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妥善處理城鄉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妥善處理城鄉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妥善處理城鄉關系，建立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機制。會議還指出，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下面就城鄉關系在和諧社會中的位置談些體會。

馬克思曾說：“城鄉關系的面貌一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也跟著改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充滿創造活力的社會，是各方面利益關系不斷得到有效協調的社會，是社會管理體制不斷創新和健全的社會，是穩定有序的社會。城鄉協調發展，就是加大農村發展的力度，密切城鄉關系，加強城鄉合作，鞏固工農聯盟，縮小鄉村與城市的差距。城鄉協調發展，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符合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

一、妥善處理城鄉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諸多內容和要求。譬如，需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即城鄉和諧發展，區域和諧發展，經濟社會和諧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和諧發展等。譬如，需要建立合理的經濟社會結構，即所有制結構的和諧，產業結構的和諧，經濟結構的和諧，社會結構的和諧等。譬如，需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現代市場體系的和諧，宏觀調控體系的和諧，收入分配制度的和諧，社會保障制度的和諧等。譬如，需要創建良好的人際關系，即城里人與農村人的和諧，工人與農民的和諧，知識分子與工農的和諧，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和諧，基層干部與人民群眾的和諧，上級與下級的和諧，改革中獲益群體與利益受損群體的和諧，中央與地方的和諧等等。

城鄉關系和諧講的主要是社會結構的和諧，它要求城鄉社會結構要和諧。從社會學視角看，講和諧社會，主要是說社會結構的協調。社會結構是指社會諸要素及其相互關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系。在現階段，判斷一個社會的社會結構是否和諧，主要看以下結構是否和諧。一是人口結構；二是家庭結構；三是階級階層結構；四是就業結構；五是城鄉結構；六是地區結構；七是消費結構；八是組織制度結構。目前我國社會結構急需調整的是城鄉社會結構。

妥善處理城鄉關系，符合和諧社會要求的改變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社會規律。二元社會結構轉變為現代化的一元社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而我國城鄉結構不合理，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很多社會問題由此發生。和諧社會要求我國必須要從城鄉分割走向城鄉整合，逐步改變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協調發展則是必由之路。

妥善處理城鄉關系，符合和諧社會要求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的經濟規律。按照城鄉社會結構演進的規律，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化就要到來。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符合城鄉經濟發展規律，符合和諧社會客觀要求。但是，我國農村城市化遠遠沒有到來，農村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農村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因此必須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進程，讓城鄉協調發展，這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妥善處理城鄉關系，符合和諧社會要求的縮小城鄉差別的歷史規律。城鄉差別，產生于社會分工、階級分化和城市的形成。它主要指城市與鄉村的矛盾，表現為城市和鄉村在社會、政治、經濟、人口等方面的差別。在私有制社會，城鄉差別表現為對立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城鄉對立必然轉變為城鄉和諧。因為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結成的是鞏固的聯盟關系，工農業互相支援，城市與鄉村的關系是新型的、非排斥的、緊密結合的、相互促進的。雖然由于鄉村落后于城市的歷史原因，城鄉差別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二者之間在生產力水平、科學教育發展程度、經濟收入、生產條件和衛生發展

上的不平衡，在短期內不會很快消除。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極大提高，隨著構建城鄉和諧社會步子的加快，城鄉差別日趨縮小，卻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因此，一個國家完整的發展戰略應該是和諧的，應該將農村和城市共同置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統一框架中，形成城鄉互補、共同繁榮的發展格局。

二、妥善處理城鄉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

社會主義是和諧社會。和諧社會的標志有：它應該是互助合作的，它應該是協調發展的，它應該是安定團結的，它應該是穩定有序的，它應該是全面進步的，它應該是心情舒暢的。可以說，和諧問題涉及人類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千和諧，萬和諧，在現階段的中國，城鄉協調發展應該是最引人注目的，它可以構成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

