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甲午戰爭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甲午戰爭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劉穎041301018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古時，中國是日本學習的對象，但當時中國人自詡為天朝上國，對日本是瞧不起的。最早有唐朝，日本就向唐朝派遣唐使，日本向唐朝學習律令制、漢字等文化，學習到的這些知識促進了日本的急速發展。明末的中國雖已衰敗，在1592年至1599年還能派出10萬大軍跨過鴨綠江，聯合朝鮮取得抗倭援朝的勝利。這一勝利遏制了日本的侵華野心，贏得中國東鄰半島近300年的穩定。不得不承認日本是個很善于學習的民族，在向近代社會邁進的過程中，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學習西方使其國家實力極速強大，隨著日本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它急需尋求國外市場，鄰近的中國成了它覬覦的對象，于是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

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之際，日本國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們不理解為什么作為學生的日本，要對自己的老師大動刀戈，對于戰爭的結果，日本人也沒抱有期望會勝過中國。然而令世人震驚的是1894年的中日戰爭，竟然以中國戰敗，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告終。戰爭從1894年7月25日持續到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字結束。兩國簽訂《馬關條約》，這是《南京條約》以來最嚴重的喪權辱國條約。

甲午中日戰爭是中日兩國關系的轉折點，改變了中日兩方發展軌跡，甚至影響到今天的中日關系。日本打敗中國后，日本人的意識形態發生了變化，從謙卑膨脹成傲慢自大。清末時日本對華稱“清國”，甲午戰后東洋三島上卻以“豬尾巴”作為稱呼中國人的綽號。華僑男子或中國留學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用手扯辮子，口中還喊：“清國奴”。在甲午戰前，在日華人相當地受歡迎，在橫濱賣衣服的來自中國的人，可比在橫濱賣藥的來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優待。”然而戰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戰爭劇目里，扮演中國士兵的日本舞臺劇演員一登場，就有觀眾向其扔花生殼和桔子皮，有的演員忍無可忍，甚至在舞臺上對著觀眾大喊，“我們也是滿懷愛國心的日本人。”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男人都剪去辮子，日本人不再稱“清國”，不呼正式國號而只用“支那”一詞。戰后的日本社會充斥著“中國蔑視觀”，說中國人撒謊，中國人偷東西，中國人有無數個老婆，中國人是卑怯者，中國人是迷信家。

甲午戰后的中日兩國關系從老師學生變成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中日實力在甲午戰后進行了第一次換位。甲午戰爭的勝利讓日本的胃口越來越大，不斷發動對華的侵略，1900年，日本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后，日本借口對德國宣戰，出兵青島，提出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不久占領濟南和膠濟鐵路線，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在中國發動局部戰爭，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叫嚷“三個月滅掉中國”。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日本竟然殲滅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土地。日本對中國造成了傷害，也激發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中國后來取得的民族進步也包含著向日本學習的成果。甲午戰爭結束后，中國與日本的經濟交流，文化交往相當活躍。經濟方面是日本對華貿易量大幅度增加，在華投資辦廠，甲午戰前對華投資幾乎為零，戰后1897年，已有商社44個，在上海出現了日華合辦的紡織廠。當然，日本出于侵華的侵略目的，也大力扶植日本企業在中國的經濟活動，間接刺探情報。在文化方面，中國人開始以日本作為自己崛起的目標，1896年，由于甲午戰敗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學生去了日本，至1905年突破萬名，規模為當時世界僅見。至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留學過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不下10萬，若加上短期考察參觀者人數更要翻番。日本對中國留學生實行鼓勵政策，其主要政治目的是為了培養“親日派”，為自己的侵略擴張服務。

總的來說，甲午戰爭無論是對于當時的形勢，還是中日兩國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一些影響還延續至今，比如日本人在1895年1月，趁著甲午戰爭的勝利，通過內閣會議決定把釣魚島劃歸沖繩縣，這個決定造成了如今中日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種種爭端，所以每當談到中日關系，不可避免的就提及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是中日關系重要的轉折點。

第二篇：從甲午戰爭看中日關系

從甲午戰爭看中日關系

110511722

關旭東

一、摘要

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發展史，自英國用武力打開中國國

門后，各方列強紛至沓來。而其中，不得不提的是我們的鄰國日

本。在中日發展中，近代史這一塊，是中日關系轉變的一個轉折

點。本文從甲午中日戰爭來淺談中日關系的發展。

二、關鍵字

甲午中日戰爭，近代史，中日關系，轉折點

三、正文

1、背景

中日甲午戰爭是1894年7月末～1895年4月日本侵略中國

和朝鮮的戰爭。1894年（光緒二十年）爆發。按中國干支紀年，時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Sino-Japanese War)。豐島海戰

是戰爭爆發的標志。清政府迫于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簽

訂了繼《南京條約》后，又一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中

華民族帶入了災難的深淵。

2、過程

１８９４年（光緒二十年）爆發，按中國干支紀年，時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Sino-Japanese War)。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中日戰爭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

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是中國在十九世紀 下半葉一

段最好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于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效果明顯。這表現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制造政變遭到失敗等。當時中國的國勢并不比日本弱。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中法和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中國的自強相當有利。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

