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證據分析材料

證據分析材料

根據委托人XXX提供的證據材料和本代理人的走訪調

查以復制的有關證據，現就本案待證事實的有關證據分析如

下：

證據1：住院病歷

該書證來源于原告處，由于原告在起訴時提供。

證明的事實為：原告XXX因傷在XXX鎮衛生院和XXX

人民醫院治療的情況，并診斷為左足跟部撕裂傷，因傷情嚴

重，先后于2008年7月26日和2007年1月份兩次住院，用去醫療費13515.10元。

該證據系直接證據，證明了原告的傷情及治療情況，應

當得到法庭確認。

證據2：調查筆錄。

該書證來源于XXX公安派出所，由代理人收集。

證明的事實為：事故發生后，原告到派出所報警,調查證

明人現場看到的情況，原告的傷系被告生產摩托車所受的事

實。

該證據系直接證據，證明人親自看到原告受傷的事實，法庭當予以確認。

證據3：司法鑒定書

該書證系原告XXX在起訴時提供。

證明的事實為：原告XXX的傷經鑒定為拾級傷殘，系

被告所致。

該證據系直接證據，原件已交法院，但證明的事實真實客觀，應獲得法庭的認可。

綜上三組證據證實了原告搭乘被告摩托車被致傷的事實，原告經過XXX衛生院，XXX人民醫院住院治療，公安機關的調查材料和傷殘鑒定，證據之間互相關聯，互為印證，應得到法庭的確認。

承辦人：XXX 2008年2月25日

代 理 詞

審判員：

根據原告袁祖木的委托，受合川區將軍法律服務所指派，本代理人依法出庭參加原告袁祖木與被告王嚴就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一案的訴訟活動。

通過今天的庭審調查和雙方的當庭質證，本案的基本是實是，原告袁組木于2006年7月26日搭乘被告駕駛的渝C73232兩輪摩托車從大石鎮前往黃坡村，在行駛過程中原告的左腳跟被鏈條絞傷，被告先后支付了4000元治療費，而原告已用去一萬多元，2008年7月4日經鑒定為十級傷殘，而被告故意逃避，不愿意承擔責任。

現原告訴請法院，要求被告賠償原告各項經濟損失44638.10元。

根據以上查明的事實和有關法律規定，本代理人認為，原告出資7元乘坐被告的摩托，不慎被鏈條絞傷，雖然被告支付了4000元的醫療費用，但原告的傷情嚴重，不足以挽回原告的損失，原告要求被告賠償其損失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其理由是：原告袁祖木出資乘坐被告王嚴的摩托車，并在摩托行進中被鏈條絞傷左腳，被告雖在出事后對原告進行一定的救治，支付了部分治療費用，但隨著原告的傷情惡化

而意逃避責任，大石派出所的調查材料亦證明其傷系被告所為，原告也多方要求被告支付相關費用，而被告以無錢為由不予理采，其行為嚴重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給原告造成嚴重的傷害。

綜上所述，被告王嚴的行為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故原告的訴訟證據充分，理由正當，符合有關法律規定，請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賠償原告的各項損失。

以上意見，供法庭參考。

原告代理人：劉后斌 2008年10月29日

結案報告

案由：人身損害賠償糾紛

受援人：袁祖木，男，1945年8月13日出生，漢族，居民，住重慶市合川區鹽井鎮沙溪174號附30—73號。

2008年8月20日，受援人袁祖木以經濟困難為由向重慶市合川區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法律援助申請，經審查，申請事項屬于法律援助范圍，受援人符合法律援助條例。合川區法律援助中心于8月26日受理，并指派合川區將軍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工作者劉后斌為其提供法律援助。擔任受援人袁祖木與王嚴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一案的訴訟代理人。

本代理人接受指派后，隨即與受援人辦理了一般代理的委托手續，并及時展開了代理工作。

通過與受援的會談和收集整理相關證據材料，了解了本案的基本案情，原告袁祖木于2006年7月26日上午袁祖木以7元錢的價格乘被告王嚴駕駛的渝 C73232摩托車從大石鎮到黃坡村，在行進途中不慎被鏈條絞傷左腳，王嚴除支付4000元的醫療費用外，就以經濟困難無法支付費用而逃避，原告先后在大石及合川人民醫院用去一萬多元，并鑒定為十級傷殘。

