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抉擇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與世界的聯系愈加緊密。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較大沖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對世界經濟較強的依賴性。這場危機導致我國對外貿易持續降溫，沿海開放型實體經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勞動力需求大幅下降，這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直至目前，這場危機的影響是否見底尚不明晰。為應對這場危機，國

家出臺了一系列擴內需的政策，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就是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而作為我國面積最廣、人口最多的農村，則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擴內需的主要戰場，成為了國家4萬億投資的重點領域。農村確實是最需要我們關注和投資的地方，農村的發展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要解決的重大難題。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城市同樣也需要投資。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發展經濟的目標是要實現工業化，實現城市化，實現現代化。然而目前的實際情況卻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城市化嚴重滯后，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戰略機遇期是有限的。危機當前，我們既要堅定信心，更要對我國當前經濟建設的嚴峻性、艱巨性和緊迫性有深刻的認識。時不我待，我們應該利用當前來之不易的和平發展環境，努力加快發展，加快工業化，加快城市化進程。

據統計，目前我國的農村人口仍有9個億，我國的城市化率在4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與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城鄉政策差異有很大關系。實際上，我國的工業化已經為城市化提供了較大推力。具體表現在，工業化為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工業化創造了大量的勞動崗位，吸引了大批農民到城市務工，并由此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農民工。然而我們似乎沒有做好準備去迎接這場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對這場“移民”大潮的意義認識得不夠深刻。

城市化是一項系統的工程、一項艱巨的任務，它需要以大量的資源和人口為基礎。要提高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必須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必須減少我國的農村人口，即要把大量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這牽涉到兩大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農民工的問題。城市是否能給農民工提供經濟基礎、社會資源和生活保障。具體來講，要給農民工解決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一系列問題。另一方面是土地問題。土地自古以來是中國農民的“命根子”，農民是否愿意離開他們的土地，農民離開土地到城市落戶愿意走哪條路線。只要這兩方面的問題解決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將迅速推進。文章下面將圍繞這兩方面的問題展開分析。

由于這兩方面的問題都牽涉到農村，要回答和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我們還得先從農村開始探索。中國農村，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在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都非常落后。農村的問題被總結為“三農”問題，是困擾我國多年的發展難題。中央歷來高度重視農村問題，近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一直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三農”問題依然突出，農村的改革進入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三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民增收的問題。為了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進一步解放農業生產力，促進農民增收，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涉及到農村改革發展方方面面的問題。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農業生產特點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決定》充分體現了中央推進農村經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則。

我們不難看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這無疑給農民吃了一個定心丸。但有部分人認為，要解放農業生產力，必須廢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必須認識到，歷經解放初期土改、人民公社運動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國找到了適合國情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經營形式。這一土地制度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解決了中國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了不少弊端。農業的獨戶小規模經營，勞動效率非常低，使許多大宗農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阻礙了農業機械化和工業化。

就目前而言，廢除家庭聯產責任制是行不通的。其一，“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土地承包關系維持穩定長久不變，國策不容違反。其二，廢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于收回農民的土地，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收回土地將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諧。這里我們可以從西方

資本主義初期的圈地運動吸取一些經驗教訓。雖然我國現在是社會主義，但是同樣是收回了農民的土地，而我國農村人口占到9億，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階層，情況更為復雜。

盡管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存在不少弊端，但這些弊端似乎可以通過農村經營體制的微調得以解決。土地流轉則被認為是一種比較適合的調節機制。土地流轉并非十七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它作為

現實存在已經是二十多年的事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存在土地的轉包、互換等流轉形式。允許土地流轉的目的就是要完善農村的生產關系，進一步解放農業生產力。

然而土地流轉卻并不順暢，土地流轉已經存在了多年，效果不明顯。究其原因，一是流轉農民對土地飽含著根深蒂固的依賴情結。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生活的最后保障，萬一外出務工有個閃失，還可以回來種地。二是一些農民弄不清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之間的關系，害怕土地流轉后會失去了自己的承包地，缺乏參與流轉的積極性。三是流轉缺乏有效組織，土地交易不集中，農業大戶很難得到大塊土地。