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

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庫平銀；

艦艇等戰利品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占領朝鮮、臺灣后，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張他們侵略領土的欲望。

近代中日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條約《中日修好條約》，第一款就說：

“嗣后大清國、大日本國信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這是一個平等的條約。然而，在條約待批期間，發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１８７１年１

２月，琉球船民因風漂流到臺灣，其中 ５４人被臺灣土著（即“原住民”）殺害，其余由清政府護送回國。當時的琉球是清朝屬國，對此并未提出異議，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國換約，從清政府邸報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國報告，一面到總理衙門交涉，試探清政府對琉球、臺灣的態度。總理衙門回答說：“二島（指琉球、臺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于我。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這本來說得很好了，偏又畫蛇添足地說：“殺人者皆屬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這下叫日本抓住個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說臺灣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國領土，借口進攻臺灣。

１８７４年２月，日軍在臺灣瑯嶠登陸，開始了對臺灣的進攻。對

日本來說，這次行動相當冒險，不僅當時中日國力懸殊，國際輿論也不支持。戰爭至８月，日軍增至３６００人，但仍進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氣低落。此時日本看到勝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大久保利通到北京，爭取體面地結束戰爭。

９月日本公使來華后，先是虛聲恫嚇，后來又表示結束戰爭的“誠

意”，說日本出兵臺灣費盡財力，中國也不能讓日本軍隊空手而歸，應當支付一些兵費然后日本撤兵，這樣雙方面子上都過得去。清政府覺得在戰爭中處于優勢，以賠錢來結束戰爭說不過去，而又不想為“化外生番”費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寧人，就表示可以考慮對在臺灣“被害之人”酌情“撫恤”，等于承認了賠款的原則。在１０月３１日簽訂的《北京專約》中，琉球人遇害寫成了“日本國民遇害”，日軍進攻臺灣寫成了“保民義舉”，中國以“撫恤”名義，賠償白銀五十萬。《北京專約》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據，１８７９年４月，日本占領琉球，更名沖繩縣。

3、甲午戰爭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７日。這時在清廷內部，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占上風。是年慈禧太后六十歲，她盼望從速結束戰爭，以免耽誤她大辦慶典，因此傾向和議，但迫于清議，一時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階段中，戰爭是在朝鮮半島及海上進行，陸戰主要是平壤之戰，海戰主要是黃海海戰。

平壤之戰發生于９月１５日，是雙方陸軍首次大規模作戰。當時駐

守平壤的清軍共三十五營，一萬七千人；進攻平壤的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兵力旗鼓相當。戰斗在三個戰場同時展開：其一為大同江南岸戰場。晨三時，日軍第九混成旅團在大島義昌少將的指揮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軍發起進攻。太原鎮總兵馬玉崐督隊英勇抗擊，日軍官兵死傷慘重，無力再戰，大島義昌負傷，只得下令退卻，午后二時全部撤離戰場。其二為玄武門外戰場。玄武門為日軍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優勢兵力，由立見尚文少將的第十旅團（又稱朔寧支隊）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聯隊（又稱元山支隊）擔任主攻。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登玄武門指揮，親燃大炮轟敵，官兵感奮，英勇殺敵。激戰中，左寶貴不幸中炮犧牲，其部下三位營官也先后陣亡，午后二時玄武門遂被日軍攻陷。日軍企圖向城內推進，遭到清軍阻擊，只得退守玄武門。其三為城西南戰場。晨七時，野津道貫中將親率日本第五師團本隊，從平壤西南用炮火掩護步兵沖鋒，清軍馬隊進行反擊。至中午，野津道貫見難以得手，下令暫停攻擊，退回駐地。此時對清軍來說，戰事尚有可為，但清軍總統（總指揮）葉志超貪生怕死，于午后四時樹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軍撤退。六天里，清軍狂奔五百里，于２１日渡鴨綠江回國。日軍占領朝鮮全境。

第二階段，從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７日到１１月２２日。在此階段

中，戰爭在遼東半島進行，有鴨綠江防之戰和金旅之戰。鴨綠江防之

戰開始于１０月２４日，是清軍抗擊日軍入侵中國國土的首次保衛戰。當時部署在鴨綠江北岸的清軍共八十二營，約兩萬八千人。清政府任

命宋慶為諸軍總統，節制各軍。日軍進攻部隊是山縣有朋大將統率的第一軍，包括桂太郎中將的第三師團和野津道貫中將的第五師團，共

三萬人。雙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慶雖負節制諸軍之名，各軍實

則不服調度，而且士氣不振，將領多無抗敵決心。是日午前十一時，日軍先于九連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過江成功。當夜，日軍又在虎山