本代理人在查閱案卷，并與被告交換證據后，立即對有關證據進行了仔細的分析，根據已占有的證據及有關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形成了如下代理意見。

1、原告乘座被告駕駛的兩輪摩托，車費7元，雙方形成運輸合同關系，故被告在運輸期間應保證原告安全到達目的地。

2、在摩托車行駛途中，因原告的左腳不慎被其摩托的鏈條絞傷，事故發生被告雖然采取了一定的求助措施，但原告的傷情仍然十分嚴重，被告支付的費用不足以治療原告的傷，而被告以無錢為由故意逃避，原告的傷經鑒定為十級傷殘，因此被告應當承擔原告全部賠償費用。

2008年10月27日，重慶市合川區人民法院依法開庭審理了本案。庭審中，通過雙方當庭質證，查明了本案的基本事實。本代理人據此發表了論點鮮明，論述充分的代理意見。經法庭調解，雙方達成和解，被告因經濟困難，原告放棄部分主張，除以前支付的4000元醫療費外，另一次性賠償原告9500元，為節約訴訟成本，原告在被告付款后撤訴。

2008年10月29日，合川區人民法院以（2008）合法民初字第2500號民事裁定書，準予原告撤訴。

現雙方均已履行協議，各自領取了裁定書。通過辦理本案，本代理人有如下體會。2./

在農村一些交通不發達的地方，群眾出行往往乘坐摩的，但由于摩的駕駛員從事的是非法營運，且沒有辦理相關的保險，一但出了事故，往往承擔不了，受害人的權利無法得一維護，本案袁祖木也僅僅只要回醫療費用，其余損失因被告無法支付而放棄，雙方的和解化解了矛盾，對社會穩定是有好處的，同時希望廣大群眾外出乘坐合法的運輸車輛。

現本案已辦理完結，特此報告。

承辦人：劉后斌 2008年11月8日

第二篇：刑事證據分析

三、被害人陳述

被害人陳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況和其他與案件有關的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自訴人和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如果是被害人，他們的陳述也是被害人陳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關案件的情況向偵查、檢察和審判人員所作的陳述，通常也稱為“口供”。內容主要包括承認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說明自己無罪、罪輕的辯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應當是口頭陳述，以筆錄的形式加以固定。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請求或辦案人員的要求，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親筆書寫供詞。嚴禁刑訊逼供或以欺騙、引誘等方法套取口供。

刑訴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特別提示】共犯相互之間就共同犯罪的情況相互舉發與個人的罪責相關，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而單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他人犯罪事實的檢舉，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非共同犯罪事實的檢舉，屬于證人證言。

五、鑒定結論

鑒定結論，是指受公安司法機關指派或聘請的鑒定人，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后所作出的書面結論。鑒定人有法定的回避理由，應當回避。

鑒定結論與醫療單位的診斷證明在產生的程序上有原則的區別。

【特別提示】用作證據的鑒定結論應當告知當事人，當事人有權提出重新鑒定和補充鑒定的要求。鑒定結論必須當庭宣讀，鑒定人應當出庭，對鑒定過程和內容、結論作出說明，接受質證；對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或者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鑒定人進行鑒定后，應當寫出鑒定結論，并且由鑒定人簽名，醫院加蓋公章。

六、勘驗、檢查筆錄

(1)勘驗筆錄，是指辦案人員對于與犯罪有關的場所、物品、痕跡、尸體等勘查、檢驗中所作的記載。勘驗筆錄可以分為現場勘驗筆錄、物證檢驗筆錄、尸體檢驗筆錄、偵查實驗筆錄等。

(2)檢查筆錄，是指辦案人員為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傷害情況或生理狀態，而對他們的人身進行檢驗和觀察后所作的客觀記載。檢查筆錄以文字記載為主，也可以采取拍照等其他有利于準確、客觀記錄的方法。

【特別提示】勘驗、檢查筆錄由辦案人員制作，鑒定結論則由辦案機關指派或聘請的鑒定人制作；勘驗、檢查筆錄是對所見情況的客觀記載，鑒定結論的主要內容是科學的分析判斷意見；勘驗、檢查筆錄大多是解決一般性問題，鑒定結論則是解決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

七、視聽資料

視聽資料，是指以錄音、錄像、電子計算機或其他高科技設備所存儲的信息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資料。