看來，要使土地集中起來，實現集約經營，并非易事。然而土地集約經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如何使土地快速地集中起來，其中關鍵要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要符合農民群眾的利益，要讓農民群眾自發參與和推動土地流轉。

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要努力做到“三個堅持”。第一、堅持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不動搖。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喪失土地承包權，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這將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諧。維持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農民才會安心地進城務工，才不會有后顧之憂。第二、要堅持尊重農民群眾的意愿。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順應民意就是順應歷史潮流。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符合廣大群眾的意愿，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第三、要堅持維護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要認真落實各項惠農政策，加大對農民的補貼，努力減輕農民群眾的負擔。

那么如何使農村的土地快速流轉起來，關鍵是如何讓農民主動地、積極地、自發地把屬于自己的土地拿出來流轉。目前，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不高，主要原因是收益太低。隨著耕地、種子、化肥、農藥價格的上升，種植成本大幅增加，而糧食單產和糧食價格卻沒有多少增長。由于進城務工的收入遠遠高于種地，大部分農民工因此選擇了進城務工，不少土地被迫擱荒，或者減少了種植季數。土地顯然已經成了農民手中的“雞肋”。由于土地流轉缺乏規模，缺乏有效的組織機構，流轉非常滯后，滿足不了集約經營的需要，農業工業化進程緩慢。近年來，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民增收困難重重。那么，我們要學會“變魔術”，讓農民手中的“雞肋”變成“雞肉”，讓農民自發地推動土地流轉，從而實現土地集約經營。達到這一目標，要努力做到“三個突破”。

一、農村土地經營體制要突破，要大力發展土地信用社（或者說土地“銀行”）。

什么是土地信用社呢？故名思義，就是經營土地存、貸業務和資金結算的信用機構。外出務工或不愿種地的農民可以把土地存儲到土地信用社，每年末結算一次利息。而農業專業大戶或企業可以向土地信用社借貸土地，以獲得大塊土地長期的經營權，但必須一次性付清土地利息。這樣顯然沒有改變土地的承包關系，向土地信用社存儲土地就像定期儲蓄一樣，讓農民心里踏實放心。由于農民無需任何投入，就可以坐享土地的地租收入，那將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事情，將極大地調動農民流轉土地的積極性，推動土地的快速流轉。從此，土地經營權就像商品一樣參與市場的流通。農業專業大戶可根據自身需要，輕松地從土地信用社借貸到自己所需要的土地，從而實現規模生產、集約經營，農業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將大幅提高，農業工業化將從此步入快速的發展軌道。

二、農村金融體制要突破，要加大政策保障。

農村專業大戶雖然不少，但規模都受到了一定資金的限制。專業大戶借貸土地和發展規模化生產需要大量的資金。為此，政府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業農村的信貸支持力度。一是要鼓勵發展多種所有制金融機構，特別是要加強農村小額信貸業務，增加貸款額。二是要深化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打破國家金融的壟斷局面，放松農村金融市場準入條件，準許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允許發展多種經營形式的銀行。三是要重點照顧農村專業大戶。農村專業大戶對促進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起著典型帶動的作用。農村專業大戶是借貸土地的主力軍，也是發展土地集約經營的主力軍。所以要支持發展好農業專業大戶，特別是要支持發展有市場競爭力的農產品生產和加工大戶。具體是要提高對農業專業大戶的貸款上限，盡量降低貸款利息，加大補貼力度。

三、農業生產風險體制要突破，要加大扶持力度。

農業生產既有市場風險，又有自然風險，農業專業大戶在發展初期抵御風險的能力普遍不強，地方政府必須為他們分擔一些風險。一方面，要穩步推廣農業政策性保險，鼓勵發展農業商業性保險。通過建立擔保機構或擔保基金等途徑，解決農業專業大戶和企業貸款抵押難問題，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可給予適當扶持。另一方面，要加大補貼力度，支持他們的發展壯大。在這方面，國家出臺的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包括財政補貼、支持農業科技推廣、支持農產品加工業以及控制農資價格等，都是利好方面，而規模化生產、集約化經營，肯定會提高農產品抵抗市場風險的能力，將改變農業的弱勢地位和低收益局面。

