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哲學概論讀后感

哲學概論讀記

臺灣輔仁大學，鄔昆如（哲學系教授）等著

緒論：

人生問題導向到哲學思考。

人：個別性：頂天立地---獨善其身

社會性：出人頭地---兼善天下

天道福善禍淫（書經-湯誥）：

善和惡才是福與禍的根本原因，即福德一致原則。

道德哲學---宗教哲學

現世報---三度時間（前世、今世、來世）

自然科學到自然哲學

《舊約—創世紀》的三重祝福：第一重人的靈魂石上帝的肖像；第二重人有伴侶；第三重掌管萬物，萬物的主人。分別代表了人文、社會、利用自然。

駕馭和利用自然產生自然科學，欣賞自然責產生了藝術 人生三大問題：

生從何來？應做何事？死歸何處？

西歐的哲學入門書《蘇菲的世界》

定位宇宙，安排人生。安頓人生是安排人生之前提。

人性的基本功能-----知、情、意。

《詩經》言情，《書經》明意，《易經》主知。

哲學的興起和發展

西方先有神話后有哲學，中國先有哲學后有神話，神話與哲學息息相關。

希臘哲學：蘇格拉底（述而不作）、柏拉圖（作而不述）、亞里士多德。

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圣托馬斯繼承發展亞里士多德體系,推向永恒哲學。

永恒哲學把“認識論”作為入門，將“形而上學”奉為體，以“倫理學”為用。

認識的全方位---知人、知物、知天。

形而上學---本體論（存在學），討論宇宙論和人類學。

倫理學---提供思想言行的規范。

中國哲學，易經的生生不息—儒家人際關系、道家的人道關系。先秦百家爭鳴—漢代的獨尊儒術---道教產生和佛教入住中原。大學的產生和分科

知識分子的聚集地---大學。代表了過去知識分子的藏書，當代知識分子的老師，未來知識分子的學生。

《舊約-創世紀》的三重祝福對大學分科的啟示。第一重帶來人文學院，第二重帶來社會學院，第三重帶來自然科學院。中世紀又意識到社會中常有兩類特殊工作的人即教士和醫生，從而帶來神學院和醫學院的設立。

哲學的三史六論

三史：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印度哲學史。

六論：邏輯學、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價值哲學、哲學總論。

第二篇：中國哲學-概論

中國哲學

概論

一、中國哲學基本線索與內容

1、中國哲學是以儒學為骨架，儒釋道三家并存并融的一種思想體系。（儒釋道三足鼎立，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儒學，中國哲學最核心部分；中國哲學最基本特征—以儒學為主；中國哲學中的中國指“傳統中國”-現存在于臺灣，現代的中國是西化了的中國；中國本土哲學：儒、道）

2、線索

△起點：夏商周時期的禮樂文化，以“六經”為代表

（伏羲、黃帝、堯舜禹、湯、周文武王、周公-制禮作樂→禮樂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初建；六經-六部儒家經典，始見于《莊子--天運篇》。是指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其中《樂經》已失傳，所以通常稱“五經”）（《禮經》漢代是指《儀禮》，宋以后《五經》中的《禮經》一般是指《禮記》。）《三字經》中：“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禮指《大禮》、《小禮》，后失傳其一，并更名《禮記》。

六經淺說

《漢書·藝文志》說，儒家“游文于六經之中”。所謂“六經”，指《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文獻，當時并沒有稱“經”，直到戰國后期，莊子轉述孔子對老子談論這六部著作時，才開始有“六經”之說。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學者們推崇孔子，才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述《周易》，作《春秋》之說。實際上，這并不是完全符合歷史實際的。

先說《周易》，這是一部淵源邃古、博大精深的哲學著作。《易》源于河圖洛書，夏代稱《連山》，商代稱《歸藏》，到周代才叫《周易》。“易”有三種含義，一是變化，即世間萬事萬物的無窮變化；二是“簡易”，即以簡單詮釋復雜、“以六爻窮變化”；三是“不變”，即永恒不變。“易”為夏、商、周三代王室卜官所掌管。

《書》，又稱《尚書》，這是周王室外史所藏的政治文件。《尚書》從內容上 1 可分為兩類，祭祀類和戰爭類，即所謂“古之大事，惟祀與戎”。從文體形式上也可以分兩大類，即上行的奏議和下行的詔令。《尚書》的文章結構完整，層次分明，在命題謀篇上非常講究，不少篇章文采飛揚。但由于時代久遠，語言佶屈聱牙，古奧難懂。

《詩》即《詩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五百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詩經》來源有二，一是王室派“行人”到民間“采詩”，二是公卿大夫給周天子的“獻詩”。但無論哪種詩歌，最后統一由周王室設在家廟的“守藏室”（即國家圖書館）刪定。春秋時期，諸侯宴饗、會盟，莫不賦詩，可見《詩》已普遍流傳。《詩》分風、雅、頌三個部分。風包括十五國風，《周南》、《召南》、《王》則是洛陽一帶的民歌。雅、頌則是王室的祭歌和頌歌，表現手法有賦、比、興，它的基本風格是淳樸自然，敢于描寫現實，開啟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

《樂》是隸屬周王室司樂的音樂作品，有人說《詩》和《樂》實際上是一體的。《詩》為樂歌，“詩”記詞，“樂”記譜。《樂》集夏、商兩代音樂精華之大成，由周公在洛邑整理而成，周王室歷代樂官修訂。現《樂》已失傳，無法知道其原貌。

《禮》，又稱《周禮》、《周官》，是周王室的宗伯管理的典章制度。周公在洛邑制禮作樂，奠定周禮的基礎。所謂禮，是天子、諸侯、大夫必須遵循的嚴格的等級制度，其主要內容有建侯衛、宗法制、封諸侯、五服制；爵位、謚法、官制和吉、兇等禮。《周禮》被秦始皇徹底燒毀。西漢末年，劉向自稱發現了古本并加以著錄，這就是今本《周禮》，此事至今還令人生疑。（周禮、儀禮、禮記）

