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市委書記市長關心的十大焦點問題（二）

城市發展的核心目標是提升城市競爭力，而城市競爭力的提升依賴于城市轉型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綜合實力的加強，其中，城市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是重中之重。轉型是過程，戰略是根本，只有實施各種有效戰略，我們的城市化才能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大背景下實現快速發展。■ 當我們在思考城市發展和轉型的時候，我們不但要了解城市的歷史、現狀、經驗、模式和規律，更要把它置身于國際國內城市發展和轉型的主流中去；我們不但要從城市發展和轉型的內部外部方面去尋求各種有利條件和因素，更要從路徑選擇和戰略方案上去尋求新的契機。有關城市競爭力的提升是目前各地市領導十分關心的又一個焦點問題。我們認為，城市競爭力是一個國家的城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與其它城市比較，在要素流動過程中能否抗衡甚至超越現實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并最終實現自身城市價值所具備的或培養形成的各種競爭優勢的系統合力。在這一部分，我們把城市轉型、城市戰略與城市競爭力放在一起來加以論述，就是著眼于通過正確的城市戰略實現城市轉型，并最終實現城市競爭力的提升。這是以黨的十六大為標志的新一輪發展機遇中中國城市化的基本態勢和核心要素之一。城市發展的核心目標是提升城市競爭力，而城市競爭力的提升依賴于城市轉型中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綜合實力的加強，其中，城市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是重中之重。轉型是過程，戰略是根本，只有實施各種有效戰略，我們的城市化才能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大背景下實現快速發展。焦點二：著眼于城市轉型的城市戰略及其基本思路毫無疑問，因中國加入ＷＴＯ而即將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目前還處于萌動狀態，雖然表現不很直接，但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已在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展開。從時間上來說，跨國公司依托改革開放２０年來在中國的合縱聯橫，“開疆拓土”，已經逐漸融入中國市場經濟的每一個細胞，這是中國在短短２０多年尤其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１３年取得突飛猛進的根本所在；從空間上來說，全球化和一體化趨勢正打破地域和國別限制，在地球村的理念下實現全要素和資源的配置。但這種配置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它對一國的城市化水平有一個基本的要求，并與這種城市化程度呈正相關關系。恰恰是在這方面，由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比較側重在產業、企業層面進行變革，在要素配置的微觀層面引入市場機制，而相應忽略或延緩了在空間、地域特別是城市化進程方面實施整體戰略轉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弱化了市場層面的活化效應，處處可見的地方保護、行政壟斷使整個改革的效力被削減、磨損甚至耗竭。可以說，中國改革目前所處的膠著狀態就在于沒有從空間層面進行更大范圍卓有成效的突破。如果說２０多年前中國的改革從安徽鳳陽小崗村那１３個紅手印有著某種歷史偶然性的話，那么，今天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跨越已不能再幻想這種偶然性，而必須從必然性上尋求新的契機。這時我們發現，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主導力量更主要的來源于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所產生的輻射和帶動力量，而承接這種輻射和帶動力量的，目前來看，還不是農村，而是城市，是已經蓄勢待發的中國的城市轉型過程中醞釀的綜合力量。它不再像過去那樣局限于產業或企業內部的變革，而是從深層次上構筑整個要素配置的綜合戰略。在此，我們就目前中國城市化和城市轉型中的一般性戰略問題分析如下，它不代表各地針對地區特點制定的特色化發展戰略，但卻是制定特色化戰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城市地緣戰略與城市轉型地緣因素是國家賴以生存發展以及實現國家政治經濟行為的基本條件，是影響和制約國際關系的一個基本因素。對地緣戰略環境的認識，對正確判斷國家安全發展的地區戰略環境和地緣戰略重心及變化有重要意義。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信息時代的到來，地緣要素的構成發生了變化，技術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對地緣戰略產生一定影響。城市的地緣戰略在城市轉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直接關系到城市競爭力的提升，城市化不是簡單的大城市化，城市化也不是一個城市的城市化，城市化更不是同一種類型和級次的城市化。因此，研究城市地緣戰略問題的重點，就是關注城市在地緣上的聯合和擴張，其中的關鍵是實現城市群，城市圈和城市帶三個層級的城市化跨越。對于大城市而言，它的城市化應是以城市地緣為依托，著眼實施大城市群戰略，構筑以少數幾個領先城市為龍頭，地緣范圍內各中心城市的一體化整合，從而使城市做大，實現規模效應，這是城市化的第一個級次；在城市群的地緣延續基礎上，形成由若干中心城市為輻射源的城市圈，它們是支撐整個城市群的支柱，而在城市功能上又分散城市群內部的壓力，減緩城市病的過分積聚，這是以地緣戰略推進城市化的第二個級次；在城市圈的基礎上，地緣戰略的城市化第三個級次就是由眾多中小城市構成的城市帶，城市帶的主體是中小城市，這些城市以特色化的產業中心鎮為支撐，進而形成特色化的城市風格。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城市化已成為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國城市由原來功能分散向功能整合，并最終朝向以大型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發展是大勢所趨。而及時調整城市定位，調整城市產業布局，在即將形成的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帶三個層次的區域競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已成為當前國內大、中、小城市實現城市轉型，制定發展戰略的一個至高點。城市品牌戰略與城市轉型剛剛過去的２００１年被稱為“中國城市品牌年”：繼２０００年深圳奪取了世界花園城市評比１００萬人口以上組冠軍之后，美麗的羊城又在２００１年的評比中奪得季軍，成為中國擁有“綠色奧斯卡”美譽的姐妹名城。人間天堂杭州，在榮獲“聯合國最佳人居獎”之后，宣布將以“世界休閑之都”作為全新的品牌。而東方明珠上海繼舉辦ＡＰＥＣ會議博得國際好評后，又在全力申辦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覽會，打造新的城市品牌。城市品牌是寶貴的文化