之所以說妥善處理城鄉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理由有三：

一是因為和諧社會是一個有機的社會整體，城市與鄉村構成了完整的社會。社會以城市和鄉村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并由此產生城市人和鄉村人的社會關系。社會是生活在城里和生活在農村的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城市和鄉村是矛盾的對立統一，城鄉是在互動互促中、互惠互利中得以和諧發展的。城市離不農村，農村也離不開城市，二者相互聯系，缺一不可。

二是因為城鄉關系表現了社會生產方式的各個方面，它是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空間總稱。在當今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它是最有代表性、最有基礎性、最有廣泛性的重要社會關系。城鄉關系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既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既含生產力發展，也含生產關系內容；既含經濟基礎，也含上層建筑；既反映了工業和農業發展的關系，也反映了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經濟利益關系。二者的和諧發展是先進生產方式的體現。

三是因為城鄉關系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與否、現代化程度高低的綜合性指標，也是檢驗和諧社會的重要尺度。大凡發達國家和地區，鄉村城市化程度都較高；而欠發達國家和地區，鄉村城市化程度都較低。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提高鄉村城市化比重，是改變城鄉關系的重要內容。客觀情況是，什么時候重視城鄉協調發展，什么時候國民經濟就健康發展；什么時候忽略了城鄉和諧關系，什么時候經濟社會發展就遇到極大阻力。

因此，和諧社會貴在城鄉關系和諧，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集中體現。

三、妥善處理城鄉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我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在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也在于此。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是和諧社會的目標。不過，小康社會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發展為目標，和諧社會則更多側重于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發展。它需要建立有利于激發人的創造活力，有利于形成人與人的融洽關系，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環境。譬如，各階層人員要和諧，不同利益群體要兼顧，經濟社會結構要合理，全社會整體要前進等。城鄉協調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綜合體現，是關系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

妥善處理城鄉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在于城鄉協調發展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村。其中最簡明的道理便是：我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目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尤其不發達，全國近13億人口，60％生活在農村。農村能否完成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任務，能否作為推動和諧社會任務的積極因素，對全國來說舉足輕重。

從妥善處理城鄉關系來說，首先應該看城鄉協調發展的主體或者說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農民積極性是不是得到了最廣泛最充分的調動，農民生活是不是得到了大大改善，農民利益是不是得到了有力保護。城鄉居民利益關系反映的是處于不同社會地位、擔任不同社會角色的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從社會所獲取的財富多寡。在和諧社會構建中，農民利益關系非常重要。利益有共同利益和具體利益。要善于從政策取向上抓準農民這一最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與不同階層的具體利益的結合點。要關心農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堅決反對和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行為。看社會是否公平，也首先要看農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生活是否得到與城里人一樣的改善，社會地位是否有了與城里人一樣的變化，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是否得到與其他社會階層一樣的享受。看社會是否穩定，也首先是看農村是否穩定。農村穩定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村穩定了，農民安居樂業了，也就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們國家和社會全局的穩定。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經濟社會發展要著眼于城市，更要著眼于農村，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這是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基礎，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是社會和諧的基礎。

不可否認，統籌城鄉發展，創建和諧社會，城市是龍頭，城市具有對農村強大的帶動和輻射作用，但“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農村自身發展更具有根本性，也最具有艱巨性。難就難在我國農村發展非常緩慢，與城市發展極不協調。人口多，底子薄，我國這個基本國情在農村社會得到了充分體現。

因此，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站在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高度，努力解決好我國的“三農”問題。只有妥善處理城鄉關系，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才能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任務，也才能建立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李海鷗）

中國網 2004年12月9日

第二篇：公共治理的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第一，和諧社會是以人為中心的。就是整個和諧社會的構建也好，內涵也好，都是以人為中心的。第二，和諧社會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約束來實現的。這兩者缺一不可。

第三，和諧社會的實現程度直接反映著一定時期公共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實際上我們看到，和諧社會是一個過程，我們現在看中國歷史上的“文景

之治”、“貞觀之治”，應該說是那個時代和諧社會的象征。

趙曉：

八十年代有一個也差不多很和諧的短暫時期的，那時候也是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汪玉凱：

