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與八十年代 讀后感 摘抄

寫在前面的話 馬國川 王元化：我在不斷地進行反思 湯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李澤厚：我和八十年代

劉道玉：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體制變革 張賢亮；一個啟蒙小說家的八十年代 劉再復：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溫元凱：從一個科學家到一個啟蒙者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 李銀河：真正的變化要開始了 韓少功：歷史中的識圓行方 麥天樞：我們需要培育社會理性 梁治平：理想主義是不應該被磨滅的

所以狡譎如張賢亮，60年代看到饑餓死了幾千萬人，卻沒有農民暴動，就知道共產黨的統治相當穩固了，那時，他說“我相信，共產黨內一定會有健康的力量出來改變目前的政策?我必須和健康的力量同行。”

張賢亮屬于極少數87＋2后改制過程中的受益者，他的身份也絕不再是獨立的知識分子，而是有產階級中的有識者。2008年4月1日接受采訪的時候，他說，另一個標志就是李銀河說的，“農業稅被取消，這個變化之所以令人激動，不僅因為它幫助了農民，還因為這是中國從一個停滯了幾千年的傳統農業國改變為現代工業國的標志?這或許真是中國的民主快要來了的一個基礎。”也就是說，時至今日，當中國終于不再是個農業國而是工業國的時候，當有產者占據經濟力量主體的時候，我們終于開始成為工業革命后的英國、法國了嗎？ “中國老百姓不久的將來就會關注我們自己的選舉”，2011年微博上最熱的話題之一正是選舉。這無疑是真正變化可以開始的基礎。馬國川：在這本書中你們提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這個假說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金觀濤：中國傳統（封建）社會存在著兩個眾所周知的現象，一是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封建專制特別頑固），二是兩三百年發生一次波及全社會的大**（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對這兩個現象是分別加以研究的，沒有考察二者之間的關系。而我們則認為這兩個現象是相互關聯的，它們均來自某種共同本質，它們是超穩定系統的一體兩面現象。超穩定系統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對社會進行強控制，不允許制度改革和新社會組織的成長；但腐敗問題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結果是王朝被腐敗瓦解，大**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國兩千年傳統社會歷史中，每一個封建王朝，雖然在其社會穩定時我們可以看到興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個盛大王朝末期，都會出現商業病態繁榮，貧富差距極大，官僚政治極為腐敗等現象，我們稱這些現象為“假資本主義”。其結果是大**發生，幾百年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進步付之東流。大**有效地清除了腐敗，使得社會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確立的只是和原來就政治結構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會結構中。這是因為建立新社會的各種進步積累都被大**破壞了。我們認為，正是超穩定系統這種一治一亂的機制把中國傳統社會束縛在原有軌道上，無論其內部商品經濟多發達，都不能進入現代社會。正因為如此，第一個現代社會是在西方封建社會中產生的，而不是來自市場經濟一度比西方發達的中國傳統社會。

王元化：我在不斷地進行反思

訪談時間：2008年4月6日

訪談地點：上海，瑞金醫院

八十年代初的“《文心雕龍》熱”

馬國川：解放后，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您遭遇坎坷，但是您一直沒有中斷學術研究。尤其是在“萬馬齊喑”的七十年代，您仍然潛心治思想史，撰寫《韓非論稿》等反思既定觀念的學術文章，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思想力量? 王元化：我深信學術的價值必然比一時的政治更大。為了現實政治斗爭的私利而厚誣古人，或強以己意凌加其上，是風行一時的做法。作為一個學者，我不能容忍政治強加于學術的虛偽。“文革”后期的通行論點是，韓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我懷疑這個論斷，于是從一九七五年起開始作長篇論文《韓非論稿》。我斷定韓非與法家不同，韓非憑其法術、勢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個陰森森的社會。當時，文章不敢也不能公開發表，原稿只在滿濤等幾個朋友手里傳閱。龔自珍本來是一個“歌泣無端字字真”的率情率性之人，從不懂得曲學阿世，但是“文革”后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竟然也被尊為法家，被現實政治利用。因此一九七七年我撰寫論文《龔自珍思想筆談》，還龔自珍的本來面目。

