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養老金10年縮水6000億 投資體制改革成必然（模版）

我國養老金10年縮水6000億 投資體制改革成必然

日前，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社科智訊專家鄭秉文在2012年養老保障國際學術論壇上表示，以銀行存款為主的投資體制下，從2001年到2011年間的十余年間中國養老保險基金“縮水”近6000億元。他認為，投資體制改革已經成為必然選擇。

鄭秉文指出，目前中國養老基金主要有三大支柱：3580億元的企業年金、8690億元的全國社保基金和1.95萬億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其中，前兩部分資金均已實現規范的專業化市場投資運作，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卻依然在通過落后的投資體制獲得低下的收益。鄭秉文介紹說，從世界范圍看，養老保險基金要么是購買國債，要么是采用市場化投資運作，存銀行的只有中國獨此一家。在以銀行存款為主的投資體制下，中國養老保險基金獲得的年均收益率不到2%，但過去11年間，中國年均通貨膨脹率卻高達2

.47%。以此推算，養老保險基金的損失約6000億元。

“除了通脹的攤薄，養老保險基金當下支付、未來使用的特點，使其在計算損失時，還必須考慮到工資的增長。在平均工資增長率達14.1%的情況下，收益率不到2%的養老保險基金意味著廣大參保人沒有分享到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鄭秉文說。

鄭秉文表示，如按目前的繳費率、財政補貼力度、擴大覆蓋面的速度等政策和制度參數來測算，到2020年，中國基本養老保險累計余額將在9萬億-11萬億左右，如果加上醫保基金等其他四個險種的基金累計余額，五險基金將超過15萬億-16萬億。換言之，8年之后，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規模或將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其保值增值壓力屆時將僅次于外匯儲備。在這種情況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走出”銀行進行投資體制改革已經成為必然選擇。鄭秉文介紹說，迫于老齡化不斷加劇等因素，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推動其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走上市場化投資的改革之路，“一些發達國家和周邊國家的基本養老基金已開始布局中國資本市場，這些基金帶來的競爭效應，未來或給中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帶來巨大壓力”。

鄭秉文認為，投資體制的改革迫在眉睫，要想通過投資體制改革達到提高養老保險基金收益率的愿望，還應該提高中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統籌層次，打破地方割據，以便使投資體制改革內生化。

鄭秉文建議，成立全國獨立法人機構，負責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運營的模式。“在目前的制度結構下，提高統籌層次是非常必要的，即使不提高統籌層次，投資體制改革也勢在必行”。他說。

第二篇：隨著我國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入

隨著我國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投資項目將主要集中在基礎性項目和公益性項目上，這些項目往往是解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制約瓶頸的重點項目。如何加快政府投資項目的建設速度，提高政府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當前政府部門必須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從當前我縣重點建設項目實施情況來看，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1、前期工作不充分。一是某些項目單位在思想觀念上對前期工作不重視，不舍得花錢做深做細項目前期工作；二是某些咨詢單位在編制可研報告、初步設計等過程中工作不細致，導致可研報告、初步設計方案做得不深不透不全面。

2、部門協調不夠順暢。由于政府投資項目牽涉的部門多，環節多，各部門都有各自的政策規定、在前期工作中信息不對稱、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等現象依然存在。

3、建設資金缺口大。當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已對我縣產生較大影響，加上土地出讓金政策的調整，我縣預算外收入建設資金將大大減少。

4、建設用地指標少。自2003年以來，國家不斷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實行最嚴厲的土地政策，緊把土地這道“閘門”，造成項目用地緊張，工程實施艱難。

5、政策處理難度大。重點工程在涉及土地征用、拆遷等政策處理過程中，少數群眾甚至是個別群眾因政策處理方案不接受，片面強調個人利益，提出無理的要求導致土地無法征用、工程停工等問題。

上述問題的存在，除了項目單位自身原因外，與相關部門的協調和配合有著重要關系，需要相關部門的通力合作，協調一致才能解決好。

一、突出“一個理念”謀劃項目。各部門都要牢牢樹立“抓項目就是抓發展”的理念，將思想認識和行動統一到促進浦江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上來，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共同推進我縣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為了將我縣的“十一五”規劃藍圖變成實實在在的建設項目，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各部門的資源和優勢，做到選項準確、準備充分、論證科學，形成“建設一批、申報一批、儲備一批”的良性循環機制。

