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英國東印度公司》讀書報告

《英國東印度公司》讀書報告

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東印度公司發揮著無法比擬的作用。本文以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統治為例，簡述對東印度公司的一些感悟。

為了擴大貿易，獲取利益。1600年12月31日，榮獲英皇伊麗莎白一世授予皇家特許狀，給予它在印度貿易特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并且開啟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實行殖民統治。

在戰勝葡萄牙人之后，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印度本土莫臥爾帝國皇帝的青睞，為了鞏固其勝利果實，在印度本土建立立足點，1615年英皇正式派遣代表，以“卑辭厚禮”的方式，以武力為后盾，自印度的莫臥兒帝國處取得貿易的特許權、建立定居點和工廠的權利。

在莫臥兒帝國分崩離析、各自為政的情況下，他們在貿易點上建立城堡，構筑工事，建立防衛設施，建造倉庫、兵營、哨所及殖民地指揮中心等，并且殖民主義者通過土地租借、買賣、兼并與掠奪等方式，大肆掠奪，擴張，在核心城堡周圍逐漸衍生出了許多衛星城堡，連成一片，自成體系，使核心城堡逐漸成為當地政治經濟中心，變成英國殖民者派駐印度的代表機構，儼然成了無人敢欺的“國中之國”。

為了獨霸在印度的利益，英國分別在海上和陸地與各國進行了長期的爭奪霸權，搶占殖民地的戰爭。

在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后，英國當局加緊了其對海上霸權的爭奪步伐。1651年，英國國會頒布了著名的“航海條例”，開啟了英荷霸權的爭奪戰，通過三次的英荷戰爭，英國不僅打敗了荷蘭海軍，取得海上霸主地位，而且奪得了荷蘭在印度的所有殖民地與所有利益。同時，在英荷戰爭尚未結束之時，英國殖民當局又在印度、美洲、非洲等地與法國打起了爭奪海外殖民地的戰爭。經過七年的戰爭，英國奪取了法國絕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同時東印度公司也把法國的勢力排斥在了印度之外。經過長時間的爭奪戰爭，英國終于驅逐了所有

敵對勢力在印度的統治，實現了其對印度的獨霸，并真正實現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殖民統治。

自從普拉西之戰后，東印度公司入侵印度就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他們逐漸從商人變成既是商人又是統治者的特殊角色。正如1789年印度代理總督肖爾所說：“東印度公司既是印度統治者，又是商人。以商人的身份出現，他們就是壟斷貿易；以統治者的身份出現，他們就是攫取賦稅。東印度公司用賦稅購買印度貨物的方式把賦稅匯往英國。”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統治可以高度概括為“抽血”統治。正如杜特所說的“在印度攫取了一個帝國，發動了多次戰爭，進行了統治，卻完全是花的印度人的錢，而英國連一個先令也沒有出過”。

1、把印度當作“抽血”和輸血的管道。例如：英國某著名的演說家曾說過“每個英國人所賺取得的每一個盧比，對印度都是一去不復返的損失”。

2、用印度人的錢來支付英國的“國內開支 ”。英國資產階級不但把在印度窮兵黷武的費用迫使印度人民承擔，就連征服印度而在英國花費的一些開支也要印度人民負擔，甚至有些與印度人民毫無關系的費用也被算在印度人民的頭上。

3、發行“公債”，向印度人借錢來支付統治印度，來擴張領土，來鎮壓印度人民的起義，而公債的本息要由印度的納稅人來負擔。

4、從印度田賦中抽出錢來做無本生意的“投資”。東印度公司通過挪用公司款項，購買印度貨物，輸往歐洲或中國，其所得屬于利潤卻不會回到印度。

5、鴉片與食鹽專賣，除公司以外任何人不能經營。商品經營的收入一律作為公司的稅收。

在東印度公司“抽血”政策的擠壓下，印度人民的反抗也越來越激烈，各地起義不斷，終于在1857年爆發了印度大起義。但在，英

軍的血腥鎮壓與屠殺之下，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

大起義雖然失敗了，但迫使英國政府改變了對印度的統治政策，并于1858年8月通過了《改進印度管理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減輕了印度人民的負擔，使東印度公司的殖民統治地位受到了英國當局一定程度上的質疑與不滿，并且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展開，英國工業資產階級越來越不滿由東印度公司操縱的壟斷性貿易，加速了東印度公司的消亡，并于1874年1月1正式解散。

第二篇：《英國早期歷史中的三次危機》讀書報告

《英國早期歷史中的三次危機》讀書報告

《英國早期歷史中的三次危機》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學者歷史系教授邁克爾.V·C·亞歷山大（Michael.V.C.Alexander)，由北京大學大學助理教授、法學院2004級博士研究生林達豐翻譯，并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邁克爾在《英國早期歷史中的三次危機》中不僅廣泛涉獵古今大量歷史史實，而且引用了大量史學家的觀點，如戴維·C·道格拉斯，弗蘭克·巴洛，埃里克·約翰，J·C·霍爾特等人。作者對他們的觀點進行了綜合分析，并巧妙引用。這本書可以說吸收了很多名家的研究成果，但作者并沒有人云亦云，而只是客觀的引用。

本書以諾曼征服帶來的集權為起點，數百年間，英國王權發展波瀾起伏，征服，大憲章、玫瑰戰爭共同展示了中古王權的演變與困境。集權、稅收、君臣關系帶來王權、教權和各種地方勢力的角逐，揭示了戰爭與王公間跌宕起伏的角力亂象及無可奈何的宿命。但本書無意于在早期英國歷史的現有知識體系中增加新的細節，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對諾曼征服、導致《大憲章》制定的男爵起事和玫瑰戰爭進行清晰、簡要、和即時的討論，滿足學生及普通讀者對它們的知識需求；向他們說明這三次曾經對英國征服和社會產生根本影響的危機的起因和結果。