和經濟資源，打造城市品牌，提升綜合資源，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國城市積極打造品牌，顯示出中國參與２１世紀綜合國力競爭的積極姿態。從整體上說優秀城市品牌一般包含獨特性、延展性、實用性要素。建立城市品牌是一項社會化的系統工程，不僅要有一套名稱、標志象征和口號，更重要的是從全社會發展的角度找到自己城市的核心價值和定位。品牌的核心價值是一個城市的靈魂，環境、資源、文化、歷史、經濟和人本身都是構成和決定一個城市品牌價值的要素，這些要素結合起來最終決定了品牌的本質。不同于單一產品和服務，城市品牌的核心價值既包含了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同時也滲透了許多復雜多元的無形價值。定位是建立品牌的靈魂，城市品牌存在的價值是它在市場上的定位和不可替代的個性，就如同產品品牌一樣，著名品牌之所以屹立百年不倒，就因為它始終遵循著自己的定位和保持著與競爭對手的差異。定位的實質就是將城市放在目標受眾心目中，給它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由此形成這個城市鮮明的品牌個性。目前國內的城市之所以缺乏個性、出現雷同，大多數是因為未能從戰略定位的角度來考慮城市的全盤發展，只是基于市容美化、地產規劃和招商引資等單一因素考慮，一窩蜂地搞城市綠化和所謂形象工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與城市轉型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城市現代化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可持續發展，是城市建設事業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確認識環境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抓住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不斷創新，大膽實踐，以環境革命提升城市的競爭力，是城市發展的重中之重。生態環境不僅是城市的“臉面”，更是城市綜合實力和發展水平的外在表現。實現城市環境革命，一方面包括污染治理、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等，另一方面還包括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技術結構、人才結構等的調整和升級換代。針對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和環境建設現狀，我們提出了“環境革命”的概念。環境革命，是以人與環境相互協調為宗旨，以城市建設中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的高度和諧為目標，利用環境建設與治理，調整城市產業結構與工業布局為手段，改善人民居住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提升城市功能和價值，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人類的創造力、生產力，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斷提高，技術和自然達到充分融合，城市穩定、協調和永續發展的環境復合工程。環境革命，就是要徹底改變人們尤其是城市領導對于環境建設中單純的“環衛”、“環保”和“污染治理”等傳統觀念，打破“環境建設就是投資”、“要工業就不能要環境”、“先污染后治理”等的傳統認識，建立全新的環境理念和可持續發展的新理論、新思路和新模式。把環境與經濟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以環境革命整合城市發展諸要素，提升城市價值，以城市增值盤活資產存量，從而高效聚集城市財富，并以城市豐存的經濟實力投入環境和城市綜合建設的良性增長循環中；環境革命就是要消滅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初級工業的低效增長方式，以環境革命建立高增長城市發展方式，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平臺”，以高度文明的城市環境，激發城市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并在更高的基礎上，建設現代“綠色工業”、“綠色農業”和“綠色城市”，實現城市的跨越式發展。目前，在城市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實踐中，許多城市都把環境建設作為突破口，確定自身的發展戰略，制定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遠景規劃。上海的生態建設，蘇州的園林文化，大連以環境革命提升城市競爭力（本刊２００１年曾對此作過專題研究），為城市轉型積累了寶貴經驗。實現城市的環境的轉型，將成為新時期中國城市發展的主旋律。城市人才戰略與城市轉型城市人才戰略包括三方面的內容：１．轉變觀念，建設城市人才的生態高地。轉變觀念的主要目的就是樹立新型人才觀。新型人才觀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四個方面：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和身體心理素質。思想素質是素質教育的根本，也是人才是否能在社會長久立足的根本，因為它支撐著一個人的整個生命過程。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起碼的公民素質，二是合作精神和合群能力，三是必要的誠信意識。文化素質是素質教育的基石，也是人才創造力的來源。在當今人才市場中，真正具有競爭能力的是那些能創造新技術、新思想，能創造新的管理模式和營銷理念方式，使企業和事業能煥發出生機活力的人才。業務素質主要就是與專業知識相關的思維訓練和方法論。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要學習科學方法和科學方法論，比如學數理的就得有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而學社會的就得有敏銳的觀察能力和判斷力。身體心理素質中除了要有健康的體魄之外，還要有堅強的意志力。意志力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抗挫能力，二是自我心理調節能力。２．在制度上進行城市人才戰略的建設第一，建立市場化的人才使用機制。市場經濟的特點是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是公正、公平規則下的自由競爭。建立市場化的人才使用機制就是要充分賦予企業乃至事業單位充分的用人自主權。這一機制的確立牽涉到政府、市場、企業三方面復雜的關系。第二，轉變政府職能。新型的政府職能必須建構在合理的政企分開的基礎之上，政府必須把人才資源的配置、使用與管理的功能完全交給市場、企事業單位、社會中介組織和自治組織來承擔，人事局與各級政府部門對人才要以服務為導向的理念取代傳統的政府中心主義式的管理。第三，加強政府的監督職能，完善人才市場的法制化建設。政府無論在宏觀調控還是在微觀監督過程中，都要以法律、法規為主要手段。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法制經濟，它要求政府的政策行為必須為法律所支配，以此來保證政府為市場和企業提供公平的游戲規則。第四，改革戶籍制度。對于戶籍而言，改革的呼聲一直是高漲的，那當然更多的是從打破城鄉二元分離的體制出發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戶籍制度是我們現存制度中最不相適應的制度之一，對這一制度的改革，對于建設一個人才高度流動、人力資源高度流動的市場而言是重要的。３．培育公平公正的人才生存環境觀念與制度的轉變，其最終意義是要營造一個良性的社會環境。如果希望競爭成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永恒動力，希望人才能成為引領經濟、社會向前發展的主導力量，我們就要努力改變社會環境中的許多東西。一是改革政治體制，培育公正意識。要培育公平、公正意識，就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上的變革與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是一個過程，只有民主的改革，整個社會環境才能發育出自由平等的意識，而只有法制的改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二是培育市民寬容、合作、誠信的素質。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我們也要培養市民的寬容、誠信與合作。只有寬容，人才才能在一種自由的狀態下積極發揮作用；只有誠信，市場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人才激勵機制；只有合作，人才的才能方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城市文化戰略與城市轉型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化只是在近代才存在的。城市文化代表了民族文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并且成為當代的民族文化之存在的基本單位。市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礎和核心，城市的文化生命力存在于她廣大的普通市民之中。一個現代城市的“溫暖的內心”，只有依靠了這個城市普通市民的倫理情感與文化情趣才得以形成的，它會給每一個來到這個城市的新移民以在家的感覺。從近年來城市文化發展的總體狀況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引導與規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文化建設上的政府主導型模式。政府在文化發展的理念設計與價值導向、文化項目的啟動與實施、文化人才的選拔與培養、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文化產業的孵育與推進等方面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首先，政府主導型文化發展模式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在資源有限、城市文化發展無法全面開花的情況下，集中有限的資源辦幾個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文化發展項目，對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可謂至關重要。在市場發育還不健全的今天，政府主導無疑是文化發展的一條捷徑。其次，政府主導型文化發展模式有利于文化發展的意識形態導向，有利于積極、健康、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圍的形成。最后，政府主導型文化發展模式有利于從城市的長遠和全局角度考慮城市文化發展的整體戰略，從而避免由于市場失靈給文化發展帶來的失控和混亂，平衡各種社會階層的文化要求和趣味，同時在城市文化建設中系統地吸收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切優秀成果。必須指出的是，政府主導型的城市文化發展模式也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這一發展模式不利于自由、開放的城市文化氛圍的形成，進而會對文化創新產生負面影響。另外，這一模式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也不利于城市文化產業的做大、做強。目前，城市的文化優勢主要體現在文化和經濟的結合，即文化的產業化。政府對文化產業的控制和干預也增加了文化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市文化產業對私人、民營和國外資本的吸引力。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城市的文化事業在總體上仍然滯后于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學習型城市戰略與城市轉型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影響下，城市資源和要素如資本、人才、技術、信息等都在全球或區域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動。價值活動過程中的要素流速直接地決定著價值創造的流量。市場的國際化導致競爭的國際化，一方面，城市的生存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經營環境的應變能力；另一方面，城市獲取持續增長的競爭優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知識的更新速度，因此，城市競爭的關鍵最根本地體現在學習的競爭上。由于學習型組織理論越來越廣泛地影響著城市的變革和競爭，創建學習型城市也越來越受到城市的重視。根據我們對全國大中城市的研究顯示，目前已有上海、大連、青島、南京、常州、北京、鞍山、蘇州、濟南、西安、連云港、太倉、金臺、綿竹、成都、義烏、金華、杭州、深圳、海門、廣州、珠海、洛陽、黃石、長沙、九江、長春、蚌埠等２８個城市明確提出創建學習型城市，其中上海、大連、青島、南京、常州等城市在這方面創造和積累了豐富而有益的經驗。學習型城市是一種城市現代化發展的新型模式，是城市培育核心競爭力和綜合競爭力、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機制、能力平臺和重要載體。創建學習型城市的本質，是以城市戰略發展目標為廣大市民的共同愿景；以提高人的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主體；以提升城市競爭力為目標；通過培養整個城市的學習氣氛，通過建立社會化、開放式的終身教育體系，通過城市組織向“扁平化組織”的轉型，加速知識更新和知識創新，提高城市對市場的預見能力、戰略決策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使城市發展成為一種更符合人性和高效率的組織。作為城市轉型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國制定學習型城市發展戰略中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制定一個富有超前性和市場導向的城市發展戰略。這是創建學習型城市的共同愿景，這個愿景所激發出的是學習型城市的持續擴展能力。第二，建立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學習機制。它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構筑終身學習體系，二是團隊學習，三是全過程學習。第三，構筑“扁平化”政府，從根本上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學習型城市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如何使城市實現資源共享，如何創建出將創造性和生產率最大化的結構。第四，倡導自主管理和“自我超越”。第五，確定領導者的新角色。在學習型城市，領導者首先要成為一個好的設計者，設計一種能培養學習的氣氛，能讓團隊共同學習的環境，能使政府轉變職能的制度，并且將“規則視為學習”。作為設計師的領導者的新角色，是與傳統領導者角色的理解不一樣的。傳統的領導者更注重自身的決策和解決問題能力，而新的領導者則是設計組織的學習。在學習型組織中，領導的工作就是學習，領導力根本上就是學習力。值得指出的是，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創建學習型城市的關鍵點和第一推動力。建設服務型政府實際上是“政府再造”，為政府轉型確立更為系統、更為明確的坐標體系.焦點三：全球化一體化背景下城市競爭力的提升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提升我國城市的競爭力已成為中國城市應對ＷＴＯ挑戰之必然選擇。一方面，ＷＴＯ加速了中國城市的全球化

