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外交讀書筆記

基辛格與“新全球均勢”構想

——《大外交》1讀后感

可以說，基辛格是均勢策略的集大成者。從均勢策略來講，他不是創造者，確是很好的繼承者，從均勢的形成，演變到書中所認為的動搖、分裂，基辛格在浩繁的歷史資料中游刃有余的抽絲剝繭，獲得需要說明自己論點的部分，將均勢問題做了再明確不過的敘述。作為一個學者兼政客，豐富的實踐經歷和踏實的治學作風，讓他具有一定的優勢成就了這部巨著，給學人們獻上實實在在的文化大餐。

《大外交》于1994年出版，中文本在臺灣學者顧淑馨，林添貴合作翻譯后由海南出版社于1997出版與中國讀者見面，最新一版于2010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的再版不但說明了其受歡迎度，更是說明了中國學者對外來經典著作虛心汲取。這本書洋洋七十余萬字，所述歷史綿延長達三百余年，其中包括具有故事情結的歷史事實講述，特色的人物構畫，上下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對比，不同時代政策的對比，人物個性對政策制定的影響，以及不同人物的前后對比等。可以說，對比是本書的一大特色，通過對比基辛格將前后相差百余年的事件聯系起來以更好的說明問題，如在書中作者提出：如果1918年巴黎和會上戰勝國若也曾組成如維也納式的同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不會發生2。雖然這種對比得出的結論有時候值得商榷，但在治學方法上可以給我們無限啟迪。

《大外交》可以說是基辛格外交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也可以說是其一生思想的總結，更是一個建立世界新秩序構想的背景分析以及實現此種構想所構畫的藍圖。可以說，作為一個學者(雖然很多人不認為基辛格不是一名學者)，他對世界大勢發展的時時關懷以及文人所具有的人文關懷在本書中得以體現。曾作為美國政府的智囊之一的他雖然出發點仍是美國國家利益，但所面臨的時代發展大勢使他尋找一種可以即從道德上又從實力上可以名正言順的維護美國利益的策略。作為一位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他將傳統的“歐洲均勢”發展擴展至“全球均勢”。歷史的發展和人生的際遇為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舞臺，在尼克松第一個任期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職，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內以及后來福特總統任期內出任國務卿一職，真可謂使這位哈佛高材生風頭出盡，博得聲名。在中國問題上，他個人用均勢的眼光對中國的認識清晰而透徹：“中國對我們重1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人民出版社 2010年7月版同上 第14頁

要，并不是因為它力量強大，我們需要借助中國來加強我們在外交上的靈活性”1。因為“我們能隨心所欲的選擇時機干預世界事務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2”，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他力量中心并努力在他們中間保持平衡3”。對于中美交往的問題他毫不掩飾的說明：中美兩國的接近是由于客觀的必要所使然，不是抽象的善良而是共同的利益，雙方也共同認識到一種危險才促成兩國關系的合作。他畢生致力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均勢體系的構建，可以說和中國關系的緩和便是基辛格對新的均勢策略的很好運用，這種努力在中美關系緩和和發展過程中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只不過因為種種因素的阻礙和兩國間利益關系的向左使他并沒有達到他所要達到的目的，比如想要用中國牽制蘇聯這個想法在最初時就被毛澤東主席否定：不要站在中國的肩膀上接近蘇聯4。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策略為美國解決當時的越南問題，中東問題和中美蘇關系的 緩和具有一定的成效。

在本書中，他從“均勢”策略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特征和不同國家和人物所秉承的政策不同而將其分為三大均勢模式即他在本書最后所總結的即：梅特涅模式，以帕莫斯頓，格萊斯頓和迪斯累里為代表的不列顛模式，俾斯麥模式。本書將均勢的起源追溯至紅衣主教黎塞留主政時期法國，黎塞留躍出了傳統的政治思想的束縛，將國家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并為維護著至上的國家利益而周旋于周邊勢力之間，以實現終止他所認為的法國深陷重圍的險境，耗盡哈布斯堡王朝的實力，防止法國的周圍出現強大勢力的終極目標。為了此，他甚至設法將當時進行的三十年戰爭予以延長以使中歐各國民窮財盡，從而成就一個強大的法國。在拿破侖革命后的維也納會議，使均勢原則獲得極大發揮。法國代表塔列朗（又譯為塔列蘭）在形勢極為不利于法國的環境中利用與會國之間的矛盾極大的維護了法國的利益努力為之做了相當的制度規范。但奧地利就沒有那么的幸運，地緣上的不穩定性和民族的多樣性外加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浪潮的影響更是給奧地利的國家生存狀況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梅特涅為了保持本國的穩定性不惜采用在維也納會議中所確立的道德約束即正統主義原則來制約各國的行為，雖說他這種舉措在今天看來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并在1848年歐洲革命中終被拋棄，但是在當時他這種游走在各國之間，說服各國易中求同從而解救了困境中的奧地利還是1引自《白宮歲月

（四）》 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知識出版社 第1335頁

2同上

3引自《白宮歲月

（四）》 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知識出版社 第1336頁

4引自《中美關系史（1972——2000）》陶文釗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1頁

值得肯定的。基辛格認為，梅特涅模式建立后，維持了歐洲幾十年的和平，以正統原則為各國利益協調的基礎，通過國家間的結盟來約束和束縛來達到各國力量的均衡。梅特涅運用自己的外交手腕有效地調整奧國與俄國、普國及英國之間的關系;利用四國同盟保護地緣政治上的安全,又以神圣同盟保護國內的安定。與此同時并沒有拋棄戰敗的法國，實為二戰之所以爆發提供了經驗。基辛格認為：如果保留一個對現實不滿的對手,這就是逼迫對手去夢想恢復往昔的光榮,為再次征戰埋下伏筆。因為凡有不服的國家幾乎必可以找到不滿的戰敗國為盟友1。由此可以看出注重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比是本書中作者的特色之一。相對于此的不列顛均勢模式則是獨立于大陸之外的自保模式，保證大陸內部各國處在均衡的狀況下便是英國一直以來追求的目標，而不主張過度的干預大陸事務，英國的這種策略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和美國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的戰略頗為相似。俾斯麥模式則是“盡可能多地多方面地建立親密的國際關系,建立重疊的聯盟體系,并運用有限的影響力以緩和交鋒雙方的訴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對均勢的挑戰2”。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可以缺乏共同價值的基礎上尋求與各國之間的共同利益以建立聯系，但是這需要在眾多的矛盾關系中分清利弊和果斷的作為才可以維持，所以在俾斯麥之后并沒有走的太遠。

