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陶淵明的居貧心態(tài)和人生境界

論陶淵明的居貧心態(tài)和人生境界

崔向榮

［摘 要］貧是陶淵明畢生面對也是畢生致力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對貧的體驗直接關(guān)涉他對此在世界和人生的認識。因此，深入地了解陶淵明的居貧心態(tài)和躬耕方式，有利于我們弄清他的角色定位和入世態(tài)度，也有利于我們進一步揭示和把捉他對貧道關(guān)系的體悟以從對生死之義的感受。［關(guān)鍵詞］陶淵明 貧道 躬耕 生死

一

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兩度出仕之后隱居在家的陶淵明寫下了決心以躬耕隴畝為志的詠懷詩《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在昔聞南畝，當(dāng)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鳥歡新節(jié)，泠風(fēng)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fù)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xùn)，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zhuǎn)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wù)，解顏勸農(nóng)人，平疇交遠風(fēng)，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1）

自來論者言及陶淵明的歸隱原因，通常多是從作者的本質(zhì)性情或者干進受挫、“猛志”難逞的角度加以解釋，而對陶淵明身處的居貧背景和心態(tài)與放棄“先師遺訓(xùn)”的關(guān)系卻往往習(xí)焉不察，少有究及。筆者之所以特別關(guān)注《春懷古田舍》二首。就是因為陶淵明的這兩首詩第一次較清楚地表現(xiàn)出一種因應(yīng)未來生活的心理準(zhǔn)備和角色意識。此時，陶淵明雖已涉足農(nóng)事，但尚未真正經(jīng)歷勞動的艱辛，生活亦未完全陷入困頓，然而，瞻望未來，陶淵明在意識里已是將自己設(shè)定在隱者長沮、桀溺一類的角色當(dāng)中。如果進一步聯(lián)系陶淵明在此前-些行役詩中表現(xiàn)出來的對長沮、桀溺“耦耕”生活的依依向往，我們完全有把握斷定，陶淵明此時對自己未來角色的定位和估計，并非一時之念。而是經(jīng)由長時間思考的結(jié)果。

在孔子“君子憂道不憂貧”的語境中，君子所憂之“道”的涵義是什么，自來儒生的解釋非-，但幾無異議的是，其根本著眼點是在治平理想和邦國之事。

對儒家的治平之道和“大濟蒼生”的理想。應(yīng)當(dāng)說陶淵明并非全不在意。事實上。在陶淵明的內(nèi)心一直蟄伏著一種世俗的渴望。這種渴望尤其在陶淵明中年以后的部分詩作中屢有言及：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其九)但這種少年特有的豪俠英邁之氣準(zhǔn)確的說只是保存在作者的記憶和幻想中。從情感的屬性看，它們更多是屬于少年意氣和個人想象里的東西。實際上，陶淵明一生在用世求進方面始終抱著相當(dāng)現(xiàn)實的心態(tài)。因為，他十分清楚，在一個以門戶地望為好尚的社會里，以他自己乏可稱述的位望，欲在事功上有所建樹，這是萬難做到的事。雖然，陶淵明在《命子》一詩中也曾津津樂道于曾祖的譽績，但這只不過是親歷家道偃騫之后一顆失意的心靈在尋求精神上的慰藉。就陶淵明一生行跡而言，客觀的說，在他的心中從未真正形成建功立業(yè)的強烈熱情，為宦五年僅居掾?qū)僮衾糁惐奥毜慕?jīng)歷更進一步強化了他對仕途的疏離心態(tài)。他數(shù)度出仕，從根本上說，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生計，（2）這也就是為什么陶淵明在為宦期間的全部詩作竟了無用世之意反而充滿了仕途倦意的重要原因。

二

晉義熙六年(公元4l0年)，經(jīng)歷了家居遇火之難的陶淵明寫下了言志詩《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此詩開篇即寫人生的感受：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從求自安? 在此，陶淵明更進一步把勤于隴畝的意義與人生面臨的重大問題聯(lián)系起來加以思考。這一思考在認識上顯然又是對“君子憂道不憂貧”這一人生信條思考的繼續(xù)和深化。

觸發(fā)這一思考的現(xiàn)實原因是陶淵明每況愈下的家境。其實，陶淵明家境的窘迫早在他39歲時所作的《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中已透出消息：

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shè)，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由于此詩是直接寫給自己的從弟敬遠，因而，詩中縱然文辭或有夸張，亦當(dāng)與實際情狀不致相距太遠。兩年之后，陶淵明辭去彭澤令，從此絕意宦途。官俸既斷，居貧之困可以說已成定局。義熙四年(公元408年)，陶淵明舊宅遇火，生活頓入窮窶之境。貧，終于迫使陶淵明不得不正視謀食營生的實際問題。此時，出仕的所有努力和機會已被他主動放棄，躬耕便成為維持家計的唯一現(xiàn)實的選擇。這一選擇，對陶淵明來說，是被迫的，也是主動的；是理智的，也是充滿感情的，固窮守志的決心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執(zhí)著，就此與躬耕自資的平凡生活緊緊地聯(lián)系了起來，而儒家“憂道不憂貧”中的“道”，其外用的沖動在此亦表現(xiàn)為內(nèi)守的品格。這樣，在陶淵明的躬耕實踐中，貧道之間的關(guān)系被注入了新的內(nèi)容。

孔子原是生當(dāng)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但由于士階層此時正處于形成的歷史關(guān)頭，急切的用世熱情和強烈的使命感，使孔子對士這一自己所屬的階層抱以極大的期待，“君子憂道不憂貧”的要求正是適應(yīng)了這一期待而作為一種理想精神被提出。當(dāng)然，就憂道者自持的心態(tài)而言，他們又是將自己擺放在社會精英的位置上。孔子就曾說過：“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3）因此，所謂“憂道”、“志于道”便成為了時代賦于“君子”的神圣使命，正是從士承擔(dān)社會責(zé)任的這一角度，孔子才把問稼的樊遲斥為“小人”。（4）但孔子并不是沒有意識到貧的逼迫問題，實際上，“憂道不憂貧”一語中將貧道并舉，恰恰表明孔子充分注意到了貧對士人追求和實現(xiàn)“道”所造成的沖擊和影響。他著意推崇顏回“一簞食，-瓢飲”之樂，正是希望士人以對道的擔(dān)當(dāng)和擁有去消釋居貧的煩惱和痛苦。

相比之下，陶淵明持道的背景與孔子頗不相同。陶淵明是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fēng)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在元興二年前后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應(yīng)當(dāng)說與此風(fēng)尚不無關(guān)系。但是，陶淵明心目中選擇的理想人格是長沮、桀溺，這一點又使陶淵明與魏晉時期的一般隱士徹底區(qū)別開來。

在前述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陶淵明就明確的剖白過自己對此一選擇的認識：“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前句意謂自己不愿像時下所謂的“通識”之士一樣與世浮沉，所以稱“愧”；后句“所保”意指什么，通行的陶集注本大多語焉不詳。古直《陶靖節(jié)詩箋》引用《后漢書·逸民傳》中龐公應(yīng)答劉表的一番話來說明陶詩“所保”的內(nèi)容系指被視為“人之巢穴”的“趣舍行止”，（5）對這一解釋，筆者以為甚為允當(dāng)。但就龐公的故事來看，其所以特別看重白己之所“棲”、自己之所“宿”，目的主要是為了“保全一身”，所以，他的出發(fā)點基本上是個人的。而陶淵明一意持守自己“所保”的行止大節(jié)卻有著貧道沖突的實際背景，因而，他的行為影響超出了個人，并直接關(guān)涉到對人的基本價值--道義的維護。陶淵明在《詠貧士》組詩中有意識地將孔子、原憲與黔婁、榮子期等人一并視作能“慰吾懷”的賢士，就很能讓人窺測到陶淵明隱逸背后的精神向度。以陶淵明的本質(zhì)性情論，他的確具有“愛丘山”、崇尚自然的天然稟賦，但細讀陶集，并揆之以淵明一生立身行事，我們又不能不承認陶淵明持據(jù)的一貫操守與儒家的仁義之道確有符合冥會之處。尤其是陶淵明在其一生貧富生死攸關(guān)的兩次重大抉擇--不為五斗米折腰和晚年堅拒檀道濟征召和粱肉賜予--中的表現(xiàn)，最能揭示陶淵明固守的“精神底線”是什么!“朝與仁義生，夕死復(fù)何為”、“貧富常交戰(zhàn)，道勝無戚額”（6）雖不是直接勾畫自己，但此中隱然投射出的感情是每一位閱讀這些詩歌的人都能感受到的。劉熙載的《藝概》在評價屈原和莊子時有過這樣的比較：