馬國川：“文革”結束后，您的創作進入了豐收期，寫了《<黑格爾人類學>札記三則》等一系列的哲學論文，還出版了《文心雕龍創作論》。

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開始寫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初稿基本完成。在“文革”期間原稿曾被抄走，“文革”后幸被找回，一九七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馬國川：《文心雕龍創作論》出版時您好像還沒有獲得平反。

王元化：還沒有，直到當年的十一月，我作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文代會期間，才得到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沂轉告的平反通知。作為一個“胡風反革命分子”，我的冤案歷經二十三年才終得洗刷清白。

金觀濤對八十年代的基本評價很高，把它看做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二次啟蒙運動，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提并論。雖然依舊沒有完成，但是這場啟蒙運動正好與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相呼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當然也有不同看法。陳丹青認為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國家民族半醒過來，文化圈恢復一點點殘破走樣的記憶，如此而已。當時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系、那種影響力不可能作為一種常態保留下來，而且也討厭那種文藝創作中的文化激進主義。但是他同時又對那個年代不無懷念：那種激情，那種反叛意識、熱誠、信念、天真……今天蕩然無存。他說，“我曾經嘲笑的東西忽然沒有了。生活的動機變得非常單面、功利。

李澤厚：《我與八十年代》

李澤厚，哲學家，長沙人，生于1930年，195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上個世紀90年代客居美國。李澤厚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重實踐、尚“人化 ”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 ”的美學觀卓然成家。代表作有《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美的歷程》等。《批判哲學的批判》賣了3萬冊

馬國川：當年，您在北京大學讀的是哲學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哲學所工作，但是為什么您發表的是美學文章，而且以此成名？

李澤厚：這主要是《人民日報》、《文藝報》等中央報刊搞美學大討論的緣故。我從小就喜歡讀詩詞小說，對文學有興趣，同時也對哲學、心理學有興趣。上大學時跑到圖書館看了很多美學方面的書，也積累了某種看法。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哲學所工作。不久，恰逢美學界開始了“美學大討論”，我就很自然地參加了進去。美學一直是一門哲學學科或哲學分支，所以我寫美學文章也不奇怪。我本來對美學有濃厚興趣，而且我一直不太在意學科的區別。馬國川：“美學大討論”是從1956年開始的，延續到60年代初。

李澤厚：本來是以批判朱光潛過去的美學思想開始的，所以說不上平等和心平氣和，但這是一場具有學術意義的討論。1949年以后的許多討論都以討論開始、以批判結束，最后總是一種意見壓倒其他意見，只有美學是例外，開始是三派，討論結束還是三派，因此美學始終保持了難得的某些學術自由度，這對美學在中國大陸的傳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國川：在萬馬齊喑的年代，寫書是一件危險的事，而且即使寫出來也不可能發表。是什么信念支撐著您的思考和寫作？

李澤厚：我沒有想何時出版，雖然我深信江青等人必然垮臺，中國不會永遠這樣下去，但是沒有想到會很快出版??1976年發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條件很差，我倒很充實，因為書稿寫作已接近尾聲了，書名是《批判哲學的批判》，副題是“康德述評”。我從主體性實踐哲學的立場全面評述了康德學說，而且借評論康德，提出了人類學本體論的哲學觀點。馬國川：這本書1979年正式出版，當時賣了3萬冊，在學術界是賣得最好的書。一本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純學術著作為什么會如此熱賣呢？

李澤厚：時代使然吧。那時，學術界剛剛從“文革”的重創下醒過神來，一些人心有余悸，許多人嚴重失語。不要說做學問，連話都不會說了。在批判“四人幫”的時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幫”的腔調。《批判哲學的批判》是學術著作，沒有八股腔，引起了青年學子的關注。

第一個出來肯定朦朧詩

馬國川：在《批判哲學的批判》出版的同時，中國大地上正在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詩歌熱潮，讀詩寫詩、做文學青年似乎是那時的時尚。

李澤厚：那真是詩歌的春天！尤其是那些年輕的詩人，經過漫長的冬天后，終于在這個詩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創作激情和創作方向。北島、舒婷、芒克、江河、顧城和楊煉等詩人在北京創辦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在詩歌藝術上進行了探索。我讀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動，因為其中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潮著作開始大規模地譯介進入中國，文化藝術思潮也進入一個以反叛和個性解放為主題的創作高潮。朦朧詩是代表。

馬國川：這些詩確實與傳統的詩歌大相徑庭，所以有人指責這些詩“叫人看不懂”，并以此為由來否定它們的意義和價值，“朦朧詩”便因此得名。甚至有人說年輕詩人在歷史觀上太片面、情緒上太絕望悲觀，呼吁人們幫助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險的道路”。李澤厚：還有人義正辭嚴地痛斥朦朧詩是“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呢。但我說，朦朧詩是新文學第一只飛燕。它改寫了以往詩歌“反映現實”與圖解政策的傳統模式，把詩歌作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實質上就是一場人的崛起運動??