附近的鴨綠江中流架起浮橋，清軍竟未覺察。２５日晨六時，日軍越

過浮橋，向虎山清軍陣地發起進攻。清軍守將馬金敘、聶士成率部奮

勇還擊，因勢單力孤，傷亡重大，被迫撤出陣地。日軍遂占領虎山。其他清軍各部聞虎山失陷，不戰而逃。２６日，日軍不費一槍一彈占

領了九連城和安東縣（今丹東）。在不到三天內，清朝重兵近三萬駐

守的鴨綠江防線竟全線崩潰。

金旅之戰也開始于１０月２４日，至１１月２２日旅順口陷落，這是甲午戰爭期間中日雙方的關鍵一戰。日本第一軍進攻鴨綠江清軍防線的同一天，大山巖大將指揮的第二軍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旅順后路上的花園口登陸。日軍的登陸活動歷時十二天，清軍竟坐視不問。１１月６日，日軍進占金州（今遼寧大連市金州區）。７日，日軍分三路向大連灣進攻，發現清軍早已潰散，不戰而得大連灣。日軍在大連灣休整十天后，開始向旅順進逼。當時旅順地區清軍有七統領，道員龔照玙為前敵營務處總辦，有“隱帥”之稱，共轄三十三營，約一萬三千人。１８日，日軍前鋒進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揮拱衛軍奮勇抗御，將日軍擊退。是日，龔照玙竟置諸軍于不顧，乘魚雷艇逃往煙臺。１９日，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統領也先后潛逃。２１日，日軍向旅順口發起總攻。２２日占領旅順口并血洗全城。

隨著清軍節節敗退，在清廷內部，主和派已占上風，大肆進行投

降活動。旅順口失陷后，日本海軍在渤海灣獲得重要的根據地，從此北洋門戶洞開，北洋艦隊深藏威海衛港內，戰局更加急轉直下。

第三階段，從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到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在此階段中，戰爭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兩個戰場進行，有威海衛之戰和遼東之戰。

威海衛之戰是保衛北洋海軍根據地的防御戰，也是北洋艦隊

對日的最后一戰。其時，威海衛港內尚有北洋海軍各種艦艇二十六艘。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０日，大山巖大將指揮的日本第二軍，包括佐久間左馬太中將的第二師團和黑木為楨中將的第六師團，共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榮成龍須島登陸，２３日全部登陸完畢。３０日，日軍集中兵力進攻威海衛南幫炮臺。駐守南幫炮臺的清軍僅六營三千人。營官周家恩守衛摩天嶺陣地，英勇抵御，壯烈犧牲。日軍也死傷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純少將中彈斃命。由于敵我兵力眾寡懸殊，南幫炮臺終被日軍攻占。２月３日日軍占領威海衛城。威海陸地悉被敵人占據，“丁汝昌”坐鎮指揮的劉公島成為孤島。

4、從甲午戰爭看中日關系

110年前中日兩國之間發生的甲午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中

國的失敗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失敗:當時,從軍力上來看,北洋艦隊的實力

在亞洲是無可匹敵的;從經濟上來看,雖然日本經歷了明治維新,經濟有

了很大的發展,不過與中國相比,兩者之間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的;但戰爭

最后的結果卻是一敗涂地,不能不讓人產生更多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場戰爭失敗,這就不能不讓人想起當時的主政大臣李鴻章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正是在當時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在那樣的國際環境下,李所采取的內政外交政策葬送了中國的發展,甲午戰爭的失敗是必

然的。戰爭雖然失敗了,但教訓卻是深刻的,對我們今天如何看待與發展中日關系有著巨大的警示作用;對當今中國采取什么樣的對日政策,怎

樣發展同日本的關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甲午戰爭前后中國的對日政策及其對中國日后的影響1.中國的對日政策。18世紀后期,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興起,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逐漸衰落。

從這些教訓中，讓我們能夠慢慢懂得改如何去處理現代中日關系。

四、參考文獻

1、《從中日甲午戰爭看中日關系》

作者：張力

來源：《滄桑》2007 02期

2、《甲午戰爭的背景及其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作者：張志宇

來源：《日本問題研究》1994 03期

第三篇：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福建師范大學網絡教育學院0903屆 韋建新

指導老師

福建師范大學 呂雪峰

【摘要】：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及隨后《馬關條約》的簽定，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極為嚴中的影響。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之后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同時，各國帝國主義大量向中國輸出資本，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時的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在夾縫中得到一定的發展。甲午戰爭也刺激和促使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思想解放。

【關鍵詞】：甲午戰爭，中國近代社會，影響

甲午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是持續30余年之久的洋務運動最后失敗的標志，又成為中國近代民族覺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甲午戰爭猶如中國近代史之網的綱，抓住了它就必然會帶動整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拓寬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乃至遠東近代歷史上劃時代的重要事件，不僅對中日兩國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而且使遠東國際形勢的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作為處在風雨飄搖中的近代中國，甲午的戰敗對中國的影響深入到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歷時之久，百年延續。自甲午戰后相關研究工作業已展開，70年代后，研究工作進一步拓寬和深化，相關研究成果極其豐富。本文就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方面，作簡要論述。學識淺薄，敬請前輩專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在英美等國列強的默認下，尋找借口，悍然發動了蓄謀已久的甲午戰爭，由于中國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和封建統治階級內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擾，歷時八個月的甲午之戰終于以中國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強弩之末的龐大封建帝國在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面前顯得不堪一擊。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及隨后《馬關條約》的簽定，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影響，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論述。