有路可走，卒歸于無路可走，屈子是也；

無路可走，卒歸于有路可走，莊于是也。

屈、莊二人不同的歸宿根本上就是緣于兩種不同的持道態(tài)度和方式。就陶淵明而言，其持道之堅，有類屈原，但能于精神困境中拓開生路又與莊周相似。他性剛行潔，但不因與世多忤而蹈死輕生；他憤世嫉俗，但又不像莊子一生死、泯善惡，遂性逍遙。

陶淵明坦言憂貧。為擺脫貧的困擾，他毫不猶豫的操持起為孔儒所鄙棄的稼穡之事。他將自食其力的躬耕勞動看作實踐自然之義的開端，并且把它放置在人性起碼良知的心理層面加以強調(diào)。(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陶淵明憂貧的意義在于，他把高懸于空中的“道”具體落實到了現(xiàn)實的人生，而且，通過自己的躬耕實踐努力探尋和營求擺脫窮蹙的人生路徑。“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7）在此，躬耕自資作為對“道”的一種承擔(dān)已超出-了普通勞動的單純意義而成為了陶淵明的生活憑借和精神寄托。

三

一個士大夫，在缺乏家庭產(chǎn)業(yè)和經(jīng)濟基礎(chǔ)的條件下選擇躬耕之道，這就決定了他所面臨的生活是異常枯槁和艱苦的；當(dāng)然，枯槁和艱苦的生活反過來要求躬耕者必須具有巨大的堅韌和毅力。陶淵明的躬耕思想定形已早，而且，他對自己選擇躬耕生活可能帶來的后果在心里上并非毫無準(zhǔn)備。他4l歲擲冠棄祿之后一直致力于脫貧的勞動，開始，他堅信：“衣食當(dāng)須紀(jì)，力耕不我欺”，（8）他對自己付出勞動的結(jié)果抱有期待，但臨到末了，艱苦的勞動實際上并不能使他免于貧困之境。陶淵明“力耕”帶來的這種結(jié)果很容易引發(fā)人們對他當(dāng)初的選擇產(chǎn)生新的思考。唐代詩人王維晚年在《與魏居士書》中就是這樣評價陶淵明的跡遇：

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云：“扣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坐食公田數(shù)頃。一慚之不忍，而忍終身慚耶?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口其后之累也。（9）

如果撇開王維在此所持的立場和心理背景，應(yīng)當(dāng)承認，王維的這番話確實觸及到了相當(dāng)尖銳和現(xiàn)實的問題，這就是“-慚之不忍”與“屢乞多慚”孰重孰輕，孰得孰失?一見督郵，是忍“一慚”，此“折腰”是“違己”，陶淵明之所以“一慚之不忍”，是因為“寧固窮以濟意，不委屈而累己”，（10）但在精神上滿足-了“濟意”、“肆志”的要求，結(jié)果帶來的卻是肉體上的饑餒之苦和心理上的“屢乞之慚”。如果說一見督郵之慚悠關(guān)出處大節(jié)，不容含糊的話，那么，由此帶來的“屢乞之慚”就完全破壞了陶淵明居貧一直渴望保持的“屢空常晏如”（11）的精神境界。

梁啟超曾說，陶淵明的“快樂不是從安逸得來，完全是從勤勞得來”。（12）問題是，當(dāng)躬耕已不再是隱逸的點綴而是解決生計的唯一而切實的手段時，“勤勞”的涵義就不可能是絲毫不計較利害得失的勞動付出。陶淵明所持抱的“居常待其盡”（13）的從容心理原本就是建基于躬耕自資的堅定信念，所以，一旦躬耕已無法保障基本的生存時，在心態(tài)上，從容便常常被憂生之嗟和焦慮所代替。陶淵明歸隱之后先后有過兩次出仕的機會，而這兩次機會均為陶淵明所拒絕，由拒絕而產(chǎn)生的心理反應(yīng)在他的詩作中有極細致的表現(xiàn)：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觴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褸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xué)，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 可回”。

--《飲酒》其九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dāng)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jīng)]空自遺。斯濫豈攸志，固窮鳳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有會而作》 第一首是記述陶淵明拒絕晉末征著作佐郎一事。（14）詩中所設(shè)置的問對，其焦點是義利的沖突，但這一沖突顯然是在“貧富常交戰(zhàn)”的心理背景中展開。作者與田父的一番對話其實所展示的正是在貧的逼迫下靈魂中兩個自我的搏斗。第二首則是在更為不堪的饑餒情狀下展現(xiàn)陶淵明內(nèi)心的復(fù)雜矛盾。筆者特別注意到陶淵明在此對黔敖、蒙袂人的態(tài)度，因為，這一態(tài)度與“嗟來之食”故事原來的抑揚基調(diào)完全不同，而亦與陶淵明自己一向持有的出處價值觀相異。我想，王瑤、逯欽立二先生的陶集注本視“常善粥者心”以下四句為“反語憤辭”的根據(jù)大概也在此。但是，如果我們能通觀全詩，進而再將陶淵明彼時的心境和此前在《與子儼等疏》等文中對妻兒受貧的愧疚感情一塊加以理解的話，那么，此詩對黔敖的施粥“義舉”所流露出來的感念就未嘗不是陶淵明內(nèi)心真實的心理。雖然，現(xiàn)實中的“黔敖”--檀道濟的造訪還可以從東晉希企隱逸的風(fēng)尚去加以理解，但對于身心孤寂但又冀望知音的陶淵明來說，（15）一位當(dāng)朝大員的卑辭厚禮不可能在其心中不產(chǎn)生任何感觸。盡管，這種感受在詩中很快就被固窮守道的堅定決心所掩蓋，但它的短瞬浮現(xiàn)畢竟真實地反映出一個瀕臨生存絕境的人對生的執(zhí)著和眷戀。

通常，陶淵明的研究者大多傾向于以陶淵明對人生的通達態(tài)度去理解和說明他對生死表現(xiàn)出來的“不喜不懼”的性格和悠然灑落的境界。其實，綜觀陶集的全部詩文，陶淵明在居貧背景下對生死的體驗結(jié)人更為強烈的感受是，他的悲憫苦澀遠遠多于自適愉悅。

事實上，陶淵明畢其一生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肉體上都無法掙脫生死的苦痛和貧的困擾。他的《自祭文》這篇臨終的絕筆通篇看似通達：“匪貴前譽，孰重后歌”。人生最當(dāng)執(zhí)著的榮辱之念既已不存乎心，生死之懸附本當(dāng)解開，但末了一句“人生實難，死如之何”才是全篇穴眼。它十分清楚的表明，在陶淵明的心中，生的艱辛和痛苦，縱然是死亦不能了結(jié)。人生之“難”，究竟含括了什么?陶淵明在此未加說明，但聯(lián)系陶淵明的一生實踐，人世間能讓他縱死不能釋懷的東西惟有人生本應(yīng)承擔(dān)的道義和責(zé)任。杜甫曾謂“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16）如若“達道”的基本旨趣只是忘懷得失，達必默識的胸襟的話，那么，社甫對陶淵明的評價是對的。也正是從這一標(biāo)準(zhǔn)看，晚年的陶淵明實際上并未臻至生命的悠然境界。

（1）本文所引陶淵蝗的詩文及其寫作時間均據(jù)王瑤的《陶淵明集》，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6年版。

（2）參見《歸去來兮辭》序篇。

（3）《論語·里仁》，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1頁。

（4）《論語·子路》，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2頁。

（5）見逯欽立《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7頁。

（6）《詠貧士》其四，其五。

（7）《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

（8）《移居》其二。

（9）見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頁。

（10）《感士不遇賦》

（11）《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作》

（12）見梁啟超《陶淵明》，商務(wù)印書館1923年版。

（13）《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14）此據(jù)王瑤《陶淵明集》

（15）陶淵明冀望知音這一點可參見《飲酒》其

十六、《怨詩楚調(diào)示龐主簿鄧治中》等詩。

（16）杜甫《遣興》五首之一。原文發(fā)表在《學(xué)術(shù)研究》2001年第11期

第二篇：論陶淵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

論陶淵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 【作者】韋鳳娟

“道”在宋人的意識中代表著最高的精神境界，是極其神圣的字眼，故而宋人是不輕易以“道”許人的[1]。惟獨陶淵明享有“知道”、“聞道”、“見道”的盛譽[2]。這種看法得到后人的熱烈響應(yīng)[3]。至于這個“道”究竟為何物，從宋人至今人，眾說紛紜，姑且不論。然而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即這個“道”是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tǒng)與信仰系統(tǒng)的總稱。由此可見，說陶淵明“知道”、“見道”，實際上是把陶淵明視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理想模式、一種理想境界，認為他代表著一種最高的價值取向。也就是說，在歷代文人的心目中，陶淵明實際上成了一種傳統(tǒng)文化模式的價值符號。