【特別提示】訊問、詢問、勘驗、檢查時所作的錄音、錄像不是視聽資料。

第三個問題刑事證據分類

一、原始證據與傳來證據

凡是來自原始出處，即直接來源于案件事實的證據材料，叫做原始證據，也稱第一手材料；凡是不是直接來源于案件事實，而是從間接的非第一來源獲得的證據材料，稱為傳來證據。

【特別提示】原始證據材料的證明價值大于傳來證據材料的證明價值。在傳來證據材料中，中間環節少的材料的證明價值大于中間環節多的材料的證明價值。

不能忽視傳來證據的作用。

二、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

凡是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以及可以證明犯罪行為輕重情節的證據，是有罪證據。

凡是可以證明犯罪事實不存在，或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是無罪證據。

在立案或偵查階段，如果犯罪嫌疑人尚不明確，則說明有犯罪事實發生的證據就是有罪證據。

三、言詞證據與實物證據

凡是通過人的陳述，即以言詞作為表現形式的證據，是言詞證據，包括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

凡是以物品的性質或外部形態、存在狀況以及其內容表現證據價值的證據，都是實物證據。證據種類中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以及勘驗、檢查筆錄均屬此列。

四、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

這是根據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明關系的不同所作的劃分。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實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

凡是可以單獨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屬于直接證據。直接證據不必經過推理過程就可以直觀地說明被指控的犯罪行為是否發生和是否是正在被追訴的人實施的。例如，證人某甲目睹某乙持刀殺死某丙的證言，或者某乙供述自己持刀殺人的口供，都屬于直接證據。

凡是必須與其他證據相結合才能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屬于間接證據。例如，被害人的尸體，只能證明發生殺人或者重傷致死的案件，但不能指明何人是兇犯，所以是間接證據。

【特別提示】孤證不能定案。

完全依靠間接證據認定有罪時必須遵守以下規則：

1、必須嚴格遵守運用證據的一般規則。即：一切證據必須具有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

2、間接證據必須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

3、間接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以及間接證據相互之間必須協調一致，沒有矛盾。如果存在矛盾，應當繼續收集新的證據，使矛盾得到合理排除。

4、間接證據的證明體系必須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得出的結論必須是惟一的。

第四個問題刑事訴訟證明

一、刑事訴訟證明

刑事訴訟中的證明，狹義是指偵查、檢察、審判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審查判斷證據，運用證據來確定有無犯罪，是誰實施了犯罪，犯罪人的罪責輕重以及其他有關事實的訴訟活動；廣義是指，除了上述人員以外，還包括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提供證據，運用證據證明自己訴訟主張的活動。

二、刑事訴訟證明對象

證明對象是指訴訟中必須用證據加以證明的案件事實。

最高法院《解釋》第52條規定：“需要運用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包括：(一)被告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行為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行為是否為被告人所實施；(四)被告人有無罪過，行為的動機、目的；(五)實施行為的時間、地點、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節；(六)被告人的責任以及與其他同案人的關系；(七)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有無法定或者酌定從重、從輕、減輕處罰以及免除處罰的情節；(八)其他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

【特別提示】概括起來，刑事訴訟證明對象包括實體法方面的事實和程序法方面的事實兩大類。

實體法方面的事實主要有：(1)有關犯罪構成要件方面的事實；(2)作為從重或者從輕、減輕、免除刑事處罰的事實；(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情況和犯罪后的表現。

第三篇：法律案件_證據分析報告

證 據 分 析

根據《刑法》第263條的規定，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當場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依照刑法、刑訴法以及有關司法解釋，并結合本案具體案情，認定王某、徐某搶劫罪的證據如下：

一、認定王某、徐某犯罪主體的相關證據。

刑法中犯罪主體是指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實施危害行為的自然人與單位。只有行為主體具備了法定的刑事責任年齡與責任能力，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根據《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凡是年滿14周歲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故以下證據可證明本案中王某、徐某的犯罪主體資格:

1、王某、徐某的居民身份證；

2、王某、徐某的戶口簿或戶口底卡檔案；

3、王某、徐某的醫院出生證明；

4、入學、入伍等登記中及個人履歷表中有關年齡證明；

5、出生地同一區域鄰居中同年、月、日出生者的父母或其他親友證詞；

6、王某、徐某的供述及其親屬證詞；

在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上述證據過程中，由于實踐中經常發生犯罪嫌疑人或其親友通過涂改犯罪嫌疑人年齡的方法逃避刑罰的情況。對犯罪嫌疑人邊緣年齡的查證，僅依據身份證和戶籍材料是不能完全認定其犯罪主體資格的，故應取得上述證據中的第（三）、（四）、（五）項，以形成一證據鏈條，互相印證。

通過對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能夠證明本案被告人王某今年26歲，被告人徐某今年39歲，在犯罪時均已滿14周歲，具備《刑法》規定的搶劫罪所要求的刑事責任年齡、刑事責任能力，故兩被告人均為適格的犯罪主體。

二、搶劫罪主觀方面的相關證據。

犯罪主觀方面是指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及其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持的故意或過失的主觀心理態度。在主觀方面，搶劫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故意的內容必須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

關于認定本案兩被告王某、徐某搶劫罪主觀故意的證據有：

（一）、證明王某、徐某搶劫罪主觀故意的直接證據為兩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各被告共同實施犯罪進行了計劃分工并且各人分別實施了相應的具體犯罪行為。

首先王某提出，尋找一個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飯店，到深夜時搶劫“小姐”和飯店老板，并商定由先王某一人事先嫖宿在飯店內，到深夜時分另給徐某、李某發短信，并打開屋門讓兩人進屋，3人共同實施搶劫。選定目標后，王某入住飯店，并給另外兩被告發短信，3人到王某嫖宿的房間，由徐某持一把刀看住阿芳，王某、李某兩人則來到飯店老板孫某夫婦的房間，由王某把刀架在孫某的脖子上威逼其拿錢。

2、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明被告人實施作案有動機、目的。

即三個覺得打工掙錢太少，手頭拮據，于是想找一個省力又掙錢快的門路，由此想到劫取飯店以獲取錢財。并且被告均認識到劫取錢財會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失，并且在壓制其反抗的過程中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但為了非法獲得錢財的目的，仍然希望這種結果發生，這就具有搶劫罪的主觀故意。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明各被告人對共同實施搶劫行為事先進行了商量，并且達成了共識。

王某提出，尋找一個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飯店，到深夜時搶劫“小姐”和飯店老板，徐某和李某均欣然同意，并且共同商量了具體的實施方案。

4、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明各被告傷害被害人的時間是在搶劫行為當時，其目的是為搶劫排除障礙，而不是為搶劫完成后而實施傷害行為。此證據可證明行為人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實施壓制被害人反抗的行為，符合搶劫罪的主觀要件。

（二）在以上所述直接證據的基礎上，、以下間接證據可進一步印證各被告的主觀故意。

1、被害人陳述、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

2、事先踩點場所的現場證據即現場勘查筆錄、證人證言、辨認筆錄，證明被告人已按計劃的內容準備工具、踩點，、印證其主觀故意的心理態度。

3、提取的物證：西瓜刀、手機，能證明被告人在預謀時主觀上就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準備，以及積極按照事先預謀實施搶劫行為。

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

（一）作為自然人，被告人王某、徐某主觀上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希望該結果的發生。

（二）對于共同搶劫犯罪，作為共同犯罪參與者，各被告人在主觀上都明知自己的行為是在共同犯意支配下實施的共同犯罪行為的組成部分。

三、各被告犯罪客觀方面的相關證據。

犯罪的客觀方面，是犯罪活動的客觀外在的表現，具體說明某種犯罪是通過什么樣的行為，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即犯罪客體進行了侵犯，以及這種侵犯造成了什么樣的后果的事實特征。

在客觀方面，搶劫犯罪的行為人必須具有對公私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護者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對人身實施強制的方法，立即搶走財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財物的行為。這種當場對被害人身體實施強制的犯罪手段，是搶劫犯罪的本質特征，也是它區別于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最顯著特點。

證明本案被告搶劫犯罪客觀方面的證據有：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證明預謀中及在具體實施犯罪過程中使用暴力方法排除被害人反抗進行搶劫，被告人徐某持西瓜刀壓制被害人阿芳，王某則使用西瓜刀這一作案工具架在孫某的脖子上威逼其交出財物，并在孫某的右手臂上狠狠地戳了一刀，以此威脅其拿錢，后孫某的妻子劉某在李某的威逼下告訴兩人的錢在抽屜里。