通過上述政策和措施，在堅持現有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確保了農民切身利益，解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土地集約經營的目標得以實現。除少數農村弱勢群體仍要依賴土地生產生活，絕大多數農民將把土地存入土地信用社，從而獲得穩定的土地利息收入。當農民讓出土地經營權后，農村將產生更多的剩余勞動力，這就需要城市來吸納他們、安定他們，給他們提供另外一方生存的“土地”，以此來替代土地作為他們生存的保障。

如果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比作一列呼嘯的火車，那么農村改革和城市化則是這列火車的車尾和車頭。農村改革給這列火車以強大的推力，城市化則給這列火車以強大的牽引力，一起推進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

作為車尾的農村改革，其目標是要實現農業現代化。文章前面已經對我國農村的改革作了一些分析和建議。對于我國來說，農村并不缺乏生產力，我們完全有組織規模化生產的機械設備和技術水平。最主要的是生產關系的問題，具體是我們的規模化生產和集約經營遇到了土地難以集中的困難，而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解決這一困難的有效途徑，那就是把土地的經營權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參與到市場的流通，并且是以土地信用社為載體來實現這一目標。接下來的問題是，雖然農民愿意出讓自己的土地經營權，但農民從農業生產中解放了出來成為了農民工，他們如何在社會金字塔中找到他們的歸宿？他們如何能夠融入城市？城市應該如何做好各方面的準備來容納他們？歸結起來，就是要如何解決農村城市化的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這既是城市化的手段，也是城市化的目標。否則，我們將無法解決因農業規模化生產和集約經營所產生的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去向問題。我們要用城市化來迎接這場來自農村的大“移民”，這是沒有退路的。這需要我們的高超智慧和巨大勇氣，需要我們解放思想和改革創新，需要我們努力探索和認真實踐。

一、擴大城市容量，提升城市的綜合功能。

文章開始部分談到了這次國家經濟刺激計劃，四萬億的投資重點放在農村，但是城市化也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果投入城市化1萬億資金，將帶動幾十萬億資金。為什么如此？一是因為城市是一個門類齊全、功能完善的有機統一體，本身具有強大的吸納社會資本的能力。二是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低，不到40%，若提高到70%，則有30%的資本空間，這將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隨著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城市，將考驗城市的容納和承載能力，所以城市必須適度擴張。城市擴張有諸多的實現形式，主要以打造城市圈和城市群為發展模式。例如京津唐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應該且必將發展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和國際交流的超大型城市圈。各省省會、交通樞紐型城市、資源型城市、工業城市等可以依據空間距離組成城市群。在擴大城市容量的同時，也要加大對醫療、教育等民生事業的投入，加大對水、電、路、訊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大對城市生態環保的投入，努力增強城市的綜合功能，以增強城市的容納力和吸引力。

二、創造就業崗位，提供農民生存的“土地”。

城市化的核心是在產業發展中加快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向城市轉移，這需要城市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政府應在產業政策上有針對性地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指生產技術裝備程度較低、需大量使用勞動力進行生產活動的產業部門。該類產業在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比例中，單位勞動占用勞動力較多。從產出看，產品成本中勞動投入所占比重較大。如玩具產業、服裝產業、家具產業、皮革產業、建筑業、紡織業等，大多屬于與人民生活日常消費關系密切的輕工業部門。

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中小企業、鄉鎮民營企業的扶持。當前，由于受金融危機影響，沿海開放型實體經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部分中小企業減少了對農民工的需求。政府有關部門要把解決農民工就業困難與解決中小企業的經營困難緊緊地結合在一起。那么，政府應該在經濟刺激計劃中，尤其要在金融方面、稅費方面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盡快讓中小企業擺脫經營困境，壯大經營規模，提高經營效益，進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這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那塊“土地”才會穩固和豐收。