一個民族的文化模式是一個很復(fù)雜的極龐大的完整的母系統(tǒng)，各類子系統(tǒng)縱橫交錯，很難在有限的篇幅中加以辨析。大致說來，可以把注重事功，以“志于道”作為人格理想、以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功利作為人生價值實現(xiàn)的文化模式稱為“載道文化”，而把超越社會功利、追求人生的審美境界、注重個體的精神需求、以個體精神的逍遙自適作為人生價值實現(xiàn)的文化模式稱為“閑情文化”或“閑適文化”。載道文化關(guān)乎國家社稷、人倫綱常、政教風(fēng)化、經(jīng)濟仕途，有著鮮明的社會功利性，所謂“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白居易《新樂府序》)云云。而閑情文化則關(guān)乎個體之情致、志趣、風(fēng)神、氣度等，往往表現(xiàn)為一種悠閑散淡的情懷、一種玄澹雅致的意境、一種高遠脫俗的韻致。它并不是某些哲人一時心血來潮的“即興創(chuàng)作”，而是一種極其深厚極其久遠的文化心理的積淀。從哲學(xué)上講，它是儒道互補的必然結(jié)果，是以道家逍遙自適的人生哲學(xué)和儒家“樂亦在其中”的生活信念作為基本理論依據(jù)的，是莊子哲學(xué)獨特的價值觀念及思辨方式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從社會政治角度考察，閑情文化表現(xiàn)為對社會責(zé)任、政治生活的一種規(guī)避，也是處于社會歷史壓力之下的人性的一種“保護性反應(yīng)”。它濫觴于魏晉時期，是魏晉時期社會政治經(jīng)濟及哲學(xué)思潮、時代風(fēng)尚的必然產(chǎn)物。

閑情文化與載道文化相對立又相補充。閑情文化雖不似載道文化那般展示著人生舞臺上轟轟烈烈的“正劇”，卻以其平淡優(yōu)雅的形式更貼近真實的人生，更生動地更細膩地展示著有深厚的文化教養(yǎng)的士大夫們空靈剔透的心靈境界，反映著他們對俗世塵間所持的藝術(shù)心態(tài)及對平凡人生的詩意感悟。如果說屈原悲壯的一躍譜寫了載道文化中最輝煌的篇章，那么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是閑情文化最典型的寫照。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閑情文化在濫觴時期是生活優(yōu)裕、精神空虛的魏晉名士們的“專利品”，它是作為儒家傳統(tǒng)的對應(yīng)物出現(xiàn)的，往往帶有狂放、怪誕的色彩，令人望而卻步。而陶淵明的意義正在于：他以自己獨特的人生實踐將在魏晉名士那里既有幾分放誕又有幾分做作的“閑情”化為一種高雅而平實的、能夠為人們普遍實踐的人生藝術(shù)。也就是說，是陶淵明使閑情文化得到最完美、最切實、最生動的表現(xiàn)形式；閑情文化的基本特質(zhì)和價值取向也是通過陶淵明才得到充分的闡釋，才得到確定。陶淵明以自己的人格和風(fēng)格將一種東方文化模式的理想境界呈現(xiàn)給后世文人，他也因此而進入了人們心靈中的圣殿，成為一種文化精神的象征。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田，從重志節(jié)的傳統(tǒng)上看，可以說是《禮記?檀弓》中“君子不食嗟來之食”的古老故事的翻版。不過，盡管“兼濟”不成而轉(zhuǎn)向 “獨善”是儒家人生哲學(xué)為士大夫規(guī)定的退身之路，但促使陶淵明最后“投冠旋舊墟”的，主要還因為他深受莊子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心中有一個莊子式的價值判斷：權(quán)勢、功名、貪欲等都是違反自然的異己力量，個體精神應(yīng)當(dāng)從“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受制于外物的功利滿足是卑微渺小的，而個體精神上的自適才是最值得珍視的；對各利地位聲譽的功利追求，遠遠比不上超功利的精神享受，況且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滿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為代價的。正因為陶淵明心中有這么一個莊子式的價值判斷，抱定了莊子式的審美態(tài)度，因此他在由“兼濟”轉(zhuǎn)向“獨善”之路時，不像許多士大夫那樣沮喪，而有一種羈鳥出籠、池魚投淵的解脫感，有一種大夢初醒似的醒悟感，“覺今是而昨非”。他覺得自己混跡官場是“誤落塵網(wǎng)”，是受“外物”所惑而喪失“自我”；而現(xiàn)在，他終于重新找到了“自我”，“復(fù)得返自然”。——這就是他所說的“不委曲而累己”。

綜上所說，“寧固窮以濟志”——表現(xiàn)著儒家傳統(tǒng)對志節(jié)操守的極端重視；“不委屈而累己”—— 表現(xiàn)著道家傳統(tǒng)對精神自由、個體人格的極端推崇。這二者在陶淵明那里通過“不為五斗米折腰”、拂衣歸田的行為實踐，終于熔鑄成一個統(tǒng)一體，共同營構(gòu)成陶淵明精神框架的主體，揭示著陶淵明思想的底蘊。經(jīng)過長期的內(nèi)心矛盾沖突之后，陶淵明在行動上結(jié)束了“一心處兩端”的局面，他的心靈經(jīng)過“貧富常交戰(zhàn)”的艱難歷程而達到了“道勝無戚顏”的新境界，進而實現(xiàn)了新的心理平衡。儒道二家的傳統(tǒng)在他的心田中交融，使他的精神面貌表現(xiàn)出獨特的個性魅力：他既遵循儒家的倫理道德原則，重視個人品節(jié)，又毫不矯揉造作、自我壓抑有如漢儒；他既推崇道家的自然之旨，任真自得，追求“真”、“淳”，又不流于頹唐放誕有如元康名士。——綜觀陶淵明的為人處世，都可以看到這種鮮明的個性色彩。恰如鐘秀所贊：

放浪形骸之外，謹守規(guī)矩之中，古今元亮一人而已!(《陶靖節(jié)記事詩品》)

他既有一身不畏歲寒的勁節(jié)，又有一副天子不得臣、王侯不得友的傲骨；既有溫良淳厚的心地，時而又露出憤世嫉俗的情懷。世間能有幾人將能夠“放浪”與“規(guī)矩”集于一身而不露斧鑿之痕?

總之，陶淵明由仕而隱的人生經(jīng)歷可以說是中國封建時代絕大多數(shù)士大夫人生道路的縮影。他以自己對人生道路的抉擇為世人提供了一個重志節(jié)、重精神追求的典范，他以自己獨特的思想個性及行為經(jīng)營出一片心靈天地，這是一個經(jīng)歷矛盾沖突之后而達到寧靜和諧的境界，是一個清貧寂寞而又充滿精神樂趣的境界，是一個真正遺落了榮利、忘懷得失的境界，給后世官場失意的人們以深刻的啟迪及無限的慰藉。

其次，陶淵明以自己的生活態(tài)度、生活情趣及生活實踐展示了一個人世極深而出世甚遠的境界，其中包含著他對人生真諦和生活本質(zhì)的獨特理解和思考，這表現(xiàn)在：

第一，“謀道”與“謀食”并重。

陶淵明欣然地歸田躬耕，固然是他把躬耕壟畝當(dāng)成是效法古賢的高尚之舉，在心理上毫無芥蒂；但是，他之所以能夠堅定不移地把躬耕自資作為人生的歸宿，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對人生和勞動持有一種非常質(zhì)樸平實的看法。眾所周知，孔子提倡“固窮”之節(jié)，卻鄙視勞動，認為“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魏晉以來的士大夫更是“恥涉農(nóng)桑”(《顏氏家訓(xùn)?勉學(xué)》)。陶淵明膺服“固窮”之說，但同時也從自己的生活實踐中認識到：孔子“憂道不憂貧”的話“瞻望邈難逮”，可望而不可即。自己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能“不憂貧”，不可能“不謀食”，因此他“轉(zhuǎn)欲志長勤”，決心勤于耕作來解決衣食之虞。他曾寫過一首《勸農(nóng)》詩。在詩中，他委婉地批評孔子不問耕耘、董仲舒不理園事的態(tài)度，在他看來：“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盡管他還不可能認識到“勤”未必“不匱”，但是他從“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這一平凡樸素的道理出發(fā)，強調(diào)人人都應(yīng)參加勞動，“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這些詩句對于古今恥涉農(nóng)務(wù)之輩，實在是振聾發(fā)聵的至理名言。

