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唐家璇談周恩來外交思想四大核心內容

唐家璇談周恩來外交思想四大核心內容

（2011年9月2日）

尊敬的孫海麟書記、馬躍美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下午好。來到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母校——天津南開中學參觀考察，并和同學們當面交流，我非常高興。首先感謝孫海麟書記的多次盛情邀請和校方的周到安排。

南開中學是周總理青年時代就學之處，也是蜚聲國內外的百年名校，我慕名已久，一直想來參觀訪問。以前幾次來天津，由于日程原因，總是來去匆匆，這次終于如愿以償。今天上午一到天津，我就去參觀了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瞻仰他們追求真理，為黨、為祖國、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偉大一生，緬懷他們的偉大情懷和風范，深受教益。剛才我又參觀了校園，去了周總理曾經上課的教室和居住的宿舍，觸景生情，我十分激動，感慨良多。想到敬愛的周總理就是從這里走出來的，我感到十分親切和溫暖。

周恩來總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我們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他既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國外交的創始人，是享譽世界的杰出外交家。我在外交外事戰線工作四十七年，年輕時曾有幸作為工作人員在外事活動中多次近距離接觸周總理，聆聽教誨。我對周總理無比敬仰。多年來，無論是在外交部工作期間，還是在國務院工作期間，我辦公桌上一直擺放著一個精致的像框，里面嵌放著周總理的半身像片。我經常凝視周總理炯炯的目光，希望以周總理為榜樣，用周總理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武裝和激勵自己，不辱使命，維護好祖國和人民的利益。說來也巧，我退休后在國務院的辦公室，就位于周總理當年工作和居住過的中南海西花廳東側的四合院內。四合院叫老會議廳，是當年周總理召開重要會議的場所，與西花廳一墻相連，有門相通。這也算是一種緣分吧。

周恩來這個名字對于從事外交工作的同志們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周恩來總理是新中國外交的創始人、奠基者和開拓者。早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947年春天，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戰略轉移主動撤出延安。當部隊撤到山西臨縣三交鎮附近時，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成立了中央外事組，這就是新中國外交部的前身。當時周恩來同志預見到解放全中國的那一天即將來臨，新中國成立后需要一批有一定對外交往經驗的同志承擔外交工作，因此他未雨綢繆，特意把在延安時期參加革命的一批懂外語、從事過外事工作的干部組織到一起，為新中國外交預做準備。新中國成立后，周總理親自兼任外交部長達9年，為新中國外交基本政策的制訂、外交部的建設和發展，包括規章制度的建立、外事紀律的規定，外交干部的選拔和培養等，傾注了大量心血。此后，周總理雖然不再兼任外交部長，但在擔任總理的26年里，都一直主管外交工作，對外交部的工作給予指導和教誨。周總理提出的十六字方針“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至今仍是外交干部必須遵守的最重要的準則和標準。

周總理不僅是新中國外交的決策者，還是指揮者和實踐家。他以驚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在外交實踐中體現出的外交思想是新中國外交的寶貴財富，對中國外交影響深遠，也教育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外交官。

周總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內涵十分豐富。國內外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人和論著也都很多。我的體會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個方面：獨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和平共處。這四點貫穿于周恩來外交思想的始終，既是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一系列外交方針的思想源泉和理論基礎。

獨立自主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建國伊始，周恩來總理就告誡我們：“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要有信心。”建國初期，新中國外交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其中最重要的任務是，在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尖銳對立的冷戰格局下，我們要采取什么樣的外交政策才最有利于鞏固我們這個新生的國家，更好地維護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

當時，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只有蘇聯和東歐少數國家，美國對新中國采取的是政治上敵視、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的政策，美國的政策在當時影響了一大批國家。我們需要盡快打破這種局面。為此，周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另起爐灶”、“打掃干凈房子再請客”的指示，制訂了貫徹落實的六條外交方針。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在外交上堅持獨立自主，這是決定我國外交政策、處理國際問題的出發點。獨立自主的關鍵在于“不要置身于任何一個國家的影響之下，以致成為一國的工具”，不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結盟。即便是在處理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系時，周總理也經常強調，我們與這些國家“并不是沒有差別，不能把自己黨和國家的獨立性喪失掉”。由于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新中國擁有較大的戰略選擇空間，這一思想也成為中國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至今仍在指導我國的外交工作。

平等相待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周總理主張各國主權平等，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對大國、強國要講平等，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對發展中國家更要講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強加于人。周總理多次指出，“支持和尊重是相互的，只有支持和尊重這些國家，別人才會支持和尊重中國，持之以恒，我們的朋友才能遍天下，我們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在周總理的外交實踐中，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例子數不勝數。

