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先污染后治理范文

“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思想要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把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正確處理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形成良性循環，實現發展與環保“雙贏”。強調：不重視環境保護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視環境保護的部門是不稱職的部門，不重視環境保護的企業是沒有希望的企業。

要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把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確處理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形成良性循環，實現發展與環保“雙贏”。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經濟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優美的生態環境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惡劣的生態環境，不但經濟難以發展，即使發展了，也難以為繼。那種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發展，那種“要錢不要命”的發展，那種“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發展，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在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態的選擇中，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按照“生態優化、環境美化、分區指導、因地制宜”的總體思路，經濟發展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首先，要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環境價值理念，實現以環境換取經濟增長向以環境優化經濟增長轉變。綠水青山意味著優美的人居環境、清潔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氣，可以大大減少因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大大減輕因污染治理和生態恢復所需付出的巨大代價，大大緩解生態環境問題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其次，要樹立結構決定功效的宏觀調控理念，著力在調整經濟結構上下功夫。當前，要根據我省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和環境承載能力，進一步明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區域定位，形成功能定位清晰、發展導向明確、開發秩序規范、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科學區域開發新格局。要著力合理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盡快改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發展的“騰籠換鳥”、“鳳凰涅槃”。

第三，要樹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循環經濟發展理念。我省人均資源擁有量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環境導致了70%的人口和GDP集中在30%的土地和水域面積內，以至土地和水域單位面積所承載的污染負荷在全國名列前茅。嚴峻的現實和深刻的教訓告訴我們，樹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循環經濟發展理念已迫在眉睫。要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逐步形成企業小循環、園區中循環、社會大循環三個層次的循環經濟發展方式，加快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循環經濟體系。這是削減污染和保護環境的現實要求，是解決資源危機和體現新型資源價值的迫切需要，也是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抉擇。

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正確處理“好”與快的關系，好中求快，在發展中優化，在優化中發展

不僅要追求經濟發展的速度，更要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只有發展得“好”才能發展得更“快”，只有發展得“快”才能充分體現“好”，處理好發展質量與發展速度的關系，

第二篇：先污染后治理

“先污染后治理”現象分析

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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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摘要：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城市發展與環境污染都相伴相隨。如何擺脫“先污染，后治理的”桎梏，尋求正確的，科學的發展道路，已成為迫在眉睫的議題。本文通過查找資料與對現實生活體驗相結合的方法，采擷眾家之言，得出政府的引導乃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與關鍵所在。

關鍵詞：經濟技術政府環境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進行著飛速的發展，然而，環境的問題也顯得日益突出。無論從天氣預報上對可吸入顆粒物的報道，還是從現實生活中人們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增多，我們都能強烈的感覺到環境質量的下降。

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似乎都繞不過先污染后治理的鐵律，象倫敦的“霧都”事件，中國的霧霾天氣，等等，無不證實著這一鐵律的不可打破性。那么，先污染，后治理的這種現象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呢？

這種現象的產生包含著種種因素，首先是經濟因素。以破壞資源環境為代價的生產方式能使成本降低，有利于產品在市場價格上占據優勢，擁有競爭力，為資本家帶來更大的利潤。然而，環境的污染與資本家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在這樣的經濟動因下，他們何樂而不為呢？

其次是技術因素。由于技術的落后，致使許多先進的生產方式得不到利用。譬如垃圾處理技術，我國的垃圾處理與發達國家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且，技術的開發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會消耗人力，物力，財力。值得一提的是，先進的技術并不代表利潤的提高，就如綠色食品的生產，由于投入與回報的不對等，很多生產者面臨著嚴峻考驗。

另一個因素是人們認知上的局限性。環境破壞的顯現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等到問題真正讓人們所發覺時，它已經演變為一個大的問題，此時再去想辦法解決，它已經不容忽視了。并且，環境的治理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的成本也是相當高的。

最后是政府的監管不力。象很多的在焦點訪談上曝光過的環境問題，最后的解決也是差強人意，更何況是一些不為輿論所曝光的呢?

