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魏晉南北朝詩歌鑒賞—嵇康（范文模版）

摘要：魏晉時期戰火紛飛、國家動蕩不安，這場大喪亂在對經濟與政治造成巨大沖擊的同時部分知識分子于亂世中開始主動探求國家和自身出路。其中以嵇康為精神領袖的“竹林七賢”幾乎集中了當時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所有選擇，他們或做官，或隱居，或亦官亦隱。本文主要介紹七賢之首嵇康的生平經歷、冤死原因以及音樂書法、養生之道、詩詞創作三個方面的成就。

關鍵詞：嵇康、魏晉南北朝

一、嵇康其人 嵇康字叔夜，三國時期魏國人，自幼喪父，由母親和兄長撫養成人。雖然母親的嬌慣養成了嵇康桀驁不馴的自由性格，但良好的家庭文化環境以及自身過人的天賦仍然讓他博覽群書且涉獵了包括歷史、音樂、書法、老莊學說甚至打鐵等各個方面。嵇康早年靠著家族財富和兄長照顧過著優裕地生活，成年后迎娶了曹魏宗室女長樂亭主為妻，官拜郎中，后又遷至中散大夫。不過這些官職都是清凈閑散的職務，嵇康并沒有留下在官的活動記錄。

據史書記載魏晉時期男風盛行，上層男士出門前必要敷粉施朱，熏衣配器。其中又以潘安、夏侯湛尤為以美貌出名，但后人未必知曉嵇康風度亦非凡，當為一世之標。《晉書》上說：“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世說新語.容止》中也寫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成語鶴立雞群正是出自于此。嵇康之美可見一斑。

二、嵇康之死嵇康卒于公元263年，死時年僅40歲。官方給出的說法是嵇康因得罪鐘會，為其構陷，最后被司馬昭處死。那么嵇康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自己的鋃鐺入獄的呢？嵇康在臨終詩作—《幽憤詩》中寫到“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翻譯過來即是他認為自己終致囹圄，是由于性格“頑疎”，招來了謗議。詩中強調了自己愧恧的心情和守樸的志向表示希望度過目前的厄難，然后去過“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發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的超塵絕世生活。由此可見嵇康雖然已經認識到自己招致上層階級不滿但仍然沒有看清楚局勢，認為自己還有一線生機，這是相當愚蠢的。

其實在筆者看來，嵇康之死是必然的，原因有三:其一，當時掌權集團領導者司馬昭曾想拉攏嵇康，但嵇康在政治斗爭中傾向皇室一邊，對于司馬氏采取不合作態度，不僅如此他還借典抨擊，所作《與山巨源絕交書》隱晦的羞辱了司馬氏集團殘暴虛偽的統治。作為時代名人，嵇康的影響太大，司馬昭難以從思想上統治，政治上也不能統治，嵇康必然不能活。這里讀者難免有疑問，這又給錢又給權的天上餡餅哪里找去？嵇康為何百般推辭？其實這跟司馬昭非正統皇帝的尷尬身份有關。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患病去世，年僅8歲的曹芳登機為皇，輔佐大臣司馬懿勢力對當權的曹爽勢力發動了政變，史稱“高平陵之變”，此役拉開了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的序幕。嵇康“非湯武而薄周禮”惹惱了篡位的司馬懿，此后當然不受待見性命危矣。

其二，嵇康性格自由清高，孤松獨立，為世俗所不容。向秀曾敘述其與嵇康的友誼：“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鐘會陷害嵇康時，給其安上的一個罪名就是“言論放蕩，非毀典

謨”。嵇康好老莊之道倡玄學新風，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他自己提的理論，幾乎條條做到，但卻犯了“營內而忘外”一忌，言行越發放蕩不羈最終受人詬病而遇害。

其三，以清流身份得罪了身處高位的鐘會。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兩人的多次不愉快經歷，注定會是嵇康之死的一大推手。鐘會身出名門，是曹魏大臣，書法家鐘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氣”，年少得志，十九歲入仕，為秘書郎，三年后又升為尚書郎，二十九歲時就已進封為關內侯。仕途順利的鐘會也是需要朋友的，他看中了同樣滿腹詩書的嵇康。但尷尬的是多次拜訪，都沒得嵇康什么好眼色。有一則故事就說道，顯赫后的鐘會造訪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繼續在家門口的大樹下“鍛鐵”，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鐘會覺得無趣，于是悻悻地離開。嵇康在這個時候終于說話，他問鐘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鐘會對此記恨在心，對嵇康的欽慕之情漸絕。

由此可見，從呂氏兄弟產生糾紛，嵇康從中調停，事后呂安被呂巽倒打一耙，嵇康憤而寫下了《與呂長悌絕交書》到最后嵇康因受牽連投入監獄等等一系列事件或許只是一個陷阱，為的就是除去這個上層階級的眼中釘肉中刺。嵇康之死已成定局。