《春秋》之名，是先秦人們對史書的通稱，除周王室外，各國也都設有史官。秦焚書后，各國國史皆亡。西漢時，學者們借口耳相傳，整理成《左傳》、《公羊傳》等，漢儒以為以上各書是解釋孔子所作的《春秋》的。它們究竟與孔子的關系如何，尚不能定論。

周代重視貴族教育，貴族子弟把詩、書、禮、易、樂、春秋稱為“六藝”（“六藝”有兩種，另一種為禮、樂、射、御、書、數），是必備的知識。而詩、書、禮、樂、易、春秋藏于周王室，至春秋末年，周王室大亂后，大量典籍散失。

因此，除《春秋》存疑外，其余“五經”皆應編修于洛陽。龔自珍《六經正 2 名》說：“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章學誠《校讎通議》說：“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尊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頌太師，《春秋》存于國史。”清《睢陽袁氏（袁可立）家譜序》：“若其詩文根本六經，德業師模三代，蠕言螳動，俱無愧于汝南家法。” △先秦哲學（諸子學）：（BC771-BC221，特指春秋戰國，公元前 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人們稱秦統一中國之前的哲學為先秦哲學。

簡介

中國奴隸社會以及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的哲學。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哲學思維從原始時代人們對精神和自然界關系問題的兩種自發的對立傾向，經過殷周奴隸社會的天命神權論和早期陰陽、五行觀念，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之學，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中形成了反映各階級、階層利益的各種對立的哲學體系和哲學派別。它們之間互相辯難，百家爭鳴，成為中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第一個輝煌的時代。

歷史背景

公元前21世紀的夏代，中國進入奴隸社會，殷商和西周是奴隸社會的發展時期。中國奴隸社會保留了公社共同體形式，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土地屬奴隸主國家所有，強迫奴隸集體耕作，春秋至戰國初，由于鐵器和耕牛的使用，產生了用個體生產代替集體耕作、用地主土地私有制代替奴隸主土地公有制的經濟條件，宗族奴隸制在奴隸和平民的反抗斗爭中逐漸瓦解。

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進行了反復的斗爭和較量，封建制終于戰勝了奴隸制，先后建立了魏、趙、韓、齊、楚、燕、秦7個封建國家。秦國實行封建化改革最晚，也最為徹底，商鞅變法的成功使秦國一躍而為戰國后期的強國，奠定了后來統一中國的基礎。封建制度的確立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繁榮，生產的發展又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先秦哲學隨之產生和發展。

發展過程

先秦哲學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中國哲學的萌芽、諸子前哲學和諸子哲學3個階段：

萌芽時期

哲學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聯系的，主要表現為相信靈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發觀念。在殷商奴隸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上帝神權觀念，周滅殷后發展為天命主宰一切的觀念，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以《易經》和《洪范》為代表的早期陰陽、五行觀念尚未完全擺脫宗教神學的束縛，表現了科學思維的萌芽同宗教、神話幻想的一種聯系。

諸子前哲學

西周末至春秋時期，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出現了危機，天命神權也發生了動搖。在《詩經》中出現了疑天、責天的思想。出現了原始的陰陽、五行觀念，對自然界的變化作了某些唯物主義的解釋，表現出無神論的傾向，同時發展了樸素辯證法的思想。伯陽父、史伯、管仲、醫和、子產、晏嬰、史墨等人，可以稱為先秦諸子前哲學思想的主要代表。

諸子哲學

春秋末年，孔子創立儒家學派，是中國哲學進入諸子百家之學的開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大變革中，先后出現儒、墨、道、法、名、陰陽等重要學派，圍繞著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以及名實、禮法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哲學論辯，學派之間既互相斗爭又互相吸取，每個學派內部也不斷分化和發展，使這個時期的思想斗爭呈現出錯綜復雜的情況，從而促進了哲學的繁榮。主要派別

先秦諸子哲學的主要派別有

①儒家。這是創立最早、影響較大的一個學派。孔子死后，“儒分為八”。其中孟子和荀子為代表的兩個派別最有影響。“四書”：論語、孟子、中庸（子思）、大學（荀子）

②墨家。創始人是戰國初年的墨子，他的哲學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后，“墨離為三”。戰國后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學說中的迷信成分，在唯物主義認識論、邏輯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較大貢獻。

③道家。傳統認為老子是其創始人。他提出了一個以道為核心的系統完整的宇宙觀，既有唯物主義的內容，又有唯心主義的成分。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哲學思想，通過相對主義走向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稷下道家則提出“精氣”說，對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戰國時期道家的一派還和名家、法家相結合，發展成為黃老之學，4 為后來的漢初統治者所推崇。

④法家。其先驅為管仲、子產，真正奠基人是戰國時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人。到戰國末期，韓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論，他繼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學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義體系。

⑤名家。是戰國時期專門討論名實關系和概念同異、離合問題的一個學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孫龍。他們對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別性問題作了探討，對古代邏輯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

⑥陰陽家。以鄒衍為代表，他把陰陽五行說加以神秘化，用五行生克的順序來說明王朝的更替，提出“五德終始”說，為新興封建政權的建立提供理論根據。除上述派別外，先秦諸子百家之學還有兵家、農家、縱橫家、雜家等學派。先秦哲學的特點及其演變

先秦思想的發展有兩次重大轉變。第一次發生在殷周之際。對這次轉變的性質問題，學術界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但大致認為這是一場宗教改革運動。我以為，這是一場宗教批判運動。其實質，是擺脫傳統宗教，開創人文精神。這不是宗教內部的變化，而是以人文取代宗教的過程。這場宗教批判運動的深層面的思想根源，應該歸之于祖先崇拜。一方面，在先民的觀念中，天帝的旨意是通過祖先神來傳達的，而祖先神當然首先要保佑本族類，這使天命帶有一定的任意性。另一方面，祖先神這個中介，拉近了人與天帝之間的距離，使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的親和性。所以，當一些特殊事件發生，如殷之代夏，周之代殷，便使人們比較容易地對天命發生懷疑并進而肯定人的價值。