針對先污染后治理產生的主要原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來解決這一問題：

1． 對生產環保產品的企業，工廠給予政策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幫助。

2． 國家投入一定量的資金用于技術的開發，出臺相關的政策來支持企業，公司的技術創新。注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與引進。

3． 出臺環境保護的相關政策，法律。環境管理部門嚴把質量關，對嚴重污染環境的工廠進行整改或關閉。

4． 加大環保意識的宣傳，注重與其他國家及非政府組織的合作。

要擺脫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經濟手段與非經濟手段要共同施行。在此間，政府的宏觀調控占據著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因而，相關部門應積極承擔起環境監管的職能，為我們的美好生活把關。

第三篇：先污染后治理原因分析

一是技術與經濟因素形成了門坎。技術難度大，有提高生產成本，常常成為企業采用綠色技術和控制、減少污染技術的門坎，門坎又隨企業發展而降低，此過程就成為先污染后治理的內在微觀依據。粗放型資源開采方式能使直接生產成本降低，也能降低工業產品的成本，而由此給環境造成的損害是企業外部的事，產生的損失并不由企業直接承擔。這種環境影響的外部性有利于企業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并由小到大發展，也為新技術的應用提供了經濟保障。便成為“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動因。

二是認識上的滯后性和行動中的惰性。環境有一定的自凈能力，環境污染的前期影響不明顯，只有污染開始危及到人們的生活人們才開始重視。此外，有些污染者存在僥幸心理，希望別人治理污染，只將污染控制在環境自凈范圍內。

三是行政把關不嚴使污染企業得以創辦。相當部分企業申報又多有隱瞞，甚至向政府有關機構尋求庇護，尤其是那些有叫客觀的經濟效益并能給當地財政帶來收入、解決就業等社會問題的企業往往會受到當地政府當局的保護與縱容。另外，現行環境管理部門受所在地政府橫向領導的組織體制也對其獨立依法開展工作行程制約。

四是其他原因，我國現有的環境保護法律不抬完善，執法力度不嚴。其次，進行除污處理成本很高，使得企業不愿意進行相應的凈化，這也是環境企業惡化的原因之一

1． 法律手段：通過稅收這一杠桿，進行獎善罰惡。一方面政府部門對于按照要求對污 染物道標排放的企業單位給予優惠；另一方面針對企業單位不按照對頂排放污染物的實行嚴懲。此外，督促企業完善其排污系統。而且要嚴格執法，依法保護環境，這是最關鍵，也是最難的。

2． 經濟手段：第一我們在制定發展目標時不能只看經濟增長而且要看能源節約和環境 保護；第二要嚴格實行產業政策，那些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的企業和基礎設施一律不能搞；

3.要加大對環境污染的專項整治，特別是對重要的水體、空氣和土地的面源污染，要有計劃，有步驟的進行治理。

4．社會手段：首先要加大環保法律法規的普法宣傳，使更多的普通民眾了解環保法律法規；其次，要切實使行政機關在驚醒打擊環境污染企業的污染活動或者進行專項整治時，要公正公開執法，對其他的潛在污染企業起到警示作用；最后要充分發揮各種媒體的宣傳以及輿論作用，對一些污染環境的人和事進行曝光，從而在社會上對當事人形成制約與監督。

第四篇：關于中國要不要先污染后治理的辯論材料（本站推薦）

正方：要先污染后治理 反方：不要先污染后治理

反方論點：

0.我國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

支持材料：日本在回顧工業化歷程時，認為“先污染后治理”給社會和公眾造成的損害是慘痛的，所付出的代價比事前污染防治投資高10倍以上。

在中國，若我們選擇“先污染后治理”，付出的可能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超額支付,因為國情和時代的差異以及我們所依存的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很可能在理論推算的污染排放 峰值到來之前“生態泡沫”已經破裂。原因有以下幾點：

1）我國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已遠遠超過環境自凈能力，像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若不采取斷然措施，污染物排放總量不僅居高不下，而且還會繼續增加，環境污染已成為中國社會不可承受的問題。

2）環境突發事件高發期已然來臨，去年年末以來，平均每兩天就發生一次水污染事故。在一些地方，長期污染對人民健康造成的損害已從隱性轉變為顯性，典型表現就 是不斷增高的癌癥發病率。污染的反作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蠶食改革開放的成果。

3）人民生活水平和環境識的提高，使他們的維權意識和改善生活質量的呼聲高漲。反映在實踐中，就是以環境維權為特征的群體上訪甚至與排污企業的沖突事件時有發生，能否依法公正處置此類事件，成為考驗政府執政能力的新課題。在一些地方，公眾對環境污染的忍受程度已近極限，私力救濟開始萌芽。