新中國建立后，周邊國家一度對中國懷有很深的疑慮，緬甸曾一度出現“中國威脅論”。1954年緬甸總理吳努曾坦率地說：“中國好比大象，緬甸好比羔羊，大象會不會發怒，無疑會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膽”。針對緬甸的疑慮，周總理先后9次訪問緬甸，與緬甸領導人推心置腹地長時間深入交談。特別是1960年周總理第四次訪問緬甸，他接受緬甸總理吳努的建議，調整訪問日程，提前一天到達仰光參加緬甸的潑水節。緬甸的潑水節相當于中國的春節，是緬甸一年當中最盛大的節日。周總理按當地風俗，換上了緬甸民族服裝。當時，周總理剛種過牛痘，不宜潑水，隨行的同志建議他象征性地潑一下，但周總理從大局和中緬友誼出發，每到一個彩棚都興致勃勃地和緬甸群眾相互潑水，氣氛十分熱烈。周總理的深情厚誼深深地感動了緬甸人民。后來，吳努曾對毛主席說，“很坦率地講，我們對大國是很恐懼的，但周總理訪問緬甸后，大大地消除了這種恐懼。”

在與廣大的非洲國家交往時，周總理特別注意平等相待，尊重他們的愿望和要求;主張力所能及地向非洲國家提供各種援助，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在國際事務所中為非洲國家說話，仗義執言，支持非洲國家的正當立場。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總理出訪亞非14國，歷時70天，廣泛交往亞非朋友，維護和加強中國與亞非各國的團結與合作，這無論是在中國外交史上，還是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這也說明周總理對亞非國家平等相待，以誠相待的情意，為中國與亞非各國的友誼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求同存異是周恩來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點。周總理常說，國與國之間在政治上不可能沒有差別，應當通過相互接觸，把彼此思想溝通，努力尋找和擴大雙方的共同點，避免和減少分歧，求同而不是立異。1955年，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周總理做了一次著名的發言，集中闡述了他的求同存異的思想。

當時，一些國家為破壞亞非會議的召開，先是策劃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為趕赴印尼出席萬隆會議，中國政府包租一架印度的飛機克什米爾公主號，但因公務繁忙，周總理未能按原計劃到香港乘機，代表團的先遣人員搭乘該機前往印尼。臺灣國民黨保密局特工用重金收買了香港機場一名工作人員，在機尾處偷放了一枚定時炸彈，飛機中途發生爆炸。這顯然是針對周總理的謀殺陰謀。毛主席聞訊后打電話給在昆明的周總理，勸阻他為安全起見，改變計劃不去赴會。周總理考慮到會議的重要性，仍然決定出席會議。他不顧個人安危，改變行程后，從北京出發經仰光到達印尼。當周總理抵達萬隆后，發現雖然亞非會議總體上氣氛熱烈，表現出亞非國家團結奮斗的共同愿望，但也有人在美國等國的挑唆下，提出中國是信仰共產主義的，同大家不是一條心，并發出“共產主義威脅”等不和諧論調。針對這種情況，周總理決定把他準備好的講話稿作為書面發言稿印發給大家，自己作了一個即席發言。在這篇著名的補充發言中，他對與會代表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周總理的這個講話集中體現了他的求同存異思想。萬隆會議后，他又在不同場合多次講到求同存異思想，并且強調求同存異適用于各國關系。

求同存異既是一種思想，也是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一種基本方法。在處理與各國關系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尋求擴大雙方的共同點，存異就是正視并允許雙方有一定的不同點。周總理不僅提出并倡導求同存異的思想，也非常善于協調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在復雜的矛盾中尋求共同點。在萬隆會議上，周總理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中國和與會各國之間的共同點。他說，中國與亞非絕大多數國家之間的共同基礎就是“我們都經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他還對與會代表說，“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應該將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來。”“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相互了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周總理的一席話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強烈共鳴，終于使會議達成了一致，形成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這十項原則也在歷史上被稱為“萬隆精神”。

周總理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在中國對外關系中一直不斷地得到繼承和發展。鄧小平同志關于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一國兩制”構想，以及針對我國與一些鄰國存在島嶼歸屬和海域劃界爭議問題提出的“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都是對周總理外交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在我幾十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深深感到，求同存異既是指導原則，又是行為準則，同時還是思想方法。我在外交回憶錄《勁雨煦風》一書中寫了我擔任外交部長和國務委員期間經歷的十一件外交大事，其中許多重大外交事件的處理都體現出中國外交求同存異的思想。在中央直接領導下處理我國與美國、俄羅斯、歐洲各國、日本、印度尼西亞、印度等國關系時，無不需要以求同存異的思想為指導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理性、客觀，才能適度準確地把握我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才能處理好紛繁復雜的國際事務。

和平共處是周恩來外交思想中最具創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內容之一。建國初期，“新中國外交往何處去？”這是全世界都關注的問題。1949年11月8日，周總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指出，新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就是“為持久和平”，與各國和平相處成為新中國外交的一大目標。此后，周總理在不同場合多次明確表示，中國“要和平，我們要在和平中建設”，“我們主張通過和平協商解決一切國際糾紛”。