進程。在這種進程中，全球資源及其要素的流動性增強，尤其是物流、人力流、資本流、技術流、信息流、服務流速度加快。這些要素的流動給城市資源重組創造了機會和條件，同時這種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變化也給城市工業、市場、資本、人才、貿易帶來波動，增強了城市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內部秩序被破壞，使“靜態型”的城市超穩定結構變得脆弱，城市不穩定的風險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資源流動的背景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資源時正面臨越來越多的競爭者。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正在淹沒城市之間的市場界限，更多的社會財富和國際資本進一步向城市集中，爭奪城市市場的競爭日益加劇，以城市為單元的競爭正在登上國際舞臺并席卷全球，依賴本土市場和傳統資源支持和維持的城市將失去競爭優勢。全球化思考與本土化行動成為研究城市競爭力的基本前提和出發點。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的城市價值鏈理論強調，城市競爭力必須以“市場為目標，以戰略為核心，以整合為導向”，其本質是建立產業分工基礎上的高度區域一體化的全球資源配置機制和運行模式。怎樣將城市的各種資源和要素有機地整合起來，使他們形成相互關聯、協調發展的整體，并按照層次結構逐級提升，這正是城市競爭力系統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與一般城市競爭力理論所不同的是，一般理論著眼于城市競爭力的排序比較，而城市價值鏈理論認為，城市競爭力的直接后果和作用是實現城市價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態高級化。城市價值鏈理論不僅指出城市競爭力是城市價值創造的推動要素，而且揭示出城市形態演化的五種基本模式，即開放型城市、成長型城市、停滯型城市、衰退型城市和瀕危型城市。并強調，城市競爭力是推動城市形態演化的內在力量和源泉。城市競爭力的概念和內涵所謂“城市競爭力”，是指一個城市在經濟全球性和區域一體化背景下，與其他城市比較，在資源要素流動過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現實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以獲取持久的競爭優勢，最終實現城市價值的系統合力。城市競爭力包括以下涵義：第一，城市競爭力是一種系統合力，它不是現象上的種種比較優勢，不是作為城市要素的種種資源，也不是局部或環節上能力或城市職能活動，而是資源要素及其運作水平的有機集合；第二，城市競爭力是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一種自組織力量，是組織系統高度有序的、用于開發和配置資源一種機制； 第三，城市競爭力是抗衡和超越競爭對手的一種力量。其競爭者是現實的，或者是潛在的。競爭力的強弱或大小，不僅取決于城市自身，還與對手的競爭態勢以及與總體競爭態勢相關；第四，城市競爭力是以資源在全球的流動為背景的；第五，城市競爭力是以實現城市價值為最終目的的。一個城市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形態高級化，這決定著城市的價值取向；二是城市價值最大化，主要看這個城市能否產生更強的經濟實力，能否提供更高的生活水準，能否為個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城市競爭力的實質就是實現城市價值放大城市價值為進一步對城市競爭力問題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提出一個獨特的中國城市競爭力評價系統，該系統由城市實力系統、城市能力系統、城市活力系統、城市潛力系統、城市魅力系統五個方面構成，共設置一級指標５個，二級指標２３個，三級指標１４０個，包括統計指標和調查指標兩大類。這三級兩類五個方面的指標構成了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在這五大系統的實證基礎上，該研究指出，實現城市價值是城市競爭力的目標指向，同時也成為貫穿城市發展過程的一個基本思路。城市競爭力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以了解城市價值為始，以實現城市價值為終的過程。這個過程反映了城市競爭力增長的內在要求和城市發展的基本規律。在此，城市價值表現為兩個層面：一是城市價值最大化。二是城市形態高級化。城市價值就是城市價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態高級化的高度統一體。那么，城市競爭力是如何推動城市價值創造的呢？關鍵在于培植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市場，并在該市場中塑造持久的競爭優勢。而決定競爭優勢持久性的根本在于，城市價值鏈中的每一個價值活動環節或系統都是競爭優勢的一個潛在來源。城市價值創造過程首先必須將城市價值鏈各個系統中的價值活動進行分解。這種分解有助于發現那些最有可能創造價值的環節。隨著價值活動逐漸分解成為越來越小的環節，越來越多獲得競爭優勢的機會就可能被發掘出來。在價值創造過程中，價值活動被區分為主要活動和輔助活動，內部活動和外部活動，直接活動和間接活動等。這些活動根據它們各自對競爭優勢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棄弱保優，保留其中最優的環節或系統，或者對價值鏈系統重新進行要素配置和市場整合，使之產生一個新的價值鏈，從而幫助建立防止競爭對手進入的競爭壁壘，或創造較高價值以形成持久的競爭優勢。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價值鏈。不同的價值鏈創造不同的競爭優勢。城市價值鏈并不是一堆各自獨立活動的簡單連結，而是由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價值鏈組成的一個完整系統。在價值活動分解或整合過程中，有的是主要活動、直接活動成為創造競爭優勢的決定力量，有的是間接活動、輔助活動變成競爭優勢的潛在來源，而有的則是這些活動之間的聯系可能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比如，在大連的城市價值創造過程中，并不是城市價值鏈中的所有價值活動都成為其競爭優勢，而是城市魅力系統這個最優環節創造了大連城市價值的競爭優勢，以環境革命為核心的城市戰略、城市經營和城市管理等外部活動，塑造了大連城市品牌的核心競爭力，大連以城市品牌的提升帶動綜合競爭力的增強，逐步實現城市價值最大化。對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發展與轉型的態勢剖析城市轉型、城市戰略和城市競爭力是中國城市發展中三位一體的重要問題，它對中國城市的挑戰已經擺在眼前，在此，我們參考最近《南風窗》雜志上一篇關于珠三角問題的文章，以中國城市化中最突出的兩極即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例試作一粗淺分析，從中可見城市轉型和城市競爭力問題在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現實意義。從市場角度剖析從市場角度來說，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蘇南地區以及漸東北地區共１５個城市，土地面

可能取代。同時，我們也看到珠三角在目前城市發展與轉型中的一些隱憂——政府主導型的競爭如何更貼近地方實際和長期的比較優勢？政府行為如何避免短期化？行政的力量如何走出“惟我獨尊”的、“賭氣”式的框架，如何使得產業的力量成為主導？城市較量如何才能避免成為簡單的“領導的政績較量”、“經濟數字的較量”、“景觀的較量”，而同時成為造福人民，立足一個地方長遠發展的較量？在城市發展轉型的同時，如何避免“挖墻腳”、“以鄰為壑”等弊端，進一步推進城市合作？所以，當我們在思考城市發展和轉型的時候，我們不但要了解城市的歷史、現狀、經驗、模式和規律，更要把它置身于國際國內城市發展和轉型的主流中去；我們不但要從城市發展和轉型的內部外部方面去尋求各種有利條件和因素，更要從路徑選擇和戰略方案上去尋求新的契機。這時，實施地緣戰略、品牌戰略等一系列城市發展戰略，盡快實現城市轉型進而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就成為入世頭二十年機遇期中國城市發展的重中之重。

第二篇：市委書記市長關心的十大焦點問題（一）

所謂“城市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城市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背景下，與他國或本國城市比較，在資源要素流動過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現實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以實現城市價值所具有的各種競爭優勢的系統合力。■ 經營城市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第一推動力。目前，經營城市的目標正從單純增加政府的財力延續擴展到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城市競爭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綜合素質，理應成為經營城市的首選目標。毫無疑問，入世加速了我國全球化進程。但全球化究竟是什么，表現在哪里，人們還有不同的認識。就目前來看，有一點確定無疑的，那就是全球化將最明顯地表現為一國城市化的加速度發展，這會促使城市化進程中全球資源及要素流動性增強，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速度加快。這種要素的流動性給城市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場化配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和機會，同時這種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變化也給城市工業、市場、資本、人才、貿易帶來波動，增強了城市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內部的無組織力量增加，破壞了城市超穩定結構的適應性，使“靜態型”的城市結構變得脆弱，城市的不穩定風險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資源流動的環境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資源時正面臨越來越多的競爭者。全球化浪潮正在淹沒城市之間的市場界限，打破舊的行政區劃的格局，更多的社會財富和國際資本進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動已成為各級地市領導制定城市發展戰略的兩個著眼點。對中國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判斷中國城市化水平究竟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它有什么樣的經歷和特征？這是我們認識中國城市問題首先需要了解的。中國城市化發展整體水平初級化中國的城市化大致開始于２０世紀５０年代，１９７８年以前，它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的正常發展階段。當時隨著經濟恢復與大規模工業建設，需要大批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相應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重。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劇烈波動階段。由于人口增長對城市的壓力日益增大，國務院在１９５８年頒布了《戶口管理條例》，嚴格劃分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控制農業人口遷往城市。這是中國此后關于戶籍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據。但為了“大躍進”的需要國家不得不從農村大量招工，結果使城鎮人口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間迅速提高４個百分點。“大躍進”的失敗與自然災害又將新招職工大量下放，１９６３年城鎮人口比重下降到１６．８％。這一時期城鎮人口比重的“大起大落”主要是經濟發展戰略的失誤造成，但是“戶籍管理”制度在城市化中的“籬笆作用”已經顯示出來。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的停滯階段。經濟調整與“文革”時期的經濟混亂，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陷于停滯。這一階段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隔離體制使中國城鄉正式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經濟”與“二元社會”。經過了上述三個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直到今天，仍然遺留著下面三個方面的陰影：一是城市化從整體上是受抑制和嚴格管制的，與快速的工業化相比，城市化步伐緩慢，拉大了與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二是城市發展依然受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級別的影響。各項投資與城市的行政級別相關，城市化主要體現為大中城市的發展加快，小城市（城鎮）的發展緩慢。三是在城市發展規劃上，缺乏科學性和協調能力，行政性和主觀性比較明顯，導致城市化的滯后。可以說，中國真正的城市化才剛剛開始，現在只是城市的初級化。中心城市現代化初見成效與我國城市化整體水平的初級化相對應的，是東南沿海部分中心城市現代化的飛速發展。在他們的帶動下，中國城市化的水平正在邁上一個新的臺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城市數量迅速增加。１９７８年全國城市為１９２個，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４６４個，２０００年達到６５９個，２２年增加城市４６７個，平均每年增加２１．２個。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國共有建制市６６２個，其中直轄市４個，副省級市１５個，地級市２５０個，縣級市３９３個。而據建設部的最新統計，至２００１年，中國共有城市６６４個。小城鎮異軍突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和農村商業流通與服務業的發展，促進了小城鎮的興起和繁榮。１９８３年，國家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恢復了鄉（鎮）建制，并放寬了建制鎮的設立標準，這為小城鎮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寬松環境。１９８８年，全國建制鎮數量達到１１４８１個，是１９８３年（２９６８個）的３．９倍。到１９９９年，全國建制鎮數量達到１９２１６個，還有近３萬個鄉政府所在地的集鎮。２００１年，我國的建制鎮已達２萬多個小城鎮的發展，成為推動我國“農村城市化”的主力，這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主要體制。城鎮人口數量迅速增長，城市化率持續攀升。我國市鎮總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２４５萬人，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０１９１萬人和１９９９年的３８８９２萬人，２１年增加２１６４７萬人，年均增加１０００萬人。２０００年第５次人口普查中城鎮人口總量增加近７０００萬人，使城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率上升到３６．２２％，比１９９０年（２６．４１％）增加１０個百分點，比１９７８增加１８．３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０．８３個百分點。２００１年底全國非農業人口１７７５３．３１萬人，比上年增長４．８％，作為一個人口基數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的步伐是不慢的。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約為４７％，發達國家和地區約為７５％，發展中國家在３８％左右，最不發達國家大約為２２％。２０００年我國城市化水平是３６．０９％（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及統計標準）。２００１年為３７．６５％，提高了１．５６個百分點。今年，各方對中國城市化水平的預測紛紛出籠：國家統計局認為到２０１０年將達到４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說２０年內將提高到６０％；還有一種