此后的均勢發展在各國所維護的國家利益面前顯得難以達成所需的基礎，民族國家的出現使得國家關系因著自身的利益需要而逐步走向無政府狀態，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變得十分困難。俾斯麥之后國家所謂的關系沒有了共同的價值基礎而是共同的利益，正所謂國家間沒有永恒的朋友和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現實政治逐步成為國家間處理事件的基礎的時候，所謂的道德水準和均勢都被棄之一邊。對此最好的說明便是一戰的爆發和二戰的繼續。一戰后的利益糾紛問題使得兩次大戰之間的二十年被許多史學家成為是休戰的二十年，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愛德華·卡爾的《二十年危機》，戰勝國與戰敗國，戰勝國之間的利益糾紛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留下禍根。二戰后的延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給戰后的世界也帶來無限傷害，許多學者也在致力尋找構建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基辛格將世界納入均勢體系是一種，布熱津斯基全球大棋局也是一種（筆者認為大棋局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講與均勢理論有幾分關聯），近年來對新的國際秩序的構建呼聲在國際舞臺風聲云起，但是在公平和平等這樣根本無法絕對實現的環境下是1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人民出版社 2010年7月 第73頁同上 第150頁

難以滿足各國要求。現如今及其以后一段時間內大國主導國際秩序是不會有大的改變，但是大國主導并不是意味著大國隨意志而控制世界，在新的秩序構建方面，筆者是十分贊同基辛格的觀點的：“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在二十一世紀，與其他國家一樣，必須學習在需求與抉擇之間行走，在國際關系不變的常數與政治家的裁量會變的因素之間取得均衡體系”1。“具有美國這樣理想主義傳統的國家，不能以權力均衡作為新世界秩序的標準來制定其政策”2,但“美國要以道德共識去支撐均勢，乃是合理的做法，美國必須盡其心力，在全球堅守民主政治信念的基礎上建立最大可能的道德共識”3。基于基辛格出發點是站在美國方面的，但是這種新的環境下的均勢構想并不是沒有意義。

當前的這個世界，沒有哪個國家能夠主宰世界也不能脫離世界，而是融入其中，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基辛格為美國設計的方案，也為我們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全球化過程中，每個國家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基辛格這本書給我們無限的警醒，無論在任何時候，即使不是全球性的均勢體系，地區性的均衡系統總是存在的，正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在國家和地區間勢力沒有適度的均勢保障是不利于整體發展的，未來的世界更需要協調各方力量的變化使世界在風起云涌的力量變化中保持相對的和諧，在沒有超越國家力量之上的國際政府調節的情況下，從法理上講，各國在地位和國家主權上的平等性使各國誰都不愿屈從于任何強國，但是在無政府狀態下弱肉強勢的叢林法則仍適用于當前的國際局勢。新的影響因素不斷涌現，而最基本的利益關系卻沒有改變，在地區間，在國家間，只有據自身相對均衡的力量協調彼此間的利益，或者是牽制，這樣才會使整個世界處在一個穩固的關系網中，這樣的關系網在沒有被以外因素打破的情況下對于世界各國間的和諧相處具有很大的保障作用。

參考書目：王繩祖 國際關系史（第十卷）[M]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3月版

2理查德·尼克松.【美】尼克松回憶錄（中）[M]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年12月版亨利·基辛格.【美】白宮歲月

（四）[M]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4亨利·基辛格【美】 大外交 [M]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版 1亨利·基辛格《大外交》 人民出版社 2010年7月版 第801頁同上 第822頁同上第823頁保羅·肯尼迪.【美】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M]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06年1月版德瑞克·李波厄特.【美】 五十年傷痕—美國的冷戰歷史觀與世界（下）[M]上海三聯書店 2008年6月版約翰·伊肯伯里.【美】.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M]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7月版韓一敏 略論尼克松均勢外交戰略中的中美關系[J] 《榆林學院學報》 2007年第3期徐陽陽，“試析中美關系中的美國因素”[J]，《傳承》 2010年第27期徐剛雁“論中美關系正常化遲緩的美國因素”[J]，《理論學刊》2010年第12期

第二篇：《大外交》讀書筆記

讀《大外交》讀書筆記

《大外交》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先生的一部著作。作者憑其致力于外交事務的親身體驗，以其豐富的歷史知識、智慧和幽默的文筆，展示了自黎塞留以來特別是二戰后幾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諸多重大事件，以其獨到見解分析了世界各國外交風格的差異，重點提示了美國外交風格的差異，重點提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思想實質。

美國是一個道德上有潔癖的國家，其建國先賢秉承的是洛克對于人性的樂觀認識，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正如基辛格在書中所說：“在追求其歷史道德信念上，沒有比美國更具理想主義的國家。”因而在美國還未成為能超級大國之前，其奉行的是“孤立主義”繼而是“門羅主義”，表示我不屑于歐洲的骯臟外交手段，而保持自身的道德潔凈。然而當美國發現自身實力已經可以主宰歐洲各國的命運時，其對道德的忠實信仰又使她感覺自身肩負有將她所信奉的價值觀推行于世界，將備受 邪惡價值觀侵擾的人民解救出來的責任。這種轉變，由“威爾遜主義”發揮到極致。縱觀20世紀美國每一次走出“孤立主義”的封閉，其領導人無不是利用道德對美國人的天生感召力：威爾遜使美國參與一戰和小羅斯福使美國參與二戰的理由都訴諸德國領導人在道德上的出軌，而美國發動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理由都訴諸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

歐洲的外交傳統理念過于爾虞我詐，外交仿佛變成了一種互相欺騙的藝術。但美國的外交傳統理念又過于幼稚，妄想跨越國家自身的利益而追求一種虛幻飄渺的普世價值。基辛格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

基辛格的現實主義思想：從國家至上到均勢

17世紀法國主教黎塞留開創了“國家至上”的現實外交。強調國家利益的黎塞留在外交上打敗了強調宗教熱情的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在基辛格看來，黎塞留的最大成功之處在于，他是唯一拋棄中世紀道德及宗教束縛的政治家。基辛格試圖用這個例子說明以僵化的意識形態來為基礎的外交政策碰上不擇手段的國家利益者未免太過不堪一擊。這猶如兩個參加格斗的選手，一方礙于規矩縮手縮腳招招不致命，另一方則為了保護自己不挨拳頭無視規矩期望招招能把對方打倒。顯然重視規矩的一方由于思想上的束縛更容易被打倒。當然格斗選手比賽是犯規賽后會有懲處以警示這種犯規，但外交不同于格斗比賽，所謂的“規矩”

都是大家長時間共同默認的，如果一方打破，沒有更高的機制可以警示這種“違規”。因而在沒有更高機制束縛國家行為的國際關系中，自己給自己套上意識形態的枷鎖未免太過愚蠢。

但顯然“國家至上”的原則不適用于所有國家。國家有強弱之分，可以說只有在兩個實力相近的國家之間才有適用范圍。當弱國面對強國，這里所謂的“國家至上” 原則應該是放棄與強國爭奪小的國家利益以換取本身能存在于世上。基辛格后提到：“國家至上可作為個別國家的行為準則，但對如何面對國際秩序的挑戰卻未提供 任何答案。它可能導致某些國家有稱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國際間的均勢。”顯然沒有一國希望有別國稱霸而本國的利益被隨時蹂躪，均勢便無可避免地成為“國家至 上”原則之后平衡各國利益的有效機制。

