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恩來外交

周恩來（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紹興，生于江蘇淮安。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來同志的卓著功勛、崇高品德、光輝人格，深深銘記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

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還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對社會主義建設都有重大意義。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制定并親自執行了重大的外交決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體的方針和政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革命外交路線。

1954年，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使會議通過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

1961年，出席蘇共二十二大，對赫魯曉夫集團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在“文革”中，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費盡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黨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的宏偉規劃。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堅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還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對社會主義建設都有重大意義。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制定并親自執行了重大的外交決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體的方針和政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革命外交路線。

1954年，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日內瓦會議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蘇、美、英、法、中5國外交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國聯大廈舉行。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7月21日，與會各國簽署了《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老撾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會議最后發表了《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

日內瓦會議是一次成功的會議。這次會議對新中國來說是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的。通過這次會議，印度支那的戰火熄滅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這就再一次打亂了美國從朝鮮、臺灣、印度支那三條戰線威脅新中國的戰略部署，鞏固了中國南方邊陲的安全。通過這次會議，世界看到了同美國所掌控的安理會形容的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國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國外交風格，看到了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處理國際問題當中新中國的分量。

萬隆會議

1955年4月18-24日，中國總理周恩來率代表團參加萬隆會議。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及與各國經濟文化合作等問題。會議一致通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和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確定了指導國際關系的10項原則。這10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會議號召亞非各國團結一致、和平相處、友好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被稱為萬隆精神。

歷時7天的萬隆會議，沖破了帝國主義的阻撓和破壞，取得了重大的歷史性成就。它首先集中體現在會議一致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上面。公報共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其他問題、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個方面。經濟合作的決議，強調促進亞非區域經濟發展的迫切性，提出與會國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基礎上進行經濟合作。決議不排除同亞非地區以外國家的合作，但它強調了亞非國家之間進行合作的重要性。決議提出以互相提供技術援助、鼓勵促進亞非國家間的聯合企業、擴大貿易往來、采取集體行動穩定原料商品國際價格等多項具體措施，加強亞非地區的經濟合作。盡管萬隆會議提出加強亞非之間互助合作、共同爭取國際經濟關系中平等地位的斗爭還處于起步階段，但它指出了亞非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和發展前景，成為日后第三世界經濟合作和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先導。文化合作的決議，譴責了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壓制亞非人民發展民族文化和阻撓亞非國家間的文化交流。肯定了亞非人民恢復亞非各國原有的文化接觸和發展新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要求。各與會國決心為更密切的文化合作而努力，也“希望在發展亞非文化合作的同時，同其他國家發展文化接觸。這會豐富它們自己的文化，并且還會有助于促進世界和平和了解。”公報在“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和“其他問題”這3部分決議中，宣布它“完全支持聯合國憲章中所提出的人權的基本原則”和“人民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并注意到“自決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權的先決條件”。決議譴責“對于成為非洲廣大區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人的關系的基礎的種族隔離和歧視的政策和實踐”；宣布“殖民主義在其一切表現中是一種應當迅速予以根除的禍害”。決議支持附屬地人民爭取自由和獨立的事業，特別是北非人民爭取自決和獨立的斗爭；并要求有關國家給予這些國家和人民以自由和獨立。決議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權利，支持印度尼西亞和也門為維護民族權益的斗爭。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決議，要求聯合國的會員應當具有普遍性；要求安理會支持接納具備會員國條件的亞非國家，決議認為亞非地區國家在安理會中的代表權是不充分的，提出非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分配應能使亞非國家參加安理會，“以便它們可能對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作出更有效的貢獻”。決議表達了亞非國家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嚴重關切，認為“裁減軍備、禁止

生產、試驗、使用核子和熱核子作戰武器，對于拯救人類和文明免受大規模毀滅的恐懼和前景是緊迫需要的。”公報在《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這一決議中，提出了各國應當在下列原則的基礎上，作為和睦的鄰邦彼此實行寬容，和平相處，發展友好合作：

一、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

二、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三、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

四、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

五、尊重每一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

六、不使用集體防御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任何國家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

七、不以侵略行為或侵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八、按照聯合國憲章，通過如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決等和平方法以及有關方面自己選擇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來解決一切國際爭端。

九、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十、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這就是著名的十項原則，它是萬隆會議達成的最重要的協議。十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又一次替愿意和平共處的國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萬隆會議為與會國提供了難得的相互接觸的機會，使亞非國家能夠自由地互相接觸。這種面對面的接觸促進了各國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加強了亞非國家的團結，是和平共處的生動體現。尼泊爾代表團團長說：“最重要的事實是到處洋溢著亞非團結感。這種團結感是這樣強烈，連那些反對公理并且跟著另外一方跑的人最后都不能不同意，因為他們不想違背潮流”。甚至連美國輿論也被迫承認，某些代表的親美發言“沒有對會議的結果產生任何影響”，“幾個信仰美國哲學的亞洲朋友的聲音很快就沉寂下去了”。萬隆會議的成就是亞非人民團結合作、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精神的結晶，是與會各國共同努力的結果。在這次會議中，科倫坡會議國家，特別是作為東道國的印度尼西亞，以及印度和緬甸代表團堅持茂物會議原則的努力，是使會議獲得成功的重要保證。埃及和其他許多國家的代表團堅持亞非團結對會議成功也起了建設性的作用。萬隆會議的勝利也是與周恩來總理和他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的不懈努力分不開的。周總理為推動會議成功、為促進亞非團結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并通過與各國代表進行廣泛接觸，加強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相互了解，為后來許多國家與我國建交創造了條件。周總理和他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在萬隆的活動，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的豐碑。萬隆會議作為亞非團結反帝事業中的一個具有偉大意義的事件載入史冊。它所體現出的亞非各國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爭取和鞏固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要求亞非國家之間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精神，通常被稱為“萬隆精神”。萬隆精神集中反映了當代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鮮明特點，對后來世界形勢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萬隆精神鼓舞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斗爭，加速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它促進了亞非國家之間的團結合作和睦鄰友好，加強了亞非新興國家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覺；它推動了日益眾多的亞非國家走上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道路，此后，這些國家作為一支新興的政治力量，在世界事務中所處地位日臻重要，促使國際政治力量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萬隆會議是戰后兩極世界向多極世界演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出席蘇共二十二大

1961年10月15—24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大會公開指責未被邀請參加大會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并又一次激烈抨擊斯大林。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于19日向大會致詞，嚴肅指出，1957年和1960年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共同行動的綱領。宣言和聲明指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是世界人民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的保證。維護這種偉大的團結，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義務。

周恩來在講話中還強調指出，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如果不幸發生了爭執和分歧，應該本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平等和協商一致的原則，耐心地加以解決。對任何一個兄弟黨進行不公平的片面的指責，是無助于團結，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把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爭執公開暴露在敵人的面前，不能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鄭重態度。這種態度，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中國共產黨真誠地希望，有爭執和分歧的兄弟黨，將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在互相尊重獨立和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