二、突破“兩個瓶頸”爭取項目。制約投資項目推進的兩大要素瓶頸是資金和土地，而要切實推進項目工作，就必須千方百計突破這兩個要素瓶頸的制約。一是要千方百計突破資金瓶頸。要敢于負債，善于融資，創新運作模式，建立政府與金融部門的良性互動體系，拓展融資渠道；二是千方百計突破土地瓶頸。繼續做好土地征用、土地整理工作，加大清理閑置土地和盤活存量土地的力度，大力提高土地集約利用率；充分利用各類扶持政策，通過省重點建設項目和技改項目以及重大招商引資項目的爭取，向上爭取土地指標。

三、圍繞“三大環節”服務項目。一是圍繞前期工作服務項目。項目前期過程中，涉及建設、國土、環保等多個部門的審批。涉及項目的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要提高服務意識，實行“一次性告知”、“一站式

服務”，甚至要做到“主動服務”。二是圍繞在建工程服務項目。項目實施后要加強對施工企業的監督管理，杜絕分包、掛靠等各類不規范行為，確保設備到位，技術到位，管理到位，保證工程進度。三是圍繞竣工投產服務項目。項目建成后，政府不能撒手不管，而要幫助解決竣工投產后的種種困難和問題，促使項目早日發揮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四、建立“四項制度”確保項目。一是建立縣級領導聯系負責制度。進一步完善縣領導聯系重點工程制度，由聯系領導協調落實各相關配合部門的工作任務，協調解決重點工程實施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二是建立項目聯席會議制度。采取“6+X”的項目聯席會議制度，通過聯席會議協調解決重大項目推進過程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三是建立督察通報制度。實行“一月一督察，一季一通報”的辦法，每月對重點項目的進展情況進行督察，每個季度在媒體上將重點工程進度情況進行通報。四是建立項目獎懲激勵制度。針對項目建設中存在的“等、靠、怕”(等待國家計劃安排、靠政府出面、怕花錢和麻煩)思想，要建立獎懲考核制度，對那些為重點項目建設做出突出貢獻的有功單位和個人給予獎勵，對不作為的部門和單位則給予通報批評。(作者單位：縣發展和改革局)

第三篇：我國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30年

我國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30年

日 期: 2008-8-6

中國教育科研參考 來 源:

一、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投資體制的發展與變革

建國伊始，百廢待興．中國政府依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高等教育體系。與之相適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國高等教育遵循政府計劃、政府舉辦、公共財政出資的高等教育辦學理念，施行的是國家包辦的單一體制和模式的免費高等教育。1977年高考的恢復直接改變和推動了隨后整個中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當時各行各業都迫切需要人才支持國家現代化的建設，而國民收入普遍很低，高等教育肩負著在國家經濟發展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極其有限的條件下，盡快彌補由于文革造成的人才青黃不接的特殊的歷史使命，而主要由政府財政經費支撐的免費高等教育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一批社會精英。

隨著經濟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的開始和不斷深入，以及社會對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斷增大，資源配置方式從計劃調配轉向以市場調節為基本方式，原有的高等教育投資體制已經不再適應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l984年中央政府把教育

體制改革提上了議事日程。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作為教育資源配置的改革，是整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體系中的基礎性改革，它的改革成效將制約著其他一系列改革，以至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

(一)政府間高等教育投資責任的變革

從國家財政投資體制的角度看，20世紀80年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分配關系經歷了幾次重大改革，其主要目標就是實行對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的財政包干體制，改變由國家統一管理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式財政體制，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財政收人和支出的“劃分收支，分級包干”，各省“分灶吃飯”的中央與地方分級負責的新財政體制。為了進一步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改革，l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特別明確提出進一步確立中央與省分級管理、分級負責的教育管理體制，體現了中央進一步簡政放權的意圖。隨著中央對辦學和投資責任的不斷下放，這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地方政府投資高等教育的積極性，增加了地方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責任，并最終為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

了更多的資源。

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由于國家機構改革和財政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中央與地方政府間高等教育的事權和支出范圍發生了-些調整，其結果是在高等教育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層層下移的同時，財權財力的層層上移。