三、統籌城鄉發展，保障農民的基本權益。

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是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要求。城鄉二元結構本身對廣大農民構成了不公平的待遇，不利于農村的發展，與實現共同富裕是相違背的。取消二元結構、戶籍差別及政策差別，是必然的趨勢。統籌城鄉發展首先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目的就是要將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轉變為常住人口，進而推進城市化。特別是對于農民工來說，除了解決就業問題外，落戶問題最為重要。因為只有解決了落戶問題，醫療衛生、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才能順利解決，他們才會安心地融入城市生活，才會增強城市的主人翁意識，才會愿意離開他們依賴多年的土地。城市化最核心的因素是人，如果遲遲不抓住工業化所帶來的農村到城市的大“移民”這個歷史機遇，將大大削弱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社會管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落戶條件，使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各大城市，特別是農民工聚集的大城市和地區應該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加緊制定適合當地實際的政策，取消二元戶籍制度、放寬落戶條件，以為城市化注入強勁推力。

綜上所述，這是一幅“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圖。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我們毫不動搖地維持現有的土地承包關系穩定長久不變。由于土地收益太低，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土地既是“命根子”，也是“雞肋”。隨著農業專業合作社、農業專業大戶的發展，特別是土地信用社的出現，將使農村的土地迅速集中起來，農業專業大戶和加工企業的土地需求問題得以解決，加上政府對農業專業大戶的扶持，土地集約經營將迎來發展的春天，農業工業化將迅速推進，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由于農村集約經營提高了勞動效率，產生了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國家要同時加大對城市化的投入，主要是要加大對城市基礎設施，加大對城市中小企業的投入，加大對城市社會保障的投入，城市群、城市圈得以迅速發展，城市容量迅速擴大，就業崗位供應充足。進而，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形成合力，使城鄉統籌發展逐步實現。農民工在城市有了工作，也就有了生存的“土地”，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民工社會保障的落實，他們將順利在城市落戶，他們的老人和子女將與城市人一樣享受平等的醫療、教育待遇。農村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的問題也迎刃而解。隨著工農互哺的不斷深化，城鄉一體化將迅速推進，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

第二篇：淺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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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抉擇2010-06-29 18::27免費文秘網免費公文網淺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抉擇淺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抉擇(2)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與世界的聯系愈加緊密。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較大沖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對世界經濟較強的依賴性。這場危機導致我國對外貿易持續降溫，沿海開放型實體經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勞動力需求大幅下降，這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直至目前，這場危機的影響是否見底尚不明晰。為應對這場危機，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擴內需的政策，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就是4萬

億經濟刺激計劃，而作為我國面積最廣、人口最多的農村，則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擴內需的主要戰場，成為了國家4萬億投資的重點領域。農村確實是最需要我們關注和投資的地方，農村的發展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要解決的重大難題。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城市同樣也需要投資。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發展經濟的目標是要實現工業化，實現城市化，實現現代化。然而目前的實際情況卻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城市化嚴重滯后，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戰略機遇期是有限的。危機當前，我們既要堅定信心，更要對我國當前經濟建設的嚴峻性、艱巨性和緊迫性有深刻的認識。時不我待，我們應該利用當前來之不易的和平發展環境，努力加快發展，加快工業化，加快城市化進程。

據統計，目前我國的農村人口仍有9個億，我國的城市化率在4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與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城鄉政策

差異有很大關系。實際上，我國的工業化已經為城市化提供了較大推力。具體表現在，工業化為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工業化創造了大量的勞動崗位，吸引了大批農民到城市務工，并由此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農民工。然而我們似乎沒有做好準備去迎接這場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對這場“移民”大潮的意義認識得不夠深刻。城市化是一項系統的工程、一項艱巨的任務，它需要以大量的資源和人口為基礎。要提高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必須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必須減少我國的農村人口，即要把大量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這牽涉到兩大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農民工的問題。城市是否能給農民工提供經濟基礎、社會資源和生活保障。具體來講，要給農民工解決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一系列問題。另一方面是土地問題。土地自古以來是中國農民的“命根子”，農民是否愿意離開他們的土地，農民離開土地到城

市落戶愿意走哪條路線。只要這兩方面的問題解決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將迅速推進。文章下面將圍繞這兩方面的問題展開分析。