如果按照我這個理解，我認為這個概論至少應該包括三方面內容：

首先，人和自然的和諧。人和自然的和諧主要是指崇尚自然規律；愛護、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以及人類要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資源，而不能過度地掠奪資源、破壞資源。

這就要求我們在發展中，必須堅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這是我認為體現人和自然的和諧。

其次，是指人與社會的和諧。這里主要包括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和諧發展，也可以理解為不同利益主體的沖突化解機制。應該承認，任何社會不可能沒有利益沖突，但是這個社會有沒有化解利益沖突的有效機制，這個非常關鍵。社會成員之間的和諧以及作為社會成員個體自身的和諧，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人的精神愉悅。

第三，是公共治理的和諧，就是政府公共治理。這中間至少包括四個層面：一是政府、市場、第三部門，這三者之間的協調和配合。我個人理解，現代社會基本由三類組織構成的：一類是公共部門、一類是企業，一類是非營利組織，這三者能否各司其職，對社會的和諧有直接的影響。比如，由企業作為主體的市場，在社會發展中，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能有效、快速地配制各類社會資源，有本事的人就富，沒本事的人就窮，優勝劣汰的競爭規律起了很大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市場注重的是效率，但解決不了公平，重視效率就可能制造很多社會的不和諧，引發沖突；但政府及其公共部門所發揮的作用，則正好是要彌補市場的缺陷，通過公共財政、公共政策以及通過公正性來化解這些矛盾和沖突，維護社會的和諧。同樣，作為民間組織的非營利系統，它既可以彌補市場的某些缺陷，也可以彌補政府的某些不足，是對政府、企業以及市場功能的重要補充。所以我認為是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的合理配合。將對和諧社會的構建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二是政府與公民的合作。政府與社會的合作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社會有沒有正常的表達機制、表達的途徑，公民有沒有參與公共治理的機會，這個社會實際上是不可能真正和諧的，這是現代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三是社會公平以及政府管理所必須體現出的正義。如果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義的天平發生了傾斜，公共治理的和諧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這就是我對社會和諧基本內涵的基本理解。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在于公共治理的和諧

如果說我上面對和諧社會內涵的理解能夠成立的話，我認為在和諧社會構建的過程中，公共治理的和諧是最關鍵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最終都體現在公共治理是否和諧。而政府是凌駕在社會之上最具權威的公共機構，它代表的公平、代表的是正義，在社會上面凌駕了很多很多機構，如大學、醫院等，但除了政府之外，任何其他機構都不具備政府這樣的職能。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當，會直接影響公共治理的和諧；而公共治理的和諧與否，又會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正是從這個角度上，我認為公共治理的和諧不僅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決定其他和諧要素是否和諧最關鍵的因素。由此可見，政府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無疑扮演非著常重要的角色。

反過來我們看，中國社會目前出現的許多不和諧現象，我認為也是和公共治理的不和諧有直接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由公共治理的不和諧引起的。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發展的結構失衡；公共政策的偏頗；政治制度安排的缺失。

這三個方面是體現我們治理不和諧的因素。我認為都與政府公共治理本身有關。

就發展的結構的失衡來講，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仔細研究就會發現，中國這些年來的發展結構是失衡的。政治發展、社會發展、經濟發展這三大發展，我們是經濟發展最快，社會發展相對緩慢，政治發展整體滯后，這是我的看法。就是在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發展這三者之間我們高度關注了經濟發展，這無疑是對的，而對社會發展、特別是政治發展，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這種發展結構的失衡，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后果，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不和諧。

就公共政策的偏頗來看。一個社會公共治理是不是和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能不能體現公平、公正和正