4）國際社會的約束。在發達國家“先污染”的時代，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遠遠低于當今，環境容量也遠比現在豐富，無論是國際法還是國內法，對環境污染的管制十分有限，而在生物多樣性、臭氧層保護、減緩氣候變化等方面更是空白。而今，情形截然相反，發達國家“先污染”時的“寬松”外部條件已不復存在。更嚴重的是，發達國家借全球化之勢，將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業紛紛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借此完成了本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卻加重了我們的壓力，污染排放和資源 消耗大國正在成為西方國家“妖魔化”中國的一個新選項。

5）就全球資源供給能力看“駕著大棚車到西部拓荒”的時代已一去不返。有限的資源供應能力與強勁的市場需求的不平衡，導致石油等基礎資源價格飛漲，不僅加大了我們發展的成本，更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的重大因素。上半年統計表明，能源消耗增長仍然快于經濟增長，單位能耗同比上升0.8%，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分別上升6.5%和4.1%。新開工的10萬個項目中有40%未嚴格遵守環境保護法規，編制和申報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

無論從污染現狀和趨勢，公眾健康和需求壓力看，還是從資源供給能力與發展成本、國際社會約束來分析，我們都不應重蹈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中國今天根本就沒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資本和條件。

1.先污染后治理的慘痛教訓

支撐材料：

（1）霧霾！！

（2）嚴重污染給日本帶來怵目驚心的“四大公害病”

水俁病、第二水俁病(新潟水俁病)、四日市哮喘、痛痛病。日本“先污染后治理”，但有些后遺癥卻難以治理

如何恰當地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的關系，是一件考驗各國智慧的高難度課題。人們常說日本現在環境優美、空氣清新，成功走過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其實不然。還以水俁病為例，如今日本水俁灣海水清澈，是熊本縣少數幾個美麗海域之一，但根據新近的報道，致力于水俁病救助的日本財團法人相思社理事遠藤邦夫稱，沉積大量汞的海域已被填埋，再也無法恢復原貌，而且填埋地有效壽命為50年，現在時間已經過半，如何保證汞不滲出將是一個緊急的棘手的課題。水俁灣受到汞污染的事件已經過去了60余年，至今該海域還面臨如此難題，這一慘重事實說明，環境污染與治理二者必須并行不悖，絕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企業推動了經濟發展，如果一家企業在它投資建立前，就做好完備的防治環境污染預案、采取嚴格的防治環境污染的措施，同時采用先進的防治環境污染的技術，那么，企業也可以在不污染或少污染的條件下更好地發展。今天，企業是否擁有強烈的環保意識及完備的環保設施應該是判斷一家企業是否一流的必要條件。一個經濟仍處在發展、上升期的國家或經濟體，如果擁有清醒的環境保護意識、采取得當的環境保護對策，把環境治理措施嚴格落到實處，那么伴隨經濟發展的，也會是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其實，即使在經濟高度發達之后也要高度重視環境污染問題，也要居安思危，有詳盡的防治環境污染的對策與預案。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事故就是一個更為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這是在日本早已成為經濟發達國家、成為一個擁有先進高端技術的國家之后發生的特大環境污染事件。福島核事故造成的海域、土壤和海產品等污染非常嚴重，而徹底處理核事故留下的隱患卻遙遙無期。

2.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

支持材料。。

從技術經濟特性看,發展與氣候和環境友善的低碳經濟,有利于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環境保護。低碳經濟實質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從這一技術經濟特性看,它與我國目前正在開展的節約資源、提高效率、調整能源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降低污染排放等做法是一致的。

未來中國要在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實現低碳發展的可能途徑包括 1.調整能源結構

在三種化石能源中,煤的含碳量最高,油次之,天然氣的單位熱值碳密集只有煤炭的60%。其他形式的能源如核能、風能、太陽能、水能、地熱能等屬于無碳能源。從保證能源安全和保護環境的角度看,發展低碳和無碳能源,促進能源供應的多樣化,是減少煤炭消費降低對進口石油依賴度的必然選擇。

2.提高能源效率

1980—2000年,中國的能源強度從14.34下降到4.87,平均每年下降0.52。我國能源強度下降的主要動力來自各產業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其中工業能源強度下降是總體下降的主要原因。相對發達國家,我國能源強度的下降空間仍然很大。2000年火力發電、鋼鐵、水泥、乙烯的單位產品實物耗能指標國際先進水平只分別為國內先進水平的24.1%、20.9%、44%和69.7%。是年中國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比世界先進水平低20個百分點。