由于這兩方面的問題都牽涉到農村，要回答和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我們還得先從農村開始探索。中國農村，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在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都非常落后。農村的問題被總結為“三農”問題，是困擾我國多年的發展難題。中央歷來高度重視農村問題，近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一直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三農”問題依然突出，農村的改革進入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三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民增收的問題。為了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進一步解放農業生產力，促進農民增收，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涉及到農村改革發展方方面面的問題。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農業生產特點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決定》充分體現了中央推進農村經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則。我們不難看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這無疑給農民吃了一個定心丸。但有部分人認為，要解放農業生產力，必須廢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必須認識到，歷經解放初期土改、人民公

社運動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國找到了適合國情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經營形式。這一土地制度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解決了中國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了不少弊端。農業的獨戶小規模經營，勞動效率非常低，使許多大宗農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阻礙了農業機械化和工業化。

就目前而言，廢除家庭聯產責任制是行不通的。其一，“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土地承包關系維持穩定長久不變，國策不容違反。其二，廢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于收回農民的土地，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收回土地將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諧。這里我們可以從西方

第三篇：淺析農村包圍城市理論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這之前，城市中心論一直在黨中央處于支配地位。這是一條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所經歷的、被俄國十月革命證實是正確的道路。但是，這條道路是不適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國情的。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發展道路的理論卻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般革命道路。這條道路的根本之處在于它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學說的一般原則，又不拘泥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道路模式，不照搬照抄巴黎公社武裝起義和俄國十月革命所走的城市革命道路，而是堅持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

農村包圍城市，概括地說，就是以鄉村為中心，在鄉村中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在長期的斗爭中積聚和發展革命力量，待條件成熟時奪取全國政權。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以鄉村為中心的思想。中國革命之所以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因為，從中國社會的性質來看，中國民主革命必須從農村的武裝斗爭開始。從中國革命的性質與特點來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從敵我力量的對比與分布來看，革命力量必須深入農村，發動農民，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壯大革命力量，改變敵強我弱的形勢，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除此之外，中國革命還必須以長期的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這也是中國的國情使然：(1)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因此中國革命不可能通過合法斗爭來戰勝敵人。(2)中國的反動統治者非常殘暴，擁有強大的反革命武裝，而且得到帝國主義的援助，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當然，革命的武裝必須與廣大的民眾相結合，不能搞單純的軍事斗爭，要使武裝成為革命的武裝，民眾成為武裝的民眾。而且，長期的武裝斗爭必須與其他各種非武裝的斗爭形式(諸如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以及思想政治路線上的各種斗爭，等等)結合起來。

農村包圍城市理論，不僅僅是歷史的，而且是現實的。它不僅僅有著偉大的歷史意義，更有著深刻而深遠的現實影響。它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理論，更是一種方法論，它給我們現在的一代的，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的驕傲，而是一種無法估量價值的思維模式。

首先，就是應該實事求是。這就要求我們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事物的不同特點，就不同的事采取對應的方法。毛澤東同志正是看清了中國的國情與俄羅斯和其他國家不同，才開創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其次就是要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培養逆向思維，開拓創新。我們習慣于遵守已經存在的思維方式，即定向思維。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想找些經驗來參考，常常喜歡套用經驗模式，可是，并不存在萬能的模式，于是，我們常常失敗。可毛澤東卻冷靜地思考了中國的具體國情，逆向思考，不從城市出發，而從農村出發，以農村為根據地，發動革命，包圍城市，進而奪取城市，取得革命的勝利。這種思維模式的改變，對于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很有意義的。

再次就是重視農村。目前，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特別 是農民仍然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后的農業國等狀況并未根本改變。因而，“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四篇：管理學作業企業報告戰略抉擇

戰略抉擇

一.進入鋼結構領域。原因是鋼結構在國外廣泛運用，有工期短，清潔材料等優點。中國市場經濟同世界經濟接軌，其作為一種新型材料必將在國內廣泛那運用，有巨大市場。1997年進入鋼結構領域，選擇輕鋼（底層民用建筑），當時國內鋼結構剛剛興起，輕鋼進入門檻低。

二.簽訂海爾合同。2005年得知海爾蓋新廠房，立刻派總經理去商談，屢次碰壁。原因海爾沒打算交給國內企業來做，國外企業技術和條件相當成熟。但富煌董事長楊俊斌不放棄，想借知名企業打響品牌。于是給海爾總裁張瑞敏寫信，分析海爾是個民族責任感極強，帶動眾多中小企業發展；分析利潤成本與國外企業。然后海爾派人來考察，簽下合同。富煌增加其他客戶信任度，自此一炮打響。