本書在開始就給我們提供了當時的貨幣注釋和七個血緣關系表，這對于普通讀者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中世紀晚期家族關系具有今天所無法想象的重要性。在許多歷史場合中，第一代堂表親戚，甚至是親兄弟，為了繼承權問題而紛爭不斷。尤其對于諾曼征服中為何法國諾曼底的威廉一世會對英國王位有繼承權，當你查過11世紀期間的英國王室譜系圖，你就可以理解了：諾曼底公爵威廉和英王懺悔者愛德華是表兄弟。血緣關系是判定你是否有繼承權的主要甚至是唯一依據，因此沒有人能夠在缺少相當族譜知識的情況下理解當時的歷史。當然，有了這些譜系圖你也不一定能夠理解中世紀晚期那混亂的王位傳承秩序。對于我來說，不得不看到一個人物就回頭查一遍族譜，以便確定他們的血緣關系。

其第一篇介紹的是諾曼征服，即以諾曼底公爵威廉（約1028～1087）為首的法國封建主對英國的征服戰爭。1066年初，英王懺悔者愛德華（1042～1066在位）死后無嗣，威塞克斯伯爵哈羅德二世被推選為國王。威廉以愛德華曾面許繼位為理由，要求獲得王位。1066年9月末，威廉召集諾曼底、布列塔尼、皮卡迪等地封建主進行策劃，率兵入侵英國。英王哈羅德迎戰。10月14日，雙方會戰于黑斯廷斯。英軍戰敗，哈羅德陣亡，倫敦城不戰而降。12月25日，威廉在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為英國國王，即威廉一世(征服者)。諾曼王朝1066～1154）開始對英國的統治。殘存的英國貴族頑強抵抗，均遭殘酷鎮壓。1071年，威廉一世鞏固了他的統治，獲得征服者的稱號。

作者在這本書中講了諾曼征服的起因，經過，以及對英國政府體制和社會的影響。盡管眾說紛紜，但作者在討論征服的起因時，并沒有采用目前流行的傾向——將起因遠溯至埃塞雷德國王二世統治時期（978-1016），或者始于埃塞雷德二世的兒子及最終繼承人——懺悔者愛德華統治（1042-1066）初期。作者為我們介紹了1066年前的幾個英國歷史時期，包括埃塞雷德統治時期，克努特國王及其兒子哈薩克努特的統治，懺悔者愛德華統治時期，讓我們了解了英國王室與維京海盜及諾曼底之間復雜的關系，以便我們認識到征服的起因和給英國人及英國人的生活帶來的決定性變化。中間還穿插了古德汶家族家族的崛起衰落，以及對威廉一世的個人評價。當然，作者旁征博引著重介紹了征服對英國的影響：一方面認為征服是對英國的公開搶劫，給英國經濟和宗教帶來的損害直到1120年都未能修復，并且認為征服帶來了婦女政治及經濟權利的顯著下降。但一方面又認為征服使英國的封建化進程大大加快，封建制度得以完全成熟，王權與世俗或教會附庸的聯系也得以強化。

第二篇介紹的是大憲章與約翰王。作者首先介紹了約翰王的生平為人，然后以約翰王引出《大憲章》。13世紀初，英格蘭出現了一位好戰卻又屢戰屢敗的國王約翰。在連年的對外戰爭中，他失去了英格蘭在歐洲大陸幾乎全部的領地。為了維持戰事，約翰王加緊了對市民和貴族的盤剝。他不斷地開征新稅和加稅，這樣就破壞了貴族和國王之間那個不成文的卻流傳已久的慣例，到了1215年春天，憤怒的貴族們集結起來，武裝討伐國王，理由很簡單，就是國王沒有履行他的義務卻要求比慣例規定的更多的權力。1215年6月15日，面臨絕路的約翰王，不得不同意與25位貴族代表，在這個亭子周圍舉行談判。那是一場艱難的談判，刀光劍影下，貴族代表與國王進行了整整四天的交鋒和妥協，最后，《大憲章》——這份和平停戰宣言終于簽署了！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討論了導致貴族制定《大憲章》，并以約翰王的生命安全作為要挾的資本，迫使約翰簽署這份文件的歷史背景。并且大量引用了上個世紀以來歷史學家對這份文件的評價。中間也穿插了對約翰王的個人評價上，畢竟只有了解了約翰王，你才能明白這份文件簽訂的歷史背景。不過作者沿襲了主流觀點，認為約翰惡名遠揚，淫威日厚，是英國歷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國王之一。當然，其側重點還是討論這份文件所帶來的影響是積極還是消極的，在此作者集大家之言，聚名家之論，讓我們了解到這份文件在歷史上所引起的爭議。然而作者傾向于認為《大憲章》繼往開來，與英國的權利與法律發展密切聯系，它的出現，宣告了文明社會最有價值的政府體系在其成長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但是，《大憲章》也留下了一些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例如應如何保證因王室官員的行為遭受損害的個人得到救濟的問題，直到斯圖亞特王朝晚期仍未得到解決。

