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看白居易諷喻詩的人道理想

我看白居易諷喻詩的人道理想

翻開中國幾千年的文學史, 關心民生疾苦, 為被壓迫、被剝削、被蹂瞞的勞苦大眾向封建統治階級提出人道主義的抗議, 一直是那些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識之士所畢生追求的, 這反映出他們“ 達則兼濟天下”的善良愿望和宏偉志向。批評時政，為民請命，是個得罪人甚至得罪當局的差事，需要有膽有識，目光銳利，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寫別人不敢寫的文。在用詩歌評議時政的諸多古代詩人中，唐代白居易當屬佼佼者之一。其創作的大量諷喻詩，就是唐朝的時評，影響深遠。

筆耕不綴的詩歌創作陪伴白居易走過了他那坎坷不平的一生，而其中的諷喻詩則把白居易一生的幾乎各個階級特別是中后期同廣大勞苦百姓的命運深深地串聯到了一起。白居易繼承并發展了《詩經》、《漢樂府》以至前人陳子昂、杜甫等旨在“ 諷喻”的現實主義傳統, 提出了“ 文章合為時而著, 詩歌合為事而作”的創作綱領, 寫下了許多“ 但傷民病痛, 不識時忌諱”的諷喻詩篇, 放射出白居易詩歌現實主義的光芒，閃爍著人道主義的光輝！其中, 著名的《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是這類詩的代表作。

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說到諷喻詩的特點和創作主旨時言: 首句標其目, 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 欲見之者易諭也, 其言直而切, 欲聞之者深誡也, 其事核而實, 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 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 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 不為文而作也。

明確講諷諭詩的創作主旨即“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對于白居易講的“為君”而作之語, 今人多有誤解, 即把“為君”理解成為了君王的利益。其實，白居易的諷喻詩歌并非“溢美”君王, 他所說的“為君, 為臣”不過是一種體面話, 其實質是“為民”而作, 所謂“唯歌生民病, ”“但傷民病痛”, 這才是白居易詩論的核心。白居易的“為君”, 并不是為君王的一己私利而作, 更不是溢美君王。溢美君王, 這正是白居易所反對、厭惡的。在《新樂府·采詩官》中, 白居易就嚴厲批評了詩歌史上“郊廟登歌贊君美, 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 萬句千章無一字”的現象, 明確反對以詩歌來“贊君美”。從表面上看, 白居易的諷諭詩中似乎也有贊美君王的詩歌。如《新樂府》的第一首詩《七德舞》就是歌頌唐太宗的。可是 白居易寫《七德舞》實際上自有深義。他是“時衰而思古之盛王”, 借歷史上的榜樣來勸導、教誨當時的君王。明人陳子龍曾講:“我觀于《詩》,雖頌皆刺也”, 白居易的《新樂府》正是如此, 頌, 是為了“刺”。白居易希望能以自己的諷諭詩來打動君王, 發揮對君王的警示、教誨和勸導作用, 甚至希望君王能夠“恕己及物”,“以心度心, 以身觀身”, 這不過是一種天真的幻想。他的諷喻詩雖然是“為君”而作，但就其為諷諭最高統治者“施仁政于民”的出發點來說，它們同“為民”又有其一致之處。這種“為君”與“為民”兩方面相反相成的狀況，正如實地反映了諷喻詩思想傾向所固有的進步性和保守性兩個側面的對立統一。總之, 白居易的諷喻詩是以君王為讀者的, 他是在寫一種教誨君王的詩歌。寫作諷諭詩來教誨君王, 改善社會, 他的這一愿望最終是落空了, 但諷喻詩創作和諷諭詩學思想并不因此而失去其價值。

在白居易的詩歌中，有很多詩篇都表達了他對廣大受苦受難農民的關注。《杜陵叟》一詩，小注為“傷農夫之困矣”，可見這首詩的內容是同情農民生活的困苦。白居易寫了農民生活受苦受難的兩個直接原因，一個是上天的自然災害，另一個則是人為的災禍。

一個家住在長安市郊的土生土長的農民，世世代代以種地為生，守著一頃多薄田，過著衣食不繼的日子。“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這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船破又遇頂頭風”，兩季糧食幾乎顆粒無收，這當然就是“農夫之困”了。然而“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他要造成一個“大災之年不減稅收”的政績，以取悅上方，給朝廷留下一個稱職的印象，為自己以后的加官進爵打下基礎，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用百姓的血染紅自己頭上的頂子”吧！“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這種來自“長吏”的人禍，豈不是讓“農夫之困”愈發雪上加霜嗎！