因此，在“謀道”與“謀食”、“憂道”與“憂貧”上，陶淵明采取了一種非常實際的態(tài)度。他“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幣”(《感士不遇賦》)，他“竟抱固窮節(jié)，饑寒飽所更”(《飲酒》之十六)，他嘆息“羲農(nóng)去我久，舉世少復(fù)真”(《飲酒》之二十)——這是“謀道”、“憂道”。他“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之三)，他關(guān)心“桑麻日已長”，“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園田居》之二)，他感慨“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這是“謀食”、“憂貧”。可見陶淵明不僅有著“謀道”、“憂道”的高曠襟懷，而且有著“謀食”、“憂貧”的樸素本色。這在以“君子勞心”自別于“小人勞力”的封建文人中是極少見的。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陶淵明“謀道”、“憂道”并不是不著邊際的玄談空想，他始終把“謀道”“憂道”放在 “謀食”“憂貧”的基礎(chǔ)上，始終堅定不移地把歸隱之后的生活理想、人生道路落實在躬耕自資的行動上，從“躬耕未曾替”的實踐中去挖掘“道”的精髓。

陶淵明對生活、對人生所持有的獨特見解，促使他成為第一位田園詩人。他的田園詩生動地表現(xiàn)了他既“謀道”又“謀食”的情景，記錄了他在躬耕生活中的種種感受，其中有勞動的甘苦，有勞動者的希望和憂慮，貫穿著陶淵明質(zhì)樸的生活態(tài)度和人生理想，既有“謀道”者的孜孜求索，也有“謀食”者的辛勤耕耘。正如鐘惺所云：“陶公山水朋友詩文之樂，即從田園耕鑿中一段憂勤討出，不別作一幅曠達之語”(《古詩歸》)——后世學(xué)陶者雖然眾多，有幾人懂得“田園耕鑿”、“一段憂勤”?有幾人能集“高人性情”和“細民職務(wù)”于一身?這一點，正是陶淵明難以企及之處。

第二，集高曠的情懷與淳厚的情味于一身，從陶淵明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有著秋菊般閑遠的風(fēng)韻，有著青松般傲岸的品節(jié)，有著幽蘭般清雅的氣質(zhì)。后人極其贊賞他的“高”，說他“超然塵外”者有，說他“無煙火氣”者有，清人葉燮更是斷言：“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原詩》)。然而，陶淵明并不是離群索居的怪人，“胸次高曠”僅僅是他性情的一方面，他并沒有“吐棄人間一切”，更不是不食人間煙火。恰恰相反，陶淵明高于其他隱士之處正在于他沒有厭棄人世，沒有“吐棄人間一切”，而是以極其寬厚的胸懷擁抱他所生活的土地，以極其淳厚的感情去追求人間世的真善美。

在陶淵明的心目中，“人間世”是分裂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的：官場是“非自然”的所在，為名利榮祿而鉆營奔競的人是“非自然”的人；有著青山綠水白云藍天、長著稻麥?zhǔn)吖种窕ú莸奶飯@，日出而作、日暮而歸、耕而食、織而衣的人們，則是合乎“自然”的。因此，酷愛自然的陶淵明對田園、對生息在田園里的人們懷著一種天然的感情。他之拂衣歸田，不是因絕望而棄世，而是拋棄虛偽欺詐，走向真淳、平和、質(zhì)樸的人生境界。他喜愛鄉(xiāng)村簡樸的生活，只要“園中有余滋，舊谷猶儲今”(《和郭主簿》之一)，就非常滿足；他笑吟吟地聆聽父老鄉(xiāng)親們的絮叨，與他們一起分享勞動的甘苦；他樂意和這些樸野直率的人們朝夕相處，從他們的喜怒哀樂中、希望與焦慮中，領(lǐng)悟著生活的真諦。他的《歸園田居》五首，《移居》二首等詩篇都流蕩著鄉(xiāng)村生活特有的古樸情調(diào)，“田園真景，令人悠然”(孫人龍《陶公詩評注初學(xué)讀本》卷一)，沒有對鄉(xiāng)村生活的一片愛心，是寫不出這樣韻致真曠而感情淳樸的詩篇的。

對自己的子女，他也是懷著一副慈父的心腸。他所寫的《責(zé)子》詩雖然通篇都是責(zé)備之詞，然而字句間卻流露出詩人掩飾不住的慈容笑意，說起兒子的種種頑劣，如數(shù)家珍。明人張自烈說得好：“士雖達觀，僅可忘情俗累，未有置天性之愛于膜外，如萍梗之適值者”(《箋注陶淵明集》卷三)。他晚年所寫的《與子儼等疏》更是一片親子之情躍然紙上。正是這種“自謂是羲皇上人”的高韻和擁撫兒女于膝下的深情和諧地統(tǒng)一起來，造成了陶淵明獨具的感情色調(diào)，高曠而不冷漠，深情而無俗情。所以在世人眼中，陶淵明不是高不可攀的偶像，人皆可友，人皆可師。

第三，執(zhí)著與通達的統(tǒng)一。陶淵明雖然歸隱了，但他的心并不是一眼干涸的深井，失望、若悶、不平??都會使他心潮起伏。在月白風(fēng)清的夜晚，他因“有志不獲騁”而悲憤難眠；為了奇托對殘暴政治的不滿，他寫下了熱情豪放的《詠荊軻》；在《讀山海經(jīng)》組詩中，他更是“借荒唐之言，吐岔涌之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這些詩篇展示了詩人憂國傷時的悲烈情懷，讓人們看到了陶淵明性格中執(zhí)著激烈的一面，“平淡的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熹《朱子語類》)對于固窮之節(jié)的堅持和對于道義的追求，也同樣表現(xiàn)著陶淵明的執(zhí)著，這在《詠貧士》、《擬古》等詩中都可以看到。對于生命的流逝、物質(zhì)生活的匱乏，他也“每每多憂慮”，不能無動于衷。可見作為高士的陶淵明對于世事、人生、生命都有相當(dāng)?shù)膱?zhí)著。

然而，盡管陶淵明“并非渾身都是‘靜穆’”，盡管有人說他“豪放”、“不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但是陶淵明的性格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仍然是那份少有的灑脫、平淡、從容。

這主要緣于陶淵明對人生、生活、世事持有一種莊子式的“順應(yīng)自然”的態(tài)度。他認為人生的壽天、窮通、榮辱、貴賤等都是自然化遷的結(jié)果，就像四季轉(zhuǎn)換、寒暑代謝一樣。“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fù)疑”(《飲酒》之一)，因此通達之士決不會執(zhí)著于窮通、榮辱，也不必為壽夭、貴賤而苦惱；他像順應(yīng)四季寒暑變化一樣，對人生的種種坎坷遭際抱“委運任化”的態(tài)度，“情隨萬化遺”(《於王撫軍座送客》)，絕不逆“道”而行，自苦身心；他將把人生的種種煩惱、羈絆都委置不論，讓自己的精神“委運”而去，“縱浪大化中”(《形影神》)。——陶淵明正是深悟自然化遷之理的“達人”，于是內(nèi)心的沖突化解了，感情的風(fēng)暴平息了，他的心境重新呈現(xiàn)出一片深沉的寧靜，“不喜亦不懼”(《形影神》)。

與“委運任化”的人生態(tài)度相聯(lián)系的是，如前所說，陶淵明的人生持有一種莊子式的價值判斷，那就是：人間世的功名、功業(yè)、聲名、榮華等，固然有其不可忽視的功利價值，然而“榮華誠足貴，亦復(fù)可憐傷”(《擬古》之四)，比起超功利的精神享受、比起自我的人格精神來，實在算不了什么!在崇高自然、尊重自我的陶淵明的深層意識中，對功業(yè)、聲名等“外物”的任何執(zhí)著都意味著對自然人生的違背；每一次內(nèi)心感情風(fēng)暴的平息，都意味著精神上的復(fù)歸自然。因此，他總是能夠以相當(dāng)瀟灑的姿態(tài)從種種煩惱、失望、憤懣中解脫出來，“窮通靡攸慮，顦顇由化遷”（《歲暮和張常侍》)。