馬國川：您是第一個出來肯定朦朧詩的，您對“星星畫展”的支持就是以實際行動支持了年輕人。乍暖還寒時候，支持年輕人的探索是需要勇氣的。

李澤厚：我的文章（《畫廊談美》）發表在《文藝報》1981年第二期上，不久社會上掀起了“反精神污染運動”，“星星畫展”被點名批判，所以我才有“我準備再過冬天”的感慨！但時代畢竟在迅速前進，盡管要穿過各種回流急湍，一代新人的心聲再也休想擋住了。現在，“朦朧詩”“星星畫展”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文藝史上確立了不能忽視的位置，為文藝史和廣大讀者所認同，異端已經化為傳統，構成了“文革”后非常重要的美學文本。（寒影/輯）

第二篇：我與八十年代 讀后感 摘抄（模版）

寫在前面的話 馬國川

王元化：我在不斷地進行反思

湯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李澤厚：我和八十年代

劉道玉：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體制變革

張賢亮；一個啟蒙小說家的八十年代

劉再復：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溫元凱：從一個科學家到一個啟蒙者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

李銀河：真正的變化要開始了

韓少功：歷史中的識圓行方

麥天樞：我們需要培育社會理性

梁治平：理想主義是不應該被磨滅的所以狡譎如張賢亮，60年代看到饑餓死了幾千萬人，卻沒有農民暴動，就知道共產黨的統治相當穩固了，那時，他說“我相信，共產黨內一定會有健康的力量出來改變目前的政策?我必須和健康的力量同行。”

張賢亮屬于極少數87＋2后改制過程中的受益者，他的身份也絕不再是獨立的知識分子，而是有產階級中的有識者。2008年4月1日接受采訪的時候，他說，另一個標志就

是李銀河說的，“農業稅被取消，這個變化之所以令人激動，不僅因為它幫助了農民，還因為這是中國從一個停滯了幾千年的傳統農業國改變為現代工業國的標志?這或許真是中國的民主快要來了的一個基礎。”也就是說，時至今日，當中國終于不再是個農業國而是工業國的時候，當有產者占據經濟力量主體的時候，我們終于開始成為工業革命后的英國、法國了嗎？ “中國老百姓不久的將來就會關注我們自己的選舉”，2011年微博上最熱的話題之一正是選舉。這無疑是真正變化可以開始的基礎。

馬國川：在這本書中你們提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這個假說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金觀濤：中國傳統（封建）社會存在著兩個眾所周知的現象，一是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封建專制特別頑固），二是兩三百年發生一次波及全社會的大**（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對這兩個現象是分別加以研究的，沒有考察二者之間的關系。而我們則認為這兩個現象是相互關聯的，它們均來自某種共同本質，它們是超穩定系統的一體兩面現象。超穩定系統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對社會進行強控制，不允許制度改革和新社會組織的成長；但腐敗問題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結果是王朝被腐敗瓦解，大**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國兩千年傳統社會歷史中，每一個封建王朝，雖然在其社會穩定時我們可以看到興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個盛大王朝末期，都會出現商業病態繁榮，貧富差距極大，官僚政治極為腐敗等現象，我們稱這些現象為“假資本主義”。其結果是大**發生，幾百年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進步付之東流。大**有效地清除了腐敗，使得社會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確立的只是和原來就政治結構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會結構中。這是因為建立新社會的各種進步積累都被大**破壞了。我們認為，正是超穩定系統這種一治一亂的機制把中國傳統社會束縛在原有軌道上，無論其內部商品經濟多發達，都不能進入現代社會。正因為如此，第一個現代社會是在西方封建社會中產生的，而不是來自市場經濟一度比西方發達的中國傳統社會。

王元化：我在不斷地進行反思

訪談時間：2008年4月6日

訪談地點：上海，瑞金醫院

八十年代初的“《文心雕龍》熱”

馬國川：解放后，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您遭遇坎坷，但是您一直沒有中斷學術研究。尤其是在“萬馬齊喑”的七十年代，您仍然潛心治思想史，撰寫《韓非論稿》等反思既定觀念的學術文章，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思想力量?