一、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封建官僚虛驕自大，盲目樂觀，雖然對西洋列強比較忌憚，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強也較高地估計中國實力。甲午戰爭的結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和國防力量的虛弱，從此也改變了遠東國際關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國主義列強都以中國為宰割對象，爭先恐后地在中國掠奪利權，強占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短短幾年里，就使中國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國干涉還遼”是列強爭奪勢力范圍的開端。

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與日本政府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附近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關于割讓遼東半島的規定，引起了

早就企圖吞并中國東北地區的俄國政府強烈反對，認為這是對他們獨霸中國東北的直接威脅。因此在《馬關條約》簽定的同一天，俄國就正式向德、法兩國政府建議：三國聯合勸告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如日不應允，即“對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軍事行動。”②

德法兩國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議，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遞交了照會。英美各國也別有用心地勸告日本，于是，日本退還了遼東半島，但向中國索取了三千萬兩“贖還費”。“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國爭奪勢力范圍的集中表現，標志著由帝國主義列強宰割中國土地的開始。

2.從《中俄密約》開始，帝國主義列強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國的高潮。“三國干涉還遼”以后，清政府對俄國產生了很大幻想，俄國便尋找機會向清政府索取“酬勞”，充當了瓜分中國的急先鋒。1895年冬，俄國以“還遼”有功為借口，迫使清政府給予俄國軍艦在膠州灣過冬的權利。1896軍6月，俄國又利用清朝欽差大臣李鴻章赴俄慶賀沙皇加冕的機全，訂立了《中俄密約》，在“共同防日”的名義下，俄國取得了建筑中東鐵路的權利，并且取得了在鐵路沿線開礦、興辦工礦企業以及派駐警察的權利，把中國東北地區變成了它的勢力范圍，《中俄密約》的簽定，空前加劇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爭奪中國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國紛紛向中國勒索，在中國劃界租地、爭奪勢力范圍達到高潮，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③

從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內，各國列強利用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強租或強占等手段，將中國大部分土地變成了他們的勢力范圍：俄國的勢力范圍在長城以北，德國在山東半島，法國在滇、粵、桂三省(包括海南島)，英國在威海衛和港九地帶，日本在臺灣和福建。此時的中國處于被瓜分的境地，中華民族面臨著嚴重的存亡危機。

二、各國帝國主義大量向中國輸出資本，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甲午戰爭后，列強對中國經濟侵略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變商品輸出為主為資本輸出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進行政治貨款。

《馬關條約》規定了巨額戰爭賠款，加上后來所謂的“贖還”遼東半島的款項，共計二億三千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三年的財政總收入，清政府除了進一步搜刮民財以外，只得大舉借外債。而列強為了加強對中國的控制和掠奪，爭著向中國投放貸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條件。戰后三年內，清政府以海關稅、鹽稅、厘金作抵押，分別向俄、法、英、德等國借巨款共計三億多兩白銀。這些貸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國主義列強輕而易舉地撈取了高額利潤，更為嚴重的是，列強通過貸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條件，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海關、內地，掌握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2.列強資本在中國投資辦廠。

甲午戰爭之前，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設工廠雖已出現，但一般投資較少，規模不大，并且沒有法律依據.《馬關條約》是第一個允許外國資本家在中國開設工廠、利用中國廉價原料、榨取中國人民剩余價

值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列強在中國開辦工廠合法化規模化。“1895年至1900年間，外國資本投資總額達到五億二千萬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總和還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資新辦工廠達933家，為甲午之前幾十年總和的九倍。”④

對中國的地下礦產，列強早就有所企圖。甲午戰爭后，外國資本家與中國買辦官僚互相勾結，千方百計掠奪中國礦產。他們以“合辦”形式插足，誘迫清政府簽定礦務合同，取得了在中國開采礦山的特權：德國在直隸、山東；俄國在奉天、東山省鐵路沿線以及蒙古、新班，英國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國在直隸、山西；法國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區都取得了采礦權。

3.修筑鐵路，攫取路權。

在當地修筑鐵路，是列強爭奪勢力范圍的重要手段，也是他們用來壓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戰爭后，外國在華投資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攫取路權。1896年至1900年，列強多次爭的鐵路借款權，貸款總額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權。同時它們還控制了沿線的大片土地和資源，有些還享有沿線的行政權和普察權，使這些中國領土的主權名存實亡。另外，帝國主義各國還通過開設銀行和擴大銀行活動范圍，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

總之，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從各方面爭相向中國輸出資本，進而控制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在夾縫中得到一定的發展