基辛格認為：“均勢很少是來自刻意的安排，反而是為了阻止某一國擴張的野心而形成的結果。”由于歐洲沒有一個絕對霸權國家，而彼此距離又如此接近，因此任何一國稍有擴張之心，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共同抵制就能達到均勢的結果。19世紀初四國同盟成功阻擊了拿破侖的擴張，在維也納會議后維持了歐洲近40年的和平。均勢可以說都不是各國最初所竭力追求的目標，只是在緩解各國利益沖突時而達到的最優結果。基辛格認為均勢正是各國互相妥協的最優方案，而更能讓各國的 利益都最大化。因而他認為后“國家至上”原則的外交政策應該以均勢為基礎。

一戰休戰以后，美國威爾遜總統把一戰的原因歸于均勢，他曾公開指責均勢會制造不安，而且是建立在“虎視眈眈的覬覦及利益的對立”至上。但基辛格明顯持完全相反的態度，他認為導致一戰的發生正是歐洲各國拋棄了均勢：“戰前歐洲各國的領袖無視于歷代維護均勢的苦心，放棄了可免于最后攤牌的定期調整工作。”不同于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基辛格在有關和平的認識上可能更傾向于老羅斯福總統：“和平天生便很脆弱，惟有永遠的保持警戒，以強者的武力及透過有志一同者的結盟，始能加以維護。”因此，在基辛格給出的對比之中，維持均勢盡管復雜困難，均勢確是和平的一大利器。

可以說基辛格試圖在用他的均勢思想說明現實主義外交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么黑暗狡詐，唯己利是圖。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和平的期望是普世的。從結果主義出發，達到理想結果的手段并不很重要。如果均勢能比威爾遜所倡導的全球輿

論力量更能有效達到和平的目的，均勢很理所當然的應該成為各國外交政策的基礎。

均勢、國家利益至上、實力、意識形態這些關鍵字貫穿始末，風云變幻，若是美利堅數百年后亦不復存在，放開表面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之形，走出狹隘的意識，體驗其中的一些智慧，大概也正是作者想表達的

第三篇：讀書筆記1：五四運動前的外交

《1919：一個人和他的國家》馬小軍

讀《2009隨筆》

一、顧維鈞其人

顧維鈞，江蘇嘉定人，1888出生，1904年入紐約庫克學院，一年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國際法與外交學，獲法學碩士的哲學博士學位。1912，駐美公使張蔭棠向他轉達了袁世凱力邀其回國擔任秘書的電報，此事是首任民國總理唐紹儀力薦的。回國后，擔任外交部參事。唐紹儀將其女許之。1915年任美國公使。

當日本向袁世凱政府面交“二十一條”后，中日秘密交涉時，日方堅持排除中方代表顧維鈞參加，因其有英美背景。

巴黎和會上，顧維鈞此后曾任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長、財政部長、駐法俄英美大使，近代所有外交交涉均參與。1956出任海牙國際法院大法官并曾任副院長。1967退休后定居紐約，1985年去世。

二、中日“二十一條”問題提出1、1914一戰爆發，袁世凱政府宣布中立。日本以為抓住了一個擴大在華權益的天賜良機。

2、8月，日本對德宣戰，佯攻德國在遠東和山東的軍事目標。德國無暇東顧，有意將膠州灣權益無條件交還中國。但北京政府不敢理會，并照會各國，劃出膠州灣地區供德日交戰。

3、11月，日本攻陷青島，德國在山東權益悉入日本人之手。袁世凱正加快帝制步伐，需要列強支持。日本便向袁世凱面交了意欲一口吞下中國的“二十一條”。

三、一戰中中國的參戰問題

1、中國——中國袁世凱政府本是中立的。中國國內南北政權對立；北京府院相爭。中國是否宣布參戰成了列強爭奪在華利益的口實，一時間竟成為外交內政諸多矛盾的焦點。此時，中國北京政權內部大總統黎元洪與內閣總理段祺瑞之間府院之爭如火如荼。黎反對參戰，段則成為美日以參戰貸款為餌爭相控制的對象。

2、美國——1917，美國姍姍來遲地宣布對德絕交并參戰，同時要求中國參加協約國作戰，希望以此制約日本在華擴張。

政府援華兩億美元戰費案已提交國會。須經國會辯論，期限不知，且須中國以出兵為條件，專款專用。

3、日本——日本認為中國參戰將危及它在山東的權益而反對中國參戰。此時它與英法俄意四國交涉，以戰后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為條件支持中國參戰。

允許段氏以此貸款編練參戰軍，借此武力先清內亂。中國只要增援歐洲物資及派出民工，無須真的派遣部隊。

因此，日本意見正中段氏下懷。宣布參戰，黎、段攤牌。黎電召“辮帥”張勛晉京調停，反被張挾持，演出一幕引狼入室，復辟丑劇。

結果——段氏終于得以宣戰，此時歐戰已近尾聲。戰爭中，中國除增援物資之外，共派出十

七萬勞工充當挖掘工事的苦力，最終回國者甚少。

此后，日本利用段急于武力統一中國之機，多次以借款為餌，與北京政府簽訂條約，擴大了其在山東的權益。段氏鉆入了日本設置的外交陷阱，為而后的巴黎和會外交失敗埋下毒種。

四、一戰結束后的巴黎和會討論中國山東問題

1、中國：一戰中國突然成為戰勝國實在是天大的誤會，舉國歡慶。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的《十四點和平宣言》勾勒了一幅戰后各國平等的世界和平藍圖，為中國人所歡迎。北京大學學生游行到美國使館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中國積極備戰和會，而日本卻以中國參戰不力為同，妄圖取消中國與會資格。顧維鈞多方游說，終于獲得資格。

2、會議席位：此前美日等在拉攏中國參戰時曾許諾，戰后和會將視中國為平等大國，中國希望派出與大國同等數量的代表。但是，參戰國與會席位分為三等：一等英法美意日，每國五席；二等巴西等國，每國三席；中國為三等，兩席。當代表團名單公布時中國代表團抵達巴黎時，和會已經開幕了十天。

中國代表團：外交總長陸征祥；外交次長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美公使顧維鈞；駐比公使魏宸。還有其他公使、專家、外籍顧問共52人。陣容豪華。

3、會議中討論中國山東問題：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提出討論山東問題并主張不讓中國參加。美國堅持邀請中國代表申訴。中國派出顧維鈞和王正廷與會，指定顧氏發言。但中國沒做任何準備，顧提請中國研究后討論。1月28日，顧在會上即席做了30分鐘的慷慨論辯。顧的發言是中國外交史上空前成功的外交演講，當場置日方于尷尬境地。發言完畢，法國總理會議主席克雷孟梭立即大聲道賀。其他國代表也紛紛上前祝賀。中國代表團離場時受到多國道賀，場面之熱烈與日本代表牧野離場時的冷落成鮮明對照。

4、列強態度曖昧，美國闡明立場：但顧的演說只是暫時扭轉了被動局面。日本政府即轉向北京施壓。后來，列強對中國山東問題態度曖昧。美國總統威爾遜最后闡明了對山東問題的立場：

