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讀《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賈筱 勞動人事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一班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０７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是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教授的遺世之作。這是一部精心構思、反復推敲、凝結著先生大量心血的學術著作。先生傾畢生之所學，在整整十年的時間里，朝思夕慮，琢之磨之，盡力使自己的學術體系臻于完善。本書在他去世經收集整理后發表，一代大家的思想火花點燃了一代代人的歷史激情，讀完這部才氣橫溢、情文并茂而又不乏歷史真實性的著作，讓我受益匪淺。下面，我想談談個人的一些淺陋的收獲。

一，歷史與書寫歷史

1，從很早的中國古代開始，編寫的歷史就被“譽”為：“帝王將相的家譜”，歷史的書寫權一直是政治家與歷史學家的博弈。而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書寫也無不打上自己的家國情懷、價值理念，當然，也要對自己作為歷史學家的使命做出擔當。在這方面，先生不僅具有相當的才與學——這體現在本書史論結合，通過精煉的實例分析以闡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規律，并且用引人入勝的文筆表達出來——同時具有卓越的史識。先生說道：“‘史識’是治史的眼睛”。他通過自己敏銳的治史的眼睛，透過史實的種種現象，揭示出了本質的東西。先生說，其實，做到有治史的眼睛關鍵在于解放思想，他將其解釋為對自己實現民主。于是一個好的公正的歷史學家必須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氣，要有自作主宰的魄力，要自尊其心，當然，也要尊重別人。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不可能都是歷史學家，但我們也有歷史閱讀與評判的權利，如果我們在讀史時戴一雙自己還未察覺的有色眼鏡，歷史的真實怎么可能體現？所以，有一雙“治”史的眼睛不僅是對歷史學家的要求，更是對每一個讀者的要求。

2，歷史觀。在當前歷史的研究中，歷史唯物主義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分期是這樣的：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主題，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階級斗爭似乎是整個歷史階段的主題。這是長期受意識形態斗爭的影響，其政治意味太濃，····在本書中，作者真正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要求，把階級斗爭的事實同生產方式的演變聯系起來進行考察研究。前些天讀了資本論的一小段原

著，就講到關于階級斗爭的問題，其中的部分論述恰恰是說基于生產的進步才產生了階級斗爭的需要的問題等等。長期的極左思潮的影響似乎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生根，要想徹底鏟除豈非一朝一日？我們所學的人教版的歷史課本也無不帶有階級斗爭的影子。所以在我們以馬克思為思想指導的時代，如何真正做到堅持真正的馬克思十分重要并且緊迫。許多人批判馬克思的唯經濟論，又承認其經濟基礎學說，但是當讀或寫歷史時，連經濟基礎的理論分析都做不到，豈不是真的形而上學了？更何況，馬克思絕不是唯經濟論者！（譯者也應當擔負起忠實的歷史使命。）

3，歷史態度。批判的態度，指充滿懷疑精神的態度。在其十九章中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界定中，先生認為它是觀念形態的革命，他引用胡適先生關于“五四”的根本精神的表述，把它歸結為一種新態度，并把這種新態度稱作“評判的態度”，陳旭麓先生認為就其實質而言，它就是一種充滿懷疑精神的態度。正是在這種態度下，世世代代習以為常的天經地義之物一個個發生動搖，使神奇化為腐朽，玄妙化為平常，圣神化為凡庸。也正是有了這樣一群人，才有了在尊孔復古逆流中敢于直面權威，公然與世代烙刻在民族心理的傳統儒家經典相對抗的壯舉。懷疑與重評歷史需要勇氣與魄力。

承認的態度，是指對每一個歷史事物的存在的合理性予以充分肯定——注意不是承認每一個存在的事物都是進步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其合理性的一種肯定。“大沖擊后的社會有逆流也有回瀾。逆流是對沖擊的懺悔，回瀾是對沖擊的慎思。”對于辛亥革命失敗后出現的尊孔復古等等逆流，陳旭麓先生承認其逆流性質，稱之為“社會前進之后的歷史回流”。同時，與之上下遙遙相合的是出現的孔教會、靈學會等社會團體，它們同袁世凱一樣，在尊孔復古的歷史舞臺上唱足了戲份。但它們的存在無論是社會基礎還是后發效應都是可以理解并且應該予以肯定的。從社會基礎上說，康有為等立憲派在自己苦苦追尋的和平改良無果時，在又親眼目睹了一次次復辟后，對于共和的厭惡之情，又摻雜著對民初弊政信而有據的指責，他們要把辛亥革命以后中國社會產生的失落感引向復古之途。而袁世凱的政治野心就迫使他不得不利用孔子來給自己的復辟撐腰。所以，我們不能說它完全錯，因為錯的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意義上的失敗（而辛亥革命的部分失敗又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只能說它代表了反的歷史方向。而從另一個

