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陳逸飛訴大一公司等擅自加印其作品掛歷侵犯著作權案

案 情

原告：陳逸飛，男，美國籍。

被告：上海大一包裝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被告：陳云龍，男，上海霞飛印刷廠承包戶。

第三人：中國圖書進出口上海公司。

第三人：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1994年9月初，原告陳逸飛與第三人中國圖書進出口上海公司（下稱中圖公司）達成合作出版與銷售1995年《陳逸飛油畫作品選》掛歷15000本的口頭協議，由陳逸飛提供掛歷的版模，中圖公司負責安排聯系出版書號及印刷，掛歷最低銷售價不得低于每本44元。

同年9月7日，中圖公司與被告上海大一包裝設計印刷有限公司（下稱大一公司）簽訂《印刷合同》，該合同內容為：“品名全開95版陳逸飛油畫精品掛歷（柒張），數量15000本，單價16.65元，彩色7幅，交貨日期9月20日交5000本，總金額249750元”。9月8日，大一公司開出《工程單》，主要內容為：“客戶中圖公司，印件名稱陳逸飛月歷，樣本數量5000本”。9月11日，第三人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下稱世圖公司）應中圖公司的要求，開出《印訂施工單》，該《印訂施工單》內容為：“承印廠大一公司，書刊號ISBN7－5062－2025－3／J.06，書名陳逸飛油畫作品選，定價108元，印數5000冊”。上述《印刷合同》和《印訂施工單》均由中圖公司委托被告陳云龍交給大一公司。9月12日，因掛歷封面印刷要求高，陳云龍即以大一公司的名義，委托案外人中華印刷廠印刷，印數為2萬份。大一公司共印制了19900本掛歷的6幅內頁，由案外人青浦盈盈裝訂廠裝訂后交給陳云龍。同年9月、11月、12月，大一公司共收到中圖公司支付的印制費304250元，其中124250元由中圖公司支付給世圖公司后，再由世圖公司支付給大一公司。同年12月，大一公司應陳云龍的要求，出具了3張“上海市增值稅專用發票”，填寫的數量共計15000本，單價分別為16.65元、17.55元和19.80元。陳云龍將該3張發票交給了中圖公司。印制的19900本掛歷均以世圖公司名義和出版書號出版，中圖公司收取14900本，其余5000本陳云龍稱由其銷售4150本、送人850本，中圖公司收取陳云龍返還的現金64291.80元。

原告陳逸飛以被告大一公司未經其許可，擅自加印掛歷5000本并由被告陳云龍銷售，侵犯了其著作權為理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令該兩被告停止侵權、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22萬元。

被告大一公司答辯稱：其受陳云龍委托印刷掛歷，陳云龍受中圖公司委托。我公司印刷2萬本掛歷是依據中圖公司15000本的印刷合同及世圖公司5000本的印制單，最后按實際印量19900本與中圖公司結算。我公司沒有擅自加印，沒有侵權。

被告陳云龍答辯稱：中圖公司委托其聯系印制掛歷為2萬本，有15000本的印刷合同和5000本的印制單為證，其行為得到中圖公司認可，不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害。

審 判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考慮到案件處理結果可能與中圖公司和世圖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故將該兩公司追加為本案第三人。

第三人中圖公司述稱：其與大一公司簽訂15000本的印刷合同后，先委托世圖公司開出5000本的印刷單給大一公司，后又口頭通知大一公司再印1萬本，未開印制單。

第三人世圖公司述稱：其根據中圖公司的要求向大一公司開出5000本的印制單。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查明：第三人中圖公司的經營方式為進出口、發行、代銷和經銷；被告大一公司的經營范圍中不包括書刊印刷。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告陳逸飛系1995年《陳逸飛油畫作品選》掛歷中七幅油畫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該七幅油畫作品的著作權。被告陳云龍在整個掛歷印制過程中與第三人中圖公司形成了事實上的委托代理關系，其知道實際印制掛歷的數量與開出的發票不符，并實際處分了加印的掛歷，此行為構成對原告享有的著作權中的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的侵害，對此應承擔相應的責任。被告陳云龍辯解其系代理行為，不構成侵權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大一公司應委托人要求印制了19900本掛歷，故原告訴稱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掛歷的主張，依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中圖公司未經原告許可，擅自加印原告油畫作品選掛歷，其行為構成對原告著作權中的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的侵害，對此應負主要責任。中圖公司另辯稱其未加印掛歷，但其出具的《印刷合同》、要求第三人世圖公司開具的《印訂施工單》、付給大一公司的印制費、接收大一公司開具的發票和陳云龍處分掛歷后返還的部分現金等證據證明，其該主張不能成立。第三人世圖公司雖未經原告同意開出《印訂施工單》，但因原告對該掛歷以世圖公司名義出版已予認可，故世圖公司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犯。對于本案原告要求經濟賠償的訴請，應在扣除掛歷的合理制作成本后予以賠償。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五款、第四十六條第二款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十七條的規定，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1997年6月2日判決如下：

