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扭曲的愛：16歲花季少女被汽油毀容[范文]

扭曲的愛：16歲花季少女被汽油毀容

【導讀】真正的愛會帶給雙方幸福，而扭曲的愛是無情的兇器，殘害對方的身心。16歲女孩拒絕二十七八歲男子追求，慘遭對方用汽油火燒。扭曲而又變態的愛，該如何宣泄。

花季女孩的噩夢

近日，在吉林市龍潭區漢陽街某小區內，一名16歲的花季少女遭男子汽油潑身，隨后放火點燃造成女孩全身大面積燒傷，目前仍未脫離生命危險。事情發生后，放火男子第一時間被警方抓獲，目前正在接受審訊。

女孩的父親告訴記者，女兒今年16歲，此前已經輟學。22日16時許，女兒正待在家中，被一名二十七八歲的男子敲開房門后，強行拖拽到停在小區內的一輛車中潑灑汽油，放火點燃。

“我送她們的時候女孩已經被燒得面目全非，簡直太慘了，真是讓人可氣！”據拉乘女孩的出租車司機王師傅介紹，22日16時20分許，他經過漢陽街某KTV門前，女孩的姨媽慌忙地攔下了他的車，與被燒傷的女孩和女孩的母親一起走上了出租車。當時女孩的頭發、臉頰、雙手和胳膊都被燒掉了皮，雙腿、內衣和外衣也有被焚燒過的痕跡。“除了襠部位置，全身幾乎都被火點著了。”

“去醫院的路上聽孩子的母親說女孩是被一名男子潑了汽油后點著的，好像是與感情有關，女孩的母親還認識那個男子。”王師傅說，上車后女孩的意識還很清醒，表示口渴并不停的喊疼。女孩的母親一直在哭，在安撫她的過程中不慎導致其手臂的一層外皮脫落。王師傅見狀，告訴女孩的母親不要再觸碰女孩。

得不到就毀掉——扭曲的人性

原本愛情都是令人向往，有無數動人的愛情傳唱；原本愛情是自愿的，有無數男女自己把握著自己的幸福；原本愛情是自私而又無私的，自私因為排他，無私是因為付出。這些都是真正的愛情，盡管結果不一定圓滿，但都值得去回憶。

而扭曲的所謂的愛根本不能夠稱之為愛，因為沒有為對方去考慮，只是表達著自己內心的訴求。這樣的一名男子，追求不成，因愛生恨，居然下如此之毒手，所謂的愛又有幾分是真。但目前來說這樣人并不是鳳毛麟角。

這些人有些是沒有遭受過挫折，從小一帆風順，自我評價特別的好。自己找不到對方拒絕自己的理由，然后會苦苦相逼，總覺得自己肯定可以打動對方，各項措施都實施后，沒有效果的情況下，其極度的挫敗感會讓其產生怨恨心理，這樣的怨恨會讓其產生報復行為。

還有一部分人是生活在并不幸福的家庭，或者經歷過重大的傷痛，內向孤獨，總希望能夠有一個人可以帶給自己溫暖。這樣的人又是極度固執的，總覺得一旦找到這樣的人，勢必要求對方與自己相守。因為成長經歷的影響，并不能夠有良好的同理心，所以不能夠接受對方的拒絕，這樣的人會對被追求者非常好，卻也非常極端。

這些人都是缺乏責任缺乏愛，這種心理上認知上的扭曲，會讓他們的行為比較極端，都應該在心理醫生的幫助下，解決自己的問題，將創傷修復好，才會有幸福生活的可能。否則，即使成家了，也會在某些時刻爆發出行為問題。

小編短評：

壓抑的人很多，缺少愛的人也越來越多，而這些人一旦成家，將來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有類似的問題。社會的生存說容易也很容易，說難也難，很多人就在各樣的刺激和沖擊下，逐漸的有了扭曲的靈魂，有了怨恨的種子，這些種子總是能夠破土而出，于是產生了罪惡的行為。

第二篇：張維迎+中國企業家的能力被扭曲

張維迎 中國企業家的能力被扭曲 20100801

《意見中國－－網易經濟 學家訪談錄》欄目近日專訪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張維 迎是市場經濟的捍衛者，也是中國爭 議最多的經濟學家之一，如今，他以心平氣和心態宣講市場經濟。

2009年二月，張維迎在亞布力會議上提出“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但是，2009年全世界卻都在救市。一年多過去，張維迎如何看全球大救市？如何 看他埋葬凱恩斯主義的理想？

張維迎教授于近日來到網易演播室，暢談了兩個小時。在這兩個小時里，張維 迎談到他的新書《市場的邏輯》。他希望《市場的邏輯》至少能夠引起人們對流行的經濟學謬誤的懷疑與思考。在訪談中，張維迎對中國經濟形勢、收入問題、腐敗 問題、房價問題、經濟學信念問題等諸多問題提出了見解。他特別解釋了自己為什么對市場這么執著。

在訪談的下半場，張維迎指出，腐敗的根源是權力。張維迎說：“如果一個政府部門擁有的權力特別大的話，你監督它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難，那么這個權力它 就可以用于尋租，肥自己，損害大眾。”“政府去做事帶來的負面問題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多，而好處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少。” 張維迎認為，企業家的責任是創造利潤，利潤是對企業家承擔責任的回報。但是政府干預使得企業家的行為發生扭曲。企業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創新和創造利潤 上，而是放在和官員搞好關系上。“因為你政府的權力干預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資源，只要你控制資源，就有人來?搗鼓?你，有人動這個心思，這樣就 使得企業家的能力、配置發生了錯誤。”張維迎告誡企業家：“也許你短期看是這樣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長期幫你的忙的，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做好自己的事。” 張維迎認為經濟學家的責任是為市場經濟辯護。他說：“當你是經濟學家的時候，責任是這個，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就是因為有好多經濟學家不去承擔這個 責任。”他認為，經濟學家最重要的品質是堅持理論的徹底性和邏輯一致性、堅持說真話，不搞機會主義。“你的理論不徹底，不透徹，可能貽誤了這個社會，而不 是幫助了這個社會。”