3.調整產業結構

4.遏制奢侈浪費

奢侈消費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主要是一種心理上的訴求。中國文化傳統有一種攀比和等級觀念,少數人的斗富和奢華,多以多數人的基本需求為代價,不僅是一種消費上的非理性行為,而且是一種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從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出發,必須遏制奢侈消費。浪費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是規劃上的失誤,二是低劣的產品和建筑質量,三是消費行為上的疏忽。減少浪費,僅靠意識是不夠的,必須采用經濟手段。消費者理性是建立在預算約束基礎上的。如果價格上有所反映,消費者行為必然會有相應調整。

中國能源資源總量較為匱乏,結構不合理,但能源浪費非常驚人,奢侈消費傾向十分突出。因此,遏制奢侈消費,減少浪費,是一種必然的戰略選擇。

5.發揮碳匯潛力

由于綠色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固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因而通過土地利用調整和林業措施將大氣溫室氣體儲存于生物碳庫中也是一種積極有效的減排途徑。研究表明,增加1%的森林覆蓋率,便可以從大氣中吸收固定0.6-7.1億噸碳。

6.國際經濟技術合作

3.實現發展與環保雙贏的案例 支持材料。。

首先,美國國會針對美國出現的特定環境問題,通過環境立法確立進行環境治理的制度政策、機制框架和行為規范,促使美國構建了比較完備的環境法體系,并最終確立了美國進行環境治理的法律空間和秩序。需要強調的是,美國國會進行的環境立法并非是一勞永逸的。國會總是根據情況的變化,保持對環境規范和標準進行創造性的修訂,從而提高了美國環境法規的適用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這從美國國會對空氣和水污立法的不斷修訂就可以看出來。其次,美國國會在環境立法初期就注重通過聽證會的形式了解環境問題的性質和狀況,權衡不同行為體的關切和利益,考慮可能產生的法律政策對各個地方所產生的影響,并對利益方面的得失展開評估,具有平衡和利益兼顧的優點。這就使得環境立法的過程雖然緩慢,但對各方面利益的充分協調和反復權衡,使得制定出的法律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也便于日后的實施和執行。

最后,美國國會通過對行政部門的環境政策和執法情況進行監督,保障環境法律的約束力并提高其實施的效果,也便于及時糾正總統和行政部門不恰當的環境治理行為。而對環境保護署的預算進行監督,則有助于提高環境治理成本收益之比,并保障國家環境治理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綜上所述,美國國會不僅在立法規范、利益平衡和監督方面對美國的環境治理發揮作用,實際上國會對于美國環境治理的整個體制和制度的設計和運作都至關重要。中國與美國雖然在某些方面存在著不同,但在治理環境的共同目標下,美國國會在這方面的一些先進的做法和經驗值得中國在今后的環境立法和執法上借鑒,以更好地進行環境治理。

第五篇：生態文明建設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討論

生態文明建設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討論

摘要：

隨著經濟和現代化文明的高速發展，環境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面臨的首要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已經成為新的發展潮流。然而，我們一直強調絕不能走資本主義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是在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中，“先污染后治理”之風實際仍然存在。本文分析了“先污染后治理”現象在我國規模發生的主要原因，并且提出了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對策，力圖通過揭示“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說明我國不能再重復這種老路。

從18世紀的現代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相繼步入工業化時代。隨著蒸氣機、內燃機和電動機的大量使用，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人類以各種方法大規模地利用自然生態環境資源，如礦產、水、大氣、森林等，建立起了一大批資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產業，如采礦、冶金、化工等。大量的廢氣、廢水、廢渣產生出來，同時原始森林、濕地等對改善環境有極大作用的生態系統日益遭到破壞。全球正面臨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為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指明了前進方向和實現路徑[1]。經濟的發展是否一定意味著環境退化，此問題尚無定論。從歷史上看，雖然大部分的證據表明經濟發展總是伴隨著自然環境的退化；但是，現代可持續發展理論以及生態文明建設概念的出現似乎又從另一個側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希望，環境與經濟也許是可以“雙贏“的。眾所周知，西方發達國家在其近200年的工業化進程中，走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發展前期所造成的環境退化，使得發達國家在后期花費了大量的資源進行環境恢復。以此為鑒，發展中國家在工業發展中都極力希望能夠避免這一過程[2]。

建國以來，我國人口增長一倍，可居住土地減少了一半；能源、資源的壓力不斷加大：此外還有國際的壓力。現在一系列的國際規則都是有利于發達國家的，我們的生態成本和環境成本轉移不出去。由于我國經濟發展過快，西方100多年的環境問題也在中圍的20年中集中體現。在這種前提下，“先污染后治理”這個路予在我國根本走不通[3]。