1953年，在會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周總理比較完整地闡述了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54年，中、印兩國總理在新德里發表聲明，正式確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表示“這些原則不僅適用于各國之間，也適用于一般國際關系之中，它們將形成和平與安全的堅固基礎”。同年，在中國與緬甸兩國總理的共同聲明中，這些原則再次得到確認。在萬隆會議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與會各國的普遍贊同，成為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礎，至今仍是指導各國處理相互關系的準則。國際風云變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經歷了風雨，經受住了考驗，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為促進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周恩來外交思想是新中國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外交的理論基礎和力量源泉。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縱觀國際形勢發展，把握時代特征，繼承和發展了周恩來外交思想，確定了我們新時期的國際戰略和外交路線，開創了中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面對國際形勢的變化，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思想，作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了中國外交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進入新世紀，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繼承和發展周恩來外交思想，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理論，提出了“科學發展、和諧世界、互利共贏”等外交理念和主張，這與周恩來外交思想一脈相承，成為當代中國外交實踐的重要指南。

當前，和平、發展、合作依然是時代的主旋律。中國外交也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與時俱進，開拓進取，不斷挖掘周恩來外交思想在新時代的豐富內涵。要深刻理解周恩來外交思想，常讀常新，并從中充分汲取營養，不斷提高我們在新形勢下處理外交事務、應對各種挑戰的能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最后，我想強調的是，周恩來外交思想從內容到實踐都體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忠誠，體現了他所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養和熏陶。周總理從青少年時期就追求真理，探尋中華民族振興的道路。我相信，南開中學的學生都不會忘記“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句話。在南開中學讀書期間，他的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發展與深化。“極目青郊外，煙霾布正濃。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蹤。”寫這首《春日偶成》時，周總理只有十六歲，但他憂國憂民的情懷已經躍然紙上。1917年，他在東渡日本求學之前，寫下了“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的詩句。負笈東瀛，他無時不關心國事，探求真理。此后，他回國參與組建覺悟社，積極投入到愛國群眾運動的浪潮，探索改造中國社會的道路。在歐洲勤工儉學期間，他更加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周總理的外交風范儒雅高貴，受到全世界的稱頌。國外許多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和風格的人認為，周總理的外交風格體現了文明古國政治家的君子氣質，友好正直，謙遜優雅，體諒他人，講求信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評價周總理時說：“他通過優雅的舉止和挺立而又輕松的姿態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穩健。”“他待人熱情，非常坦率，極其莊重而又十分真摯”。周總理的睿智和才華，堅韌與敏銳，在瞬息萬變的外交斗爭中表現出來的坦誠大度，剛柔相濟;在平和淡定中縱論天下大事，從容談笑間解決國際難題的非凡能力和外交才干，一直是外交人員學習的榜樣。周總理平等待人，以誠相見，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以理服人，重信守諾的作風對中國外交人員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同學們，來到南開中學，我和你們有了一個共同的師長和學長——周恩來。周總理曾和你們在同一個校園里求知識，學本領，我則有幸參與了他所開創的新中國外交事業。我相信，周恩來這個名字無論對我，還是對各位同學，絕不僅僅是一個符號，而是需要我們畢生學習的榜樣。

我也希望同學們在周總理曾經就讀的校園里學習，能以周總理的精神和思想不斷激勵自己，學習周總理對祖國的無比忠誠和熱愛，追求真理、百折不撓的堅韌毅力，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腳踏實地、勤奮思考的工作作風，嚴謹細致、認真負責的人生態度，重信守諾、肝膽相照的優秀品質，謙虛謹慎、廉潔奉公的崇高品德。周總理的這些美德，在一個人成長過程中都是至關重要的。我相信，你們學習生活在這個校園中，一定會沐浴在周恩來的精神里，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并以周總理為榜樣，成長為對黨、對國家、對社會有抱負、有價值、有貢獻的接班人。

祝同學們健康快樂，學業有成。謝謝大家。

第二篇：簡述周恩來外交思想

簡述周恩來外交思想

周恩來總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可以稱得上是一代傳奇人物，他從小就有著遠大的報復，在見過之前，積極參加中共對外對內的戰爭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建國后，歷任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是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六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周總理在長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以及獨具特色的外交風格，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他主持我國外交工作長達26年的時間里，他以決策人、指揮者、實踐家三位一體的身份，以異乎尋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貢獻。他外交思想的最重要內同是獨立自主、求同存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時他始終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始終堅持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和工作作風。下面從他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貢獻著重進行如下敘述。

（一）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處與中國傳統“和為貴”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和為貴”、“尚和合”的哲學思想。這種和合不是異質事物簡單相加堆砌，而是各種不同性質的事物相互對立、沖突繼而融合趨同的一個辯證過程。周恩來在外交實踐中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來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處。在周恩來經歷的眾多外交事件中都體現著他追求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總理兼共和國的首任外交部長。新中國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針和外交任務究竟是怎樣?中國的外交往何處去?這不僅是外界所關心的，更是新中國外交事業不容回避的問題。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開始就堅決執行和平外交政策，將“和平共處”“革命不能輸出”的思想貫徹始終。