一、被告陳云龍與第三人中圖公司應停止對原告陳逸飛著作權的侵害。

二、被告陳云龍與第三人中圖公司應共同賠償原告陳逸飛經濟損失141800元，其中陳云龍賠償4萬元，中圖公司賠償101800元，并對陳云龍的賠償數額負連帶責任。上述款項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執行完畢。

三、原告的其他訴請不予支持。

判決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出上訴。

評 析

本案是一起違反印刷、出版管理規定與侵犯著作權行為相交織的案件。審理主要要處理好以下三個問題：

一、正確區分侵權行為與違反行政法規行為

新聞出版署、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門1988年聯合發布了《印刷行業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承印圖書必須持有許可證。新聞出版署1989年發布了《加強書報刊印刷管理的若干規定》，要求對出版社、期刊社委印的正式出版物實行書刊定點印刷制度。被告大一公司非書刊印刷定點單位，也不持有印刷許可證，故不具備印刷的資格，不能承攬印刷業務。第三人中圖公司的經營范圍是書刊的進出口、發行、代銷和經銷，非出版單位，與被告大一公司簽訂印刷合同，超越了經營范圍。第三人世圖公司將《印訂施工單》發給不具有印刷資格的被告大一公司，其選擇的主體不合格。上述當事人的行為均違反了我國有關印刷、出版管理的行政法規，屬違規行為。我國《著作權法》第九條、第十條規定：著作權人包括作者、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權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單位；著作權包括發表權、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等人身權、財產權。該法第四十六條第2款規定：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營利為目的復制發行其作品，是侵犯著作權行為。本案原告系七幅油畫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權，被告和第三人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加印掛歷并出售牟利，其行為屬侵犯著作權行為。由于違反印刷、出版管理法規的行為，應由新聞出版署等行政管理部門處理，非法院管轄范圍，現原告以侵犯著作權為訴由向法院起訴，故法院在審理中不處理當事人違反行政法規的行為，只根據原告的訴請，對被告及第三人是否構成侵權進行審理。

二、確定本案的侵權責任人

本案原告起訴時未將中圖公司、世圖公司列為本案當事人。但從侵權行為的發生來看，原告與中圖公司訂立了出版銷售掛歷的口頭協議，中圖公司與大一公司簽訂了印刷合同，與陳云龍形成事實上的委托代理關系；世圖公司向大一公司開出了《印訂施工單》，基于該兩公司與被告之間的這種聯系，考慮到案件的處理結果可能與該兩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故法院將中圖公司、世圖公司追加為本案第三人。

本案的侵權責任應由被告陳云龍和第三人中圖公司承擔。中圖公司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加印原告作品選掛歷，訴訟中又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其只要求大一公司印制15000本而非2萬本掛歷，故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并應負主要責任。被告陳云龍明知實際印刷掛歷的數量與開出發票不符，又未經原告許可銷售了加印的掛歷，故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由于第三人中圖公司與被告陳云龍是委托代理關系，根據《民法通則》第六十七條規定，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代理行為負連帶責任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代理行為屬違法行為，二是被代理人知道或應當知道代理人的行為違法，又不表示反對或聽之任之。本案第三人中圖公司在訴訟中雖否認同意被告陳云龍銷售加印的掛歷，但又實際收取了陳返還的部分銷售所得，應視為對陳違法行為的認可，故應對陳的侵權行為負連帶責任。

本案被告大一公司和第三人世圖公司不承擔侵權責任。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原告訴稱被告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掛歷，但又未提供證據予以證明；審理中查明大一公司承印19900本掛歷是應中圖公司、世圖公司的要求，其既無侵權行為，又無侵權故意，故不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害。第三人世圖公司開出《印訂施工單》雖不是受原告委托，但其出版行為原告已予認可，可視為是一種經追認的行為。根據《民法通則》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沒有代理權的代理行為，經過被代理人的追認，可免除代理人應承擔的民事責任，故世圖公司可不再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三、確定侵權責任的承擔方式

原告訴請被告停止侵害、賠償經濟損失和公開賠禮道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前兩個訴請。侵犯著作權的經濟賠償計算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侵權行為給著作權人造成的實際損失，另一種是侵權人的全部非法所得。本案原告要求按其實際經濟損失予以賠償，即未經其許可加印的掛歷數5000本，乘以合同約定的每本掛歷最低銷售價44元，共計22萬元。法院認為，最低銷售價中應包括成本，故應將最低銷售價44元減去成本價15.64元，再乘以5000本的數量，得出賠償額為141800元。對于公開賠禮道歉的訴請，由于原告在出版作品選掛歷的過程中，未按我國出版、印刷管理的有關規定直接與有出版權的出版單位簽訂協議，而是以口頭合同方式與無出版權的第三人中圖公司合作，故有一定的責任；同時，從侵權行為看，被告陳云龍侵權在于幫助委托人銷售加印的部分，被告大一公司不構成侵權，所以法院對原告要求兩被告公開賠禮道歉的訴請不予支持。

