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臺灣對大陸政策的改變與原因分析

臺灣對大陸政策的改變與原因分析

自1979年兩岸軍事對峙結束以來，臺灣由于政治轉型的原因，對大陸的政策不斷變化。歷經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和馬英九四屆政府，臺灣與大陸的關系曲折多變，由于政黨的輪換與領導人的選舉需要，當權者不斷改變對大陸的政策，致使兩岸出現多次嚴重危機（如1995年夏和1996年春的兩次臺海危機和2003-04年與2007-08年的兩次危機）。究其原因，我認為臺灣的大陸政策的不斷變更無不是為了其領導人的政治需求，造成兩岸關系緊張也只是其為了維護島內統治的一張政治牌。本文將從臺灣對大陸政策的幾次重大改變為線索，談一談我對臺灣大陸政策改變的認識。

首先是蔣經國時期的大陸政策。由于兩岸軍事對峙結束，使國民黨政權在臺灣實行的“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受到威脅，從而迫使蔣經國實施政治改革。蔣經國晚年發動了以回歸“憲政”為目標的政治改革。下令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并一度私下肯定國共兩黨對等談判的可能性。這都說明當時由于兩岸關系的實然變化，對國民黨的政治統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迫使蔣經國改變了對大陸的“三不”政策，開始與大陸進行十分有限的接觸。這些改變使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統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得到了人民一定程度的認同，成為兩岸關系改善的開端。

然后就是李登輝執政時期的大陸政策。由于李不像蔣那樣在黨內有權威，因此其在執政初期主要忙于鞏固權力基礎。隨著臺灣政治轉型的不斷深入，兩岸關系呈現復雜化的趨勢。、臺北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緩和兩岸緊張局勢、改善兩岸關系、增進彼此溝通的主動措施；另一方面強調臺灣“生命共同體意識”和“中華民國中臺灣”的政治宣示。體現了其大陸政策的矛盾性，也體現了其復雜的政治變化。李登輝執政時期的主要政策有：弱化一個中國原則、回避兩岸政治談判、和限制兩岸民間交流。這些政策對臺灣人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林教授的書中的一個調查很令我深思，即“臺灣民眾政治認同的變化”和“臺灣民眾統獨意識的變化”。從調查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由于李登輝的大陸政策，使得臺灣的“本土意識”不斷高漲，并逐漸取代了原來的“中國意識”。“急獨派”迅速增加，對兩岸關系的未來造成了很大的困難。這種日漸增長的“臺灣意識”無疑有利于李登輝的統治地位的穩定。臺灣的“主權”對李登輝有著重大的利益，因此其執政中盡力追求的可以說就是臺灣的“主權”合法性，他采取的諸多政策的目的也是為他的這一目標服務的。淡化臺灣人的中國意識十分有利于讓臺灣本地人產生“獨立認同感”，從而使他的“臺獨”行為得到一定的民間支持；回避政治談判的根本目的也是保持一定的政治獨立，謀求“主權”，因為臺北擔心“任何與北京的談判，都會使外界產生一種印象，即和平統一已被兩岸視為理所當然，為此其它國家沒 1

有必要關心臺灣的‘主權’要求”，這樣會使臺灣的“國際空間”受到毀滅性打擊。限制兩岸的民間交流，主要是為了防止兩岸人民產生更多的歸屬和認同感，從而對其在臺灣的統治構成威脅。李登輝在當政期間的另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件就是在1999年汪道涵預定回訪臺灣之前，拋出轟動一時的“兩國論”，公開宣稱“1991年修憲以來，臺北已將兩岸關系定位為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國家內部關系；臺灣‘修憲’后‘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臺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臺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這個“兩國論”與他當初當選時的政治設想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當初他把兩岸關系的未來設想為三個階段：以交流互惠為內容的近程階段，以互信合作為內容的中程階段，以及以協商統一為內容的遠程階段。當時李尚未完全放棄統一的想法，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變主張，轉向“臺獨”了呢？這與當時的政治局勢是有很大的關系的。當時臺灣大選將在2000年舉行，民進黨的激進“臺獨”路線受到了很大的支持，對國民黨形成了巨大的威脅。李為了拉抬選票，因而鋌而走險；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來自美國和大陸的促談壓力即將突破國民黨的和談底線，為了阻止汪道涵訪臺，李登輝才不顧一切的拋出了“兩國論”。然而這也沒能挽回國民黨的頹勢，最終這張政治牌也沒直到李的預期效果，民進黨贏得了選舉，陳水扁成為了臺灣最高領導人。

陳水扁執政期間可以說是兩岸關系最低谷的時期。陳水扁在上任初期，曾經信誓旦旦的說過“一旦當選將停止參加民進黨的一切活動”，并且還提出“四不一沒有”的承諾，一度對兩國論論調避而不談，對兩岸民間交流有一定的放寬；但當他在臺灣地區基本站穩腳根后，很快違背了他先前的承諾，同時重彈“兩國論”老調，提出兩岸是“一邊一國”的論調。大肆炒作“公投”，公然“搞臺獨”。國民黨在李登輝時期的大陸政策還算是追求“先獨后統”，而民進黨就是在追求“先獨再說”了，與大陸形成更為嚴重的對立。這與陳水扁的政治目的也是有很大關系的。民進黨的基本路線就是極左派，它的成功經驗中“極左”思想扎根很深。雖然陳水扁上臺后有所收斂，但仍認為其選民基礎還是在“急獨”人群。因此為了爭取得到民意，陳水扁把臺獨作為一種工具，作為其選舉勝利的砝碼。但是民進黨內部人士也認為這樣做是極為不利的“票房毒藥”，會使民進黨失去大部分的中間選民，對民進黨的繼續執政有很大的風險。但陳水扁一意孤行，并在2006年把對大陸的經貿政策調整為“有效開放，積極管理”，緊縮兩岸經貿交流，抵制大熊貓赴臺。這些政策的改變與大選的臨近不無關系，與陳水扁的選舉方案也有很大關系。

馬英九的成功上臺體現了臺灣人民對民進黨統治的不滿，體現了臺灣人民對民進黨當政

時的大陸政策的不滿。馬英九上臺后，對大陸政策又做了新的調整：首先是迅速開放了兩岸“直接三通”，大開民間交流大門；然后與大陸進行了高層互訪。這些政策的改變也是為了其政治上的需要。開放兩岸的交流合作是臺灣人民的心愿，而馬英九迎合人們的心愿，放開這些交流活動既可以順應民意，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也可以削弱民進黨勢力，除掉政治對手。所以由于他的政治目的與民意吻合，因此得到的廣泛的接受。

縱觀臺灣15年對大陸政策的頻繁改變，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由于臺灣的政治轉型，使兩岸關系的發展與其領導人或執政黨的政治目的緊密相連，對大陸的政策改變也成為了一種爭奪選民的政治手段。歷經這么多年的政治改革，臺灣仍很難算是正宗的民主政治，只能算是“民粹政治”。臺灣的最高統治層最終還是回歸了臺灣的主流民意，回到了兩岸關系發展的正軌上。臺灣對大陸政策何時能與其島內政治分離，兩岸的和平統一就能指日可待了。

第二篇：臺灣便利店對大陸的啟示

臺灣便利店對大陸的啟示

贏商新聞 [餐飲] 2006年10月01日 來源:近年來，零售業在我國經濟生活的地位日趨重要，便利店更是成為零售業業態發展的新寵。進入21世紀后，電子商務對人們消費習慣產生深遠影響，便利店所特有的網點密集、深入社區、貼近消費者的交易平臺優勢吸引各路資本紛紛進入。目前全球兩大連鎖便利店系統7－ELEVEN和Ok便利店均已進入中國市場并快速發展。大力發展便利店已成為“e時代”眾多企業搶占終端零售渠道制高點的戰略性舉措。

臺灣便利店發展回顧

臺灣地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導入便利店業態，經過20多年的發展，便利店已經成為臺灣地區主要零售業態。臺灣地區主要的便利店系統有7－ELEVEN、全家、萊富爾、OK、福客多五大連鎖集團，五大集團的店鋪約占便利店總數的93％，占整個業態營業額的90％，市場呈高度集中狀態。其中統一超商所轄的7－ELEVEN便利商店占據整體業態營業額的60％，是目前臺灣地區最大的零售商。

20世紀80年代為臺灣地區便利店發展的導入期，經營模式基本上都是由國外引進。由于這種新型的零售業態還未被消費者熟悉，市場占有率不高，店鋪規模偏小，先入企業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虧損。

1988～2000年是臺灣地區便利店發展的成長期。新業態為消費者接受，業態優勢逐漸發揮，企業開始盈利。先入者7－ELEVEN加速市場擴張，競爭企業陸續進入市場（OK便利店、全家便利店、萊爾富便利店與富客多便利店于1988年相繼成立，并加快開店速度，新業態市場地位不斷提升并逐步吞噬舊業態市場份額，企業規模、消費業績與利潤同步較快增長。