1949年11月8日，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做過這樣的論述“我們現在的外交任務是分成兩個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蘇聯人民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情誼。我們在斗爭營壘上是屬于一個體系，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和平成為我國外交的一大目標。1950年，正當美國企圖將朝鮮戰爭擴大化時，周恩來就約見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們要和平，我們要在和平中建設。過去一年中我們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極大的努力。美國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來在闡述國際問題的主要矛盾是戰爭與和平問題這一重要思想時就指出“我們主張通過和平協商解決一切國際糾紛。”“帝國主義既怕和平，又怕戰爭，我們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戰爭。我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1954年，周恩來正式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不僅是中國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對世界外交事業深刻的影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作為普遍適用的國際關系準則。爭取和平，在和平中共處事是周恩來在外交事業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異與中國哲學的異同觀

“同”與“異”是一對哲學命題。中國哲學文化中對這對哲學命題有十分精辟的論述。在中國哲學史上“和”與“同”是相互區別的兩個哲學范疇。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強調事物之間的差異性，明確地指出承認差異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寫道“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知異名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荀況從名實相

副的角度論述了承認事物差異性的意義。這些論述都是關于“同”與“異”關系的思辨。這里兩者的內涵應該是“和合”而不是“去異”。承認差異并不是一定要消滅差異。“和諧統一”是一種新的境界。

“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是周恩來對中國哲學辯證思維在外交領域的創造性發揮。周恩來的一生經歷了無數的外交風云，他總是冷靜沉著，細心觀察，善于在對立中積極尋找一致性，以更好地減少對立沖突，盡量擴大共識。這一點也是周恩來高超的外交藝術的生動體現。對于“求同存異”，他在會見埃及客人時談到“處理涉外分歧的時候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加于人。事情總是勉強不得的”。1955年，周恩來率團參加亞非會議，當會議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時，周恩來發言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亞非國家的共同之處是“是要解除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與支持，而不是相互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與對立”。縱覽周恩來的一生，他總是誠摯而又耐心地實踐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時至今日，這一點依然是指導著中國辦外交的重要哲學思想。

三、獨立自主與自力更生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不等于盲目排外、閉關自守。周恩來指出：科學技術不分國界，對全人類都是有用的。我們要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盡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術把我們國家的各方面裝備起來。只要我們放眼世界，博采眾長，努力拼搏，就可以加快科技發展的步伐，突破尖端，后來居上。他說：“我們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但是我們有先進經驗可以學習，有最新科學技術成果可以利用，這樣可以擴大我們的眼界，所以我們前進的步伐可以加快。” ①怎樣學習、利用？其一，要重視科學技術的情報信息工作，及時掌握國外科學技術發展的情報資料，知道哪個地方哪門科技是最先進的，明確學的對象。在周恩來關心下，中國科學院建立了情報所。1963年周恩來領導制定“十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時，科學技術情報工作被列為重點之一。科技情報信息工作的發展，在學習、利用國外先進科學技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二，從人才培養方面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按照我們所最急需的門類，派遣專家、優秀的科學工作人員和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出國學習、取經。請國外專家來中國傳授知識。從技術設備方面采取引進的辦法。50年代，周恩來領導了從蘇聯引進技術、設備的156項重點工程的建設。他要求認真學習和推廣這些項目“從設計、施工、安裝直到開工生產的技術經驗” ② 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來領導了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技術、設備的工作。1974年，周恩來針對我國廣東、上海、東北能源短缺的狀況，十分關心核電站引進考察情況，要求早日引進核電站。實踐證明，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其三，向外國長處學習，從國外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要同創新結合起來。50年代，周恩來指出：“要獨立思考，避免盲從，不要迷信。” ③60年代，他進一步指出：“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 ④正是他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才能保證維持民族獨立，政治上獨立不允許外來干涉，經濟上獨立不依賴外援。只有徹底獨立了，我們才能發展自己給自己定位的中國，才能走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二）、周恩來外交思想理論以及實踐的歷史貢獻

一、維護中國獨立安全、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

就中國是一個被壓迫、受欺壓的國家，世界列強爭著搶著對中國進行瓜分以及剝削，將許多不平等條約強加于中國。于是，重根來主持起草了《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我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和一些重大政策。1950年2月，他赴蘇協助毛澤東談判，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為維護中蘇關系奠定了基礎。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訪亞非28國，建立與發展同它們的友好合作關系。與此同時，周恩來積極尋求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與發展關系的途徑。對日本，他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對英國，他在日內瓦會議后促成了兩國間代辦級的半建交關系。他同尼克松談判簽訂的《上海公報》，確認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兩國關系，這就為中美關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礎。由于周恩來的不懈努力，到周恩來病逝前，與我國建交的國家由49個猛增到107個。在良好的國際環境下，新中國在占世界人口1/4的東方大國里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而且取得了世界工人的偉大成就，這一切成績的取得，斗魚我國堅定地貫徹執行正確的外交路線、策略密不可分，與周恩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密不可分。