中國哲學與文化之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質是在殷周之際奠定的。由此看來，中國哲學史的開端問題需要重新考慮。過去，胡適先生從老子寫起，馮友蘭先生從孔子寫起，影響很大。我認為至少應該從文王、周公寫起。

第二次轉變發生在春秋、戰國之際。過去，在人們的觀念中，先秦時期，儒家側重于倫理說教，道家側重于哲學探討，這已成定論了。

但簡本《老子》的出土，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討這一成說。盡管簡本《老子》中也有一些討論形上學的段落，但其大部分內容，卻是在闡述倫理價值，這正與《論語》相似。此外，這部《老子》的風格相當古雅、樸實，又與《論語》相合。這就是說，側重倫理價值、風格古樸是當時哲學的共同特點。然而，進入戰國，哲學之風大變。就哲學問題而言，人們已由對倫理價值的側重，轉向對天 5 道、心性等深層問題的側重。其風格也隨之由古樸轉向高遠玄妙。不管是儒家的子思、子思后學、孟子，還是道家的太史儋、關尹，抑或隱逸家的莊子等人，都是如此。因而，側重天道、心性問題，風格玄奧，是戰國哲學的主要特征。這個時期的哲學，更加抽象了，或者說哲學意味更濃了。這是中國人理論思維的一次大飛躍。

從古樸、簡易到抽象、精致，符合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這就進一步印證了本文對簡本、今本《老子》時代和作者的推斷。先秦哲學這種轉向的轉折點就是孔子晚年所創建的易學。老聃思想和孔子早期思想皆重人倫而鮮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學基本上是一種天道之學。

而戰國哲學最大的貢獻就是填補并深入、廣泛地挖掘了介于人倫與天道之間的心性這個環節。僅此一點，孔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就需重新評價。

歷史地位

先秦哲學是中國哲學的發端，是形成學派和建立哲學體系的重要歷史時期，它廣泛地探討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規律問題、天人關系問題、人性善惡問題、認識論和邏輯學問題等，把哲學研究伸展到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內容極為豐富，已包含著以后各個歷史時期各種哲學觀點的胚胎和萌芽，對中國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兩漢經學：經學是指中國古代研究儒家經典學說，并闡明其含義的學問。孔子晚年編訂和整理了一些傳統的文獻，形成了《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這六經被人們公認為寶典。漢武帝即位后，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使得經學日益興盛和發展起來。漢代經學分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學者在研習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思想派別，后經相互爭辯、互相滲透和整合，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漢朝是經學發展最為繁榮和昌盛的時期，在這一過程中，儒生通過對經學進行闡述發展的過程，使經學的思想深深滲透到普通民眾之中。

西漢前期，以黃老之學為尊，直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開始成為2000多年來封建主義的主導思想。儒學經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擺脫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統治的西漢今文經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作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造了今文經學。

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是首先變樸學為西漢經學的大師，了解 6 了他的學說，也就了解了西漢今文經學的本質。下面敘述的今文經學的盛況，也就是這種本質的盛況。

漢武帝時官學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博士。后來博士逐漸增加，《易經》分四家，《書經》分三家，《詩經》分三家，《儀禮》分兩家，《公羊春秋》分兩家，共十四家。稱為五經十四博士。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經書，都是用漢朝通行的隸書寫的，因此叫做今（漢）文（字）經。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是一種迷信的、煩瑣的、穿鑿附會很少有學術價值的學問。朝廷指定它作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們戴著空虛昏暗的頭腦，在利祿的道路上一輩又一輩地追求下去。

今文經學反映著統治階級當權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對立的古文經學，反映著不當權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經學也作為入仕的一條道路。

用篆文（戰國時文字及秦小篆）寫的經書叫做古文經。傳授古文經的學說叫做古文經學。它的特點是：

（一）保持樸學的傳統，按字義講解經文，訓詁簡明，不憑空臆說，與煩瑣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

（二）迷信成分極少或排斥迷信，與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

（三）少數儒生私家自相傳授，在政治上主張復古，與迎合世務的博士學——今文經學趨向不同。還有一個特點是兩種經學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進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經學在反對迷信這一點上，比起今文經學來，到底還是進步一些，東漢王充、南朝范縝的學說就是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魏晉玄學：（道家哲學在魏晉時期的再現）中國魏晉時期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與世俗所謂玄學、玄虛實有不同。“玄”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揚雄也講玄，他在《太玄？玄摛》說：“玄者，幽摛萬類，不見形者也。”王弼《老子指略》說：“玄，謂之深者也。”玄學即是研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學說。魏晉時人注重《老子》、《莊子》和《周易》，稱之為“三玄”，而《老子》、《莊子》則被視為“玄宗”。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漢末隨著儒家經學的衰微，黨錮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一變其具體評議朝廷人物任用的當否，即所謂清議，而為抽象玄理的討論；另一個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間的改制運動，倡自何晏、夏侯玄。作為一種新思潮的魏晉玄 7 學，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態，所討論的問題，是從《周易》、《老子》、《莊子》三本經典而來，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究極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無』的問題，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其發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調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魏晉玄學可分前后兩期，魏末西晉時代為清談的前期，是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實際問題和哲理的的反復辯論，亦與當時士大夫的出處進退關系至為密切，可概括地分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時期，在理論上有老或莊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對于儒家名教的態度，即政治傾向的不同。正始時期玄學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從研究名理而發展到無名；而竹林時期玄學家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皆標榜老莊之學，以自然為宗，不愿與司馬氏政權合作；元康時期玄學家以向秀、郭象為代表；東晉一朝為清談后期，清談只為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止作為名士身份的裝飾品，并且與佛教結合，發展為儒、道、佛三位一體的趨勢。

參考書目：《世說新語》、《論藥、酒、文學的關系》

△隋唐佛學：佛教于西漢末東漢初傳入中國；本土化佛教（天臺宗、華嚴宗、唯識宗、凈土宗、禪宗）

△宋明理學：（儒學哲學的進一步發展，起源于唐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韓愈倡導讀大學，李翺倡導讀中庸；共同倡導讀大學；宋五大理學家：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邵雍）宋明理學亦稱“道學”。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宋、明儒家的哲學思想。漢儒治經重名物訓詁，至宋儒則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因有此稱。北宋初胡瑗、孫復、石介，稱為“理學三先生”。