1、中國政府徹底衰弱腐敗，使美國維護亞洲風險太大；

2、日本應有生存空間。

3、如果談判破裂，美國不會為山東對日作戰。

5、最后裁決：對德和約中將山東問題從中國問題中單獨列出，即《凡爾塞和約》。至此，中國在山東問題上的外交完全失敗，顧的努力付之東流。

五、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迅速誘發了改寫中國現代史的五四運動

1、會議消息傳到中國：時任外交委員長的王大燮不滿北京政府態度憤而辭職后，打電話給好友蔡元培。蔡當即召開學生代表會議宣布外交失敗的消息，導致次日北京學生大游行。

2、是否簽字：在和約是否簽字問題上，代表團內部產生分歧，最后除顧以外，都借口退縮。最后的交涉工作全都交給顧一人，北京指示是“自酌辦理”。顧在簽字之時拒簽字，并發表拒簽宣言。拒簽也是他們深受五四運動愛國精神感召的結果。并不是史書所說“被迫拒簽”。拒簽反獲國際社會同情，收到哀兵之效。

3、中國因簽署了《對奧和約》得以加入國聯。由于顧的外交才干，出席國聯全權代表，后

又當選為國聯理事會主席，中國國際地位有所提高。

4、巴黎和會期間，北京徐世昌政府推行“無約國外交”，中國掀起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熱潮。

5、中國政府雖拒簽了《對德和約》，但北京政府后來推進了對德關系正常化。1921《中德協約》簽訂，德國宣布放棄此前所有在華不平等特權，這是近代中國與西方大國簽署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六、和會后，山東問題成為了中日懸案。后來的華盛頓會議解決1、1921年美國邀請八國參加華盛頓會議，討論戰后軍備控制和遠東——太平洋問題，以兌現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實施，遏制日本。

此時中國內戰不斷，希望借此會收回權利。組成130多人代表團赴會。但政府竟無經費，電請各省攤派幫助。

2、會議就此磋商多次，1922中日雙方簽署《關于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日本將膠州租借地還給中國，中國贖回膠濟鐵路，日本放棄德國在山東特權，日軍撤出山東。

中國山東問題自一戰起歷時八年，終獲解決，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如開放原膠州租借地、支付高額贖金。

3、在華盛頓會議上的外交，是中國政府第一次被平等的邀請參與國際論壇，第一次收回喪失的部分國權。

小結：由“21條”秘密簽訂，中經巴黎和會，終至華盛頓會議，圍繞山東問題展開的曠日持久的奪回國權的外交干涉，竟成為中國近代外交史的一個縮影。

第四篇：大外交讀后感

《大外交》讀后感

譯作《大外交》是中國的老朋友、美國前國務卿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的一本著作。本書既有經驗的系統梳理，也有理論學識的豐富研究，對我們了解外交現象、洞悉外交本質大有裨益。而這既得益于基辛格的學者身份，又得益于他豐富的政治經驗。

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于1957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學任教，擔任過美國尼克松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及福特政府國務卿。在政治觀點上，基辛格傾向于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思想，強調行動自由觀點，在國際關系理論上突出均勢理論，并提出有限戰爭理論。基辛格的主要著作有《核武器與對外政策》、《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國家的戰略問題》、《美國對外政策（論文三篇）》、《白宮歲月》、《**年代》、《大外交》、《和平、人生與哲學－－－池田大作與基辛格對談集》、《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1812-1822年》、《麻煩的伙伴關系—對大西洋聯盟的重新評價》等。此外在政治事件中基辛格對于中美關系做出過巨大貢獻，1971年基辛格的秘密訪華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大外交》（Diplomacy）涵蓋廣泛。首先，這是一本國際關系史著作，時間上從“三十年戰爭”記述到冷戰后的國際秩序。其次，這是一本美國外交史專著，本書大部分是對美國20世紀百年外交的梳理。再次，這是一本政治學理論，尤其是國際政治學方面的理論著作，本書的大量論述都超越了經驗的層次，極富哲理。最后，這是一本分析當今世界格局和現實政治的書，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雙重視角，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的有力結合。

本書共分為31章。除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是對世界秩序及走向的看法外，作者以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與以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為代表的理想主義為兩條線索，記述了1618年至1648年歐洲的“三十年戰爭”至冷戰后的世界新形勢之間的重大國際事件，論述其外交運作，點評其優劣得失。其中大事件包括三十年戰爭的進行，維也納會議的召開，1871年德國的統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凡爾賽和約的達成，蘇德協定的簽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冷戰的爆發，朝鮮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匈牙利事件，柏林危機，越南戰爭，三角外交以及冷戰的終結等等。

讀完本書，我也獲益匪淺。下面說說我的收獲。外交是國家以和平手段對外行使主權的活動。外交以國家利益為基點，以國家對外目標為指揮。現代外交除了受對象國家、國際環境、決策者的影響外，國內的民意，社會輿論及國內權力部門的相互制衡（如美國三權分立下國會對行政部門的制衡），利益集團，跨國公司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總之，考量一國外交，離不開國際，國內，個人和集團這些重要因素的作用。

外交作為一種政治上的相互博弈，對信息的要求很高。既要知己知彼，又要消除不必要的誤解。同時，當代外交已不僅僅只關注政治問題，經濟，文化，環境，國際犯罪等眾多新問題也已列入一國外交的職權范圍之內。

國際政治思想流派中雖有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分，但是，外交必須以一國利益的現實為基礎，“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有恒的利益”才是一國外交本質的追求。同時，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我們不能排斥天下一家的先人遺產。這一點上，我贊賞美國在其外交政策中較他國有更多的理想主義成分，追求道德與正義，當然美國外交政策的現實主義取向，也著實令人擔憂。總之，要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

在《大外交》一書中，作者基辛格描述了自三十年戰爭至冷戰的結束近三百年的歷史，再現了黎塞留、拿破侖、俾斯麥、梅特涅、史特萊詩曼、威爾遜、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戴高樂、尼克松、毛澤東、周恩來、里根、戈爾巴喬夫等那些對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各國政治家的風采。而在書中所描述的眾多偉人中，我最崇敬的是俾斯麥。

奧托·馮·俾斯麥（1915—1898年），普魯士宰相兼外交大臣，是德國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稱為“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是德國近代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作為普魯士德國容克資產階級的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為德國的統一作出了巨大貢獻。

俾斯麥1815年4月1日出生在普魯士一家大貴族地主家庭。在他12歲時，他進入了中學，但受到同學排擠。但他并不感到灰心，反而勤奮向上，學會英語、法語、俄語、波蘭語、荷蘭語，使其成為一個多語言的天才，并為其日后的外交官生涯打下基礎。他曾經就讀于哥廷根大學，后轉入柏林大學法律系學習。在其就讀大學期間，他經常腰間佩劍，并牽著一只大狼狗。但卻無心向學，并染上很多惡習，曾與同學作過27次決斗。1848年，德國爆發革命，俾斯麥在自己的領地上組織起軍隊，準備武力鎮壓革命。1851年～1858年，他擔任普魯士邦駐德意志聯邦代表會的代表，1859年任駐俄大使，1861年改任駐法大使，1862年他出任普魯士宰相兼外交大臣。正如俾斯麥任宰相后在邦議會上說的那樣“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德國所指望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是他的武力！”這既為他贏得了“鐵血宰相”的稱號，從他的早年經歷中也可以看出，他屬于主張使用武力的強硬派，而且很了解俄、法統治者的內心想法，這些為他日后利用歐洲各國的矛盾，在外交上縱橫捭闔以實現德國的統一和強大打下了基礎。