象上的種種比較優勢，也不是作為城市要素的種種資源；第二，城市競爭力是組織的系統合力，而不是局部或環節上的能力，也不是城市職能活動；第三，城市競爭力是抗衡和超越競爭對手的一種力量，其強弱或大小，不僅取決于城市自身，還與對手的競爭態勢以及與總體競爭態勢相關；第四，城市競爭力必須以全球資源流動為背景；第五，城市競爭力是以實現城市價值為最終目的的。一個城市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價值取向，即城市形態高級化；二是城市價值最大化，主要看這個城市能否產生更強大的經濟實力，能提供更高的生活水準，能否為個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值得指出的是，城市競爭力包括綜合競爭力和核心競爭力，競爭優勢創造核心競爭力，并以提升核心競爭力帶動綜合競爭力的增強。城市競爭力反映的是一個城市整體的競爭水平。現代城市的競爭有政治、文化、資源和市場的競爭，還有發展機遇的競爭，但在發展時期，城市的競爭將越來越體現在綜合競爭力上。我國在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在推進城市化發展的同時，必須注意解決好以下一些問題。以經營城市思路，提升城市競爭力經營城市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第一推動力。目前，經營城市的目標正從單純增加政府的財力延續擴展到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城市競爭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綜合素質，理應成為經營城市的首選目標。經營城市的維度從單一的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擴展到影響城市競爭力的所有項目。城市競爭力是一個復雜系統，與之相關的可能有很多子項目，應從中找出一些主要的項目，然后進行分類。這些項目是多維度的，主要是刻劃城市競爭力的諸多的子系統，所以城市經營的維度大大增加了。經營城市的范圍從城市的內部資源配置轉向更大區域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城市的競爭力要在更大空間、在國際范圍的比較中來培育。有的規劃學家甚至認為，２１世紀的城市政府應該是全球經紀人，要學會推銷自己的城市。所以，經營城市不能局限于城市內部與周邊地區。經營城市的主體從城市政府轉向政府與民眾的綜合體。原來一直認為城市政府是經營城市的惟一主體，但是城市是全體市民的城市，所以經營城市的主體也應該是城市的市民、企業、社會團體和各級政府，實際上是這樣一個綜合體作為經營的主體。在經營城市的過程中，有許多領域應該讓位給企業和市民去經營。政府應該采取一些引導性的規劃和政策，來調動各個經營主體的積極性，才能把城市經營搞好。綜上所述，經營城市就是要從小范圍經營轉向大范圍經營，從計劃經濟的經營轉向市場經濟的經營，從單一的政府經營轉向多元的社會化經營，從區域經濟的經營轉向全球經濟的經營，從傳統經濟的經營轉向知識經濟時代的經營。推進產業簇群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產業地理集中或產業簇群是指某一特定產業的企業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區，形成了一個穩定、持續有活力的競爭優勢集合體。工業化時代的代表性產業像鋼鐵工業、化學工業、汽車工業、造船業等大規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區域。硅谷高技術產業和底特律汽車工業的集中是單一產業地理聚集的兩個最有名的案例。現在學者們越來越發現，產業聚集無處不在、無所不有。在美國，有名的聚集還有華爾街的金融業、好萊塢的娛樂業、加利福尼亞的釀酒業、華盛頓的煉鋁業等等。波特指出產業地理集中是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基本因素，并認為“簇群”的因素支配著當今的世界經濟地圖，它是每個國家國民經濟、區域經濟、州內經濟甚至都市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在經濟發達國家尤其如此。風行世界的高新技術開發、高科技園區、創業園區等即是運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產業的地理集中，創造一個全新的產業簇群，從而獲取更高的生產率和持續的競爭優勢。因此，提升城市競爭力，必須努力推進和實施產業簇群戰略。實施城市文化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建立和營造積極健康的促進創新和進取的文化環境。塑造積極健康的城市文化環境，政府作用很大。城市文化觀念對中國城市競爭力的影響非常大。文化力的幾個構成要素如價值取向、勞動觀念、競爭意識、創新精神、兼容心理等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都比較大，其中價值取向與競爭意識的貢獻是最大的，社會信用的建設則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方面。文化對城市競爭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的經驗特別是東南沿海的經驗給予很好的證明。塑造新型政企關系，提升城市競爭力城市組織能力的大小與政府的定位和素質有關，政府在其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加入ＷＴＯ的條件下，政府要轉化職能，政府不要去操作產業的發展，而應更好地去營造較好的投資環境。審視中國城市化的方向和規律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由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部分學者的主張，“小城鎮可以解決大問題”的思想逐漸為人們所接受。１９８９年制定的《規劃法》明確規定“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這樣，重視小城鎮的發展，限制大城市擴張的城市化方針被確定下來并沿用至今。很明顯，大城市存在城市病的弊端、中小城市才是適度規模的認識是制定該方針的指導思想。在這種“恐大城市”思想的指導下，全國很多地方出現了片面追求小城鎮發展的傾向。但是，小城鎮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的一種自發行為，是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因此，我國小城鎮經過２０年的發展，無可避免地呈現出數量多且規模小、用地超標和盲目建設的態勢。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小城鎮每年新增約１０００個，建制鎮規模約１－５萬人，其中１－２萬人的居多，如按非農業人口計算，建制鎮平均只有３０００－６０００人。小城鎮論者至少有兩大致命的缺陷：一是明顯違背城市化發展規律。二是明顯違背農民的意愿。國際經驗表明，只有規模較大的城市才能產生明顯的聚集效應，從而創造較高的規模效益，較多的就業機會，較高的科技力，較大的外部擴散效益以及比較完備的城市功能。小城鎮創造不出較多的就業機會、較大的規模效益和完備的城市功能，盲目發展小城鎮還明顯造成了巨大的土地和財產浪費，造成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事實上，城市化進程是有規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城市化具有共同規律，承不承認城市化共同規律，是人們

持不同城市化觀點的認識根源。城市化過程是生產要素先集中后擴散的過程。工業化開始后引起的城市化過程，是由城市的產生，而后帶來城市差異的擴大，然后逐漸走向城鄉融合，消滅城鄉差別的過程。大量觀察和統計提示出的城市化過程基本可以劃分為集中型城市化階段和擴散型城市化階段，而在集中型城市化階段，大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城市化過程是規模效益遞減規律起作用的過程。城市經濟學也發現了城市規模效益遞減規律。但是這個規律是在發展條件不變的假設前提下才成立的，而且遞增與遞減規律并不能說明城市越大越好，而只是說明城市規模發展有一定極限。在這個“規模極限”沒有到達之前，還是規模越大效益越高。城市化過程是社會經濟結構加速調整、演變和提升的過程。人類社會經濟結構，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是一個經濟結構變化非常緩慢的歷史過程，而由于工業化引起的城市化過程，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起到了加速推動作用。首先是城鄉結構的變化。城鄉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變，由此而形成的城市化率也是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自然轉移過程。其次，城市與區域產業結構的演變與提升，最明顯的是一次產業比重的持續下降，二次產業比重先上升而后下降，三次產業比重持續上升，這個規律的一般趨勢現在似乎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了。但是對這個規律表現出來的階段性、制約條件及城市個性特點關系的認識，有人還是十分模糊。如一個旅游城市與一個工業城市比較三次產業高低，判斷誰更合理是毫無意義的。城市化過程是社會治理結構不斷演變、催生和進步的過程。由于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的演變，城市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沖決一切過時的、僵化的管理體制和規制的束縛。城市就是一個大市場，城市體系既是一個生產體系，也是一個市場體系。市場經濟的規律必然在其中起主導作用，同時它也要求符合市場經濟運行的各種規制和體制的保護。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包括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國有企業改革等在內的一系列改革，都是符合這個方向要求的。城市化建設的國際經驗證明，必須提高城市集聚的程度，目前我國除香港外，還沒有一個城市稱得上是“國際城市”。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需要有代表國家的國際城市來參與世界分工和國家競爭。世界知名國際城市如紐約、倫敦、東京等均對樹立本國形象、加快本國與世界的經濟交流、帶動當地經濟飛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隨著黨的十六大開啟的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我國以城市群和城市集團為標志的城市化步伐必將進一步加快。