三、嵇康成就

嵇康擅音律，對音樂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即音樂產生于自然之間,是客觀的存在。另一方面,針對于傳統儒家“移風易俗”的樂論,嵇康認為音樂要靠本身所包含的平和精神去感染人,也就是

用“和”之心去打動人。彈奏由嵇康所做的《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曲— “嵇氏四弄”曾被作為隋煬帝的取仕條件。由此可見，嵇康于音樂之途上的貢獻不可謂不大。

這里筆者想著重介紹一下嵇康的代表樂曲——《廣陵散》。相傳《廣陵散》并非嵇康所著，而是得益于他的一次山中奇遇。說是嵇康曾到洛西去游覽，晚上宿于華陽亭。偶遇一位山中奇人，此人為嵇康彈奏了《孤館遇神》和《廣陵散》兩首樂曲，嵇康聽后為這兩曲所震，起了求教之心并發誓絕不將曲子傳授給第三人，客人傾囊相授直到嵇康學會彈奏后便走了，甚至連姓名也沒有留下。嵇康畢生獨愛此二曲，直至臨終前三千太學生“請以為師”，最終被拒絕后，他的遺愿便是再彈奏一遍《廣陵散》，有文章描繪當時《廣陵散》“仙樂裊裊如行云流水，琴聲錚錚有鐵戈之聲，驚天地，泣鬼神，聽者無不動容”。嵇康以琴聲代話語盡訴悲壯之情，海內之士無不痛之。

嵇康除擅音律外養生一道上也頗有造詣。他繼承了老莊的養生思想，進行實踐頗有心得，由他所著的《養生論》是中國養生學史上第一篇較全面、較系統的養生專論。后世養生大家如陶弘景、孫思邈等對他的養生思想都有借鑒。《嵇康集》十卷書中，篇篇含養生之理，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自己也身體力行，其友人言：“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最后不得不提到嵇康的文學成就。《詩經》以后,嵇康是四言詩的代表作家之

一。他對《詩經》從形式、語言以及賦比興手法上進行了取法,使得自己的作品沾染有濃濃的四言詩古韻古風的味道。另外一方面, 嵇康的詩大抵都可以用“超塵脫俗”來形容,這大概與嵇康超塵脫俗的情懷、雋潔的情意、高潔的人格以及堅強峻切的性情是相契合的。

魏晉是一個黑暗勢力籠罩的時代，緊張的政治氛圍扼住了每一個抗爭者的喉嚨。嵇康作為時代的犧牲品還太年輕，實在可歌可泣，但反過來想未嘗又不是亂世造英雄呢？這又待后人來思索了。

第二篇：魏晉南北朝詩歌評析

中國古代文學名著選講之魏晉南北朝詩歌賞析

學院：xxxx學院

班級：xxxx

姓名：xxx

學號：xxxxxxxxxxx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替頻繁，戰爭連綿不斷。在這個特別的亂世時代，諸多文化交替，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并且涌現出了大批的文人雅士，甚至不乏像曹操這樣滿腔抱負的亂世梟雄。對于曹操的詩歌，我有一些看法想談談。就以《觀滄海》為例：

《觀滄海》 曹操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這是一首借景抒情的四言古體詩，先看標題，《觀滄海》的“觀”字有一種統領全詩的意義，是全詩的線索。接下來的詩歌內容以“觀”字展開，分為實景與虛景。前四句為實景，后兩句為虛景。曹操登上碣石山，看到澎湃的大海，心中的壯志豪情油然而生。但他并沒有直抒胸臆，而是借描繪波濤洶涌的大海來抒發自己的壯志。他先寫出自己所觀到的實景，有靜又有動。動的是“水何澹澹”“秋風蕭瑟，洪波涌起”，分別寫了大海在遠景與近景時的大海，前一句先描了個大海遠景的一般輪廓，到了后一句，面對瑟瑟秋風，詩人心中仍激蕩著無限壯志，如同所看到的洶涌起伏的大海；靜的是“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遠處竦峙的山島讓大海看上起更加壯闊，草木茂盛豐美，不懼蕭瑟秋風，給人一種盎然的詩意。描繪完自己看到的美麗實景，詩人開始了他的想象。后面這兩句為詩人看到浩蕩的大海所想象的虛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意思是“匆匆遠行的日月，就好像出自大海之中，燦爛無比的滿天繁星，就好像出自大海間。” 這是全詩最能展現詩人博大胸襟的詩句了，也奠定了全詩蒼涼慷慨的感情基調。

這首詩從實到虛，動靜結合，詩人將眼中景、胸中情交融，即把大海浩瀚無垠，吞吐日月的恢弘之景與自己躊躇滿志，意氣昂揚，雄心勃勃，氣吞山河的心情完美的融合，再用詩句表達出來，不愧為流傳千古的經典之作。

自制律詩

《臨窗嘆秋景》 獨居庭院深，倚窗嘆斜陽。枯木遭人棄，落花無人睬。世間可有情，苦思不得解。忽聞秋風起，疑是良人來。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詩歌概況