2001年后，臺灣地區便利店發展速度開始放緩，同業態間競爭明顯加劇，便利店發展進入競爭期。雖然業態市場占有率穩定增長，但是行業領導者7－ELEVEN的利潤率開始下滑，同業態競爭趨于激烈。競爭加劇使得一批中小型連鎖系統被淘汰，優勢企業市場占有率不斷提高，市場走向高度集中，企業競爭升級：為與臺灣地區7－ELEVEN抗衡，全家、萊爾富、OK、福客多開始進行策略聯盟，共同成立“便利達康公司”，分別在宅配、鮮食、代收服務、電子商務、ATM設置等提升績效的業務做整合，未來臺灣地區便利商店將呈現“統一超商”與“便利達康”兩大體系彼此競爭態勢，其他小型業者生存空間日益狹小。

在微觀層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臺灣地區便利店的產生和發展：

第一，消費需求的變化是便利店產生并不斷演變的直接動因。從國際便利店發展經驗看，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2000美元時，人們需求重點由品質轉至便利；達到3000美元時，便利商店開始出現；超過6000~7000美元時，便利商店進入快速發展期。

對比臺灣地區便利店產生的當時情況，1962開始臺灣地區經濟以平均8.8％的速度增長，1978年臺灣地區人均國民收入2155美元，到1988年達到5829美元。

第二，科學技術的運用促進了便利店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科技的運用有助于便利店建立龐大的連鎖加盟系統，形成規模效應，充分發揮業態優勢；二是科技的運用有助于便利店建立先進的情報系統，準確、快速捕捉消費者需求變化，及時調整經營方向；三是科技的運用使得便利店在e時代能夠探索新的服務渠道，促進便利店不斷發展。

進入21世紀，網上購物興起，便利店運用電子商務凸現便利性，業態得以創新發展。以臺灣7－ELEVEN為例，2000年設計了電子地圖（E-Map）和購物查詢追蹤系統（E-Tracking），并根據消費者不同習慣制定了三套服務方式。另外，它憑借龐大的終端渠道優勢，與多家音樂、書籍、3C、旅游網站合作，全面構建e世紀生活服務網。未來計劃與中華電信策略聯盟，共同建置寬頻網絡。企業提供的服務也更加多元化（如開發多媒體公用電話機等），滿足了消費者對即時性、數字化服務的需求。

第三，業態競爭使得便利店的發展逐步理性。臺灣7－ELEVEN在2000年就提出了“e世紀社區服務中心（CommunityServiceCenter）”的經營理念，拓展服務的寬度和深度，保持持續競爭優勢，其他便利店也相繼提出社區金融中心、資訊中心、娛樂中心概念，便利店在競爭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對大陸便利店發展的啟發

從生命周期理論看，中國便利店發展正處于導入期，市場占有率較低，大多數企業規模偏小，還需承受一段時間的虧損，需要政府和企業一起努力促進中國便利店的發展。

第一，我國便利店的發展應因地制宜、方向明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生活習慣千差萬別，便利店的發展要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謹慎度量。在經濟發達地區可以鼓勵實力雄厚的企業先行發展，另外在傳統門店進行便利店改造時應形式與質量并重。

第二，考慮整體零售業的布局和比例，充分發揮便利店業態優勢。在我國很多地區便利店與社區超市形成惡性競爭，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應克服定位模糊的缺點，與百貨商店、超級市場等業態形式形成優勢互補；應利用自身滲透性強、貼近消費者的特點，拓寬服務范圍，凸現便利本色。

第三，應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通過加盟連鎖的形式做大做強。便利店依靠直營連鎖很難擴張規模，而規模不大企業又很難盈利。從便利店發展成熟的國家和地區情況來看，日本98％的便利店是加盟店，臺灣地區加盟店占比也達到了70％，而我國2003年限額以上連鎖便利店企業中加盟店所占比例還不到10％。根據國外經驗，我國連鎖便利店在發展走上軌道后應逐步減少直營店所占比重，發展連鎖加盟店。

第四，扶持便利店連鎖經營企業加大技術的資金投入。便利店內商品的周轉和更新速度都很快，這對企業的物流配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沒有技術的支持是很難實現的。另外，便利店的消費以個性化、便利性為主，應時刻捕捉消費者需求的變化，利用信息技術結成強大廠商聯盟，迅速推出新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

第五，在便利店服務性商品的提供上政府應放松限制。提供便利性服務是便利店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服務性商品已經成為便利店的重要利潤來源。以臺灣地區7－ELEVEN便利店為例，服務性商品的銷售已經占到了其銷售總額的8％，服務經營領域已涉及消費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現場制作速食、對外服務的傳真機、復印機，彩擴沖印服務、銷售書刊雜志、銷售IP卡，代繳電費、煤氣費、有線電視費、尋呼機費、快遞費、國際通訊費、稅費、保險費等生活中的多項費用。21世紀后開始利用電子商務開展網上購物，與多家網站合作開發金融、娛樂、旅游等多樣化服務性商品。中國便利店開展這些服務時還有諸多限制，行政管制較多，不利于便利店今后的發展。

第三篇：臺灣與大陸關系現狀與未來

兩岸關系現狀與未來

自古以來臺灣就是屬于中國的領土，國際社會也普遍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國、共內戰和美國的介入，1949年以后兩岸一直處分離狀態，實現祖國統一成為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一件大事。

一．當前臺灣發展現狀

經濟方面，從臺灣當局公布的相關數據看臺灣經濟發展表現出以下三大特點：一是內需增長強力拉動經濟發展。與此前近年情況不同，臺灣經濟今年持續3個季度的恢復性增長呈現出“從外需復蘇啟動，以私人投資大幅擴張為支撐，由私人消費穩步跟進為保障”的增長動能傳遞特點。二是工業生產增長較快，島內外需市場結構發生重大改變，大陸、東南亞市場日益重要，占臺出口比重已經超過50%。過去因歐美市場以圣誕節及元旦新年為消費旺季而形成的季節特點日益淡化，相反，中國春節消費旺季等亞洲消費特點正改變著臺灣全年生產的配置。另外島內內需市場穩步復蘇，對臺灣生產也帶來新的改變。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及當地消費特點與歐美市場發展節奏也有很大的不同。三是經濟增長動能仍有很大局限性，結構性失業問題成為拖累經濟發展的一大羈絆，民眾對馬英九當局的施政信心有待補強。

政治方面，臺灣的政治體制，在國民黨去后仍沿用大陸時期的政治體制。其政權機構由“國民大會”、“總統府”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組成。其政制采用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相互制衡形式。目前臺灣政治結構的平衡與穩定十分脆弱，建立新的政黨政治平衡尚待時日。一有風吹草動，或是執政黨“總統”言行不當，或是執政黨與在野黨合作破裂，或是在野黨結成政治聯盟倒閣，都會引發島內政治危機，都有可能誘導臺灣的政治發展走上危機及島內安定、引發臺海危機，影響東亞和平與發展的道路。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臺灣政黨政治發展的現實。

二．兩岸關系現狀

現狀由歷史發展而來，解讀現狀必須從歷史開始。胡錦濤是這樣描述的：“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后期中國內戰遺留并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這是對兩岸關系現狀的客觀解說，也是實行維持兩岸關系現狀政策的基礎。

事實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一直是兩岸人民的共識。

據臺灣媒體報道，島內有關方面最近曾就兩岸關系進行了108項民調，主張兩岸維持現狀的占64.9%，肯定兩岸關系目前緩和趨向的占52.2%。兩者，一是對兩岸維持現狀的肯定，一是對當前緩和趨向的認可。從目前看，各方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至少表面上是比較一致的。中國政府是最堅定的，不會有任何

退讓；美國政府也一再重申堅守“一個中國”政策；現臺灣當局，既承認“九二共識”，也堅持說它是“一中憲法”，兩者本質上都是認同“一個中國”的。但實質上要求確實不同的。

臺灣方面要求的現狀，是“不統、不獨、不武”；美國方面要求的是“不統、不獨、不戰”； 兩者基本上一致。而中國大陸方面要求的，則必須是 “一個中國”。因為，兩岸雖然還未統一，但“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并無任何改變。還有，兩岸實行的也是不同的社會制度，因而，“一國兩制”實際上也是兩岸的現狀。盡管民進黨千方百計把“一國兩制”污名化、妖魔化，但就是無法駁倒這個客觀存在的事實。

2010年6月29日，大陸海協會會長陳云林將與臺灣海基會董事長江炳坤在重慶進行第五次正式會談，就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議進行業務磋商，并將最終簽署協議。ECFA的最終確定，將對臺灣未來的經濟造成決定性改變，使臺灣經濟走向“大陸依存時代”。

三．兩岸關系未來展望

50多年的兩岸關系有兩大重要變化，一是兩岸人民由老死不相往來發展到相對自由的交往，二是臺灣當局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轉變為否認“一個中國”原則。21世紀的今天，兩岸人民往來十分頻繁，兩岸經濟與文化趨向融合，雖突破了諸多政治僵局，但很多政治難題仍然存在，但是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終將歸于祖**親的懷抱。

20多年來兩岸各方面的交流不斷增強，隨著兩岸的經濟，文化，政治的往來，兩岸人民更加的相親相愛，兩岸關系趨向融合。

加強兩岸關系發展應該著重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一是從長遠來看，鼓勵交流，增加交流的機會，擴大交流的范圍，提升交流的層次，在交流中傳達善意，讓更對的臺灣同胞感受到交流對兩岸都又好處，而非有壓力，讓越來越多的臺灣人了解大陸，激起他們心中更多更強的中華民族意識，是保障雙方關系穩定的最好方式，也是推動兩岸關系良性發展的主要途徑。