正是由于具有“委運化遷”的生活觀和超功利的價值觀，陶淵明才能夠?qū)θ松娘L(fēng)風(fēng)雨雨、百態(tài)眾生持一種通達態(tài)度，不致陷于感情危機中不能自拔。例如一場大火之后，全家人只好在舟船上棲身，他想到自己一生孤介，卻總是遭遇不幸，不禁心情激憤。然而，“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他的精神就超越了眼前的煩惱，神思悠悠地想到古太平時代；他想：既然自己生不逢其時，也就罷了，還是去澆灌我的菜園吧。“他人遇此變，都作牢騷愁苦語，先生不著一筆??此真能靈府獨閑者。”(蔣薰評《陶淵明詩集》卷二)——陶淵明就是這樣超然于煩惱、苦悶、憂愁之上，由 “執(zhí)著”轉(zhuǎn)向“通達”。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的思想性格中有著非常鮮明的兩面：既有形而上的“謀道”、“憂道”，又有形而下的 “謀食”、“憂貧”；既有高曠的不染塵俗的襟懷，又有極質(zhì)樸極淳厚的人情味；既有對世事的執(zhí)著，又有對人生的通達——這貌似矛盾的兩面卻和諧地構(gòu)成了一個人世極深而出世甚遠的境界：他心里有許多牽掛羈絆，想得極深，盼得極切——這是他入世極深的一面；他能夠從那些牽掛羈絆中解脫出來，從從容容地從荊棘遍生、濁流縱橫的人間世走過，神情散淡，氣韻飄逸——這是他出世甚遠的一面。在人生這出悲喜劇中，陶淵明能“進”能“出”，從容自然，這是很難達到的境界啊!第三方面，陶淵明以自己的生活品味、藝術(shù)追求展示了一個富于玄澹意趣的境界。

陶淵明對生活抱著一種忽略外在形式、注重內(nèi)心感受的態(tài)度。

他讀書重在“會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他總是在前人的思想資料中尋求一點與自己的性分心境心意相契合的東西，一旦“夫子言之，于我心戚戚焉”，便微微頷首，自得其樂。

他好撫無弦琴，自言：“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蓮社高賢傳?陶潛傳》)，莊子說：“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天運》)，陶淵明正是從這種“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孔穎達疏《禮記》)的“無聲之樂”中領(lǐng)悟到不可言狀的“弦外之趣!”

他“性嗜酒”，深悟“酒中有深味”，因此他時常懷著一種藝術(shù)的心情來品味酒中的妙諦，尋求“人間榮與利，擺落如泥塵”(白居易《效陶潛體詩》之十二)的真淳境界。

他不介意躬耕壟畝的種種辛勞，卻留情于原野上宛啼的鳥兒、隨風(fēng)起伏的秧苗，從中領(lǐng)略到自然生命的活力；他也不介意茅屋的簡陋，繞屋扶疏的樹木和棲于濃蔭中的鳥兒都使他感受到恬然自樂的情趣。他可以從晨興暮歸的勞動中品嘗出“帶月荷鋤歸”的詩情，也可以從“但道桑麻長”的閑談中體會到“靈府長獨閑”的真趣。在嚴(yán)寒的冬日，面對“傾耳無希聲，在目浩已潔”的紛紛大雪，他體味著“君子固窮”的清介之韻；在盛夏北窗下的陣陣涼風(fēng)中，他遺忘了缺衣少吃的煩惱，領(lǐng)略著先民的悠然之味??盡管現(xiàn)實生活中火災(zāi)、蟲災(zāi)、饑荒不斷困擾他，盡管他時常有柴水之勞、衣食之虞，但他的心靈總能夠從平凡艱苦的田園生活中品味出一種超然脫俗的意趣。

他的田園詩(尤其是早期所作的田園詩)也是重在寫“意”，或者說以“意”為詩，重在寫自己心意中的田園，而不是描摹田園實景。所以元好問說：“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陳師道也說：“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不過，他的“意”不是向壁虛構(gòu)的產(chǎn)物，他的“胸中天”是從農(nóng)村生活特有的體驗中升華出來的，他的“胸中之妙”也大多來自切實的生活感受，包含著對于歷史社會、現(xiàn)實人生、宇宙自然的深刻觀察和嚴(yán)肅思考。

總而言之，陶淵明讀書，期望的是“每有會意”；陶淵明撫琴，追求的是“琴中趣”；陶淵明飲酒，醉心的是“酒中味”；陶淵明寫詩，注重的是胸中之“意”。——不管是“趣”、“味”，還是“意”，在實質(zhì)上都是一種無形無狀、非物質(zhì)的東西。可見，在現(xiàn)實生活中，陶淵明的心靈不拘于外在形式和表象，而是努力透過具體的物質(zhì)的“言象”來追尋一種超然于“言象”之上的意趣和意境。這既是他心無滯物、超逸曠達的胸次性情的表露，也是他崇尚自然的美學(xué)觀的反映，更是他觀察自然、體驗人生的獨特方式的表現(xiàn)——這是一種遺落形式、舍棄表象、注重內(nèi)心感悟的思辨方式，與魏晉玄學(xué)提倡的“得意忘象”、“寄言出意”有密切關(guān)系(不過陶淵明雖然“得意”，但未必真正“忘象”)。這種思辨方式對陶淵明是至關(guān)重要的，它使得陶淵明能夠從一個超然的角度，以一種審美的眼光，抱著一種詩意的心態(tài)去面對紛紜煩擾的世界。憑借它，陶淵明得以從尋常農(nóng)家景象中提煉出閑遠的意境，得以將尋常生活點化為雋永的詩篇，得以從耕讀生活中營建出一個高雅玄澹的境界。

以上我們從三個方面討論了陶淵明所展示的理想境界的特點及其包含的文化精神，它們既顯示了陶淵明與儒道傳統(tǒng)的深厚關(guān)殺，更體現(xiàn)了他的個人風(fēng)采。一種東方文化模式的獨特魅力和深刻內(nèi)涵在陶淵明境界中得到了最質(zhì)樸最完美的表現(xiàn)。

為了進一步突出陶淵明所代表的文化模式——閑情文化的特質(zhì)，下面將陶淵明與屈原——載道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一個簡略的比較：

屈原和陶淵明都同樣具有高潔的情操，拒絕隨波逐流。陶淵明之辭官，與屈原打算去國遠游，原因大致差不多，皆是憤慨于官場之黑暗、人欲之橫流。不過，屈原更多的是痛恨于世不容己，有志難伸；陶淵明則更著眼于“質(zhì)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餓凍雖切，違己交病”。屈原入世，懷著“當(dāng)仁不讓”的強烈使命感，雖九死而不悔，他之去國，是迫不得已，走得很痛苦，一步一回頭。陶淵明則不然。在他的潛意識中，“人世”是外加的責(zé)任，是去盡一種不得不盡的責(zé)任，去做一種不得不做的嘗試，他“入世”僅僅是身“入”，心未“入”。所以他辭官是性情所之，走得無牽無掛。在他看來，歸隱田園并不是人生的失敗，而是堪破一個謎團，走向一個新境界。屈原認為自己遭放逐的原因是：“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他從來沒有考慮過在“清”與“濁”、“醒”與“醉”之間是不是還有第三種選擇，比如外“濁”內(nèi)“清”，猶如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蓮?比如佯醉而實醒，猶如孑L子“不得與之言”的楚狂接輿?所以他只好“赴潮流”，以生命去實現(xiàn)對人生價值的追求。陶淵明則自守清貧，自得其樂。也就是說，莊子人生哲學(xué)的介入使他在“清”與“濁”、“醒”與“醉”之間找到了另一種選擇。在陶淵明看來，只要在精神上超越濁世的污穢，不為其所羈絆，便可以保其清白；只要不為物欲迷失自己的自然本性，又何妨“只雞招近局”、“且共歡此飲”、大醉一場呢?又何妨詩中 “篇篇有酒”呢?這就像當(dāng)年湘江畔那位“鼓枻而去”的漁父所唱的“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漁父》)。——不管“水清” 還是“水濁”，皆有自處之道，“水”之清濁又怎么奈何得了我之清濁呢?于是陶淵明歸去了，像無心出岫的白云自在地飄浮在峰巒間，像知倦而返的歸鳥滿足地棲息于山林里，在躬耕自足、壺酒自酌、寄傲南窗、覓趣小園、臨流賦詩、登皋舒嘯??的生活中獲得了極大的樂趣。

