認為是在30年代中期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沃洛霍娃指出：那時周恩來在處理西安事變，推動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并顯露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這以后又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37年在武漢建立了中共領導的一個重要的外交機構——國際宣傳小組，與外國新聞記者保持聯系；抗戰期間代表中共與國民黨進行談判斗爭，并廣泛接觸外國的外交人員。正是在這一時期，周恩來的主要外交方法——不拘形式團結各種社會政治力量、推行“人民外交”——最終成型【注：引自蘇聯英文雜志《遠東問題》，1988年第5期沃洛霍娃的論文：《周恩來與中國外交》。本文所有該作者的觀點均出于上述論文，不另作注。】。羅納德等人在論及這一問題時認為：20年代的周恩來已在承擔中共與外部聯絡、調解的使命，但這些活動的外交性質還不夠明確。1924年周恩來從歐洲回國后“不得不去著手處理第一次統一戰線中所發生的各種復雜事件。周承擔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相互間關系的許多重擔。在對中國共產黨內各派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各派之間不斷進行的調解中，他表現出了自己的談判技巧”【注：羅納德·C基思：《周恩來的外交生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在“1931年與毛澤東聯系之前，他已代表中共駐莫斯科第三國際總部”【注：張大衛：《中流砥柱》。周恩來代表中共進行外交活動始于30年代中期，1936年的西安事變標志著“統一戰線外交的出現”，在武漢建立的國際宣傳部門則“打破了國民黨對外交事務的壟斷局面”【注：羅納德·C·基思：《周恩來的外交生涯》，第22頁。】。到40年代，周恩來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外交家。“抗戰勝利后雖然內戰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但周同國民黨、美國人的談判是無懈可擊的”【注：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65頁。】。

周恩來的外交生涯正式開始于1949年，共產黨建立了全國政權，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登上世界舞臺。在50年代的外交活動中，他又迅速被各國公認為杰出的外交家。威爾遜寫道：在1949年執政的共產黨人中，周恩來遠比他的同事們更了解外部世界，所以被任命為總理兼外交部長。斯大林逝世后他進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動促使俄國的新領導人對中國變得更友好了。而后是在日內瓦和萬隆成功地使世界外交家刮目相看【注：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頁。】。羅納德高度評價周恩來給中國外交帶來的成就：周恩來“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了杰出的‘人民外交’，并制訂了對外進行援助的方針。周的‘理性外交’在看起來難以消除的冷戰氣氛中靈活地戰勝了美國的遏制。后來，他那敏銳和頑強的政治活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了人們所能忍辱的最極限的考驗。然而他在70年代初便看到要從根本上對中國的國際統一戰線進行重建和擴大，還為當代中國的‘開放政策’奠定了基礎。”尼克松則在世界政治中考察中國外交，認為中蘇分裂和中美建交“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加開創了今天的全球平衡”【注：尼克松：《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頁。】，而周恩來是這兩個事件的“中心參加者”。因此，尼克松不僅盛贊周恩來是“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而且把他看作當代重要的“世界領袖”。

（二）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來源

國外學者普遍認為，周恩來是在有文化修養的舊官吏家庭中長大的知識分子，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他的外交才能可從中國文化傳統和他早年家庭生活經歷中找到根源，這些背景使他善于協調由于不同意見而造成的沖突，還造就了他深謀遠慮、自我克制的性格。

國外學者還注意到，周恩來早年接受過西方式教育，還多次赴日本、歐洲求學，對外部世界有著廣博的知識和認真的研究。這有助于他在外交活動中把握適當的方針與政策。用威爾遜的話說，這兩大優勢使“周比其他中國領袖更極其成功地使他的語言被西方人充分理解”。

羅納德認為，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來源是多方面的，但馬列主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周恩來在國際問題上的觀點來源于馬列主義關于外交是國內階級矛盾的對外延伸的思想和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周恩來外交所堅持的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反映了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非剝削關系的思想。周恩來外交的“現實主義”也是來源于列寧主義原則。他一直認為列寧在布列斯特條約的簽署以及向英、德進行外交上的主動表示是把高度的靈活性與堅定的原則性結合起來的實例。這種結合成為周恩來在外交事務中的終生信條。

（三）周恩來外交思想的內容

作為一個有著百年屈辱的外交史和艱苦的革命史而獲獨立的東方大國的總理，周恩來不與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認同，而提出了一套有自己特點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策略。國外學者對他豐富的外交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可以分述為以下幾個方面。