《意見中國》特別說明：由于張維迎教授訪談時間長達2小時，談到很多重要觀點，故特以上、下兩期呈現。

以下為下期訪談實錄：

權力與干預導致腐敗

網易財經：從經濟學上看，腐敗的根源在哪兒？

張維迎：權力。農民沒法兒腐敗，不是農民覺悟高，是他沒有權，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如果一個政府部門擁有的權 力特別大的話，你監督它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難，那么這個權力它就可以用于尋租，肥自己，損害大眾。所以凡是有權力過大的地方一定是腐敗得更嚴重。

如果我們調查一下中國各個部門，我們用一個概念叫含金量，一個權力的含金量有多大。“含金量”大的機構腐敗一定最嚴重。比如現在我們看到的好多交通 局出問題，為啥呢？現在高速公路的建設投資太大，如果沒有這些公路建設，那么這個部門就腐敗不起來。

還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看起來好像是挺好的，實際上它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導致了腐敗。像我在書里面有一章談到的就是關于《反壟斷法》的憂慮。反壟 斷大家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看看郭京毅這個事情發生以后，《反壟斷法》的好多東西變成來執行這種政策、法律的人的謀私的手段了。

好比一個生產鉛筆的人、生產打火機的人，他的資產也可能很大。我知道中國有一個生產假發的企業也做得很大，國際市場上讓它占了百分之幾十了，你去反 壟斷它干嗎？好多的政策也許出現的初衷是好的，所謂改進效率，促進公平啊，但是最后本身一定會變成腐敗的根源。而腐敗本身又導致了更大的不公平，不僅是不 公平，是不公正，這個正義比一般講的公平更重要。現在我們有一些廉租房，或者是平價房之類的，不也是變成腐敗的一種了嗎？現在查出來好多地方的官員利用所謂平價房拿到土地，然后給自己蓋豪宅。就是 說，這些你是防不勝防的。從這一點上說，政府去做事帶來的負面問題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多，而好處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少。

政府干預扭曲了企業家的行為

網易財經：您以往常常為企業家呼吁，為此還遭到很多的辱罵和攻擊，這兩年您認為企業家的處境有什么變化？你還會 繼續為他們疾呼嗎？

張維迎：其實我們需要呼吁的是建立一個公平的、讓每一個人都發揮才能的環境。應該說這兩年我們有一些方面是惡化 的，特別是有一些國有部門，借著它擁有的壟斷權力擠壓民營企業，包括強迫收購。你就只能賣給我，如果不賣給我，我一定搞死你。因為它控制著行業，有壟斷的 位置，就是這個路我把持著路口，你不交錢就不能過。像這次山西的煤炭整頓事件，我覺得這應該也是中國市場化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挫折。

我們尤其要看到，如果政府不遵守基本的協議，怎么讓老百姓遵守？在這種強買強賣，名義上說是有補償，實際上是不補償，這個問題的后果非常非常嚴重。這樣下去的話，大家看現在民營企業家移民的人更多了，形成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移民就是買一個保險，不是說他就不回來了，而是萬一出事兒了，他可以有一個 地方躲起來。我覺得這些首先反映出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發展是不太好的。如果我們這些企業家能夠把心思都好好運用于創新、用于市場的推廣、用于研發，肯 定比把心思、時間都花在出國辦手續、去探親這些事情上要好吧。

網易財經：但是確實也有很多企業家也希望政府救市，他們希望自己也被拯救，對這些企業家您想對他們說什么？

張維迎：每個人都一樣，每個人都想從別人那里得到好處。市場的法則就是你想得到好處，就要做事，創造出價值來。政府拿出公共資源以后，好多企業家的行為就扭曲了，扭曲到什么程度？本來他應該去創造價值，可是他現在去分配價值了。不是把自己的產品做好，讓消費者更喜 歡，然后獲得利潤，而是想辦法把政府搞定，獲得利潤。這就是因為你政府的權力干預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資源，只要你控制資源，就有人來“搗鼓” 你，有人動這個心思，這樣就使得企業家的能力、配置發生了錯誤。

我的告誡就是：也許你短期看是這樣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長期幫你的忙的，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我說企業家跟我們每個人一樣，有時候經受不起短期的誘惑，但是記住：決定你真正的長期生存的，還是你創造價值的能力，而不是你分配價值的能力。

網易財經：您曾經說過“企業家的責任就是追求利潤”，很多人對這個觀點很排斥，在這里您能再闡述一下這個觀點 嗎？

張維迎：其實如果大家看我的書的話，應該更明晰一些。好多人可能沒有完全理解透這句話。當我們設計這個利潤的時 候，本身就是要一個責任制度的。誰有能力賺錢？只有能力承擔責任的人，才有能力賺錢，這是我講的最本質的東西。

一個成功的牛奶公司要賺錢，要為多少人承擔責任？首先我們看，奶農、奶站，甚至前面的飼料，你都要承擔責任，你的內部員工、銷售渠道，任何一個環節 出問題都可能毀掉你。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擔責任，才能賺多大的錢。你的企業做得越大，意味著你的責任越大。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說，當然我們利潤這個制度是 人創造的，不是天生的，我們為什么創造它？我們把每個人的責任都分清楚。

我們讓一部分人免除責任。老板給雇員買保險，你只要好好干，市場風險不要你承擔，我承擔。然后我們在宏觀的角度來看，利潤就變成了衡量這個企業—— 我說的是大部分的情況——衡量這個企業是不是真正完成了這個責任。你虧損，連基本的工人工資都付不了，那你盡到什么責任了？你不可能盡到責任。你連資本的 資源價格、地租、利息都付不起，這就是你浪費了社會資源。只有你把所有這些都付了以后，剩下的東西，那你剩的越多，說明你比別人干得越好，創造價值越大。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條件。比如我們還有壟斷企業，它賺錢多也不等于它一定貢獻大。賺錢多意味著它從消費者那兒拿的、剝削的多。