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清政府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失敗破產，“洋務派”已無法壟斷近代民族工業。清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再也無力投資設廠開礦了。封建統治階級為了向人民勒索“捐輸”，不得不給民族工商業讓出一點道路；同時，甲午之后由于允許外國資本在中國自由辦廠，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對商辦企業的限制；國資本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也為民族工商業發展提供了某些條件(如市場的開拓、勞動力來源增加、交通條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機加劇，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對振興本國經濟的熱情大為增長，紛紛投資于工礦企業。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時間內，商辦工業得到一定的發展，其速度遠遠超過了所謂的“官辦”工業。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資本額(一萬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國內企業中，商辦資本占資本總額的70%，官辦與官督商辦資本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據有人統計，從1895年到1913年，新投資一萬元以上的國內工廠已有463家，資本總額達到9100多萬元，為1894年的數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遭到重重阻礙，表現在：第一，清政府雖然給民族工商業讓出了一點出路，但仍然沒有給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國貨從口岸到內地的稅金負擔往往比洋貨重；第三，列強一方面在中國經營廠礦，一方面還向中國輸入大量的過剩商品，使中華民族工業處于受排擠的狀況；第四，帝國主義控制著路權及主要礦產資源，為民族工業發展帶來極大困難。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帝國主義列強還在中國經營了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的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并以此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直接地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⑥

四、甲午戰爭刺激、促使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動，是中國近代史進程中的一次大轉折、大變化.戰爭的慘敗不僅掃除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盲目驕妄之氣，而且也促使中國有志之士重新認識自己民族。甲午戰后的五年中，25歲左右的梁啟超面對嚴酷的現實，充分發揮青年人特有的朝氣和敢于抨擊時弊的膽識，結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時代潮流的思維定式，在一系列論著中評論日本的歷史、文化、社會和經濟變遷，初步形成了較系統的日本觀，集中反映了當時一代人在甲午戰爭失敗后的新的思索。“透過梁啟超的言論，大體可以看出中國人在承受巨大的戰爭創傷后，怎樣去觀察、思考、評論日本這個威脅中華民族生存的‘仇人’。”⑦從此之后，變法救亡運動和新的思潮廣泛掀起，民族資產階級(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臺，從而開始了中華民族覺醒的新時代。表現在以下幾點：

1.康有為等人發動和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覺醒的衣現，在中國近代民族覺酸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甲午戰爭給中國造成的民族災難，驚醒了以康有為為首的民族資產階級維新派。他們在得知《馬關條約》簽字的消息后，即發動當時在京參加會試的17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痛呈割地賠款將引起的嚴重后果，提出“拒和”、“變法”之主張，這就是厲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雖然沒有阻止《馬關條約》的簽定，但它標志著醞釀多年的維新變法思潮已經發展成為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維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努力喚醒人們“與天爭亡”的形勢下，“圖保存之舉，舍變法外別無它圖”。⑧舉起了變法救亡之大旗。這是民族資產階級覺醒的第一個標志。民族資產階級覺醒的第二個標志是以“天賦人權”為武器，宣傳自由平等，批判君主專制，主張君主立憲.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是中國社會發展緩慢的根源。自鴉片戰爭后，主張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戰爭，封建士大夫和洋務派的改革只不過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甲午慘敗，使中體西用的洋務理論黯然失色，有識之士通過探討戰爭失敗的原因，對封建專制改體發生了懷疑，進而提出了批評，“考中國敗弱之由，百蔽叢生，皆由體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們主張通過變法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從而點嫩了爭取民主自由的火種。維新派在甲午戰后覺醒的第三個標志是他們能猛烈沖擊代表封建文化的舊學，大力提倡學習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新學。

甲午戰前還沒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開宣戰。甲午戰后，康有為、嚴復、譚嗣同等人認識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沒落，主張廢科舉、辦學校，學習外國先進文化，他們的主張和努力，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會風氣有所轉變。因為維新派的推動和客觀形勢的通迫，終于導致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但是，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維新派在政治變革上只求漸進，反對飛躍，不敢觸動封建制度的基礎；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徹底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在變法運動中又幻想依靠少數封建官僚，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結果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失敗。這就證明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華民族覺醒的另一個表現，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自發地樹起了反帝滅洋的大旗。甲午戰爭后，中國農民群眾自發地反洋教斗爭在許多省份普遍展開，并且日益同反帝斗爭聯系起來。1895年夏，福建古田縣爆發了“齋教起義”，號召群眾征服外國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滅洋思想。1898年廣西天地會起義，立誓驅盡洋人。十九世紀末，農民群眾自發的反帝斗爭匯合成了全國規模的義和團運動，給予帝國主義以重大打擊，使列強認識到中國地土廣闊，民氣堅勁，不得不采取“以華制華”政策，從而打亂了列強瓜分中國的侵略計劃。

由于農民群眾的階級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認清封建統治階級的真實面貌，也不能形成統一行動，結果以“挾清滅洋”為目的的義和團運動終于在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的聯合扼殺下歸于失敗。義和團血的教訓告訴有志之士，“洋”要滅，“清”也要掃，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統治。

3.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華民族覺醒的重大飛獲，為近代中國徹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曾經歷了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到革命民主主義的轉變。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還曾上書李鴻章，希望通過封建統治階層的改良，達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戰爭后，孫中山等拋棄了對統治階級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孫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團體—興中會.疾呼要振興中華。1895年春，又成立興中會總部，在其章程上明確提出了“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以后，興中會又聯合其它革命團體成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提出了較為完整的資產階級革命綱領，堅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者長期反復地斗爭，喚醒了越來越多的民眾，民主革命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終于經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革命的不徹底性，中國人民并未完全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就落在了新興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肩上。