第二篇：周恩來外交故事

周恩來是公認的語言大師，凡是和周恩來交談過的人，無不為他的幽默風趣的語言魅力所折服。

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有一次周總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赫魯曉夫會晤時，周恩來批評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義政策。狡猾的赫魯曉夫卻不正面回答，而是就當時敏感的階級出身問題對周總理進行刺激，他說：“你批評的很好，但是你應該同意，出身于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于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指總理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周恩來停一會兒，平靜地回答：“是的，赫魯曉夫同志，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一次，一個外國嘉賓問周恩來：“總理先生，你見過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嗎？”有點想嘲笑的意思，以為自己見過美女如云，周總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總理說：“見過！”對方問：“是誰？在哪里？”周總理說：“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對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總理說：“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則我也不會娶她。”

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

文革期間，江蘇省射陽縣的一群紅衛兵到北京上訪，周總理接待了他們。紅衛兵要求把射陽縣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陽”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紅太陽。周總理聽他們講明來意后，哈哈大笑起來。他們不理解總理為什么發笑，幾只眼睛盯著總理臉上望。總理說：射陽兩個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們這些小將看問題，為什么不從積極方面去看，而從消極方面去看呢？我說“射陽”兩字很好，因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紅太陽，而是紅太陽光芒四射。周總理生怕他們聽不清楚，又重復地說了一句對射陽的解釋，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你們說對不對？說罷，又哈哈地大笑起來。紅衛兵代表也都笑了，因為他們對總理的講話感到心服口服，表示還是叫射陽縣好。

低著頭走路是我們喜歡走上坡路

美國代表團訪華時，曾有一名官員當著周總理的面說：“中國人很喜歡低著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抬著頭走路。”此語一出，話驚四座。周總理不慌不忙，臉帶微笑地說：“這并不奇怪。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走上坡路，而你們美國人喜歡走下坡路。”

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通知工作人員，給與會者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彩色越劇片。工作人員為了使外國人能看懂中國的戲劇片，寫了15頁的說明書呈周總理審閱。周恩來批評工作人員：“不看對象，對牛彈琴。”工作人員不服氣地說：“給洋人看這種電影，那才是對牛彈琴呢！”

周恩來說，“你要用十幾頁的說明書去彈，那是亂彈，我給你換個彈法吧，你只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就行了。”電影放映后，觀眾們看得如癡如醉，不時爆發出陣陣掌聲。

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

50年代初，有一次周總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設宴招待外賓。客人們對中國菜的花樣之繁多，風味之獨特，味道之鮮美都贊不絕口。這時，上來一道湯菜，湯里的冬筍、蘑菇、紅菜、荸薺等都雕刻成各種圖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筍片是按照民族圖案刻的，在湯里一翻身恰巧變成了法西斯的標志。貴客見此，不禁大驚失色，忙向周總理請教。周總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隨即泰然自若地解釋道：“這不是法西斯的標志！這是我們中國傳統中的一種圖案，念‘萬’，象征‘福壽綿長’，是對客人的良好祝愿！”接著他又風趣地說：“就算是法西斯標志也沒有關系嘛！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賓主哈哈大笑，氣氛更加熱烈，這道湯也被客人們喝得精光。

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

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不腐女尸引起世界轟動。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時曾向周總理提出一個要求：“尊敬的總理閣下，貴國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成果震驚世界，那具女尸確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寶啊！本人受我國科學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種地球上沒有的物質來換取一些女尸周圍的木炭，不知貴國愿意否？”周總理聽后，隨口問道：“國務卿閣下，不知貴國政府將用什么來交換？”基辛格說：“月土，就是我國宇宙飛船從月球上帶回的泥土，這應算是地球上沒有的東西吧！”

周總理聽后哈哈一笑說：“我以為是什么，原來是我們祖宗腳下的東西。”基辛格聽后一驚，疑惑地問道：“怎么？你們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時候？為什么不公布？”

周總理笑了笑，用手指著茶幾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認真地對基辛格說：“我們怎么沒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這些我國婦孺皆知的事情，你這個中國通還不知道？”周總理機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讓博學多識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國家的銀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富裕的歐洲人，輕視我們國家資源少，底子薄，人窮，笑話周總理地問：“總理先生，請問中國有多少錢，才能保證每個人吃上飯吃上肉穿上衣？”

面對這挖苦的話，周總理是這樣說的：“我們新中國用的是人民幣，國家的銀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當時，我們國家的錢面值只有 1分、1角、1元、10元、2分、2角、2元、5分、5角、5元，加起來正好是18元8角8分，經典幽默的回答令提問者汗顏。

第三篇：周恩來外交風云錄

·錢其琛：學習和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

·國外對周恩來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評

·周恩來與抗美援朝戰爭

·周恩來為爭取156項大型建設項目所開展的對蘇聯外交

·周恩來與解決臺灣問題歷史進程

·周恩來對港、臺問題的戰略思考與鄧小平的新創造

·周恩來與中國步入國際政治舞臺

·周恩來與1954年印支問題日內瓦會議——從多邊外交視角進行的研究

·周恩來所樹立的新中國外交風格

·試論周恩來的求同存異外交思想

·周恩來開拓中日友好事業的寶貴啟示

·試論周恩來政黨外交思想與實踐

·周恩來對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軍事理論和實踐貢獻

錢其琛：學習和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

同志們：在紀念敬愛的周恩來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舉行關于周恩來生平和思想的研討會，是很有意義的。深入學習和研究周恩來的革命思想和實踐，并結合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形勢變化，加以發揚光大，開拓各方面工作的新局面，是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義務，也是對周恩來同志的最好紀念。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我們黨、軍隊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也是當代中國和世界杰出的外交家。建國前，他為創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建國后，他出任總理兼外長，為建立和發展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項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各個方面的豐功偉績，都將彪炳青史，與日月同輝！

我愿在這里就學習和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作一發言。

周恩來同志早在建國前就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的外事工作。周恩來同志長時期來是我黨對外的主要代表和發言人。他親自領導和開創了我黨最初的外事活動，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封鎖，在抗日大后方廣交朋友，宣傳黨的全民團結抗日和民主建國的主張，擴大了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并在國際上擴大了我黨的影響。建國后他以政府總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長達9年，以后不兼外交部長的職務后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后達26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以決策人、指揮者和實踐家三位一體的身份，以驚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為新中國外交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的外交實踐可說是新中國外交史的縮影。

建國前夕和初期，周恩來與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針。1949年前后，他兩次為黨中央起草了《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為新中國的外交奠定了基礎。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我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和重大政策。1952年在第一次使節會議上，他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另起爐灶”、“一邊倒”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三大決策和新中國初期外交工作的經驗，對我國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闡述。新中國就是在上述方針和政策指導下徹底埋葬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創立和發展了我國新型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毛主席一起領導了這場關系中朝人民命運的軍事較量和外交談判交織的復雜斗爭。這一時期，他親自起草和批發的指示文、電就逾千份。談判期間，他直接指導我方貫徹“爭取和、不怕戰、準備拖”和“談要耐心、打要堅決，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戰”的方針，始終駕馭著局勢的發展，直到停戰的實現。