意義上說，它的存在又引發了隨之而來的新文化運動，也許本來就醞釀的反孔在這場歷史逆流的煽風點火下其意義更豐富，動作更猛烈，也才有了尊孔與反尊孔的斗爭。“在古代，討論孔子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這種討論又本身是一種進步的社會現象。”所以說，尊孔復古并不是一無是處，起碼，它是合理的。

辯證的全面的態度，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經典。辛亥革命后民族資本主義迎來了短暫的春天，資本額增，建廠數多，但一戰后，民族資本主義又迅速走向低迷。大多數史書把原因歸于“帝國主義卷土重來”，對，確實如此，但陳旭麓先生又講到封建政治勢力即封建軍閥的破壞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原因。這樣，就更加全面，更加辯證，更加完整的堅持了馬克思的內外因的矛盾分析論。當然，辯證與全面的眼光去看世界看歷史也涉及到一個對歷史事件的歷史作用的重新鑒定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你能否正確應用史觀的過程。對于立憲派和革命派，史家歷來對革命派推崇備至，因為它是我們當前的政治路線，是當前社會發展的歷史緣由，但是對立憲派卻很少有正面的聲音——著眼于其歷史局限性與階級分層的眼界不可能對他們產生多少的肯定的聲音。而在本書中，先生對其歷史積極意義的肯定卻蘊藏在字里行間。一，他們都想為衰落的中國尋找新的出路；二，革命派與康、梁的合作的種種事實表明，在近代中國，革命一開頭并不是改良的對立面，而是改良的合作者。隨著康有為改良的維新變法的失敗，改良退出了主流地位，它以自己的失敗為革命準備了基礎和前提。三，“此時的革命雖已成為時代主流，但歷史并沒有一邊倒。”日俄戰爭日本的勝利又驗證著改良立憲的成功性，所以戊戌變法失敗的改良派又重新崛起，成為立憲派，形成為朝野呼應，內外聯絡的立憲勢力。特定的歷史形式使得保守的形式有了進步的內容——先生承認其合理性。而以他們為主體的抵制美貨運動、召開國會請愿運動、收回利權運動、保路運動等都顯示了他們在當時中國社會的基礎和聲勢。所以，他們還有自己的歷史路程。四，比照革命派，立憲派在社會經濟、文化領域的優勢并不比其差，其階級來源又在此時顯示出了巨大的優勢。五，“把實現立憲政治作為革故鼎新的最高目標的戊戌變法的失敗，并不同于沒落階級的失敗，而是新舊勢力的懸殊、新的暫時不能克服舊的而遭到的失敗。”六，他們在社會基礎、政治背景、理論指導、反封建的總目標上都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在改良方式與道路的分歧。“二者的最終目標都是把中國建成一個資本主義強國”······種種

敘述都包含著作者對其歷史地位的重評，如此的客觀，如此的理性。所以，辯證的全面的理性的史觀對于歷史事件的準確評鑒是如此重要。

（在上述所說的歷史研究角度下，本書所涉及的以下內容讓我感觸頗多。）

二，人物，生活，團體

1，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同情之理解”——這是陳寅恪教授的主張，但在本書中卻不無體現。這是對歷史人物評價的立足點。如，在第九章《日本人沖來了》中，《三方面的反思》一節中，先生在洋務派的失敗的自我反思中寫到，奕說：“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對于歷史人物形象的重塑似乎不是這段文章的重點，但從其只言片語中可以看出，先生在不知不覺間已經貫穿了自己的人物觀。可見，他對李鴻章的歷史功過的評價是別有一番洞天的。其中還有一句說道，李鴻章的種種行為，更多的是歷史背景的滄桑與無奈。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既對清王朝忠心耿耿而又諳熟洋務的掌權者來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歷史大背景的要求——包括他代表清政府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更多的是無奈與滄桑。當然，其階級的局限性也要求我們不能過于求全責備。對于一個掌握政治權術的人來說，時代背景的不幸才是他最大的不幸。先生同情他所在時代的不幸。同時還有，在第十六章《民變與革命》中，最后談到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后人論史或歸于孫中山之拱手相送，或歸于袁世凱之鼠竊狗偷。但這不只是袁世凱個人及其集團能挾持武力、財力以君臨天下，也不僅僅是袁世凱善于玩弄權術，縱橫捭闔，更重要的是中國那時候的社會心理。其中的種種論述就不贅述，而其中所體現的對歷史人物袁世凱的評價卻毫無過于激憤的言辭，先生理解他所在的時代的要求。其實，依據確鑿的史實，體察時代之環境，還要掌握其思想發展的階段性······種種，都無不體現“同情并理解”的立足點。