俾斯麥為實現德國的統一，主要是通過1864年的普丹戰爭(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1866年的普奧戰爭（Austro-Prussian War，又名七周戰爭或德意志戰爭）、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這三次王朝戰爭實現的。

俾斯麥的成功不僅僅在于他的強硬，更在于他敏銳的洞察力和透徹的分析能力。這也體現在他實施“鐵血政策”實現德國統一之中。

“鐵血政策”第一步，1863年末，丹麥合并了屬德意志邦聯的施勒斯維希小公國。俾斯麥抓住了這次擴大勢力的機會。次年初，俾斯麥聯合奧地利對丹麥作戰。俾斯麥之所以要聯奧對丹，就在于是既解除了后顧之憂，又能增強對丹麥的力量。奧地利馬上同意了普魯士的要求，普奧聯合向丹麥發出最后通牒，隨即開始戰爭。丹麥戰敗，普魯士得到了施勒斯維希，奧地利也得到了另一小公國何爾斯泰因。第二步，就是同奧地利爭奪德意志盟主的戰爭。為了對付強大的奧地利，俾斯麥先聯合意大利，意大利因威尼斯地區一直受奧地利欺凌，所以馬上答應了普魯士的請求，雙方結成反奧聯盟。然后，俾斯麥三次親往法國，以領土報酬換得了拿破侖的中立。這樣，穩住了法國。做好了這些后，俾斯麥對奧地利一再挑釁，要求奧地利將不久前從丹麥手中得到的小公國何爾泰因讓給普魯士，同時提出改革德意志聯邦法案，以期排除奧地利在整個德意志的影響。面對奧地利預想中的反對，普魯士就聯合不少德意志小國對普魯士進行“制裁”。于是普奧戰爭爆發。1866年7月3日，雙方集結于薩多瓦村附近展開決戰，結果，普軍大獲全勝。10天后，俾斯麥逼近奧地利都城維也納。在有人提議一舉占領奧地利全境時，俾斯麥沒有聽從，他知道在歐洲這個大均勢里，其他強國不會坐視普魯士勢力膨脹，尤其是普魯士的近鄰、歐陸強國法國。果然，拿破侖三世出面進行了調停，普奧雙方達成協議。奧地利宣布退出德意志，并將四個邦國和一個自由市讓給普魯士。這樣，普魯士就統一了德國整個北部和中部地區，建立起了一個北德意志聯邦。而且，俾斯麥也知道普魯士在中歐的獨大，會招來俄、法等國的反對，所以，保留奧地利對日后的外交斗爭有利。第三步，兼并德意志南部緊鄰法國的四個小邦國，實現最終的統一。同時，俾斯麥對法國境內富裕地區阿爾薩斯和洛林也很感興趣，早已垂涎三尺。這樣，普法戰爭就不可避免。于是，他穩住俄、奧等強國，于1870年發動普法戰爭，次年大獲全勝。普魯士軍隊開進巴黎附近的凡爾賽，并在凡爾賽宮鏡廳，宣布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帝國成立。依靠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德國終于實現了統一。

《大外交》對外交運作與國際關系的深刻剖析，對我們大有裨益。

第五篇：新時期外交

“外交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國家領導人既是最高指揮員，又是沖鋒陷陣的士兵。”前外交部長李肇星曾如此寫道。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履新不足70天，足跡幾乎遍布世界各大角落，外交活動的密度和力度可謂空前，自信、務實、富有人情味等特色日益被外界所認可。

出牌更積極主動

以往中國外交大都跟著事情轉，有著如季節更替般的冷熱變換，但過去兩個多月中國外交始終維持在很高的熱度，隨著主席、總理的先后首訪掀起一波波高潮，并在心態、姿態、行動、理念上都呈現出更多的積極擔當。

當選主席后的第4天，習近平就在北京會見了來訪的美國總統特別代表，第7天就偕夫人彭麗媛踏上首訪之旅，先后訪問俄羅斯和非洲三國，并出席金磚國家峰會。此后，新一

屆領導人在雙邊和多邊場合頻頻亮相。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金燦榮指出，過去外交一般有事了就轉得快一些，事少就轉得慢一些，新近則呈現出更積極主動的態勢，一方面確有不少事情需要去處理，另一方面新領導集體也想做一些事情，客觀上的需要加主觀上的意愿，促使我們更主動地出牌，這也反映出當今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更為重要。

更注重“組合牌”

在新領導集體會見的外國高官中，有近鄰，有遠朋，有大國元首，也有發展中國家領導人，通過這一系列外交活動推進全方位的外交政策，體現出“周邊是首要、大國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布局。

有分析指出，過去中國外交比較“向西看”，外交重點主要集中于同美國、俄羅斯、歐盟等的大國關系及一些戰略要地，新一屆政府的外交布局則具有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特點，除維持與大國良好的雙邊關系外，更加注重發展與鄰國、與新興市場國家的關系。

在原有政治、經濟、安全方面的外交之外，當前外交也更注重統轄能源、軍事、金融、人文交流及民間外交，在公共外交上也開始更多新的嘗試。

善于打“人情牌”

訪問印度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接見來訪的印度青年代表，深情回憶早年訪印的情景，一下子拉近賓主距離。此前的首訪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演講中多次用故事打動人，給往訪國人民留下親切、溫暖的印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朱鋒提到，習近平在媒體的聚光燈下顯得十分溫和，放松自如，還在演講中加進不少自己當場的思考和發揮，這種在國際場合的自信從容，給外界留下非常重要的印象，也給中國外交注入“個性”和“氣場”。

外界也評論認為，中國領導人的訪問富有人情味，有助于雙方增強互信，減少猜疑，同時具有外柔內剛的特點，在涉及中國領土、主權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的發聲鏗鏘有力，體現出“強勢不強硬，自信不乏務實”的風格。

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也正如習近平主席明確告訴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那樣：“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努力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夢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

第二，關于中國對外交往的旗幟。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地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還提出，我們主張，在國際關系中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旗幟。這面旗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合作共贏”的理念。合作共贏是國與國之間更好的、更和諧的共處方式，追求的是一種1+1 >2的和諧發展，既利人，又利己；既合作，又競爭；既相互促進，又相互激勵；既不是逃避現實，也不是拒絕競爭，是以理性的態度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關于新型大國關系。在國際關系中，大國關系是國際局勢的導向性因素，也是國際格局的重要塑造性，因素。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中國的大國政策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最近兩年來，中國倡導的新型大國關系成了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短短的時間，新型大國關系從理念變成了推動現實的巨大力量，凝聚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世界局勢的科學判斷、對國際關系發展歷程和中國外交實踐的科學總結。這一理念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針對性強。第一，針對的是國強必