第三篇介紹的是英國歷史上歷史最長的政治糾葛——玫瑰戰爭，又稱薔薇戰爭。“玫瑰戰爭”一名并未使用于當時，而是在16世紀，莎士比亞在歷史劇《亨利六世》中以兩朵玫瑰被拔標志戰爭的開始后才成為普遍用語。此名稱源于兩個家族所選的家徽，蘭開斯特的紅薔薇和約克的白薔薇。玫瑰戰爭是英王愛德華三世（1327年-1377年在位）的兩支后裔：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的支持者為了爭奪英格蘭王位而發生斷續的內戰。兩大家族都是金雀花王朝王室的分支，約克家族是愛德華三世的次子的后裔、蘭開斯特家族是愛德華三世的第三子的后裔。戰爭最終以蘭開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與約克的伊麗莎白聯姻結束了戰爭，也結束了法國金雀花王朝在英格蘭的統治，開啟了新的威爾士人都鐸王朝的統治。也標記著在英格蘭中世紀時期的結束并走向新的文藝復興時代。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按時間順序分段介紹了1436-1455、1455-1465、1465-1471、1471-1485之間的歷史發展進程，詳細的介紹了玫瑰戰爭發生的背景、起因、經過、結果。然后帶我們了解幾個限制對王權進行挑戰的因素，借此讓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各種復雜的國內外因素，由于它們的共同作用最終引發了1455年5月，倫敦北部20英里外一個小鎮上的拖沓沖突，產生了玫瑰戰爭的最初數千名死者。作者按編年體的方法首先從1421年蘭開斯特的亨利六世繼位開始講起，直到1487年蘭開斯特的亨利·都鐸娶約克公主伊麗莎白結束兩家恩怨為止。作者以敘事的筆法詳細的再現了蘭開斯特和約克兩大家族爭奪王位斗爭的跌宕起伏。

本以為中世紀的歐洲會有宛如夢幻的城堡，威風凜凜的騎士，令人心醉的王子與公主的愛情童話，沒有污染的河流于郁郁蔥蔥的森林。但是書中卻告訴了我一個真實的中世紀，王子與公主都是政治聯姻，沒幾個能夠天長地久的。國王們住在陰冷潮濕又光線昏暗的城堡里，整天被一群居心叵測的貴族包圍著，有開不完的爭權奪利的會議不說，還經常得親自披甲上陣去對付叛亂的貴族和別國的國王。并且除非明確的反叛，否則國王是無法剝奪貴族的權力的。即使是反叛，也有“放逐”，這種與中國流放頗為像似而意蘊不同的處理方式。“放逐”之人在年限之后，依舊返回領地。即只剝奪一段時間的財權。例如諾曼征服一章中愛德華對古德汶謀逆案的處理情況是:古德汶父子必須放棄其領地五年，乘船前往弗蘭德。若國王處置過嚴，以刀斧加諸，則他便要考慮“寒了眾兄弟們的心“，一旦寒了下屬的心，就會導致眾叛親離。所以就算是當國王也不見得是一件多么讓人高興的事。而且國王有時候也不得不選擇妥協，就像錢乘旦在《英國通史》的序言里講：英國歷史最大的特點是，妥協。即任何一方都無法“大獲全勝”，清除道路上所有的敵人。讀完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是英國真的一直在妥協，諾曼征服是英國人對諾曼底人的妥協；《大憲章》是英王約翰對男爵們的妥協；玫瑰戰爭是來開斯特和約克兩大家族的妥協。

邁克爾教授能寫出這本書明顯是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閱讀了大量的書籍，本書中間穿插了大量書目，書中論證時的旁征博引讓人記憶深刻。但與此同時這也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因為資料的繁瑣復雜會讓人難以承受。所以說對邁克爾教授書中間的一些不盡詳細的地方（如開篇的11世紀期間的英國王室族系圖中，每個國王下面都有自己的在位日期，哈薩克努特下面標注的是1040-1042年在位，然后便是威廉一世下面標注的1066-1087年在位，他們兩位中間在位的懺悔者愛德華下面卻一片空白。如果我們不知道1042-1066這一段時間是懺悔者愛德華在位的話，我們會很疑惑，難道這一段時間英國沒有國王處于紛爭時期嗎？）我們應該給以體諒。但這絲毫也降低不了邁克爾教授在此書上所下的心血，畢竟面對如此多的資料，不是每一個細節都能注意到的。

本書僅僅通過編年體的方法敘事性的將諾曼征服、約翰治下及玫瑰戰爭時期的歷史場景給描繪出來了，中間也不過是引用了許多大家的言論來論證，作者本人的建樹并不多，所以讀起來更像是一本匯集了眾多研究成果的教科書。但誠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在重要成果都得以呈現給歷史系學生及非專業人士之前，往往需要耗費幾十年的時間，如果這本書能夠多少提高研究進度，并使學生及一般讀者，得以迅速并透徹地了解我所選討論的三次危機。那么，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所以對于歷史專業的學生來說不想讀推進太快，內容空泛的教科書，以及一些有關的材料，那么這本書對于你詳細的了解三次危機是很好的選擇，它無疑是普通教科書很好的補充。

或許在這本書里關于邁克爾教授的細節問題、寫作方法及本書深度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但最讓我無法忍受的是關于《英國早期歷史中的三次危機》這本書的翻譯問題。譯者林達豐，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教授，他本人本科是法學專業，碩士、博士研究生也都是法學，我想不明白他怎么會去翻譯歷史著作。也許是一個歷史愛好者，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亦或是書中第二篇《大憲章》跟法學有淵源。但是作為一個歷史讀物的翻譯者，你應該有起碼的歷史嚴謹態度吧·？書中頻頻地出錯，簡直讓人不忍直視。如果是小說個別的錯誤翻譯可以原諒，但是這種歷史學術作品，居然出現那么多紕漏，而且譯序寫的很隨便。也許我們不應該對一個非歷史專業的人士要求太過嚴苛吧。但是出了這么多錯，北大出版社出版校驗的時候就沒發現嗎？讓我讀的時候就一直懷疑這本書不會是盜版吧，根本不是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但很顯然我在圖書館借的書是正版。在這本書譯序中什么“egg 小朋友”實在是不合時宜，居然還是北大出版社。所以這直接讓我懷疑了北大出版社的出書質量以及譯者的治學態度。