王元化：我深信學術的價值必然比一時的政治更大。為了現實政治斗爭的私利而厚誣古人，或強以己意凌加其上，是風行一時的做法。作為一個學者，我不能容忍政治強加于學術的虛偽。“文革”后期的通行論點是，韓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我懷疑這個論斷，于是從一九七五年起開始作長篇論文《韓非論稿》。我斷定韓非與法家不同，韓非憑其法術、勢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個陰森森的社會。當時，文章不敢也不能公開發表，原稿只在滿濤等幾個朋友手里傳閱。龔

自珍本來是一個“歌泣無端字字真”的率情率性之人，從不懂得曲學阿世，但是“文革”后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竟然也被尊為法家，被現實政治利用。因此一九七七年我撰寫論文《龔自珍思想筆談》，還龔自珍的本來面目。

馬國川：“文革”結束后，您的創作進入了豐收期，寫了《<黑格爾人類學>札記三則》等一系列的哲學論文，還出版了《文心雕龍創作論》。

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開始寫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初稿基本完成。在“文革”期間原稿曾被抄走，“文革”后幸被找回，一九七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馬國川：《文心雕龍創作論》出版時您好像還沒有獲得平反。

王元化：還沒有，直到當年的十一月，我作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文代會期間，才得到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沂轉告的平反通知。作為一個“胡風反革命分子”，我的冤案歷經二十三年才終得洗刷清白。

金觀濤對八十年代的基本評價很高，把它看做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二次啟蒙運動，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提并論。雖然依舊沒有完成，但是這場啟蒙運動正好與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相呼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當然也有不同看法。陳丹青認為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國家民族半醒過來，文化圈恢復一點點殘破走樣的記憶，如此而已。當時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系、那種影響力不可能作為一種常態保留下來，而且也討厭那種文藝創作中的文化激進主義。但是他同時又對那個年代不無懷念：那種激情，那種反叛意識、熱誠、信念、天真……今天蕩然無存。他說，“我曾經嘲笑的東西忽然沒有了。生活的動機變得非常單面、功利。

李澤厚：《我與八十年代》

李澤厚，哲學家，長沙人，生于1930年，195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上個世紀90年代客居美國。李澤厚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重實踐、尚“人化 ”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 ”的美學觀卓然成家。代表作有《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美的歷程》等。

《批判哲學的批判》賣了3萬冊

馬國川：當年，您在北京大學讀的是哲學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哲學所工作，但是為什么您發表的是美學文章，而且以此成名？

李澤厚：這主要是《人民日報》、《文藝報》等中央報刊搞美學大討論的緣故。我從小就喜歡讀詩詞小說，對文學有興趣，同時也對哲學、心理學有興趣。上大學時跑到圖書館看了很多美學方面的書，也積累了某種看法。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哲學所工作。不久，恰逢美學界開始了“美學大討論”，我就很自然地參加了進去。美學一直是一門哲學學科或哲學分支，所以我寫美學文章也不奇怪。我本來對美學有濃厚興趣，而且我一直不太在意學科的區別。馬國川：“美學大討論”是從1956年開始的，延續到60年代初。

李澤厚：本來是以批判朱光潛過去的美學思想開始的，所以說不上平等和心平氣和，但這是一場具有學術意義的討論。1949年以后的許多討論都以討論開始、以批判結束，最后總是一種意見壓倒其他意見，只有美學是例外，開始是三派，討論結束還是三派，因此美學始終保持了難得的某些學術自由度，這對美學在中國大陸的傳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馬國川：在萬馬齊喑的年代，寫書是一件危險的事，而且即使寫出來也不可能發表。是什么信念支撐著您的思考和寫作？