魏晉南北朝詩歌概況

繼閃耀著現實主義光輝的漢樂府民歌和“怊悵切情”的古詩之后，魏晉南北朝詩歌無論在思想內容或藝術形式上，都有所發展。尤其是由于許多詩人的探索和努力，詩歌形式由漢詩的自由質樸漸趨詞藻華美，音韻調諧，格律嚴謹，對仗工整，為唐詩的空前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建安詩歌是魏晉南北朝詩歌發展史上最為光輝奪目的一章。漢末的社會**和思想的活躍，促使建安詩壇大放異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劉楨、陳琳、阮瑀、徐干、應等“建安七子”為代表，詩人們描寫社會**的現實，抒發建功立業的抱負，形成了“慷慨任氣”的時代風格。這就是后世稱道的“建安風骨”。這一時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詩在曹操手里出現中興現象，五言詩的創作更是繁榮，終于使這一詩體成為我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則開創了七言的新體制。富于創新精神的建安詩人善于向民歌學習，又緣以雅詞，質樸的古詩開始轉向文人詩的華美。這種現象在曹植詩中尤為明顯。

魏末，司馬氏集團為了篡奪曹氏政權，用殘酷的殺戮排除異己。恐怖險惡的社會現實遂對文學發生極大的影響。另一方面，魏晉玄學興起，文人崇尚老莊，高談玄理，遺落世事。政治和哲學思想的變化，引起詩風的演變。建安詩人那種迫切希望建功立業的積極進取精神，在正始時期的代表作家阮藉、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復存在。他們對黑暗政治滿懷憤恨，但為了免遭不測，所作詩往往多用比喻象征。特別是阮藉《詠懷詩》八十二首，以隱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寫其嗟生憂時的思想感情，對后代詩人頗有影響。

西晉太康中，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陸機在當時最負盛名。但他的詩內容不甚充實，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則獨樹一幟，他的《詠史》八首借歌詠古代史事，抒寫自己寒門失意之士的怨憤，情調高亢，筆力矯健，被鍾嶸稱之為“左思風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際的著名詩人則有劉琨和郭璞。晉室南渡后，老莊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談，玄言詩流行一時。其中代表作家是孫綽、許詢。他們以老莊哲學入詩，作品枯燥乏味，絕少生活情趣。東晉末年，出現了杰出的詩人陶淵明。他是中國詩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詩人，對唐宋以來的歷代作家有深遠影響。陶淵明詩可分為田園詩和詠懷詩兩類。他以平淡、樸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筆墨，多方面地描寫田園風光，抒寫他在農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詩人所忽視的田園景物第一次被陶淵明描繪得那樣美妙和情味雋永，所以后人稱他為“田園詩人”。陶淵明的另一類詩是詠懷詩，繼承了阮藉和左思的傳統，表現了他對社會現實的不能忘懷和對污濁世俗的不滿。他的全部詩篇，雄辯地證明他有“靜穆”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陶詩的突出風格是平淡自然，在質樸、簡約的形式中，包孕豐厚的情韻，蘇軾正確地評陶詩為“質而實綺，癯而實腴”。陶詩在當時詩壇上可謂獨樹一幟。這些美妙的詩因和時人喜好玄言詩的風尚格格不入，所以不被當代人所重視。陶詩極高的美學價值在唐宋以來才被人們發現。

晉宋之際，詩風最重要的變化是山水詩的興起和玄言詩的告退。在東晉末年的謝混、殷仲文的詩里，對山水的描寫已逐漸增多，但他們的成就不大。謝靈運才是我國詩史上第一個用全力精細刻劃山水景物的詩人。詩發展到劉宋時期，更講究形式。謝靈運的詩追求對偶工整，刻意雕琢。與他同時代的鮑照則繼承和發揚漢樂府反映現實的優良傳統，或描寫邊塞戰爭，或抒寫懷才不遇的內心憤懣，或批判門閥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廣的社會內容。他擅長七言和雜言的樂府詩，節奏錯綜多變，感情奔放，筆力雄健，具有獨特風格。

齊永明年間，在音韻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著名詩人沈約、謝脁等人，根據四聲和雙聲疊韻來研究詩句中的聲、韻、調的配合，自覺地運用聲律來寫詩，于是“聲律說”大行，形成了所謂“永明體”的新體詩。這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大新變。新體詩的出現，反映出詩歌從比較自由到講究格律的趨勢。此后，許多詩人寫作時更講究聲律，促使近體詩一步步趨于成熟。然而永明作家因過分強調聲律、詞藻，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內容，成就不高。只有謝脁的山水詩，吸取了謝靈運狀物精細的長處，又克服了他的情景游離的缺點，表現出情景交融，清新流麗，音律調諧的優點。梁陳時代作詩的人特多，但詩風每況愈下。梁簡文帝提倡新體，好做艷詩，宮廷詩人庾肩吾、徐樆等人朝夕獻詩，披之管弦，于是產生了所謂宮體詩。宮體詩以描寫女色為主，詞藻浮華，風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響相沿一百多年。在宮體詩泛濫之時，有少數詩人的作品還值得一讀，如吳均的詩清拔有致，為時人所效仿。何遜、陰鏗的山水詩也有清新之氣。