看到“杜陵叟”們面對的“人禍之困”比“天禍之困”更加無情，更加殘酷時，白居易的心情再也無法平靜了，他實在是義憤填膺，以至于忘乎所以。在不知不覺中，竟然以第一人稱的身份出場控訴起來了：“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這是作者內心感情的真實流露，他已經全然忘記了作者自己是朝中大夫的尊貴身份，而自覺地站在了無依無靠的“杜陵叟”們一邊，這對于一個封建文人來說，是難能可貴的。白居易并不是杜陵叟中的一員，而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士大夫，這種感情角色的自然換位，對于封建社會的官僚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來說，或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白居易這種古道熱腸、俠肝義膽，完全是“詩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繼承。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場上，對那些統治階級中只管自己升官而不顧百姓死活的貪官污吏進行的面對面的嚴厲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們比喻成了“豺狼”。作為一個衣食無憂的政府官吏，能夠對“農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夠如此直接激烈地為人民鳴不平，在當時實在是不多見的。其諷喻詩中像這樣揭露貪吏的詩作歲為數不多，但卻警策痛快，真切感人，充分顯示出詩人疾視貪暴，憫念生民疾苦的深厚人道主義感情。

白居易詩歌當中還有一部分尖銳地觸及到當時的婦女問題。在這類詩中，詩人以十分同情的態度，真實地描寫了在封建壓迫下婦女的痛苦生活和她們的悲慘命運，并對摧殘婦女、壓迫婦女的殘酷的封建制度做了無情的鞭撻。相比而言，對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那首著名的《上陽白發人》堪稱唐代以宮女為題材的詩歌中少有的佳作。全詩通過一位上陽宮女被囚禁折磨達四十余年之久的典型事例，強烈控訴了封建帝王強征民間女子以供奴役的殘暴罪行，既形象而又富于概括力地顯示了“后宮佳麗三千人”的悲慘命運，飽含著對宮女的深切同情。

詩中沒有一般化地羅列所謂“后宮人”的種種遭遇，而是選取了一個終生被禁錮的宮女作為典型，以一當

十、當百、當千，并且不寫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寫的垂暮之年，不寫她的希望，而是寫她的絕望之情。通過這位老宮女一生的悲慘遭遇，極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顯示了所謂“后宮佳麗三千人”的悲慘命運（這就叫做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最高統治者摧殘無辜女性的罪惡行徑上陽女子進宮時是16歲的妙齡少女，如今變成了白發蒼蒼的60歲老人，在深宮內院幽禁了44年，并且當時被采擇進宮的同命運的女子，如今全部都被摧殘而凋零殆盡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個人了。一個“殘”字，透露出多少悲苦！

這首詩的結尾正是這樣寫的：“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發歌！”結尾的這一段落，用感嘆的語調和諷喻的口氣，寫出了詩人的一片惻隱之心和“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社會理想，顯示出詩人對被壓迫婦女命運的關心，表現了詩人可貴的人道主義精神

白居易諷喻詩可以一言以蔽之：其詩中都裝著人民，字里行間都洋溢著同情被壓迫人民的人道理想的光輝。

第二篇：詩人白居易簡介

詩人 白 居 易 簡介

（772～846）

白居易（772～846）生于唐代宗大歷七年，卒于武宗會昌六年。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人，是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唐代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在中國以及日本和朝鮮等國有廣泛影響，與元稹共同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遷居河南新鄭。唐代宗大歷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鄭城西的東郭宅村（今東郭寺）出生了。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號“香山居士”。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陽，葬于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后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晚年好佛。他一生詩作很多，以諷喻詩最為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為“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等極為有名。

鄧肖達曾說：“正是因為白樂天的詩老嫗能解，才確立了他的詩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朝鮮、日本。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很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云人物。

晚年與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揮美刺諷喻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后世詞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等。

第三篇：淺析白居易諷喻詩中的對比手法

淺析白居易諷喻詩中的對比手法

摘要：白居易諷喻詩大量采用對比，主要分為階級對比，作者與他人的對比，其他對比。用對比繪物抒情，使得事物的特征更為鮮明突出。

關鍵詞：白居易 諷喻詩 對比手法 勞動人民

詩歌發展到唐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成百上千的詩人在那一時期先后出現，他們以各有特色的詩篇，從多方面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在眾多詩人之中，白居易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這不僅僅表現在他流傳下來詩篇的數量上，更因為他在藝術創作上顯示了自己的特色，在詩人流傳下來的一百七十余首諷喻詩中，詩人大量采用對比的寫作手法，通過對比導出題旨，于對比中體現愛憎的感情。我就詩人諷喻詩中的階級對比、詩人與他人的對比、其他對比這是三個方面展開探討。