2，對社會生活的研究。對社會生活的研究是本書的重要內容，先生把它放在了同高層政治斗爭同樣重要的地位，并且貫穿全書的始終。無論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關于小農經濟的論述，還是《由勝而衰的清王朝》關于人口劇增所引發的社會困頓，都把普通民眾的衣食住行的改變與大的政治背景聯系起來，并且在此基礎上，又研究它對政治環境帶來的一系列影響。尤其在本書的后幾章，對于社會生活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廣泛——比如將它擴展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如在《歐風美雨馳而東》，先生講到以夷變夏的歷史過程，談到民眾中出現的新的哲學、電影、戲曲、小說等等，社會生活變了，社會心態也會隨之變得復雜，產生了緊迫感憂慮感，對滄桑歷史痛哭流涕的悲愴，對亡國滅種的國家前途的恐懼······一切都體現了歷史的比較與聯系。還有，在《民變與革命》一文中，先生首先描繪了一幅“亂世眾生像”，談到，與革命相比，民變有其自發性、分散性與落后性，但正是這世相與眾生像才開啟了一切革命的可能。“清末的民變，一方面阻遏了清王朝的自我挽救，從而取消了統治階級謀求讓步改革的最后機會，另一方面，民變的部分又往往借助革命，所以，它儼然成了革命的基石。”還講到“變政難，移風易俗更難”。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那么，無論是階級斗爭還是上層建筑，當人民的主體性不變時，對人民社會生活的研究就不能被忽視。

３，對團體的研究。除過對社會生活的許多描述外，先生還對不同階段的社會團體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與概括。這是社會生活的又一個方面，因為人是社會的人。從《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散布于農村的宗族，散布于城市的行會；到太平天國前的種種教會組織，以及其與太平天國的比較；到洋務運動后由于激烈的意識形態的對抗產生高漲的社會動員而滋生出的種種教會與會黨；再到資產階級改良派成立的種種會黨·······各種團體，各種時代，各種階級。看完后讓人目不暇接，也讓人眼花繚亂。一切大的社會活動都是由人組織的，人的個人能力是有限的，必然要聯合，這種種聯合就有一個價值選擇問題，價值選擇的原因就很好的反映了當時民眾的生活狀況以及道德標準。對他們的研究其意義是非常之大的。但僅以人教版的中學課本來看，其中對于行會組織的論述少之又少。一個缺少對社會基礎研究的研究是沒有可信度與事實依據的研究。這是體察時代背景的重要因素。

歷史是多彩的，又是滄桑的，如何在多彩的歷史中找到真實的歷史，去撫平那些滄桑的棱角，需要無數代人的共同探索。

第二篇：讀《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有感

歷史應該這么寫

——讀《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有感

經老師的推薦，我第一次拜讀了陳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這本著作。甫一開卷，便覺其中別有洞天。前后拜讀三遍有余，每次都有新的體悟，不得不感嘆陳先生文筆之優美、學識之廣博、思想之深邃、見解之精到。

初讀此書，最令我著迷的是其中優雅的詞語和散文般的敘史手法。單以書名而言，“新陳代謝”四個字就極為凝練地將中國近代史展現為動態的畫面。“東西對視，隔霧看花”、“炮口下的震撼”、“天國的悲喜劇”、“近代化一小步”、“日本沖來了”等等這些章節標題，相對于歷史課本中乏味而生硬的綱綱條條，無疑更具有引人入勝的魅力。至于具體的文字表述，真可謂“信手拈來盡可驚”。“不合理的東西被合理的東西掩蓋著，于是而能成為清議，成為‘公論’。”“歐風美雨包含著兇暴的腥風血雨，也包含著潤物細無聲的和風化雨。”“歷史的惰性寄生于多數人之中，所以，只有多數人觀念的改變才能戰勝歷史的惰性。”[1]這樣富有才情卻飽含哲理的妙語佳句在書中比比皆是，俯仰可得。“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想必這也是陳先生在文字上反復推敲、琢磨的結果。

當然，此書之所以被譽為經典之作，并不只因其文采。史家的才、學、識，“‘三長’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史識’”[2]，也就是陳先生所說“治史的眼睛”。