再回到我在書里一開始講的，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是什么？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讓別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讓別人幸福，你自己就沒法兒幸福。一個企業不 能讓消費者感到滿意，你就不可能賣出去東西，那你有什么利潤可言？一個老板，如果不能讓員工滿意，那這個老板也是當不長久的，企業也是不可能做好的。

現代經濟當中，只有一個機構可以達到不需要讓別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哪個機構呢？就是政府部門。為什么？你看企業要獲得收益是用價格，政府獲得 收益是用稅收，稅收是強制性的。任何一個東西一旦強制以后就沒有必要讓別人幸福了。

這又回到最根基的問題，就是自由。市場的這些運行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計劃體制不僅是不讓別人幸福，而且反倒是讓任何人追求自己有幸福，只有把別 人搞得很慘，只有讓別人感到不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這就是很糟糕的體制。

堅持市場信念不怕被攻擊

網易財經：去年全球都在救市的時候，在中國只有您和許小年等少數的經濟學家反對救市。如果有人問：“難道說 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經濟學家都錯了，就你們幾個人對？”您會怎樣回答這樣的問題？

張維迎：我想人們的決策其實有兩個因素，第一個是知識，另一個是利益。在倡導救市的凱恩斯主義里面，這兩個因素 都有，一部分人是屬于知識問題，因為他們不明白道理，另一部分人是因為利益。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了，因為誰能拿到政府救市的錢，誰就能得到好處。所以那個 時候中央分錢，各地派高級官員——副省長、計委主任都來，等在門口要錢。大家就像搶東西一樣，都不想落后。

我們看到的聲音一定會是贊成的多，因為反對的人不發出聲音的，贊成的人因為的利益太大，他就會發出這個聲音來。

網易財經：您最近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說，如果有人給您10億元，您也未必會寫一本反市場的書，您對市場的信念為 什么這么執著？

張維迎：這個人呢……人們總是追求幸福，有的人認為有錢就是幸福，有些人覺得有名就是幸福，有些人覺得有權就是 幸福，不同的人對幸福的理解都不太一樣。但是我想人還有一點，就是人們追求一種對知識的渴求。人類的好奇心和他對真理的追求也是人一個很大的滿足。

我想很多科學家并不富有，他仍然能夠自得其樂，就是一種實現感。當我們覺得自己能夠認識世界的復雜現象的時候，就是有一種愉快。對我來講我覺得這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網易財經：您說過經濟學家的責任是捍衛市場經濟，但是我們看到很多經濟學者，他們并不捍衛市場經濟，他們還為政 府干預唱贊歌，但是他們得到了很大的利益，還得到了老百姓的贊同與贊譽，面對這樣一種情況，您從來沒有想過要改變自己的原則嗎？

張維迎：每個人都不一樣。我剛才已經說了，其實我都很理解每個人的處境，各人有各人的追求，我們不能用自己的偏 好去強迫人家。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行為方式，我覺得這樣快樂，這樣幸福，這樣愉快，那我就這樣去行為。

網易財經：但是您說的是經濟學家的責任，而不是您個人的責任。

張維迎：是啊。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好多的角色。作為經濟學家就是你的一個職業角色，但你還是一個普通的人啊。當你 是經濟學家的時候，責任是這個，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就是因為有好多經濟學家不去承擔這個責任。

網易財經：只是您個人認同這種責任？

張維迎：那當然了。

網易財經：您自己為什么非要給自己加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責任？又沒有誰要賦予您這個責任。張維迎：你怎么能說我吃力不討好，你憑什么概念說我吃力就不討好？我覺得挺好，所以這就是每個人的判斷不一樣。

網易財經：因為您遭到很多攻擊嘛。

張維迎：攻擊……不一定。你也可以這樣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寧可讓人攻擊，也不愿意說那些自己認為不對 的話，就像我剛才講的，這是一個偏好。我們如果說什么話都是按照有多少人同意的角度來說，這就沒有科學了。

網易財經：您有沒有覺得由于您這么堅決、徹底的反對政府干預，使得您在官員或者經濟學圈中在漸漸的被邊緣化，有 沒有這種感覺？

張維迎：沒有。而且你應該相信，人們會越來越認識到，堅持市場體制、繼續改革的重要性的。尤其是作為學者來講，必須要看得更長遠一點。知識的競爭、思想的競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我們每人都想整天站在舞臺的中央，你是演不好戲的。演戲的人一定要有好多的準備，所 謂“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學術也是這樣的。你老想站在舞臺的中央，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網易財經：您的新書《市場邏輯》，您對它說服更多的人有多大的信心？

張維迎：我相信這個說服有時候不一定是完全的。好比你原來堅持一種觀點，我能說服得你對自己原來的信仰半信半 疑，這也是一種說服。這本書如果對我們現在習以為常，大家熟視無睹、認為理所當然的，其實在本質上是錯誤的東西，能夠重新反思它，這樣我就很滿足了。網易財經：如果這次政府救市徹底失敗，您覺得人們真的會回到奧地利學派的觀點上嗎？

張維迎：有可能，但還不一定。因為掌握資源的人的任何一個失敗都可以說成是別人的失敗，不是自己的失敗。所以這 個東西并不是一個完全透明的、公平的競爭。就像我們一個單位一樣。單位有權的人，別人有成績了他都攬在自己身上，有錯誤了他都說是別人的。外界的人不知道 啊。當然內部的人可能知道。所以只有一部分人能鬧明白，大部分的人都鬧不明白。我在書里講了，其實好多我們現在認為市場上的這些問題，本身其實是政府給它 搗鼓出來的，就像“賣拐”一樣。經濟學者不能奉行機會主義