甲午戰爭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也在國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這其中，有揮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過這次災難吸取教訓。“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結果，以甲午戰爭為歷史轉折點，中國人民經過反復探索和長期斗爭實踐，終于找到了正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戰爭是近代中華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說是近代中華民族覺醒、奮斗的真正發端。

參考文獻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世紀回顧》，《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國近代史》(第三次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2頁。③《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頁。

④柳長毅，《論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江漢論壇》，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頁。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頁。

⑦李習所，《“強敵”成為榜樣：梁啟超在甲午戰爭后對日本的反思》，《歷史教學》，2007年，第4期。⑧⑨翦伯贊等，《戊戌變法》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頁，第223頁。⑩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頁。⑾翦伯贊等，《戊戌變法》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5頁。

第四篇：日本右傾化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論日本右傾化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所謂日本政治右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及其主張在日本政界占據上風并影響政府決策的政治傾向。一直以來日本的政治傾向都是輿論界關注和一個敏感的話題。自1982年民黨內鷹派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任首相后便提出了兩個著名的口號一是進行“戰后政治總決算”，二是打破一切禁區。從那以后日本政治右傾化明顯加快了速度。橋本首相公然以內閣首相的身分參拜靖國神社。自民黨部分議員至今還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慰安婦間題”主張在教科中抹掉“日本侵略”一類的說法。

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原因，與日本國內外面臨著巨大的變革和變化有關：一：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給日本提供了成為世界性大國的機會，刺激日本加快向政治打過邁進的步伐，導致了政治上的激進和右傾化現象。二：日本經濟發展自90年代以來長期出去對狀態，為了擺脫經濟蕭條給人們心理和精神上帶來的消極影響，繼續尋求對東亞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日本舉國上下大國意識加強，開始謀求軍事大國的地位，利用軍事手段確保國家安全。三：冷戰后全球性民族主要浪潮的星期出發了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導致錯誤的戰爭史觀流行，在文化教育領域出現了“翻案風”

日本的政治右傾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恣意歪曲歷史事實，開脫，否認是指公開美化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日本否認、掩蓋侵略罪行，反對向被害者謝罪賠償最突出的是對南京大屠殺、強征慰安婦和勞工以及細菌戰、三光政策歷史的否認和掩蓋。日本右翼勢力瘋狂篡改歷史教科書的事件屢屢發生，并且頻頻參拜靖國神社。二：力圖突破并修改和平憲法。在日本的右翼勢力眼里，和平憲法制約的日本發揮其大國作用，一些右翼分子和政客公開叫嚷修改憲法，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三：極力擴充軍事力量，以期最終走向戰略獨立，實現政治軍事大國的美夢。四：縱容、支持國內右翼勢力抬頭，在對華政策上渲染“中國威脅論”利用臺灣問題等制造事端，并把中國作為戰略防御重點。

作為中國的近鄰，日本政治右傾化如此表現必然會給中日關系蒙上重大陰影。在經濟方面的影響：在世界各國和中國貿易上升的背景下，日本與中國的外貿量卻處于下滑的趨勢，這種負面影響在未來會更加嚴重，因為日本是外需導向，1億多人口內需有限。中國的發展為日本提供了現實的市場。中日兩國政治關系持續冷卻，必然帶來經濟上的冷卻。這會影響日資企業在華投資的擴大和新的企業的投資。在政治方面的影響，其中以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對中日關系的沖擊最明顯。1985年８月，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不過當時日本總體上還對亞洲鄰國的反應有所顧忌。但是到小泉純一郎時代，參拜就成了日本右翼與亞洲鄰國特別是中國進行意志較量的方式。當日本在歷史問題上脫離了反省路線時，在處理和鄰國的糾紛中就顯得更加強硬。因此中日之間的領土紛爭---釣魚島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日本政府將釣魚島部分島嶼國有化，并準備依據其海洋戰略進行開發的行為，客觀上打破了中日之間長期以來擱置爭議不改變現狀的默契。在釣魚島問題的背后是日本右翼的戰略取向與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發生了碰撞。日本右翼之所以不斷地在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其核心目的是要擺脫所謂戰后體制，即要擺脫戰后日本和平憲法對日本發展和使用軍事力量的限制。安倍二次執政，主要目標就是要完成這個“使命”。

中日關系要走出困境，還需要日本重新回到中日關系的基本政治框架中來。但目前的日本政壇，右翼勢力占據了主導地位。冷戰后美國積極推動將美日軍事同盟的任務地區化、全球化，是助長日本右翼勢力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而如今安倍大力推動修憲強兵，對華采取強硬政策，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有著密切關系。中國應堅持以和平發展來抑制日本右翼的武裝沖動。從地區戰略的高度妥善處理各種現實矛盾，通過維護地區穩定來削弱日本右傾化對中日關系的沖擊。中日兩國作為亞太地區最具影響力的近鄰大國，改善和發展兩國關系，對于彼此雙方，對于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篇：中日關系變化及其影響因素淺析

中日關系變化及影響因素淺析

蘭州油氣資源研究中心 李靖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對日外交體現了堅持原則、靈活調整、審時度勢、與時俱進的特點，中日關系經歷了“民間外交”先行的關系恢復階段；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階段；戰略互惠關系三個階段。本文對中日關系發展的三個階段變化過程進行了概略回顧，并從歷史、文化、經濟、能源等方面對中日關系變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淺析。