一、階級對比

白居易在他的諷喻詩中往往先盡情描摹達官貴人們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個對立面。

在《重賦》一詩中，詩人詳盡的描寫了被貪吏們破壞的兩稅法給農民帶來的沉重災難。“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并入鼻中辛。”而貪吏們“隨月獻至尊”的羨余物卻“繒帛如山積，絲絮似云屯”，詩人借老農之口發出了“奪我身上衣，買爾眼前恩”的憤怒呼喊。《傷宅》所寫富貴者的奢侈，恰與《重賦》形成鮮明的對

照。“一堂費百萬，郁郁起輕煙。洞房溫且高，寒署不能干。??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繚綾》中也以“絲細繰多女手疼，札札千聲不盈尺”寫出農婦的艱辛，而對照以富貴者的浪費：“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這些詩作，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社會中階級壓迫與剝削的事實。作為一種解救，詩人希望權勢者能有所節制，因而他尖銳地指責那些在下層百姓的困苦之上還要加上一層困苦的貪吏、宦官。《輕肥》則將矛頭指向宦官集團的那些內臣，大夫，將軍。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這首詩是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一，題目取自《論語·雍也》中的“乘肥馬，衣輕裘”，作者將其概括為“輕肥”二字，用以形容奢靡的生活。

全詩按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前八句為第一部分，寫宦官走馬赴宴。接下來六句為第二部分，寫赴宴的場面。最后兩句為第三部分，寫江南的大旱。

前兩部分中，作者濃墨重彩地描寫了宦官的驕橫神氣及其豪奢的生活。第一部分重在寫人，“意氣驕滿路，俺媽光照塵”，驕橫的意氣能夠充滿道路，馬鞍的光亮可以照耀灰塵，這自然會吸引路人的目光，并使人發出“借問何為者”的疑問，得到的答案“是內臣”。巧妙的一問一答點明了騎馬人的身份。內臣亦即宦官，伺候皇帝的奴才，怎

么能夠這樣神氣十足呢？原來這些人都佩戴著朱紱、紫綬，已經掌握了軍政大權，所以才如此驕橫。“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交代了內臣所去的地方，詩歌也自然地進入了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從神態、裝束、身份等方面落筆，把人物外貌及其心里世界表現得淋漓盡致。

第二部分著重寫物。作者客觀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場豐盛的酒宴：上好的美酒、各樣的珍饈、鮮美的水果、稀有的海鮮。雖然沒有對內臣們飲酒作樂的場面做正面描寫，但是他們大吃大喝、大腹便便的丑態已經不言而喻。“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兩句，又把他們酒足飯飽之后心滿意足的神態描繪出來，與開篇“意氣驕滿路”一句交相呼應。

詩歌的前兩部分用繁筆把內臣飲宴行樂的生活暴露得淋漓盡致，第三部分卻只有兩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者采用對比的手法，把天差地別的兩種生活并列在一起，這是兩個宛如天壤之別的階層：一方腦滿腸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則天災人禍竟至“人食人”，不發一句議論，卻把受災人民的悲慘遭遇表現得觸目驚心，給讀者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種繁簡結合、前后對比的手法，使整首詩結構富于變化，騰挪跌宕的氣勢分外強烈。

二、作者與他人的對比

《觀刈麥》中“力盡不知熱，但希夏日長”的辛勤農夫，“家田輸稅盡，拾些充饑腸”的貧婦人，《菜地黃者》中“愿易寫賤粟”救此苦饑腸‘的百姓，都具體真實地表現了農民饑寒交迫，牛馬不如的

生活。《村居苦寒》寫隆冬季節，作者和“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無衣民的對比。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回觀村閭見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顧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絁被，坐臥有余溫。幸免饑凍苦，又無垅畝勤。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

這首詩的內容分為兩部分。從“八年十二月”至“農者尤苦辛”為第一部分。在這一部分中，詩人描寫了北風凜冽、大雪紛飛的冬季，生活貧困的農民缺少御寒衣物、夜不能眠的痛苦。在第二部分中，詩人為自己不必種地勞動，卻能緊閉家門、穿裘衣、蓋綢被以躲避嚴寒而深感愧疚和不安，并產生了“自問是何人”的深刻思考。