（二）、被害人、現場目擊證人、旅社其他服務員的證言。證明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暴力、威脅的手段壓制被害人反抗而強行劫取財物。

（三）案發現場或從各被告人身上或指認處提取的物證：西瓜刀、手機作案工具，以及搜查筆錄、辨認筆錄。

（四）鑒定結論。物證及其附著物上的血型鑒定、指紋鑒定、DNA鑒定、藥物鑒定。

（五）作案工具等物證來源的相關證據：

1、同案犯的言詞證據；

2、證人或同案犯與本案各被告人的相互辨認筆錄；

3、鑒定結論，從來源處提取的同類物及物證所作的同一鑒定。

（六）搶劫現場勘查筆錄及照片。

（七）書證：傷情檢驗，證明被害人的傷害部位、傷口特征與各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所證明的被告人在犯罪過程中的行為及所使用的兇器能否對應。

（八）書證：醫院病歷資料，證明傷情檢驗結論的科學性。

（九）住宿登記的筆跡鑒定。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可以相互印證證明：

（一）各被告人使用了傷害他人的暴力方法相威脅；

（二）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指向的直接對象是被害人本身，而非直接指向被害人的財物；

（三）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和當場取得財物。

四、關于犯罪客體方面的證據要求。

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

搶劫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其行為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同時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往往造成人身傷亡。侵犯復雜客體，是搶劫罪區別于其他侵犯財產罪或者一般的侵犯人身權利罪的主要標志。

證明本案被告人實施搶劫犯罪客體方面的證據主要有：

（一）被害人的人身權利。

1、戶籍證明、身份證；

2、物證，提取的被害人隨身攜帶的物品及其提取筆錄；

3、書證，被害人的傷情鑒定；

（二）被害人的財產權利。

1、目擊證人的證言；

2、被害人陳述；

3、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

4、書證，勘驗筆錄；

5、物證，現場照片。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侵犯了雙重客體，即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

第四篇：證據分析的方法

證據分析的方法

一、證據分析的主體有名義主體和實際主體。民事判決書是以法院的名義制作和送達給當事人的，也加蓋有法院的印章，因此，在民事判決書中對證據進行分析的主體是法院。但是，由于法院是一組織體，其本身不能審理和裁判案件，而是由辦案法官代表法院對民事案件具體行使審判權（含裁判權），故實際上是由辦案法官在對證據進行分析，判決書中的證據分析意見也就是辦案法官對證據的認識和看法。這表

明，民事判決書中證據分析的主體有名義主體和實際主體——名義主體為法院，實際主體為法官。

二、證據分析的對象是在法庭上出示并質證的各種證據材料，包括他們的證據資格與證明力。由于未經質證的證據不得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也不可能成為法官分析的客體，因此，一般說來，當事人質證的對象也就是法官進行證據分析的對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50條規定：“質證時，當事人應當圍繞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針對證據證明力有無以及證明力大小，進行質疑、說明與辯駁。”可見，當事人質證和法官進行證據分析的對象有二：一為證據資格，二為證明力。證據資格是指一個證據材料能夠成為證據的能力；證明力則是指一個證據能夠對案件事實所產生的證明作用，或者說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價值。首先，對證據資格的分析，主要是分析證據材料是否具有客觀性（或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這“三性”是判斷一個證據材料是否具有證據資格的標準。在理論上，一個證據材料只有同時具備“三性”時，才具有證據資格。但實踐中，不具有合法性的民事非法證據，出于利益衡量的考慮，一些國家的法律也賦予其證據資格。例如，美國在刑事訴訟中對非法證據采強制排除模式，但在民事訴訟中對非法證據卻寬容有加，原則上不予排除。日本對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亦大體如此。其次，對證明力的分析，則是按照證據的來源、種類、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等闡述證據有無證明價值以及價值的大小：一是從來源看，以證人證言為例，有的證人是民事案件事實的現場目擊者，其記憶力、道德品質較好，如果讓其作證，則其證言的可信度較高，證明力較強；而有的證人對案情的了解系傳聞所致、道聽途說而來，若讓其作證，其證言的客觀性、真實性則令人懷疑，證明力也大打折扣。二是從證據的種類看，有的證據材料雖有證據資格，但不一定有證明價值，此種材料便不一定被法官采納為定案根據，如有些傳來證據便是如此；理論上認為，原始證據一般要優于傳來證據，直接證據一般要優于間接證據，實踐中《證據規定》第77條也規定原始證據的證明力一般大于傳來證據，直接證據的證明力一般大于間接證據。三是從關聯程度看，一般而言，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度越大，證據對案件事實所發揮的證明作用也越明顯；反之，關聯度越小，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價值也越弱。