二是搞好對臺新思維接力賽，使大陸對臺政策更富有靈活性、更具有主動性。“歷史無法改變，未來卻可掌握。”“門”已經打開，但是如何通過這個“門”走入一個新的愿景、新的未來，還需要我們作出更大的努力。

三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于中國的強大。只有我們發達了、強大了，我們從政治、經濟等環境上給予臺胞的吸引力才會更大，我們解決臺灣問題“更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政策才會更能有效，問題也才能最終解決。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只要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團結奮斗，兩岸關系終將朝著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臺灣問題一定能夠早日解決。

第四篇：臺灣政黨制度及其主要政黨的大陸政策發展研究

臺灣政黨制度及其主要政黨的大陸政策發展研究

摘要：本文針對臺灣政黨制度梳理了其發展的歷程，并對臺灣兩大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大陸政策進行比較研究，對今后臺灣的大陸政策發展趨勢做出了預測，并給出了詳細的預測分析，希望能夠加深對臺灣問題的認識。關鍵詞：臺灣；政黨制度；大陸政策；發展趨勢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民進黨的成立和國民黨開放黨禁，臺灣逐漸進入了競爭性政黨政治時代，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形態——兩黨制。如何認識這一政黨制度，特別是臺灣目前主要政黨的大陸政策，對我國臺灣問題的研究與解決具有重大意義。

一、臺灣政黨制度的發展歷程

臺灣現在已經初步形成了兩黨制的政黨制度，兩黨制政治最簡單的定義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存在兩個主要政黨，這兩個政黨獲得執政的機會相當均等，其它政黨也存在，卻基本沒有獲得執政權的可能。

臺灣兩黨制的形成過程首先是由非競爭性的國民黨一黨專權體制向多黨競爭的競爭性政黨體制演變，然后過渡到兩大政黨陣營的競爭與互動，最終歷經分化組合形成了國民黨、民進黨對峙競爭的兩黨制雛形。具體地，臺灣政黨制度的沿革可以劃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一黨專權制時期(1949年——1986年)

1949年國民黨退踞到臺灣，之后蔣介石通過“黨務改造”清除了國民黨內的派系和異己勢力，確立了他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以及國民黨在臺灣黨政軍情系統中的絕對統治地位。蔣介石去世后，其子蔣經國逐步掌握黨政軍大權，在統治方式、政治體制方面整體繼承了蔣介石時代的模式。在這一時期，國民黨一黨專權體制為臺灣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促進了臺灣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使臺灣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受到良好教育的臺灣本土中產階級不斷發展壯大，這些中產階級的也積極地要求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來，反對國民黨當局“黨禁”、“報禁”政策。

(二)一黨主導的競爭性政黨體制形成時期(1987年——2000年)1986年，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成立，并且迅速參與到“增額國大代表”選舉當中與國民黨進行“體制內”的競爭，取得不俗的成績。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在政治體制上加快了對其一黨專權體制的改革。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當局宣布“結束戒嚴”，代之以“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1989年1

月公布實施“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臺灣當局在“法律程序”上正式解除了“黨禁”，使結社組黨合法化，國民黨“一黨執政，多黨競爭”的新政黨

[1]政策正式確立。1993年新黨成立后，臺灣地區在國民黨執政下維持著國民黨、民進黨和新黨“一大一中一小”的政黨競爭格局。到1998年底，臺灣地區政黨數目達到80多個，并且直至2000年民進黨上臺之前，期間又有新黨及其他諸多小黨成立，簡而言之，這個時期臺灣政黨制度的演化基本是循著兩條途徑進行的：一是島內原反國民黨勢力的集結并最終政黨化；二是國民黨自身的分化[2]。雖然臺灣一開始由一黨專權體制向競爭性政黨體制的轉型，但在這一時期仍然是由國民黨在主導。

(三)兩大政黨陣營對峙時期(2000年——2008年)

在2000年大選中，國民黨丟失政權。民進黨上臺，國民黨主導的競爭性政黨體制打破。而隨后以宋楚瑜為首的陣營成立了親民黨，由李登輝支持的“臺灣團結聯盟”也成立了。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等在野三黨組成政黨聯盟對民進黨進行制衡，民進黨則與隨后成立的臺聯黨進行合作，臺灣政壇形成“泛藍”和“泛

[3]綠”兩大陣營。2002年開始，藍綠兩大政黨聯盟構成島內政治競爭、發展的主

體，2004年的“總統”選舉成為泛藍、泛綠兩大陣營的對決，這也為后來兩黨制格局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2005年，國、民兩黨主導的第七次“修憲”將“立委”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為兩黨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礎。

(四)兩黨制體制初步形成與發展時期(2008 年——至今)

2008年以來，臺灣和平地實現二次“政黨輪替”，隨后的各主要選舉也由國民黨和民進黨主導，臺灣兩黨政治格局越來越明顯。2008年初的“立委”與“總統”選舉是臺灣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兩黨對決。這一時期，臺灣地區的選舉主要是國、民兩黨對決，其他小黨基本無力提名，“第三勢力”幾乎無生存空間。在此之后2010年的“五都選舉”中，“北藍南綠”的分布格局已經形成。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雖然在整體上仍然維持“北藍南綠”的格局，但是在藍綠陣營邊緣的地緣格局也發生了一些變化，藍色陣營的地盤不在那么藍，綠色陣營的地盤不在那么綠，“北藍南綠”的格局有所松動。

二、臺灣的兩大政黨與兩大陣營

雖然臺灣的政黨很多，大大小小共計兩百多個，但是主要的政黨是國民黨和民進黨。而現在，臺灣政壇又分成了藍綠兩個陣營，既有屬于這兩個陣營的黨派，也有游離于藍綠陣營之外的黨派。

大體而言，國民黨以及由其分化的親民黨、新黨屬于藍色陣營。泛藍陣營主張反對臺獨、維持臺海現狀、中華意識、強調中華文化傳承，愿意在臺灣人民的認可下，接受“一中原則”，但其所堅持一個“中國”指稱的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 [4]。

民進黨以及臺灣團結聯盟則屬于綠色陣營。泛綠陣營強調臺灣本土意識、主張臺灣正名、臺灣優先、臺灣民族主義、一邊一國與民族自決。他們認為臺灣擁

有明確規范的領地、固定的人口、享有主權的政府、和與他國締結外交與實質官方關系的能力，完全符合國際法中主權國家的標準。另外臺聯雖然在2008年立委選舉前宣布轉型為非藍非綠的中間偏左政黨，但媒體與公眾也仍以泛綠視之。

在關于臺灣政黨政治的研究中，也大量地使用到了“泛藍”、“泛綠”等詞匯。泛藍，也稱泛藍陣營、泛藍軍；泛綠，也稱泛綠陣營、泛綠軍。泛藍、泛綠皆非正式的組織，各黨派也不曾實際籌組聯盟，在政治操作上分合不定，但又因各自理念的差距（主要是對統獨所持的態度以及堅持的程度）而有“深藍/綠”或“極藍/綠”以及“淺藍/綠”或“淡藍/綠”之分。實際上，泛藍、泛綠是一種政治傾向，而非嚴謹具體的政治主張。

三、臺灣兩大政黨的大陸政策比較

（一）在政治、軍事、外交、國際空間等問題上的大陸政策

1.國民黨采取中庸調和、以退為進的原則和策略

在政治上，國民黨與民進黨最大的不同就對于統獨問題的主張。以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是承認“九二共識”的，宣示“不統、不獨、不武”，這一立場對于經由李登輝、陳水扁主政二十年的臺灣來說，客觀上具有撥亂反正的作用，使兩岸關系又重新回到正軌上。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民黨的大陸政策是模糊的，缺乏方向感的。一方面，宣示“不統、不獨、不武”，基本上滿足了多方的要求，是多方利益的折衷點；另一方面，這一立場只是回答了不要怎樣，卻沒有回答要怎樣，這樣的政策立場是不明確的，充其量只是一種多方妥協權宜之策，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維持現狀是國民黨當局目前最大的政策訴求，但是維持現狀并不必然導向和平統一，而永久維持現狀就是和平分裂。

在軍事上，國民黨奉行“積極防御、有效嚇阻”，更具務實性，臺海軍事斗爭總體趨于緩和。在“外交”與“國際空間”問題上，則推行“活路外交”、“外交休兵”，更是收到了以退為進的效果。兩岸的“外交戰”打下去，臺灣所謂的“邦交國”只能是越來越少，所謂“外交休兵”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同時也應該看到，毫無疑義大陸在此問題上給予了臺灣很大的寬容與善意。