理學的產生原因

1.經學的發展瓶頸促使了儒學內部的改革

2.佛教、道教的沖擊

3.三教合一的思潮

4.儒家宇宙論、本體論、心性論的不完善 概述

然理學實際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程顥，程頤），至南 8 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將上的地位。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

與朱熹對立的為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明代，王守仁進一步發展陸九淵的學說，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斷言心之“靈明”為宇宙萬物的根源。為學主“明體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張載提出的氣一元論，與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顏元等，對程朱、陸王皆持反對態度。至戴震著《孟子字義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殺人”，則更給予了“理學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學，理學一名始稱于南宋，朱子曾說“理學最難”，陸九淵也說“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明代，理學成為專指宋以來形成的學術體系的概念。

理學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理學就是指宋明以來形成的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包括：（1）在宋代占統治地位的以洛學為主干的道學，至南宋朱熹達頂峰的以“理”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后來習慣用“理學”指稱其思想體系。（2）在宋代產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導地位的以“心”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狹義理學則專指程朱學派。

代表人物：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朱熹、陸九淵；明代：王陽明。就主導思潮而言，理學代表人物可概括為“程朱陸王”。

主要派別：按現代學術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學體系區分為四派：氣學（張載為代表）、數學（邵雍為代表）、“理學”（程朱為代表）、心學（陸王為代表）。

宋明理學所討論的問題隨不同時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學與唐以前儒學尊《五經》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四書》成為尊信的主要經典。價值體系和功夫體系都在《四書》。《六經》為粗米，《四書》為熟飯。理學的主要根據和討論的問題都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緊密相關。理學討論的主要問題大體是：理氣、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靜、涵養、知行、已發未發、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等。

宋元明時期，是中國文化和哲學發展的又一個高峰。由于宋明時期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形態是理學，人們習慣上多以“宋明理學”的概念來稱呼這一時期 9 的哲學。

宋明理學是儒學的一種歷史表態，是繼魏晉把儒學玄學改造之后，對儒學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學是對隋唐以來逐漸走向沒落的儒學的一種強有力的復興。這個復興儒學的運動，由隋唐之際的王通發其先聲，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韓愈、李翱、柳宗元諸人繼其后續，而至兩宋時期蔚為大觀，形成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而又影響久遠的儒學運動。在時間上，這場儒學運動持續到明清之際，影響直至當代；在空間上，這場儒學運動不限于儒學的故鄉，還牽涉到受儒學影響的東亞諸國，以至于在這些國家，所謂的儒學主要就是理學（或稱性理學）；宋明理學是當時中國有抱負有思想的學術群體對現實社會問題以及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戰的一種積極回應，他們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礎上，對佛道二教展開了一種與孟子“辟楊墨”相類似的所謂“辟佛老”的文化攻勢，力求解決漢末以來中國社會極為嚴重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

宋明理學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后期有思想有見識的中國人在思考和解決現實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中所生出來的哲學智慧，它深深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后半期的社會發展和文明走勢，現代的中國人仍然不得不面對由它所造成的社會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這個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應佛老而使儒學重新走上正統地位。

我們研究理學哲學智慧，不僅在于了解它對回應與解決當時社會與文化問題作了怎樣的解答，更重要的還在于通過對其的分析來幫助我們思索一些諸如“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確回應外來文化”、“如何正確面對和處理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等對當代仍至為重要的哲學問題。從新樹立國人的信仰，正是理學智慧的意義所在。

主要學派

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包括：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核心概念）邵雍的數學派（以“數”為核心概念）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派（以“氣”為核心概念）二程與朱熹的理學派（以“理”為核心概念）--主條目：程朱理學陸九淵與王陽明的心學派（以“心”為核心概念）陳亮與葉適的事功學派（以“事功”為核心概念）等。

陸王心學于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則于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 10 合流而盛于清代。

△現代新儒學：（宋明理學與西方哲學融合形成的哲學形態）20世紀20年代產生，以接續儒學“道統”為己任，以服膺宋名理學為特征，力圖恢復儒家傳統的本體和主導地位，并以此為基礎來吸納融合西學，以謀求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在現代化條件下的出路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參考書目：《中國哲學五十年》、《現代新儒學概述》

現代新儒學的自我定位：儒學的第三期

儒學的三期（牟宗三提出）： 第一期：先秦至東漢末年

第二期：宋明理學，重點是“內圣”

第三期：現代新儒學，重點是從儒學的內在目的性開出“新外王”，即科學和民主。基本框架是“內圣而開出新外王”

“新儒學”的概念原來指相對于孔孟“原儒”的宋明理學（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現代新儒學發展的三代：

第一代：文化保守 梁漱溟（“新孔學”）熊十力（新唯識論—由內圣而新外王《破唯實論》）

第二代：融合中西方 馮友蘭（新理學—客觀唯心主義，“極高明而道中庸”）賀麟（新心學—主觀唯心主義）

第三代：反本開新 港臺及海外新儒學

基地－香港新亞研究所 徐復觀 方東美 劉述先 杜維明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四君子”牟宗三 徐復觀 張君勱 唐君毅 合撰，海外當代新儒學的思想大綱

第三代之后發展多元化 大陸新儒學－蔣慶（政治哲學）陳明（佛儒復興）現代新儒學的四大論題 1.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化

2.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

3.中國文化的宗教性內涵

4.直覺思維方式。要超越邏輯，掃除概念，排斥分析

參考書目：

《中國文化史綱》（馮天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中國哲學史》《新理學》（馮友蘭）、《新唯識論》（熊十力）、《傳習錄》、《近思錄》《四書章句集注》（朱熹）、《老子》《莊子》（陳鼓應）、《孟子》（錢穆）、《金剛經、壇經、心經》

第三篇：馬克思哲學概論復習資料

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

1.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中國建設和改革的實際問題.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經驗和歷史經驗提升為理論.3.馬克思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植根于中國的優秀文化之中。