當然還是要分清是原作問題、翻譯問題還是編輯校對排版的問題。要說這本書全無價值，那是太過偏激了。人尚不能十全十美，何況是書呢，這本書也算是優缺點并存吧。

其實在這個近乎狂熱的時代里，大學及其商業出版機構炮制了大量的書籍，學術期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文章，迫使我們只能選擇一小部分進行有限的閱讀。對于大學生來說，更為糟糕，我們要讀書，卻又不知道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該讀何書。結果，造成我們的知識越來越零散，知道的越多越糊涂。但是這本書卻將這三次危機所涉及的人物、時間、影響串聯起來，并進行了簡要和即時的討論，知識體系既不零散，又很有趣。讓我們有興趣了解這一段歷史。它的意義與價值或許早已超過邁克爾教授對其的評價了：只是滿足學生及普通讀者對他們的知識需求，但這都不重要。因為歷史總會證明某些東西的價值的，就算是歷史無法證明，只要你認為它對你有用，那么這本書就已經盡到了它的價值。

第三篇：英國公司內部控制指引報告

英國公司內部控制指引報告

歷史上看，英國內部控制的發展離不開公司治理研究的推動。20世紀80-90年代，英國的公司治理像今天的美國一樣，面臨著巨大的信任危機。面對創造性(creative accounting)的泛濫、公司經營的失敗和連續不斷的丑聞、董事薪酬激增以及短期行為主義猖獗等一系列公司治理問題，公眾、監管機構的不滿情緒日益升溫。這一階段也就成為英國公司治理問題研究的一個高峰期，各種專門委員會紛紛成立，并發布了各自的研究報告，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卡德伯利報告(Cadbury Report，1992)、拉特曼報告(Rutterman Report，1994)、格林伯利報告(Creenbury Report，1995)和哈姆佩爾報告(Hampel Report，1998)。在吸收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1998年最終形成了公司治理委員會綜合準則(Combined Code of th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綜合準則很快就被倫敦證券交易所認可，成為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補充，要求所有英國上市公司強制性遵守。這些研究成果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極大地推動了英國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的發展，尤其是卡德伯利報告、哈姆佩爾報告，以及作為綜合準則指南的特恩布爾報告(Turnbull Report，1999)，堪稱英國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研究歷史上的三大里程牌。

一、卡德伯利報告

卡德伯利報告從財務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同時將內部控制置于公司治理的框架之下。其實，1985年“公司法”S.221條款就規定，董事對公司保持充分的會計記錄負責，為滿足上述要求，在現實中董事必須建立公司財務管理方面的內部控制制度，包括設計程序使舞弊風險最小化。也就是說，1985年的“公司法”已經對董事確保適當的內部控制制度提出了含蓄的要求。

卡德伯利報告進一步認為，有效的內部控制是公司有效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建議董事們應發表一個聲明，對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詳細描述，外部審計師對其聲明進行復核(review)和報告，同時規定在董事會認可聲明之前，審計委員會應對公司的內部控制聲明進行復核。該報告還認為，內部審計有助于確保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內部審計的日常監督是內部控制的整體組成部分，會計師職業應在以下方面起到領導作用:(1)開發用以評估有效性的一整套標準;(2)開發董事會報告形式的具體指南;(3)開發審計師用以相關審計程序和報告格式的具體指南。

卡德伯利報告在許多方面開創了英國公司治理歷史的先河，它明確要求建立審計委員會、實行獨立董事制度，同時將內部控制作為公司治理的組成部分。盡管報告尚存在許多局限性，但它所確認的公司治理的許多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二、哈姆佩爾報告

哈姆佩爾報告將內部控制的目的定位于保護資產的安全、保持正確的財務會計記錄、保證公司內部使用和向外部提供的財務信息的可靠性，同時鼓勵董事對內部控制的各個方面進行復核，包括確保高效經營、遵守法規方面的控制。哈姆佩爾報告認為，很難將財務控制與其他控制區分開來，并堅信董事及管理人員對控制的各個方面進行復核具有重要意義，內部控制不應僅局限于公司治理的財務方面。該報告全面贊同卡德伯利報告將內部控制視為有效管理的重要方面的觀點，并認為董事會應該對內部控制進行復核以強調相關控制目標，這些目標包括對企業風險評估和反映、財務管理、遵守法律法規、保護資產安全以及使舞弊風險最小化等方面。

盡管哈姆佩爾報告所提出的準則，將公司治理向前推進了一步，但并未滿足普遍的要求，其主要的批評意見集中于該報告的缺乏新意、委員會主要由既得利益者組成、有關原則難以付諸實施、責任不夠明確等。當時貿易與部的負責人瑪格麗特·貝凱特就認為，報告在受托責任與透明度方面仍有不足。

三、特恩布爾報告

卡德伯利報告和哈姆佩爾報告都程度不同地對公司內部控制提出了要求，作為集大成者的綜合準則在“最佳實務準則(Best Practice Code)”中對內部控制提出了綜合性和原則性的規定。盡管綜合準則要求公司董事會應建立健全內部控制，但是該準則并未就如何構建“健全的內部控制”提供詳細的指南。因此，英格蘭和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ICAEW)與倫敦證券交易所達成一致，為上市公司執行準則中與內部控制相關的要求提供具體指南。1999年ICAEW組成的以尼格爾·特恩布爾(Nigel Turnbull)為主席的十人工作小組公布了《內部控制：綜合準則董事指南》，即特恩布爾報告。作為指導企業構建內部控制的指南，該報告的意義在于，它為公司及董事會提供了具體的、頗具可行性的內部控制指引。其主要內容是：