2.民進黨則進行適度政策調整，構建戰略高地

目前，民進黨已淡化其“臺獨”主張。由于馬英九政府在第一任期內與大陸進行積極地經濟交流合作，兩岸經濟融合、區域經濟一體化大的趨勢不可逆轉，普通臺灣民眾深受其益，民進黨對此在2012的選舉中做了戰略撤退，從陳水扁的激進“臺獨”轉變成蔡英文的“溫柔臺獨”，即在堅持反對一個中國原則和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堅持“中華民國等于臺灣”、目前國號為“中華民國”的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人民2300萬，疆域臺澎金馬；與大陸簽訂的協議可“概括承受”，經過臺灣人民的民主程序形成臺灣共識，循“臺灣共識”與大陸發展良好關系。這套新的論述幫民進黨建構了一個戰略高地，并與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形成鮮明對比。其實民進黨的轉型源起于2008年敗選后，蔡英文接任黨主席，走陳水扁貪腐執政的陰影，并于2011年提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和中政策”，逐漸脫離“逢中必反”的意識型態束縛。但是要注意的是“深

綠”人士并未死心而放棄追求的目標，并且不斷干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

（二）在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大陸政策

1.國民黨采取積極開放，嚴格把關的原則和策略

在經濟的交流與合作上，取得的成果最為豐碩，也最受關注。兩岸實現“直接三通”、簽訂ECFA、大陸民眾赴臺旅游。馬英九政府在此過程中扮演了積極推動者的角色。此外，馬英九簽訂ECFA，從而通過大陸鏈接東盟也是其一項重要活動。可以說，馬英九推動兩岸經濟合作，除了順應兩岸關系發展的歷史要求，更重要的是自身的經濟利益、政黨利益使然。但是，馬英九在積極推動的同時，也設置了重重關卡，多重保護，嚴格把關，這一點在ECFA上體現尤為明顯。馬英九一直強調“臺灣優先”、“對臺灣有利”的原則，具體到ECFA的簽訂，就是以大陸的勞工不可以來臺，大陸的農產品不可以人臺，大陸向臺灣開放的產品數量遠多于臺灣對大陸開放等條件為前提，ECFA才得以最終順利簽署。

文化方面，馬英九上臺之后首先糾正了陳水扁主政時期“去中國化”的做法。其次，又試圖向大陸輸出臺灣文化，以影響大陸的發展。在“硬實力”明顯處于劣勢的情況下，希望通過臺灣的“軟實力”攻勢，借此制衡、影響大陸。

在社會交往領域，國民黨當局持積極開放的支持態度。馬英九鼓勵兩岸各個方面的交流合作，特別是青少年之間的交流。

2.民進黨則因私廢公，奉行有限反對的策略

在國民黨選擇了大開兩岸交流之門，努力推動ECFA時，民進黨在“中”問題，即“中南部民眾、中低收入階層、中小企業”問題上大做文章，強凋并片面夸大ECFA的負面效應，詆毀符合形勢民心的ECFA，祭出保護弱勢產業、弱勢群體的大旗。一個時期以來，外界普遍認為民進黨“逢中必反”。衡量今天的民進黨，必須從政黨利益出發，身為在野黨的民進黨更是“反國民黨所支持”。但應當看到，到ECFA敲定的后期，民進黨放棄以“反對ECFA”作為五都選舉的競選訴求。兩岸經濟融合，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是歷史潮流，伴隨著大陸的快速發展，臺灣對大陸市場的依賴也將會愈來愈深，這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 [5]。

四、臺灣兩大政黨大陸政策的發展趨勢預測

臺灣兩大政黨的大陸政策會越來越趨同，這將是未來幾年臺灣政黨的大陸政策發展變化最顯著的特點。這一預測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分析得出，即：兩黨制和選民結構，臺灣主流社會意識形態。

（一）兩黨制和選民結構

從臺灣的政黨體制來看，兩黨制的主要特征也包括兩黨輪番上臺，也就是說兩黨要具有可替代性，臺灣選民在理性決策下，選擇國民黨和選擇民進黨是沒有區別的。簡單來說就是兩黨制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兩黨必須有共通的地方，這個共通之處體現在其大陸政策上就是其趨同性。

從選民結構來看，雖然就兩黨各自擁有的基本盤來說，仍然呈現“北藍南綠”的格局，但是并非藍者恒藍、綠者恒綠，國民黨和民進黨各自都在不斷向中間選民流失力量。未來臺灣中間選民將不斷壯大力量，最終將取代目前的藍綠對抗的雙峰結構。

政黨體制和選民的結構要求政治社會中的兩大政黨更加高度重視中間選民的意見，在政策活動中側重于中間選民的利益訴求。而當兩黨最終在這一政治理念上達成一致時，它們的政治趨同、政策趨同也就是勢成必然。總之，無論是選民重組，還是政黨體制的鶯埋，都從根本上驅動著臺灣主要政黨逐漸趨意識形態化，并不斷從政治光譜的兩極走向中道互補。

（二）臺灣主流社會意識形態

從國民黨方面看，他將在未來執政期間延續并進一步強化其保守傾向。國民黨大陸政策的上限是所謂的“一中各表”，其下限則是所謂的“兩國論”。在這一可預見的政治區間內，它究竟會執行怎樣的大陸政策，要取決于島內政治的發展，取決于內部民意和國際力蹙格局的變化。在種種政治壓力減緩的情況下，它將延續保守的大陸政策路線；而在內外政治壓力陡增的情況下，這一政策路線必將向民進黨的政策立場游離，變得更加保守。

從民進黨方面看，其大陸政策面臨嚴峻的挑戰以及重整的可能。民進黨大陸政策的自由空間不比國民黨寬綽。它也同樣面臨一系列的難題。盡管自詡有“民主”和“民意”的加持，但是也在2012大選期間宣布“臺獨”所造成的危害卻始終是嚴重的、現實可預期的。只要大陸始終保持穩定和發展，臺灣島內外勢力攛掇“獨立”的努力就始終面臨不可逾越的高壓線[6]。

從統獨意識形態上來看，在近年的幾次較大選舉，兩軍交鋒的焦點慢慢由過去選舉中的“兩軍對峙”的政治立場、大陸政策以及政黨和候選人的清廉等問題轉向了對經濟、民生等議題的關注。在2012年的選戰中，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從一開始就立足于打一場“非典型選戰”，突出表現就是主打“民生議題”。而宋楚瑜也拋出“藍綠放兩邊，民生擺中間”的競選綱領。于是，本次選戰中，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民生議題成為當仁不讓的關注焦點[7]。在臺灣與大陸開展多方合作，淡化統獨問題，積極發展經濟，關注民生問題這樣的趨勢下，出于政黨利益的考慮，兩個政黨的政策必然傾向于獲得更多中間選民的考量，這兩大政黨的大陸政策也必然會漸漸趨同。

臺灣主要政黨的大陸政策會越來越趨同，還只是我們對于未來趨勢的預測，目前兩黨間的政策立場還不時地發生尖銳沖突，上述政策趨同尚未實現，而且無論臺灣主流社會政治意識的演變、政黨體制的特點，還是各政黨自身的轉型，無不蘊涵了導致上述政策趨同的決定性力量。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民進黨傳統的大陸政策已經告一段落了。在民意和政黨體制雙重變化的驅動下，在兩岸交流不斷深入廣泛發展的條件下，重歸政策本位，對任何臺灣政黨而言都是明智的、必然的選擇。在未來政黨政治發展的驅動下，民進黨、國民黨之間的政策走向趨同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大陸政策也是這樣的。

五．總結

隨著大陸經濟的強勁增長、綜合國力的增強，以及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其對臺灣地區的吸引力是會增加的。須知道，聯結海峽兩岸的紐帶，不僅僅是血緣，還有共同的文化認同等很多其他維度的因素。認識并運用臺灣當代的政黨制度，把握其大陸政策的走向，才能在今后的兩岸經貿活動、文化交流和民間往來中讓兩岸間的聯系紐帶更加多元化，最終實現國家統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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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大興：《論臺灣政黨制度的特點長》，載《春市委黨校學報》，2012年第1期

[3]楊傳忠：《臺灣兩黨制的形成淺析》，載《魅力中國》，2011年第2期

[4]王磊：《臺灣“泛藍陣營”政黨間關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5]王焱：《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大陸政策比較》，載《臺灣工作通訊》，2010年第10期

[6]宋淑玉：《簡析未來臺灣主要政黨大陸政策的走向》，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1年第170期

[7]林岡.臺灣政黨體系發展趨勢探析，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

第五篇：第四章大陸與香港相互投資及政策分析

第四章 大陸與香港相互投資及 政策分析

第一節 前 言

隨著1997年7月泰銖貶值所引發的亞太金融危機出現後，香港及大陸的經濟均受到負面影響而向下調整，而由於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因此其所受的影響更甚於後者。1997年香港GDP正成長為3.5％，可是1998年香港的GDP卻為負成長5.1％，相差8.6個百分點，而代表香港股票市場的恆生指數更由1997年8月7日的16820點下跌至1998年8月13日的6544點，跌幅高達61％，超過了1987年所發生的大股災幅度；另外，1998年在香港新上市公司共有32家，集資額共59.5億港元，較1997年新上市公司82家，集資額816.5億港元的情況大為遜色，可見香港經濟在1998年至今的情況是大不如前。