三、證據分析的依據多種多樣。法官在分析證據時，如果法律法規、法律解釋等就某個證據問題有明文規定的，可以直接援引條文闡釋其意見，例如，《證據規定》第65條、第67條－77條等條文即可直接用于說明證據資格、證據證明力問題；如果沒有條文的直接規定，可運用相關法律原則、法律精神來分析證據。法官在分析證據時，也可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材料有無證據資格、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分析判斷。此外，在分析某一證據時，法官還可運用其他證據來檢驗和印證。

四、證據分析好壞標準。內容上應該符合三個標準：

1、表達清楚；

2、能表明法官聆聽了當事人的陳述；

3、說理充分。邏輯性上符合二個標準：

1、說明證據資格（“三性”）可采用的依據；

2、說明證明力分析后可采信的依據。

第五篇：單位證明材料證據效力分析

單位證明材料證據效力分析

在審判實踐中，單位證明材料經常被當事人作為證據材料提交法庭，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依據。單位證明材料能否作為證據使用，在審判實踐中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單位證明材料雖然在形式上與書證、證人證言相似，但其不同于書證和證人證言。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單位證明材料不屬于我國法定證據種類的一種，因此不能將其作為證據使用。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證據包括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七種。單位證明材料易與其中的書證和證人證言相混淆，可能被認為是書證或證人證言。但其實不然，首先，單位證明材料不屬于書證。書證是以其自身記載的獨特的內容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它是在訴訟活動之前或者是在與訴訟沒有聯系的情況下形成的，它的形成與客觀事實的發生在時間上具有同一性，書證具有極高的證明作用和價值。而單位證明材料是有關單位出具的用來證明存在某種事實的一種文書，它往往形成于訴訟過程之中，通常是因為訴訟而“證明”，其所證明的事實往往是有關單位依據該單位掌握的材料或者通過調查取證活動而認定的事實。這種事實是經過重構的事實，具有主觀性，其證明力遠小于書證。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單位證明材料與書證不屬于同一概念，不屬于書證的范疇。

其次，單位證明材料也不屬于證人證言。前者是以單位名義、由單位出具的證明某種事實的一種文書，其主體是單位；而證人證言則是由感知案件事實的證人作出的，其主體是自然人，這是兩者之間明顯的區別。此外，證人證言可以通過證人出庭作證進行質證，從而保證其可靠性，而單位證明材料則不能通過有效的質證來保證其可靠性。因為根據我國現行訴訟法的規定，“單位”是絕對不能作為證人參與訴訟的。

綜上所述，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很難將單位證明材料歸于我國現行證據體系中的任何一種證據種類，也就是說，單位證明材料不具備證據資格，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單位證明材料被廣泛地使用，如果完全否認其效力，不符合我國現實的國情，也使審判人員常處于兩難的境地。所以，筆者建議在將來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對單位證明材料的效力予以明確，將其作為一種單獨的證據種類，并規定相應的條件。比如，在形式上單位證明材料上應加蓋單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經辦人的私章或簽名，在內容上載明所證明的事實以及依據并附上相應材料。目前，如果當事人提供單位證明材料作為證據使用，法官應先行使釋明權，要求當事人盡可能將單位證明材料轉換為法定證據種類。比如，單位證明是單位依據其保存的材料而作出的，則可以要求當事人將這些材料作為書證提交。如果是單位工作人員根據其自身的活動或者調查相關人員作出的，則可以要求該工作人員或接受調查的相關人員作為證人出庭作證。在當事人將單位證明材料轉換為法定的證據種類后，法官就可以通過對這些證據的判斷來認定案件事實。在當事人實在無法將單位證明材料轉換為法定證據種類時，審判人員不能將其作為證據使用，而只能將其作為認定事實的參考，結合其他證據來認定案件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