網易財經：您是在牛津讀的博士，但是這個學校并不是很徹底的支持市場，在您回國以后，國內的經濟學圈里面絕大多 數的人也是或多或少的支持這樣那樣的政府干預的，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您卻變成了一個很徹底的市場經濟的支持者，是您自己的什么特點使你能夠跳出這種環境的 影響？

張維迎：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猜想可能我是追求理論的徹底性、嚴格的邏輯推理。尤其我們對人有一些基本的假設，然 后我們在這個情況下去分析，我們能夠把問題看得更透一點。我不太愿意在探討一個問題的時候淺嘗輒止，鬧一個大體上明白點。這種“半夾生飯”的理論，經常使 你像墻頭草一樣，一會兒說這個，一會兒說那個。只有徹底的理論才能經受起時間、歷史的考驗。網易財經：您曾經寫過一篇很深情地回憶母親的文章，能談談母親對您的影響嗎？

張維迎：我母親對我的影響主要是做人的影響，她從小告訴我什么是該做的，什么是不該做的，這也是一個案例教育。她遇到好多別人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但是她終身都是一個善良的人，這個我覺得非常的難得。我母親也是一個很愛面子的人，她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個好的 口碑，我想在這一點上對我的影響就非常非常大。

網易財經：在您經濟學的學術生涯中，受誰的影響最大？

張維迎：其實人的一生當中會受到好多好多人的影響。我現在回憶一下，在高中畢業的時候，我的政治課老師送給我一 本書就是《政治經濟學》。我自己當時也不知道未來會學經濟學。我上了大學以后，我西北大學的老師何煉成教授，我覺得他對我的影響很大。他是一個給學生充分 自由和鼓勵學生創新的老師。我在他的指導下讀研究生，在4年的大學本科里，他給我們上經濟學，首先他鼓勵你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同意他的觀點，不 需要同意書上的觀點，這些對我影響很大。

再接下來對我影響大的就是茅于軾教授。我 在1982年的時候就認識他了。我對市場的一些理念、理論，好多東西都是通過跟他的交流從他那兒學的。另外他對我影響很大的一點還包括做人的責任心，這個 坦率來講我們今天是做不到他那一點的。這是現在我也感到很慚愧的。他那樣的人物可以為我們做好多小的事情，而我們有時候可能做不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在努力 去做。我在牛津，去見我的導師，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他的辦公室也是很亂的。那時候他還沒有獲諾貝爾獎，但是大家就認為他名氣很大。他每天，甚至在我們學 員吃飯的時候，大家都會討論一些學術性的問題。我想對我們中國人來講，我們非常需要克服的就是浮躁，包括我們學理論，經常急功近利，我想馬上拿到一個東 西，就去運用它，然后為社會創造多少價值，這個時候急功近利恰恰是要不得的。你的理論不徹底，不透徹，可能貽誤了這個社會，而不是幫助了這個社會。你看我們好多從西方引進的所謂理論、主義，最后都變成這樣的了。就是你沒有吃透它，究盡它的邏輯、它的背景，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工具，來生硬的運用 到中國，我們吃了太多的苦頭。這也是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真的還是應該把好多理論搞透徹。在理論方面不能太實用主義。政策方面可以實用主義，理 論方面絕對不能實用主義，太實用主義以后，一定會遭到報應、報復的。

還有一些東西，我最近在我們學院的畢業典禮上有一個講話，這個講話其實是我在講自己的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故事我相信對我們做人會有一些啟示，同時 對我們理解理論也有一些啟示。這個故事講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有一棵杏樹，從小這個杏樹一開始開花我就開始等著吃杏，每天放學以后老去摘著吃。在 我的印象當中我們家的杏一直是苦的，酸的。為什么呢？因為這個杏還沒有熟的時候我就把它吃光了。我上大學之后，第一年回去，我母親端上來一盆杏。我說怎么 這么好吃，誰家的杏？我從來沒吃過這么好吃的杏。我母親說這就是我們自家杏樹的杏。哦，我才鬧明白，因為我在農村的時候，我的著急使得這個杏從來沒有熟透 我就把它吃了，所以在我的腦子里它從來都是酸的，因為我沒有等到這個時機。

我想我們做人、做理論，也是這樣的。包括市場，好多時候，我們沒有等到這個時間，沒有讓它真正的發揮作用，我們中間就把它掐死了。

網易財經：您最欽佩大陸哪位經濟學家？

張維迎：當然我還是覺得茅于軾教授真的是最讓我敬佩的。不僅僅是因為我從他那兒學到好多東西。他其實作為一個學 者的品德，讓我高山仰止，這些確實是讓人非常非常的敬佩的。而且到現在為止，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學習，還在不斷地提升自己。

我們還有好多老前輩，其實我在這兒不想點名，就是因為掛一漏萬的事兒總是免不了，但是我們現在的人特別要理解，在不同年代里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 人的功能，它不一樣的。

比如我們在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代初，那一些人探討的東西，我們現在看來可能是常識了，但是沒有這些人的探討，當時又沖不過這 個思想的禁錮，改革就很難起步。包括按勞分配問題的探討，現在這對大家來說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但是在那個時候因為“四人幫”在文革期間說大家要實行共產 主義、按需分配是先進的，按勞分配一定產生資產階級，所以對按勞分配這樣一個問題的探討，都會對中國的進步發生很大的影響。而那個時候的厲以寧教授對股份 制的探討，現在大家也認為是很自然的事兒了。我們現在不僅是股份制，還有上市公司，已經談公司治理結構了。在那個時候，我覺得真的是相當相當了不起。

有一些人可能擅長理論研究，還有一些人擅長把這些理論的東西變成一種政策，這也很重要。社會需要溝通。當年的領導人之所以接受了一開始是有計劃的商 品經濟，后來接受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后有多少經濟學家的功勞？有時候就是為了編一個說法，但這個說法對中國影響很大。你現在回過頭來從歷史上來看，我 們這個國家毛病就在這個地方：我們大量的資源、精力、時間花費在編說法上。什么時候我們不需要編說法了，我們就可以很直白的表達自己的時候，這個國家就可 以釋放出更多的資源來用于創造。