董事會對公司的內部控制負責，應制定正確的內部控制政策，并尋求日常的保證，使內部控制系統有效發揮作用，還應進一步確認內部控制在風險管理方面是有效的。在決定內部控制政策，并在此基礎上評估特定環境下內部控制的構成時，董事會應對以下進行深入思考：(1)公司面臨風險的性質和程度；(2)公司可承受風險的程度和類型；(3)風險發生的可能性；(4)公司減少事故的能力及對已發生風險的；(5)實施特殊風險控制的成本，以及從相關風險管理中獲取的利益。執行風險控制政策是管理層的職責，在履行其職責的過程中，管理層應確認、評價公司所面臨的風險，并執行董事會所設計、運行的內部控制政策。公司員工有義務將內部控制作為實現其責任目標的組成部分，他們應集體具備必要的知識、技能、信息和授權，以建立、運行和監督公司內部控制系統。這要求對公司及其目標，所處的產業和市場以及面臨的風險有深入的理解。合理的內部控制要素包括政策、程序、任務、行為以及公司的其他方面，這些要素結合在一起，對影響公司目標實現的重大的商業性、業務性、財務性和遵循性風險做出正確反應，以提高公司經營的效率和效果。其中包括避免資產的不當使用、損失或舞弊，并保證已對負債進行了確認和管理。

公司的內部控制應反映組織結構在內的控制環境，包括：(1)控制活動；(2)信息和溝通程序；(3)持續性監督程序。特恩布爾報告指出了健全的內部控制所應具備的基本特征：(1)它根植于公司的經營之中，形成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換言之，它不僅僅是為了取悅監管者而進行的例行檢查;(2)針對公司面臨的不斷變化的風險，具有快速反應的能力;(3)具有對管理中存在的缺陷或失敗進行快速報告的能力，并且能及時地采取糾正措施。

對內部控制有效性進行復核是董事會職責的必備部分。董事會應在謹慎、仔細地了解信息的基礎上形成對內部控制是否有效的正確判斷。董事會應限定對內部控制復核的過程，包括一年中復核的范圍、收到報告的頻率以及評估的程序等，這也將為公司年報和記錄中的內部控制聲明提供適當的支持。

第四篇：讀書報告

盛世危言——若有所思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讀書報告

12歷史學 2012211292 余茜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突然在中國爆發。愚夫愚婦們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發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對這一妖術的恐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個中國。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里，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于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后的兇險陰謀，并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搜捕。這是本書立足的背景，作者通過分析解釋“叫魂”這一妖術傳言的來歷，以及地方政府和后來中央皇帝對于這種妖術恐懼的處理，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警醒我們切勿走向清帝國曾經走過的悲催老路。

三個層面

以時間和空間的相互關聯性為前提，全書可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販夫走卒、鄉愚村婦的故事。叫魂恐懼首先在社會底層爆發。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布謠言并發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并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梁的基礎。由于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紙條打進橋椿里。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霉的家伙受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并繼續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鬧劇，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一場丑惡的歇斯底里。

在傳統中國，妖術迷信和恐懼對底層大眾來說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閻羅無常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這種迷術和恐懼演成這樣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卻并不常見，特別是在清代的所謂盛世，既為盛世何以妖術橫行？第一個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滿清王朝在經歷了康熙、雍正兩朝的苦心經營和修養生息后，到了乾隆時代達到了其鼎盛階段，經濟繁榮，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但在作者看來這個盛世只不過是一個鍍金時代。透過表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系，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映。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三億多。人口壓力的增加意味著生存競爭的加劇。對于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后的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這加劇的競爭可以隨時奪去他們生存的機會和權利，將他們裹挾到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大軍中去。正是他們成了民間妖術恐懼所攻擊的首當其沖的目標，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對象。

第二個層面是各級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么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保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也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發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發制度，沒有人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系在一起，并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

按照常規，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的治安，并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并最終移送北京。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權的反復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范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這樣地方官員也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雖然乾隆皇帝暫時被自己的地方官員們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線。通過這一獨立于官僚體制的情報來源，他終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發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臨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懲罰，各省官僚間原先的那種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在本省發動了對叫魂妖術的圍捕，各省也隨著跟進。很快地，山東就抓獲了許多“妖黨”、從妖黨的“口供”中得知掀起這場叫魂恐懼的“妖首”就潛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東看齊，并令江南各省緝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于被動員起來，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了好幾個月，在制造了無數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第三個層面是專制君主乾隆。雖然乾隆皇帝只是一個人，他代表的卻是滿清帝國的整個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術本身，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后所隱藏的政治陰謀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辮妖術來煽動（漢）人們對清帝國的仇恨，并陰謀挑起反滿叛亂。所以，當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就立刻發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不僅如此，叫魂危機中官僚們的表現強化了他對官僚們、特別是對漢官僚們長期來抱有的猜忌。在他看來，正是官僚們的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官官相護才使得“妖術”在帝國的江南腹心橫行無阻，并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要清剿妖術，必須首先對這樣一部官僚機器加以整肅。隨著清剿的展開，妖術案的破綻越來越多，乾隆的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復地交叉審訊，終于發現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象。乾隆畢竟還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軍機大臣們的建議，下令停止清剿。不過乾隆不甘心認錯，在下令叫停的諭旨中，他仍然堅持妖術陰謀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級官僚的玩忽職守，才導致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所以各級官員仍應保持高度警惕。有了這樣一個說辭，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各級官僚加以清算。絕大多數官僚都因玩忽職守而受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包括六名現任和前任江浙督撫。

本世紀的似曾相識

叫魂恐懼只是一場所謂盛世之下，底層勞動人民的恐慌和帝國高層管理者之間的博弈，從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舊官僚體制對皇權的制衡和維護，以及社會階層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劇增之下貧民階層大量增加，游民危機即將到來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國即將走上的悲催的道路。在講完了三個層面的故事后，作者又進一步討論了叫魂故事背后的歷史意蘊，通過分析叫魂故事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比如他將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定義為“官僚君主制”，同時提出“政治罪”這樣一個概念。