霸、崛起必戰的傳統邏輯與思維；第二，針對的是意識形態偏見和零和游戲為代表的冷戰思維；第三，針對的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包括大國之間利益交融的現實；第四，針對的是中美之間共生共存、既競爭又合作的復雜關系；第五，針對的是世界各國對中美關系未來的期許與擔憂。針對這五個方面，新型大國關系理念作出了響亮的回答：中國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中國無意稱霸，更無意爭霸；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于雙方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中美關系的本質特征，不是“你輸我贏”的零和關系，而是互利共贏的關系；中美兩國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穩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中國倡導的新型大國關系始于中美關系，但遠不止于中美關系。新型大國關系理念將成為引領中國發展未來與世界備大國關系的指針，也將成為中國對世界和平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外交新理念遠遠不止上述三點，“命運共同體”等新的理念同樣引起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中國外交的新理念必將催生中國外交的新面貌，推展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二、中國外交的新布局

新的歷史起點呼喚新的外交布局，新的外交布局必然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全方位。領導人的外交活動最能體現一國外交的宏觀布局。最近一段時間，習近平主席的兩次出訪、李克強總理的一次出訪和中國舉辦的國際活動、接待的外國領導人已經充分展現了中國外交的全

方位布局特色。中國領導人的出訪國有大國強國、也有小國窮國，有近在咫尺的鄰國，也有遠隔萬里的非洲、拉美國家。中國主辦了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習近平主席也出席了在南非召開的“金磚國家”峰會。中國領導人出訪的地區有國際熱點地區，接待的外國領導人也有熱點國家的領導人。中國領導人外交活動的每一個“點”都是有考究、有思量的，這些點串起來，就是中國外交的恢宏布局。兼顧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兼顧了周邊國家、相同或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兼顧了雙邊合作與多邊舞臺，也兼顧了公共外交與熱點問題。第二，寬領域。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外交活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人文等各個領域。首腦外交既談政治，也談經濟，既推動經貿合作，也推動人文交流，同樣也會探討人類共同挑戰的應對之方和國際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之道。習近平主席第一次出訪是到俄羅斯和非洲。在俄羅斯，雙方共簽訂32項合作文件，數額大，期限長，被稱為“世紀合同”。僅能源領域的合作就涵蓋油氣、核能、電力、煤炭、新能源等多個行業，貫通上下游各領域產業。雙方還就兩國地方合作形成重要共識，開辟了中俄互利合作的新領域。習主席和普京總統共同出席俄羅斯中國旅游年開幕式。雙方商定明后年互辦青年友好交流年，大幅增加互派留學生名額。習近平主席訪非期間共簽署了40多個合作文件，包含一批有利于非洲國計民生的大項目。習主席還宣布了一系列支持非洲的措施，包括加強對非援助、投融資合作、職業人才培訓等。在非洲，習主席還出席了我國援非醫療、文教等項目的啟用儀式，鼓勵中資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造福當地人民。2013年6 6

月8日，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中美元首第二場會晤。兩國元首介紹了各自國內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并就中美經濟關系深入交換意見。這既是中美兩國的相互交底，也是兩國元首之間的一種治國理政經驗交流。這在中國與其他大國元首之間的交流中并不多見。第三，多形式。多形式、甚至不拘泥于形式的外交活動往往能達到更好的效果。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外交事務成竹在胸、駕輕就熟，僅僅幾個月時間，就通過多種外交形式，譜寫了外交的開篇之作。首腦外交是重中之重。今年“兩會”以后，習近平主席作為國家元首、李克強總理作為政府首腦，他們的出訪帶動了世界的“中國風”。短短80多天的時間，中國高層領導人已同世界上50多個國家領導人在雙邊和多邊場合會面。特使外交承擔重要使命。劉延東同志作為中國領導人的特別代表于今年2月赴韓國，出席了韓國新任總統樸槿惠就職儀式。今年5月，中國接待了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特使，在朝核問題山重水復的時刻，給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帶來了新的轉機。“莊園外交”是近來國際媒體熱炒的一個話題。6月7日至8日，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會晤。中美兩國元首圍繞共同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主題，就雙邊關系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達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識，取得了重要積極成果。

第四，謀長遠。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外交工作重視戰略思維，立足當前，但重點在于謀長遠。習近平主席在美國開展的“莊園外交”謀的就是中美關系的長遠、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長遠，是在做一件對中

國、對美國、對全世界都利在千秋的大事。同樣，習近平主席訪問非洲期間，非洲國家領導人提出，基礎設施落后是當前制約非洲發展的主要瓶頸，希望中國支持幫助。‘“和諧世界”理念與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脈相承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從成立之日起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在冷戰時期，由于面臨嚴峻的國際環境，中國通過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甚至采取與一些大國結盟或準結盟的策略，反對形形色色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國家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冷戰結束后，中國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推動自身和世界的發展放在維護自身安全與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國陸續提出了新安全觀、新文明觀、新發展觀及“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在追求自身發展和強大的同時，努力實現與他國和平共處、共享繁榮。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們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和諧世界”新理念的目標——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是對我國外交政策宗旨的繼承和升華。在和諧世界中，各國內部的事情由各國人民自己決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國平等協商解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享有平等參與權與決策權。各國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不將自身的安全與發展建立在犧牲他國利益基礎之上。“和諧世界”新理念的這些主張，是我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體現。“和諧世界”理念在繼承的基礎上實現創新由于各種原因，新中國成立后曾長期游離于國際制度之外，并對戰后國際秩序抱有批判、反對的意識。在外交實踐中，中國扮演著革命者的角色，試圖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改革開放后，中國逐步融入現有國際機制，特別是各種國際經濟組織，搭上經濟全球化的列車，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參與多邊機制的增多，中國對多邊機制及其運行規則逐步有了全面的認識，對國際秩序的認識也逐漸發生變化，從現有秩序的批判者向有保留的認同者、建設性的融入者轉變。近年來，國內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盡管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包含著大國政治、維護西方發達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不合理成分，但也存在尊重各國主權和人權、照顧發展中國家及對大國力量進行制約等積極因素。當前國際秩序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合理的一面正在受到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沖擊，而不合理的一面未能得到改變。中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改革的方式使其更為公正合理。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中國希望作為一個建設性的合作者，通過積極參與制定、修改國際規則，參與國際制度建設，逐步改正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使之能夠反映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近年來，中國在聯合國改革、朝核六方會談、東亞區域合作、上海合作組織建設、反恐、防擴散等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已成為世界體系的建設性參與者、國際矛盾的積極協調者、周邊秩序的務實塑造者。

習近平完成今年外交布局 收官之作

新一屆領導集體外交輪廓清晰

自今年3月履新以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后4次出訪，足跡遍布亞非歐美，不僅已對13國進行國事訪問，還在4個重要的國際多邊舞臺悉數亮相，5次“習普會”、2次“習奧會”引人矚目，與40多國領導人或政府首腦的會見、寒暄也頗受關注。

昨天，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從巴厘島的APEC會場歸來，為今年外交布局收官之作畫上圓滿句點，進一步勾勒出新一屆領導集體外交開局的清晰輪廓。

>>出訪·行程

半年與40余國領導人會見晤面

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僅隔一周后的3月22日，習近平就攜夫人彭麗媛從北京飛抵俄羅斯，開啟任內首訪。