北朝文人多宗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創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卻是集南北文學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宮廷，多奉和、應制和流連光景之作，風格浮艷。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寫對故國的深切懷念和屈身事敵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詠懷》詩二十七首多方面敵反映了他的亡國之恨和身世之痛，內容充實，情意真摯，風格蒼涼沉郁，兼有南方文學的秀美和北方文學的剛健。庾信的某些五言新體在聲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詩和五言絕句，加上他的詩對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對唐人的影響最為直接。

東晉、南北朝又是樂府民歌發達的時期。南朝民歌包括《吳聲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們產生在首都建業（今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和荊州（今湖北江陵）一帶。南朝民歌幾乎全是情歌，體制短小，多用雙關隱語，語言清新自然，情調宛轉纏綿。

北朝民歌風格則與南朝民歌迥異。由于南北朝長期對峙，北朝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風尚、自然環境與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題材較南朝民歌廣泛，諸如戰爭、尚武、羈旅、人民的貧寒等內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語言質樸，風格直率豪放。

縱觀魏晉南北朝詩歌發展的總趨向，慷慨任氣、剛健爽朗的建安風骨沒有很好地繼承下來，偏重于追求詩歌形式的傾向卻愈來愈甚。故后人對這一時期的詩歌多所批評。如唐代陳子昂說：“魏漢風骨，晉宋莫傳......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作為中國詩歌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魏晉南北朝詩是從漢代古詩發展至唐代近體詩的中間橋梁。這時期出現的著名詩人，如三曹、阮藉、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鮑照、庾信等人，也各有其獨特成就，對中國文學的發展都曾產生過深遠影響.

第四篇：魏晉南北朝詩歌發展脈絡

魏晉南北朝詩歌發展脈絡

摘要：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日益擺脫經學的影響，而獲得獨立的發展，開始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詩歌、散文、辭賦、駢文、小說等文學樣式，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詩歌的地位仍是最重要。漢末魏初，在“世積亂離，五言俗怨”的社會背景下面，文人詩歌創作進入了“五言騰躍”的大發展時期；魏晉之交，隨著世風的交易，詩歌創作呈現出與建安時代不同的風貌。他們繼承了建安時期的優秀傳統，進一步推動了五言古詩的發展；南北朝時期，許多文人專力于文學創作，而主要運用的文學樣式是詩歌和駢文。山水詩在這一時期也大放光芒。此外南北朝樂府民歌也足以與漢樂府詩前后輝映。以下文段即是對這一時期詩歌發展脈絡的簡要介紹。正文：

按照一般的習慣，文學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上限為東漢的建安，下限為隋朝的統一。從漢末大亂到三國鼎立，到西晉的短暫統一。然后北方歷經十六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各朝，南方從偏安的東晉到宋、齊、梁、陳相繼，最后南北歸于隋朝的統一，歷時近四百年。這一時期的詩歌發展可以分為幾個時期和南北兩個地區。

其中，建安時期的詩歌尤為引人注目。建安時期的文人打破了兩漢以來四百多年辭賦獨盛的一統局面，第一次興起文人詩的創作高潮，使詩歌創作成為文學創作的主流。建安時期文人畢集，優秀作品大量涌現，是我國文學，特別是詩歌的黃金時代。在詩歌形式的發展上，五言詩的形式在他們的詩歌中被普遍采用，“居文詞之要”，成為這一時期文人詩歌的主導形式。七言詩也在這時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為以后的詩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劉楨、陳琳等所謂“建安七子”組成的鄴下文人集團，創造了“建安文學”的輝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氣”這種共同的時代風格，其中曹操的詩歌，沉雄悲涼，反映了**的社會現實，表露了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都是較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人稱“建安之杰”。他的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白馬篇》、《贈白馬王彪》分別是他前期和后期詩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辭賦也表現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著名的〈洛神賦〉美不勝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詩》、〈登樓賦〉等篇章，是建安文學中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杰作。

除此而外，女詩人蔡琰的五言《悲憤詩》，長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一首長篇的敘事詩歌。詩人以紀事、抒情、議論相結合的多種手法，記述自己被擄入胡的痛苦經歷，猶如血淚染成的歷史畫卷，讀來催人淚下。它是建安詩壇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與《孔雀東南飛》一起，歷來在文學史上被稱為我國長篇敘事詩的雙璧。

建安之后，以曹廢帝曹芳的年號正始為起點，至西晉立國為止，文學史上稱為正始文學。這一時期的文學集團是“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賢”，前者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則是阮籍、嵇康、山濤、王戎、向秀、劉伶、阮咸七人。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艱深，或風調峻切，他們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優秀傳統，進一步推動了五言古詩的發展，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陶淵明，李白。