二、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國際關系的準則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與經濟封鎖，我們除了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外，還特別重視發展同臨近國家的友好睦鄰關系。1953年，周恩來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第一次代表我國政府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兩國關系的原則，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贊同。此后，中印、中緬雙方總理在聯合聲明中正是倡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一般國際關系的原則，認為這些原則如能為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接受和遵守，就會緩和世界上的緊張局勢，形成和平與安全的堅固基礎。從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我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此后，從萬隆會議⑤到60年代看，我國同許多亞非國家都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華，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善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情況相結合，善于因應時勢，依時而作的結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說明這些原則反映了人類社會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歷史趨勢，體現了新型國際關系最本質的特征，是對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根本否定。

三、以思想帶著中國外交活動走向世界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十月革命⑥后，列寧根據當時的客觀形勢提出了處理同資本主義國際關系的原則⑦，即蘇聯的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主義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后來的領導人卻把蘇聯的國家利益等同于國際社會主義利益，并以此作為處理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一條原則，這導致無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大國際主義錯誤，損害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關系。周恩來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引進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不僅創造性的豐富發展了列寧關于不同社會主義制度國家間和平共處的思想，使之成為國際關系的普通準則，而且解決了社會主義國家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這個重大問題，從而為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健康發展，地址和減少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對這種關系的危害提供了理論依據。回顧歷史，可以說，新中國正是因為周恩來才走向世界的，世界也是通過周恩來才認識和了解中國的。他獨具風格的魅力，以及豐富的思想，不斷給我們以心得啟示，然我們不斷前進著，努力讓中國更加開放、自主。

參考文獻：

1、裴堅章：《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

2、陳宏等：《新中國外交》，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3、曾應旺：《周恩來——中國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裴默農：《周恩來外交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

5、《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一輯，中共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

6、高歧：《鄧小平新時期的外交戰斗思想論述》 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7、米鎮波：《周恩來與大國關系變動》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版

8、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來》 中國和平出版社 1989年版

9、《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12—413頁。

10、《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85頁。

注釋：

①《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12—413頁。

②《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85頁。

③同上書，第257頁。

④同上書，第566頁。

⑤萬隆會議：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反對殖民主義，推動亞非各國民族獨立的會議。又稱第一次亞非會議。中國總理周恩來率代表團參加。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及與各國經濟文化合作等問題。會議一致通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和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確定了指導國際關系的10項原則。這10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會議號召亞非各國團結一致、和平相處、友好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被稱為萬隆精神

⑥十月革命：又稱布爾什維克革命、俄國共產革命等），是1917年俄國革命經歷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個階段。十月革命發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歷10月25日）。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及組織普遍認為，十月革命是經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武裝起義，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三個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政權和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第一個是巴黎公社無產階級政權，第二個是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革命推翻了以克倫斯基為領導的資產階級俄國臨時政府，為1918-1920的俄國內戰和1922年蘇聯成立奠定了基礎。

⑦列寧指出俄國在政治上需要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經濟上要通過無產階級政權去實行土地改革，軍事上要退出戰爭。提出了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任務，為革命指明了方向，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理解無產階級政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正確與否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姓名：于雪楠

學號：09211468

班級：2009211312

學院：計算機學院

第三篇：論周恩來的外交思想

論周恩來的外交思想

【摘要】：周恩來是新中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也是聞名世界的杰出外交家。在他26年的外交生涯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周恩來特色的外交理論體系。本文嘗試從獨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四個方面并以求同存異為重點淺析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及談下本人的一些粗淺感受。

關鍵字：周恩來、外交、獨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和平共處、正文：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卓越領導人。然而他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國外交的創始人，是世界各國公認的杰出外交家,被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

作為新中國第一任外交部長,在長達26年之久的外交活動中,他一人身兼決策人、指揮者、實踐家三種身份,充分運用其異乎常人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同毛澤東一起,運籌帷幄、破舊立新,為新中國制定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外交路線、方針和政策。同時,他善于吸取別國外交經驗用于本國實踐;善于把握形勢,提出適合的外交政策;善于調查研究,勇于創新,提出了適合我國實際并且能夠促進世界外交理論發展的外交理論。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最終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周恩來特色的外交理論體系。

周總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內涵十分豐富。國內外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人和論著也都很多。我的體會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個方面：獨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和平共處。這四點貫穿于周恩來外交思想的始終，既是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一系列外交方針的思想源泉和理論基礎。獨立自主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根本出發點。獨立自主的關鍵在于“不要臵身于任何一個國家的影響之下，以致成為一國的工具”，我們與這些國家“并不是沒有差別，不能把自己黨和國家的獨立性喪失掉”。他始終以獨立自主作為新中國外交的基本立場，在此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反對強權政治，不允許別國干涉我國的內政和外交事務，并且不論國家大小強弱一律把其放在一個獨立國家的立場上平等對待。