2、如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之間的關系？

實事求是是內在地包含,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內容.實事求是還內在地包含著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等內容.A.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解放思想.B.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與時俱進。C.要做到實事求是,還必須求真務實。

黨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實踐環境和具體任務,針對在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分別突出強調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等,其目的和歸宿,都是實事求是.他們既反映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實質是一脈相承的,又體現了結合實際發展在具體方面的時代特征。

3、新民民主義革命的含義?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指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4、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的判斷是有客觀依據的.從根本上說是由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和建成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物質基礎所決定的.是由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前提決定的；是由我國現實國情條件決定的;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和時代特點決定的,我國和西方國家還有較大的差距.5.改革開放的性質：

（1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2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3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使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中國的歷史背景下，要增強我國社會主義的生機活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追趕時代前進的潮流，出路只有改革開放。第一，改革開放是黨在新時期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它不是對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對其進行根本性的變革。第二、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但它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意義上的革命，不是否定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第三、改革開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從為進行過的事業，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新探索，沒有現成的模式可照搬。

5、解決好“三農”問題的意義？

A、解決農問題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舉措。

B、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定我國現代化建設順利推進的必然要求。

C、解決好三農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任務。

D、解決好三農問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總之,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進步;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

6、如何正確理解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保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要求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1 /6

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起來。

1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

2.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求，是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

3.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總之,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偉大實踐之中,不能把它們分割開來或對立起來。

8.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

第一、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第二、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第三、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深化，是黨政治理念的升華。

第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有利于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切實維護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確保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

總之，a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b關系到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c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d關系到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戰略舉措。9新民主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對待民族之本主義綱領方針？

綱領：保護民族工商業，發展民族資本義

方針：提倡保護和發展這個帶進步性的資本主義,展它的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

10、新民主主義的領導權歸誰？

無產階級領導權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核心問題.別兩種不同范綱領疇的民主主義革命,本標志是革命的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還是在資產階級手中.產階級及其政黨實現對革命階級的領導,須建立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是實現領導權的關鍵: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時,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持在思想上,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行有聯合有斗爭的方針,是堅持領導權的基本方略：建立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強大的革命武裝,保證領導權的堅強支柱;加強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實現領導權的根本保證

11、中國革命“武裝奪取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可行性？

第一,國的辦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定在內部沒有民主,外部沒有民族獨立,有和平斗爭的條件,能走武裝斗爭的道路,二、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問題,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的敵人又占據中心城市,命只能在農村發動集聚力量,后奪取政權。

12、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經驗？

1.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

2.采取積極引導,步過渡的方式.3用和平方法進行改革。

13、國家的分配制度？

1.堅持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2.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3.深分配制度改革,全社會保障體系.14、依法治國的含義和意義？

就是在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15、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歸根到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斷豐富人們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其根本任務就是以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著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切實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

16、中國武裝斗爭的實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

17.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含義？

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他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和諧社會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統一與協調發展的社會。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和諧與協調發展的社會。

35.三個代表：

三個代表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應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19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人階級的新變化、新特點

隊伍迅速壯大；內部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崗位流動性加快

20.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內容？

（1）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2）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3）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的理論（4）政策和策略的理論（5）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論（6）黨的建設理論（7）關于國際戰略和外交工作的理論，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論（8）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于上述各個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21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內容

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發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22.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本內容？

（1）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黨的思想路線和核心是實事求是。

23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

A.革命的領導權不同，舊的是資產階級，新的是工人階級

B.革命的時代條件不同，新的發生在十月革命以后，屬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范疇

C.革命的指導思想不同，舊的是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為指導思想，新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

D.革命的前途不同，舊的是要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專政的國家，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為目的。新的是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實現共產注意

E.所屬的世界革命范疇不同。

24.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1）統一戰線（2）武裝斗爭（3）黨的建設

25中國武裝斗爭的實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

.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敵強我弱和中國政治經濟不平衡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路線。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動力.農民是中國革命軍隊的主要來源

26.鄧小平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論斷？

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27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基本矛盾：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28.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共同特點：①經濟關系市場化；②企業經營自主化；③政府調控間接化；④經濟運行法治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獨特的特征：①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國有企業通過公平競爭發揮主導作用；②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共存，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共同富裕為目標；③在宏觀調控上，能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調節手段的長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比資本主義更加自覺有效。

29.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30.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1）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

（2）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適應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迫切需要。我國的改革是首先從經濟體制入手的。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鄧小平進一步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在整個大業中的重要性，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

31.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要內容

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這四個方面的內容，相互練習、相互貫通、相互促進，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都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豐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煉和概括出來的精華，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深刻內涵的科學體系。32.八榮八恥內容：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已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背信棄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33.新民主主義社會中，五種經濟成分?

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34.人民民主專政：

民主就是國體和政體的統一。所謂國體，就是國家的階級性質，既國家的權力由社會的哪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掌握。所謂政體，主要是指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即體現國體的具體政治制度。

35.民主、自由、人權：

科學理解和正確處理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面臨的主要課題。“民主”意為“人民的政權”，是人們當家作主。“自由”通常是將政治自由，主要指公民在法律范圍內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一種權利。而公民在政治上應該享有的自由和民主權利，一般也稱作“人權”。

36.為什么發展是硬道理？

第一．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任務，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

第二．是對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第三，是適應時代主題變化的需要。

37.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

第一，保持改革、發展、穩定在動態中的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第二，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第三，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出發點。

38．我國不斷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如何進行？

1.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提高對外貿易效率.2.堅定”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3.確實維護國家的安全。

39.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其基本根據是：

1.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也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

2.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發達，生產社會化的程度還不高，發展還不平衡，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條件下的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適應生產力的要求。

3.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發展社會主義服務。

40.統一與不承若放棄使用武力的關系？

（和平統一，有利于兩岸社會的共同發展，有利于兩岸同胞的感情融合，有利于統一后臺灣的長期繁榮和穩定，也有利于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是為了爭取和平統一，不是針對臺灣同胞的，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臺灣分裂勢力搞“臺灣獨立”圖謀的）