[3]只有解除這雙眼睛上的黑布，它才能看得更深更全，進而才能推陳出新，實現史學研究的新陳代謝。因此，這本書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史學界的一種新動態。全書以近代中國社會在西力東侵與西學東漸的雙重作用下向現代轉型這一過程為線索，論述了其間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重大事件，同時穿插描畫了在這個進程中社會結構（例如各種民間組織、會黨教門等）、社會意識（例如民眾心態、文化藝術等）和社會生活(例如人口結構、風尚習俗等)這三方面變遷的具體細節，從而構成了一幅經緯縱橫，多層次多維度的立體動態畫卷。因此，這本書既從宏觀上展示了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總體樣態，又從微觀上勾勒出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成員的多元面貌以及他們之間的復雜互動。對于以階級斗爭為軸心，以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的潮遞進為主線的傳統框架而言，這本書的出現無疑是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解構，是一種論史范式的突破。正如馮契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這本書“是作者解放思想，敢于摒棄舊的僵化的框框而代之以新的生動的線索的產物。”[4]陳旭麓先生正是在“對自己實行民主”[5]之后，借助極富文學色彩的詞句向讀者傳輸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先生也在以其深厚的功力與長袖善舞的才能解放著他人的思想。或許，這正是此書廣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我看來，評判一本史學著作的關鍵標準在于，它能否觸及歷史現象背后矛盾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并做出多角度、合情理的解釋，進而啟人心智、發人深省。只有這樣，歷史才能真正成為提供教益的源泉。毋庸置疑，《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這本書具備了此種品質。它極力抵制著一種善惡立辨的邏輯明快的誘惑，將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都放到當時的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只扮演歷史評論員而不充當歷史審判員的角色。因此，陳先生筆下的歷史，沒有線條式的事件，也沒有臉譜化的人物，有的是充滿理性光輝的思辨，往往能讓人拍案驚呼：“原來歷史沒那么簡單！”的確，書中那些常常處于矛盾中的事件與角色沖突中的人物無不耐人回味，并常常引發我對于歷史、對于人性的再度思考。試想那既促成了近代化一小步卻又不得不避諱“夷夏之辨”的洋務派、既要變法改制卻又不敢離孔子半步的康有為、既有反滿之念卻又想北上勤王的唐才常、既殘殺義和團卻又能在抗擊侵略時力戰殉國的聶士成，還有那些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后悲喜交加的中國教民們、那些庚子之后改信了基督教的義和團民們??陳先生所刻畫的各個階層人物角色的多重性，更真實地展現了“將幾個世紀縮在一時”的近代中國社會之內，各種因素相互交織糾纏而又矛盾沖突的復雜性。這種種角色沖突，實質上就是中國社會在內外壓力下扭曲變形之后的外在表現。正如他所指出的，“一個變形的社會，造成了事物的多種質態，多重外觀。”[6]這種上升到哲學層面的體悟，使書中的歷史具有了厚重感和更多可咀嚼的內涵，也使我們更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這個風云變幻的時代。這可能也是此書的深意所在。這本書的字里行間，不時在向我們傳遞著一種歷史哲學觀念，告訴我們該如何看待歷史。陳先生說：“只有具體才能再現具體。”[7]用后人的理解，給歷史事件或者人物戴上帽子、貼上標簽，爭辯功過三七開還是四六開等等，其實并無多大價值。因為歷史的深意蘊藏在其表象背后的復雜之中。如果以主觀偏好來塑造或過濾歷史，那么得到的就只能是故事而不是信史。所以，研究歷史的關鍵在于，通過還原特定的時代條件來無限接近歷史真實而復雜的面目，從而激發對人性、對社會更深入的思索，獲得對現實問題的啟示。我想，當我們在努力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同時，也在實現著自我的回歸。

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這就需要“借助辯證思維”。[8]陳先生在書中反復提及，對于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離開辯證思維和歷史主義是難以解釋它的本來意義的。”[9]作者也正是自覺地以辯證法作為“治史的眼睛”去觀察歷史，才能客觀地承認“以貪欲為動機的侵略過程常被歷史借助，從而在客觀上多少成為一個進步改造落后的過程”，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國的“悲劇意義不僅在于他們失敗的結局，更在于他們借助宗教猛烈沖擊傳統卻不能借助宗教而掙脫傳統的六道輪回”，理性地看到“愛國主義永遠是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但從愛國主義出發走向近代