第三篇：市委書記市長關心的十大焦點問題（三）

經營城市必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引入市場化的城市運營機構，著眼于盤活城市資源，搞活增量資本，激活無形資產，把城市整體進行市場經營和運作。經營城市要走制度創新之路，防止以經營城市為名出現新的政府壟斷和政企不分。加快建立城市建設投資主體多元化、融資方式多樣化、運作方式市場化的新體制，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實現城市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避免跌入支柱產業選擇困境的辦法是，地區重大的產業結構的選擇，要從市場出發而不是從政府主觀愿望出發，培植支柱產業而不是“制造”支柱產業，要有社會的第三方力量參與戰略規劃可行性研究。焦點之四：經營城市與城市競爭力大連經營城市的示范意義大連是全國第一個提出城市經營理念的城市，十年來“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已使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大連由一個污染嚴重的重化工城市變成了綠樹成蔭花團錦簇的花園城市。這個城市經營理念是前大連市長***在１９９３年提出來的。他當時認為，要限制城市的建設規模，提高建筑水準，關鍵在于質的提高，而不是量的擴張，如果盲目求大，“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就會越來越麻煩。因此，作為一市之長，***對城市和市長的角色認識十分清楚。在上世紀９０年代之初，他就明確指出，城市是“市長”最重要的資產，城市管理者如果把自己等同于企業家，實際上只不過多管了幾個企業，而丟掉了經營城市，并丟掉了使城市整體增值這個重要的經濟機會。市長當然要關心企業，但要政企分開，不能越俎代庖。市長首先應集中精力把城市本身的事情做好，把市民安頓好，把軟硬環境搞好，城市才能走上良性發展之路。在***看來，城市本身就是國有資產，是值錢的，并且還可以通過經營城市這份國有資產來掙錢，使城市增值。大連１９９２年全市的可支配財力是２１億元，其中可用于生產建設的資金只有８０００多萬，到１９９９年，大連可支配財力已有９０億元，可用于建設的資金近４０％。如果以１９９２年的財政收入為基數，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９年的７年間，大連就多掙多花了２６８個億，新增的資金主要是靠經營城市得來的。經營城市的目的是整合城市功能大連這些年的實踐經驗表明，賺錢最多的其實是經營城市。按照“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城市發展理念，大連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實施綠化、美化、凈化工程，大力發展環境經濟，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以“環境革命”增強城市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后勁的成功之路。這些年，大連采取了限量批租土地的辦法，土地使用面積比１９９２年前平均減少了５０％，而收取的土地出讓金又高度集中，全部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和環境的建設，用于土地的再生和增值。同時，在路橋建設和溝河治理等方面，又精打細算，公開招標，取消一切中間環節，實現了低成本、高質量的建設。比如市內的定向立交橋，過去１平方米的綜合造價在５０００元左右，現在壓到２０００元；１９９４年修城市道路的造價１平方米為９５元，而去年降到了４５元，質量還更好了。此外，大連市政府對全市的市政建設、舊城改造、建筑設計進行宏觀調控，嚴格審批。沒有創意的建筑不準開工，色彩與環境有沖突的必須調整。現在全市建筑物風格既生動活潑又協調統一，既有歷史的延續性又不排斥現代性，避免了一些新興城市建筑風格駁雜的弊端。大連在城市綠化、道路美化、建筑設計和外部裝飾上，處處用心，精雕細刻，富有創意。有專家將其歸納為三性：整體性、協調性、浪漫性。在城市增值的同時，大連對城市建設的認識也進一步提升：搞環境是賺錢的，大連賺錢最多的就是整個城市的增值。環境保護絕不只是一個干凈問題，實際還是一個經濟問題。當代新興的、真正掙大錢的高級產業都依賴環境，都要在一個優美干凈的環境中開展。經營城市的重點是建立城建投資新體制經營城市，其核心是運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對構成城市空間和城市功能載體的自然生成資本(土地等)和人力資本(路、橋等)及其相關的延伸資本(路、橋的冠名權等)進行市場運作，最終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城市建設投資新體制。經營城市是建立城市建設投資新體制的必由之路。經營城市必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引入市場化的城市運營機構，著眼于盤活城市資源，搞活增量資本，激活無形資產，把城市整體進行市場經營和運作。經營城市要走制度創新之路，防止以經營城市為名出現新的政府壟斷和政企不分。加快建立城市建設投資主體多元化、融資方式多樣化、運作方式市場化的新體制，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實現城市建設的可持續發展。盤活存量資本。運用市場規則將政府在城市建設中長期的投入，最大限度地通過貨幣形式表現出來。一是要盤活城市土地這一最大的存量資本，首先要強化政府對城市規劃區范圍內土地的集中統一管理，使土地供應真正形成“一個渠道進水，一個池子蓄水，一個龍頭放水”的良性循環的局面，進而使國有土地資產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并通過市場運作公開招標拍賣，實現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其次要善于經營土地，城市政府作為經營城市的主體，雖然不直接參與市場運作，但由于其擔負著對整個城市進行宏觀調控的行政職能，在城市規劃的指導下，經營好城市土地，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自然資源就會變成城市建設的財源。二是盤活市政公用基礎設施等國有存量資產，城市政府要從經營中退出來，將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剝離，組建新的市場主體。搞活增量資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根本上改變城市政府為城市建設單一主體的格局。只要符合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各種經濟成份的資本都可以投入城市建設的各個領域，成為市場機制下新增的混合資本。激活無形資產。一是有選擇地出讓部分基礎設施的使用權和經營權，使城市的無形資產轉化為有形資產。二是要通過對城市的歷史文化、人文自然景觀等城市特有的內涵，進行發掘、利用，不斷增加城市的知名度，增加城市的集聚力。盤活存量資本，搞活增量資本和激活無形資產是經營城市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相輔相承，互為條件。盤活存量資本，搞活增量資本，城市功能不斷提高，城市環境不斷改善，城市無形資產得到不斷增值。而城市無形資產的不斷增值反過來又為城市存量資本和增量資本的增加創造條件。通過經營城市，最終要使城市資本實

陷阱。在地區產業結構的選擇中一般有兩種主要思路，一種是要發展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搞特色經濟，把它們做大做強；另一種是產業結構要門類齊全，什么產業利稅高就搞什么產業。第一種觀點是強調本地的比較優勢；第二種觀點是產業之間要關聯發展，避免支柱產業的單一風險。發展特色經濟，將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做強做大，有時有單一產業的市場、成本等風險，掌握不好，就會全軍覆沒。但另一方面，強調地區產業的人有我有、門類齊全，也會造成地區經濟投資分散、行業規模小、企業小而全、生產效率較低。避免跌入支柱產業選擇困境的辦法是，地區重大的產業結構的選擇，要從市場出發而不是從政府主觀愿望出發，培植支柱產業而不是“制造”支柱產業，要有社會的第三方力量參與戰略規劃可行性研究。

第四篇：市委書記市長關心的十大焦點問題（二）

識，而只有法制的改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二是培育市民寬容、合作、誠信的素質。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我們也要培養市民的寬容、誠信與合作。只有寬容，人才才能在一種自由的狀態下積極發揮作用；只有誠信，市場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人才激勵機制；只有合作，人才的才能方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城市文化戰略與城市轉型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化只是在近代才存在的。城市文化代表了民族文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并且成為當代的民族文化之存在的基本單位。市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礎和核心，城市的文化生命力存在于她廣大的普通市民之中。一個現代城市的“溫暖的內心”，只有依靠了這個城市普通市民的倫理情感與文化情趣才得以形成的，它會給每一個來到這個城市的新移民以在家的感覺。從近年來城市文化發展的總體狀況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引導與規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文化建設上的政府主導型模式。政府在文化發展的理念設計與價值導向、文化項目的啟動與實施、文化人才的選拔與培養、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文化產業的孵育與推進等方面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首先，政府主導型文化發展模式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在資源有限、城市文化發展無法全面開花的情況下，集中有限的資源辦幾個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文化發展項目，對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可謂至關重要。在市場發育還不健全的今天，政府主導無疑是文化發展的一條捷徑。其次，政府主導型文化發展模式有利于文化發展的意識形態導向，有利于積極、健康、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圍的形成。最后，政府主導型文化發展模式有利于從城市的長遠和全局角度考慮城市文化發展的整體戰略，從而避免由于市場失靈給文化發展帶來的失控和混亂，平衡各種社會階層的文化要求和趣味，同時在城市文化建設中系統地吸收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切優秀成果。必須指出的是，政府主導型的城市文化發展模式也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這一發展模式不利于自由、開放的城市文化氛圍的形成，進而會對文化創新產生負面影響。另外，這一模式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也不利于城市文化產業的做大、做強。目前，城市的文化優勢主要體現在文化和經濟的結合，即文化的產業化。政府對文化產業的控制和干預也增加了文化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市文化產業對私人、民營和國外資本的吸引力。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城市的文化事業在總體上仍然滯后于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學習型城市戰略與城市轉型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影響下，城市資源和要素如資本、人才、技術、信息等都在全球或區域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動。價值活動過程中的要素流速直接地決定著價值創造的流量。市場的國際化導致競爭的國際化，一方面，城市的生存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經營環境的應變能力；另一方面，城市獲取持續增長的競爭優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知識的更新速度，因此，城市競爭的關鍵最根本地體現在學習的競爭上。由于學習型組織理論越來越廣泛地影響著城市的變革和競爭，創建學習型城市也越來越受到城市的重視。根據我們對全國大中城市的研究顯示，目前已有上海、大連、青島、南京、常州、北京、鞍山、蘇州、濟南、西安、連云港、太倉、金臺、綿竹、成都、義烏、金華、杭州、深圳、海門、廣州、珠海、洛陽、黃石、長沙、九江、長春、蚌埠等２８個城市明確提出創建學習型城市，其中上海、大連、青島、南京、常州等城市在這方面創造和積累了豐富而有益的經驗。學習型城市是一種城市現代化發展的新型模式，是城市培育核心競爭力和綜合競爭力、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機制、能力平臺和重要載體。創建學習型城市的本質，是以城市戰略發展目標為廣大市民的共同愿景；以提高人的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主體；以提升城市競爭力為目標；通過培養整個城市的學習氣氛，通過建立社會化、開放式的終身教育體系，通過城市組織向“扁平化組織”的轉型，加速知識更新和知識創新，提高城市對市場的預見能力、戰略決策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使城市發展成為一種更符合人性和高效率的組織。作為城市轉型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國制定學習型城市發展戰略中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制定一個富有超前性和市場導向的城市發展戰略。這是創建學習型城市的共同愿景，這個愿景所激發出的是學習型城市的持續擴展能力。第二，建立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學習機制。它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構筑終身學習體系，二是團隊學習，三是全過程學習。第三，構筑“扁平化”政府，從根本上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學習型城市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如何使城市實現資源共享，如何創建出將創造性和生產率最大化的結構。第四，倡導自主管理和“自我超越”。第五，確定領導者的新角色。在學習型城市，領導者首先要成為一個好的設計者，設計一種能培養學習的氣氛，能讓團隊共同學習的環境，能使政府轉變職能的制度，并且將“規則視為學習”。作為設計師的領導者的新角色，是與傳統領導者角色的理解不一樣的。傳統的領導者更注重自身的決策和解決問題能力，而新的領導者則是設計組織的學習。在學習型組織中，領導的工作就是學習，領導力根本上就是學習力。值得指出的是，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創建學習型城市的關鍵點和第一推動力。建設服務型政府實際上是“政府再造”，為政府轉型確立更為系統、更為明確的坐標體系.焦點三：全球化一體化背景下城市競爭力的提升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提升我國城市的競爭力已成為中國城市應對ＷＴＯ挑戰之必然選擇。一方面，ＷＴＯ加速了中國城市的全球化進程。在這種進程中，全球資源及其要素的流動性增強，尤其是物流、人力流、資本流、技術流、信息流、服務流速度加快。這些要素的流動給城市資源重組創造了機會和條件，同時這種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變化也給城市工業、市場、資本、人才、貿易帶來波動，增強了城市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內部秩序被破壞，使“靜態型”的城市超穩定結構變得脆弱，城市不穩定的風險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資源流動的背景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資源時正面臨越來越多的競爭者。全球化信