1、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獨立自主的革命立場。

國外學者認為，反帝和反霸是周恩來外交的根本立場，代表了周的“革命性”的本質。羅納德指出，“作為一個獻身的革命者，他常常與歐洲各國外交所維持的不平等的國際秩序發生沖突，而當后者要加固這種不平等的模式并增強亞洲及非洲國家對殖民主義的依賴時，這種沖突尤為激烈。”【注：羅納德·C·基思：《周恩來的外交生涯》，第1頁。】一直到晚年，即使在中美關系緩和以后，他仍然高舉“聯合國際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的旗幟。羅納德分析說，周恩來堅持不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建立牢固的聯合，既表明了中國的正義立場，又是“一種戰略方針”，它使中國得到更大的戰略選擇余地，改變了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結構。

反帝和反霸革命外交政策的基礎是“獨立自主”原則。羅納德認為，“獨立自主”反映了周恩來對帝國主義的一種思想認識。在周恩來的意識形態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能防止中國依賴于美國或蘇聯。他努力使中美關系正常化談判成功，但目的不是與美國聯合，而是要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建立統一戰線。這一原則政治上反對任何外來干涉，但并不反對平等互利的國際交流和技術轉讓，而只是與專制獨裁強權作政治斗爭的思想工具。

2、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外交政策。

西方的許多國際關系理論家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把外交作為國內政治的延伸是外交非理性“的基礎。但有的外國學者也公正地指出，在周恩來那里，革命的正義與理性的外交非但不對立，反而達到了完美的結合。羅納德稱周恩來的外交是”革命實踐中的理性外交“。他實事求是，反對任何教條主義。建國初的中國雖然”一邊倒“，但周恩來對美國的遏制政策以及中蘇談判中所暴露出來的矛盾作出了現實的反應。通過外交上的努力，他在日內瓦會議上擊退了來自美國及其盟國的威脅，在萬隆會議上又成功地使中國步入了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行列。尼克松認為，在中蘇關系破裂后，中美關系正常化順利實現，在于周恩來是一個實事求是的革命者，是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識形態之上的政治家。在西方，周恩來被稱為”靈活的布爾什維克“、”彈性的共產主義者“、”天才的外交家“等等，都是指他在外交活動中的現實主義態度。靈活、適當的妥協使周恩來既堅持了原則，又贏得對方的尊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外交勝利。用威爾遜的話說，周恩來實現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巧妙結合。

3、和平共處、求同存異思想。

國外學者一致公認，周恩來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首倡者”和“設計師”。周恩來的和平共處、求同存異思想不僅指導中國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頂住了霸權主義的壓力，而且逐漸被國際社會接受為外交準則。沃洛霍娃認為，在周恩來的思想里，中國堅持和平外交政策，相信以和平競賽的方法勝過帝國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羅納德則認為，周恩來以和平共處、求同存異作為國際關系準則，目的是團結一切力量反對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直到周逝世，中國都在致力于“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國外學者認為，周恩來和平共處、求同存異思想指導下的中國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對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偉人貢獻。

4、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正確結合。

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堅持“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和國際主義指導下的愛國主義”。沃洛霍娃認為，正是周恩來廣博的馬列主義知識和世界范圍內的豐富經歷“使他深知把國際主義和民族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的必要性”。國外學者和政治家都注意到了周恩來對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和偉大的革命歷史的自豪感，在飽嘗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痛苦之后，周恩來對舊中國的外交深惡痛絕。羅納德指出，毛澤東、周恩來把50年代外交隊伍的創建比喻為“另起爐灶”，正是要開創和實踐維護民族利益、獨立自主、爭取平等的國際地位的新的外交。在另一方面，周恩來也認識到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深深扎根于中國的歷史傳統之中，所以在他提出“外交工作的思想領導”時首先強調了“堅持國際主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在周恩來的思想里，始終注意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區別，與各種狹隘的民族主義進行斗爭。

5、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合作思想。

國外學者都注意到，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予以真誠的援助，同時批評西方國家在對不發達國家進行經濟援助時附帶政治條件和要求特權。沃洛霍娃指出，周恩來強調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所必須堅持的原則；周恩來認為，平等的經濟合作不僅促進有關國家的經濟發展，而且對改善整個國際局勢也會發生有利的影響。