由此可見，陶淵明的生活哲理中有著莊子式的超脫，這是與屈原明顯不同之處。

但是同樣要注意的是，陶淵明并不是莊子。莊子對人生抱著極大的偏見，在他高傲的俯視下，現(xiàn)實人生是一片沒有綠意的荒漠，人的實踐活動不過是一連串沒有意義的勞碌奔波，受制于“外物”。陶淵明則不然。他在現(xiàn)實人生中活得有滋有味。他超脫了束縛精神的世間煩惱雜念，卻沒有追隨莊子遁人“太虛”境界，也沒有變成一個莊子式的厭世者；相反，超脫俗念的結(jié)果是使他更多地覓得生活的“真味”，更好地享受生活。他之“歸去來兮”，是回到一個洗去偽飾虛榮、更真實也更富于人情味的人生境界。陶淵明和莊子一樣有著憤世嫉俗的心情，崇尚自然。但陶淵明的“自然”不僅存在于非社會形態(tài)的山水林泉、田園風(fēng)物之中，也存在于古風(fēng)淳厚的鄉(xiāng)村生活之中。他總是很有興致地在耕讀生活中尋覓人生妙境，緊緊擁抱屬于自己的那一份樂趣。顯然，陶淵明的“自然”是一種不排斥人間情味的“自然”，而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自然”。

綜上所述，陶淵明既有著莊子式的超脫，同時又對孔子“樂亦在其中”的哲理別有心得。在他那里，莊子的逍遙自適和孔子的現(xiàn)世精神水乳交融，完美地結(jié)合在一起，結(jié)晶為一種嶄新的富于東方色彩的人生哲理、一種介乎二者之間而又兼?zhèn)涠咛刭|(zhì)的生活模式。這就是陶淵明意味深長的詩句所表白的：

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陶淵明像孔子一樣鐘情于“人境”，“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誠懇地享受著生活的賜予。但是他身在“人境”，心地卻是一片空靈澄靜，追名逐利的“車馬喧”不能干擾他逍遙適意的精神。他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呢?“心遠地自偏”，只要自己的精神能超脫于世俗的沼澤之上，尋常“人境”也化為空明純凈之境。

“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是陶淵明獨特的生活模式的寫照。它藝術(shù)地概括了陶淵明所展示的理想境界的精髓，也形象地揭示了陶淵明所代表的文化模式——閑情文化的兩個重要特點：

首先在于它的超功利性。從陶淵明的詩文及生活實踐中可以看出，他總是懷著一種藝術(shù)的心情，用一種超越于利害得失之上的態(tài)度即審美觀照的態(tài)度來對待生活。現(xiàn)實生活中的功名利祿對于他來說，不過是必須掙脫的“樊籠”、“塵網(wǎng)”而已。他摒棄了窮通榮辱之念，精神超然于物欲之上，不為“外物”所累，心境一片空明 ——這就是他所說的“心遠”。正因為心遠離了俗念的引誘，他才能夠做到“心不滯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車馬不覺其喧”(王士稹《古堂千金譜》)，才能夠以一種豁達的心情來對待生活中的種種變故，不因外物之得而喜，不因外物之失而悲。鐘惺說得好：“‘心遠’二字，千古名士高人之根”(《古詩歸》卷九)，正因為“心遠”，“趣閑而累遠”(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三)，才得以“無車馬喧”，才得以“采菊”、“見山”——這正是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境界啊!陶淵明正是用自己聰睿的心靈、質(zhì)樸的言行、寧靜淡遠的情懷，經(jīng)營出一片與名利場迥然有別的天地，為后人啟迪著閑情文化的妙境。

其次，追求“靈”與“肉”的完美結(jié)合。在這里，“靈”指的是精神生活，“肉”指的是物質(zhì)生活。

陶淵明“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生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據(jù)于莊子逍遙自適的人生哲學(xué)。莊子的人生哲學(xué)講究無功、無名、無己、無情，講究精神超越，鄙視塵世的苦樂哀歡和肉體的物質(zhì)享受，追求精神上的無拘無束和融于宇宙自然的至情，把精神上的逍遙自適看成是人格理想，把“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當(dāng)作是最大的精神享受。陶淵明也是非常注重精神的超脫自在，不肯讓“心為形役”，即便備嘗艱辛，“拙生失其方”，陷于物質(zhì)生活極端貧匱的境況，也不肯讓尊貴無比的“靈”屈從于“肉”，而始終保持著精神上的歡娛自足。

需要指出的是，陶淵明之安貧守志，自然是遵循孔子“君子固窮”的遺訓(xùn)，不失儒家本色。但是他面臨清貧的物質(zhì)生活時所表現(xiàn)出來的那份罕見的灑脫、那份罕見的通達，卻是源于莊子對“肉”的蔑視。儒家講“孔顏樂處”，說不管物質(zhì)條件是好是壞，其中都有樂趣；莊子卻是“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認為精神上的歡樂是凌駕于物質(zhì)生活之上的，不受物質(zhì)生活的影響，與“窮通”無關(guān)。這二者有微妙的區(qū)別。陶淵明對待貧窮生活的灑脫態(tài)度正得益于莊子式的價值判斷。

但是，陶淵明追求“靈”，并不像莊子似的蔑視“肉”。莊子之“超脫”是逃世，是飛向絕塵的世外；而陶淵明之“超脫”，僅僅是掙脫功名利祿的羈絆，回到自然淳樸的尋常人生中。莊子之“超脫”是本著對人生的蔑視，陶淵明之“超脫”則緣于對質(zhì)樸人生的愛好。

因此在陶淵明那里，“靈”與“肉”是不可分割的。他像莊子一樣以罕見的灑脫態(tài)度來對待生活中的種種困頓，不為“肉”所動；同時又像孔子一樣以極富人情味的態(tài)度領(lǐng)悟著生活中的甘苦。他謝絕了官場應(yīng)酬，卻笑吟吟地與農(nóng)人共話桑麻。他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口腹自役”，卻肯為了衣食生計而勤勤懇懇地耕耘。正因為他對人生懷著極真誠的感情，所以“此老于世直無物不佳，亦無物不樂!”(楊雍建《詩鏡》)也就是說，陶淵明所追求的尊貴無比的“靈”并不是漂泊無依的白云，而是像深谷幽蘭一樣植根于現(xiàn)實土壤之中；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不是飄渺無蹤的仙境，而是“人境”。宋代詩人蘇軾說陶詩有“奇趣”，這個“奇趣”正是寓于平淡無奇的鄉(xiāng)村生活中，寓于“無車馬喧”的“人境”中。所以林語堂先生說：“在我的心目中，陶淵明代表著中國文化的一種奇怪的特質(zhì)。這種特質(zhì)就是肉的專一和靈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靈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yu的物質(zhì)生活的奇怪混合”(《生活的藝術(shù)》)。

顯而易見，閑情文化的第二個特質(zhì)—— “靈”與“肉”的完美結(jié)合，與它的第一個特質(zhì)——超功利性是密切相關(guān)的。陶淵明以他的生活、他的詩文、他的風(fēng)神——他的一切，揭示了閑情文化的本質(zhì)意義在于：追求人生的審美境界，把尋常的“人境”點化為高雅的詩境，從世俗的生活中品味出雅趣，即讓世俗的生活“脫俗”。

陶淵明所代表的這種文化模式深刻地契合了具有高度文化修養(yǎng)的封建文人士大夫一種獨特的文化心理：他們一方面認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要的正當(dāng)性；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肯以世俗物質(zhì)生活為滿足，認為有失風(fēng)雅，太“俗”，應(yīng)當(dāng)“應(yīng)物而無累于物”。因此，他們一心要做陶淵明那樣的不避俗而不溺于俗的 “雅人”，用盡心思在“雅”字上下功夫，將“俗”視為人生大敵。明人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引黃山谷的話說：“士生于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yī)也。”李笠翁在《閑情偶寄》中也說：“以人之一生，他病可有，俗不可有”。他們的話很能代表極大一部分封建文人的心態(tài)和品味。如何才能“免俗”呢?在他們看來，“變俗為雅，猶之點鐵成金”(李笠翁《閑情偶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言一行、一事一物，施之得當(dāng)，皆可收功效。這是從形跡上經(jīng)營。更重要的是使人的內(nèi)在精神氣質(zhì)“脫俗”，像陶淵明那樣“任真自得”、“忘懷得失”。這是極難達到的境界，也是歷代文人最傾心的境界。因此他們努力以閑淡平和的心境去面對世間百事，精心經(jīng)營著一片安頓閑情逸致的園地。他們以閑在之身，操持著品茶、飲酒、蒔花、種竹、玩古董、置木石、游名山、覽勝水、看松影、聽鶴鳴??種種閑散之事，努力把自己的精神、氣質(zhì)、趣味、風(fēng)度融于日常生活中，讓吃飯、穿衣、烹飪??這些俗事都點染上個人的風(fēng)格，見出個人的情韻，以收“點鐵成金”的功效，變俗為雅，甚至連親手烹制的魚羹似乎也“超然有高韻，非世俗庖人所能仿佛”(事見蘇東坡《記煮魚羹》)。他們則從種種俗事中獲得一種超乎感官享受之上的雅趣。——總之，自宋元以來，在世俗生活中追求一種高雅的韻味成了中國封建文人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閑情文化蔚為大觀。