關鍵詞：中日關系；對日外交；中日經濟聯系；中日文化差異

新中國成立60余年來，經過三代領導核心的不斷努力，中國在政治、經濟等多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這種大背景下，中日外交關系也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到現在的戰略互惠關系。60余年來，中國對日外交策略依據外交總方針、總政策和總原則, 又不斷根據國際形勢、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變化進行調整，可以概括為: 堅持原則、靈活調整, 審時度勢、與時俱進。中日外交關系的發展可以分為3個階段，“民間外交”先行的關系恢復階段（1949-1972）；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階段（1972-1992）；戰略互惠伙伴關系階段（1992至今）。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政府采取了主動，通過“民間外交”使兩國民間在各個領域特別是民間貿易方面進行友好交往。1952年2月由中國國際貿促會主席南漢宸向日本經濟界著名人士發出邀請，1952年5月日本參議員高良富、原參議員帆足計、眾議員宮腰喜助到達北京。這是新中國接待的第一批訪華日本政界人士，標志被封凍的中日交流堅冰被打破。帆足計等三位日本國會議員作為民間使者，于6月1日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簽訂了第一次中日貿易協議。為中日經貿關系的發展開辟了道路。1960年8月周恩來全面闡述了促進中日關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則”和“貿易三原則”，在這兩項原則的框架下，1962年11月廖承志、高碕達之助簽訂了《中日綜合貿易備忘錄》。1962年12月, 中日雙方又在北京簽訂了“中日友好貿易議定書”。“議定書”和“備忘錄”是1960年代中日貿易的兩大重要渠道。在1952至1972年間，由于中國正確的對日政策，制訂并實行了民間外交方針，使中日關系以民間為主導進而發展到半官半民的形式進行了較為廣泛的人員交往、商貿往來以及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使中日關系逐漸緩和，為即將到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日關系發展的第二階段可以稱為“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階段”，這一階段以1972年中日關系正常化為開端，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則標志著中日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正式建立。1972 年2 月, 尼克松成功訪華, 并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 實現了中美關系的正常化。1971年10月25日, 聯大26屆會議通過2758號決議, 中國正式恢復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等一切地位和權利，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日本國內要求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熱潮也空前高漲。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適時地提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復交三原則”：(1)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2)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經歸還中國；(3)“日臺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 應予廢除。1972年9月，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訪華，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進行了中日首腦會談，并最終簽訂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日本外相園田直訪華，經過多次會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最終簽訂，對中日兩國睦鄰友好關系基本原則進行了確認和政治上的總結。在隨后的10余年中，兩國間政府高層進行了多次互訪，中日地方政府之間也都進行了頻繁的交流與廣泛的合作，民間或半官半民的各領域各方面也開展了廣泛、深入和頻繁的交流。在這個階段中，雖然有“靖國神社”事件、釣魚島燈塔事

件、教科書事件等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事情發生，但中日交往主體呈友好化、多樣化, 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官方民間并舉、多渠道、多領域、多層次、多形式的豐富多彩的中日交流與合作的大好局面。

新中國對日外交的第三階段, 以1992年江澤民訪日和日本天皇訪華為起點, 直至現今。1992年是中日復交20周年，兩國均組織了各種紀念活動，推動中日關系發展。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于1992年4月6日至10日對日本進行了友好訪問，這是江澤民任總書記后的首次訪日。日本宮澤喜一首相與江澤民會談，發表了建立“世界中的中日關系”的講話，江澤民在日期間向日本明仁天皇發出訪華邀請。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于10月23至28日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1992年江澤民總書記訪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訪華，充分體現了兩國努力改善和加強中日關系的愿望，確立了發展面向21世紀的中日友好關系的新起。1998年11月25至30日,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應邀對日本進行了國事訪問。訪問中，在江澤民努力下，中日雙方達成了“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一系列原則共識。兩國于1998年11月26日發表了《中日聯合宣言》，這是繼《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之后中日兩國規定兩國關系的第三個重要政治文件，使兩國關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為21世紀中日關系發展確立了一系列新的原則和行動指南。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出任首相后，中日關系滑入低谷，兩國政府的高層交往被迫中斷，這是中日關系的冰凍期。2006年9月小泉下臺，安倍晉三內閣成立。10月8日安倍首相訪華，這是戰后60多年來日本首相對外訪問第一次將中國作為首訪國，得到中國領導人的高度評價。安倍訪華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中國媒體稱之為“破冰之旅”，從此中日關系進入又一個新時期。安倍訪華期間，中日雙方經過會晤發表了《新聞公報》，雙方同意“努力構筑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2007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訪華。胡錦濤主席會見了福田，積極評價了當前中日關系改善和發展的良好勢頭。7日，胡主席與福田在首相官邸舉行正式首腦會談, 簽署了《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這是中日兩國關于中日關系的第四個重要政治文件, 也是胡錦濤訪日取得的重大成果。這一文件的發表，“體現了中日關系的新發展，凝聚了雙方的新共識，確定了發展雙邊關系的指導原則，規劃了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未來發展。說明中日關系在逐步發展的同時，正在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從全球意識出發，構建‘世界中的中日關系’，預示兩國關系將進入一個建立戰略互信、開展戰略合作的新階段”。