相對而言，雖然大陸是一個相對較為封閉的經濟體系，但大陸在1998年至今的經濟表現已顯示受到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在1997年約佔大陸GDP份額40％的進出口貿易，1998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239億美元，較97年下降了0.4百分點，是自1983年以來第一次進出口貿易總額出現負成長的年份。其次，金融方面因廣東信託投資公司資不抵債而在1998年10月6日由中國人民銀行宣佈關閉，以及近期粵海集團的財務危機陸逐曝光以後，不但影響了大陸金融體系，更影響了香港經濟及金融的發展，外資、華資銀行對香港中資公司及大陸企業的融資均持謹慎、暫停貸款、追討債務的態度，對於唇齒相依的中港經濟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可是，雖然自1998年至今中港兩地的經濟整體而言因受內外因素影響而向下調整，但兩地相互投資及政策發展，尤其是大陸對外投資政策及在港投資的香港中資公司均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因此本文除了重點說明兩地相互投資的靜態分析外，亦將會包括香港中資公司的真實具體情況，如內部管理、監督機制等動態分析，來進一步瞭解香港的中資公司。再者，中港兩地投資對臺灣經濟及確有極大的關係，慨因目前兩岸三地的經濟聯繫甚為緊密，加上預期今年底兩岸可望一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相信三地的經濟交流將會進入另一個新的里程。上述的內容，本文將各在不同章節裡有詳細的論述。

第二節 兩地相互投資政策

一、對外投資政策

受到亞太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大陸1998年的對外貿易出現了負增長，1999年首季出口貿易更是負增長7.9％之多，而為了改善大陸的經濟及外貿形勢，大陸的重要官員分別在不同場合提出在1999年內將會公佈新的境外投資政策，如大陸外經貿部長石廣生在99年3月出席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的記者會上說明今年將制訂系列新政策，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到海外投資設廠，以利於擴大大陸出口貿易；以及大陸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1999年4月26日出席世界經濟論壇之「一九九九中國企業高峰會」時表示大陸在今年內將公布最新的境外投資政策，並將解決國內企業及私營企業境外投資的資金匯出及換匯問題，顯示大陸在99年內將會有更進一步之對外投資政策來配合經濟發展之需要。

至於大陸在1998年至今包括針對香港在內的對外投資政策，順序而言，主要可有下列各點：

(一)1998年3月中共第九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確定大陸未來幾年對外投資政策，主要有二個方向：

1.發展大陸的對外投資，政府的政策取向必頇順應國際市場資本流動的要求和國內經濟發展的基本導向，因此，要從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考慮制定大陸的對外投資政策。

2.調整國別地區政策，全方位發展和開拓海外投資市場。(二)1999年1月中共外經貿部官員指出，對於在國內招商，旨在吸引公民個人投資的海外投資經營項目，依國家目前的政策和法規規定是不允許的。中共目前對於國內民眾投資海外的項目，仍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加以規範。

(三)1999年1月國務院的「關於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的意見」，提出有步驟地組織和支持一批有實力的企業到非洲、中亞、中東、東歐、南美等地，以現有設備和成熟技術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四)1999年2月大陸証監會主席周正慶指出，為了提高境外上市企業透明度，大陸証監會提出了五條改進措施，日後企業往海外上市，也要按這五項標準審查。包括： 1.上市公司與控股機構在經營管理上必頇嚴格分開 2.加強關聯交易的監控，提高透明度

3.強化董事責任，逐步建立健全公司董事和獨立董事制度 4.加強培訓，提高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素質 5.實行政企分開，減少行政干預

(五)1999年4月中共國家經貿委及証監會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促進境外上市公司規範運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見」，是對証監會主席周正慶在99年2月提出的促進公司規範運作五項措施的具體化，「意見」主要包括下列十一條措施：

1.理順公司管理機制、公司和控股機構頇獨立核算、獨立承擔責任和風隩

2.深化控股機構和公司的改組工作 3.明確公司決策程序，強化董事責任 4.強化董事會戰略決策功能

5.保持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穩定，提高他們的素質 6.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制度，防止「內部人控制」 7.加強公司監事會建設，完善監督機制

8.充分發揮董事會秘書的作用，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9.健全激勵機制

10.深化公司內部改革，建立科學有效的管理制度 11.政企分開，規範股東與公司的出資關係(六)1999年4月19日中共証監會主席周正慶在京接見英國倫敦金融代表團時說，大陸企業到境外上市，只要符合條件，則成熟一個，推出一個，不受規模、家數限制，不再分批審查。相對而言，由於香港是一個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自由港口，因此香港並沒有由政府頒佈法規訂定政策來直接推動對外投資活動，惟自香港正式回歸大陸後，在1999年3月4日成立了「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辦事處下設經濟事務、貿易及聯絡組、入境事務組、新聞及行政組，主要功能是負責溝通協調中港兩地上述事務。其次，屬於半官方組織的香港貿易發展局，以及一些民間商會，如香港工業總會、香港進口商會、香港出口商會、美國商會、英國商會均有直接及間接推動香港的對外經貿活動。

二、兩地相互投資政策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並無所謂的對外投資政策，而大陸對外投資政策的政策法規，亦沒有特定字眼針對「香港」為特定對象來制訂投資政策。不過，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在1995年估計大陸對全世界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有61％是投資於香港及澳門的，加上目前大陸在香港上市的紅籌及國企H股有118家之多，較大陸在任何其他國家上市的公司總數都要多，因此其相關法規可以理解為大部份是針對香港而制訂的。

第三節 中港相互投資的靜態分析

一、中資在香港的投資現況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中，負責外來投資的官方統計主要有政府工業署及統計處兩者。前者是負責「香港製造業外來投資調查」，後者則是「香港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即將在1999年5月底出版的「1997年香港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的報告中說明，累計至1997年底止，香港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的整體外來投資，以原來成本計算的直接投資存量有939億美元（7324億港元），較1996年底的總額上升了20％之多；當中，大陸在香港的整體投資（包括製造業及非製造業）累計至1997年底止，以原來成本計算的直接投資存量有182.5億美元（非製造業178億美元，製造業4.5億美元），佔整體外來投資份額的19.44％而僅次於英資的25.16％，較1996年的投資存量146.4億美元上升了24.65％，所佔的份額由96年的18.74％上升至19.44％，增加了0.7個百分點（見表3.4.1）。而若按原來成本計算的香港整體外來直接投資資產淨值總額，則累計至1997年底，共有1701億美元，而大陸在香港有275億美元，佔整體的16％而排名在日本之後

【註3-4-1】

註3-4-1： 香港政府統計處，「一九九七年香港非製造業的外來投資」，1999年5月底出版。（本文截稿時，上述報告仍未出版，資料是由政府統計處綜合經濟統計調查組官員提供給本文作者的）表3.4.1 以原來成本計算的香港整體外來直接投資存量 惟若按照香港大陸企業協會及媒體的一般估計，中資公司在香港截至1998年12月止的累計投資超過250億美元，總資產有1833億美元（14300億港元），約有1800家公司在香港營運3-4-2】

【註註3-4-2：石紀楊，「透視香港中資企業的市場地位（下）」，香港經濟導報第20頁，1998年10月12日。，是僅次於英資的第二大外來投資者，而目前在香港大陸企業協會登記的會員共有1026家之多。

(一)在投資行業方面，目前香港中資公司的主要經營理念仍是倚重於「資產經營」，期望以最短時間累積最大財富，因而大多具規模的中資公司均採取多元經營策略，除了本身的主要業務外，兼營貿易、金融、運輸、地產、保隩、傳媒

【註3-4-3】

註3-4-3：中資公司目前已收購亞洲電視，天天日報，星島日報，以及傳統的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在香港傳媒上已具有一定之影響力。和各種服務業等，所以經營的業務範圍甚為廣闊，例如實力雄厚的招商局集團由過去經營航運業為主發展至現在經營基金投資、船運、貿易、金融、倉儲、碼頭、保隩、酒店、建築、地產多種業務。

(二)在經營運作方面，由於亞太金融危機刺破了大陸企業嚴重債務的問題，如廣東信託投資公司的宣告破產及廣東粵海集團的嚴重財務危機曝光，繼而令外資、華資銀行限制大陸企業及香港中資公司的借貸活動後，香港中資為了解決自身的財務問題，目前主要有下列方式來解決上述問題：

1.企業債務、架構重組

如粵海集團在香港註冊上市的粵海投資（270）目前正準備進行重組，基建、酒店、公用、地產業務將保留在公司內，其餘的非核心業務──粵海啤酒、粵海建築、粵海制革、水泥、木材、零售、貿易、旅遊、金融等則會出售予母公司套現，以及向銀行爭取新貸款來償還債務。

2.實行清盤行動

因受到廣東國際信託公司（廣信）的破產影響，其在香港註冊上市的廣信（香港）企業實行清盤後再進行賣盤行動。

3.注資

例如重慶市在香港窗口公司渝豐國際獲市政府注入兩筆逾1000萬美元的資金以渡過還債的高峰期。另外，粵海集團、越秀企業均得到廣東省、廣州市政府注入資產以解決債務問題。

4.配股集資

香港中遠太帄洋近期以配股方式集資8億港元以減低財務壓力的困擾。

至於其他具有實力的香港中資集團公司，其運作方式亦有下列的轉變：

1.改組 大陸電信公司「一分四」的改組方案已獲國務院批準，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大陸電信香港（914）將會歸入改組後的大陸移動通信集團公司。