網易財經：您認為經濟學家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

張維迎：這是個太大的題目，但是我想經濟學家和每一個科學家的品質都一樣，追求真就是最重要的東 西。在科學上是不能打折扣的，在思想的表達上也是不應該打折扣的。所以搞科學、搞

經濟學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沒有勇氣的人我想你就不要做這個事了。如果做 了這個事兒可能反倒會貽害別人。

網易財經：經濟學家最惡劣的品質是什么？

張維迎：最惡劣的品質就是機會主義，不再認真地追求真的東西，不再按照科學的精神表達意見，而是討好別人，嘩眾 取寵，這個我覺得很糟糕。

第三篇：秦暉：交易費用理論在中國被扭曲[定稿]

交易費用理論在中國被扭曲

來源：網易—新聞2008年2月15日（來源：千龍網）

作者：秦暉

據說最近經濟學家遭受“道德批評”的問題變得十分突出。而許多批評又與“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有關。其實這后面一種關系，在發達國家中與在我們這里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在他們那里，這種關系說的其實是公平競爭的后果如何控制：有競爭才能出效率，但競爭就得分輸贏，輸贏的結果就不平等。輸贏都一樣，還有什么競爭，沒競爭怎能有效率？于是就有了效率與公平(其實就是競爭與結果平等)的矛盾，有了贏家不能通吃之說。

但是對于原始積累過程中的我們來說，公平競爭并非既有的前提，其本身還有待人們去爭取。因此我們首先面臨的不是贏家能不能通吃的問題，而是權家能不能通贏的問題。權家通贏的“競爭”規則不平等，過程不公正，機會被壟斷，因而是不公平競爭，或曰“偽競爭”。這樣的“偽競爭”一般認為是損害效率的，至于破壞公平那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根本談不上什么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我主張“公正至上，效率與公平皆在其中”，就是就此而言。

過去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說法，在西方或許會被理解為自由競爭優先，兼顧社會保障。但在中國，這話常常被理解為權家優先，連形式公平(所謂規則公平或競爭過程的公平)也只能“兼顧”而已，這問題就大了去了。所以我向來不認為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來說明中國的問題在一個時期是正確的，而現在似乎過時了或不正確了。恰恰相反，我認為這個口號提得太早：我們本來應該先以“公正至上”來消除“權家通贏”之弊，然后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才可以講效率優先兼顧社會保障。而我們如今是權家通贏繼之以贏家通吃，或者干脆就是權家通贏導致了贏家通吃，結果反過來卻給了權家以借口，使他們可以打著反對贏家通吃的旗號謀求進一步擴張權力、操控市場，使中國面臨“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正”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的威脅。

這樣的狀況當然首先是體制的問題，我國的學者，首先是經濟學者并沒有造成如此循環的神通。但是今天反思起來，經濟學界是否有為“權家優先，連形式公平也只能?兼顧?”制造“理論根據”的現象呢？我以為不但有，而且這個毛病不但發生在如今頗招物議的所謂“主流經濟學”中，在動輒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所謂 “非主流”中也存在。其突出表現，就是過去一段時期在我國經濟學界的“左”“右”兩翼中都頗為流行的、對“交易成本”理論的濫用與誤用。

交易成本、或曰交易費用學說本身并不是為權家張本的。但在中國的土壤上，這些年卻發展出一種用強權手段來降低“交易費用”的說法。“左派”用它為強權下的化私為公辯護：據說國家與無數分散的小農打交道“交易費用太大”，于是搞統購統銷和集體化就是“降低交易費用”之舉。“右派”用它為強權下的化公為私辯護：處置公產搞“公共選擇”也是“交易費用太大”，最好我想怎樣就怎樣，我想把公產給誰就給誰，工人說趕走就趕走，土地說圈就圈了。不許你們討價還價就可以“降低交易費用”，而 “降低交易費用”就可以達到效率最大化。這就不是應不應該搞福利的問題，而是應不應該制止搶劫的問題；不是照顧不照顧弱者的問題，而是搶劫不搶劫弱者的問題了：兩個人做買賣討價還價太費事，干脆我掏出刀來把你搶了不就“降低交易費用”了嗎？

據說降低交易費用之說來自“科斯定理”，這個定理成不成立另說，但是科斯談的并不是我們的問題。科斯認為企業這種組織的意義就在于減少交易費用。但是他并沒有說用勞改營來減少交易費用。企業本身是自由契約組織，不是勞改營也不是奴隸莊園。所謂企業降低交易費用，意思是說整合化的交易比分散交易費用低，不是說“不準交易”或剝奪交易權利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如果是后一個意思，那科斯何必講什么企業？奴隸制不是更能“降低交易費 1 用”嗎？在科斯那里，保障交易權利是理所當然的，無須特別贅述。但在我們這里它并非理所當然，搞不好就變成借口降低交易費用來剝奪交易權利（主要是弱勢群體的討價還價權利）了。不是有人就明確說：工會會增加與工人打交道的 “交易費用”，所以在中國不能講勞工權利，甚至“奴工制”也是中國的“優勢”，取消不得？還說國家與眾多小農打交道“交易費用太大”，所以需要統購統銷、集體化。統購統銷就是剝奪農民的交易權利，集體化則是連農民的生產自主權乃至人身自由權都取消了。當時這么搞有某種歷史原因，要為之辯護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說是為著“降低交易費用”，那倒不如直接說古拉格群島最能降低交易費用，因此比科斯扯的什么企業更有存在價值了。