義。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看到這些年在某些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我認為是有失偏頗的。比如說我們強調了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是我們沒有在如何實現集體富裕的政策配套方面，采取更多的對策，由此導致貧富差距拉得越來越拉大，超過了目前中國社會所能夠承載的程度，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的不和諧和矛盾、沖突。昨天我看到報紙上報道，北京市的收入差距，2003年是*.*：*，2004年發展到*：*，還在擴大。可見，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現在反思的話我認為還是有偏頗的。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弱勢群體問題。我認為個體差異是永遠存在的，問題是弱勢群體在整個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似乎越來越被邊緣化，因為弱勢群體不像強勢群體能夠憑借著他們讀社會財富的占有，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弱勢群體在爭取公共政策方面能力的下降，是導致社會不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近大家看到胡鞍鋼發表了一個有關*G牌照問題的研究報告，他提出一個觀點，是國家被俘掠，意思是說在發放電信方面的*C牌照中，由于某些大的利益集團左右著政府的公共政策，因此，使*G牌照的發放一直拖而不決。由此引發了另一場爭論。可見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從政治制度安排的缺失來看。一方面是中國的市場化在不斷向前發展，另一方面是政府各及其部門的行政化卻越來越強化。這種看起來十分矛盾不可思議的問題，卻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頻頻出現，這不能不使人感到憂慮。

還有權錢交易，權力行使的非理性，大量的腐敗，我認為這些都是引發社會不和諧非常關鍵的因素，而這些問題幾乎無一例外地與我們的制度缺失、制度安排有關。這就足以說明，在現在生活中存在的種種不和諧的問題，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由公共治理不和諧引起的。

三、加快政府轉型，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策

如果說公共治理的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現在大量的不和諧主要事因為公共治理的不和諧引起的，那么，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如何實現公共治理和諧呢？我講四個觀點：

第一，在政府的發展戰略選擇上，我認為應該突破單一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維。我們知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針對過去已階級斗爭為中心提出來的一個重要口號。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與這個中心的確立、堅持，是分不開的。經過**年發展，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反思地方。

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朝著多元社會方向在發展，經濟多元化，觀念多元化，社會生活的多元化，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我們的政府發展戰略，究竟是繼續已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需要重新審視這個口號，值得認真研究。我的基本感覺是，政府發展戰略如果繼續提這個口號，容易忽視諸如社會發發展、公共服務等，所以我的觀點是，可否用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替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定位政府的戰略，可能更符合中國社會面臨的實際。在我看來，可持續發展決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可持續發展，還應該包括經濟、社會、城鄉、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也包括人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認為可持續發展為中心，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本質上說，是不矛盾的，只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同階段的政府發展戰略的某些差異，也是我們改革開放走到了今天，應該及時做出的某些必要的調整。

第二，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我認為政府應該真正地體現它的公正、公平和正義。這一點我想我不必要過多地闡述，這是政府誕生以來，必須堅持的屬性，如果政府背離了公正、公平與正義，就是公共政策失敗的表現。這是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的，而在這個方面，我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應該成為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抓手，以此化解社會沖突和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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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構建和諧社會關鍵在黨

構建和諧社會關鍵在黨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必須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這清楚地告訴我們，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大戰略任務中，我們黨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一、必須切實加強黨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領導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社會。各級黨委必須把和諧社會建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實加強領導，真正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

把握方向。我們黨要帶領人民完成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確保構建和諧社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制定政策。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有公平的政策作保證。各級各部門必須從實際出發，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具體情況，加強對社會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制定、完善切實可行的政策，切實解決好本地區本部門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整合力量。必須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充分發揮人大、政府、政協、工青婦的職能作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促進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

營造環境。必須加強輿論宣傳工作，使各類媒體成為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陣地；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統一廣大干部群眾齊心協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認識；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建設，培育文明和諧的道德風尚；加強和諧文化建設，特別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奠定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基礎

二、必須切實提高領導構建和諧社會的本領

提高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的本領。要牢固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在推進發展中提高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的本領。放手發動群眾，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完善公平競爭機制、創新機制，支持人們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創新。

提高管理社會事務的本領。要深入研究社會管理規律，加強社會管理體制的建設和創新，完善社會管理體系和政策法規，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形成對全社會進行有效覆蓋和全面管理的體系。

提高協調利益關系的本領。如何既能充分調動各方面齊心協力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性，又能切實解決利益公平分配問題，是我們黨面臨的一個必須解決好的十分現實和迫切的問題。要從進一步做好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擴大就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工作入手，提高協調利益關系的本領，從而增加群眾的滿意度，實現社會和諧。