(二)政府撥款模式的變革

高教投資體制改革中政府投資作用的變化不僅體現在各級政府的責任和權力的劃分、投資的數量和結構等方面，而且也體現在對高等教育撥款方式的轉變上。l985年以前，政府對高等學校的事業費是按照“基數加發展”的模式撥付的。1985年，教育主管部門提出“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方法。與“基數加發展”的舊模式相比，“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模式總體上更加有利于經費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高等學校安排經費的主動性、自主性以及經費管理的責任，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高校的成本行為規律，在撥款的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有明顯進步。

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開啟了一些大型的高等教育專項資金項目。1991年年底“211工程”方案上報國務院并著手實施。這不僅被認為是在高等教育界開啟了政府目標管理方式之先河，而且也是“綜合定額”之外政府加大對高校，特別是重點高校的專項投入的重要標志性事件。繼此之后，一些重大的專項資助陸續啟動，例如1998年開啟的“985”項目等等，表明政府對高校投人的專項資金力度不斷被強化。

(三)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制度的確立與發展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高等學校辦學所需的全部費用均由國家財政負擔。高等院校不僅不向學生收取學費，而且要撥出相當一部分資金作為“人民助學金”補貼學生學習期間的生活費開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對各級各類高級專門人才的需求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對于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需求日益增加，國家需要提供日益增多的高等教育機會。然而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建立起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擔和成本補償機制。

1984年，國家決定招收一定數量的委培生和自費生。l985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要改革高等學校的人民助學金制度，并提出了在學雜費和培養費方面進行改革的思想。l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是20世紀90年代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正式宣布將“收取非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作為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投資體制。1994年，國家在37所高校實行招生并軌改革試點。l997年，全國高校并軌完成，實行所有新生都繳費上學的制度。至此，對高等教育進行成本的私人補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投資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實行成本補償、收取學費的同時，為了確保貧困家庭的子女不會由于經濟原因而被排除在高等教育系統之外，我國的學生資助體系也經歷了一個建立與逐步完善的過程，形成了以“獎、助、貸、勤、減、補”為主要內容的資助體系，以向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教育資助。

(四)高校自籌性資金的拓展

鼓勵高等院校通過自身優勢自籌資金是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規定高等學校有權具體安排國家撥發的基建投資和經費，有權利用自籌資金等等。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則更加明確地將學費、校辦產業、高新科技企業、社會服務、社會捐資助學、金融信貸手段等作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之外的教育經費籌措的主要措施。

高等學校通過多種形式的創收、自籌活動，挖掘和利用了在人才方面和科學技術方面的潛力，增加了學校的收入和經費來源渠道，并通過多種多樣的科技開發、技術咨詢和人才培訓活動促進了高等學校自身教學與科研工作的改革。

(五)民辦高校投資體制的發展

利用對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與公立高等教育資源不足所形成的市場空間．利用市場機制舉辦民辦教育，吸納國家財政以外的資金投資辦學成為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部分。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對地方辦學、社會力量辦學開始“松綁”。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了國家對社會力量辦學采取“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十六字方針，確立并形成了高等教育以政府辦學為主、社會各界參與辦學的新格局。2002年12月28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使民辦教育獲得了相應的法律地位。

從民辦高校的投資體制上看，其辦學經費主要依靠學費收入，其余不足部分則依賴銀行和個人貸款或母體企業和股市上的經費支持。政府對民辦高校實行直接減免稅政策或者其他扶持政策。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民辦高等教育初步實現了對以國家包辦為特征的高等教育的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對于窮國辦大教育的不堪重負的國家財政是一個有效的緩解。

(六)高等學校內部財務管理體制的變革

中國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的內容既有國家高等教育宏觀投資體制的改革，也有在院校層次上實施的財務管理體制改革。1980年以前，高等學校的經費均由國家財政統一計劃撥款，學校在年終決算后需將全部結余款項交回國家財政。這導致高等學校不僅缺乏經費使用方面的自主權，也缺乏提高經費使用效益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教經費使用不當，降低了學校的辦學效益。1980年財政部召開全國文教行政財務會議，強調全面推行“預算包干，結余留用”的辦法，各個高等院校按照國家下達的預算包干使用，年終結余全部留歸學校結轉下支配。