三.進入重鋼領域，將一百多萬輕鋼廠房夷為平地，下決心產業升級，跨越發展。原因0405年國內輕鋼領域競爭激烈（大量中小企業），利潤率急劇下滑還有行業不規范，低價中標。輕鋼進入門檻低，技術含量低。重鋼則是高層大跨度或超高層超大跨度，進入門檻高，技術含量高。05年花兩個多億進入重鋼完成驚險一條。四.企業發展要靠人才靠科技創新。公司與同濟大學 浙江大學 合肥工業大學及德國專家組織建立緊密合作關系，達成長期人才供需協議。組建了有國內外知名專家組成的“安徽富煌鋼構專家委員會”，與上海同濟大學合作成立了“上海同濟富煌多高層建筑鋼結構技術研究中心”，為公司的技術研發提供了堅強后盾。

五.面對激烈競爭（浙江輕工 首鋼等），上海富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上海是鋼結構市場中心，而且便于承接世博會工程。承接西班牙館希臘館阿聯酋等七個

第五篇：生態文明走向復興的戰略抉擇

生態文明：走向復興的戰略抉擇

編輯:admin 時間:2012-12-14 20:10:00

我國所面對的是以有限的生態產品供給，承擔著最多人口和最強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未來發展中，資源、環境約束越來越強，生態總體改善趨勢不可逆轉，但生態需求快速增長，供給不足將常態化。生態需求從潛在轉變為現實，從奢侈品轉變為生活必需品，從“求溫飽”到“盼環保”，從“謀生計”到“要生態”，從改善生活環境轉變為生態安全需要。生態供給以及與生態相關的服務能力，決定著人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影響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

百姓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源自自身感受和對生活本質的認識。山青水秀但貧困落后不能支撐百姓的幸福生活，富裕發達但生態破壞、生存受到威脅更會使百姓在追求的過程中失去幸福。只有順乎自然和展現人性的發展，才是百姓幸福的保障。發展的結果，不僅要有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還要有青山綠水、干凈的環境和清潔的空氣。然而，長期以來，由于我們對發展真義的理解具有歷史的局限性，同時面臨擺脫貧困和實現現代化的趕超現實壓力，我們的發展往往伴隨著生態破壞，甚至環境受破壞的嚴重程度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使得發展帶來的負面因素成為持續發展的制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走過了發達國家百年發展歷程，同時也積累了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問題。中國既不能犧牲環境、大規模消耗資源，更不能為發展而轉移生態危害，必須在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的基礎上開辟新路。

生態文明主張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的同時，主動保護自然，積極調整和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生態文明代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走向。生態文明建設所追求的是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的和諧。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既是文明形態的進步，又是社會制度的完善；既是價值觀念的提升，又是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新的價值觀要求尊重和維護自然，形成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關系，建立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引導人們走上持續、和諧的發展道路。生態文明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是人類對傳統文明特別是工業文明進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類文明形態和文明發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進步，是人類將歷史挫折轉變為歷史智慧的重要里程碑。正因如此，有關專家指出：“在我們的價值觀、世界觀和經濟組織方面，真正需要一場革命和一個全新的自然保護時代，改變社會發展方式，將每天的生活都與自然保護相關聯”。從價值觀到生活方式深刻改變的時代已經到來，這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某個領域孤獨的革命，而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變革。變革的方向是追求綠色發展、和諧發展和持續發展——一種生態文明內在的發展方式。

生態文明不僅僅是在荒蕪的土地上種幾棵樹，而是要在人們心靈中種下綠色思想。生態文明也不是拒絕物質生活的改善，而是在改善提高中堅守順應自然的準則。只有在文明理念和文明行為的共同支撐下，才能走出一條新型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為期盼改變落后面貌的人們提供脫貧致富的機會，讓人們仰觀藍天、俯視綠水、行呼清氣，并在青山綠水相伴下走向繁榮富強。這就是生態文明之路，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在復興的道路上一次重大戰略抉擇。

作者：王煥良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