不到7個月時間，習近平的足跡幾乎遍布全球。從白雪皚皚的俄羅斯到驕陽似火的非洲，從遠隔重洋的拉美到舉世矚目的中美會晤，從陸上絲綢之路的中亞到海上絲綢之路的東南亞，從G20峰會到上合峰會，再到APEC峰會，這位新一屆領導人晝夜兼程，馬不停蹄。

首次出訪的日程安排就異常緊湊。3月22日至30日的9天期間，習近平出席了66場活動，與32位國家元首及政要舉行會談和會見，發表20多次演講和重要講話，并出席10多場人文和公共外交活動。

“一路風塵仆仆，不辭勞苦，或冒著零下20度的風雪，或頂著炎炎烈日，完成一站又一站的訪問，有時一天內不間斷工作15個小時。”外交部部長王毅如此描述。

南非金磚會晤期間，習近平一天參加9場活動，到夜里12點還在進行最后一場雙邊會見，沒時間吃晚飯。對這樣的出訪之旅，習近平說“不是痛并快樂著，是累并快樂著”。

美洲之行，中國領導人首次訪問特多以及英語加勒比國家，與8個加勒比國家領導人舉行會談。無論是幾萬人口的小國，還是1億人口以上的大國，均以誠相待。

中亞四國之行，習近平沿古絲綢之路一路西行，所到有沙漠綠洲阿什哈巴德、“蘋果城”阿拉木圖、重要樞紐塔什干、“東方璀璨明珠”撒馬爾罕、天山山城比什凱克等。其間還赴俄羅斯圣彼得堡參加G20峰會，近45個小時里密集與會，還同10余國首腦雙邊會見和寒暄。

東南亞之行，習近平對印尼、馬來西亞進行國事訪問，在巴厘島APEC會議發表重要演講，并與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智利等國領導人會見。

在一系列雙邊多邊會見中，今年6月在美國安納伯格莊園上演的“習奧會”無疑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兩場會晤，一場晚宴，一同散步，這場“不打領帶”會晤交流時間加起來超過8小時，被視為中美高層交往的一個創舉。

>>出訪·禮遇

諸多破格和特殊禮物

習近平4次出訪共對13個國家進行了正式國事訪問，各國政府均高度重視中國國家領導人到訪，給予最高規格禮遇和熱烈歡迎。

在莫斯科，如俄媒所述，“普京像接待稀客一樣迎接習近平”，11輛警車開道，總統騎兵儀仗隊首次在克里姆林宮列隊歡迎外國元首，普京攜“超豪華陣容”舉行歡迎儀式，連續陪同習近平8小時，習近平還成為第一位到訪俄聯邦武裝力量作戰指揮中心的外國元首。結束訪問前，習近平收到一份特殊禮物——父親習仲勛當年訪蘇時的照片冊。

在非洲，習近平夫婦受到“像非洲的陽光那樣溫暖熱烈”的夾道歡迎。抵達剛果共和國時，薩蘇總統帶所有內閣成員和外國駐剛使節等數百人前往迎接，訪問的短短24小時中更是全程陪伴習近平出席9場活動。

在拉丁美洲，特多總統、總理共同出席習近平的多場活動，哥斯達黎加民眾和少年兒童夾道歡迎習近平到訪，墨西哥總統為習近平舉行多年來少見的隆重歡迎儀式。

在中亞，習近平同樣受到諸多特殊安排的禮遇。抵達土庫曼斯坦時，少年兒童按照當地迎接貴賓的禮節為習近平獻上鮮花、面包和鹽，而在乘車前往“復興”氣田的1個多小時車程中，沿途近10萬民眾身著節日服裝夾道歡迎。

在哈薩克斯坦，73歲的納扎爾巴耶夫總統親自在機場迎接習近平，陪同前往下榻酒店途中興之所至，干脆叫停車隊，邀請習近平信步走上大橋觀看城市夜景。訪問期間，兩位領導人一同乘坐中方專機赴阿拉木圖，在飛機上共進早餐，促膝長談。

在烏茲別克斯坦，手工匠向習近平獻上耗時8個月手工織就的絲毯，贈給尊貴的中國客人。在吉爾吉斯斯坦，阿坦巴耶夫總統在總統官邸設“家宴”款待習近平，總統夫人、孩子身著中式服裝熱情迎接，習近平則依照當地習俗穿上總統一家贈送的當地傳統服飾。

在印度尼西亞，習近平成為首位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的外國元首。抵達馬來西亞時，總理納吉布夫婦特設家宴歡迎習主席夫婦，兩人“一見如故”。

>>出訪·演講

交談用詞多來自“群眾路線”

出訪期間，習近平發表了數次重要演講，語言形象生動，頻頻引用詩詞、俗語、歌詞和感人的故事。

習近平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的演講為人稱道，演講數十次被聽眾的掌聲打斷，當習近平在演講中提到中國電視劇《媳婦的美好時代》在坦熱播時，引得全場笑聲，而講述起中國年輕人蜜月旅行愛上非洲的故事時，引人不禁動容。

在印度尼西亞的演講中，習近平將中國印尼關系比喻為美麗的梭羅河，提到鄭和七次遠洋航海留下的兩國友好交往，提到《紅樓夢》對印尼奇珍異寶的形象描述，提到印尼海嘯后當地群眾見到中國救援隊學會了用漢語說：“中國，北京，我愛你。”

在不同場合的演講中，習近平多次說到“國之交在于民相親”，說到國家之間民心相通、心心相印的重要，也多次提到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壯大，是傳遞友誼的正能量，為亞洲和世界帶來的是發展機遇而不是威脅。

而在多邊峰會上，習近平的演講更以真誠鏗鏘之音觸動聽者。金磚會晤上，習近平以“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談彼此合作，提出堅定對自身發展道路的自信，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

在G20峰會上，習近平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強調國家間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明確表示中國有條件有能力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世界經濟帶來更多正面外溢效應。

習近平在多次演講中談及中國改革，勁道十足。在G20峰會上他表示，“任何一項事業，都需要遠近兼顧、深謀遠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是不會長久的”，在APEC峰會上更指出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改革要敢啃硬骨頭，敢涉險灘，敢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

>>出訪·收獲

簽署百余政府間合作文件

4次出訪，碩果累累。訪問俄羅斯期間，雙方共簽訂32項合作文件，數額大，期限長，被稱為“世紀合同”，領域的合作橫向涵蓋油氣、核能、電力、煤炭、新能源等多個行業，縱向貫通上下游各領域產業，提升中俄務實合作水平和層次。

訪非期間，共簽署40多個合作文件，包含一批有利非洲國計民生的大項目，金磚會晤上務實合作取得新進展，在財金、經貿、科技、衛生、農業、人文等近20個領域形成新的合作行動計劃。

訪問拉美期間，與三國共簽署24項合作文件。此行被視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開拓外交新局面、完善外交總體布局的又一重大行動。