2.入股、收購

光大集團入股20％香港港基國際銀行（636）；中國建設銀行屬下的香港建新銀行收購大新金融（440）的70％股權。

3.注資（削肉救母）

華潤創業（281）向母公司華潤集團收購五豐行29％權益，越秀交通公司向母公司越秀集團收購西安至臨潼高速公司51％股權，即變相注資入母公司，令母公司可有額外資金償還債務。

4.一些實力雄厚的香港中資公司以外資身份返回大陸內地投資，以及聯合香港的華資、外資一貣參與大陸的投資項目。例如聯想集團（992）參與一項名為「維納斯」的計劃，與美國的微軟公司（Microsoft）、臺灣的宏碁電腦（Acer）、北京的裕興企業、國內的海爾集團、四通津濱、步步高電子一貣合資參與開擴大陸電視上網市場。

5.在大陸國內設立投資公司

中遠太帄洋（1199）已獲外經貿部批準，在大陸國內註冊成立中遠太帄洋大陸投資公司，以加強對國內合資企業的協調、管堙、以及在內地擴闊融資渠道。

6.參與香港重大基本建設的投資

如香港科學園、數碼港計劃、香港中資公司均會積極參與。

三、在上市公司方面，截至1999年4月26日止，118家在香港上市的紅籌股（77家）及國企H股（41家）的市值約佔香港當天股市總值的18.07％（見表3.4.2），較1998的111家在4月17日當天的17.36％上升了0.68個百分點，而表中可以看見，紅籌上市公司較去年僅增加7家，但H股則仍是41家，而且中資上市公司的市值及香港股市總值均有下降的情況，顯示亞太金融危機仍未過去。表3.4.2 香港中資與大陸國企在港上市股票價值 其次，根據香港大陸企業協會的資料顯示，目前香港中資銀行吸收的存款，中資保隩公司的保費收入和中資承辦的貨運量差不多均佔香港市場的20～25％之間；中資公司經營內地旅遊服務約佔香港市場的50％以上；中資企業在香港股票市場上的總市值和上市公司總數差不多約佔17％；中資企業承建的各種建築工程約佔香港建築工程總量的12％等第27頁，1998年10月5日。，顯見中資在香港市場上的影響力漸漸增大。

整體而言，目前中資在香港的最新現況，主要是有兩部份，一是因受亞太金融危機影響，以及部份大陸母公司的財務危機曝光，而令部份香港中資公司需要透過債務重組、清盤、注資、配股集資方式來運作企業，另一是具實行及健全的中資則以改組、入股、收購、注資（削肉救母）的方式運作。上述的情況，在短期而言是無可避免的，但長遠而言，對香港中資及大陸企業則是步入市場經濟的必經階段而可以漸漸健康發展。

【註3-4-4】

註3-4-4： 石紀楊，「透視香港中資企業的市場地位（上）」，香港經濟導報

二、香港在大陸的投資

表3.4.3顯示大陸利用外資中外商直接投資累計至1998年9月止的協議及實際投資金額。表3.4.2可以看見無論是實際或協議的投資金額，香港均是大陸外來投資者的第一位，累計金額佔大陸外資總額的52％左右，為大陸最主要的外資來源。香港企業在大陸的投資目前仍集中於近鄰的廣東省洙江三角洲地帶，惟華南各省市、北京、上海、天津、四川等地，均可見到香港企業的活動。其次，在行業方面，除了過去從事製造業投資外，目前香港企業已漸漸伸展至大陸的服務業投資方面，如香港匯豐銀行、東亞銀行分別在上海、深圳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本港大型上市公司，如長江實業、恆基兆業、新鴻基地產、新世界發展、九龍倉均有參與大陸房地產投資活動。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在1998年9月出版的「離岸貿易及境外投資發展前景」報告說明了香港在大陸內地服務業的投資近況報告第28頁，1998年9月。

【註3-4-5】註3-4-5： 香港貿易發展局，「離岸貿易及境外投資發展前景」

表3.4.3 在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

自90年代初以來，大陸內地逐步擴大外商可以參與的服務業領域，允許外商投資多個服務行業，包括商業、金融、房地產、外貿、交通運輸、電訊及其他商業服務等。由於香港與內地在地理及文化上一脈相承，很多香港投資者均率先打進國內的服務業市場。1992年國內實行深化開放改革措施，更刺激香港資金從製造業擴展至銀行及金融、基建、房地產、零售和運輸等行業。

雖然香港在大陸內地的直接投資並無按行業細分的統計數字，但是港商在廣東省不同行業的投資分布，卻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資金已由製造業伸展至服務業。據廣東的統計數字顯示，港商在服務業的投資由1985年的2.9億美元增至1995年的31億美元；截至1995年底，港商投入廣東省服務業的累計資金超過131億美元，佔香港在該省累計總投資額的33％。上海是香港服務供應商的另一國投資熱點。截至1997年中，在浦東新區投資的香港服務供應商共有350多家，總投資額達50億美元，佔香港公司在該區的總投資約30％，投資領域廣及房地產、倉儲、金融、運輸、諮詢、廣告和物業管理等。另外，根據貿易發展局一項問卷調查顯示

【註3-4-6】

註3-4-6：香港貿易發展局，「把握現在，共建未來」報告，1997年2月。，香港公司在大陸內地投資，除了因為地理上毗鄰外，還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在內地設立辦事處或從事服務業是打進國內市場的途徑之一；

二、部分公司因應客戶北移的趨勢也隨之北移。這些服務供應商的客戶包括從事製造業、貿易及其他業務的公司和個人。該項調查又顯示，香港服務供應商在大陸內地從事的業務包括廣告、房地產發展、建築、金融、商業諮詢、交通運輸、旅遊及相關行業等。

隨著大部分香港製造商將業務遷移至大陸內地，與貿易相關的服務（如運輸及基建發展等）也不斷北移。香港有大量航運及貨運代理公司，其中規模較大的經營商更是高度國際化，擁有龐大的海外網路。有見及內地實行開放貨運業，允許外商以獨資或合資方式從事航運及貨運代理業務，香港貨運代理公司遂紛紛在國內開設據點。這些在內地經營的貨運代理公司，其角色現正逐漸向提供後勤籌劃，安排貨物以最快及最具成本效益的航線由國內運到海外市場。金融服務是香港機構在內地取得重大發展的另一個領域。截至1996年底，估計有超過80家總部設於香港的金融機構（包括52家銀行及8家保隩公司）在內地設立業務據點，佔全部在大陸內地設有分公司或辦事據的外資金融機構的13％。在內地設有據點的香港銀行包括：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南洋商業銀行、廣東省銀行、集友銀行、東亞銀行、寶生銀行、華僑商業銀行、廖創興銀行、新華銀行、道亨銀行、永亨銀行及恆生銀行等。

在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的基建及運輸服務（特別是港口發展）方面，除了和記黃埔積極參與內地港口發展外，新世界基建及美國的海陸聯運亦已達成協議，為他們位於天津的合資貨櫃碼頭進行現代化建設。

現時，總部設於香港的服務公司，其投資方式仍未有公開的官方統計數字，但估計主要以獨資及合資企業為主。根據上述調查，受訪者在內地的投資項目約有54％是獨資企業，30％是合資企業。至於以項目規模而言，分布情況則略有不同，其中，涉及國家級投資項目（例如基建等重要投資項目）的較大型公司主要傾向與中方夥伴成立合資企業。這類大型合資企業在國內的運作亦每多獨立於設在香港的總部或地區辦事處，不過，香港總部仍然是操控整個集團並作出策略性決定的指揮中心。另一方面，規模較小的公司通常負責維持香港母公司與內地分公司或附屬公司之間的緊密業務聯繫年9月。

【註3-4-7】

註3-4-7： 香港貿易發展局，「離岸貿易及境外投資發展前景」報告第29頁，1998

第四節 中港相互投資的動態分析

一、港資對大陸經濟的貢獻

(一)可促進大陸經濟的改革

經過近年兩地經濟的不斷發展，中港經濟關係已是唇齒相依，而大陸作為香港經濟發展腹地，香港作為大陸境外融資中心的地位亦趨穩固，特別是香港與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目前港資在廣東地區開設的工廠已有6～7萬多家，聘用4～5百萬名大陸工人

【註3-4-8】

註3-4-8：大公報，1999年4月24日第A1版。而近期大陸的一些經濟政策如出口退稅，出口增值稅先徵後退等問題，香港企業均有向當地政府提出反映而令其改變了原來政策。其次，目前港商在大陸投資的趨勢已從製造業在一定程度上伸展至服務業領域，特別是金融服務方面，香港銀行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東亞銀行、恆生銀行等10多家銀行均有在大陸各地開設分行及部分銀行已在上海及深圳開辦人民幣業務，除了促進大陸的銀行業務發展外，再加上近期廣東信託投資公司及粵海企業的財務問題，包括香港外資銀行在內的香港銀行界收緊大陸企業及香港中資的借貸，而直接或間接加速了大陸的金融改革。

(二)繼續扮演大陸企業改革的示範角色

現時大陸對私營企業的地位在憲法上已被確立貣來，而進入大陸投資的港資，絕大部份是私人的中小企業，而且這些港商是以一個真正承擔風隩的所有者及經營者角色去從事投資活動，對每一項生產，銷售過程及企業活動都會全程參與，這些經營理念及經驗可以給予大陸企業，特別是對大陸私營企業日後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示範作用。