更有甚者，以強權的觀點理解“費用”的解釋還走火入魔，從不許弱者討價還價以降低“交易成本”，發展到剝奪弱者的生命權利來降低“信息成本”：前年一位經濟學者提出 “對中國古代連坐、保甲制度的經濟學解釋”，認為什伍連坐、株連九族之類的酷法符合“現代激勵理論”，是“小政府”節約“信息成本”來進行統治的成功辦法。而過去人們把這些酷法批判為“殘暴、落后”，則似乎成了過時的陋見。根據這樣的邏輯，只要不搞福利，就是“小政府”，哪怕他殺人如麻，也不過是節約“交易費用”的一種方式。“經濟學解釋”靈通到如此地步，也真讓人嘆為觀止了。

在中國講“交易費用”還有另一種扭曲：科斯本來講的是降低全社會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只為“交易”的某一方、強勢一方降低“買價”。然而在我們的一些著述中，沒有工會，老板可以任意壓低工資，這就叫“降低交易費用”，有了工會，老板要多掏錢，就是“交易費用增大”了，科斯有這么說話的嗎？從工人的立場看，有了工會不是恰恰降低了他們跟老板博弈的“交易費用”嗎？如果同一件事從不同立場看其“交易費用”的大小相反，那“交易費用”這個東西還有什么確定性，還怎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學術概念？當然科斯講的根本就不是這回事。他講的“降低交易費用”既不是給老板節省工資，也不是給工人節省勞動，如果在勞資關系上使用這個概念，它只能指降低全社會維持勞資關系的總成本。其實從全社會觀點看，工會這種集體談判方式與企業這種契約整合方式一樣，恰恰是比無組織的工人各自與老板進行非理性抗爭（如當年英國工人破壞機器的“盧得運動”和我國近年屢屢發生的職工殺害老板事件）更節約“交易費用”的辦法。

同樣，所謂集體農莊可以“降低交易費用”的說法也是很荒唐的。從官府立場講統購統銷加集體農莊可以壓低糧食收購價，甚至從瀕死的饑民口中廉價地奪走活命糧，它在這方面的“效率”人們的確是領教夠了，但這能叫“降低交易成本”嗎？如果從農民的立場看，他們為這種“交易”付出的“成本”還不夠慘重嗎？所謂 “農戶太分散國家很難與之逐一交易”也是個偽問題：世界各國的農業不管現代的還是傳統的，就經營單位而言大多數都是家庭農戶，而不是科斯所謂能夠降低交易費用的“企業”——大農場。不管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搞大農場的不是沒有，但的確不多。那么“交易費用”怎么降低？只要有經常性的交易要求，人們自然會演進出某種組織來整合交易、降低“費用”：可以是聯合談判組織——農民協會，可以是自由合作社、公司加農戶，甚至是傳統的村社與家族，而在條件適宜的地方也會出現科斯講的那種“企業”化農場。但有一點：即人們必須是自愿而非被迫地結合為這種組織。就像科斯說的企業（自由契約組織）——而非奴隸制——能夠降低交易費用一樣。

而按我們某位學者的說法，組織化對“交易費用”的影響卻可以有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官辦集體農莊不用說是比自由小農更能降低“交易費用”的，可是農民如果自己組織成農會，那交易費用似乎反比他們一盤散沙時大得多——據說印度經濟之所以不如中國，就是因為他們的工會農會太強大了，因而極大地增加了強勢者與工農打交道的“交易費用”（說的明白些就是組織起來的弱者最不好欺負）。而與一盤散沙的小農打交道的“交易費用”如果還不夠小，把他們趕進古拉格式的“組織”里“交易費用”就更低了（想怎么欺負就怎么欺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該學者還真引了一句俄國農奴制下的諺語來說明這個“道理”：“放一群牲口當 2 然比一頭一頭地放更輕松”！原來其心目中“降低交易費用”就是剝奪人的自由，將其圈進“畜群”里！如果圈不進，那就只好多付一點“交易費用”，“一頭一頭地放”吧，但千萬不能讓那些人自由地結成“人群”，否則那“交易費用”就會大到不得了了！

有趣的是，在中國持這種主張的人有的居然屬于所謂“新左派”。他們最喜歡大罵“新自由主義”。可是偏偏他們又最喜歡把“降低交易費用”這個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命題”掛在嘴邊——眾所周知，堅決反對福利國家、主張自由市場原則可以擴大到原來被認為不宜的外部性領域的科斯，應該算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吧。當然，筆者決無意因此把“新自由主義”這頂帽子倒扣在他們頭上，因為他們確實說的與科斯不是一回事。盡管科斯的某些說法也不能成立，但至少農奴制思想、搶劫思想他絕對是沒有的。換言之，中國的有些“新左派”其實比科斯這樣的“右派”還“右”得多。

可見，不管“左”的還是“右”的理論，傳進中國后都可能發生多么可怕的扭曲！就交易費用理論而言，本來它適用的前提有兩條：第一，交易費用理論是以承認合法交易權利不可剝奪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費用”只能通過整合契約的自由人組織、而不能通過以強權剝奪人們合法交易權利、只許逆來順受不許討價還價的方式來達致。第二，所謂交易費用是全社會為進行交易活動付出的運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價格，不能把這個概念用來給單方面為某一階層（尤其是強勢階層）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據。我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論，但如果違反了這兩條，那就是歪曲了這一理論，科斯是不能對此負責的。

總之，中國的經濟學家的確應該反思，但決不是僅僅應該單向地反思什么新自由主義。如今社會上對經濟學家的“道德批判”似乎很熱，對此應當怎么看？很簡單，以“道德批判”來解決學術問題顯然不對，猶如讓“公共輿論”來評價科學家一樣。如果實行“全民選舉教授”，大學一定垮臺。中國過去這方面的教訓很多，如今也的確存在這種危險——尤其在把經濟學反思變成對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單向大批判時。