朝鮮停戰后，國際上出現了緩和的趨勢。周恩來同志敏銳地抓住有利時機，經中央決策，積極推行爭取和平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政策，迅速打開了我國外交的新局面。他創造性地提出指導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同印度、緬甸兩國總理共同倡議把這些原則作為國際關系的普遍準則載入史冊。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他領導中國代表團為和平解決朝鮮和印支問題作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國家對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使會議在和平解決印支問題上達成協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出現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崇高的聲譽。

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同志以“求同存異”的戰略思想促進了亞非國家的團結合作，使中國同亞、非新獨立國家的關系得到穩定發展。在他的正確指導下，中國政府按照互諒互讓的精神先后解決了歷史遺留的中緬、中尼、中巴等國邊界問題，極大地改善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訪亞、非28國，堅決支持它們爭取和維護政治、經濟獨立的斗爭，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與它們的友好合作關系，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領導和推動下，中法實現建交，開始了西方大國與中國建交的進程。對美國政府，周恩來同志強調要反對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時一再表示愿意與它坐下來談判，以解決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后，周恩來同志一直是這場馬拉松式斗爭的直接指揮者，他為揭露美國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時又保持中美雙方這種聯系和對話的獨特渠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五十年代中蘇友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鞏固和發展雙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蘇分歧逐漸擴大，他一面耐心維護中蘇關系的大局，一面同蘇聯干涉和控制中國的圖謀進行不妥協的斗爭，顯示了中國徹底的獨立自主立場。

從1953年朝鮮停戰到1965年，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中國外交工作得到全面發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建國初期的18個增加到49個，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提高。新中國外交的偉大成果是同周恩來同志身體力行分不開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周恩來同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對“四人幫”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抵制，并極力設法保護受到“四人幫”迫害的干部，維護了外交工作的運行。

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毛主席和周總理審時度勢，及時接過了美國作出的和解姿態，作出了打開中美關系的決策，導致了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系的解凍。中美關系的這一重大發展震動了世界，迎來了世界格局的大變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國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來同志逝世前，與中國建交國家由49個增至107個，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復。

周恩來同志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他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與外交風格。深入研究和學習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不但對我們全面理解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對指導當前的外交斗爭也具有重大意義。

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內涵豐富，簡要說來最主要的有以下幾個方面：——獨立自主是決定我國外交政策、處理國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這一原則適用于我國同各種類型國家的關系，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也不例外；——戰爭與和平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和干涉，維護我國安全與世界和平是新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立新型的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普遍準則，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制度相同的國家，都應和平相處，共同發展；——外交是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主要對象是各國政府及其當權者，各國人民在交往中有義務支持被壓迫人民的正義斗爭，但革命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輸出，要正確處理外交與革命兩者的關系；——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舉；——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打擊極少數反動勢力，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實行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原則，既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大小國家一律平等；——自力更生與國際合作相結合，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加強國際合作，互通有無，學習一切國家的長處和優點；——在國際關系中提倡“求同存異”，作為處理各種矛盾和分歧的指導思想，不強求一致或強加于人。

周恩來同志善于從中國的傳統哲學和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智慧中吸取營養，并根據他自己的外交實踐和工作經驗，加以總結、提高，形成了一整套充滿辯證法的獨特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包括外交斗爭要“針鋒相對”，但又要作出必要的妥協；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令行禁止”，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外交行動要“后發制人”，“決不開第一槍”，但又要“見機而動”，“來而不往非禮也”；等等。他在這方面的精辟論點和有益教誨很多，在這里不一一敘述了。

對于周恩來同志留給我們的所有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都應該認真學習和掌握，這對指導我們的工作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國的外交工作任重而道遠，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去完成。更重要的是，時代在前進，形勢在變化，新的問題，新的困難層出不窮，要我們去解決，去克服。新的任務，新的挑戰要我們去完成，去應付。因此，必須認真學習和研究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認真學習周恩來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精神遺產，把我們的工作和能力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要從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和所要解決的根本任務出發。周恩來同志一貫倡導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他重視調查研究，尊重事實，全面掌握情況，因而能正確制定對策，解決面臨的問題。比如對“一邊倒”的決策，不能離開當時兩大陣營嚴重對立的客觀現實，也不能離開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現實威脅來理解。周恩來同志當時就指出，“一邊倒”并非倒向某一國，也不是依賴人家，而是指外交上采取的基本立場，贊成什么，反對什么。“一邊倒”與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并不矛盾，當時周恩來同志主持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明文規定“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新中國的外交從“一邊倒”、反對美蘇兩霸，到執行全方位外交有一個適應不同形勢的變化發展過程，這是我們看問題應注意到的。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要與學習和運用鄧小平外交思想相結合，兩者是一脈相承的。在國際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是當代的兩大主題的情況下，中國外交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在毛澤東、周恩來外交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國新時期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在學習周恩來外交思想時，又要著眼于今天的現實，結合當前形勢和任務，加深理解和更好掌握鄧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好地開拓創新，以開創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要與學習他的外交藝術、外交風格相結合，因為他的外交思想與外交藝術和風格是一個整體。我們外交人員在外交場合待人接物，言談舉止，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對外交涉要立場堅定，態度鮮明，擺明事實，以理服人；對待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不搞霸權主義，以實際行動充分表現新中國外交人員自尊、自信而又謙虛自處的形象；對外表態實事求是，說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說話算數。這些外交風格對貫徹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起著相輔相成的作用。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要與學習他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相結合。他無限忠于黨、忠于人民、熱愛祖國、獻身人類進步事業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和情操是我們學習的典范。他以身垂范，公而忘私，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善于學習，不恥下問，勇于探索，創造性地解決面臨的復雜問題，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他以身作則，遵守紀律，廉潔奉公，謙虛謹慎，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的這些崇高思想和品德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也是我們今后培養和教育年輕一代外交人員的方向。

學習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要與學習他關于外交和外事隊伍建設的一系列教導相結合。他關于外交隊伍是“文裝解放軍”的教導，關于外交干部要“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的教導，關于勤儉辦外交的教導，關于“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做外交工作要多請示，不可自以為是”的教導，關于遵守外事紀律、宣傳紀律、保密紀律、財務紀律的教導，關于在對外交往中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教導，等等，為我們國家培養了一代特別能戰斗的、鋼鐵般的外交隊伍。今天，我們要永遠銘記這些教導，以它來培育一代新人，讓它世代相傳。