從西晉統一中國北方到它滅亡的五十年間，無論是作家還是作品，都遠遠超過了前代。詩人除了早期的傅玄、張華而外，還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兄弟）、二陸（陸機、陸云兄弟）、兩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以及后期的劉琨和郭璞。其中潘岳、陸機的文學成就最高，代表了西晉文學的主流，在當時并稱“潘陸”。

西晉滅亡，東晉在建康建立國都。在玄學的影響下，“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泛濫一時，能夠超越流俗的大詩人便是陶淵明。陶淵明的時代，“真風告逝，大偽斯興”，他因貧而出仕，目睹官場黑暗，不愿同流合污，決心辭官歸隱，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園詩描繪自然風光的美麗，歌頌田園生活的平和，也表現了親身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喜悅和辛勞。創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統一的藝術境界。《歸園田居》、《飲酒》是他的田園詩的代表作。陶詩的風格自然沖淡為主流，但《讀山海經》(“精衛填微木”)、《詠荊軻》等也顯示了詩人“金剛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詩人內心并不靜穆，他沒有忘懷世事。陶淵明詩對后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園詩派受其直接影響。陶淵明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辭賦，數量雖不多，卻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等。

劉裕取代東晉，建立宋朝，歷史上稱為劉宋。劉宋的詩人，代表人物是謝靈運、顏延之、鮑照三人，他們并稱為“元嘉三大家”。東晉時期由于玄言詩的籠罩而出現的倒退現象，在他們的手下得到了徹底的扭轉，興起了山水詩的新潮，完成了由玄言詩到山水詩的重要轉變，意義非同尋常。

這一時期的謝靈運吟成了如《登池上樓》、《游南亭》、《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石門巖上宿》、《七里瀨》、《登江中孤嶼》、《登上戌石鼓山》這樣的名篇，寫出了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密林含余清，遠峰隱半規”、“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野曠沙岸凈，天高秋月明”、“石淺水潺氵爰，日落山照耀”這樣的名句。以平淡自然的語言，描摩真山真水，給人于身臨其境的感覺。他的山水詩，對唐代詩歌，尤其是山水田園詩的影響，應該說超過了陶淵明。

詩人鮑照出身寒微，則擅長用七言古詩體來抒發憤世嫉俗的情懷，他隔句押韻的七言歌行為七言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代表作有《擬行路難》十八首、《代堂上歌行》、《代結客少年場行》、《代放歌行》、《代貧賤苦愁行》、《代東武吟》、《代出自薊北門行》、《代苦熱行》、《擬古詩》等。他的樂府詩，把漢魏樂府的質樸剛健與南方民歌的艷麗淺近結合起來，并以強烈的激情、優美的文采灌注其中，使樂府詩獲得了新的生命新的發展。

劉宋之后的齊朝，立國雖然只有二十多年，但因為永明新體詩的出現和艷體詩的露頭，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階段。所謂“永明體”詩歌，概括起來說，就是對詩歌提出的關于聲律方面的要求：以平、上、去、入為四聲，平聲為平，其余為仄。在五言詩的兩句中，一句之內，平仄交錯；兩句之間，平仄相對。除此而外，又規定必須避免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等八種聲韻上的毛病。一般以十句為一首，除首尾四句外，中間的六句必須兩兩對仗。而所謂“艷體詩”，就是以華美的詞語描寫女性之美男女之愛的詩歌。它是上承漢代女性美之賦，近學南朝民歌的結果，下啟后代宮體詩的先聲。

劉宋時期的代表詩人是謝脁，他與他的同族前輩謝靈運都擅長山水詩的寫作，后人稱他們為“大小謝”。他的詩歌以寫景見長，如《入朝曲》、《玉階怨》以及含有“遠樹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余花落”之句的《游東田》和含有“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之句的《晚登三山還望京邑》都是傳誦千古的名詩。

梁代立國時間較長，而以梁武帝為首的社會上層又對文學的特別愛好與重視，加上劉勰、鐘嶸等文學批評家的出現，在文學上形成了欣欣向榮的可喜局面。在詩歌方面，宮體詩、邊塞詩的興起，七言詩的發展，對后代影響都很大。

陳代詩歌，基本上是沿著梁代詩歌的道路繼續向前發展。尤其是詩歌的形式方面，五言詩更加格律化，對仗和聲律的運用更加嚴格也更加熟練；七言詩在前代發展的基礎上，繼續保持興旺的勢頭。在陳后主為首的宮廷文學集團中，宮體詩仍然十分盛行，但它的許多弊病也逐漸顯露出來。陳代最著名的詩人，是與庾信并稱徐庾的徐陵。當時所謂的“徐庾體”，就是“宮體詩”的另一種叫法。徐陵的詩歌，流傳至今的，大約有四十首。除了宮體詩之外，一些樂府題材的邊塞詩，如《隴頭水》、《關山月》、《出自薊北門行》。另外江總的詩歌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他是陳代善于七言歌行的第一人，如《閨怨篇》即是其中最有影響的一首。他的另一首《宛轉歌》長達三十八句，是陳代也是南朝最長的七言歌行。