而平等相待正是周恩來外交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周總理主張各國主權平等，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對大國、強國要講平等，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對發展中國家更要講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強加于人，而這種原則在當今世界仍是不可或缺的。

求同存異是周恩來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點。1955年4月，第一次亞非會議在萬隆舉行。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針對會議上出現的所謂“共產主義威脅”、“新殖民主義”、“顛覆活動”等不和諧音符，他決定把原定的發言稿作為書面稿印發給與會者，自己則利用午間的短暫休會時間起草了一份補充發言稿．并干當天下午做了關于求同存異思想的著名發吉。他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他接著說：“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我們并不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相互相互了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周恩來的這個講話集中體現了他的求同存異思想。這一思想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共鳴，終于使會議達成了一致見解，形成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亦稱萬隆精神）。

和平共處作為周恩來外交思想中最具創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內容之一，不僅對當時和當今的國家外交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對我們的人生有很大的啟迪作用。

誠如當下所倡導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要求，筆者認為，其實質即是一個推進、實現“求同存異”的過程。和諧社會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而當今社會，在利益已經多元化的現實條件下，構建和諧社會最大的挑戰來自各種各樣的利益沖突和利益矛盾。解決這些沖突和矛盾，就急需“求同存異”。

人是社會的一份子，我們彼此依存，這決定了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也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利己必須以利他為條件。在現實中，每個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時必然要受到他人同樣追求的限制，因此，“求同存異”，互利互惠，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達到共贏的最佳效果。

同時“求同存異”也是重要的處世原則。因為每個人的見識、性格、經歷和人生體會都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強求他人與自己觀點或者為人處世的態度完全相同，在與他人交往的時候，應該采取一種踏實而積極的態度，尋找彼此間的共同點。否則，一味堅持自己的立場，對不同的意見聽而不聞，交流就失去了它的意義，亦無法達到求同的目的。

“存異”反映出一個人的風度和廣闊胸襟。正如法國哲學家伏爾泰的名言：“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盡管現實情況不可能讓每個人的想法或者行為方式都相同，但我們仍然要盡力保證足夠的發揮各自個性的空間，尊重對方的不同觀點，用欣賞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意見。

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非常中庸的做法，是缺乏原則的表現。其實，“求同存異”這一原則并非如此簡單，它是一種生存的策略和藝術，是一種優勢互補、強強聯合的處世態度。這是人與人合作的基礎，也是成大事的必然選擇。我們隨時可能需要他人的鼎力幫助，需要與他人合作。那種想憑借一己之力，靠單打獨斗成事的個人英雄主義，已經不適應時代的步伐。不與人合作或者不會與人合作就不可能成大氣候。而與人相處的“求同存異”原則是兩者合作的基礎。

蘇軾就曾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個體的人又何嘗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個側面。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別人，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

我們在為人處世的時候也應該學習這種寬廣的心胸，容納不同的意見，尊重不同的觀點。但是，有些人卻一味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認為與自己不一致的觀點便是錯誤的，甚至不予理會。

樹立敵人對自己沒有什么好處。況且多一個朋友多條路，何不用寬廣的胸襟接納他人的觀點，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如果對方有不同的觀點，先靜靜地聽他的觀點，理解他的觀點，不要急著反駁。不要把對方的反駁當成是對自己的人身攻擊，每個人都有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每個人也有尊重他人觀點的義務。

不要試圖用各種手段讓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也許對方的觀點也有可取之處，不妨多多地聽。這樣一來，我們也許會收獲更多知識，獲得更多友誼，贏得更多幫助。少一些挑剔，多一些理解，我們的朋友就會越來越多，我們的理想也會更容易實現。

第四篇：論萬隆會議中周恩來外交思想

周恩來外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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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完成學號：姓名：時間： 論文073412156周開放2013年12月2日

論萬隆會議中周恩來外交思想

眾所周知，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的主要開拓者，他以決策者、指揮者、實踐者的身份，成為舉世公認的杰出外交家。他參與了新中國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對重大問題的決策，并親自實踐或者直接指揮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動；他重視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風格，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貢獻。

為了推動亞非各國民族獨立，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萬隆亞

召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亞非萬隆會議。在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下中國派出了以周恩來為首的大型代表團。積極參與這個重大的國際會議，爭取改變自身的國際環境，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會議中的周恩來展示了大智大勇、顧全大局的氣度、非凡的領袖魅力。提出了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求同存異的和諧外交精神，為新中國贏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經歷了風雨飄搖的歲月后求同存異的和諧思想成為歷史發展的趨勢。

萬隆會議期間，某些原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利用一些國家制造紛爭和矛盾，并對中國發出詆毀性言論，企圖分裂會議。周恩來提出“求同存異”方針。在中國和大多數與會國努力下，會議一致通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和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確定了指導國際關系的10項原則。公報共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其他問題、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個方面的內容。