周恩來同志的外交思想與實踐是一座極其豐富的寶庫，值得我們從事外交工作的新、老同志作深入的研究和發掘。周恩來同志在其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宣傳、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都留下了內容豐富的教誨，大家都應深入研究和學習，并結合當前需要加以發揚光大。讓我們共同努力，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為完成黨的十五大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為振興中華和促進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繼續開拓前進，爭取更大的勝利！

國外對周恩來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評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享有崇高國際威望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活動是他革命生涯中重要、輝煌的一部分，與新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因此，國外學者對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與實踐十分關注，其研究也不斷深入。本文著重就國外對周恩來外交思想及其實踐研究的基本情況作一評述。

一

國外對周恩來外交思想及其實踐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30年代中期。當時國共兩黨由內戰轉向共同抗日，引起了外國政治家、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對中共及其領導人的關注。此后周恩來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代表中共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以及與國民黨的談判斗爭，與西方記者和外交人員有著廣泛的接觸，其中有人開始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活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在華五十年》、美國國務院1949年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即《白皮書》）以及新近出版的《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等均有涉及。

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震動了世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研究中國問題。周恩來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領袖之

一、新中國的首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便成為外國政府和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重點人物。他們通過研究周恩來來了解和分析中國的內外政策。直到現在，國外對歷史人物周恩來的研究仍在繼續，其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與外交實踐。

周恩來擔任中國總理的26年（兼外交部長8年）中，不僅提出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外交政策，而且他品德高尚、智慧非凡，在廣泛的國務活動中和風云變幻的國際舞臺上，給各國政府首腦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外關于周恩來外交研究的成果，有一大部分是政治家、外交家、記者或作家撰寫的紀實文章和回憶錄。他們詳細評述了50至70年代周恩來參與的重大外交活動。原蘇聯外貿部副部長康斯坦丁·伊萬諾維奇·科瓦利的《1953年斯大林和周恩來在莫斯科與1954年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在北京的會談》，記敘了周恩來在50年代推動中蘇經濟合作和外交往來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原蘇聯學者尼古拉·特洛斐莫維奇·費多連柯的《我回憶起周恩來》，高度評價了周恩來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展現的外交天才。《周恩來在萬隆》一書匯集了美國記者鮑大可在1955年亞非會議期間所寫的文章和筆記，稱贊周恩來在萬隆的活動證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經驗、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印度尼西亞前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政治回憶錄《我的歷程》，用三章的篇幅回憶了萬隆會議上的周恩來和他訪問中國時與周恩來的交往。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回憶錄和外交家基辛格的《白宮歲月》，對周恩來在中美關系緩和中的偉大歷史作用及周恩來的談判藝術、為人品格給予了極高的贊譽。日本新近編輯的大型回憶錄《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來》，匯集了日本各界人士與周恩來交往的回憶，贊揚了周恩來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的杰出貢獻，再現了戰后中日關系歷史的許多細節。香港1977年出版的《周恩來紀念集》，收入了新聞媒介對周恩來逝世的報道與評價，以及各國首腦、友好人士、港臺人士對周恩來的懷念。

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國外學術界涌現出一批著重論述周恩來政治、外交活動的專著。如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迪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作家韓素音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8——1998》、尼克松的《領導者》、日本學者鳥居民的《周恩來與毛澤東——周恩來試論》、美籍華人學者張大衛的《中國領導繼承危機中周恩來與鄧小平》【注：此為英文書名直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的中譯本書名為《中流砥柱】、加拿大學者羅納德·C·基思的《周恩來的外交生涯》，以及前蘇聯學者沃洛霍娃的專題研究論文《周恩來與中國外交》等等。這些著作評述到周恩來一生的外交活動，深入研究了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外交實踐、外交風格及其對鄧小平外交思想的影響，把對周恩來外交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國外學者還編寫了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共黨史的工具書，有關周恩來的條目對他的外交活動也有評述。如美國的《中國共產主義人物傳記詞典》、《社會主義國家名人錄》、《馬克思主義名人錄》；法國的《中國工人運動史人物傳記辭典》；德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人錄》；日本的《中共人名錄》；香港的《中國名人錄》等。

二

國外學者對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及其實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周恩來的外交生平

在周恩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一生中，他不僅是革命領袖，還是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政府與外部世界聯系的代表。在中國革命的每一個階段，他都出色地擔當了這一重任。這使他順理成章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外交的“總管家”。在國際舞臺上，他成功地改變了舊中國屈辱的外交形象，并給世界以重大的影響。

關于周恩來外交生涯的起點，多數外國學者認為是在30年代中期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沃洛霍娃指出：那時周恩來在處理西安事變，推動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并顯露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這以后又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37年在武漢建立了中共領導的一個重要的外交機構——國際宣傳小組，與外國新聞記者保持聯系；抗戰期間代表中共與國民黨進行談判斗爭，并廣泛接觸外國的外交人員。正是在這一時期，周恩來的主要外交方法——不拘形式團結各種社會政治力量、推行“人民外交”——最終成型【注：引自蘇聯英文雜志《遠東問題》，1988年第5期沃洛霍娃的論文：《周恩來與中國外交》。本文所有該作者的觀點均出于上述論文，不另作注。】。羅納德等人在論及這一問題時認為：20年代的周恩來已在承擔中共與外部聯絡、調解的使命，但這些活動的外交性質還不夠明確。1924年周恩來從歐洲回國后“不得不去著手處理第一次統一戰線中所發生的各種復雜事件。周承擔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相互間關系的許多重擔。在對中國共產黨內各派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各派之間不斷進行的調解中，他表現出了自己的談判技巧”【注：羅納德·C基思：《周恩來的外交生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在“1931年與毛澤東聯系之前，他已代表中共駐莫斯科第三國際總部”【注：張大衛：《中流砥柱》。周恩來代表中共進行外交活動始于30年代中期，1936年的西安事變標志著“統一戰線外交的出現”，在武漢建立的國際宣傳部門則“打破了國民黨對外交事務的壟斷局面”【注：羅納德·C·基思：《周恩來的外交生涯》，第22頁。】。到40年代，周恩來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外交家。“抗戰勝利后雖然內戰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但周同國民黨、美國人的談判是無懈可擊的”【注：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65頁。】。

周恩來的外交生涯正式開始于1949年，共產黨建立了全國政權，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登上世界舞臺。在50年代的外交活動中，他又迅速被各國公認為杰出的外交家。威爾遜寫道：在1949年執政的共產黨人中，周恩來遠比他的同事們更了解外部世界，所以被任命為總理兼外交部長。斯大林逝世后他進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動促使俄國的新領導人對中國變得更友好了。而后是在日內瓦和萬隆成功地使世界外交家刮目相看【注：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頁。】。羅納德高度評價周恩來給中國外交帶來的成就：周恩來“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了杰出的‘人民外交’，并制訂了對外進行援助的方針。周的‘理性外交’在看起來難以消除的冷戰氣氛中靈活地戰勝了美國的遏制。后來，他那敏銳和頑強的政治活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了人們所能忍辱的最極限的考驗。然而他在70年代初便看到要從根本上對中國的國際統一戰線進行重建和擴大，還為當代中國的‘開放政策’奠定了基礎。”尼克松則在世界政治中考察中國外交，認為中蘇分裂和中美建交“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加開創了今天的全球平衡”【注：尼克松：《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頁。】，而周恩來是這兩個事件的“中心參加者”。因此，尼克松不僅盛贊周恩來是“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而且把他看作當代重要的“世界領袖”。