但是另一方面，現在許多學者，尤其是經濟學者除了純學術研究者（他們其實很少受到“道德批判”的困擾，當然他們在社會上，而不是在專業圈內，也沒有多大名氣）外，不少人還扮演著影響公共政策的經濟幕僚或策士角色。這種角色本來不僅無可非議，而且在今天這個轉型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講，提出對策比建立理論更重要。但人們應當認識到的是，學者與策士從根本上講是兩種不同的思想活動：對策研究要以“可采納性”（注意：不是“可行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納，仍屬徒勞）為基礎，而學理上的邏輯性相對來說倒是次要的。高明的策士可以對不同的決策者提出不同的可采納對策，而這些對策在學理上是否嚴謹，邏輯上是否一以貫之，倒屬無足輕重。但轉軌經濟學作為一種學理，則應當強調理論邏輯的自洽，以求達到認知上的進步，至于這理論是否為決策者嘉納，反而不必考慮。同樣道理，這些學理是否受到公眾歡迎，也是不重要的。

然而一項公共政策就不同，是否為決策者嘉納很重要，而是否受到公眾歡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幕僚與決策者一樣，由于其活動的公共性而成為公共人物，也因此必須接受公眾批評，乃至公眾的 “酷評”。不僅是所謂“道德批判”，即便是道德上并非不偏不倚無懈可擊的、帶有特定利益訴求的批判，他們也必須耐心傾聽。尤其在代議政治并不發達的體制中，多元化利益訴求不能體現為議會辯論，能反映在公共輿論上也算是一種彌補。合格的策士重視這種公論猶如重視議會辯論一樣，應該是一種基本功。

遺憾的是，我們的一些學者在扮演策士角色時，一方面正確地非常重視“可采納性”，并且常常為此犧牲了學理上的邏輯嚴謹（前述對于“交易費用”那種牽強附會的亂用就是典型例子）。然而另一方面對公眾輿論，尤其是對關于公正性的批評卻非常漠視，乃至蔑視。他們以堅持學術性為這種蔑視尋找理由，但在他們為“可采納性”而犧牲學術嚴謹時，這種理由已遭破壞。事實上，一些人重視“可采納性”而輕視公論的對比如此鮮明，以至于他們有時并不以學術性、而是直接以“可采納性”來拒斥公眾輿論——聲稱自己的主張已邀圣準，而指責批 3 評者以“反政府”之罪。然而當其口出此言時，學術獨立性的大話已經不好講了：學術性固然應該獨立于公意，但學術性難道就可以依附于上意？本來這也不必苛責，因為一個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改良、妥協中求發展的社會是需要策士的，而作為策士不能以純學者來要求，對他們而言為“可采納性”犧牲學術性是可以理解、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被同情的。然而這就要以其所提供之策的公正性為前提，因此他們也就必須重視社會上對自己的“道德批判”，而不能傲慢地以純學者自居把這些批判不當一回事（同時又太把“可采納性”當一回事）——當然，所謂重視不等于認同，他們完全可以在道德與公正性方面為自己辯護。

所以盡管一人兼二任、既當學者又當策士是可以的，而且學者當策士總比不學無術者亂出餿主意好吧，但是他具體做某件事、寫某篇文章時可要想好：他可以今天寫一篇學術論文，明天寫一篇奏折。但是不能把同一篇文章既當學術論文又當奏折。盡管學術論文有時也能作用于決策、影響社會，但這應當并非初衷。學術文章的初衷只能是產生知識增量，因而不能為“可采納性”犧牲學術邏輯。而作為奏折就不能這么要求。但作為奏折既然其初衷就是為了形成公共決策及影響社會，當然就不能回避公論而只考慮“可采納性”，更不能在公論面前擺學者的架子。

顯然，如果說“全民選舉教授”是荒唐的，那么“策士漠視民意”至少同樣荒唐。作為學者不能無視學理邏輯，作為策士不能不講公正與道德。而且，在我們如今體制下學者兼策士的人們中，對這兩種規則的違反常常同時發生，并互為因果——先為過分追求“可采納”而犧牲學術邏輯，又因只顧“可采納”而漠視公平。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這兩種弊病并不僅發生在某一“主義”的經濟學家中，那些如今熱衷于斥責所謂“新自由主義”的人中，許多人上述兩種弊病并不比被其批判者少。

第四篇：北大畢業生打罵親生父母 被壓力扭曲的靈魂

北大畢業生打罵親生父母 被壓力扭曲的靈魂

近日，一則北大畢業生打罵親生父母的新聞吸引了人們的眼球，新聞中稱這位北大碩士畢業生廖某不僅對父母破口大罵更是動起了拳腳，甚至罵自己的母親是豬，“老家伙怎么不撞車去死”，而面對記者的采訪，廖某以“家庭矛盾”四個字回應，并稱“你們還要管啥，(我和父母)反正都這樣了，無所謂了”。詳見本網報道《北大畢業生毆打親生父親 罵母親“是豬”多次抽耳光》

我們先不去管事件背后有何緣由，也不管孰對孰錯，單是打罵父母這種行徑，就是可鄙的。父母之恩一生難報，怎么能忘恩負義打罵父母?此等行徑可恥可悲。筆者難以想象廖某在第一次毆打自己的母親時心里是如何想法，而破口大罵母親“是豬”、“怎么不去死”的時候又是如何想法，面對著生你養你一輩子勤儉供你讀書的父母，是如何下得了手開的了口，怕是果真如網友所言“良心被狗吃了吧”。

據報道，廖某曾就讀于天津財經大學、北京大學，現在又在深圳有著體面的職業，但披在這層體面外皮下的內心為何如此丑陋?黃香九歲就知為父暖床，王祥臥冰為母取魚，他們的孝感天動地。年歲尚小、境況貧苦的他們都知道孝敬父母，為什么這樣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社會地位體面的人，卻能干出這種打罵父母的事?個中原因的確需要深思。