李澤厚：我沒有想何時出版，雖然我深信江青等人必然垮臺，中國不會永遠這樣下去，但是沒有想到會很快出版??1976年發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條件很差，我倒很充實，因為書稿寫作已接近尾聲了，書名是《批判哲學的批判》，副題是“康德述評”。我從主體性實踐哲學的立場全面評述了康德學說，而且借評論康德，提出了人類學本體論的哲學觀點。馬國川：這本書1979年正式出版，當時賣了3萬冊，在學術界是賣得最好的書。一本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純學術著作為什么會如此熱賣呢？

李澤厚：時代使然吧。那時，學術界剛剛從“文革”的重創下醒過神來，一些人心有余悸，許多人嚴重失語。不要說做學問，連話都不會說了。在批判“四人幫”的時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幫”的腔調。《批判哲學的批判》是學術著作，沒有八股腔，引起了青年學子的關注。

第一個出來肯定朦朧詩

馬國川：在《批判哲學的批判》出版的同時，中國大地上正在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詩歌熱潮，讀詩寫詩、做文學青年似乎是那時的時尚。

李澤厚：那真是詩歌的春天！尤其是那些年輕的詩人，經過漫長的冬天后，終于在這個詩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創作激情和創作方向。北島、舒婷、芒克、江河、顧城和楊煉等詩人在北京創辦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在詩歌藝術上進行了探索。我讀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動，因為其中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潮著作開始大規模地譯介進入中國，文化藝術思潮也進入一個以反叛和個性解放為主題的創作高潮。朦朧詩是代表。

馬國川：這些詩確實與傳統的詩歌大相徑庭，所以有人指責這些詩“叫人看不懂”，并以此為由來否定它們的意義和價值，“朦朧詩”便因此得名。甚至有人說年輕詩人在歷史觀上太片面、情緒上太絕望悲觀，呼吁人們幫助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險的道路”。李澤厚：還有人義正辭嚴地痛斥朦朧詩是“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呢。但我說，朦朧詩是新文學第一只飛燕。它改寫了以往詩歌“反映現實”與圖解政策的傳統模式，把詩歌作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實質上就是一場人的崛起運動??

馬國川：您是第一個出來肯定朦朧詩的，您對“星星畫展”的支持就是以實際行動支持了年輕人。乍暖還寒時候，支持年輕人的探索是需要勇氣的。

李澤厚：我的文章（《畫廊談美》）發表在《文藝報》1981年第二期上，不久社會上掀起了“反精神污染運動”，“星星畫展”被點名批判，所以我才有“我準備再過冬天”的感慨！但時代畢竟在迅速前進，盡管要穿過各種回流急湍，一代新人的心聲再也休想擋住了。現在，“朦朧詩”“星星畫展”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文藝史上確立了不能忽視的位置，為文藝史和廣大讀者所認同，異端已經化為傳統，構成了“文革”后非常重要的美學文本。（寒影/輯）

第三篇：《八十年代》讀后感

看《八十年代訪談錄》不多時就想起了最近轉的挺火的一條圍脖：“我幼兒園看貓和老鼠，小學一年級看哆啦A夢，二年級時神龍斗士看了不下3遍，三年級足球小子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四年級迷戀柯南，五年級小櫻強勢來襲，六年級知道了宮崎駿劇場版！而現在的孩子呢，一年級喜羊羊，二年級喜羊羊，三年級喜羊羊，四年級喜羊羊，你五年六年級還喜羊羊，你妹的喜羊羊！”前者多是80、90年代出生的人所經歷的事情，在他們有記憶的時候也許不僅僅都是在80年代，卻還能多少折射出點那個時代人們所經歷的一些事情，反映出一些超出動畫片以外的東西。

這本書倒是更加直接，主觀與否暫且不論，總是能讓我們這些后生可以去看看那個年代的人和事，北島、阿城、劉索拉、李陀、陳丹青、栗憲庭、陳平原、甘陽等等這些人，他們比較明顯的是都在藝術方面有所建樹，所以他們看到的記錄下來的那個時代的風貌多少兼具著現實和詩意的印象。那個時代中國大地剛剛吹起改革開放的春風，那個時代“屬于你、屬于我，屬于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那個年代的人的世界里忽然就涌進了很多很多新鮮的東西，好的壞的，還沒來得及過濾就呼啦啦一下全部撲面襲來，讓人有種措手不及的興奮感，整個心臟都禁不住要跳出迪斯科。這些人當中不得不說最喜歡的就是陳丹青，難得有畫畫的大師口才文筆也讓人嘆服，不禁就想起之前看過《理想國》文化沙龍里對于民國時期的解剖以及作為代表接受采訪時給出的直白犀利的話語。現代很多人評價他是真風流名士，卻又是真正看清現實，無比沉痛，憤世嫉俗又在努力追求著理想的人。