（二）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來源

國外學者普遍認為，周恩來是在有文化修養的舊官吏家庭中長大的知識分子，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他的外交才能可從中國文化傳統和他早年家庭生活經歷中找到根源，這些背景使他善于協調由于不同意見而造成的沖突，還造就了他深謀遠慮、自我克制的性格。

國外學者還注意到，周恩來早年接受過西方式教育，還多次赴日本、歐洲求學，對外部世界有著廣博的知識和認真的研究。這有助于他在外交活動中把握適當的方針與政策。用威爾遜的話說，這兩大優勢使“周比其他中國領袖更極其成功地使他的語言被西方人充分理解”。

羅納德認為，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來源是多方面的，但馬列主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周恩來在國際問題上的觀點來源于馬列主義關于外交是國內階級矛盾的對外延伸的思想和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周恩來外交所堅持的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反映了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非剝削關系的思想。周恩來外交的“現實主義”也是來源于列寧主義原則。他一直認為列寧在布列斯特條約的簽署以及向英、德進行外交上的主動表示是把高度的靈活性與堅定的原則性結合起來的實例。這種結合成為周恩來在外交事務中的終生信條。

（三）周恩來外交思想的內容

作為一個有著百年屈辱的外交史和艱苦的革命史而獲獨立的東方大國的總理，周恩來不與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認同，而提出了一套有自己特點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策略。國外學者對他豐富的外交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可以分述為以下幾個方面。

1、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獨立自主的革命立場。

國外學者認為，反帝和反霸是周恩來外交的根本立場，代表了周的“革命性”的本質。羅納德指出，“作為一個獻身的革命者，他常常與歐洲各國外交所維持的不平等的國際秩序發生沖突，而當后者要加固這種不平等的模式并增強亞洲及非洲國家對殖民主義的依賴時，這種沖突尤為激烈。”【注：羅納德·C·基思：《周恩來的外交生涯》，第1頁。】一直到晚年，即使在中美關系緩和以后，他仍然高舉“聯合國際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的旗幟。羅納德分析說，周恩來堅持不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建立牢固的聯合，既表明了中國的正義立場，又是“一種戰略方針”，它使中國得到更大的戰略選擇余地，改變了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結構。

反帝和反霸革命外交政策的基礎是“獨立自主”原則。羅納德認為，“獨立自主”反映了周恩來對帝國主義的一種思想認識。在周恩來的意識形態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能防止中國依賴于美國或蘇聯。他努力使中美關系正常化談判成功，但目的不是與美國聯合，而是要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建立統一戰線。這一原則政治上反對任何外來干涉，但并不反對平等互利的國際交流和技術轉讓，而只是與專制獨裁強權作政治斗爭的思想工具。

2、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外交政策。

西方的許多國際關系理論家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把外交作為國內政治的延伸是外交非理性“的基礎。但有的外國學者也公正地指出，在周恩來那里，革命的正義與理性的外交非但不對立，反而達到了完美的結合。羅納德稱周恩來的外交是”革命實踐中的理性外交“。他實事求是，反對任何教條主義。建國初的中國雖然”一邊倒“，但周恩來對美國的遏制政策以及中蘇談判中所暴露出來的矛盾作出了現實的反應。通過外交上的努力，他在日內瓦會議上擊退了來自美國及其盟國的威脅，在萬隆會議上又成功地使中國步入了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行列。尼克松認為，在中蘇關系破裂后，中美關系正常化順利實現，在于周恩來是一個實事求是的革命者，是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識形態之上的政治家。在西方，周恩來被稱為”靈活的布爾什維克“、”彈性的共產主義者“、”天才的外交家“等等，都是指他在外交活動中的現實主義態度。靈活、適當的妥協使周恩來既堅持了原則，又贏得對方的尊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外交勝利。用威爾遜的話說，周恩來實現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巧妙結合。

3、和平共處、求同存異思想。

國外學者一致公認，周恩來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首倡者”和“設計師”。周恩來的和平共處、求同存異思想不僅指導中國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頂住了霸權主義的壓力，而且逐漸被國際社會接受為外交準則。沃洛霍娃認為，在周恩來的思想里，中國堅持和平外交政策，相信以和平競賽的方法勝過帝國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羅納德則認為，周恩來以和平共處、求同存異作為國際關系準則，目的是團結一切力量反對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直到周逝世，中國都在致力于“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國外學者認為，周恩來和平共處、求同存異思想指導下的中國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對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偉人貢獻。

4、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正確結合。

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堅持“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和國際主義指導下的愛國主義”。沃洛霍娃認為，正是周恩來廣博的馬列主義知識和世界范圍內的豐富經歷“使他深知把國際主義和民族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的必要性”。國外學者和政治家都注意到了周恩來對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和偉大的革命歷史的自豪感，在飽嘗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痛苦之后，周恩來對舊中國的外交深惡痛絕。羅納德指出，毛澤東、周恩來把50年代外交隊伍的創建比喻為“另起爐灶”，正是要開創和實踐維護民族利益、獨立自主、爭取平等的國際地位的新的外交。在另一方面，周恩來也認識到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深深扎根于中國的歷史傳統之中，所以在他提出“外交工作的思想領導”時首先強調了“堅持國際主義，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在周恩來的思想里，始終注意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區別，與各種狹隘的民族主義進行斗爭。

5、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合作思想。

國外學者都注意到，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予以真誠的援助，同時批評西方國家在對不發達國家進行經濟援助時附帶政治條件和要求特權。沃洛霍娃指出，周恩來強調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所必須堅持的原則；周恩來認為，平等的經濟合作不僅促進有關國家的經濟發展，而且對改善整個國際局勢也會發生有利的影響。

（四）周恩來的外交風格

外國政治家和學者一致地對周恩來的外交風格給予很高的評價。威爾遜這樣寫道：周恩來的風度、品格和氣質形成的獨特魅力對見過他的人產生了感染力和吸引力。他富于同情心，理解他人，善于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這一切結合起來，是使其成為世界外交舞臺上重要人物的基礎。