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以其生活境界、生活態(tài)度、生活方式闡釋了閑情文化的價值意義，展示著這種文化模式的理想境界，故而被人們當(dāng)作心理上文化上的認同對象，千百年來備受推崇。

注釋

[1]例如蘇軾對屈原也只肯說一個“賢”字：“雖不適中，要以為賢”。朱熹批評杜甫“嘆老嗟卑，志亦陋矣”，也是以“人可以不聞道哉”為依據(jù)，認為杜甫未聞于“道”。

[2]例如辛棄疾說陶淵明：“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聞道更誰聞”(《書淵明詩后》)；羅大經(jīng)說：“淵明可謂知道之士。”(《鶴林玉露》)。

[3]例如趙秉文說：“千載淵明翁，誰請不知道。”(《和淵明飲酒》)；賀貽孫說：“大抵彭澤乃見道者。”(《詩筏》)

(原載《文學(xué)遺產(chǎn)》1994年第2期)

第三篇：從陶淵明《歸園田居》觀望真實人生論文

從《歸園田居》看真實人生——陶淵明

[摘要]：《歸園田居》以篇幅短小的五個片段，以簡樸自然的語言，寫出優(yōu)美的田園風(fēng)光和閑適的田園生活，記錄了陶淵明從官場轉(zhuǎn)向鄉(xiāng)村的人生歷程，從中表達了他對田園生活的渴望；從《歸園田居》看陶淵明的真實人生，可以從中看到以貧傲世，猛志長存的陶淵明，也可以看到無奈走出官場的陶淵明，它以樸素的語言寫出陶淵明的心志、情趣和人生體悟。

[關(guān)鍵詞]：《歸園田居》、陶淵明

魏晉以來,全國處于分裂狀態(tài)，面對著政權(quán)變換、民族矛盾尖銳、社會動蕩不安的社會現(xiàn)實，不滿現(xiàn)實的知識分子做出了反抗避世之舉②。酣飲者以酒傲世, 佯狂者以狂傲世, 其本心, 都是藉此不與昏暗之世合流, 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魏晉人向外發(fā)現(xiàn)了自然，向內(nèi)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深情。他們鐘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蘭亭之游、金谷宴游風(fēng)流千古；特別是山水、田園詩派均風(fēng)靡于此期。其中，陶淵明對自然的追求和對自然觀的理解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他是造化所鐘的“尤物”、是六朝時代的寵兒，為了在一個世風(fēng)衰微, 道義無存的社會里, 保持自己高潔的自我人格，他在暮年篤守固窮之節(jié),用一種相當(dāng)激烈的態(tài)度來刻意維護自我, 亦可稱之為以貧傲世,較之嵇阮等前賢, 陶淵明所為, 可謂方式不同而其道一也。陶淵明的個性品格、詩歌題材、詩中之理、藝術(shù)風(fēng)格無不表現(xiàn)了對自然的追求，故有“田園詩人”之稱②。而自然與自由相關(guān)，淵明及魏晉士人對自然的渴望，實際上表征了他們對形體自由及精神自由的雙重渴望。

晉安帝義熙二年,亦即淵明辭去彭澤令后的次年,陶淵明寫下了《歸園田居》五首著名詩篇，這是他辭舊的別詞,迎新的頌歌，詩中所反映的深刻思想變化,所表現(xiàn)的精湛圓熟的藝術(shù)技巧,使廣大陶詩愛好者為之傾倒。

陶淵明在《歸園田居》②中做到以詩表情，情融詩中。他在詩中描繪的茅舍草屋,榆柳桃李,南山原野,犬吠雞鳴這些在高貴的世族文人看來也許是難登大雅的常景, 卻讓人發(fā)現(xiàn)了蘊含其中的樸質(zhì)、和諧、充滿自然本色情趣的真美。他不是以鑒賞者那種搜奇獵異,見異思遷,以短暫浮泛的感情去玩賞,而是以一種鄉(xiāng)土之思去體察,去頌贊。所以,他的感情執(zhí)著、渾厚、廣闊、專注，周圍的一切都是他生活中無言的伴侶,啟動他心靈深處的共鳴，從而令他以作詩來表達他對生活的發(fā)泄和憧憬，表達了他辭官歸田的愉快心情和寫出了鄉(xiāng)居的樂趣，抒發(fā)了他的 真性情。

①如“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中枯燥的數(shù)字一經(jīng)他化入詩中,就被賦予無限活潑的生命力，句中洋溢著一種故園依舊的氣息,以及“吾愛吾廬”的一往深情，表現(xiàn)出陶淵明辭官以后那心境的閑適淡泊；“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①是寫檐后榆柳樹影婆娑,平息了詩人心中的焦慮，眼前桃李花榮實繁,弄姿堂前,喚起詩人心中多少歡欣，詩人在同無知的草木交流著感情，極目遠眺,炊煙融入暮靄,側(cè)耳諦聽,依稀聽得犬吠雞鳴，盡顯萬種詩情；“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①寫出了遠村的隱約迷茫,而詩人久久地佇立凝望,現(xiàn)出了他那渴望炊煙裊裊,天宇蒼茫的淡泊生活和 安貧樂道的心胸,這同他得到大解脫之后那種寬敞的心境配合得十分和諧。“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 ①中“久”與“三十年”相映,“樊籠”與“塵網(wǎng)”相映,“自然”與“性”相映,而以一“返”字點明了“魂兮歸來”的樂趣。是的,官場消蝕了自己的半生,玷污了自己的“清節(jié)”,而今天,苦盡甘來,詩人終于得到了欣慰的補償。“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 ①詞因景設(shè),意隨詞轉(zhuǎn),暗暗傳出心境的微妙變化,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足當(dāng)“行云流水”之譽。“漉我新熟酒,雙雞招近局” ①這一“招”多么傳神!足不出戶,隔墻一呼,而知鄰居必不見怪,招之即來，相比之下,反覺“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繁縟了。

從《歸園田居》看到淡泊官名利祿的陶淵明，也看見了在鄉(xiāng)村和諧風(fēng)光背后那真實和無奈的陶淵明。

陶淵明以《歸園田居》一句“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①道出了他對自然田園生活的渴求，但他的心中并不是消弭了一切矛盾的靜穆世界，他心中總還難免有一絲惆悵之感，因為真正純凈的靈魂不會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不斷地濾除思想雜質(zhì)的過程中逐漸變得澄澈的。其實他少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志，他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在復(fù)雜的官場上徘徊，是因為始終找不到屬于自己的地方，是現(xiàn)實與理想的矛盾使他在人生的分叉路上做出抉擇,使他選擇逃離官場,使他在與現(xiàn)實社會相對立的理想田園世界中,發(fā)現(xiàn)了自己追求人格的尊嚴(yán),朋友的摯情,無地位尊卑,無貧富懸殊差別的人際關(guān)系,無爾虞我詐,相互傾軋的人生理想。現(xiàn)實與理想的矛盾沖擊使他最終只能無奈地發(fā)出了“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三 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①的感嘆，帶有點引咎自責(zé)的遺憾意味，以此結(jié)束了他坎坷的官場人生，但他并不是得到完全的解脫，只能說他成功地離開官場的生活，可以不再被官場上的繁瑣所干擾，確切地說，是帶有一點逃避現(xiàn)實的消極氣息。可以看出他是不愿觸及心中的隱痛,正如他在《歸園田居》中也很不愿意提及污穢的官場。鄉(xiāng)間的生活是簡樸甚至是貧困的，清靜甚至是寂寞的，但是,也正是這樣的環(huán)境,使陶淵明與村民們獲得了共同的語言,培育起一種樸實真摯的感情。