事實上，和平統一的與不承若放棄使用武力之間存在著辯證統一的關系。兩者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它包括以下內容：

其一，堅持和平統一的方針，符合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和平形式實現國家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平統一，不僅可以避免造成兩岸同胞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而且有利于兩岸同胞感情的融合和團結，有利于臺灣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有利于全中國的振興和富強，是最好的方式。

其二，和平統一不是無條件的，不承若放棄使用武力是完成祖國統一的可靠保證，實現祖國統一是我們民族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和平只是統一的方式和手段之一，是有條件的，相對的，是從屬于統一目標，以統一為前提的，而不是孤立的，絕對的；離開了統一，離開了一個中國原則，和平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其三，不承若放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臺灣同胞的，而是針對臺灣島內一小撮分裂勢力及干涉中國統一的外國勢力。

其四，只有不承若放棄使用武力，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用武力，爭取和平統一。保衛本國領土是一個

主權國家的基本權利，臺灣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政府有義務捍衛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對臺灣不承若放棄使用武力正顯示了我們的堅強決心和堅強意志，其目的正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平統一，避免使用武力；而一旦承若使用武力，只會使我們過去幾十年的努力成果付諸東流。使和平統一成為不可能，從而最終導致用武力解決問題。事實上，多年來正是由于中國政府堅持統一，始終堅決而明確地不承若放棄使用武力，才有效地遏制了島內外分裂勢力的各種圖謀，保證了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進展。

第四篇：朱熹哲學概論教案

朱熹哲學教案

一、朱熹生平簡介

朱熹（1130-1200年）中國南宋思想家。字元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紹興十八年（1148年）中進士，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慶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年）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

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向李侗求學。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朱熹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1164年隆興和議之后，朱熹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并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詔不應。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并制定一整套學規。這個“白鹿洞書院”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為各書院的楷模，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后因得罪王淮，其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為“偽學”，朱熹被解職加鄉。解職后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后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得儒家思想更進一步成為全面地控制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今贛縣）、江州（今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的事務。幾年后受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寧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為“儒宗”，這反映了茍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寧宗不滿，加以干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慶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趙汝愚受韓侂胄排擠被罷相位，韓勢盛極一時。韓因朱熹曾參與趙汝愚攻擊自己的活動，于是發動了一場抨擊“理學”的運動。慶元二年葉翥上書，要求把道學家的書“除毀”，科舉取士，凡涉程朱義理不取。監察御史沈繼祖指控朱熹十罪，請斬。朱熹的得意門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時理學威風掃地，被斥為“偽學”，朱熹被斥為“偽師”，學生被斥為“偽徒”。寧宗一改舊態，下詔命凡薦舉為官，一律不取“偽學”之士。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終于在家里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

二、朱熹哲學主要觀點

一、“理在氣先”的本體論

朱熹把“理”作為宇宙的最高存在，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朱子文集》卷七十)“末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物，無該載了。”(《朱子語類》卷一)朱熹和二程一樣，認為“理”是形而上之道，“氣”是形而下之器。“理”是生物之“本”，取物之所以形成的道理，也就是物之本質(“性”);“氣”是生物之“具”，即形成物的材料。朱熹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乃至人類的產生，都是“理”和“氣”、“性”和“形”的統一。但是，他同時強調一者的區別，指出“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理”是所以為是器者，不會造作，而“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

朱熹對“理”作了具體分析，他在們‘學或問》中規定了“理”這一范疇的涵義:“至于天下之物，則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理”有三層意思: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為是物者”一是物之“所當然之則”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朱熹認為，自然界的事物都有“當然之則”(即人的有目的的行動應當遵循的準則、規范，首先是道德準則)，而人的活動的準則也應有客觀必然性，“理”作為“所以然之故”既是動力因，又是目的因。“當然”、“所以然”、“必然”三者，在朱熹那里是統一存在于人的活動和自然界之中的。朱熹反復講“不容已”、“不可易”，說事物的“理”，“皆得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這在強調“理”的客觀必然性。

“理”作為宇宙的最高本體，一是指儒家的倫理道德。朱熹說:“五常是理”。（《朱子語類》卷九十四)“理便是仁義禮智”。（《朱子語類》卷三）另也指事物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和規律性。他說：“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朱子語類》卷十八)這里，朱熹不僅把儒家的倫理道德夸大成宇宙的最高本體，而且把要求人們遵守的社會行為規范這種“當然之則”與客觀事物的“必然之理”合為一體，都當成“理”，實際上是把儒家道德規范也當成了一種不可改變、不可抗拒的“必然之理”。“理”與“氣”的關系如何?朱熹認為，就具體事物來說，“理”與“氣”不相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朱子語類》卷十八)然而，歸根結蒂，他認為:“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同上)“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為卞”。（《答王子合》）理氣渾沌不可分，不可說先后，如果一定要推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朱子語類》卷十八)就“理”和天地的關系來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同上)就“理”和各種事物的關系來說，“未有這事，先有這理”。（《朱子語類》卷九十五)朱熹這種“理在氣先”的觀點，屬于理學客觀唯心主義。

二、“理一分殊”與“物無無對”的思想

朱熹說:“一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人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通書解·理性命章》）這所謂的“本”是指“理一”，即“太極”;所謂的“末”是指“分殊”，即“陰陽”、“五行”、“萬物”、“萬理”。朱熹以為，“自其末以緣本”則萬物歸結為五行，陰陽，最后歸結為太極，即是萬理歸于一理。“自其本而之末”，則萬物分有太極以為體，即是一理攝萬理。朱熹認為“太極”與“萬理”的關系是，太極包含萬理，萬理分別完整地體現太極，用程頤的話說，就叫做“理一分殊”。

應該要注意的是，“分之以為體”，并不是說萬物在太極里而各取一部分，把太極分割了，而是說萬物各有一定之分而又同具有太極的整體，所以說“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朱子語類》卷十八)“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朱子語類》卷九十八)朱熹還借用佛教“月印萬川”的比喻來說明這個道理。“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可見，不可謂月已分也”。（《朱子語類》卷九十四)這樣的“理一分殊”顯然不是全體和部分的關系。