讀《叫魂》后我們可以感覺到，在近代中國的前夜，整個社會充滿了一股戾氣，用作者的話說，叫魂恐懼向人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報為形式廣泛彌漫的社會敵視。” 這是一個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并受社會道德不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懷疑自己可以通過辛勤工作來改善他們的境況。這種情況由于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于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并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妖術和妖術恐懼恰好觸到了民間社會的這根神經。而官府發動的清剿則把作為一種潛在威脅的妖術恐懼變成了一種實在的生存斗爭，把廣泛彌漫社會的怨怨相報的相互敵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相互攻擊。“一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強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成為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利。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解脫。對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任何想撈取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權力；對虐待狂，它是一種樂趣。”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這場全社會的歇斯底里的真實寫照。值得悲嘆的是，這種丑惡的全社會歇斯底里在近現代中國還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相信任何一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讀到這里都會有似曾相似之慨。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于中國社會的土壤，正因為如此，把此書介紹給國內的讀者就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第五篇：讀書報告

本書的作者收錄了四個村莊的田野調查的民族志，并進行了總結與反思。本書的第一部分作者對農村教育的現狀和問題進行了討論，分別從對農村教育的質性思考，農村教育的外向性，精英教育的歷史淵源和平民教育的興起，農村教育和人觀，宗教信仰，社會性格之間的關系和影響這四點宏觀的分析了農村教育出現的問題及問題的源起。

城市導向的農村教育，即農村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目前農村教育問題的根本源起。從精英的教育歷史探究，自春秋末期起，教育就有著外向性的性質，“學而優則仕”成為我國古代教育的最重要的表述。直到清末，廢科舉，興新學，教育還是始終是外向性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打破原有的制度，并推向了極端，導致了教育的落后。70年代被糾正后，外導向的精英型的教育又成為主流。在此，作者特別指出，“科舉下論“鄉學”和“國學”都沒有和鄉村疏離“[1]，鄉土社會恰恰是科舉制度的基礎，也就是那時候的私塾一部分是建立在鄉土社會基礎上，比如劉云杉對黔西南的一個民族村寨的研究發現，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們，對鄉村文化比較熟知，成為鄉村文化的精英。這些大都受私塾和黨政文化的影響，并不是受學校教育的影響。在農村教育的興起與發展中，諸多學者對鄉村教育的發展對提出建設性意見，提出”以改造鄉村，社會為目的的平民主義教育“。鄉村教育，幾經破折和改革，如今，卻完全了以”入學率，輟學率，完學率“的硬性指標來衡量。而在原本的就不公平的背景下，鄉村教育始終被貼上落后的標志，極少數實現”學而優則仕的“理想，而大部分未”走出去“的學生為”種田不如老爸，養豬不如大嫂，肩不能/員扛，手不能提/愿提“的”廢人“。在城市二元制度下，城鄉經濟、文化有著很大的差異，農村教育的課堂上為學生們灌輸著遙不可及的城市生活，學生們向往著城市生活，卻不能走出農村，最后只能處于農村與城市的流離狀態。

本文第一篇是李小敏的《村落知識資源與文化權力空間——滇西北永寧拖支村田野調查》，首先筆者對拖支村的做了基本的描述，看得出作者在進入田野的時候，首先會對自己所調查的田野點做一全面，宏觀的觀察，比如，作者對學校鐵門，高墻的描述和對村莊籬笆矮墻的描述形成鮮明的對比，凸顯出以國家意志的學校和村落的強烈反差與不協調。第二部分，作者通過對村小愿校長的個人生活史看地方教育和鄉村教育的沿革，是往往一個人的歷史映射出可以出一個村莊的歷史。通過這種個人生活史反應出的村落變遷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從對個人生活史的敘述折射出他所處的文化場域中多重力量的互動。

在第二節，村落知識與文化權利空間，首先作者提出兩個主要概念“知識資源”和“文化權力空間”。“因文化的疆界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外部和內部的互動中形成的”故作者將文化結構與空間概念結合到一起進行描述和研究，并在描述知識資源的產生與發展時，引入了空間理論方法。對于知識資源和文化權利空間的關系作者提到“國家教育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與地方性知識資源所能占的文化權力空間息息相關”“通過本地人的緩解和譯解，國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會肌體之中”（P49）

其次，作者通過對摩梭社會的閱讀和觀察，看到了摩梭文化與外來主流文化的碰撞，指出，“空間壓縮和文化滲透可能會通過更隱蔽的方式進行“（P58）。作者對摩梭女子當家，卻登記戶主這一現象進行了深入調查和分析，得出，“男主外女主內，是家屋本位導位下所做出的勞力配置，其表現不是公眾領域對家戶領域的侵入和宰制，反而是家戶領域以柔性的方式滲透于公眾領域，適應本土文化的需求”（P63）。這也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中，無論主流文化多么的強勢，卻還是退位了適應鄉土文化的文化模式。制度雖然會變化，但是，”民族的、本土的文化意義體系卻仍然可以經由符碼和日常生活的空間潛移默化的傳遞給下一代“。最后作者得出結論，”在家戶領域和公眾領域既分隔又相互滲透的條件下，知識資源的分配與傳承也呈現多重空間的模式“通過對拖枝村不同民族文化經濟差異的調查，發現不但在摩梭民族中，在拖支村中不同族群文化的互動中也存在中心與邊緣。”“在社區內部不同族群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同樣反應著外部世界的影響和滲透。（P64）“

第三節，國家教育與地方性知識的之間，作者分析了鄉土文化被主流文化的沖擊，同樣這種現象在鄉村教育中也尤為突出，作者參與了拖支村完小課堂教學與學生的學校生活，及教學中的語言使用，看到了，國家教育與地方性知識的對立。通過對教育的“失敗者”和游走于體制邊緣的人的訪談與觀察，更體現出了國家教育與地方性知識的對立，國家教育和本土文化的脫離所出現的問題。