息化浪潮正在淹沒城市之間的市場界限，更多的社會財富和國際資本進一步向城市集中，爭奪城市市場的競爭日益加劇，以城市為單元的競爭正在登上國際舞臺并席卷全球，依賴本土市場和傳統資源支持和維持的城市將失去競爭優勢。全球化思考與本土化行動成為研究城市競爭力的基本前提和出發點。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的城市價值鏈理論強調，城市競爭力必須以“市場為目標，以戰略為核心，以整合為導向”，其本質是建立產業分工基礎上的高度區域一體化的全球資源配置機制和運行模式。怎樣將城市的各種資源和要素有機地整合起來，使他們形成相互關聯、協調發展的整體，并按照層次結構逐級提升，這正是城市競爭力系統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與一般城市競爭力理論所不同的是，一般理論著眼于城市競爭力的排序比較，而城市價值鏈理論認為，城市競爭力的直接后果和作用是實現城市價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態高級化。城市價值鏈理論不僅指出城市競爭力是城市價值創造的推動要素，而且揭示出城市形態演化的五種基本模式，即開放型城市、成長型城市、停滯型城市、衰退型城市和瀕危型城市。并強調，城市競爭力是推動城市形態演化的內在力量和源泉。城市競爭力的概念和內涵所謂“城市競爭力”，是指一個城市在經濟全球性和區域一體化背景下，與其他城市比較，在資源要素流動過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現實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以獲取持久的競爭優勢，最終實現城市價值的系統合力。城市競爭力包括以下涵義：第一，城市競爭力是一種系統合力，它不是現象上的種種比較優勢，不是作為城市要素的種種資源，也不是局部或環節上能力或城市職能活動，而是資源要素及其運作水平的有機集合；第二，城市競爭力是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一種自組織力量，是組織系統高度有序的、用于開發和配置資源一種機制； 第三，城市競爭力是抗衡和超越競爭對手的一種力量。其競爭者是現實的，或者是潛在的。競爭力的強弱或大小，不僅取決于城市自身，還與對手的競爭態勢以及與總體競爭態勢相關；第四，城市競爭力是以資源在全球的流動為背景的；第五，城市競爭力是以實現城市價值為最終目的的。一個城市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形態高級化，這決定著城市的價值取向；二是城市價值最大化，主要看這個城市能否產生更強的經濟實力，能否提供更高的生活水準，能否為個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城市競爭力的實質就是實現城市價值放大城市價值為進一步對城市競爭力問題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提出一個獨特的中國城市競爭力評價系統，該系統由城市實力系統、城市能力系統、城市活力系統、城市潛力系統、城市魅力系統五個方面構成，共設置一級指標５個，二級指標２３個，三級指標１４０個，包括統計指標和調查指標兩大類。這三級兩類五個方面的指標構成了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在這五大系統的實證基礎上，該研究指出，實現城市價值是城市競爭力的目標指向，同時也成為貫穿城市發展過程的一個基本思路。城市競爭力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以了解城市價值為始，以實現城市價值為終的過程。這個過程反映了城市競爭力增長的內在要求和城市發展的基本規律。在此，城市價值表現為兩個層面：一是城市價值最大化。二是城市形態高級化。城市價值就是城市價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態高級化的高度統一體。那么，城市競爭力是如何推動城市價值創造的呢？關鍵在于培植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市場，并在該市場中塑造持久的競爭優勢。而決定競爭優勢持久性的根本在于，城市價值鏈中的每一個價值活動環節或系統都是競爭優勢的一個潛在來源。城市價值創造過程首先必須將城市價值鏈各個系統中的價值活動進行分解。這種分解有助于發現那些最有可能創造價值的環節。隨著價值活動逐漸分解成為越來越小的環節，越來越多獲得競爭優勢的機會就可能被發掘出來。在價值創造過程中，價值活動被區分為主要活動和輔助活動，內部活動和外部活動，直接活動和間接活動等。這些活動根據它們各自對競爭優勢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棄弱保優，保留其中最優的環節或系統，或者對價值鏈系統重新進行要素配置和市場整合，使之產生一個新的價值鏈，從而幫助建立防止競爭對手進入的競爭壁壘，或創造較高價值以形成持久的競爭優勢。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價值鏈。不同的價值鏈創造不同的競爭優勢。城市價值鏈并不是一堆各自獨立活動的簡單連結，而是由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價值鏈組成的一個完整系統。在價值活動分解或整合過程中，有的是主要活動、直接活動成為創造競爭優勢的決定力量，有的是間接活動、輔助活動變成競爭優勢的潛在來源，而有的則是這些活動之間的聯系可能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比如，在大連的城市價值創造過程中，并不是城市價值鏈中的所有價值活動都成為其競爭優勢，而是城市魅力系統這個最優環節創造了大連城市價值的競爭優勢，以環境革命為核心的城市戰略、城市經營和城市管理等外部活動，塑造了大連城市品牌的核心競爭力，大連以城市品牌的提升帶動綜合競爭力的增強，逐步實現城市價值最大化。對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發展與轉型的態勢剖析城市轉型、城市戰略和城市競爭力是中國城市發展中三位一體的重要問題，它對中國城市的挑戰已經擺在眼前，在此，我們參考最近《南風窗》雜志上一篇關于珠三角問題的文章，以中國城市化中最突出的兩極即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例試作一粗淺分析，從中可見城市轉型和城市競爭力問題在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現實意義。從市場角度剖析從市場角度來說，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蘇南地區以及漸東北地區共１５個城市，土地面積９９６７８．５平方公里，人口７４７０．５５萬人（截至１９９９年），國內生產總值為１３７４０億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在內共計１４個縣市，土地面積４１６９８平方公里，總人口為２２６２．１４萬人（截至１９９９年），國內生產總值６４３９億元。從幾方面數字看，兩者都相差一倍以上。從城市化發展水平來看，長江三角洲地區已高過珠江三角洲，這一地區形成的以上海為中心，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為次中心的城市帶，城鎮體系等級齊全，城鎮規劃質量較高。與此相對，珠江三角洲無論在城鎮的規劃質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發育

和轉型的主流中去；我們不但要從城市發展和轉型的內部外部方面去尋求各種有利條件和因素，更要從路徑選擇和戰略方案上去尋求新的契機。這時，實施地緣戰略、品牌戰略等一系列城市發展戰略，盡快實現城市轉型進而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就成為入世頭二十年機遇期中國城市發展的重中之重。

第五篇：市委書記市長關心的十大焦點問題（一） （精選）

所謂“城市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城市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背景下，與他國或本國城市比較，在資源要素流動過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現實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以實現城市價值所具有的各種競爭優勢的系統合力，市委書記市長關心的十大焦點問題