朱熹在闡釋張載《西鉻》的“明理一而分殊”時，提出了“物無無對”的學說，這是朱熹“天理”觀的又一基本內容。朱熹以前，王安石講“耦之中有耦”，張載講“一故神，兩故化”，程顧講“無獨必有對”，朱熹吸取了這些人的思想，其特色是人講“對”字。

三、“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道心”與“人心”、“天理”與“人欲”

朱熹認為人的存在由“理”和“氣”兩個方而構成，“理”使人具有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的本質，“氣”使人具有知覺、運動和生命的一切自然屬性。由此，朱熹把人性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天命之性”指人得自于“天理”的本性。他說:“末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形氣之中，方謂之性。”（《朱子語類》卷九十四)朱熹認為“天命之理”是人的本性，而“天命之理”的內容是仁義道德，是純粹至善的，因此朱熹認為人性為善。“氣質之性”是理與氣相結合而形成的人的另一種本性，實際上是指來自人自身的自然本性。由于“氣質之性”不是“天理”的本性，它往往蒙蔽“天命之性”，所以朱熹要求人們克服“氣享所拘”，他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大學章句》）所以，朱熹把人得之于“天理”的那種形而上的東西作為人的本質，而人自身的“氣質之性”則成了需要依照這種形而上的本質來克服、改造的對象。

這里朱熹繼承了一程的“性即理”的觀點，認為“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孟子·告子上》)同時，朱熹又采用了張載的思想，也將人性分而為一:即“天命之性”(亦稱“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但兩人的理解有區別。張載的“天地之性”是指物質性的氣的根本的本性，朱熹則認為“天地之性”就是“理”，或者說，是從作為世界本源的“理”得來的。

在人的思想意識上，朱熹區分了“道心”與“人心”。他說:“心一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八)“道心”與“人心”的區別在于:“知覺從耳日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朱子語類》卷七十八)朱熹認為“道心”和“人心”是人人都有的。他說：“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人心，是人身發出來底，雖圣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八)在朱熹看來，雖然“人心不全是人欲”，（《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八)但不從義理出發的人心便是“人欲”，由于“人心”從人本身出發，傾向人的“利害情欲之私”，人欲橫流是十分危險的。而“道心”看到的是“道理之公”，純粹至善。因此，朱熹卞張“道心”卞宰“人心”，要求“使人心聽命于道心，不被人心勝了”。（《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由于“人心”是指基于人自身并以滿足人自身為日的思想意識，“道心”指來自“天理”的形而上的道德意識，朱熹主張“道心”戰勝“人心”“道心”主宰“人心”，實際上是要求超越自身，以道德綱常作為思想的出發點和行動標準，使自己完全歸入至高無上的道德綱常。

四、“格物致知”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朱熹繼承和發展了程頤的“格物致知”的學說。他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而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人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人用無不明矣。（《大學章句·補格物傳》）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肯定人的心或精神里有天賦的知識，有“明德”、“天理”，這是認識的出發點。朱熹認為，人心如一而鏡子，它之所以昏暗，是由于氣享所拘，為“人欲”所蔽。人的認識活動無非就是喚醒心中的“天理”，把“人欲”去掉，也就是把心靈這而寶鏡擦拭干凈，使它重新明亮起來，所以認識的最后完成就是“復其初”。

第二，“致知在格物”，這是回答怎樣喚醒“天理”的問題。按照朱熹的解釋，“致知”，是推及吾心之知而無不盡，“格物”，是窮至事物之理而無不到;“致知”是由內向外，“格物”是由外向內，_者是合一的，因為內外一理，物我一理。格物雖是求事物之理，但事物之理即我心中之理，求事物之理，是為了明我心中之理;致知雖是致吾心中之知，但吾心中之知不能無蔽，只有格物中才能推致。

第三，朱熹提出了“豁然貫通”說，認為通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積累過程，就會忽然覺悟到最根本的“理”，即人們心中的“天理”。何以能夠出現“豁然貫通”的境界呢？這是因為“一心具萬理”，“人人有一太極”。即是說，人人心中既包攝萬理，又具有“理”全體。借助于格物的啟發作用，“心”能夠一下子把握它自身固有的理的全體，即把握了絕對真理。于是“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人用無不明”，也就是成了圣人。“豁然貫通”與“頓悟成佛”，兩者相較，極其相似。

在知行關系上，朱熹認為，“知行常相須，如日無足不行，足無日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又說:“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論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后，無可疑者。”（《朱子語類》卷四)朱熹繼承了程頤“知先于行”的觀點。朱熹的知行是在“窮理”與“涵養”的關系中講的，所以朱熹所講的“知”并不完全是指科學的知識，而是指體認或喚醒心中的“天理”他所謂的“行”，也不全是指科學意義上的實踐，而是指封建道德的踐履、修養。在講到“窮理”與“涵養”的關系時，朱熹說:“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朱子語類》卷九)“窮理”是“知”，“涵養”是“行”，一者是“常相須”，即交互作用的。朱熹認為“知”與“知”一者不可偏廢，主張知行統一，特別是指出“行”的重要，這是有合理因素的。但是，他斷定知先行后“無可疑”，實質上是把“知”與“行”割裂開來。

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既是認識論，又是方法論。朱熹說:“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于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窮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大學或問》）朱熹方法論包括幾個基本環節：

第一，由博反約，在博學的基礎上獲得規律性知識。朱熹強調博學多聞，是因為他看到形而上的“理”(道)內在于事物之中，“形而下之器中，便各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朱子語類》卷六十一)朱熹要求在“博”的基礎上做到“約”。他說:“學之博未若知之要;知之要未若行之實。”“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大學或問》）這里所說的“要”、“細密”、“謹嚴”，都是一個意思，即要認識事物的本質，抓住學說的要旨。朱熹講的“博”與“約”的關系，雖不完全是講現象和本質的關系，但多少接觸到這個原理。