在東晉及宋、齊、梁、陳相繼更迭的時候，北方的詩壇相對來說顯得沉寂一些。而從南方來到北方的庾信、王褒卻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庾信奉梁代君主之命在出使西魏期間，梁朝被西魏所滅，他被迫留在西魏。并且受到器重，身居顯貴，還被尊為文壇宗師，受到皇帝的禮遇。這種特殊的景況使他既有羞愧之感，又有故國之思，他后期的許多詩歌一變年輕時輕艷流蕩的詩風，成為蒼勁悲諒的作品。如《擬詠懷二十七首》、《寄王琳》、《重別周尚書》、《山齋》等，尤其是《題畫屏風》二十五首，開了后代題畫詩的先河。王褒的經歷與庾信相類，也是梁國大臣被迫羈留西魏、北周，成為那里的文壇宗師。他的詩歌主要有：《燕歌行》、《關山月》、《渡河北》等。

在文人詩歌不斷發展的同時，南北朝時期的民歌也有了可喜的收獲。南朝民歌分為“吳聲”與“西曲”兩個大類，其中吳聲三百四十多首，西曲大約一百三十多首，總數大約在五百首上下。前者產生于六朝古都建業（即今南京）地區，后者產生于江漢流域。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將它們一起編入“清商曲辭”類中。吳聲的主要曲調有《子夜歌》、《子夜四時歌》、《獨曲歌》等，西曲的曲調主要是舞曲，如《石城樂》、《烏夜啼》、《襄陽樂》、《三洲歌》等。

漢樂府民歌反映的是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朝民歌的內容則以男女愛情為主，很少涉及其他內容。而且，由于地域、經濟、思想觀念、統治階級的喜好等方面的原因，這些愛情詩篇的內容以偷情私合為多。語言則明朗而巧妙，大量應用雙關隱語。詩歌的形式主要是五言四句，對以后的五言絕句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

在風格方面，北朝民歌與南朝民歌完全不同，后者溫柔纏綿、婉曲華麗，而前者豪邁雄壯、質樸粗獷。北朝民歌現存六十多首，以鮮卑等少數民族的歌謠為主。詩歌的內容大多是反映北地風光和他們的游牧生活、軍事生涯以及他們的愛情與婚姻故事，有《企喻歌》、《隴頭歌》、《折楊柳枝歌》、《慕容垂歌》、《隴上歌》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木蘭詩》和《敕勒歌》。《木蘭詩》歌頌女英雄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它與《孔雀東南飛》異曲同工，交相輝映。

第五篇：魏晉南北朝詩歌研究綜述

魏晉南北朝

東漢（建安——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魏、蜀、吳——西晉——東晉

南朝：宋、齊、梁、陳

——

東魏——北齊

北朝：（初期）五胡十六國——北魏——

——北周滅北齊

西魏——北齊

（581年北周外戚楊堅建立隋，隋文帝結束了南北朝對立的局面）

關于魏晉南北朝詩歌研究的綜述

前言：

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分裂時間最長的時期，經歷了漢末大亂到三國鼎立，而后由晉實現短暫統一，之后又是南北朝分裂，此時期突出特點是政權更迭頻繁，社會**、民族矛盾尖銳。

政治上，這一時期一個主要現象是門閥制度的存在。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士族與庶族矛盾不斷激化，文學創作出現了歌功頌德和寒士不平兩個傾向。思想上，首先是玄學興起，其次是佛教、道教興起。學術思想的興起影響了文人創作。如名士們追求玄學中寓含的任達狂放的生活沈約、劉勰等與佛教關系甚密，王羲之、嵇康等受道教的影響。

文學發展中，詩歌發生了巨大變化，魯迅稱為“文學的自覺時代”（《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也發生了變化》），文學理論繁榮，文學批評興起。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一大特點是文人集團的活躍。建安時代，以曹氏父子為首的文人結成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文人集團。此外還有“竹林七賢”、“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文人集團。

文學發展中，詩歌形式豐富多樣，曹操及建安文人大量創作五言詩，七言歌行體也得到確立。曹丕《燕歌行》為文學史上完整的七言詩，南朝鮑照進一步改進七言詩形式。齊梁時期，沈約創造“永明體”，為律詩形成鋪平道路。梁陳時期，出現了宮體詩。

近幾年關于魏晉詩歌研究的論文高達200多篇，主要集中在建安詩歌研究和陶淵明研究兩個熱點上。[1]王文生《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中就把建安詩歌和陶淵明作為兩個獨立的章節研究；[2]趙東栓《魏晉南北朝文學》則依次對建安時文人詩歌及陶淵明詩歌進行評析，語言幽默易懂。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思想發展的重要時期，不同形式的詩歌都應受到關注研究。