化和從愛國主義出發回到中世紀，確乎并不同義”，公允地分析“假維新中的真改革”既有“欺騙、拂逆輿情的一面，更有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具體內容”，敏銳地發現“在很多實際問題上改良派的議論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甚至直接坦言“立憲在中國的實現并不是全無可能的”。

[10]這種種精辟睿智的議論在書中不勝枚舉，可見辯證思維與理性精神已經深植于作者的意識之中，內化為其認知歷史的一般理念與價值取向。正因為如此，這本書觸摸到了歷史進程的最深處，顯示出一種強大的理論力量與思想魅力。

“復雜紛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徹簡潔的方式提高到哲學境界，它們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識美感。”[11]陳先生這本書對歷史的把握就頗具此種境界。不過，作者也受著時代的限制，因此本書中的某些地方也值得商榷。最為明顯的是關于某些具體人物的評判用詞問題。陳先生突破了過去的“袁世凱竊國論”，承認其繼任大總統“不能完全歸之為袁世凱的鼠竊狗偷”，“這不只是袁世凱個人及其集團能挾持武力、財力以君臨天下，也不僅僅是袁世凱善于玩弄權術、縱橫捭闔，更重要的是中國那個時候的社會心理。”[12]這是持平之論，令人信服。但在其后，作者卻用“陰險奸詐”、“巨奸大憝”[13]此類帶有明顯主觀感情色彩的詞語來形容袁世凱。與此類似，作者也以“微不足道的人物”14這樣極度貶損的詞匯來形容蔣介石。我想，作者固然可以有自己對這些歷史人物的主觀價值判斷，但這類用詞出現在一本被譽為經典的史著中恐怕不太合適，而且也有違作者所說“同情和憎惡畢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對于歷史科學來說，后者更加重要”。[15]除此之外，本書的行文之中也常有一些欲言又止之處。尤其是最后一章，只有寥寥數筆，而且述多論少，在思想深度上似乎難以同其他部分并駕齊驅。當然，這同先生書未成、人先逝有著很大的關系，給本書留下了無可彌補的缺憾。但這玉中之微瑕并不會掩蓋這本書所放射出的思想光芒。如果說歷史是“對于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養的記憶”，[16]那么陳旭麓先生筆下的歷史不僅富有教養，而且優雅多姿、風度翩翩。

參考文獻：

[1]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134，228，340

[2][4]馮契，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2

[3]陳旭麓，浮想錄，陳旭麓學術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303，1372，轉引自馮契，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2

[5]陳旭麓，史學的煩惱，陳旭麓學術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138，轉引自馮契，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2

[6][7] [8] [9]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68，143，65，104

[10]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65，89，209，270，299，303

[11]袁明，國際關系學名著系列·總序，現代戰略的締造者，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1

[12][13] [14] [15]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350-351，362-363，421，151

[16][美]彼得·帕雷特，現代戰略的締造者·導言，時殷弘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10

第三篇：《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讀后感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讀后感

翻開陳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看到別具一格的目錄，便有頗深的感觸。自初中開始學歷史，所見的對中國近代史的敘述無外乎以階級斗爭為軸心，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遞進為主線的構架。這種構架標志著歷史階段上的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水平，然而積久不變，便成了束縛人的框架。

史家的才、學、識，“‘三長’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史識’”，也就是陳旭麓先生所說“治史的眼睛” “史實是治史的眼睛。不為歷史現象所迷惑，不為議論家捉弄，要有一雙治史的眼睛。”治史的先決條件是要“解蔽”，只有解除種種蒙蔽，思想獲得解放，才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歷史的真相。《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就是陳旭麓先生解封思想，打破舊的框架另辟蹊徑的作品。作者認為，中國近代是一個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而且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來的外力沖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變為內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有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故而，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有很大獨特性。全書以近代中國社會在西力東侵與西學東漸的雙重作用下向現代轉型這一過程為線索，論述了其間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重大事件，同時穿插描畫了在這個進程中社會結構、社會意識和社會生活這三方面變遷的具體細節，從而構成了一幅經緯縱橫，多層次多維度的立體動態畫卷。因此，這本書既從宏觀上展示了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總體樣態，又從微觀上勾勒出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成員的多元面貌以及他們之間的復雜互動。作者這樣作了多方面、多層次的研究，便是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的主旨展現為非常豐富多彩的內容，也足以見得陳旭麓先生深厚的史學功底和獨到的見解。