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種以擴大高校自主權的改革方向發生了變化。1998年底全國財政工作會上正式提出了新的公共財政改革，它包括部門預算改革、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收支兩條線”改革、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等，對高校的財務管理和運作發生了重要影響。可以說與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相比，90年代末財政改革對于高等院校內部財務管理的影響完全是不同的；是在大大增強了中央財政部門對高校財務管理的直接控制的同時，高等院校在內部財務管理方面的自治和自主權限受到了明顯的限制。

二、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的成效

(一)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了經費的多元化發展格局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開始探索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的體制。l998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將國家建立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種渠道為輔的高等教育經費籌措方式寫入法律，確立了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種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為輔的體制的合法性。

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籌資的多元化格局中，其經費來源主要包括：政府預算內、外撥款；各級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稅費；學生或者家庭繳納的學、雜費；校辦產業和經營收益用于教育的經費；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捐集資辦學經費；建立教育基金；承接科研課題或與企事業單位進行科研合作所取得的收入；學校貸款和從資本市場上取得的利息收入等，簡稱為“財、稅、費、產、社、基、科、貸、息”。

(二)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支撐了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展

高等教育投資體制從單一的經費來源到多渠道經費籌措格局的轉型，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使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展得以成為現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不斷擴大，這主要體現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和在校生人數的持續增長。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特別是1999年以來規模的急速擴張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我國僅用不到l0年的時間，就實現了許多國家用了幾十年才實現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階段向大眾化階段的歷史性跨越。正是高等教育投資體制的改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經費來源渠道的多元化使得這種擴張成為可能。

(三)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推動了高等教育類型和結構的多元化

高等教育投資體制的不斷變革一方面促使高等教育的投資渠道不斷拓寬，資金總量不斷增加，支持了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同時也催生了在多渠道投資架構基礎上的一些新的辦學模式，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類型和結構的多元化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體制改革的推進，省級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權限擴大，省會城市的高等院校數量增加。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地級中心城市舉辦的高等學校也逐漸增多。這一發展進程表明，隨著區域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高等學校的布局已經逐步下移，地級城市興辦高等學校成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的重要特征。

投資體制的改革還直接促進了辦學主體的多元化。除了以各級政府為辦學主體的公辦高校的辦學模式外，出現了完全市場化的各類民辦高校的辦學模式，以及政府、高校和市場相結合的混合型高校的辦學模式等新的高等院校類型(如獨立學院)，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各類高等教育形式的蓬勃發展。高等教育辦學的合作者多種多樣，有境內的國營與民營企業、民辦學校、社會和學術團體、科技開發公司等，也有境外的優質大學、國際組織等。而辦學的方式也呈現多樣化的特征。經費來源多渠道既有通過融資手段籌資，也有靠企業投入經費，還有依靠學費滾動發展等，但都不依靠國家財政性經費投入。

(四)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改善了社會資源分布的公平

高等教育投資體制從單一的經費籌措渠道向多渠道轉型，除了是為應對高等教育旺盛需求下的高等教育經費緊張外，很重要的一個理念是為了實現更大的高等教育財政公平。我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實施的是嚴格的高考選拔制度，入學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考生的高考成績來決定。而高考成績的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所接受的中、小學教育的質量。由于經濟發達地區以及富裕家庭的孩子較之經濟不發達地區以及貧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機會接受較高質量的中、小學教育，因此前者在高考競爭的起跑線上往往處于優勢。如果高等教育完全由政府通過稅收來承擔，那么只能是少數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教育資源，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是窮人在對富家子弟接受高等教育進行補貼。

實行多渠道籌措經費后，當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資源保持不變時，學生生均公共資源的占有量將減少，這就意味著有更多的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從而導致公共教育資源在社會成員中配置的結構性公平；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一定時，學生生均公共教育資源占有量的減少意味著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總資源可以減少，政府便可以將更多資源向基礎教育傾斜。因此，多渠道籌措經費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共教育資源在全體社會成員中的公平分布。

(五)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改變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分布

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使得經費總量增大的同時，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還能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經費建立和完善各種學生資助體系，使得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同樣可以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目前的相關研究發現，盡管在考慮了高等教育的質量后，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公平是否得到了改善并沒有定論，但是多數實證研究一致的結論是，如果不考慮質量這一因素，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投資體制的改革，高等教育規模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使得更多來自較低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能夠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學率的均等化程度有了顯著的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平等。