一．“先污染后治理”的含義及成因

從字面上看“，先污染后治理”就是先任由污染發生，或污染在人們還未意識到時就已發生，然后再采取行動控制、克服污染。進一步分析會發現“，先污染后治理”實際上有兩種具體表現形式：第一、企業運作過程中，對外部環境造成了污染，隨后在社會施加的壓力之下被迫自行或由社會對污染進行治理，這是人們使用“先污染后治理”一詞時主要表達的意思。第二、企業在運作過程中產生了污染物，但并不向企業之外的環境排放，而是在企業內部即對其進行處理。這實質上還是“先污染后治理”，只是人們一般并不將其看作是個問題，也不以之作為管理對象。

1．技術與經濟因素形成了“門坎”

技術難度大，又提高生產成本，常常成為企業采用“綠色技術”和控制、減少污染技術的“門坎”，“門坎”又隨企業發展而降低，此過程就成為“先污染后治理”的內在微觀依據。消耗資源多的技術產生污染的可能性相應也大，“綠色技術”自然可降低污染。所以，減污、治污要求企業生產向資源節約方向調整。’粗放型資源開采方式能使直接生產成本降低，相應的資源價格也低，也能降低工業產品的成本，而由此給環境造成的損害是企業外部的事，產生的損失并不由企業直接承擔。這種環境影響的外部性有利于企業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并由小到大發展，也為新技術的應用提供了經濟保障。便成為“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動因[4]。

2．認識上的滯后性和行動中的惰性

環境有一定的自凈能力，使得相當一部分的環境破壞以漸變形式出現，這種環境影響實際發生的滯后性便導致人們對環境損害的認識的滯后性。由于對污染的認識落后于污染的發生，行動又落后于認識，所以，直到經濟達到一定水平，污染也越來越清楚，甚至直接威脅到當地的基本生存條件時，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實際治理工作才能展開[5]。

3．行政把關不嚴使污染企業得以創辦

雖然規定企業成立注冊時要提交“環保批復”資料，可是我國現階段企業上馬太多、太快，相當部分企業申報又多有隱瞞，甚至向政府有關機構尋求庇護，工商管理部門又不具備審查企業是否污染環境及是否采取了治理措施的能力，很難對之全面核查，而環境管理部門受人員、經費所限。更難實施切實有效的監督。尤其是那些有較可觀的經濟效益并能給當地財政帶來收入、解決就業等社會問題的企業往往會受到地方當局的保護與縱容。另外，現行環境管理部門受所在地政府橫向領導的組織體制也對其獨立依法開展工作形成制約[6]。4．其它原因

我國雖然制定了不少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但是現實中執行并不力。而且很多人并不了解這些法律再加上企業污染后也沒有得到有效制裁，使得這些環保法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還有污染治理市場化程度低。進行除污處理成本很高，而我國有特別缺乏相應的激勵政策，使得企業不愿意進行相應的凈化，這也是環境日益惡化的原因之一。

二．解決對策

太湖水污染事件，無錫藍藻水危機的發生，以及滇池水污染等等，大自然已經用它的方式對我們進行了報復。因此，我們必須盡快地行動起來，以應付我國的環境危機，主要解決對策可以從以下方面努力：

（一）深入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和制度

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入、自然、社會和諧發展的客觀規律而取得的成果。是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為基本宗旨的理論認識。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300年的工業文明以人類征服自然為主要特征。世界工業化的發展使征服自然的能力極大地提高，一系列的全球生態危機說明地球再沒有能力支持工業文明的極度擴張。人類需要反思工業文明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和后果，需要用一個新的文明道路來延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這條道路就是生態文明的道路[7]。人們通常把農業文明稱為“黃色文明”，把工業文明稱為“黑色文明”，把生態文明稱為“綠色文明”。生態文明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處共融，既追求人與生態的和諧，也追求人與人的和諧，而且人與人的和諧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前提[8]。可以說，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形態和文明發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進步。

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大計。建設生態文明有利于克服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矛盾，實現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有利于在保護自然與生態的基礎上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條件，為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創造良好環境[9]。

建設生態文明，就要把文明發展的理念貫徹到生產、生活、生態各個領域，依靠科技進步，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新路子；發揮市場機制和經濟杠桿的作用，增強節約能源資源的能力；倡導科學合理的消費理念和低碳生活方式，逐步形成與國情相適應的資源節約型消費模式；綜合運用法律和經濟手段，形成節約資源能源的體制機制；堅持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加大保護環境的力度，逐步改善生態環境；等等[10]。