細讀全書，又被陳旭麓先生的論述的哲學思維光芒所折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寫序的馮契先生，是搞哲學的且與陳旭麓先生時常探討，他在序中這樣寫道：“我認為哲學演變的根源要到社會史中去找，他認為歷史演變的規律要借助哲學的思辨來把握。”陳旭麓先生自己也在書中多次提到要“借助辯證思維”，“離開辯證思維和歷史主義是難以解釋其本來意義的”。作者也正是自覺地以辯證法作為“治史的眼睛”去觀察歷史，才能客觀地承認“以貪欲為動機的侵略過程常被歷史借助，從而在客觀上多少成為一個進步改造落后的過程”，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國的“悲劇意義不僅在于他們失敗的結局，更在于他們借助宗教猛烈沖擊傳統卻不能借助宗教而掙脫傳統的六道輪回”，理性地看到“愛國主義永遠是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但從愛國主義出發走向近代化和從愛國主義出發回到中世紀，確乎并不同義”，公允地分析“假維新中的真改革”既有“欺騙、拂逆輿情的一面，更有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具體內容”，敏銳地發現“在很多實際問題上改良派的議論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甚至直接坦言“立憲在中國的實現并不是全無可能的”。書中處處可見作者將感性分析和理性分析所結合，運用辯證思維方式看問題所得出的獨到見解與創新。

陳旭麓先生非常重視歷史規律的總結，同時這也是這本書的精髓所在。他認為，歷史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在每一個歷史事件的背后，都有不以人一直為轉移的歷史必然性。論中國近代史，先生卻由漫長的封建社會開始，將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思想、官僚體系和社會組織細細地順了一遍，因為陳旭麓先生認為“歷史的分區存在于歷史的延續之中，近代社會的變遷只有同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以及與此聯系的生活、風俗相對比，才能得到認識和說明。”在論述新文化運動時，陳旭麓先生總結道：“八十年以來，中國熱從“師夷長技以制夷”進而“中體西用”，進而自由、平等、博愛，進而民主和科學，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每一部都伴隨著古今中西新舊戰爭。”從而可以看出，先生對是及其注重歷史事件背后的所隱藏的歷史規律的總結與挖掘的。

陳旭麓先生巨著的另一個更為顯著的特點就是語言的精彩，邏輯性強，他擅長用灑脫的文字寫出深刻，凝重的道理。“復雜紛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徹簡潔的方式提高到哲學境界，它們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識美感。”陳旭麓先生對中國那80年的歷史的把握就到了這種境界。這部書以中國近代化作為全書線索，考察了中國近代社會各個層面的新陳代謝，邏輯性強便現在陳旭麓先生以時間為順序，從政治、經濟、思想、軍事、社會、生活、教育、科技近代或等角度，清理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脈絡，讓人感到全方位，鮮活的近代史。讓人清晰地了解到他的觀點和見解，清晰地思路讓人能更簡單的了解他陳述的史事。最令我著迷的是其中優雅的詞語和散文般的敘史手法。單以書名而言，“新陳代謝”四個字就極為凝練地將中國近代史展現為動態的畫面。“東西對視，隔霧看花”、“炮口下的震撼”、“天國的悲喜劇”、“近代化一小步”、“日本沖來了”等等這些章節標題，相對于歷史課本中乏味而生硬的綱綱條條，無疑更具有引人入勝的魅力。

陳旭麓先生用“近代中國”一詞，指的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時期，以“五四”為界可分為前80年和后30年。陳旭麓先生原計劃是要寫110年，但天不假年，只留下了前80年的稿子，實乃遺憾！

第四篇：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讀書筆記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讀書筆記

陳旭麓先生的著作《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經典，曾經榮獲中國圖書獎、上海市優秀圖書一等獎。直至今日，它仍然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的最好的導論性著作。這本書是陳先生晚年的最后一份遺作，凝聚著十幾年的心血，在我看過的中國近代史中，可以說是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本書。

一、新陳代謝的近代中國社會

陳旭麓先生的最后著作命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剛一拿到此書就被她的題目所吸引。“新陳代謝”，什么是新陳代謝，這是一個生物名詞。概念是：“活細胞全部化學反應的總稱，它包括物質代謝和能量代謝兩個方面。物質代謝：是指生物體與外界環境之間物質的交換和生物體內物質的轉變過程。能量代謝：是指生物體與外界環境之間能量的交換和生物體內能量的轉變過程。”把這個詞引入歷史形容中國社會的變遷只能說是十分的貼切和形象。