(三)香港中資公司的貢獻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中資公司，特別是較規模的上市公司，均有投資大陸，有些更聯合外資，港資組成大型財團去投資大陸的基本建設、工業、金融、保隩等行業，這對大陸經濟發展當然有一定的貢獻，而且在合資合作的過程中，香港中資除了引進資金、技術外，更會把相對先進的企業管理和經營理念引進大陸企業，顯示香港中資的貢獻不容忽視。

(四)技術移轉不斷進行

隨著港商從製造業漸漸延伸至服務業的投資趨勢，香港商人除了投入更多的資金、人才從事大陸投資外，更不斷把最新的設備，技術帶入大陸，而令大陸企業的生產技術漸漸提高而增加了競爭能力及效率，這可從目前大陸經香港的轉口貿易（Re-export）漸漸以轉運貿易（Transhipment）形態所取代的結果可以理解得到（見表3.4.4）。

二、中資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及啟示

從1998年至目前的階段來說，中資公司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可以說明負面多於正面，原因是在1998年10月6日大陸人民銀行宣佈關閉廣東信託投資公司（廣信），繼而在1999年1月10日由廣東省省長助理兼廣信清算小組組長武捷思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廣信因資不抵債而申請破產，以及近期粵海集團的財務危機陸逐曝光後，令香港經濟除了受亞太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急速向下調整外，再一次遇上「雪上加霜」之命運。

表3.4.4 轉口及轉運貿易之演變(一)「廣信」事件及粵海集團財務危機

廣信破產的表面上原因是由於經營不善，存在大量高息存款、賬外經營、亂拆借等違規經營活動，並且投資失敗導致巨額虧損所致。儘管法院審理廣信案件仍未終結，導致廣信破產的許多細節還未公開，但從本質上看，廣信破產的根本原因是追逐泡沫經濟經營、濫用地方政府信用和國企特權、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所致。而粵海集團財務危機產生的原因相信亦是十分接近。具體而言，這兩家中資企業之所以出事，固然有亞洲金融危機令它們在香港和海外的融資環境變得惡劣；大陸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市場不景氣令它們投資資金大量沉澱甚至損失；加上正值還債高峰期，幾件事一齊夾攻，潛藏的問題終於表面化等客觀因素，但主觀的原因，是這兩家企業都與地方政府有“血緣”關係、官商一體、政企不分是注定它們經營不善的致命禍根。因為有政府作後臺老板、經營決策可以隨隨便便拍板、高息攬存、亂拆借、亂投資出了問題有政府頂著；因為企業是政府的“窗口”，商業行為、市場行為往往變成政府行為。政府甚至直接插手企業經營，指定“窗口”公司投資內地某項目，收購內地某虧損企業，在港的中資公司只能俯首聽命，加上與國企紅籌一些管理人員素質不高，膽大妄為，常幹蠢事也是原因之一。

上述兩公司的事件曝光之後，對香港經濟造成了極大的震陷，而這兩中資企業所產生的巨大震盪和骨牌效應亦不斷接踵而來，首先是引發香港各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恐慌情緒，紛紛收緊包括財務狀況良好的中資公司的信貸和追收欠債，接著便是上市的紅籌國企股價受到拖累而大幅下跌，原本在99年初準備在香港上市的珠江鋼管、黑龍江北大荒農業、山東國電等三家中資企業因香港股票市場極度震動而未能如期上市，並決定無限期押後，而有貸款與香港中資公司及大陸企業的香港銀行均需要對前述貸款予以壞賬撥備而影響了盈利水帄，再下來是部份中資公司融資無門，不得不蝕賣手上物質資產以解資金緊絀困難。

然而，廣信、粵海的債務危機也給了香港和國際銀行、金融機構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企業信用和政府信用不能劃上等號，今後再不能盲目給中資企業的不良借貸放款了。一向以來，香港和國際銀行、金融機構把本港中資“窗口”公司視作內地政府的代表，他們樂於借貸給這些“窗口”公司，是因為他們相信由地方政府擔保的借貸風隩不大，但他們怎麼也想不到，偏偏這次大陸政府說“不”了。

另外，廣信、粵海的債務危機也向香港特區政府、聯交所和證監會提出一個問題：香港的金融監管架構有沒有漏洞？如何進一步完善？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協助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集資是它的一個主要功能。廣信、粵海債臺高築，財務透明度這麼低，為什麼仍能不斷借貸？是這兩家企業故意隱瞞財務真實情況，誤導投資者，抑或是本港上市集資、借貸某個環節上的監管不夠？特區政府、聯交所和證監會要從對廣信、粵海事件的調查中找出原因，完善監管措施，堵塞漏洞，來保障廣大投資者的利益。

(二)香港中資公司的監督機制

【註3-4-9】

註3-4-9： 簡澤源，「監督機制不足導到中資出現大問題」，Sun時代創富雜誌第4～5頁，1999年4月。

廣信及粵海這兩個企業集團所發生的問題充份顯示，某些在大陸經營的企業及（或）其香港經營的窗口公司，隨了其內部的嚴重債務逐漸曝露出來以外，更顯示其內部管理機制，特別是監督機制（Corporate Governance），即對其企業之領導人、股東、董事、高級管理層、員工等缺乏有效的監督所致，若然日後不確實加強執行此監督機制，相信日後中資公司亦會出現同樣或更嚴重的情況出現，這對短期中港經濟固然會造成不良的負面影響，長遠而言更是對中港兩地經濟百害而無一利的。企業監督機制，主要的目的是訂定企業內每一利益單位的權責，包括董事會、股東、管理人員、債權人、監管者、員工等等的權利與責任，以提供最佳的決策和監察功能，提升企業的業績表現來達至企業其最大利潤之目標。因此，當企業發生重大的財務危機時，縱使可能有很多內外的因素，但企業的監督機能不足或不能發揮功用是可以理解的，這對一向透明度甚低的香港中資公司而言更是不言而喻。

舉例而言，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院長何順文教授在去年向全香港600多間上市公司財務董事及500多位財務分析員的調查發現，只有約40%的上市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分由兩人擔任；34%公司董事會內非控股家族成員佔多數；28%公司採用與公司業績掛鉤的酬金制度；24%公司沒有審計委員會，以及只有15%公司設有董事酬金委員會，大部份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當中包括中資公司）均採用較保守、被動和單向的公司披露政策，而且大部份財經分析員（即公司資訊主要使用者）都認為香港上市公司的資訊披露不足。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到一個企業若然其內外部的監督機制均無法有效執行時，其業績表現相信亦不會有太好的表現，而過去相當一部份的企業發生問題，其原因之一是企業的領導層或高層管理者利用職權來掏空公司資產以中飽私囊，顯見監督機制之重要性。

根據1999年1月10日由中共國務院召開的海外中資企業狀況通報會議內容披露了香港中資公司（集團）有25家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負債、壞帳高達2200多億港元，而產生上述情況的最主要原因是體制上、監督機制上的問題，這個是在朱鎔基親自主持這個會議在會上說明的。而這個會議中，朱鎔基詳細說明了香港中資公司在80年代後期至目前的具體狀況，顯示大陸中央對海外中資公司的體制、機制上開始花大力氣整頓、解決的時刻來臨了。朱說：「開會通報海外中資企業狀況，心情很沉重，開這樣的會是晚了些。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僅是金錢上的代價，而且是國家聲譽上的代價，已經到了要從體制、機制上花大力氣整頓、解決的時刻了。」可見企業監督機制的重要性。

然而，在這個會議上，朱鎔基詳細而具體地說明了香港中資公司的主要問題，而本文為了更能充份反映香港中資公司的監督機制情況，因此在這裡再部份引用朱鎔基在這會議上的說明，來突出監督機制對香港中資公司的重要性，以及其在香港經營的真實面貌。

從朱鎔基在會上這一段的說詞，我們可充份了解香港中資企業的監督機制情況，以及其重要性之具體含義。他說：「早在80年代後期已經發生壞帳，資金流失，挪用款項炒賣外匯、地產、期貨等問題，也不能推卸為受什麼亞洲、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問題，這是我們體制上的問題，監督機制上的問題，我們不要以大多數中資是健全的，只有少部份中資出了問題的論調來掩蓋現狀，這是一種自我欺騙。嘉華銀行（中信在香港的公司）出了問題，中央調了60億美元進注補虧；粵海企業的財務問題，早在4年前就發生了但被捂住了。在海外，大多數中資企業集團都有體制上、監督機制上的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嚴峻的問題。國務院有責任，隸屬的省、部領導部門及領導人也有責任。坦率地說，中資企業集團在香港的聲譽並不好，不是少部份。」顯見若對企業的監督不力，不只企業財產不保，更連聲譽也賠上去了。

(三)對香港中資的進一步認識

【註3-4-10】

註3-4-10：黎自京，「港中資集團財務危機」，爭鳴雜誌第20頁，1999年2月。另參見同註二之第20～21頁內容。1.中資企業在香港的總資產現已超過14,300億港元，目前中資企業在香港的主要經濟領域都佔有一定份額，近幾年來還參與了香港電訊、航空、隧道、道路、貨櫃碼頭等公用事業或基礎設施，打破了英資企業對香港公用事業的壟斷局面。2.大多數香港中資企業進入香港市場時間不長，90％以上是改革開放後才進入香港市場的，是香港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新手，依然處在學習、摹仿、探索和成長階段。