中亞之行與四國共簽署38份政府和企業間合作協議，涉及領域廣、數額大、時間跨度長，開啟地區睦鄰友好合作新前景，開創了絲綢之路共同發展新紀元。

在東南亞，將中國與印尼、馬來西亞關系定位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在政治、防務、安全、經濟、航天、科技、海上等推進合作。

在圣彼得堡G20峰會上，繼莊園會晤后中美兩國元首再次相見，被認為“會見時間長、議題廣、基調積極”。習近平直言亞太是中美共同利益體現最充分的地區，兩國合作面大于分歧點。

>>點評·布局

先外后內先易后難外交布局完整呈現

昨天，習近平今年的第4次出訪落下帷幕。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表示，習主席此訪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實際上是新一屆領導人就位以來，外交布局的一個收官之作。

“如果把前3次訪問連起來看的話，充分體現中國外交大的格局、大的結構”，曲星提到，習近平履新后的外交軌跡，“到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所選擇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國家”體現中國外交大的氣勢與布局，外交結構已非常完整地呈現出來。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分析認為，新一屆領導人在外交上的“打法”可總結為“先外圍后內線，先易后難”。從4次出訪的安排看，習近平先鞏固俄羅斯、非洲這些“兄弟”，然后到拉美，把外圍先跑了一圈，鞏固一下，然后開始處理兩個棘手問題。

“中國外交當前的棘手問題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中美之間缺乏信任，一個是周邊關系有所緊張”，金燦榮提到，習近平先從中美關系入手，再處理周邊關系，所含的邏輯是，先將外圍基礎打好，把中美關系穩定好，再來處理周邊這個難題。

外交學院副院長秦亞青表示，“從整個狀態看，中國外交的布局大輪廓已經明確”，從外交開局看，與大國的關系、與世界超級大國的關系、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這三個主要點都已突出出來，布局非常清楚。

>>點評·意義

收官之作有意外之財對周邊秩序作出貢獻

金燦榮提到，APEC會議上，中國有“意外之財”，如果美國總統奧巴馬來參會，美國會分享很大的影響力，但奧巴馬因國內因素無法前來，習近平成為峰會上當仁不讓的主角，使其東盟之行“很出彩”。

秦亞青提到，習主席此訪體現周邊是中國非常重要的外交方向，東亞到亞太這個區域，對中國整體發展、實現民族復興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新一屆領導人也非常關注和重視周邊，習近平此訪之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外交部長王毅的足跡也已遍布周邊。

“亞太將來會有一個什么樣的秩序，中國在這個秩序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我想通過習主席參加這次會議，很清楚地表現出來”，秦亞青提到，習近平此次參加APEC會議，明確釋放出幾個信號，即中國會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對地區多邊秩序作出支持和貢獻，對該地區國家的合作具有積極意義。

周邊是中國外交安身立命之所，習近平此行一定程度上消散籠罩在周邊的疑云。秦亞青提到，習近平在會上再次表明鮮明態度，支持東盟作為重要的地區組織，發揮主導作用，這點很重要。

秦亞青指出，東盟在本地區的制度規范、協調磋商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地區大國、世界大國對此是支持還是阻礙，是積極投入還是消極應對，對地區局勢有直接影響。“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對地區多邊、區域性的合作給予高度重視”，秦亞青認為，從這方面看，今后中國將加大在這個區域的積極參與，作出應有貢獻。

>>點評·風格

大國風范積極進取外交開局可打高分

金燦榮總結新一屆領導人的外交風格，認為在戰略上堅持和平發展，在戰術上有四個風格：主動性、全面性、底線原則、個人風格。他提到，新一屆領導人在外交上積極主動出牌，強調合作共贏的同時也強調要守住底線，并且講話很有風格。

這個外交開局可以得多少分？“應該是個高分吧”，金燦榮提到，習近平在不到7個月時間里4次出訪，總體非常成功，“我昨天從美國回來，他們的評價是印象很深刻，感覺到一種‘強勢’，講話基調非常自信”。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認為，“全球視野、積極進取”是習近平在外交上很突出的特點。“新一屆中央領導的外交視野非常開闊，所到幾乎遍及全球”，阮宗澤提到，主動進取也是其一個鮮明特點，無論是引領雙邊關系還是多邊關系，都積極有所作為。

秦亞青認為，從幾次外交大動作上可看出，中國在整個世界事務、地區事務和周邊關系上，越來越采取一種大國的風度、行為和思維，在世界范圍內從事中國的外交，積極開展建立世界秩序和地區秩序的外交活動，整體外交風格表現出更加負責任的態勢。

“國外有聲音說中國現在很強硬”，秦亞青指出，要看到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表現出來的整體戰略意圖，基本外交取向是要發展國際合作、維持世界和平穩定。

秦亞青認為，外交戰略更加清晰是新一屆領導人外交上的一個鮮明特色，通過各種場合積極展現中國的外交戰略和政策主張，說的做的都很清楚，敢于負責任地表達自己主導的外交戰略，并提出非常實際的具體措施。

>>點評·未來

外交投入傾注熱情當注重預防性外交

“我覺得新一屆領導人對中國外交展示了領導人新的熱情和他們的投入與關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朱峰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外交活動說到底是人的活動，個人的熱情投入，多大程度展示他的思想，對風采的展示、個性的發揮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朱峰認為，習近平的外交，確實很大程度體現中國新領導人對外交的個人投入，在外交場合勇于表明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的形象，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塑造者和推銷者的作用，這點非常好。

“習主席在出訪的時候，個人魅力也很充分，在國際場合語態輕松，自然”，朱峰認為，習近平在各種講話中勇于展示自己的個性和思考，“是一個真正的大國領袖”。

4次出訪中，夫人彭麗媛3次隨訪，并參加了諸多人文交流活動。朱峰指出，夫人外交為元首外交加分加彩，能增加元首外事活動人性化的內涵和深度，大家通過第一夫人看到的也是這個國家領導人的工作和生活。他認為彭麗媛形象出眾、舉止優雅，起到很好的襯托作用，體現中國的魅力。

金燦榮也提出，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外交上投入之多，超出國際輿論原先的預期，國際國內政策同時推進，好處是能迅速把內外局面打開。局面打開后，很多共識需要慢慢落實，把已經開始的良好局面穩定下去。

“開局不錯，為中國發展爭取了一個比較好的國際環境”，阮宗澤認為，新一屆領導人的這些訪問，扭轉了前段時間在某些地區的相對被動，特別是扭轉了亞太地區的一些劣勢，變被動為主動影響，主動引領。中國下一步還應更主動地去發揮作用和影響，并且要有一種前瞻的做法，多做預防性外交，可轉化危機，讓壞事變好事。

秦亞青分析指出，當前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可能在國際舞臺上以消極的態度回避問題，在許多問題上必須清楚表態，就中國自身而言，也更加需要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國際環境不是靠等來的，也不是靠機遇求來的，是需要積極爭取來的，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展開更加積極進取的外交是正常的，甚至還需要更加積極”。

秦亞青指出，從當前的外交布局上看，在一些重大領域的基本政策已經奠定，政策態度也已經表明，下一步需促成具體的行動，還可能會看到與其他一些國家也采取更加積極的政策來協調和處理關系，“有的時候形勢比人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