(六)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賦予了高校發展的自主權

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它開始改變高等學校過去由于在經濟上主要依賴財政從而在辦學上過于依賴政府的狀況，為高等學校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高等學校面向社會自主辦學具有了經濟基礎和激勵機制。處于市場經濟環境中的高等學校，已經改變了過去完全依賴政府的習慣，開始積極主動地面向社會開放辦學，成為了融資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高校也開始改變過去隔離于社會的象牙塔作風，更加靈活、更加主動地加強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加強科研開發與經濟發展的密切聯系，動員各種社會資源，提高辦學的質量和效益。而且，高校一旦與社會和市場接觸更加緊密，問責意識與項目管理意識都會無形中得到提高；就有動力改變自身內部資源的分配方式，從而降低運行成本，使得高校在資源投

入相同的情況下，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這些不同產出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從而使得總的產出效益提高。

三、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所面臨的挑戰

(一)政府財政性撥款總量不足、結構不夠合理

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規定，在20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要達到4％。從具體執行情況來看，無論是中央財政還是大部分省市區財政都沒有達到這一標準，高等教育投入嚴重不足。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以“分級管理”為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投資體制改革，一方面促進了地方高等教育的發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全國高等教育發展條件的極其不平衡。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高等教育經費比較充足，辦學條件相對較好；而在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高教經費相對短缺，辦學條件相對較差，有些高校的基本運轉非常困難。而與此同時，由于中央財政的加強，來自中央的專項補貼性的轉移支付經費大大增加。由于專項的轉移支付比例過高，相關制度不正規、不透明，它的后果就是相關政府部門的權利很大，決策受非制度化的人為影響過大，極易導致“尋租”行為。

(二)學費收入增長的可能性明顯受到抑制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高校擴招以來，由于政府撥款的相對不足等多種原因，高等學校的學費水平不斷上漲。從90年代中期，學費就開始成為除政府財政投入外的第二大經費來源渠道，而且其在整個高等教育經費中所占的比例不斷上升，從2003年起已高居30％以上。但是，一個時期以來高校收費水平及其上漲速度不僅使居民普遍感到了經濟上的壓力，更在相當程度上超越了社會普遍的心理承受能力。經濟狀況處于劣勢家庭的子女的升學問題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學費水平的制定不再單純是一個依據培養成本進行科學核算的技術問題，它越來越成為一個關系到社會和諧穩定的政治問題。可以說高等教育收費機制的改革正在遭遇改革開放以來所未曾有過的來自各方面的社會壓力。

(三)高校債務危機及其影響加劇

由于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學生規模的超常規快速擴張，原有渠道的資金來源數量遠遠不能滿足對包括大量新建教學設施在內的資金需求。在政府撥款不足、經費供求缺口日趨擴大的狀況下，許多高校被迫選擇借貸籌資，既包括從外部金融機構獲得貸款，也包括來自高校內部不同項目之間的內部債務。負債運作是近年來各地高校普遍采用的籌資行為，成為繼財政撥款、學雜費收入之后，高等院校籌措資源的第三個主要渠道。雖然負債融資作為在原有財力有限的條件約束下高等教育非常規發展的特殊的資金融資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高校經費不足的困境，為高等教育的跨越性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財力支撐，但與此同時，部分高校通過各種外部或者內部債務來維持學校的經營與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加重了后續財務運作的風險。而還款期的進入使得風險壓力不斷升級，已經成為威脅我國高等教育良性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隱患。

(四)其他經費來源渠道的能力建設不容樂觀

除了以上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三大主要渠道外，其他渠道進一步拓展的空間也不容樂觀。在我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總盤子里，來自校辦企業和高校的社會性服務收入的比例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呈明顯的下降趨勢，進入新世紀以來基本一直徘徊在1％左右。而社會捐集資經營收益用于教育的經費和捐集資收入的比例都停留在l％的水平上。總體而言，我國高等院校在除政府和學費兩個主渠道外的籌資能力是極其有限的。