（四）周恩來的外交風格

外國政治家和學者一致地對周恩來的外交風格給予很高的評價。威爾遜這樣寫道：周恩來的風度、品格和氣質形成的獨特魅力對見過他的人產生了感染力和吸引力。他富于同情心，理解他人，善于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這一切結合起來，是使其成為世界外交舞臺上重要人物的基礎。

首先，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體現了文明古國政治家的君子氣質，如友好、正直、謙遜、耐心、優雅，體諒他人和講求信用等，給各國政治家、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這樣寫道：周恩來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不給人優柔寡斷、出爾反爾的印象。他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他通過他優雅的舉止和挺立而又輕松的姿態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穩健。他忠實地保持著個人關系和政治上從不‘撕破臉皮’的中國老規矩。周的外表給人以待人熱情、非常坦率、極其沉重而又十分真摯的印象。”【注：尼克松：《領導者》，第261頁。】基辛格還強調了周恩來對人的體貼與關懷。威爾遜稱周恩來是“少有的正直的人”。海倫·斯諾認為，周恩來寬宏大度、教養良好、明智而坦率，所以在他任總理的活躍時期東西方關系解凍是毫不奇怪的【注：海倫·斯諾：《旅華歲月——海倫·斯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頁。作者是埃德加·斯諾的第一個夫人。】。在另一方面，周恩來的風格還表現了他在革命生涯中鍛煉出來的非凡的政治家素質，如敏銳、冷靜、堅韌、驚人的記憶力和高超的談判藝術。沃洛霍娃認為，這些特點使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具有“神授般的能力”：說服能力、旺盛的精力、緊張時超人的自制力、從不同渠道搜集消息的卓越的心理能力、洞察力、令人信服、合情合理地闡述自己觀點的能力、使自己與社會準則協調的能力等等。尼克松和基辛格還用“冰冠下的火山”表達了對周恩來的敬重與折服。

國外學者還多方面研究了周恩來的外交風格。沃洛霍娃總結了四條周恩來在外交實踐中的風格特點：

1、通過大眾媒介和大量的“非正式渠道”創造輿論和心理傳播條件；

2、為談判作精心細致的準備；

3、利用過去的經驗，力求求同存異；

4、公報文字措詞謹慎以有利于將來。

（五）周恩來外交與毛澤東

對于周恩來外交活動與毛澤東的關系，國外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羅納德認為，周恩來的統戰思想來源于30至40年代毛澤東關于抗日統一戰線的理論。1949年之后，毛澤東曾對他以前的統一戰線理論進行了反復的思考，形成了他的思想原則，而這種思想原則為新中國的外交提供了“理性”的基礎。也就是說，無論周恩來的革命外交思想，還是其現實主義的策略方針，都是他和毛澤東共同的精神財富。“意識形態并不只是一塊‘面紗’，它是周恩來‘工作作風’的智慧源泉”。還有一些學者指出，即使在周恩來與毛澤東有分歧時，周也在“理論上忠實地支持毛，而在實踐中卻巧妙地修正毛的激進思想”【注：美國《新聞周刊》雜志，1976年1月9日。】。前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注意到：1960年春，毛澤東批評蘇聯的內外政策以后，赫魯曉夫感情沖動，立即召回在華的蘇聯專家。為了緩和消極影響，周恩來為專家們安排了熱情的歡送活動。“文化大革命”中，盡管周恩來也像其他領導人一樣發表過敵對蘇聯的聲明，但他盡可能地阻止了紅衛兵對蘇聯使館的破壞活動；1969年周又與柯西金會晤，使兩國關系有所緩和。這位前蘇中友好協會主席相信：兩國關系的惡化對周恩來是個辛酸、痛苦的經歷。他還不同意西方學者把周在中美緩和中起的作用說成是由于周自幼有親西方傾向的觀點，而認為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以巨大的破壞而急需外援。

（六）周恩來外交遺產對鄧小平時代外交的影響

在周、毛逝世后，中國共產黨對建國后的歷史作了結論，明確指出了毛澤東的功績和錯誤，而對周恩來沒作任何批評。鄧小平總是以極敬重的語言提起周恩來。對于周恩來主持的新中國外交，中國共產黨更給予極高的評價，號召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繼承。