一、求同存異，大力推進新中國的和平外交

數千年來中國的“和為貴”思想，強調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張“和而不同” 是儒家重要的倫理原則，《論語·子路》載文稱“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說要“求同存異”。和諧理論更是植根于厚重悠遠的中華文明，貫穿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是早期中華文明以及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核心要旨。3000多年前，中國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左傳·襄公十年》有文稱“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管子·兵法第十七》有文“和合故能諧”等等不一而足。在中華文明的積淀下，早在幾千年前體現和諧理論的求同存異的思想就已經出現萌芽。

正是由于求同存異的思想逐步形成，世界發展趨勢的變化，周恩來同志順應

歷史發展的潮流成為了求同存異和諧外交的倡導者。

濃縮古人的思想，創新自己的見解。周恩來作為求同存異和諧外交的倡導者，不斷將其運用到實踐中，去深化完善求同存異的思想。抗戰時期與周恩來一起在大后方搞統戰工作的夏衍曾回憶道：抗戰時期在重慶曾與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對我說，干革命，人越多越好，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異。這是周恩來最早提出求同存異這一主張，并把它用于處理同民主黨派領導人的關系上。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任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直接領導策劃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從廣義上講，外交也是一種統戰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國與國之間在政治上不能沒有差別，在民族、宗教、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間尚有不同，何況國家、民族呢？我們應當通過相互接觸，彼此思想溝通。避免和減少雙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異。1954年8月，周恩來在一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表述了這一思想。他指出：“我們和英國是有同有不同的，我們的態度是求同而不求異。”我們和英國“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們是新民主主義國家，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逐步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我們這種立場、思想是不必諱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們爭論馬克思主義學說，爭論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總之，我們要互相尊重，不擴大爭論，擴大爭論就會對立起來，那是不利的。”

二、和平共處，建立友好與睦鄰關系

在萬隆會議中充滿著不和諧音符，美國媒體幸災樂禍，《紐約時報》的評論

借機煽動：“要各國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上，而應當放在遏制共產主義上，不要去打‘殖民主義的死馬’，要去打‘共產主義的活老虎’”。周恩來面對各種各樣的國際抨擊，彰顯偉人氣魄三次力挽狂瀾，在面對國際特殊情況下，周恩來臨時發言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

經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他接著說：“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我們并不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相互了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周恩來的發言引起了極其熱烈的反響。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中國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的和諧外交政策，在劃時代的國際會議中出現了主張和諧的旗幟。就連當時任芝加哥《每日新聞》駐亞洲記者的鮑大可也評論道：大會上他既沒有去刻意爭取對共產主義的支持，沒有做或鼓動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論，也沒有去破壞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務聯盟。但他達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許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個心懷善意、通情達理而真摯誠懇的人，并相當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產黨中國奉行和平的政策。各國代表對周恩來的發言好評如潮，就連曾抨擊過中國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現了民主精神”。周恩來將各國利益綜合處理，尋找其共同之處，運用協調溝通的手段“求同存異”，運用團結友善的手段“求同存異”，運用以退為進的手段“求同存異”。

“維護世界和平”，“謀求相互間的親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鄰的關系”，是周恩來當時著重強調的。數人面對周恩來所提出的求同存異的和諧外交政策認為可笑，認為周恩來是瘋子，當時國際環境復雜，兩種社會形態矛盾四起，局部戰爭不斷，認為求同存異的和諧外交只是一紙空文，在當今社會根根本不能實現。周恩來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作為當代中國和世界最有影響的外交家之一，他高瞻遠矚能夠認清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為歷史的發展推波助瀾，萬隆會議后，周恩來在不同的場合又多次對求同存異的思想加以論述。1955年5月，他在會見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席歐文妮·戈登夫人時，對世界母親大會要像亞非會議那樣發揚求同存異的精神表示贊賞，指出：“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各有不同，很難一致起來，我們要找共同點，把不同的保留，不發展爭

論。”1957年，針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出現的一些問題周恩來指出：社會主義各國并不是對所有的問題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對于我們

各國原則一致的重要方面來說，畢竟處于次要的地位，而且這種不同意見是可以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同基礎上，通過同志式的討論和協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暫時還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團結關系受到珍重，保留這種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這也就明確了：“社會主義國家間也適用求同存異的方針。”不斷為和平事業做出貢獻，不斷為創造和諧環境而努力。周恩來所提出的求同存異和諧外交不是口頭與紙面的空文，中國以“求同存異”為原則引領外交工作，以此為原則發展統一戰線，以此為原則構建黨內和諧.協調人際關系。推動國際大環境下“求同存異”的和諧理論的順利發展。

周總理在會議上重申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倡導的團結合作、求同存異、協

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國的獨立和主權、維護新興國家的和平等國際地位、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的主張，成為與會者的普遍共識和會議的基調。

這為會議取得歷史性重要成果，為萬隆精神和“十項原則”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增進了亞非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了解與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減了不少國家對我國的誤解、偏見和疑慮，為新中國贏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萬隆會議后，我國的對外關系打開了一個新局面，出現了一個外國同我國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時間里，到1961年，僅亞非地區新增同我建交國即達十個之多，并為十年后即1971年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后出現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礎。