提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本領。隨著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出現了多發多樣的狀況。要及時化解這些矛盾就必須努力提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本領，進一步完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

提高開展黨的群眾工作的本領。我們要不斷提高開展黨的群眾工作的本領，認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改進群眾工作的方式方法，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教育、協商等手段，扎扎實實地做好黨的群眾工作。

提高維護社會穩定的本領。各級黨委必須創新工作思路，改進工作方法，集中解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進一步落實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責任制，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確保社會政治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

三、必須切實發揮黨的模范帶頭作用

繼續深入進行黨的先進性建設。經過全黨的共同努力，黨的先進性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有力地推動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順利進行。下一步要繼續鞏固和發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成果，建立健全長效機制，使廣大黨員成為促進社會和諧的表率。

進一步強化黨的宗旨觀念、增強群眾意識。只有廣大黨員干部強化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觀念，切實增強群眾意識，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促進黨群關系的和諧，推進社會和諧建設。

努力轉變工作作風。轉變作風、扎實工作既是黨的作風建設對我們提出的內在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對我們提出的客觀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各項任務而不懈奮斗。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腐敗現象是社會和諧的大敵，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促進社會和諧的緊迫任務。反腐敗斗爭必須繼續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進一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使各項反腐敗措施真正落到實處。

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既強調黨內民主，又強調黨的紀律，這是實現黨內和諧的根本要求。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要增加透明度，以此推進黨務公開，同時要嚴格黨內生活，嚴肅黨的紀律，增進黨的團結統一，以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

第四篇：把握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關鍵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標志著黨中央把推進社會公平、構建和諧社會問題，擺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來認識和把握。這是我黨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不同時期、階段的主要矛盾，審時度勢做出的重大戰略思想轉變，預示著我們黨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將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過渡到“效率、公平統籌兼顧”階段。回顧我國社會主義建設５６年來的發展歷程，如何處理和把握好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一直是貫穿于不同時期、階段黨的方針、政策中的焦點問題。實踐證明，根據我國不同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正確處理和把握好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就會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否則就會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

一、從歷史長期發展看，效率與公平趨向統一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告訴我們，體現公平與否的生產關系現狀取決于體現效率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同時生產關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生產力，兩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從效率對公平的作用看，其一，效率是推動公平發展的動力。人類發展史表明，生產力的發展總是推動生產關系相應變化，物質利益原則決定著任何社會都把效率作為追求目標，并決定著相應的公平形式和公平程度。其二，效率為公平提供物質基礎，使一定的公平形式得以維持。其三，效率也是衡量公平的尺度。評價一種社會制度是否公平，關鍵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種人為標準，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帶來持久的社會經濟效益。長期的低效率，必然是公平的失敗。從公平對效率的反作用看，效率的高低取決于實踐主體、實踐手段、實踐對象等一系列有機因素的組合，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人的因素，人的行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效率的源泉。人的積極性從何而來，就其合法性和持久性而言，只能來自于社會的公平機制。社會公平的根本問題是權利與義務的平等，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按照貢獻分配權利，按照權利承擔義務。每個人的貢獻與獲得越相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就越高，從而促進社會總效率的提高。所以，沒有公平的效率只能是超經濟強制下的效率，這種效率不可能成為一種社會制度的穩定支柱，任何不公平、不正當的效率都是不能長久維持的，也是一些合法政府所不允許的。要獲得效率，惟一能達到持久效果的途徑是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制度，以最大限度地調動絕大多數人的勞動積極性。從另一方面說，沒有效率的公平只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同樣不能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現實基礎。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兩者既統一又矛盾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可分為“市場內公平”和“市場外公平”，我們一般所說的公平指的是“市場外公平”，而忽視了“市場內公平”。“市場內公平”是與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相聯系的，是指機會的平等和規則的平等。關于機會的平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說：“人們在市場上應當能夠自由地按照能找到的交易對手的價格進行買賣，任何人都能夠應該自由生產、出售和買進任何可能生產或出售的東西，重要的是從事各種行業的機會應當在平等的條件下向一切人開放，任何人或集團通過公開或隱蔽的力量對此加以限制，均為法律所不許可。”關于規則平等是指各經濟主體能機會均等地按統一的市場價格取得生產要素，能平等地承擔稅負，能平等地獲取信息。只有在規則平等情況下，市場才能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使社會總投入最少，總產出最大，才能鼓勵市場主體節約成本、革新技術、強化管理，努力爭取利潤最大化，從而推動社會生產總效率的提高。從“場內公平”角度講，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各個國家在市場經濟初期，為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一般更重視“場內公平”。“市場外公平”是指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社會福利的公平。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效率必然要優勝劣汰，大魚吃小魚，加快財富的積聚和集中，使收入分配和貧富懸殊差距拉大，最終導致場外的不公平。從這一點上說，公平與效率又是矛盾的，在一段歷史時期內呈反向關系。市場外的不公平靠市場本身是解決不了的，西方經濟學稱之“市場失靈”？要靠政府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制度來解決。