（一）。■ 經營城市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第一推動力。目前，經營城市的目標正從單純增加政府的財力延續擴展到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城市競爭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綜合素質，理應成為經營城市的首選目標。毫無疑問，入世加速了我國全球化進程。但全球化究竟是什么，表現在哪里，人們還有不同的認識。就目前來看，有一點確定無疑的，那就是全球化將最明顯地表現為一國城市化的加速度發展，這會促使城市化進程中全球資源及要素流動性增強，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速度加快。這種要素的流動性給城市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場化配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和機會，同時這種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變化也給城市工業、市場、資本、人才、貿易帶來波動，增強了城市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內部的無組織力量增加，破壞了城市超穩定結構的適應性，使“靜態型”的城市結構變得脆弱，城市的不穩定風險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資源流動的環境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資源時正面臨越來越多的競爭者。全球化浪潮正在淹沒城市之間的市場界限，打破舊的行政區劃的格局，更多的社會財富和國際資本進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動已成為各級地市領導制定城市發展戰略的兩個著眼點。對中國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判斷中國城市化水平究竟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它有什么樣的經歷和特征？這是我們認識中國城市問題首先需要了解的。中國城市化發展整體水平初級化中國的城市化大致開始于２０世紀５０年代，１９７８年以前，它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的正常發展階段。當時隨著經濟恢復與大規模工業建設，需要大批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相應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重。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劇烈波動階段。由于人口增長對城市的壓力日益增大，國務院在１９５８年頒布了《戶口管理條例》，嚴格劃分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控制農業人口遷往城市。這是中國此后關于戶籍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據。但為了“大躍進”的需要國家不得不從農村大量招工，結果使城鎮人口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間迅速提高４個百分點。“大躍進”的失敗與自然災害又將新招職工大量下放，１９６３年城鎮人口比重下降到１６．８％。這一時期城鎮人口比重的“大起大落”主要是經濟發展戰略的失誤造成，但是“戶籍管理”制度在城市化中的“籬笆作用”已經顯示出來。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的停滯階段。經濟調整與“文革”時期的經濟混亂，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陷于停滯。這一階段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隔離體制使中國城鄉正式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經濟”與“二元社會”。經過了上述三個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直到今天，仍然遺留著下面三個方面的陰影：一是城市化從整體上是受抑制和嚴格管制的，與快速的工業化相比，城市化步伐緩慢，拉大了與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二是城市發展依然受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級別的影響。各項投資與城市的行政級別相關，城市化主要體現為大中城市的發展加快，小城市（城鎮）的發展緩慢。三是在城市發展規劃上，缺乏科學性和協調能力，行政性和主觀性比較明顯，導致城市化的滯后。可以說，中國真正的城市化才剛剛開始，現在只是城市的初級化。中心城市現代化初見成效與我國城市化整體水平的初級化相對應的，是東南沿海部分中心城市現代化的飛速發展。在他們的帶動下，中國城市化的水平正在邁上一個新的臺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城市數量迅速增加。１９７８年全國城市為１９２個，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４６４個，２０００年達到６５９個，２２年增加城市４６７個，平均每年增加２１．２個。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國共有建制市６６２個，其中直轄市４個，副省級市１５個，地級市２５０個，縣級市３９３個。而據建設部的最新統計，至２００１年，中國共有城市６６４個。小城鎮異軍突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和農村商業流通與服務業的發展，促進了小城鎮的興起和繁榮。１９８３年，國家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恢復了鄉（鎮）建制，并放寬了建制鎮的設立標準，這為小城鎮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寬松環境。１９８８年，全國建制鎮數量達到１１４８１個，是１９８３年（２９６８個）的３．９倍。到１９９９年，全國建制鎮數量達到１９２１６個，還有近３萬個鄉政府所在地的集鎮。２００１年，我國的建制鎮已達２萬多個小城鎮的發展，成為推動我國“農村城市化”的主力，這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主要體制。城鎮人口數量迅速增長，城市化率持續攀升。我國市鎮總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２４５萬人，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０１９１萬人和１９９９年的３８８９２萬人，２１年增加２１６４７萬人，年均增加１０００萬人。２０００年第５次人口普查中城鎮人口總量增加近７０００萬人，使城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率上升到３６．２２％，比１９９０年（２６．４１％）增加１０個百分點，比１９７８增加１８．３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０．８３個百分點。２００１年底全國非農業人口１７７５３．３１萬人，比上年增長４．８％，作為一個人口基數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的步伐是不慢的。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約為４７％，發達國家和地區約為７５％，發展中國家在３８％左右，最不發達國家大約為２２％。２０００年我國城市化水平是３６．０９％（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及統計標準）。２００１年為３７．６５％，提高了１．５６個百分點。今年，各方對中國城市化水平的預測紛紛出籠：國家統計局認為到２０１０年將達到４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說２０年內將提高到６０％；還有一種說法是在未來３０－４０年內達到７０％。據國家計委規劃司提出的有關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建議，從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５年，中國的城市化速度每年提高１個百分點（不包括市鎮人口自然增加的４０００萬），將使２．５億左右的農村人口轉為城鎮居民。這樣，到２０１５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就可達到４５－５０％。當前，我國國民收入的５０％、工業產值的７０％、工業利稅的８０％都產生于城市，９０％以上的科研力量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城市已成為高科技、通信、金融、信息、教育的主要載體。就目前來看，制約中國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很多，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一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展政策與分散性城鎮化道路的“兩面性”。鑒于中國城鎮化滯后及分散性城鎮化道路的一些弊端，９０年代學者們著重分析了這種城市化道路導致的聚集效率損失，并認為它導致了生產力布局的分散化，制約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帶來了環境污染、土地資源浪費等問題及資源的總配置效率損失。二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廣大的農村和眾多的農民被游離于工業化過程之外，使大量的農村人口擁擠在狹小而落后的生產空間。而城市化的內在機制十分薄弱，并喪失了通過工業化促進城市化的歷史性機遇，且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與此同時，由于中國的工業化是以犧牲農副業，剝奪農民，依靠工業本身的自我循環，結果城鄉差距拉大了，工業化的內在動力也在不斷減弱，這就促使中國的城市發展更加緩慢，城市綜合功能嚴重削弱。加快中國城市化建設的基本思路借鑒國外城市化發展的思路，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加快中國城市化建設，大體上可分兩大步走：第一大步，加快城市化，應當把重點放到塑造與增強城市健康發展的機制方面。１．促進城市聚集效益作用的發揮，塑造城市發展的活力機制。只要城市有活力，不論何種類型、何種規模的城市，都不應人為地控制其發展規模。２．建立各類資源和要素自由合理流動的資源配置機制。資本、勞動力、技術和信息在空間方面的自由流動，是企業、產業和區域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也是發揮城市聚集效應的基礎。在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前提下推進城市化，才能發揮持續的最佳聚集效益。３．正確處理城市化進程中政府作用與市場作用的關系。在城市化過程中，政府作用與市場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兩者應當建立分工協作的關系，各自把主要活動限制在自己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內。４．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方針政策。新的城市化方針不要人為地限制某一類城市類別的發展，應當在資源自由合理流動的基礎上促進各類城市的共同發展。第二大步，加快城市化，就必須要改變傳統落后的城市化觀念。１．變官位設市為經濟規模設市。當前，按官位設市，按行政級別設市的傳統行政管理模式和觀念仍被沿用，不打破這一傳統的桎梏，不按經濟規模來安排城市資源的分配，我們的城市化水平必然會受到不可低估的影響。２．變人為構市為產業建市。城市發展必須以產業作依托。我國一些城市近些年之所以出現市區布局混亂、交通阻塞、城市服務功能不配套等問題，重要原因之一是沒有從產業發展的角度去規劃城市。其實產業轉移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戰后美國產業向日本轉移，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日本產業向東南亞轉移，８０年代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東南亞產業向中國轉移，這種產業轉移其實就是城市的轉移。３．變全能城市為特色城市。昔日的不少城市，片面追求產業門類齊全，結果造成重復建設，帶來資源的極大浪費。今日的城市經濟競爭，其實是城市優勢產業并由此衍生出來的品牌競爭。大連人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最好就是最有特色，“大而全，小而全”其實就缺乏鮮活的個性與特色，調查報告《市委書記市長關心的十大焦點問題