近代中國封建社會正如一個快要干癟的細胞，活動延緩在時間上比西方的封建社會要多一倍多，而歷史進程上看卻是“仍在舊圈子里徐徐地盤旋而行”，社會形態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仍然是老式的封建社會。經濟上土地私有允許買賣加緊土地兼并激化了階級矛盾；政治上官僚政治仍然是與秦始皇時期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相差無幾；社會底層的宗族和經濟行會盛行是“封建國家最基層的社會組織” ；思想上仍是“儒學定于一尊”。這些內容一方面是封建國家的基本狀況同時也是長期封建秩序的主要維護者，對封建國家的穩定和延續曾經起了無法言語的巨大作用。而陳先生此作就在于描述了這個巨大的穩定的社會被外來“物質”和“能量”打破的過程。

首先翻開此書的目錄讀者可以發現陳先生把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以螺旋式反應的方式呈現在大家面前一至十二章東方的狀況，西方的狀況，東方的狀況…

十三章以后則是中國面對這種變化所掀起的層層波浪。山重水復經過各階級各階層的努力終于找到了適合中國社會的道路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其中的變化都是可以和西方存在的各種狀況相適應的，可以說是西方的這個環境讓中國這個細胞里出現了中國與西方的“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和中國內部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變化誰說不正像生物的新陳代謝呢。

二、博大精深的論述內容

陳先生著作的另外兩個特點是：博大精深和思辯深遂。雖然現在的歷史學界普遍都相信歷史是人民的歷史不在是統治者的歷史這個觀點，可是真正能在著作中體現這一觀點的卻是了了無幾。陳先生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而非一般歷史學系，這一點當然還要加上陳先生自己的身體力行讓《新陳代謝》涉及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真正做到了歷史是人民的歷史這一歷史史觀。文既有經濟內容又有政治思想。經濟內容從鴉片戰爭前的土地所有制度和手工業行駛到被侵略過程中的“洪秀全的思想”、“自強與求福”、“農村的社會變化”最終“半殖民地的深化”。把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制度和形式的演變形象地展示在讀者的眼前，給人一個大致的印象。如果說經濟方面的內容還是比較通俗的，那么在政治方面的論述則給人以更加博大精深的感覺。政治上，陳先生從鴉片戰爭前就開始從上層政府的“官僚政治”到基層的社會組織“宗族和行會”都作了一個全面的展示；各個時期都是整一個中華民族和外來“夷族”的整體對峙，“夷族”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是整體的，上從領導社會的政府，中到變革和革命的各種社會力量，下到各種社會組織、力量的思想，行動的變化。

而本人認為陳先生在這本書中最有特色的是對“中等社會”構造的講述：包括“自舉于士類者”、“出入于商與士之間者”、“出入于方術技擊于士類之間者”三個方面。“出入于商業與士之間者”又可以分成三部分“舊式商業向近代工商業轉化”、“舊式士類滲入了工商業”、“新式知識分子投身工商業”。“中等社會”又特別能反映中國近代社會復雜而又特色的狀況。能把中國近代中等社會分析地那么細致和深入市需要十分的功力的。中等社會不僅反映了一個特定歷史內容的復雜的社會實體，而且重要性在于它是表現在社會構造上的新舊交替。而這點內容最能體現陳先生的博大精深和思辯深遂。

三、優美的話語、凝練的文筆

陳先生在行文中給人以 “話語優美、文筆凝練” 的感覺，內容中透露出一種“剛勁和發人深省”的意味。

文中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思想而且包括許多哲學內容。他在論述中國社會的變革需要時引用了孔子的思想既有《易經》的樸素辨證法，又有董仲舒的凝固獨斷論。“變與不變，古已有之”，把孔子思想的中的矛盾展示出來。想必陳先生的文章經過反復推敲和琢磨。孔子思想中的這種矛盾在近代社會中體現出來又擴大了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借助于傳統的范疇，從現實中產生的爭論，”形成了近代“思辨語言的交鋒。”于是要求變革的思想這個“飽含時代內容的矛盾被涂上了一層哲學的色彩，形而下的東西獲得了一個形而上的外殼“。這個就是我們課本上所說的維新派的思想來源。陳先生以凝練的文筆勾畫出這個“舊瓶裝新酒”的思想既有新的理論又是能夠體現維新派論辯的哲學。

第五篇：《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讀后感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讀后感

作者：銀都學校 駱小玲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作者陳旭麓，這本書主要描寫了近代中國1840年至1949年中前80年的歷史，以“新陳代謝”一詞形象生動地體現了近代中國社會的百年歷史“變”的特點。正如作者所說：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來的外力的沖擊，又經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轉變為內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所以，本書著重從社會結構、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形態各方面做了具體深入的說明。