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兩種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有很多論述。哈耶克認為，真正的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收入或財產的平等。他強調市場效率，反對利用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來人為地制造平等。認為這樣會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降低效率。他主張國家要利用立法、行政手段來創造一個自由、平等的競爭環境，來保證效率。哈耶克的觀點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福利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庇古認為，所有權的不平等造成收入的不平等，進而引起資源配置的失調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混亂，從而缺乏效率。新劍橋學派認為，收入分配與人與人的關系有關，不是純技術性的問題，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收入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收入分配的懸殊，必然引起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因此福利經濟學派和新劍橋學派都主張“公平優先”，主張用收入均等化的分配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刺激、鼓勵人們提高效率的制度，只有犧牲平等這一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念，才能換來效率，平等與效率不可兼得。他指出“在有些時候，為了效率就要放棄一些平等，另一些時候，為了平等，必須犧牲一些效率”。他認為在生產領域應以效率為先，只有這樣才能增加社會財富，為平等的分配提供物質前提。在分配領域則應該貫徹公平原則，用政府的福利政策去緩解收入的不平等。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更好地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系

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要遵循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要高度重視“場內公平”的建立，以達到促進效率、發展生產力的目的，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起步的現階段，“場內公平”有時還會受到“左”、“右”兩種思潮的干擾，前者以“公平優先”為幌子，反對競爭，歧視做買賣，強調傳統的平均主義，實際上是以“場外公平”來反對“場內公平”；后者以“效率優先”為大旗，認為只要把蛋糕做大，怎么都可以，不尊重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投機取巧，坑蒙拐騙，制造偽劣產品、偷稅漏稅、地方保護，實際上是以“效率優先”為幌子破壞“場內公平”。這里要澄清兩種認識。一是追求效率產生了場外不公平，并不是說非效率就必然能實現公平。計劃經濟體制已被證明是非效率的，但非效率并沒有帶來實際上的公平，相反是帶來不公平。中國改革前的勞動工資制度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多勞者應得而未得的那部分報酬實際上被少勞者無償占有了，嚴重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何來公平？二是也不能說不公平必然有效率。一些人錯誤地認為，既然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體（錯把場外不公平當作場內不公平），那么不平等競爭必然能帶來效率。例如，政府行政部門直接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好比裁判員既吹哨又踢球，不僅挫傷市場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也直接影響效率的提高。在統購統銷和物價管制政策下，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是農民厭農棄農、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其次，要審時度勢，根據實際情況，在兩個矛盾著的對立面之間，區分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個人收入分配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經過改革開放近２８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人均ＧＤＰ從１０００美元向３０００美元跨越的關鍵階段。從國際經驗看，這個階段既是發展黃金期，又是矛盾凸顯期，這一時期社會問題多發，社會結構最不穩定，有的還相當嚴重，比如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社會保障機制脆弱引發的社會動蕩等。據統計，２００５１２家利潤超過１００億元的中央企業，其員工平均工資是全國平均工資水平的３至４倍。壟斷行業的不合理高收入，使社會各階層利益失衡，成為不利于社會和諧的一個因素。不僅僅是企業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黨中央近兩年已敏感地感到，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矛盾正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場外不公平”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已逐漸成為制約經濟持續發展和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２００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強調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提出“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解決“場外不公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所在，這是由鄧小平同志所概括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決定的，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解決“市場失靈”的公共職能決定的。從上面對公平和效率的多角度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公平和效率是辯證統一的，在中長期的歷史階段，兩者是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的；在新的歷史時期，構建和諧社會，推進社會公平，并不是要降低社會效率，而是會促進社會生產力和社會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在當前的經濟社會背景下，推進社會公平的內涵，筆者認為主要是解決社會變革過程中帶來的“場外不公平”，即通過政府行為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福利制度，通過財政和稅收等手段縮小貧富差距等。但是在解決“場外不公平”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目前存在的一些“場內不公平”的問題，如政府在出售生產要素、制定競爭規則中的“尋租”行為，一些特殊行業的壟斷行為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同樣會影響社會效率和社會公信度的提高，也是造成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重要因素。因此，綜上所述，只有全面理解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和社會公平的內在含義，才能更好地貫徹和落實中央促進社會和諧、推進社會公平的各項政策措施。