縱觀新中國成立后中日關系發展史，我們可以將其特點概括為：艱難曲折、波瀾起伏, 空前平等、前景光明。中國與日本作為名副其實的“一衣帶水”的鄰國，兩國在歷史、文化、經濟、能源等多方面都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兩國的關系。以下將分別從以上幾方面對影響兩國外交關系的因素進行淺析。

第一，歷史方面。主要是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及其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的歷史。二戰結束后，日本作為戰敗國被美國獨自占領，美國出于自身在亞洲利益的考慮，在對日本軍國主義問題的處理上，采取了消極妥協的態度，保留了后來引發中日關系不斷惡化的導火索——靖國神社，而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戰后恢復階段，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地位較低，不能左右戰后的局面，這為日后日本右翼勢力的復蘇埋下了禍根。在日本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識里，日本不是被中國打敗的，而是美國。部分日本右翼勢力到今天依然不肯承認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那場戰爭的侵略性以及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巨大傷害，因此，在日本國內多次發生諸如日本政要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美化侵略戰爭、篡改教科書等事件。這些極大的阻礙中日關系的發展，中日外交史上的大部分僵局也都是這些事件引起的。

第二，文化方面。中國與日本作為有著兩千多年交往歷史的近鄰，雖然兩國間的文化交流自古不斷，但在其特有的國內普遍認同的歷史和價值觀上存在一定差異。中國人的道德意識中,有著很明確的是非標準和原則,而且中國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譽分出好與壞。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駕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評價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誠于君主,都取決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國人看來,推翻一個“不仁”的君主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話,伸張正義、提倡善行與懲治邪惡、拒絕丑陋,是中國人

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基礎。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識中,是非原則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樣:“通觀日本歷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辨認惡的能力,或者他們不想解決這個惡的問題,”日本學者森島通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說中國的儒教是以‘仁’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為中心的儒教。”他進一步解釋:“日本的儒教與中國的儒教本來出自相同的經典教義,但因理解的方法不同,結果在日本形成了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國民氣質。”名譽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武士的名譽更主要的是指對主君的忠誠。日本人很重視“保全名譽”,把名譽看得比正義、善行更為重要。無論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恥的事,只要“體面一死”,就不僅可以不再受到譴責,而且還會“成名”或成“神”。兩國這種在“名”與“恥”方面的文化差異,反映到中日外交關系中就是:兩國對侵略戰爭持截然相反的態度。中國人認為,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是徹頭徹尾的非正義戰爭,日本必須就此作深刻而徹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卻不認為那是一場非正義之戰,認為它只是一項失敗了的“事業”。這種態度上的差異也嚴重阻礙的中日關系的持續發展。

第三，經濟方面。當前，中日兩國互為最重要的經貿伙伴，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看，經濟相互依存關系日益密切。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日經貿關系迅速發展，從1980年的只有94億美元發展到2004年的1687.9億美元，增長了近17倍，占雙方各自外貿總額的15%左右。從2004年開始，中國（含香港）開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而日本從1993年到2003年連續11年的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被歐盟和美國取代，位列第三。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雖仍在不斷增長，但是增速有所減緩。2004年日本對華實際投資累計達468億美元，是中國最重要的外資來源地之一；日本對華ODA總額累計達33335億日元，其中日元貸款31331億日元，持續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援助國。中日建交之前，中日關系緩解的第一步就是經貿交流，可以說經濟上的來往是中日關系持續發展的一大助力。

第四，能源方面。日本礦產資源貧乏，除煤、鋅有少量儲藏外，絕大部分依賴進口，其中，煤95.2%，石油99.7%，天然氣96.4%，鐵礦石100%，銅99．8%，鋁礬土100%，鉛礦石94.9%，鎳礦石100%，磷礦石100%，鋅礦石85.2%須從他國進口。這種先天性的缺陷，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瓶頸，因此，日本除了不遠萬里從中東、非洲、南美、大洋洲進口所需資源之外，更多的將目光投向了周邊的國家以及本國周邊的經濟海洋區域。中國雖然自然資源的蘊藏量遠遠高于日本，但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們對于一些基礎性資源的需求量逐漸加大，本國的儲量遠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能源消費的增長使日本感到極為不安，日本認為自己的能源補給線因來自中國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而面臨波動。因此，日本通過各種途徑加強了與中國在能源上的爭奪。釣魚島問題在中日建交時就曾提起，但當時達成的協議是暫時擱置。隨著國際能源日益緊張，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的石油能源再次成為中日爭端的焦點，圍繞這一問題而產生的矛盾也成為阻礙中日關系發展的一大因素。

總之，中日兩國在經濟方面相互依存的關系使得中日關系和諧發展這一主題不會改變，但中日兩國在歷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使得中日關系的發展會有很多曲折。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堅持中日互惠互利和諧發展的前提下，圍繞歷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中日兩國將展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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