本文選取文化的傳承和知識資源的分配作為切入點，而重點是通過國家教育之于鄉土社會的作用，考察國家力量對于村落社會的滲入，城市化、工業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間內的表現。并指出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去國家強勢文化的中心化，恢復和增強地方性知識的文化能產性，重構民族認同和本土文化的主體性。

思考：本文從知識資源和文化權力切入，對拖支村進行了考察。文章利用空間的概念用來分析，把文化環境放在一個空間中去考察。借用“內”“外”兩個概念，描述出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互動，小到家戶，大到社區，族群之間，最后延伸到教育。本文，形散而神不散，緊扣知識資源與文化權利空間，對拖支村不同空間互動進行了深刻的闡釋。從研究方法上看，作者應用了參與觀察、深入訪談和個人生活史，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初次進入田野的時候對村莊就進行了大概的了解，在初入村莊的初次影響作者就看了，樹立在村莊里代表國家意志的村小與村莊形成的鮮明對比，作者并沒有描述太多的現象，但卻對村莊的觀察細致入微。包括代表國家意志的標語“知識就是力量”，但知識卻沒有帶給太多的力量。從而提出了本文要討論的重點問題，即，國家教育與地方性知識之間的對立，脫離本土，沒有起到實質的作用，卻反而造成了被教育者對本土的不適應。本文提到了地方知識精英的作用，“通過本地知識人的緩沖和譯解，國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會肌體中”（P49），但是，本文沒有過多的提到地方知識精英，也沒有闡述地方知識精英對外來文化如何的緩解與譯解。閱讀本文，本人受益匪淺，無論從首先作者采用對的研究方法和村莊的進入方式，作者雖然研究村落的教育，卻并沒有只是從學校去分析教育，而是從民族文化的傳承出發來進而分析教育的問題。作為一個人類學著，需要知道最底層的聲音，而不是代表國家意志的學校。其次，作者的行文貌似比較零散，實質卻富有邏輯，以知識資源和文化權利空間切入點，從各個方面考察了國家力量對于村落社會的滲入，城市化、工業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間內的表現。

第二篇 村落社會文化與國家教育——川西南瀘沽湖鎮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調查

本次調查主要以瀘沽鎮的一所村小——南山小學為調查對象，并以他為切入點，了解他所在國家教育的整體情況。筆者分兩個階段進行了田野調查，第一個階段，在暑假期間，作者首先對南山小學所在的村落做了一個調查，了解社區的情況，人們的受教育水和國家教育的態度等。在調查的后一個階段，學校開學后，作者主要在學校進行田野調查，和同學們一起聽課，一起交流，在基層實踐者那里了解他們所受教育和他們想要的教育之間的差距。作者不但對該村的山南小學做一調查，因山南小學不是孤立存在的，和其他學校是有著聯系的，作者還對瀘沽湖中心小學和瀘沽鎮的中學。作者首先對摩梭人的社會生活，宗教文化，村落的經濟生活，遠嫁他鄉和打工等人口流動狀況，教育狀況進行了調查。其次，作者針對該村出現的教育受教育低，入學率低，輟學率高，完學率，教育男女不公平的現象，從教育被實施方、國家、學校進行了分析，作者從家長和學生的角度探討教育問題的發現有三個主要原因：經濟貧困，經濟生產方式對低齡勞力的需求，家庭對教育的現實，選擇有關。從教育實施方來看，即學校和各級主管部門，學生入學率低、輟學率高、完學率低的原因是教育基礎設施和師資力量的落后、農村教育資金嚴重不足、現行的農村教育內容和導向。最后一部分，作者對農村教育進行的新舉措的實踐情況和村民的反應做了調查，提出了對農村教育的思考和建議。即：第一，加大農村教育的資金投入。第二，因地、因時制宜的改革農村教育。第三，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解決好宗教信仰自由和義務教育的關系。

思考：首先，本文作者更多從主位的視角去考察，并與民族間進行了比較。作者對摩梭人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經濟進行了調查。在調查摩梭文化的時候，作者基于摩梭的母系文化的對走婚制和宗教信仰進行調查和描述，提到了走婚制。提到了子女花費中父母雙方的承擔情況，映射出文化和教育的關系。對宗教的調查發現，喇嘛教在摩梭文化的重要地位。作者在對山南、舍垮、直普三村進行了的經濟情況也進行了調查，他們經濟來源的單一，促使人們遠嫁他鄉和外出打工。作者對該村的文化，宗教、經濟的調查和了解，不只是簡單的調查，而是通過調查摩梭文化、宗教、經濟去探究該村教育問題出現的原因，和他們鄉村教育之間的關系互動。從中我們看出，作者把鄉村教育放村莊里進行探討，并不就教育論教育，或者只在學校里談教育。作為一個民族學研究者，就是要將教育的放在村落中探究，才會得出鄉村教育的真正問題所在。

第三篇 貧困鄉村教育的文化嵌入——黔西北石門坎的田野調查

作者沈紅在在引言部分首先總結了大家都石門坎教育落后的幾種觀點，在對這些觀點的分析，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作者以老師的角色進入田野，這種職業更容易讓人親近，得到別人的尊重，也給調查帶來了很多便利。作者應用了在田野當中，根據調查的深度和情況，采用了不同的田野調查方法，參與觀察和非結構性訪談通常用于初步進入社區。深入調查，作者通過擬定訪談提綱而進行結構性和非結構性的訪談。作者也會對見多識廣的村民進行個案研究，不過這需要長時間的深入社區。第二部分，作者介紹了所調查的社區石門坎的經濟和地理做了一個宏觀的調查和介紹。第三部分，作者對村民的教育程度進行了了解，從性格，民族差異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及教育出現受教育程度男女比例不協調，民族之間的差異等問題。第三部分，作者對村寨中年豐小學、云爐小學、石門民族學校的調查，發現學校教育和學生教育的困境。第四部分，從鄉村教育的歷史來看鄉村教育發展的問題。作者通過之前苗族辦學和求學的故事進行的白描，那時候的教育落后卻“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環使教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現在西部比比皆是人才卻出現了困境。引發，作者想用以苗教苗的系統來，吸引本土人才回歸。