首先，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體現了文明古國政治家的君子氣質，如友好、正直、謙遜、耐心、優雅，體諒他人和講求信用等，給各國政治家、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這樣寫道：周恩來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不給人優柔寡斷、出爾反爾的印象。他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他通過他優雅的舉止和挺立而又輕松的姿態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穩健。他忠實地保持著個人關系和政治上從不‘撕破臉皮’的中國老規矩。周的外表給人以待人熱情、非常坦率、極其沉重而又十分真摯的印象。”【注：尼克松：《領導者》，第261頁。】基辛格還強調了周恩來對人的體貼與關懷。威爾遜稱周恩來是“少有的正直的人”。海倫·斯諾認為，周恩來寬宏大度、教養良好、明智而坦率，所以在他任總理的活躍時期東西方關系解凍是毫不奇怪的【注：海倫·斯諾：《旅華歲月——海倫·斯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頁。作者是埃德加·斯諾的第一個夫人。】。在另一方面，周恩來的風格還表現了他在革命生涯中鍛煉出來的非凡的政治家素質，如敏銳、冷靜、堅韌、驚人的記憶力和高超的談判藝術。沃洛霍娃認為，這些特點使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具有“神授般的能力”：說服能力、旺盛的精力、緊張時超人的自制力、從不同渠道搜集消息的卓越的心理能力、洞察力、令人信服、合情合理地闡述自己觀點的能力、使自己與社會準則協調的能力等等。尼克松和基辛格還用“冰冠下的火山”表達了對周恩來的敬重與折服。

國外學者還多方面研究了周恩來的外交風格。沃洛霍娃總結了四條周恩來在外交實踐中的風格特點：

1、通過大眾媒介和大量的“非正式渠道”創造輿論和心理傳播條件；

2、為談判作精心細致的準備；

3、利用過去的經驗，力求求同存異；

4、公報文字措詞謹慎以有利于將來。

（五）周恩來外交與毛澤東

對于周恩來外交活動與毛澤東的關系，國外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羅納德認為，周恩來的統戰思想來源于30至40年代毛澤東關于抗日統一戰線的理論。1949年之后，毛澤東曾對他以前的統一戰線理論進行了反復的思考，形成了他的思想原則，而這種思想原則為新中國的外交提供了“理性”的基礎。也就是說，無論周恩來的革命外交思想，還是其現實主義的策略方針，都是他和毛澤東共同的精神財富。“意識形態并不只是一塊‘面紗’，它是周恩來‘工作作風’的智慧源泉”。還有一些學者指出，即使在周恩來與毛澤東有分歧時，周也在“理論上忠實地支持毛，而在實踐中卻巧妙地修正毛的激進思想”【注：美國《新聞周刊》雜志，1976年1月9日。】。前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注意到：1960年春，毛澤東批評蘇聯的內外政策以后，赫魯曉夫感情沖動，立即召回在華的蘇聯專家。為了緩和消極影響，周恩來為專家們安排了熱情的歡送活動。“文化大革命”中，盡管周恩來也像其他領導人一樣發表過敵對蘇聯的聲明，但他盡可能地阻止了紅衛兵對蘇聯使館的破壞活動；1969年周又與柯西金會晤，使兩國關系有所緩和。這位前蘇中友好協會主席相信：兩國關系的惡化對周恩來是個辛酸、痛苦的經歷。他還不同意西方學者把周在中美緩和中起的作用說成是由于周自幼有親西方傾向的觀點，而認為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以巨大的破壞而急需外援。

（六）周恩來外交遺產對鄧小平時代外交的影響

在周、毛逝世后，中國共產黨對建國后的歷史作了結論，明確指出了毛澤東的功績和錯誤，而對周恩來沒作任何批評。鄧小平總是以極敬重的語言提起周恩來。對于周恩來主持的新中國外交，中國共產黨更給予極高的評價，號召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繼承。

早在1975年，日本學者鳥居民在其著作中就曾預言，毛澤東在政治舞臺上消失以后，周恩來在歷史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肯定會變得明顯和重要起來。外國學者一般認為周恩來的外交遺產雖然屬于歷史，但在今天其中相當大的部分被實際運用著并將影響未來中國領導人的政治觀念。羅納德指出：形成中國今天“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具體方針來源于周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的策略；這種立場以現實的態度對待力量的平衡，同時在戰略上通過多極和多邊聯合的發展，要求改變國際政治結構和國際經濟結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羅納德強調，在中國，人們說周恩來作為一代領導人留下的遺產是他的革命獻身精神和“工作作風”，而鄧小平時代外交政策的核心仍然是列寧主義理論和毛、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不斷融合演變的產物。

國外學者還肯定了周恩來對其身后世界的影響。尼克松認為，“二十世紀只有少數人比得上周恩來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周總理的遺產是他幫助結束了黑暗。”【注：《周恩來紀念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7年編印，第132—133頁。】威爾遜說，“周留下了同他思想相似的人來實現他的雙重理想：使中國現代化，引導他們在世界事務中擔任負責的角色。”【注：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第319頁。】

三

國外學術界在研究周恩來方面涌現了一批造詣很深的學者，作為研究外交思想方面的代表，主要有英國的威爾遜、韓素音、加拿大的柯讓、日本的鳥居民、前蘇聯的沃洛霍娃。

迪克·威爾遜是英國的著名記者和中國問題專家，1928年出生于英格蘭，牛津大學畢業，曾長期擔任《中國季刊》的編輯，寫過多本關于中國革命的著作，如《1935年長征》、《人民皇帝毛澤東》等。他1984年出版的《周恩來傳》一書，是西方較完整地介紹周恩來的傳記，其史料詳實可靠，見解獨到深刻，其中大量篇幅評述了周恩來的外交。威爾遜認為，戰爭年代的毛、周相互補充，“毛在黨內運籌帷幄，周根據外部條件將毛的戰略訴諸世界、付諸實踐”，并在統戰工作中為中共培養了一批外交人才。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致力于治理中國和尋求其外國伙伴。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受到了挫折，但周恩來在國際舞臺上為中國贏得了崇高的地位；中國外交的勝利是周恩來個人外交才能的成功。威爾遜在傳記中對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外交風格以及個性、心理分析頗具特色，很有學術價值。相比之下，韓素音在1992年底出版的傳記《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9——1998》則更像“故事”，細節復雜，語言富于感情色彩。

鳥居民是日本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1928年生于東京。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論述從朝鮮戰爭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政治斗爭的《毛澤東的五次戰爭》。1975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周恩來與毛澤東——周恩來試論》。該書是比較研究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專著，從1898年寫到1975年。鳥居民著作的特點是較詳細地評述了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內政外交上的許多分歧，并給周恩來以恰當的評價。該書對歷史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看法和質問，但由于成書時間較早，實證材料不夠充分。