第二，“嚴密理會，銑分毫析”。《中庸》里講：“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朱熹發揮了這一思想，認為“學之博然后有以備事物之理，故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后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于行。行之篤有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中庸或問》）朱熹的分析方法強調：一是在博學的基礎上進行比較，(“參伍之”)從而提出疑問：一是對疑問進行反復討論以促進思辨;三是通過思辨解決了疑難，從而作出正確的判斷并見之于行動。第三，“推類以通之”。在朱熹看來，只要善于把握“類”的本質，并拿它作樣子，就可以進行類推。人們運用這個方法，可以認識新事物，發現新原理。而朱熹的“類推”，又有演繹與歸納、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意思。一方而要看到“眾物比類之同”，即一般道理相同;另一方而又要看到“一物性情之異”，即注意到各自的特點。所以，朱熹的“類推”超出了形式邏輯的范疇，帶有辯證思維的因素。

五、朱熹哲學思想的歷史地位

朱熹的哲學思想，遠承孔孟，吞吐諸儒，并吸收佛老哲理方法，形成儒家思想的成熟理論形態。朱熹去世后，從南宋理宗開始，程朱理學的地位逐步上升，至元代而下逮明清，朱熹學說實際上成為地卞階級的國家學說，《四書集注》朱子經注成了太學與府縣官學的法定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

朱熹的學說雖以龐大精密而使儒學臻于成熟，但作為一種封建意識形態的理論體系之成熟同時就意味著僵化與腐朽，頂峰即是衰落之始。朱熹思想的地位與作用亦復如此。封閉的邏輯體系已與生動活潑的思維方法及辯證法成分發生了尖銳矛盾，成了阻礙思維進一步發展的僵死外殼。特別是天理人欲的絕對對立，存理滅欲的修養目標，“餓死事極小，失事極大”的強烈觀念，“天不生仲尼，萬占民如夜”的蒙昧主義，三綱五常終變不得的倫理教條，已變成扼殺人性、阻礙歷史發展的枷鎖。如何歷史地對待傳統儒學，科學地繼承改造這一文化歷史遺產而又不沉溺其中，以至于阻塞中國文化從古代步入近現代之門，這實在是一個極有意義而又復雜的重大問題。

第五篇：傳播學概論優秀讀后感

傳播學概論課本，從各個方面介紹了傳播學要研究的內容及其傳播的意義。課本的理論知識有很大的難度，但只要抓住個章節課本知識的重點話語，加一自己的理解及一些資料的輔助，就能大略的掌握課本理論知識所要表達的意思。

我比較感興趣的章節是第5章_傳播學的社會功能。它主要介紹的內容就是大眾傳播以及人際傳播信息的社會作用，功能，以及傳播理論所涉及的一些特殊功能性。比如：傳播的三種社會功能—環境檢測功能。社會協調功能。文化傳遞功能。娛樂功能。

這個章節也是我認為的，對我的傳播學學習以及新聞專業知識學習具有啟發性的內容之一。新聞傳播的學習以及專業新聞報道。采訪的學習，首先的前提就是要弄清楚傳播的社會功能及它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讓我們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意識到春播信息對社會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所造成的影響和作用。才能要求我們抱著嚴謹的態度來學習新聞學以及傳播學的知識，嚴格要求自己今后在傳播信息，創作新聞作品時，考慮到的更多是自己的社會責任與社會作用，以次來嚴格要自己的學習和今后的工作，成為合格的新聞人才。

我認為最難學習及理解的章節多是一些理論性知識占主要內容的章節，比如。第12章—傳播學的批判學派。以及個章中理論知識的部分，它們大多涉及傳播學研究的一些傳統和現代的各種派別的理論成果，語言比較專業拗口，讀起來比較生澀難懂。

我認為應該重點講解的內容有第5章—傳播學的社會功能，第7章—內容分析和信息交流。第9章受傳者研究及第10章—傳播效果的研究。這些章節的知識內容較為難懂，而且與我們所學的新聞專業有很大聯系，對我們新聞專業知識的學習，學習寫作新聞，采訪技能等有只管重要的作用，只有弄清信息傳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弄清信息傳播的效果—傳播效果的影響因素，以及弄清信息受眾學要什么樣的信息，才能個好的為我們的信息傳播，新聞創作做好充分的準備，打好堅實的專業知識基礎，讓我們在今后的專業知識學習幾實踐中，更家得心應手。既然如此，當然，這些章節的理論知識的學習，是完全可以運用于今后的生活中的，為我們的學習及工作提供充分的“知識武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多科學的邊緣學科是植根于人類社會生活的傳播現象，它的誕生是有條件的，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各類科學不斷延伸并相互聯系，各種新理論，新學說大量涌現，就為傳播學的產生作好了鋪墊，同時，由于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世界的各個地區的交流日益頻繁，客觀上成為傳播學產生和發展的催化劑，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傳播學在美國問世了。

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是十分廣泛的，廣義上講它包括人類社會所有的傳播現象和傳播活動，而從狹義上講它又可以分為兩大派別，一派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環太平洋國家在內的傳統學派，另一派是和美國對立的以西歐為中心的批判學派，面對如此龐大的研究對象，針對不同的研究領域，要想取得好的傳播效果，研究的方法相應的也應該是多種多樣的，然而，事物之間的聯系總是多層面和多角度的，這就需要沒一種研究方法又相應的存在幾種不一樣的特點，以滿足對事物某一側面的深入研究和調查。

無論是什么樣的傳播學都離不開傳受者和受傳者這兩個主體。它們之間的溝通對于傳播的效果好與壞是至關重要的，傳播者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受傳者的信息需求，而受傳者作為信息的接受者更渴望從傳受者那里接受到自身感興趣的信息，這就需要傳受雙方之間建立一種互動關系，即傳受者對受眾進行調查，受眾給予傳播者信息反饋。

雖說傳播的直接明顯的目的是取得最佳的傳播效果，而效果的產生自然對社會產生影響，而社會的發展也會給傳播學的方方面面帶來變化。科技的進步日益豐富著傳播的媒介，提高傳播速度，擴大傳播范圍，使得傳播學更好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讓新鮮的信息能夠一最快的速度傳遞到每一寸空間，讓傳播學的曙光照亮整個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