陳丹青說“我一點不愿說九十年代不好，真正的變化在九十年代發生了，目前的空間非常珍貴，但這一切對國家、社會、都好，對藝術不好。藝術家的呼吸應該不合實際，不然 他會在‘實際’中悶死。”這點有非常真實的現象可以佐證，他也正是因為那段歲月的辛苦奔波一次次失望給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兩年沒有招到研究生，只是因為這些考生的文化課成績沒能過關，甚至有學生連續兩年都沒有考上，就算是一分學校也不能放行。這讓陳丹青在國內做老師開始的沖勁兒瞬間磨滅了一大半，思及那時的文化氛圍甚至還及不上八十年代初期，條條框框實在太多，這免不了又是一通唏噓一通懷念。我們可以簡單直白很清楚地說2004年絕對比80年代科技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發達，人民的文化素質也在大幅度地提高，但是隨之而來不管是人越來越多還是社會大步向前，許多東西的門檻就增高了很多。在藝術的領域里還要追求者文化課的的好壞，他說“藝術人就是異于常人的，所有人都一樣，怎么挑出高個兒的。”國內諸多的變化在他心里不斷積淀最終讓他變得出口犀利，句句鋒利。

八十年代讓這些被采訪者勾畫得讓人有點令人憧憬又有些讓人迷茫，倒不妨礙我做出點思考，抒一些情懷。

第四篇：摘抄讀后感

摘抄讀后感

窩在沙發上看到最后一頁，何偉即將涪陵，竟然有點舍不得，像是每天期待的電視劇終于到了大結局的時候，好久都沒有看書看得這么HIGH了，真開心!

何偉同學在中國的第一年過得很困惑，可是他站在教室里講詩歌的時候，還是被打動了，他看到學生們“對自己讀著詩，在課桌上，輕輕的，摘抄讀后感。他們聽到了這首詩。這是很少美國學生能做到的，至少我的經驗如是。我們美國人難以從朗讀詩歌中去發現它的音韻，長久以來，在受教育的人當中，這技能就已消失了。但我的涪陵的學生還保留著它————沒什么東西去破壞了它，即便是電視的新世紀，甚至文-化-大-革-命也不能。”這簡直都讓人懷疑，音律是人類血液里的某種東西~

他驚嘆“偉大文學作品的部分力量，來自于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價值：一個四川農民的女兒能讀到貝奧武夫，將之與她自己的生活聯系起來，一班的中國學生能夠傾聽莎士比亞的詩歌，而看到一個無瑕的漢朝美人。”看到這里連我都感動了，在被窩里讀到瑪格麗特在飛翔的時候，在辦公室里對著電腦讀到清風穿過不存在的騎士的鎧甲他很抓狂的時候，那種獨特的喜悅，與生活既疏離又契合的感受，真是一件快樂的事~~

雖然他隨即想到“但與這種力量相隨的是脆弱，因為總有人想要借偉大作家的力量為自己所利用。很自然的，你會希望莎士比亞站在你那邊———如果他不是那么合適的話，你就曲解他的文字來服務于自己的意圖。”，這大概就是何偉同學寫文章的特點，優美抒情，但是突然又會回到思考，如此往復，我覺得非常令人著迷

很有畫面感的筆觸寫他在參加某個市民長跑比賽，“在任何大型的賽跑中領先都是種陌生的感覺。人們談論跑步中的孤獨感，但我總覺得這運動只是在比賽中才是孤獨的，特別當隊伍拉開了，你發覺自己獨自在前。在隊伍當中，你通常會和其他運動員有一種團結感，即便大家是在競爭，而在前方領先，就沒有這種幻覺了。那時，比賽成為了追逐———一個人對抗賽場中其他所有人———而我總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孤獨的感受。而當你是兩千多人中唯一一個外國人時，這感覺就更其孤獨，沿著賽道兩側，觀眾在喊著“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