第五部分，一個村莊兩種教育，作者對村寨中的國家教育和民間教育做一調查，并發現這兩種教育對苗族的影響和，和這兩種教育之間的互動。最后作者，從國家角度，少數民族的心聲和保護文化資源三個方面，揭示了現代教育在貧困地區的嵌入所引發的問題，并對石門坎教育的走向做了總結。

思考：本文作者巧妙的應用了不同的田野調查辦法，對村落及三所學校作了調查和比較，這三個學校從不同的方法反應出來教育的普遍問題：教師資源不穩定，各種原因引起的學生的流失，高年級升學率和玩學率低。筆者在德昂族的調查中，也發現了類似情況，這也教育的問題在其中都存在某些普遍性。這說明這些教育問題不只是存在于一個村寨，一個民族，而是存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尤其存在于中西部，經濟并不發達的地區。后文，作者提到的基督教的傳人，基督教對教義比較適合，在不少數民族地區，成為了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基督教的所引導的鄉村教育也之得筆者去關注。鄉村教育不僅僅是在學校，無論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更是對個人來說有著深刻的影響。作者將村落教育歷史用過老人的陳述做一調查，更可以讓我們看到教育發展的變化，借鑒歷史，找出解決教育問題的有效方法。筆者是歷史科班出身，更應該發揮自己的特長，從歷史的角度看待問題。

第四篇 村莊與教育—黔西南一個民族混居村莊的田野研究

作者在考察教育，依然把他放入村莊的大背景下。進入具體的村莊，具體的性別，具體的經濟階層，具體的親戚關系、活動空間、信息空間之中，來看村莊的人，他們的生計操持、文化表達與教育訴求，來考察教育之于村莊的的意義。（P230）。作者通過村民對作者自己這個外來人的看法和表現，暗示出了村莊對外面世界的向往與幻想，但還是過著自己的平靜的鄉村生活。在寫到村莊的人口和政府的管理中，計劃生育代表著這種政府管理與村民有著沖突和矛盾。作者分別在政府人員和村民的立場了對此執行計劃生育的看法。在此，作者以一個沖突中比較典型的例子，敘述了整個事件中，村民與政府之間的沖突與妥協。本文應用大部分的篇幅寫到了村莊的人們如何走出去，和走出去的困惑及無奈走出去又回來之后對鄉村生活的不適應。既然以打工方式的走出去終究還是回到村莊，那么是不是教育才是真正走出去的通道。作者通過對四個村莊年限的調查，其居住地的開放程度而呈現的教育年限不同。作者對海莊村五代人的年限并加上性格變量，每個村莊都有著男女受年限雖有不同，但每個村莊的男性受教育的年限都比較高。問題又回到原點，如何走出去，作者分析出四個可以走出去的路，其一，參加革命；其二，招工（打工）；其三，參軍；其四，升學。在當今和平時期，革命和當兵已經不能成為走出去的理由，而且目前招兵學歷要求是高中以上。作者最后得出升學的是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接下來作者將通過要教育走出去的青年分別以個案的方式進行了調查，可以看出教育走出去不是不可能，卻只是少數，而且最后還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也指出一些農村學生的局限和懶散的缺點。作者應用在課堂中青蛙和小鳥的例子，指出了鄉村受教育者的觀念的局限性，只僅僅跳出。最后一部分，作者陳述了鄉村世界的變化及觀念的變化，在市場的沖擊下，村民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樸實，也會因為賺錢做些危害身體的食物。而這大多取于教育低下眼光的短淺，也正是因為教育的缺失。結尾，作者對鄉村教育提出自己的思考，針對“教育如何更貼近鄉村生活”，提出以下建議，鄉村教育的規范化與多元化，鄉村教育質量與師資準入機制的建立，民族文化的保護。

思考：作者劉云彬對海莊村的四個小組做了比較調查，對其四個教育年限進行量的比較，又進行質的研究。數據更可以清楚的展現，從中也明了的看到四個村莊年限變化和男女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在對村莊的調查中，作者這一方法值得筆者的借鑒。作者在村莊的調查中大量的使用個案研究，雖然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但是不一定是全部。作者每個案例說明每個一個教育問題，這是值得借鑒的。但對于本村民的評價中，難免于主觀。作者提到鄉村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懶散，沉迷于電視等虛化中，但作者并沒有深究原因。他們之所以這樣，是他們沒有學歷，沒有背景，無法走出去，沒有明確的目標，那么他又有什么動力去學習。而城市的孩子，有目標，而且知道努力可以得到。作為一個農村孩子，就像小說中的孫少平大家都想走出去，走向城市，而不得與平凡一生。只是站在外來角度看待鄉村教育，有失片面性。那么有沒有想過，不管是城市的孩子還是農村的孩子其實都想走出去的，都想去更好的地方，這不僅僅是鄉村教育的局限性，這只能說是人的本性。其實，在現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不少人也選擇了回到自己的家鄉。教育可以看作是人們一個覺悟的過程，他可以不知覺完成了我們的成長，塑造了我們的性格。當鄉村教育中，受教育者改變自己的觀念，讓教育變成一種對自己本身的長期的投資，教育出現的本質問題才會得到解決。當然，鄉村教育的多元化，比如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也會促使鄉村教育有著良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