1998年開始的高校財務制度改革，其實施的實際效果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倡導的簡政放權、發揮地方和高校辦學自主權的高等教育分權化體制改革的走向表現了明顯的矛盾和沖突。現行的財務管理方式是財政部門對高等學校采取與政府職能部門相同的管理方式，即對高校的財政撥款實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實際上，國庫集中支付改革成功的必備條件要求預算具體、準確和完整。但是由于高校運轉，特別是科研活動的成本行為和財務管理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其預算很難做到充分的準確、完整，存在眾多不可預計性，需要在執行過程中不斷調整和修正。因此過度強化預算的剛性管理，有違高等院校發展的自身規律。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末一系列財政改革的結果是，高校正在失去利用短期資金沉淀綜合協調和規劃教育發展的能力；減弱了高校與包括金融在內的機構合作融資的基礎；造成了資

金支付的一些不必要的困難；在一定程度帶來了請如年底盲目突擊花錢，浪費既有資源等等一系列問題。

四、高等教育投資體制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

鞏固和加強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體制改革的成果，堅定不移地繼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維護高等學校在資源配置方面的自主權，扭轉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事權和財權弱化的被動局面，實現高等教育經費事權和財權的真正統一，使高校真正成為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和有效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已經成為燃眉之急的迫切任務。

應該堅持“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為輔”的體制，加大各級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力度，同時繼續對發展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的途徑提供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制度保障，以保證高教發展得到必要的經費和資源支持。應該調整財政撥款結構，適當降低目前專項補貼偏高的比例，增加綜合定額類一般性撥款在高等教育財政總投入中的份額，增強撥款程序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確保高校能夠獲得維持正常運轉所必需的、穩定的財源。應該更多地發揮高校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堅定地走對高等教育進行成本分擔和成本補償的道路，構建一整套基于社會參與、民主管理、能夠追究和問責的尊重高等教育自身發展邏輯的制度體系。應該建立和完善鼓勵民辦高校發展的機制，切實解決多樣化帶來的民辦學校產權問題，加大對民辦高等教育的政策優惠和投資支持力度，促使公辦和民辦高校能夠在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中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應該認識到，只有切實加強政府職能轉變，真正落實政府宏觀管理、高校自我約束、社會參與評價相互結合的有效機制，高等教育才能獲得健康發展，這已經是為國際國內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所反復證明的真理。

第四篇：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再成高層關注熱點問題

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再成高層關注熱點問題

2011年09月26日 15:16:04 來源： 瞭望 【字號 大小】【收藏】【打印】【關閉】

文化體制改革再成熱點

權威人士指出，如果說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政府主導，那么文化產業就是市場主導。長期以來，我們這兩個概念不清

今年秋天，文化體制改革又一次成為中國高層關注的熱點問題。

201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將研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問題。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到吉林調研。李長春強調，當前，我國文化建設正處在深化改革、加快發展、促進繁榮的重要時期。我們一定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深刻認識文化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深刻認識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責任，深刻認識提高文化軟實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意義，加快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進行文化創造，不斷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權威人士認為，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自信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一要以基層和農村為重點，加快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二要大力發展特色文化產業，不斷壯大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努力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三要加強對文化創作的生產引導，也就是加強對文化內容生產的引導；四要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加快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文化的繁榮發展注入新的生機活力；五要進一步探索努力提高網絡的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曉明對本刊記者說：“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正處于文化體制改革的窗口期，應該進一步深化改革，鼓勵民間文化創造，為文化發展注入活力。”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文化權益

今年3月，“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增強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公共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紀念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設施免費向社會開放。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農村基層和中西部地區為重點，繼續實施文化惠民工程。改善農村文化基礎設施，支持老少邊窮地區建設和改造文化服務網絡。完善城市社區文化設施，促進基層文化資源整合和綜合利用。”

權威人士認為，構建公共文化體系是保障人們基本文化權益的重要途徑，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是提高人民群眾幸福感的重要途徑。公共文化服務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公益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是免費服務，或者是遠遠低于成本、收費很少的服務。

二是基本性。基本的文化服務包括看電視、聽廣播、讀書、看報、上網、公共文化鑒賞、參與公共文化活動，農村再加上每個月一次公益性電影，其他多樣性的需求可以找市場。

三是均等性。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富人窮人、不分城市農村、不分東中西部，都要實行均等化服務。

四是便民性。要網點化，出門多遠都有群眾參加文化活動的途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是最重要的網點化體現。