第五篇：改善醫患關系_構建和諧社會

改善醫患關系 構建和諧社會

摘要：和諧醫患關系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正確處理新時期醫患關系，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不僅有利于醫療活動順利開展，而且對于減少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本文在分析中國醫患關系的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一些看法。關鍵詞：醫患關系 和諧社會 醫療保障制度 醫德 維權意識

何為“和諧”？有這樣一種說法。“禾”，意則關懷自然，關注生態，讓人與環境協調發展；“口”、“言”應當互通互信，注重文化交流；順應民意，彼此和睦共處，世界大同，體現人文情懷；“比”，更應競爭有序，在公正的競爭與合作中謀求發展和進步。由此而得出，一個和諧的社會也必和于自然，順于民意，諧于發展。和諧社會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是應有之義。

實現社會和諧，建設文明社會是我們不斷追求的目標，從中國古代董仲舒宣揚的“天人合一”到近代思想家康有為提出的“大同社會”，無一不體現出對和諧社會的追求和向往。和諧社會離不開和諧的醫患關系，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因為醫患關系是當前我國社會人際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之一，只有實現醫患關系和諧發展，社會才能達到和諧。醫患關系是我國當前醫療衛生工作的熱點問題。

醫患關系是醫療實踐活動中最基本的人際關系，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醫患關系僅指醫生和患者之間一對一的關系。廣義的醫患關系是指在診療疾病和預防保健康復的過程中，醫務人員（以醫生為主的群體）和患者一方（以患者為中心的群體）所形成的特定的社會關系[1]。《黃帝內經》中說：“醫患相得，其病乃治”。和諧的醫患關系是指醫方與患方之間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真誠溝通、密切配合的情景與狀態。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重要指標[2]。和諧的醫患關系是醫療衛生事業協調發展的外在表現，是提高醫療衛生服務水平的前提條件。醫務人員與患者是利益共同體，他們有共同的戰略目標，就是治療疾病，恢復健康。必須建立信任，合作的積極關系。如果不能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這無疑將會對我國建設和諧社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現階段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投入不足和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世界銀行11月4日發布的最新《中國經濟季報》指出，中國財政部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在醫療健康領域的投入占CDP的1.2％；我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22％，而衛生總費用僅占世界衛生總費用的2％[3]。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障體系及相關的法律、法規沒有及時跟上市場經

濟的步伐，全民醫療保險體制不健全，是醫患矛盾尖銳最根本的原因。資料顯示，許多國家由于有健全的全民醫療保險體制，全民參加醫療保險，絕大部分的醫療費用都由保險公司來承擔，不會由個人支付高額的醫療費，很少有醫患間的沖突。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障體系及相關的法律、法規沒有及時跟上市場經濟的步伐，全民醫療保險體制不健全，社保、醫保覆蓋面有限，醫療保障覆蓋面小，大部分人民群眾沒有醫療保障［4］