在古典詩歌中，運用對比手法的很多，把農民的貧困痛苦與剝削階級的驕奢淫逸加以對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詩中把農民的窮苦與詩人自己的溫飽作對比的卻極少見，尤其是這種出自肺腑的“自問”，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難能可貴的。詩人深切同情不幸的農民，對自己的溫飽有余深感慚愧，并由此產生了“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的可貴思想。

三、其他對比

《宿紫閣山北村》這首詩，就是作者在《與元九書》中所說的使“握軍要者切齒”的那一篇，寫于元和五年（810），詩人當時正在長安擔任左拾遺。

晨游紫閣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余喜，為余開一尊。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持刀斧，草草十余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后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本詩布局巧妙，前四句寫游覽名勝、主客歡飲的愉快場面，同后十六句所描寫的強取豪奪的丑惡場面構成強烈對比。對受害者和害人者的描寫也是層層深入：受害者先喜，后懼，終恨；害人者起先是沒有交代身份的“暴卒”，而后亮出“采造家”、“神策軍”的身份，最后，詩人指出他們的頭領是“中尉”，“承恩”二字矛頭更是直指皇帝。

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代表作有《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這些作品只是白居易諷喻詩的一部分，但都運用了對比手法，鮮明的對比，凸顯了社會的極端不公，凸顯了矛盾的極端尖銳。正是因為這些對比手法的成功運用，使得白居易的諷喻詩獨具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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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白居易名詩經典大全集》楊芳云編譯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篇：唐代詩人白居易生平事跡

唐代詩人白居易的生平事跡

我們在熟讀唐詩三百首的同時，是否對白居易這個偉大的詩人有一種敬仰之情，如果有就一定不要錯過本篇文章。以下是由我收集整理的白居易的生平事跡，歡迎閱讀!

白居易的生平事跡之為官

一生以 44 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 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 44 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后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并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泄水，認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生平事跡之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親白季庚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終成詩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

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 67 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

道他做了 30 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臺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友、琴侶一起游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壇，次開詩篋，后捧絲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游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只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裝有美酒佳肴，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為止。

如此說來，與陶淵明的苦況，當然不同。

方勺《泊宅編》卷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不算小。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沒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娛樂的的身心。他是用酒來和勞動進行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他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在《贈元稹》一詩中說：花下鞍馬游，雪中杯酒歡。在《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后期》一詩中說;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

七十欠三年。在《問劉十九》一詩中說：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傳說洛陽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濕漉漉的，沒有干燥的時候.白居易的生平事跡之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

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

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主題、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諭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而且主題非常明確。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諭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閑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白居易的生平事跡之歷程

他生于“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鄭州新鄭(今河南新鄭縣)。11歲起，因戰亂顛沛流離五、六年。少年時讀書刻苦。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后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疏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閑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于長慶二年(822)請求外放，先后為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后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

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75 歲病逝，葬于洛陽龍門香山琵琶峰，李商隱為其撰寫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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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大詩人白居易與綠化

白居易是我國歷史上著名詩人，但人們不知道他還是個“綠化迷”。他無論到哪里做官，總要種花、栽樹。所以，在他所走過的地方，都流傳著與綠化有關的故事。

公元819年，白居易被貶謫忠州(位于四川)刺史時，見城周山崗滿目荒蕪，感慨之余，揮毫寫下了“巴俗不愛花，競春人不來”的詩句。

于是他帶著為什么不綠化的謎，布衣私訪民間，終于弄清了百姓不愿栽樹之謎：“遠水不解近渴!”他庶民衣著，來到百姓中，以平等的身分，說服百姓栽樹種花，并親自到城郊和百姓一起栽樹種花。他在詩中寫道：“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但有購花者，不限桃李梅。”為了培育好所栽的樹苗，他總是不辭辛苦前去管理：“每日領童仆，荷鋤仍決渠，劃土壅其本，引渠灌其枯。”樹木成林后，白居易喜悅之情躍上眉梢，早晚漫步其間，寫了很多寄情于山水、樹木的閑適詩。在他的倡導下，忠州境內父老無不爭相栽樹種花，不幾年已綠蔭一片，改變了窮山禿嶺的面貌。

公元822年7月，白居易調任杭州刺史，他一到任，就率領民眾在西湖里筑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這便是有名的“白堤”，他和百姓們一起在堤上栽了許多柳樹。白居易調蘇州任刺史雖僅一年時間，他親手種過許多檜樹，人稱：“白公檜”。

由于詩人白居易平易近人，愛好綠化，因此深得百姓的敬愛，“白公檜”被當地父老當作珍品加以保護。

白居易植樹綠化大搞園林的功績，千古流傳，現在蘇州政府和人民自籌資金，修建了白公碑和白公園林，以此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