（二）深化對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認識

資源節約型社會是指要在生產、流通、消費等領域，通過采取法律、經濟和行政等綜合性措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形態，其核心內涵是人類的生產和消費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協調可持續發展。在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因素中，資源約束日益成為一個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因素[11]。人類在大自然面前，在資源、環境、生態面前不能隨心所欲。人類生活、生產的發展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約束，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實際上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自身的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科學發展觀以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就成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并上升到國家意志、法律的高度加以確認，把它作為基本國策之一。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一種發展理念，要求以長遠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我們的發展，發展要具有可持續性。這是針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急功近利的發展方式，以及只是追求當前發展，不考慮子孫后代發展的短期行為來說的。可持續發展要求把發展的各種條件，如資源、環境、生態等作為發展的要素，要考慮這些方面對發展的制約。發展不是隨心所欲的，不是光憑主觀愿望就能夠實現的，不考慮其他條件制約的發展，只能是短期的發展，不可持續的發展。自然、生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載體，破壞了自然這一載體，也就是破壞了人類社會自身。所以，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要保護好自然和生態，要建設生態文明。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直接聯系在一起，牢固地樹立生態文明建設的觀念，走文明發展之路[12]。

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然面臨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等嚴峻形勢。因此，我們必須增強危機意識，通過各種方法，積極應對環境問題的挑戰。1.法律手段

通過稅收這一杠桿，以稅收進行獎善懲惡。一方面政府部門對于按照要求對污染物達標排放的企業單位給予優惠，推行稅收優惠政策；另一方面針對企業單位不按照規定排放污染物的實行嚴懲，這種嚴懲要有一定的懲戒性，相關國際經驗表明，污染者上繳給政府的治理費用高于自己治理的費用時，污染者才會真正感到壓力。此外，要督促企業完善其排污系統。而且要嚴格執法，依法保護環境，這是最關鍵的，也是最難的。依法關閉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依法追究那些制造污染給群眾、給社會帶來重大損失的企業和個人的責任[13]。2.行政手段

一是改變現有企業環境污染收費模式。收取排污費不能一刀切，要科學合理，盡可能做到按量收費。政府部門運用價格和收費手段不僅可以推動節能減排，同時也能增強企業自身對環境保護的關注。按量收費不是簡簡單單的按照排放量收取費用，在實際操作中，收費額度應當隨著排放量的增大逐步增長。

二是給予環境管理部門“一票否決權”。對企業的開辦及改造進行審查時，環境管理部門應有足夠的表決權，給予其“終局性”權力，以便從開始就遏制住污染的發生。在我國現階段，地方政府的自身收益常與經濟目標掛鉤，這就決定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以犧牲環境利益來換取經濟的增長。所以，需要改進對領導干部“政績”的考核指標，還可以公開環境信息的辦法[14]。動員全社會都來關心環境質量，并對當地領導在保護環境方面的工作實行監督，以使其加強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視與支持。應設法讓環境監察管理部門從地方利益中解脫出來，以便不受利益干預地獨立依法行使職能。3.經濟手段

第一，就是我們在制訂發展目標當中，不要只看經濟增長。而且要看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第二，要嚴格實行產業政策，特別是基礎設施和企業的準入制度。那些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的企業和基礎設施一一律不能搞。第三，耍加大對環境污染的專項整治，特別是對重要的水體、空氣和±地的面源污染，要有計劃，有步驟的進行治理[15]。4.社會手段

首先，要加大環保法律法規的普法宣傳，使更多的普通民眾了解環保法律法規；其次，要切實使行政機關在進行打擊環境污染企業的污染活動或者進行專項整治時，要真正做到公正公開執法，對其他的潛在污染企業起到警示作用：最后，要飛充分發揮各種媒體的宣傳以及輿論作用，對一些污染環境的人和事進行曝光，從而在社會上對當事人形成制約與監督[16]。三．結語

中國作為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在環境保護和治理方面責無旁貸，中國政府和民眾應積極響應并行動起來。我國處在工業化的發展初期，我們應該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擺在同樣的位置。可能在短時間內這兩者會存在一定的沖突，但是在長期內，經過人為的調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會趨于一致，為了保護環境而限制一些地方有時為了環境的保護可以適當限制一些高污染產業的發展，而在其他產業加大投入，當然這并不是對每個城市和地區都是用的，要依據各個地區的特色和資源而定。從各個方面能突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上，做到真正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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