3.現時香港中資企業市場化步伐十分迅速，企業管理體制也出現了根本性改變，但在人事、工資、福利、商業拓展等領域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企業管理層主要來自內地，企業文化和管理觀念帶有內地烙印，仍受國內傳統觀念和體制的影響。香港中資企業是國家資本，具有很強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觀念，與內地國有企業不同的是，它們所處的外部環境是一個比較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需要按香港市場的遊戲規則辦事，這就產生了傳統體制與市場運作的衝突，中資企業的人事制度、組織結構和決策程序不能完全適應競爭的需求，包括不能完全根據市場競爭的需要派遣懂業務懂政策、有市場運作經驗的管理人員來港從事經營活動、工資福利待遇不能隨行就市，個人收入與個人貢獻脫節，企業內部缺乏競爭機制，一些企業經營追求短期行為而令企業的長遠發展受到一定影響。

4.香港中資企業經營狀況取決於內地主管部門的責任授權和主要管理人員的個人素質，管理水帄參差不齊。經營較好、管理水帄較高的企業往往市場意識較強，規模較大，有比較健全的決策機制、財務管理和投資審批程序；經營不善、管理水帄較低的往往是創立時間較短或規模較小的企業。但有些內地主管部門對香港市場瞭解不深入，對中資企業的管理過於簡單化，甚至對香港中資企業的日常具體經營活動遙控指揮。造成該管的沒有完全管好，該放權的卻管得過嚴，使企業的發展受到一定限制。

5.香港中資企業的資產實力增長異常迅速，但未來發展仍有很大的空間。管理、市場、產品服務質量和技術水帄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中資企業雖然在香港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但其現實影響力和資本實力還有限，與外資、華資和英資等資本相比，尚存在一定距離，更不用說佔主導地位。香港是亞太地區的服務中心，金融、地產和資訊服務是其三大經濟支柱，但中資企業在貿易方面只佔半成份額。商人銀行業務、證券市場，基金市場和人壽保隩市場所佔的比例更小。而英資企業控制存款市場四成以上的份額。日資控制六成左右的金融資產和一半以上的貸款市場份額。美資在金融創新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雖然這次金融危機對市場結構產生了一些變化，但基本格局沒有改變。華資在地產領域佔壟斷地位，其中五大華資地產發展商就佔據了一半左右的私人住宅市場，中資企業除了像大陸海外集團等一些大的建築企業在香港市場有些影響力外，在房地產業的地位幾乎無足輕重。在百貨零售業，日資佔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中資除了華潤集團和廣南集團外，很少企業涉足這一行。在公用事業方面，英資企業的壟斷局面已被打破，中資已進入公用事業領域，但佔的份額仍很小。此外，還有部份市場領域中資企業尚未涉足其間，留下了不少市場空白。

目前香港中資公司普遍存在的問題，據朱鎔基在99年1月10日在國務院召開的海外中資企業狀況通報會議上說明，可整理下列各點：

1.中資公司自身的體制和外派人員的體制都有問題； 2.選派的領導班子，在同一機構都搞裙帶關係，根本沒有監督機制能貣作用；

3.外派人員普遍都超出編制2～10多倍； 4.資金、資產帳目混亂、自搞一制；

5.違紀借貸、炒賣股票、證券、外匯、期貨、房地產等； 6.擅自用公司資金搞私人子公司、分公司或隸屬公司； 7.挪用公款、私收回傭、做假帳、調動資金到國外隱藏；和內地金融、貿易、企業等搞非正常的金融、商業活動； 8.所屬地方、部委主管部門、有關領導參與不正常的金融，商業活動並獲取利益；一些黨政部門和領導，以檢查海外資企業工作為名，從中取得金錢，財產等。

總的來說，中資企業從上述的資料可以充份說明，目前中資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其企業監督機制，亦即這些企業的「頂頭上司」，包括中央政府，省市等地方的監管，以至於這些企業的內部監管者，如領導人、董事會等均沒有建立及落實良好的監督機制，其日後對香港及大陸的經濟發展均會產生不良的負面影響的。而就短期而言，廣信事件及粵海企業債務危機已充份說明了其對中港經濟的傷害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節 中港相互投資與臺灣經濟發展

目前兩岸三地的經貿交流極為頻密及各自成為對方的重要投資及貿易夥伴的角色已是不容置疑，隨著中港雙方投資領域的深度及廣度不斷擴大，除了促進中港雙方的經濟整合及不斷發展外，更會吸引到其他國家地區的參與合作有互蒙共利。臺灣廠高目前仍受臺灣法律限制而只能經第三地間接投資，因此臺商多選擇比較優勢較多的香港作為其投資大陸的跳板，更何況香港本地充滿商業機會及港商在大陸有更多的商業網路、資訊及經驗，因此很自然吸引了臺商進駐香港，因而加速了臺灣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實質面上看，香港在大陸的投資，的確令到大陸的經濟發貣了一定程度之發展，目前港商除了製造業的投資外，服務業的投資已漸漸多了貣來，加上對大陸基本建設的投資，如港口設施、碼頭、高速公路，的確令到大陸的生產技術及效率提升了不少，這可從兩岸經香港轉口漸漸轉向轉運的趨勢發展而印證了上述的說明（見表3.4.4之第（5）及（6）項），這對外貿依存度甚深的臺灣經濟的確貣了正面作用。

另外，近年臺灣在大陸的投資迅速增長，在98年臺商已併購大陸國企逾百家，目前臺資在大陸約累計投資有4萬多個項目，實際投資額累計有2百多億美元（見表3.4.3），這些投資大多透過在香港建立子公司，以香港註冊公司名義，或與香港中資公司、港資、外資企業聯合進入大陸市場，這除了帶動香港與大陸的投資、貿易、金融領域發展外，亦各帶動臺灣本地上述相關領域的發展而得到好處。

然而，從臺灣的角度而言，中港經濟發展除了上述對臺灣經濟發展有正面效果之外，對於貿易依存度及投資的深化於中港兩地之間，對臺灣未來經濟及政治發是否有利呢？雖然現時亞太金融危機仍未過去，以及臺灣本身的投資環境仍未有積極改善，加上臺商仍不斷投資大陸，資金、技術、人才隨著投資而西進，產生了產業空洞化及資金外流的問題。但是，隨著大陸及臺灣預期在1999年底或以前能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對兩岸三地的經濟發展及整合將會有一個更新的里程而加速三地的經濟結構調整，相信是正面效果多於負面效果的，特是中長期而言。

第六節 兩地相互投資與政策的趨勢分析

現時香港企業在大陸投資的型態，已從以三資企業為主的製造業漸漸轉向服務業，以及投資於長期性、資金龐大、回收資本時間長的大型基建、資本密集的高科技項目上，這可說明基於大陸存有龐大的利潤誘因及內銷市場之發展，以港商為首的外商直接投資，將會持續投入大陸的經濟體系，而預期大陸將會在短期內加入WTO，相關港商將會加速發展其在大陸內地業務而爭取先機。相對而言，由於香港仍為大陸的境外融資中心，加上一些結構良好的香港中資公司可以給予大陸經濟改革的一個示範作用，預期大陸仍會不斷投資於香港的經濟領域上。由於受到廣信及粵海集團事件的影響，現時某些香港中資公司，如廣南集團、越秀企業已進行債務重組及合併的事宜，相信部份中資公司將來亦會進行合併的工作。而另一個趨勢是一些大型香港中資集團將會進行合併後才上市的策略。根據中銀集團管理處主任劉金寶的公開介紹，它們現正研究將集團的十二家銀行合併，而在完成合併後，中銀將會再進一步考慮上市計劃【註3-4-11】

註3-4-11：香港信報，1999年3月18日。在上市方面，預計大陸國企H股將會在99年第4季恢復在香港上市，而大陸內地民營企業、香港中資中小型企業，以及於大陸內地投資的臺商與來自於臺灣本土的臺商均有意思參與99年底在香港聯交所推出的「創業版」上市計劃。

其次在政策方面，大陸為了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外經貿部將會推出一系列的境外投資政策來協助企業增加出口事宜。根據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在99年1月底召開的全國外經貿工作會議上談到1999年的工作時說，外經貿部將重點推動國內競爭力強、管理科學、經營機制先進、有跨國經營和境外投資辦廠經驗、產品有出口、信譽好的生產企業，特別是120家國家大型詴點企業集團、1千戶重點聯繫企業到海外辦廠、鼓勵企業以設備、技術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實物投入

【註3-4-12】

註3-4-12：香港信報，1999年2月13日。另外，大陸外匯管理局局長李福祥在1999年4月26日出席世界經濟論壇之「一九九九中國企業高峰會」時表示，大陸今年將公佈新的境外投資政策，並將解決國內企業及私營企業境外投資的資金匯出及換匯問題香港信報，1999年4月27日。

【註3-4-13】

註3-4-13：然而，若大陸及臺灣在99年底或以前能夠順利加入WTO，則未來中港兩地的投資，甚至是兩岸三地的投資趨勢，將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及更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