陶淵明走出了官宦世家，來到了久違的鄉(xiāng)村，也許是縱橫官場的他農(nóng)藝有些荒疏了吧，“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①”，寫出了他的耕種成果并不理想，但這里流露出更深層的情感，是他的一種自慚，自勉的情感。“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①僅從時間上看，可見詩人只想一心做好農(nóng)事，拋棄自己的過去，以及對適應(yīng)鄉(xiāng)村生活決心的堅定,他清除“荒穢”,也是清除心中的雜念。除去了雜草,心中也就寬慰了一些,表現(xiàn)他還是那個“性本愛丘山”的他,還是那個能夠樂于為農(nóng),也能夠為農(nóng)的他。荷鋤夜歸,心情傲然,舉頭仰望,皓月當(dāng)空,他就像一個凱旋的士兵，辛苦是有的,但正是這辛苦的勞作使他獲得了心靈的極大滿足。

詩的第四首同第五首實際是一首詩的前后兩個部分。寫陶淵明懷著無數(shù)意興,甚至是帶點炫耀的心情造訪故友、子侄等等,興奮地健步走向前方。他迫切要同故友共憶舊時歲月,向他們傾訴心曲,同他們暢飲幾杯??然而,展現(xiàn)在他眼前的是“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①”的殘破景象,聽到的故友“死歿無復(fù)馀①”的噩耗，他感覺真是應(yīng)了“一世異朝市”那句話。此時一向達觀的陶淵明此時仿佛感到萬籟俱靜，不禁發(fā)出了“人生似幻化,終當(dāng)歸空無①”的深沉感嘆。

陶淵明的《歸園田居》五首寫出了陶淵明的真實人生，這五首詩不僅分別從陶淵明辭官場,聚親朋,樂農(nóng)事,訪故舊,歡夜飲②幾個側(cè)面描繪了他豐富充實的隱居生活,更重要的是,就其所抒發(fā)的感情而言,是以心融自然,樂在其中的情趣來貫穿這一詩篇的。詩中雖有感情的動蕩、轉(zhuǎn)折,但那種歡愉,達觀的明朗色彩是輝映全篇的，真實地反映了陶淵明心中有詩，以詩會生活的生活情趣，我仿佛看見了真實的陶淵明，其昔日的生活生動地映入我們現(xiàn)代人的眼簾。

陶淵明在《歸園田居》中的描寫貼近平淡的生活，當(dāng)中的形象取自常見常聞的事物，而且是直寫其事，不假雕琢，不崇尚華麗的言辭，他《歸園田居》中深厚的意蘊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實感，托出詩的藝術(shù)形象和意境,但在平淡之中見神奇，樸素之中見綺麗。《歸園田居》的主旨在于寫意，在于表達陶淵明的心志、情趣和人生體悟，而寫景、敘事只是為意造境。陶淵明的《歸園田居》達到了物我合—、主客相融、渾然天成的藝術(shù)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統(tǒng)一。②

《歸園田居》是一首古老淳樸幽靜祥和的田園之歌；一首蘊含人生取舍深義的智慧之歌；一首沖決塵網(wǎng)張揚個性的力量之歌；一首融入自然享受自由的心靈之歌；一首蔑視塵俗實現(xiàn)自我的生命之歌。使我們在《歸園田居》的五首詩的五個片段之中，看到他真實的人生，體會到了他的真實情感，并且得到了自己獨特的感受。

陶淵明的《歸園田居》用樸素自然的語言表達真摯的情感，有時也會流露出逃避現(xiàn)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②。我們在他的《歸園田居》中能理解到的,就是他所付諸實施的。他耿直,不孤介；他隨和,不趨俗。他從不炫耀,也無須掩飾。辭官場不慕清高,本性難易也；樂躬耕使心愿無違；避郊游只圖棄絕塵想；悲人生,因為他留戀這短暫,充實的生活。正如他在《五柳先生傳》②中寫道：“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他那種“我寫我心,僅此足矣”的豁達，足以寫出了他的瀟灑。

陶淵明的人生，一字一句地寫在《歸園田居》，從《歸園田居》看到陶淵明的真實人生----一個從喧囂世俗中得到解脫的靈魂，一個渴望寧靜、和諧的人生。

[參考文獻]：①《中國歷代文學(xué)作品選》，朱東潤主編，第327—328頁,世紀(jì)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新一版

②《中國文學(xué)史》第二版第二卷，袁行霈主編，第59—74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7次印刷

第四篇：人生的境界

最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我們真正追求的呢？ 是成為別人期望的那個樣子，還是自己自在地生活？好多人選擇了前者，這也就意味著選擇了奮斗，選擇了委屈自己，甚至選擇了用健康去換取金錢，人生的境界。有時候我自己也在想，我到底是出去大城市奮斗呢，還是回自己的家鄉(xiāng)謀一份相對安定的工作，再做一份副業(yè)。我想我更傾向于后者吧。

本來一直覺得自己是屬于那種出去奮斗的人，不適合安定下來，適合不斷地奔波，不斷的變換生活，生活不會重樣的。可是慢慢地我也開始想靜靜的安定下來，沒有那么多的累，沒有那么多的無奈，想做到蘇軾那種閑看庭前花開花落，漫望天際云卷云舒的境界。

最近兩天一直泡在省圖的雜志區(qū)，翻閱各種感興趣的東西，關(guān)于未來，關(guān)于留學(xué)，關(guān)于就業(yè)，關(guān)于愛情，關(guān)于婚姻，關(guān)于人生，太多太多。忽然覺得，自己大一大二為何沒有來這里提升自己自己，而是把時間浪費在了逛街這種無聊的活動上面。讀越多的書，越覺得自己沒文化。最近的筆譯課，每一篇翻譯，都讓我有一種想屎的感覺，覺得我腹中無墨水，潛詞造句真是件難事。我只想把自己泡在各種書海里，也想嘗嘗在書海中遨游的感覺。古人說的書中自有顏如玉真有道理，書里面的東西總是能帶給你各種驚奇的東西。

前天去了我一直想去的省博，驚嘆于古人的鬼斧神工。看著這一件件動輒成百上千年的文物，腦中幻想著古人用這些東西時的場景，或是古裝劇中的某個畫面，讀后感《人生的境界》。也想著自己要是個考古學(xué)家該多好啊，我就可以親眼目睹這些文物的現(xiàn)場發(fā)掘及參與后續(xù)研究。

由于清古裝劇的盛行，我對清朝也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想知道康熙到底傳位與誰，雍正的親生母親又是誰等等問題。看完了步步驚心小說，覺得比電視劇要好看數(shù)倍。也從中學(xué)到好多，最深的莫過于，看淡生活中的你所看不慣的東西，人生何其短暫，何必要跟自己過不去。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叫《不生氣的智慧》，文中說道，如果一個人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擊，或是生了很大的氣，他的壽命要減少一年左右。我看了頓時覺得，自己平時生那么多的氣何必呢，我還想多活兩年呢，干嘛跟自己的壽命過不去。

坐在車上，看著身邊逝去的路燈，腦海中浮現(xiàn)的竟是澳門的場景。一個彈丸之地，卻讓我這呆了一個月的過客念念不忘，魂牽夢繞。所以，決定暑假再重游一次，再重溫一次那種美好吧。

太久太久沒有寫過這種東西或者是讀后感。真的太懶了，今天我感受到了西安的春天，該脫下保暖褲換上毛褲了，答應(yīng)了情人，等我穿上毛褲的時候就晚上去操場上走走或者跑跑步。

告訴自己，不要那么慵懶，適時的出去走走，不管去哪兒，只要是出去，哪兒都好。不要說自己沒錢，沒時間，邁出第一步，就知道旅行或者出去走走真的是件美好的事情。

以后生氣的時候，告訴自己，世界如此美好，我卻如此暴躁，這樣不好不好。

學(xué)會自己一個人享受一個人的時光，一杯咖啡，灑進的陽光，一本書，不斷重復(fù)的歌曲，足以讓自己靜下心來。

第五篇：人生三重境界

【人生三重境界】

1、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個人初識世界，內(nèi)心純潔，眼睛里看見什么就是什么。

2、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涉世漸深，發(fā)現(xiàn)這個世界一片混沌，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看山感慨，看水嘆息。

3、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閱歷人生而后開悟、生慧，便可“任他紅塵滾滾，我自清風(fēng)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