新陳代謝體現了一種“變”的哲學。作者首先從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入手，于封建社會的長期性中提出了“代代相承，變化漸微”的特點，引出了“明清之際，明顯的轉變跡象”。而這些“明顯的轉變跡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人東來的沖擊力引發的。而封建社會的“儒學定于一尊”也成為了中國近代80年歷史意識形態領域中，改革與反改革不斷被加以利用與論爭的焦點。因此，第一章“漫長的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等方面更襯托出了1840年后“變”的猛烈、迅速。

“變”體現在有關孔子和孔學的論戰。它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社會的觀念意識形態領域。在2000多年的歷史里，孔學因與皇權結合而政治化，皇權因與孔學結合而倫理化，歷史進入近代后，隨著歐風美雨的東漸與社會生活的變遷，孔學由“想來不成什么問題”變成了問題，孔子的地位和權威因此而衰落。

在中國近代社會，封建儒學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中不時被加以利用和變化。而作為儒家思想創始人的孔子也不時被歷史推向風口浪尖，反孔與尊孔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成為了變與不變的焦點內容，引領了觀念意識形態革命的主流。如洪秀全托上帝以改朝換代，以洋教為旗幟建立了太平天國。反孔，大規模地踐踏孔孟，而思想上卻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東西。儒家思想積2000年之久，所以“在他自覺地反孔的時候，卻又不自覺地被孔學牽引”，在他成為君王之后，“三綱五常都在不知不覺中回到了天朝”。在維新派論變的哲學中，認為變化是天地間可以用常識和經驗來說明的普遍過程，提出了“變亦變，不變亦變”。康有為總結出了“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的變與不變的哲學，維新派與保守派變與不變之爭在于兩個問題：第一，如何看待孔子；第二，如何看待學習西方。此后的辛亥革命沒有自覺地圍剿孔子，但它反封建性質所造成的變化必然直接或者間接地觸犯孔子。針對《臨時約法》中否定“定于一尊”的孔子的意蘊，以康有為和袁世凱為首掀起了尊孔復古的逆流，孔教與政治再度聯姻，孔子與孔學成為了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后新舊之爭的重要論題。“五四”前的排孔重于整治批判，而新文化運動專注于文化批判，新文化運動把真假孔子、真假孔學相聯系，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觀念，排孔又成為了觀念意識形態的革命的起點，而引發了中西文化的沖突與論戰。總之有關孔子與孔學的論戰交錯地出現與中國近代社會中，體現了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近代社會各階層、階級力量都在為逐漸沉淪的中國尋找新的出路，都要求改變兩個半社會的地位，為了救亡圖存的目標而努力，在這種同一性的目標下，又存在著不同一性的根本變化。隨著西學東漸和日本的崛起，近代社會的變革在逐層深入，中國近代的變革由洋務派“中體西用”、布新而不除舊到改良派的比較溫和的“除舊布新”改革，到革命派用暴力徹底推翻封建帝制，整個近代社會“變”的深度和廣度在不斷地加深、擴大，作者在這本書中，通過中國近代社會不同時期的的不同變革闡述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

在近代中國社會的社會結構方面，除了由封建社會沿襲下來的宗族和行會這兩種主要的社會組織外，作者特別提出了在中國近代社會中出現的第三大社會組織。它是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出現的。作者尤其強調了在晚清以后的中國，會黨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組織，而是一個病態的組織，而會黨的病態反應了社會的病態，它自發的沖動具有很大的破壞性。由于其分布廣、勢力大，又是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改造的對象，又因其“缺乏建設性、破壞性有余而建設性不足，又成為了革命隊伍中流寇主義和無政府思想的來源”，故往往改造未取得成功，這個階層的存在因其頑強的生命力而成了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復雜反映。

社會生活方面的變也在外力的沖擊下得到不斷的展現。由對西方“夷、狄”的蔑視鄙薄到對“西洋”的好奇與接受，人們的衣食住行受歐風東漸的影響，作者還研究了由此帶來的人口問題以及社會風尚的變化，如剪辮、禁纏足、廢跪拜等，作者由這些一般的社會生活事件入手，由淺入深地體現了中國近代社會的“變”的特質。

本書作者文筆優美，語言富有感染力，在對史實的敘述、對歷史人物的描述與歷史經驗的總結中，總讓讀者體會到某種情感的流露和對歷史的深刻感悟。如“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葉名琛的可敬和可悲。在東西方最初的交往中，他寫到：“東西方落后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東方與西方如“隔霧看花，神秘奇異”的形象描述。文中有很多作者歷史經驗的總結，總時時給人以深思和啟迪，讀了此書之后，讓我不僅在知識體系上有所提高，在理論方面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