清華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對本刊記者說：“文化權益在文化權利基礎上產生，公民文化權利應該包括享受文化成果的權利、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進行文化創造的權利和知識產權受到保護的權利。公民的文化權益是相對的，不同的人、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文化權益訴求。”

“保障基本文化權益，就是說城市和鄉村、東部和西部、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應該享受基本均衡的文化設施。”張曉明說，“所有人應該平等享有消費文化成果的權益，所有人也應平等享有創造文化成果的權利。”

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未來中國將繼續推進廣播電視村村通、農家書屋工程、文化資源共享工程、“西新工程”、農村數字電影放映工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出版東風工程建設，并規劃建設一批地市級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

“為農村社會興建公共文化的硬件設施是必要的，確實過去的欠賬比較多。”張曉明說，“興建硬件設施相對簡單，真正復興鄉村的文化生活卻非常復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從硬件建設進入到下一個階段，應該鼓勵和支持老百姓自發參與，發揮文化創造的積極性。”

熊澄宇認為，文化服務體系不僅包括文化設施，在硬件設施完善的同時，更要考慮配套的行政管理制度、運行機制和法律保障。硬件設施只是文化服務體系的一部分，沒有完善的運行保障機制，這個體系是不完整、不健全的，甚至沒有活力。“文化服務是行為，而不是產品。以圖書館為例，建筑規模、藏書數量是基礎，對圖書館而言，最重要的是圖書流通量，有沒有人借閱。流通量越大，產生的效益就越大。硬件建設是必要的，但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容易做，現在應該做看不見、摸不著的，將靜態的設施建設變成動態的文化服務。”

區分政府主導與市場主導

權威人士指出：如果說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政府主導，那么文化產業就是市場主導。長期以來，我們這兩個概念不清，該是政府負責的，政府經費不足，讓其去創收，很多圖書館、博物館出租場地、搞服裝展；而應該進入市場的經營性文化服務單位，還躺在政府懷里。這是深化改革的重點。必須明確，文化產業就是市場主導，公共文化服務就是政府主導。

熊澄宇解析道：“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當中，包括了事業和產業兩個方面，既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內容，也包括了各類文化服務。文化服務既有政府免費提供的、無償的服務，也有保本的、有償的服務。”

張曉明告訴本刊記者：“根據國外經驗，代表國家文化發展水平的文化機構，如文化館、藝術館、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整理保護機構，如果完全靠消費者自主購買的方式，無法維持下去，需要國家出錢。有些文化產品本身并不是公共品，由于社會階層收入不一樣，單純依賴個人購買，一些弱勢群體買不起這種服務。要保證公平社會權利的落實，國家要出錢購買這些產品，向這些群體提供。”

“公共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紀念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設施，在政府主導下，向社會公眾提供價格低廉、質量高的文化產品。此外，文化事業也要經營，例如，博物館并不應該單純躺在文物上向國家要錢，紀念品和衍生品都可以增加收入。政府可以鼓勵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非營利性的文化機構。”張曉明強調道。

熊澄宇說：“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相互支撐、相輔相成，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有的事業是公益性的，但并不是純公益性，可以有經營性利益。”他舉例道，臺灣故宮博物院，除了門票收入之外，每年的文化產品、印刷品、紀念品等收入，達到了6億多新臺幣，相當于人民幣1億多元。

張曉明提出：“我并不認為，除了純粹的市場主體，就只能存在政府供養的文化事業單位。應該動員社會力量，有些圖書館、博物館，是不是可以以民間基金會的形式來做？是不是可以發展非政府的非營利性文化機構？”

“主要是培育市場主體”

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研究問題進行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關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實現，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十一五”時期，出版、發行、影視制作等行業基本完成轉企改制任務，全國共核銷事業編制17.2萬多名，共注銷事業單位4300多個；文化市場空前繁榮，電影產量由2003年的100部以下上升到2010年的526部，成為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產國；新聞出版業總資產、總產出、總銷售比“十五”時期翻了一番。

截至“十一五”末，中國共有461個國有文藝院團已完成或正在進行轉企改制，共組建了46家演藝集團；全國35家國有電影制片單位、70家電視劇制作機構、204家省市電影公司、293家電影院完成轉企改制；十多萬家國有印刷復制單位、3000多家國有新華書店全部轉企改制，除少數擬保留公益性出版單位外，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地方、高校出版社都已轉企改制，1251家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轉制和注冊為企業法人。