標志著國外研究周恩來外交重大進展的是80年代末加拿大學者羅納德·C·基思的專著TheDipiomacyTheDipiomacyofZhouEnlai》，現在已有兩個中譯本，一是封長虹譯的《周恩來的外交生涯》，一是汪永紅譯的《周恩來的外交》。羅納德是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從事當代中國問題研究，他經過多年潛心準備完成了這部著作。該書以周恩來的革命經歷為背景，對周恩來的外交活動按歷史順序研究，以揭示周恩來是如何形成其“工作作風”和“方針政策”，從而實現外交成功的。羅納德最重要、最基本的學術觀點就是把握了周恩來外交的“革命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由此展開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在豐富的實證材料基礎上，系統地評述了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外交實踐和外交風格。他的著作堪稱當今國外研究周恩來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作為與中國革命和建設有著復雜關系的大國——前蘇聯，也有一些學者研究周恩來。在1988年第5期蘇聯英文雜志《遠東問題》上刊登了沃洛霍娃的論文《周恩來與中國外交》。作者曾先后在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亞洲人民研究所、遠東研究所、莫斯科外交學院等單位工作，著述很多。作者的這篇專題論文通過對1936年西安事變以來周恩來重大外交活動的回顧，著重評述周恩來外交思想與風格形成的歷史過程。作者的評價較為客觀，反映了近年來他們在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方面的進展和成就。（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9303，作者：林代昭，劉建平，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

周恩來與抗美援朝戰爭

第四篇：周恩來外交文選

《周恩來外交文選》發言稿

讀完《周恩來外交文選》后，我們小組關于周恩來的外交事跡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以下是討論記錄：

黃鑫:在讀完《周恩來外交文選》這本書后，我更加欽佩周恩來超群的智慧與非凡的人格魅力。首先由我談一談日內瓦會議。新中國初登世界舞臺始于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參加討論國際問題。會議主要關于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中國和美、英、法、蘇等國20多位外長聚會日內瓦，討論如何在上述兩地區停止戰爭、實現和平，1954年6月下旬以后，會議轉而全力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并最終達成和平協議。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率代表團第一次參加戰后國際性重大會議。縱然是外交斡旋進程波詭云譎，會議期間局勢翻覆滄海橫流，周恩來以他的大智大勇在世界外交巨匠間折沖樽俎，一步步化解難題，將會議引出艱難的沼澤。周恩來亦由此奠定他在世界外交舞臺上的歷史地位。

錢淼:我看完這本書后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書中記錄看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周恩來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提出的，提出便得到中國、印度和緬甸政府共同倡導。對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實我們并不陌生，在高中歷史中就已經學習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我認為這五項原則的提出很好的解決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問題，同時也展示出我國在外交上的成熟、突破，使世界對我國外交有了新的認識。并且，從提出到現在，我們國家一直忠誠地奉行著，從而使我國與世界多國建立了友好的外交關系。也就是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促進世界和平與國際友好合作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如果世界上每個國家能夠切實的遵守五項原則，我覺得世界和平也不是不能做到的。

王瑋:嗯，對的，說到和平，他還再一次會議上報告說“今天國際上的主要矛盾是戰爭與和平問題”，他說“帝國主義發動戰爭是很困難的。我們今天工作做得越好，戰爭就越打不起來；人民力量越強，打的可能性就越小，戰爭就越打不起來。因為國際上的斗爭也是力量的對比”。所以呢，如果三年戰爭兩年談判，擴大了世界和平運動，增加了美國的困難，就推遲了世界大戰，新戰爭能夠被推遲，也就能夠被制止。周恩來的這種樂觀態度是希望創建一個有利于中國自我完善、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希望全世界能夠友好和平地相處。他的這種遠大胸懷很值得贊賞。他說今天國際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與戰爭問題。我們主張通過和平協商解決一切國際糾紛，對方則主張用戰爭來解決。如果戰爭來了，我們毫不畏懼，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夠擊敗戰爭挑撥者。朝鮮戰爭的事實已證明得很清楚。這是因為我們政策的基本點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國家間實行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帝國主義既怕和平，又怕戰爭，我們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戰爭。我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美國的戰爭威脅可能使美國與西歐的裂痕加深，亞洲、中東、北非的國家大都不愿意跟著它走，跟美國走的沒有幾個國家，和平的影響一天天在擴大。

沈美君：抗美援朝也體現了周恩來關于戰爭與和平的理念。他對抗美援朝取得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戰爭開始前，他為保家衛國親自組建東北邊防軍，參與做出武裝援朝的決策；戰爭開始后，他參與制定志愿局的作戰方針和重大戰役的指導，對志愿軍的后勤保障問題傾注了大量心血，堪稱“總后勤部長”。他是指導朝鮮停戰談判的主要決策人。此外，周恩來協助毛澤東在恢復國民經濟，政治，文化和外教方面同樣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第五篇：周恩來外交風云

一次，周恩來總理去某地視察工作，飛機著陸后，他同機組人員一一握手，表示感謝。這時機械師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來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機械師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別人不要驚動他。機械師工作結束后轉過身來，才發現總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驚，忙說：“對不起，總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總理笑著說：“喚，我沒影響你的工作吧？”

“沒有，沒有”，機械師趕忙說。周總理這種尊重別人，講禮貌的好品質、好作風深深地感動了機械師和在場的所有人。

2某次，一個美記者采訪周恩來時，看見桌上放著一支美國派克鋼筆。他以一種譏諷的口氣問道：“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中國為什么還要用美國的鋼筆呢？”周恩來淡淡一笑，答道：“談起這支派克鋼筆話就長了。這是一個朝鮮朋友的抗美戰利品，他是作為禮物贈送給我的。我想，無功不受祿，就推辭。朋友說，留下做個紀念吧，我覺得有意義，就收下了貴國的這支派克鋼筆。”

3在一次招待會上，尼克松一次問周恩來總理：“總理閣下，中國好，林彪為什么提出往蘇聯跑？”周恩來回答：“這不奇怪。大自然好，蒼蠅還是要往廁所跑嘛！”一位西方女記者對著話筒匆匆問道：“周恩來先生，可不可以問您一個私人問題？”“可以的。”周恩來微笑著回答。“您已經60多歲了，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記憶非凡，顯得這樣年輕、英俊？”場內頓時響起了友善的笑聲和議論聲。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問題。周恩來溫和地笑了笑，待場內安靜下來，才聲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為我是按照東方人的生活習慣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譯流利地譯出周恩來的話，整個大廳里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和喝彩聲，各國記者無不為周恩來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41973年，基辛格造訪中國，毛澤東與其會晤，突然基辛格問道，聽 說主席閣下正在學英語呢。毛澤東聽后立即風趣地說，是啊，只會幾個單詞，比 如

“papertiger”（紙老虎）之類的。當時，引得眾人開懷笑。其實早在延安 時期，毛澤東就曾用“papertiger”這個詞來形容國民黨反動派，后來還用這個詞指帝國主義。

5一次有位外國人問周總理：“你們中國人走路總是低著頭啊，你看我們走起路來挺胸抬頭的，多有氣勢啊。”

總理回答到：“我知道，一般上坡的人總是低頭走路，而走下坡路的人總是高抬著頭”

6有人問周總理“你們國家有多少錢啊？”總理機智的答到“我們國家只有十八塊八角八分錢。”（在當時我國發行的人民幣只有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這十種幣值的人民幣，其和正好是18.88元）。7