何偉同學去新疆，在更加陌生的地方，他竟然突然找到奇妙種族溫暖，“但倘若我不開口的話，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意大利的血統，模樣看上去和維族人沒有太大區別，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卻不會引人注意。偶爾我會被誤認為是本地人——中國人有時問我是不是維族人，而維族人問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總是對自己的樣貌極其敏感，因為每天我都遇到因為與本地人樣貌不同而帶來的種種問題，但現在，在這個沙漠小鎮中，我見到的人們，有著與我一樣的鼻子，頭發，和眼睛，讀后感《摘抄讀后感》。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識到種族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它將人們區別開，也因為我對那些和自己模樣相似的人產生了一種感情的連系。有整整一年里，我感覺不到這種連系，但現在，在新疆，雖然那連系很是微弱，也勝于無。”

這一段話我覺得和費孝通“差序格局”的理論很像呢!何偉簡直就是再次描述了中國特有的同心圓式的關系網絡~“而因為傳統的集體思想，所有的事情又變得更復雜了。我在涪陵住的時間越長，就越是對“個人”這一概念的看法所驚訝——以我的觀點，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與在中國所見的最大差別。在涪陵的人們，其自我的意識，看起來大部分是外來的;你是被別人對你的看法所定義的。那總是儒教的目標，定義個人的位置，乃是嚴格按照她與別人的關系來進行：她是某人的女兒，另一個人的妻子，又另一個人的母親;而每一個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責任。這是一個很好的保持社會和-諧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諧與打破了，缺乏自我定義這一點，會使得重建變得困難。在中國，情況經常是，人們沒有一個內在的羅盤，來幫他們挺過這些事件。”我覺得一個外國人能在短時間內看出這一點還是挺牛的說~~

還有個很有意思的地方，他說他發現他和同學們如果稍微涉及到一點有關政治的敏感話題，同學們會轉化為中文，覺得會自在很多~~~這和我們想的多少有點不一樣，我們總以為在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別人聽不懂的英文是一種安全語言，但后來，何偉意識到，“那懼意，不是說怕別人偷聽。關鍵是他們要覺得舒服自在，因為那些帶有不確定性的話題，用他們的本國語言來處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覺到，真正的懼意，他們真正怕的，是他們自己：幾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們自己的頭腦意識中(自我審查)。英語是在學校里學的，是以它就跟這個教育系統不可區分，跟學校的政治管治緊密聯系。當他們說英語時，警鐘會自然在他們腦中敲響”，反正，這個觀察我總是隱隱覺得有很厲害的地方~~

結尾處，何偉再次回到詩歌，我喜歡這一段話，“但現在，我發覺自己在想著，從那些天的講課中，是否有什么東西留下了來了。我希望我的學生們那個記得那首弗羅斯特的詩，或者我們學過的別的東西。可以小到某個故事中的一個人物，或者莎士比亞詩中的一片銀色——但我希望總有些東西被記祝我希望他們能夠在意識的某個角落里保留一些東西，而在其單純之美中，他們會發現一些穩定而真實的東西。那是我對文學所抱有的信仰：它的真是持久的，不受日常生活的掙扎所困擾。但同時，那里也總有些啟示，而有些時候，一首“NOTHING GOLD CAN STAY”這樣的詩，面對涪陵這種地方的嚴酷現實來說，仿佛毫無用處。”

第五篇：讀后感摘抄

暑假里，我閱讀了一本有趣的圖書，其中有一本我最感興趣，那本書的名字叫《賈梅日記》。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名叫賈梅的女孩，她有個名叫賈里的親哥哥，她們倆經常吵架。賈梅是個初三的女孩她曾因為鼻尖上長出青春痘，想方設法大戰豆豆，不料遭遇了令人難堪的折磨；小奧特曼常來和賈梅聊天，哥哥賈里如臨大敵，弄得賈梅左右為難；好朋友林曉梅與“小魔女”張飛飛競選學生會文藝部長，張飛飛向賈梅頻頻伸出橄欖枝，弄得賈梅不知怎么辦好；王小明失蹤了，賈梅和她的同學紛紛去找她；賈梅與那“霧中男孩”林第一之間有若有若無的情愫，也讓她心里覺得溫熱又疑惑??

這本書里這些有趣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不要放棄，俗話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好朋友或同學遇到困難，都要熱心地去幫助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