。農民醫藥費的合作醫療報銷比例不足50％，因此醫療費用的支出與期望療效不相符合。醫療費用自付比例高，醫療費用與期望療效不相符，一旦患者死亡或傷殘等，患者及其家屬就有一種人財兩空的感覺。

二、醫院的管理和服務水平有待提高。醫患溝通不夠、醫療糾紛增加，是醫患關系不和諧的重要因素。有統計表明：在已經發生的醫療糾紛中，由于醫患溝通不夠，醫患關系不和諧導致的糾紛約占總量的三分之二。

三、患者申訴和維護權益渠道不暢通是影響醫患關系的直接原因。我國雖已于幾年前就施行新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但發生醫療事故之后，光是事故鑒定費用就高達幾千元，患者維護權益成本太高，要想通過正常渠維護權益，實際上仍是件很難的事情。

除以上原因外，公共媒體對醫患關系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如有些公共媒體缺乏觀察、公正立場、過分炒作，使社會公眾、病人或家屬缺乏對醫務人員的理解，甚至造成誤解，扭曲了廣大醫務人員的良好形象。

醫患關系的和諧程度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針對當前影響醫患關系的成因，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和諧的醫患關系：

一、政府應加大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強化政府責任，加大衛生投入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政府應堅持醫療衛生同社會經濟的協調同步發展變化，加大對醫療衛生的投入，回歸醫療衛生行業的公益性質，解除醫院后顧之憂，使每一個醫務人員能夠“靜下心”來提高醫術、破解難題、呼喚愛心、共建和諧。徹底緩解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壓力。

二、加大行業監督、強化醫院管理。二是堅持社會效益準則，打造誠信醫院。各級醫療機構要堅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堅持合理檢查、合理用藥、合理收費，嚴禁各種“開單費”；努力降低患者的醫藥費用，建立醫療費用陽光制度，認真做好收費咨詢工作，讓患者和家屬隨時查詢花費情況，讓患者放心；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患者就診過程中掛號時間長、交費時間長、取藥時間長、看病時間短的“三長一短”現象；嚴格執行藥品集中招標制度，杜絕藥商在醫院帶錢促銷藥品的現象；實行醫患協議制度，嚴禁醫務人員收受“紅包”和接受“吃請”；聘請社會監督員，監督醫院的醫德醫風。

三、加強醫務人員職業道德教育，提高個人醫德修養。醫院要加強對醫務人

員的培養，提升醫務人員的素質，教育醫務人員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醫務人員不僅需要有精湛的專業技術，還要有高尚的醫德品質。

四、拓寬醫患溝通的各種渠道。在國際醫學倫理四原則的指導下，每個醫務人員對患者應多一點解釋、多一點關愛。醫院應定期組織各種類型的座談、測評、電話熱線、上門回訪、聘請社會各界監督等形式，保證各種溝通渠道的暢通。注意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加大宣傳醫務人員愛崗敬業，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先進典型和先進事例，宣傳衛生改革的舉措和成果，讓社會更多的人了解醫院、理解醫院、支持醫院，以科學的態度正確理解疾病的轉歸和預后，為進一步促進和諧的醫患關系，為構建和諧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正確處理新時期醫患關系，構建和諧的人性化醫患關系，有利于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的發展，有利于加快中國經濟建設的進程，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諧醫患關系，不僅需要醫務人員和病人的努力，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 王錦帆，《醫患溝通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2］周玉芳,《醫患關系現狀調查及服務質量改進的對策探討》［J］,臨床合理用藥，2009(12).［3］劉朝暉,《目前醫患關系現狀及對策研究》［J］,湖南環境生物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12).［4］何鳳鳴、張勵，《醫患關系不和諧原因及處理對策》［J］,中國現代醫生，2007(2)． ［5］吳宇彤，《醫患關系與和諧社會》［J］，中華醫院管理雜志, 2006,22(12): 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