我們必須承認，除去那些所謂的“二代”，廖某所代表的這個年輕人群體，確實面對著社會的巨大壓力：學習壓力、工作壓力、家庭壓力，以及經濟壓力。廖某先后在天津財經大學和北京大學就讀，應該說兩所學校都可以算是一般意義上的“名校”了，而越是在名校中學習的孩子，往往越會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在職場中，為了謀得一席之地，總不免低聲下氣上下迎合，還得隨時面對同行的競爭;家庭內部夫妻之間的不合，無疑對人的心理產生更為惡劣的影響。而最嚴峻的，也是最難以克服的，還是巨大的經濟壓力。且不說大學畢業生能拿到多高的工資，單是一個房價，就足夠讓初涉社會的大學生們為之奮斗30年，再加上養育孩子又要賠上20年的辛苦，“房奴”、“孩奴”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幾乎可以扭曲一個人的個性。

同時，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待人接物都很溫和的人卻多次出手打罵父母，不禁讓人為他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狀況擔憂。一直以來，在這個特有的應試教育下，我們被灌輸最多的便是學習、成績、名校、好單位、高工資，而心理健康問題便被扔到了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落。然而，掛著高學歷的頭銜下犯錯甚至犯罪的年輕人并不少見，機場刀捅母親者有之，不堪壓力自殺者有之、動輒便家暴打罵妻子兒女者更不在少數。我們需要高材生，但是我們更需要一個身體心理智力各方面都健全的高材生。不然，就如那位鄰居張女士所說“書給狗讀了，也沒教育他孝敬父母”。

不久前，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一項調查顯示，用人單位對大學畢業生心理素質的滿意度排在倒數第二位。想要減少或是避免類似這種名校畢業生打罵父母的事件，解決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問題實屬刻不容緩，不僅是教育方需要注意的問題，個人本身也需時刻反省，對自己有全面正確的認識，合理地釋放壓抑的情緒。不然，有了心理疾病而不自知，做出些有違綱常倫理的事來才追悔莫及。不管怎樣，希望廖某的悲劇可以為在社會中拼命的年輕人們敲響一個警鐘，要學會自我減壓、保持個人心理健康

第五篇：公務員考試時政新聞：被濫用的“選美”與扭曲的價值導向

選美,在古代等于皇室選妃,現在則成了一項商業活動。商業化,意味著“平民化”,選美越來越“飛入尋常百姓家”了。于是,有人提出“美女經濟”的概念和命題,啟示人們靠美女賺錢,甚至搞活經濟,把美女當成商品大規模地推向市場。

其實,商業化還不能概括現在近乎無處不在的選美活動。比如5月4日,在沈陽,第十二屆全運會搞了個首金頒獎禮儀志愿者選拔活動,入圍的190名頒獎禮儀志愿者經過選拔,選出12名頒獎禮儀志愿者。據媒體報道,其嚴格程度堪比選美。也就是說,為了頒發一次全運會的“首金”,就整出了一場選美活動。

我們不明白的是,為什么一場運動會和它的“首金”居然和美女、選美扯上了關系。運動會提倡運動和健康,頒金無非是授予一種榮譽,當然涉及禮儀,可禮儀和女人的姿色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但是媒體發布的選拔活動圖片所呈現的,除了美女不自然的笑容,就是她們的胸脯、大腿、腰身和所謂白皙的膚色。這一切,跟“志愿者”概念的內涵有什么關系? 更為奇怪的是,類似選美活動充斥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很少聽到質疑之聲了。網上一查,2009年4月19日,在濟南,第十一屆全運會也搞了一個禮儀志愿者選拔復賽,400名美女進入復賽,最后選出260人擔任禮儀小姐。看來,全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選美”的傳統。其他如選拔空姐、主持人,還有藝術院校所謂“考藝”,甚至包括招收女兵之類,大家打著“選拔”的冠冕堂皇的旗號,最后都辦成了“選美”。

選美女出來當禮儀小姐、主持人、航班乘務員、演員,令人賞心悅目,大家你情我愿,還有第三方完全贊成,何罪之有與何錯之有?其實這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禮儀,什么時候跟人的姿色掛上了鉤?禮儀就是人按照一定的規范行事,禮儀體現在每個人身上。在中國古代,儀式往往是男人的事情,這當然不對。現在允許女性參與其事了,但只有有姿色的女人才有資格,則是走向了另一種極端。

說穿了,這種選美活動將很多種社會活動與職業資格授予所謂“美女”,其實是對大多數女性的歧視,其背后是赤裸裸的男性霸權和男性趣味。在中國,年齡歧視、性別歧視、殘疾歧視司空見慣,其實相貌歧視也隱然其中,而且正在變得越來越明目張膽。中國充斥著“禮儀小姐”,卻很少聽說有“禮儀先生”的存在。在美國,大嬸和老奶奶都可以應聘空姐,但中國只有美女有機會。幾個老男人色迷迷的眼睛,再加上幾個服膺男權的女評委的“品位”,就決定了各種資格的歸宿。的確,美女在社會上吃得開,運用美女往往可以起到好的作用,但一個過分強調姿色的社會制造了一種錯誤的價值導向:忽視甚至貶低了女性后天培養的真正能力。漂亮,就可以當電視主持人,幽默、機智、思想深度被逆淘汰了。最近有個段子說,富不過三代是有科學道理的,因為富人愛娶美女,而能夠上位的美女通常虛有其表,結果富人家腦子一代不如一代。如果虛有其表的美女占盡高位,甚至連志愿者的位置都被她們占領了,廣大算不上美女的知性女沒有出頭之日,我們社會的前景無疑堪憂。

更不應該被容忍的是,全運會花納稅人的錢,打“選美”招聘的擦邊球,在招聘禮儀志愿者時公然搞相貌歧視。就算是電影電視,節目里也多得是相貌平平的人,電影學院只招俊男靚女本身就沒道理。用公款招聘公務人員,還要搞“選美”,完全于理不通,它使國家與禮儀同時蒙羞。

文章來源：商洛人事考試網（shangluo.off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