實踐證明周恩來來提出的求同存異的和諧外交思想，是人類歷史的進步和發展規律，是正確的，科學的，可行的。在中國外交史上寫下了輝煌篇章，同時也為開辟國際關系新時代作出了寶貴貢獻。

交通運輸工程學院

0734121班073412156周開放

第五篇：周恩來外交故事

周恩來是公認的語言大師，凡是和周恩來交談過的人，無不為他的幽默風趣的語言魅力所折服。

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有一次周總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赫魯曉夫會晤時，周恩來批評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義政策。狡猾的赫魯曉夫卻不正面回答，而是就當時敏感的階級出身問題對周總理進行刺激，他說：“你批評的很好，但是你應該同意，出身于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于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指總理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周恩來停一會兒，平靜地回答：“是的，赫魯曉夫同志，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一次，一個外國嘉賓問周恩來：“總理先生，你見過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嗎？”有點想嘲笑的意思，以為自己見過美女如云，周總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總理說：“見過！”對方問：“是誰？在哪里？”周總理說：“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對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總理說：“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則我也不會娶她。”

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

文革期間，江蘇省射陽縣的一群紅衛兵到北京上訪，周總理接待了他們。紅衛兵要求把射陽縣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陽”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紅太陽。周總理聽他們講明來意后，哈哈大笑起來。他們不理解總理為什么發笑，幾只眼睛盯著總理臉上望。總理說：射陽兩個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們這些小將看問題，為什么不從積極方面去看，而從消極方面去看呢？我說“射陽”兩字很好，因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紅太陽，而是紅太陽光芒四射。周總理生怕他們聽不清楚，又重復地說了一句對射陽的解釋，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你們說對不對？說罷，又哈哈地大笑起來。紅衛兵代表也都笑了，因為他們對總理的講話感到心服口服，表示還是叫射陽縣好。

低著頭走路是我們喜歡走上坡路

美國代表團訪華時，曾有一名官員當著周總理的面說：“中國人很喜歡低著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抬著頭走路。”此語一出，話驚四座。周總理不慌不忙，臉帶微笑地說：“這并不奇怪。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走上坡路，而你們美國人喜歡走下坡路。”

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通知工作人員，給與會者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彩色越劇片。工作人員為了使外國人能看懂中國的戲劇片，寫了15頁的說明書呈周總理審閱。周恩來批評工作人員：“不看對象，對牛彈琴。”工作人員不服氣地說：“給洋人看這種電影，那才是對牛彈琴呢！”

周恩來說，“你要用十幾頁的說明書去彈，那是亂彈，我給你換個彈法吧，你只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就行了。”電影放映后，觀眾們看得如癡如醉，不時爆發出陣陣掌聲。

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

50年代初，有一次周總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設宴招待外賓。客人們對中國菜的花樣之繁多，風味之獨特，味道之鮮美都贊不絕口。這時，上來一道湯菜，湯里的冬筍、蘑菇、紅菜、荸薺等都雕刻成各種圖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筍片是按照民族圖案刻的，在湯里一翻身恰巧變成了法西斯的標志。貴客見此，不禁大驚失色，忙向周總理請教。周總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隨即泰然自若地解釋道：“這不是法西斯的標志！這是我們中國傳統中的一種圖案，念‘萬’，象征‘福壽綿長’，是對客人的良好祝愿！”接著他又風趣地說：“就算是法西斯標志也沒有關系嘛！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賓主哈哈大笑，氣氛更加熱烈，這道湯也被客人們喝得精光。

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

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不腐女尸引起世界轟動。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時曾向周總理提出一個要求：“尊敬的總理閣下，貴國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成果震驚世界，那具女尸確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寶啊！本人受我國科學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種地球上沒有的物質來換取一些女尸周圍的木炭，不知貴國愿意否？”周總理聽后，隨口問道：“國務卿閣下，不知貴國政府將用什么來交換？”基辛格說：“月土，就是我國宇宙飛船從月球上帶回的泥土，這應算是地球上沒有的東西吧！”

周總理聽后哈哈一笑說：“我以為是什么，原來是我們祖宗腳下的東西。”基辛格聽后一驚，疑惑地問道：“怎么？你們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時候？為什么不公布？”

周總理笑了笑，用手指著茶幾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認真地對基辛格說：“我們怎么沒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這些我國婦孺皆知的事情，你這個中國通還不知道？”周總理機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讓博學多識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國家的銀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富裕的歐洲人，輕視我們國家資源少，底子薄，人窮，笑話周總理地問：“總理先生，請問中國有多少錢，才能保證每個人吃上飯吃上肉穿上衣？”

面對這挖苦的話，周總理是這樣說的：“我們新中國用的是人民幣，國家的銀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當時，我們國家的錢面值只有 1分、1角、1元、10元、2分、2角、2元、5分、5角、5元，加起來正好是18元8角8分，經典幽默的回答令提問者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