正文：

一、建安正始詩歌

建安詩歌源于漢末大亂之際，此時漢統一思想結束，經學衰落。思想解放，建安詩風慷慨悲涼慷慨悲涼詩風相適應的是詩歌形式建安文人繼承漢樂府民歌傳統，創作大量五言詩，使之成為建安詩歌的基本形式。曹操擅長寫五言詩，一方面繼承漢樂府的現實主義表現手法，一方面進行創新，用樂府古題寫時事。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就采用現實主義表現手法。《步出夏門行》則是創新，用來寫時事和抱負。[3] 孫明君《論曹操對原始儒學精神的詩化》認為曹操的詩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學的天下意識與憂患意識注入詩的創作，開創了悲壯雄健的詩風和闊大雄奇的意境，從而使標志著中華民族理性覺醒的原始儒學精神轉化為具有動天地、感鬼神之藝術魅力的詩篇，為中國詩史開一坦途。曹丕則嘗試七言詩創作，如《燕歌行》，對后來鮑照、庾信的雜言、七言詩創作起了推動作用。曹植是建安詩壇上很具有才氣的詩人。《文心雕龍》中對其評價：“文帝以為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4] 繆軍《走向心靈——曹植〈雜詩〉小議》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環境、思想及感情變化，其詩表達方式由外向表現走向內心展示，由群體走向孤獨，其作品充溢著內在的熱情，富有生氣和力度；曹植的悲劇是門閥制度嚴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居于社會下層知識分子的普遍悲劇，因此雜詩所表現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心聲，也成為后代詩人的共同主題。

代表建安詩風的作家，除曹氏父子外，還有建安七子和女作家蔡琰。曹丕《典論。論文》中，評價了七子的優缺點。七子中，孔融輩分最高，王粲被稱為“七子之冠冕”，劉楨被曹丕稱：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蔡琰的《悲憤詩》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文人創作的五言長篇敘事詩。

正始是魏齊王曹芳的年號，此時期以“玄學風流“著名。[5]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銳的人生悲哀構成正始文學的基本特點。[6]正始文學代表作家是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其中阮籍、嵇康文學成就最高。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嵇康善于四言詩，脫出《詩經》藩籬，既有高潔志趣，也有秀逸風格。

二、兩晉詩歌

西晉時，國家統一，社會狀況好轉。以陸機、潘岳等人為代表，開始講究藻飾，注重形式與技巧，形成華麗的風云。目前對西晉詩歌的研究較薄弱，但[7] 曹道衡《陸機的思想及其詩歌》對陸機的思想品格和在詩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和論述，認為陸機在入晉之后，心理上與晉室的隔閡是次要的，在維護國家統一和政局的穩定面前，他能夠放棄成見，顧全大局，為晉朝效忠；陸機為司馬穎盡力雖有過失，但不能說他是“傾仄”或“犯順”。陸機的詩歌對后世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他在文學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晉迄隋，多數人持贊揚態度，但宋以后，批評意見占了上風，這有其時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視陸機詩歌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陸機詩多模擬樂府、古詩，內容少創新，如《門有車馬客行》，寫吳亡之后對故鄉的懷念之情與亡國感慨。《猛虎行》寫人生的艱辛與自己的苦悶。西晉詩壇另一代表是潘岳，潘岳工于言情，今存詩僅十八首，《悼亡詩》占了之首。[8] 柏松《潘岳：在超越與沉淪之間》對潘岳的人生軌跡作了描述，認為他在超脫與沉淪中的掙扎帶有一種毀滅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為卻被烙上了深深的時代的印痕。此外，還有左思、陸機、陸云等作家。左思，作品保存下來的很少，《詠史》八首被譯為“創成一體垂式千秋。”東西晉之際，詩壇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而著稱的劉琨和以游仙詩為主導的郭璞。東晉時玄言詩興起，代表人物是孫綽和許洵。東晉的玄言詩雖然沒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但對后來謝靈運的山水詩、白居易等人的說理詩以及宋明理學之詩，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三、陶淵明 在東晉詩壇上獨樹一幟，給詩歌注入新的生機的詩人是陶淵明。他以古樸自然的詩風，把詩歌提升到一種自然之美的境界，又以充滿生活氣息和生活哲理的率真自然的田園詩改變了空談玄理的玄言詩，為后世的田園詩的創作樹起了一面旗幟。

[9] 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對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陶淵明享年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對于這一問題應有嚴謹的方法，主要包括對于相關的資料作通盤考察，不以偏蓋全；并進行分級，不以次易主；對于陶淵明的作品以各宋本為主，并以準確理解為基礎。