“這輪文化體制改革，主要是培育市場主體。”張曉明說，“經營性文化單位轉制之后，關鍵是要把市場的存量做活，通過市場化機制盤活國有文化企業的存量資源。文化企業做大做強，不光涉及轉企改制，還涉及管理體制的突破，要打破條塊分割，推動文化資源在市場上自由流動。”

張曉明坦言：“文化企業光做大還不夠，還要做‘專’、做‘活’。一方面要推動文化產業存量資源的兼并重組，盤活存量；另一方面要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文化領域，做大增量。繼續推進文化體制改革，一定要進一步放開準入。”

熊澄宇說：“在現在的市場條件下，大企業集團有實力參與市場競爭。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差異性和多元化，中小企業更能夠做到多元化，創新力更強，多種資本進入的中小企業是文化產業最活躍的主體力量，應該給予更多關注。越是政府支持的大企業，在國際競爭中越容易受到別人的圍追堵截，有政府行為的文化產品，容易被認為帶有政治宣傳和意識形態色彩。如果能夠支持中小企業按市場規則在市場中發展，更有利于文化產品‘走出去’。”

“文化體制改革要注意評估體系、管理體制和財稅體制的配套改革。”熊澄宇認為，“在評估體系方面，需要把評估體系從評價硬件水平，改到評價服務水平和用戶的滿意度上，將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滿意度列為官員考核的一個標準。在管理體制方面，很多文化產品已經不能按照管理機構的設置、劃分進行管理了。比如數字內容產業，目前網絡游戲、電子出版和網絡視頻，分由不同的行業部門管理。這種狀況，容易造成管理上的交叉或空白。在財稅體制方面，文化需要投入，應該在財稅方面有所保障。”(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韓冰)

第五篇：蕪湖市成全國唯一農田水利投資體制改革試點

蕪湖市成全國唯一農田水利投資體制改革試點

記者從市發改委獲悉，國家發改委、財政部正式批復安徽省在南陵縣開展農田水利建設投資和建管體制試點。這標志著，蕪湖市將突出農民主體地位，變農田水利建設政府“計劃包攬”為村民“當家說話”，深入破解配套資金難、報批程序多等農田水利項目建管中的突出問題，為全國推進此類改革積累經驗。

“以前縣里編報農田水利項目，必須根據中央的計劃大‘盤子’，在上面確定的投資導向內申報，沒有多少自主選擇權。由于各地具體情況不同，時常出現農民急需項目恰好不在‘盤子’內而無法申報的‘供需不對稱’現象。”作為蕪湖市農業大縣和水利大縣，南陵縣發改部門和水務部門，對這種“大包大攬”模式帶來的不便深有感觸。項目層層報批程序復雜，從申報到立項常常花費一年半載甚至數載，讓不少盼望心切的村民直言“等不起”。項目“重建設輕管理”、“重使用輕維護”的現象，也造成項目加速老化、運行效益越來越低。

市發改委人士告訴記者，此次改革的關鍵是確立農民在農田水利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核心是推進投資體制改革。按照改革思路，今后將以行政村為單位，在廣泛征求農民群眾意見的基礎上，通過召開村民代表大會的方式，推選農田水利項目庫和實施順序，增強項目的合理性，調動農民群眾投身農田水利建設的積極性。中央農田水利建設的建設資金，將直接“切塊”下達到縣，項目審批權也隨之下放到縣級政府，充分發揮縣級政府行政職能和資金整合的主體作用。

在農田水利項目的建設過程中，將推行“村民自建、自有、自用、自管和政府監管服務”的新機制。村民通過村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項目理事會，可以自建的項目，不再實行招投標，鼓勵村民參與項目建設并獲得相應報酬。政府在發揮農民群眾主體作用的前提下，做到監管不越位、服務不缺位。工程建好后，產權界定為村集體所有，按照“誰受益、誰負責”原則，建立健全工程運行和管護的長效機制。

據了解，該試點是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批準，全國唯一以農田水利建設為重點的投資體制改革試點，也是蕪湖市繼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建設實行代建制改革試點后，在投資體制改革領域的又一次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