在一次外交中，一位很不友好的外國人與周總理握完手后，竟然掏出手卷擦了擦手，之后又把手卷放入兜中。周總理見后，毫不客氣的掏出手卷，擦了擦手后，直接把手卷扔到了垃圾筒中，有利地維護了中國人的尊嚴。

8在一個外交場合，一位外國人問周恩來：“你們國家有妓女嗎？”周恩來回答到：“有。”這時場內一片嘩然。可總理接著說到：“在中國的臺灣！”聽到這里，場內響起了一片掌聲。

9一次，有人給周恩來總理出了一個謎語：“天下第一家，人人都愛他，人前他最小，春季開白花。”沒有給出范圍和提示，就叫總理猜，總理略加思索，說到：“趙錢孫李。”

10--讓人最感動的--聯合國為周恩來降半旗的原因！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

一些國家感到不平了，他們的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門前的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的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國的總理去世，為什么要為他下半旗呢？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臺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

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

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

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后響起雷鳴般的掌聲。瓦爾德海姆機敏而鋒利的談吐，不僅表現了他機智無比的外交才能，同時也反映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高尚品格是舉世無雙。

水利部未經報告請示，在密云水庫附近興建一座水利建設成就展覽館。有一天，在西花廳開會，總理突然轉過頭向水利部副部長錢正英說：“錢正英，賀老總告訴我，你們在密云水庫那里修建一個相當高級的樓，有沒有這回事？”錢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覽館。”總理沉默了一會兒，搖搖頭，輕聲地說了一句：“沒有想到你們也會辦這種事。”錢聽了羞愧得無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樣難受。如果按現在某些干部的想法，總理既未嚴厲批評，又未責成處理，既無紀委處分的威懾，更無丟官的危險，完全可以蒙混過關。但在周總理偉大人格的感召下，錢回部后，立即在黨組會上作了傳達。水利部黨組隨即決定：將這座價值400多萬元的建筑，無償轉讓給第一機械工業部一個研究所，并向中央寫了一個深刻檢查的報告。

“對被減人員一定要負責到底。”

1960年，中央根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成立了精減領導小組，精減多余職工。為了安排好被精減職工的生活，周總理絞盡了腦汁。在一篇關于精減的文件草稿中，總理在“對被精減人員一定要負責到底”一句話前邊，親筆加上“黨政領導機關”幾個字，重點強調領導機關的責任。在文件草稿中講到精減職工的安置辦法時，他又加了一段話，強調“對于一切精減下來的職工，都要采取各種補助和幫助的辦法妥善安置”。在他的關懷督促下，全國2000多萬精減人員的安置和生活問題大都得到了妥善解決，沒有發生大的問題。

“你們說假話當然不對，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壓你們。”

1962年初，中央召開擴大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大會期間，周總理參加福建省的小組討論會。當聽到下邊的同志反映強迫命令、浮夸、講假話等壞作風給工作和黨群關系造成的危害時，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說了一段切中時蔽、感人肺腑的話。他說：“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夸和說假話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大家都說假話，看領導的顏色說話，那不就同舊社會的官場習氣一樣了嗎？……你們說假話當然不對，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壓你們。”接著，總理又強調指出，要提倡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他說：“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歸納起來就是實是求是。”

“這比人民群眾吃得好多了！”

周總理的飲食清淡，每餐一葷一素，吃剩的飯菜，要留到下餐再吃，從不浪費一米，一片菜葉。國務院經常召開國務會議，會議過午還不能結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總理規定工作餐標準是“四菜一湯”，飯后每人交錢交飯菜票，誰也不準例外。總理吃完飯，總會夾起一片菜葉把碗底一抹，把飯湯吃干凈，最后才把菜葉吃掉。吃飯時，偶爾掉在桌上一顆飯粒，馬上拾起來吃掉。有人對他如此節儉感到不解，總理說：“這比人民群眾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難時期，總理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帶頭不吃豬肉、雞蛋，不吃稻米飯。一次，炊事員對他說：“你這么大年紀了，工作起來沒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糧了！”總理說：“不，一定要吃，吃著它，就不會忘記過去，就不會忘記人民哪！”

“家鄉的事應由當地黨政部門管。”

周總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時代都是在淮安度過的，因此他對淮安懷有深厚的感情。他愛淮安，但他更愛偉大的祖國，從不因為淮安是他的家鄉而給予額外的照顧。1960年，淮安縣委負責同志到北京時，見到了周總理，在匯報了淮安縣10萬畝棉花喜獲豐收的情況后，提出想辦一座紗廠。按理，這對總理來說確實不是什么大事，但當時正值困難時期，周總理一方面鼓勵他們，一方面又引導他們說：你們種棉花，就要辦紗廠，那上海的紗廠就吃不飽了。最終沒有同意。1962年，總理的家鄉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蘇北大片農田被淹。江蘇省政府給總理寫信，請求支援。總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調撥人力物力支援災區是

完全應該的，只要總理一句話就可以了。但總理說：我家鄉的事應由當地黨政部門管，該怎么辦由他們拿主意。總理對家鄉懷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鄉的問題上從不偏私，一概秉公辦事。

1954的冬天，周總理聽說北京的公共汽車很擁擠，老百姓坐車很困難。一天下午五點多鐘，正是人們下班的時候，周總理對秘書和衛士說：“群眾反映現在坐公共汽車很擁擠，等車要一兩個小時，現在咱們去了解一下情況，你們不要通告保衛部門。”

周總理一行三人來到北京圖書館附近的汽車站，人確實很多，等大家都上了車，周總理才最后上去。車里人很多，已經沒有座位，周總理往車里走了走，抓住吊環，汽車開動了。一開始，人們都沒有注意。過了幾分鐘，一位乘客發現了總理：“哎呀！這不是周總理嗎？”頓時，車里沸騰起來，許多人站起來給總理讓座，不少人往他身邊擠，有的人還把手伸過來要和總理握手。秘書和衛士都非常著急，怕把總理擠倒。周總理揮著手大聲說：“請坐，請坐，別擠！”這時，一位乘客擠過來，握著總理的手激動地說：“總理，你那么忙，怎么還來坐公共汽車？”周總理笑著說：“我也來體驗一下你們的生活嗎！”有的乘客非要讓總理坐下，總理堅決不肯，一直站著和大家親切地說著話。總理向他們在哪兒工作，住在哪里，生活怎樣，每天上下班坐車要多少時間。車走了幾站以后，秘書和衛士勸總理下車，說：“情況也就是這樣了，咱們趕緊回去吧！”總理還堅持坐下去，下了車以后，總理又上了無軌電車，在寒冷的夜晚走了大半個北京城。

情況搞清楚了，總理很快召集有關部門同志負責研究解決交通擁擠的辦法。他還提出許多可行的具體建議。比如，畫出人行橫道線，在繁華路口的馬路中間設安全島等，就是周總理提出來的，都是為了保證行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