[10] 張可禮《陶淵明的文藝思想》論述了陶淵明文藝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學史地位。文章認為，陶淵明文藝思想的主要傾向屬于“非功利說”，他強調文藝以示志抒情，重視文藝的娛樂作用，把自然作為文藝理想；他“對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種既留心又無心的超然態度。在陶淵明那里，作為主觀的情志和作為客觀的景物，不是簡單的單向流動，而是雙向感觸，互相交融”；“陶淵明在認識上對言志抒情的重視和在創作實踐上的表現，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個人之情，表現的是他自己的鮮明的個性”；他“在思想上對文藝的娛樂作用的重視，特別是他的文藝實踐，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傷感為基調的格局，使文藝的娛樂作用第一次比較完美地得到了顯現，也使娛樂的主題，在文壇藝苑上開始占有一席之地”。陶淵明現存詩歌一百二十多首，最能代表陶淵明思想的是田園詩。如《歸園田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表現其脫離仕途的輕松，返回自然地愉悅。《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無論其人格還是創作，對后代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四、南北朝詩歌

南朝先后經歷了宋齊梁陳，劉宋至陳，元嘉文學、宮體文學是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元嘉三十年間這一階段，代表作家為謝靈運和顏延之的創作活動，上起宋晉之交，謝靈運開創了山水詩，把自然美景引入詩歌，在詩界獨樹一幟。下及于大明、秦始之際，其間鮑照不僅創作了雄健豪放的詩作，而且為七言、雜言樂府詩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謝靈運真正完成了從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變。[1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山水詩的出現，不僅使山水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為中國詩歌增加了一種題材，而且開啟了南朝一代新的詩歌風貌。繼陶淵明之后，山水詩標志著人與自然進一步溝通與和諧，標志著一種新的自然審美觀念和審美趣味的產生。”[12] 王力堅《山水以形媚道——論東晉詩中的山水描寫》，劉宋山水詩的‘性情漸隱’在東晉詩中已表現得相當突出；東晉詩重山水之形與景物之色的描寫，則肇始了文貴形似、聲色大開的南朝山水詩創作；而謝靈運的山水詩，更是在對‘山水以形媚道’傳統的直接繼承與革新中，得到發展與繁盛。”

顏延之與謝靈運齊名，詩歌往往一改典雅凝重風格，而流露出一片真情，如《五君詠》、《北使洛》就是這樣的作品。

鮑照大力創作七言詩，語言奇特瑰麗、奇腳凌厲、風格豪放。代表作是《擬行路難》十八首。第二階段即“詠明體”形成、興起階段。著名詩人沈約、謝朓等人，將聲韻學的成果運用到詩歌領域，形成永明新詩體。沈約對永明體的產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詩歌成就也較突出。詩歌有“長于清怨”的風格特色，《八詠》詩是詩集中的壓卷之作。

謝朓也是“永明體”創始人之一，詩歌成就杰出。鐘嶸《詩品》中也記載，齊、梁人論詩，以為“謝朓古今獨步”。[13] 朱起予《論謝朓的山水詩》將謝朓的山水詩放在六朝田園山水詩發展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通過與陶淵明、謝靈運、鮑照等人詩作的對比，揭示謝朓山水詩的意蘊特色，認為謝朓山水詩的風格是“蕭散清新”，這表現在其山水詩閑雅曠遠的風致上。謝朓多寫“望”里的山水，從靜止的一點攝入山水風景，在寫景時也將思鄉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憂郁的感情與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構成一種欣悲交加的溫潤意境。謝朓的詩歌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對詩歌格律比起重要作用，奠定了唐詩基礎，有些基本上達到唐詩風格。

第三階段，即以“梁簡文帝蕭綱、梁文帝蕭繹為代表的宮體詩”興盛階段。宮體詩多描寫女性和宮廷生活，風格輕綺柔靡，在詩歌發展史上仍有一定積極意義。代表作家有蕭綱、徐陵父子等。

北朝詩歌相對南朝稍遜色，但也有自己特色，特別是庾信的“庾信體”，為南北文學融合、創新作出了杰出貢獻。《擬詠懷》二十七首是他的代表作。庾信的詩體上更接近唐詩，可以說開了中唐以后唐詩的先河。

此外，北魏、東魏、北齊詩歌也各具特色，蕭綜、溫子昇、邢邵、魏收等為這一時期代表作家。

小結；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長期分裂的時代，但是不同的階段，詩歌創作也各具特色。而且正因為這一時期，詩歌不斷發展，而且形式多樣，對后世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王文生《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2] 趙東栓《魏晉南北朝文學》

[3] 孫明君《論曹操對原始儒學精神的詩化》，《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4] 繆軍《走向心靈——曹植〈雜詩〉小議》，《廣西師院學報》1997年第4期。[5] 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 [6] 《三國志。魏書。嵇康傳》 [7] 曹道衡《陸機的思想及其詩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6年第1期。

[8] 柏松《潘岳：在超越與沉淪之間》，《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9] 王力堅《山水以形媚道——論東晉詩中的山水描寫》，《學術交流》1996年第3期。

[9] 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文學遺產》1996年第1期。[10] 〕張可禮《陶淵明的文藝思想》，《文學遺產》1997年第5期。[11]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3頁 [12] 王力堅《山水以形媚道——論東晉詩中的山水描寫》，《學術交流》1996年第3期。

[13] 朱起予《論謝朓的山水詩》，《蘇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