（一）》。海德堡、鹿特丹、日內瓦、佛羅倫薩、底特律這些城市是世界名城，是靠一兩個特色產業、強勢產業聞名世界。“名城效應”不但能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提升城市的競爭力，反過來又推動了城市規模的擴張。可見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有特色和強項。提升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戰略要點!世界城市化發展的規律表明，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幾個戰略至高點必須達到，它包括：實施堅定的人口規模戰略；推進有競爭力的支柱產業發展戰略以及促進區域經濟深度融合的一體化戰略等。就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城市化正處在入世之初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時期。抓住這三五年的戰略機遇期，全面推進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全面推進無條件的人口規模化戰略。世界許多國家發展城市化的經驗表明，一個城市的人口規模最低不應低于２５萬人，即使小城鎮建設也應有一個合理的人口規模問題，達不到相當的人口規模，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從宏觀上說就不經濟，在這種條件下談城市化無異于修建空中樓閣。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制定城市化戰略，首先一點就是要制定人口的規模化戰略，徹底打破城鄉戶籍壁壘，剝離附著在戶籍上的眾多行政功能，特別是要吸引農民進城，形成城市人口的集聚效應。其次，要全面推進城市支柱產業發展戰略。城市化不是一座空中樓閣，城市化水平提高，有賴于強大的城市經濟實力的支撐。因此，形成合理的城市產業布局，特別是培養和造就強大的城市支柱產業，就成為城市化進程中重中之重的戰略要點。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產業布局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的問題，即使是支柱產業也僅僅是在一城一地所言，放在全國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支柱產業可能連根篙子桿也不如。在這種情況下，推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須從全球、全國產業發展的大勢出發，真正尋找到自己特色的具有競爭力的支柱產業，在此，我們應明確一點，即支柱產業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不是政府塑造的產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制定城市綜合競爭力提升戰略，全力打造城市競爭力。只有城市數量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沒有城市競爭力的提高，是不可能有效促進全國和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的。所謂“城市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城市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背景下，與他國或本國城市比較，在資源要素流動過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現實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以實現城市價值所具有的各種競爭優勢的系統合力。這個概念包括以下涵義：第一，城市競爭力的本質是一種系統合力，不是現象上的種種比較優勢，也不是作為城市要素的種種資源；第二，城市競爭力是組織的系統合力，而不是局部或環節上的能力，也不是城市職能活動；第三，城市競爭力是抗衡和超越競爭對手的一種力量，其強弱或大小，不僅取決于城市自身，還與對手的競爭態勢以及與總體競爭態勢相關；第四，城市競爭力必須以全球資源流動為背景；第五，城市競爭力是以實現城市價值為最終目的的。一個城市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價值取向，即城市形態高級化；二是城市價值最大化，主要看這個城市能否產生更強大的經濟實力，能提供更高的生活水準，能否為個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值得指出的是，城市競爭力包括綜合競爭力和核心競爭力，競爭優勢創造核心競爭力，并以提升核心競爭力帶動綜合競爭力的增強。城市競爭力反映的是一個城市整體的競爭水平。現代城市的競爭有政治、文化、資源和市場的競爭，還有發展機遇的競爭，但在發展時期，城市的競爭將越來越體現在綜合競爭力上。我國在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在推進城市化發展的同時，必須注意解決好以下一些問題。以經營城市思路，提升城市競爭力經營城市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第一推動力。目前，經營城市的目標正從單純增加政府的財力延續擴展到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城市競爭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綜合素質，理應成為經營城市的首選目標。經營城市的維度從單一的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擴展到影響城市競爭力的所有項目。城市競爭力是一個復雜系統，與之相關的可能有很多子項目，應從中找出一些主要的項目，然后進行分類。這些項目是多維度的，主要是刻劃城市競爭力的諸多的子系統，所以城市經營的維度大大增加了。經營城市的范圍從城市的內部資源配置轉向更大區域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城市的競爭力要在更大空間、在國際范圍的比較中來培育。有的規劃學家甚至認為，２１世紀的城市政府應該是全球經紀人，要學會推銷自己的城市。所以，經營城市不能局限于城市內部與周邊地區。經營城市的主體從城市政府轉向政府與民眾的綜合體。原來一直認為城市政府是經營城市的惟一主體，但是城市是全體市民的城市，所以經營城市的主體也應該是城市的市民、企業、社會團體和各級政府，實際上是這樣一個綜合體作為經營的主體。在經營城市的過程中，有許多領域應該讓位給企業和市民去經營。政府應該采取一些引導性的規劃和政策，來調動各個經營主體的積極性，才能把城市經營搞好。綜上所述，經營城市就是要從小范圍經營轉向大范圍經營，從計劃經濟的經營轉向市場經濟的經營，從單一的政府經營轉向多元的社會化經營，從區域經濟的經營轉向全球經濟的經營，從傳統經濟的經營轉向知識經濟時代的經營。推進產業簇群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產業地理集中或產業簇群是指某一特定產業的企業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區，形成了一個穩定、持續有活力的競爭優勢集合體。工業化時代的代表性產業像鋼鐵工業、化學工業、汽車工業、造船業等大規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區域。硅谷高技術產業和底特律汽車工業的集中是單一產業地理聚集的兩個最有名的案例。現在學者們越來越發現，產業聚集無處不在、無所不有。在美國，有名的聚集還有華爾街的金融業、好萊塢的娛樂業、加利福尼亞的釀酒業、華盛頓的煉鋁業等等。波特指出產業地理集中是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基本因素，并認為“簇群”的因素支配著當今的世界經濟地圖，它是每個國家國民經濟、區域經濟、州內經濟甚至都市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在經濟發達國家尤其如此。風行世界的高新技術開發、高科技園區、創業園區等即是運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產業的地理集中，創造一個全新的產業簇群，從而獲取更高的生產率和持續的競爭優勢。因此，提升城市競爭力，必須努力推進和實施產業簇群戰略。實施城市文化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建立和營造積極健康的促進創新和進取的文化環境。塑造積極健康的城市文化環境，政府作用很大。城市文化觀念對中國城市競爭力的影響非常大。文化力的幾個構成要素如價值取向、勞動觀念、競爭意識、創新精神、兼容心理等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都比較大，其中價值取向與競爭意識的貢獻是最大的，社會信用的建設則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方面。文化對城市競爭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的經驗特別是東南沿海的經驗給予很好的證明。塑造新型政企關系，提升城市競爭力城市組織能力的大小與政府的定位和素質有關，政府在其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加入ＷＴＯ的條件下，政府要轉化職能，政府不要去操作產業的發展，而應更好地去營造較好的投資環境。審視中國城市化的方向和規律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由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部分學者的主張，“小城鎮可以解決大問題”的思想逐漸為人們所接受。１９８９年制定的《規劃法》明確規定“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這樣，重視小城鎮的發展，限制大城市擴張的城市化方針被確定下來并沿用至今。很明顯，大城市存在城市病的弊端、中小城市才是適度規模的認識是制定該方針的指導思想。在這種“恐大城市”思想的指導下，全國很多地方出現了片面追求小城鎮發展的傾向。但是，小城鎮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的一種自發行為，是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因此，我國小城鎮經過２０年的發展，無可避免地呈現出數量多且規模小、用地超標和盲目建設的態勢。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小城鎮每年新增約１０００個，建制鎮規模約１－５萬人，其中１－２萬人的居多，如按非農業人口計算，建制鎮平均只有３０００－６０００人。小城鎮論者至少有兩大致命的缺陷：一是明顯違背城市化發展規律。二是明顯違背農民的意愿。國際經驗表明，只有規模較大的城市才能產生明顯的聚集效應，從而創造較高的規模效益，較多的就業機會，較高的科技力，較大的外部擴散效益以及比較完備的城市功能。小城鎮創造不出較多的就業機會、較大的規模效益和完備的城市功能，盲目發展小城鎮還明顯造成了巨大的土地和財產浪費，造成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事實上，城市化進程是有規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城市化具有共同規律，承不承認城市化共同規律，是人們持不同城市化觀點的認識根源。城市化過程是生產要素先集中后擴散的過程。工業化開始后引起的城市化過程，是由城市的產生，而后帶來城市差異的擴大，然后逐漸走向城鄉融合，消滅城鄉差別的過程。大量觀察和統計提示出的城市化過程基本可以劃分為集中型城市化階段和擴散型城市化階段，而在集中型城市化階段，大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城市化過程是規模效益遞減規律起作用的過程。城市經濟學也發現了城市規模效益遞減規律。但是這個規律是在發展條件不變的假設前提下才成立的，而且遞增與遞減規律并不能說明城市越大越好，而只是說明城市規模發展有一定極限。在這個“規模極限”沒有到達之前，還是規模越大效益越高。城市化過程是社會經濟結構加速調整、演變和提升的過程。人類社會經濟結構，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是一個經濟結構變化非常緩慢的歷史過程，而由于工業化引起的城市化過程，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起到了加速推動作用。首先是城鄉結構的變化。城鄉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變，由此而形成的城市化率也是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自然轉移過程。其次，城市與區域產業結構的演變與提升，最明顯的是一次產業比重的持續下降，二次產業比重先上升而后下降，三次產業比重持續上升，這個規律的一般趨勢現在似乎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了。但是對這個規律表現出來的階段性、制約條件及城市個性特點關系的認識，有人還是十分模糊。如一個旅游城市與一個工業城市比較三次產業高低，判斷誰更合理是毫無意義的。城市化過程是社會治理結構不斷演變、催生和進步的過程。由于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的演變，城市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沖決一切過時的、僵化的管理體制和規制的束縛。城市就是一個大市場，城市體系既是一個生產體系，也是一個市場體系。市場經濟的規律必然在其中起主導作用，同時它也要求符合市場經濟運行的各種規制和體制的保護。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包括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國有企業改革等在內的一系列改革，都是符合這個方向要求的。城市化建設的國際經驗證明，必須提高城市集聚的程度，目前我國除香港外，還沒有一個城市稱得上是“國際城市”。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需要有代表國家的國際城市來參與世界分工和國家競爭。世界知名國際城市如紐約、倫敦、東京等均對樹立本國形象、加快本國與世界的經濟交流、帶動當地經濟飛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隨著黨的十六大開啟的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我國以城市群和城市集團為標志的城市化步伐必將進一步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