早在1975年，日本學者鳥居民在其著作中就曾預言，毛澤東在政治舞臺上消失以后，周恩來在歷史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肯定會變得明顯和重要起來。外國學者一般認為周恩來的外交遺產雖然屬于歷史，但在今天其中相當大的部分被實際運用著并將影響未來中國領導人的政治觀念。羅納德指出：形成中國今天“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具體方針來源于周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的策略；這種立場以現實的態度對待力量的平衡，同時在戰略上通過多極和多邊聯合的發展，要求改變國際政治結構和國際經濟結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羅納德強調，在中國，人們說周恩來作為一代領導人留下的遺產是他的革命獻身精神和“工作作風”，而鄧小平時代外交政策的核心仍然是列寧主義理論和毛、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不斷融合演變的產物。

國外學者還肯定了周恩來對其身后世界的影響。尼克松認為，“二十世紀只有少數人比得上周恩來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周總理的遺產是他幫助結束了黑暗。”【注：《周恩來紀念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7年編印，第132—133頁。】威爾遜說，“周留下了同他思想相似的人來實現他的雙重理想：使中國現代化，引導他們在世界事務中擔任負責的角色。”【注：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第319頁。】

三

國外學術界在研究周恩來方面涌現了一批造詣很深的學者，作為研究外交思想方面的代表，主要有英國的威爾遜、韓素音、加拿大的柯讓、日本的鳥居民、前蘇聯的沃洛霍娃。

迪克·威爾遜是英國的著名記者和中國問題專家，1928年出生于英格蘭，牛津大學畢業，曾長期擔任《中國季刊》的編輯，寫過多本關于中國革命的著作，如《1935年長征》、《人民皇帝毛澤東》等。他1984年出版的《周恩來傳》一書，是西方較完整地介紹周恩來的傳記，其史料詳實可靠，見解獨到深刻，其中大量篇幅評述了周恩來的外交。威爾遜認為，戰爭年代的毛、周相互補充，“毛在黨內運籌帷幄，周根據外部條件將毛的戰略訴諸世界、付諸實踐”，并在統戰工作中為中共培養了一批外交人才。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致力于治理中國和尋求其外國伙伴。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受到了挫折，但周恩來在國際舞臺上為中國贏得了崇高的地位；中國外交的勝利是周恩來個人外交才能的成功。威爾遜在傳記中對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外交風格以及個性、心理分析頗具特色，很有學術價值。相比之下，韓素音在1992年底出版的傳記《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9——1998》則更像“故事”，細節復雜，語言富于感情色彩。

鳥居民是日本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1928年生于東京。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論述從朝鮮戰爭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政治斗爭的《毛澤東的五次戰爭》。1975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周恩來與毛澤東——周恩來試論》。該書是比較研究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專著，從1898年寫到1975年。鳥居民著作的特點是較詳細地評述了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內政外交上的許多分歧，并給周恩來以恰當的評價。該書對歷史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看法和質問，但由于成書時間較早，實證材料不夠充分。

標志著國外研究周恩來外交重大進展的是80年代末加拿大學者羅納德·C·基思的專著TheDipiomacyTheDipiomacyofZhouEnlai》，現在已有兩個中譯本，一是封長虹譯的《周恩來的外交生涯》，一是汪永紅譯的《周恩來的外交》。羅納德是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從事當代中國問題研究，他經過多年潛心準備完成了這部著作。該書以周恩來的革命經歷為背景，對周恩來的外交活動按歷史順序研究，以揭示周恩來是如何形成其“工作作風”和“方針政策”，從而實現外交成功的。羅納德最重要、最基本的學術觀點就是把握了周恩來外交的“革命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由此展開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在豐富的實證材料基礎上，系統地評述了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外交實踐和外交風格。他的著作堪稱當今國外研究周恩來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作為與中國革命和建設有著復雜關系的大國——前蘇聯，也有一些學者研究周恩來。在1988年第5期蘇聯英文雜志《遠東問題》上刊登了沃洛霍娃的論文《周恩來與中國外交》。作者曾先后在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亞洲人民研究所、遠東研究所、莫斯科外交學院等單位工作，著述很多。作者的這篇專題論文通過對1936年西安事變以來周恩來重大外交活動的回顧，著重評述周恩來外交思想與風格形成的歷史過程。作者的評價較為客觀，反映了近年來他們在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方面的進展和成就。（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9303，作者：林代昭，劉建平，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

周恩來與抗美援朝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