責任編輯按：

本案原告陳逸飛所享有的著作權確實受到了侵害，并且是其對作品享有的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受到了侵害。但使用權是一項概括性的權利，其具體內容因使用方式及其許可范圍不同而可表現為更具體的權利。就本案情況論，原告許可中圖公司出版發行其作品掛歷，行使的即為以掛歷方式出版發行其有關作品的權利，可簡稱為作品出版發行權。出版發行權的具體內容如何，包括出版方式、印刷數量、何種文字及至銷售地區等等，都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同意。著作權人與出版商簽訂的出版合同，為著作權人授權的實際限度，又為出版商因此而取得的出版權的限度及其應履行的義務的限度。出版商超出合同約定的范圍所為的出版發行行為，可產生著作權人兩種請求權——合同違約和侵權（侵犯許可權），因該兩種請求權發生競合，故著作權人可擇一而訴。但本案著作權人對與之有出版發行合同關系的中圖公司并未主張任何權利，而是向與之沒有合同關系的大一公司和陳云龍主張了侵權損害賠償的權利，這說明其無意追究其合同對方的違約或侵權問題，僅有意追究大一公司和陳云龍的侵權責任，而且其事實理由為大一公司未經許可擅自加印及由陳云龍銷售。原告的此項主張，基于其對作品享有的許可他人以某種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權利。但是，該項使用許可權所針對的應是對著作權人負有著作權法律關系義務的人。大一公司如果是自己出版發行他人作品，則對著作權人負有取得許可的義務，否則即為侵犯著作權人使用許可權的侵權行為；但大一公司在本案中僅是居于承攬人的地位，而不是為自己的出版發行行為而印制掛歷，其僅對與之有承攬關系的定作人負有承攬合同上的義務，對著作權人的義務是由定作人承擔的。因而，認定大一公司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權，在事實上應限于其是否在承攬合同以外加印掛歷并自行發行銷售、贈送，如果沒有這樣的事實，即應駁回原告對其提出的侵權訴訟請求。同理，陳云龍與中圖公司有印制掛歷上的委托代理關系，其對中圖公司負責，中圖公司對原告負責。從本案事實來看，陳云龍代理中圖公司向大一公司訂作的19900本掛歷，無論中圖公司事先的主觀想法如何，中圖公司事實上是依19900本掛歷數與大一公司及陳云龍結算的，即認可了陳云龍的代理后果，中圖公司作為被代理人即應對其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風險責任。據此，原告與中圖公司合同約定的印量是15000本，中圖公司實際接受的印制發行量是19900本，是中圖公司違反合同約定或者侵權。在這里，陳云龍作為代理人是否應當負侵犯著作權的民事責任，法律上雖然規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項違法仍然進行代理活動”是基本條件，但一方面代為尋找承攬人的行為及印刷承攬行為本身并不屬違法行為，另一方面還要看受托人有無審查委托人是否違反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約定的義務，顯然，陳云龍作為一般公民是沒有這種義務的。因此，陳云龍雖有銷售超印的掛歷的行為存在，但因中圖公司認可了全部印數及按此全部印數承擔了全部印刷費用，并向陳云龍收回了應收款，故陳云龍的行為均應視為是中圖公司的行為，包括授權的、追認的和默認的在內，陳云龍既無侵犯原告著作權的獨立責任，也無與中圖公司一起的連帶責任。

由此，本案實體責任應由中圖公司單獨承擔，原告對大一公司和陳云龍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基于法院應在當事人訴訟請求范圍內審判案件的原則，原告未在本案中對中圖公司提出訴訟請求，即應直接駁回原告對大一公司和陳云龍的訴訟請求。原告是否再訴中圖公司由其自行權衡，不必追加中圖公司和世圖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本案訴訟。

中圖公司和世圖公司在本案中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顯系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性質。但從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對其參與的一方當事人的依附性來論，該第三人在訴訟利益上與所參與的一方當事人一致，應支持該當事人，從而該當事人勝訴，該第三人沒有責任；該當事人敗訴，該第三人負有替代履行的責任。在本案中，中圖公司顯然與大一公司及陳云龍之間沒有一致的訴訟利益，兩被告勝訴不等于中圖公司沒有責任；兩被告敗訴，中圖公司可免除責任。這是不符合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的依附性特征的。在有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的訴訟中，該第三人應是與不參與的一方當事人之間無法律關系的，只通過與其參與的一方與不參與的一方發生間接事實關系。在本案中，中圖公司與原告有法律關系，大一公司及陳云龍與原告只有間接事實關系，即如原告訴中圖公司，大一公司及陳云龍應作為依附于中圖公司的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該訴訟。據此，從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的要求上，中圖公司（也包括世圖公司），也是不應當追加為本案的第三人參加訴訟的。

第二篇：金正科技電子有限公司訴摩托羅拉(中國)有限公司抄襲其廣告作品制作自己產品的廣告侵犯著作權案

「案情」

原告：東莞市金正科技電子有限公司。地址：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廈邊工業區興業四路。

被告：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南路2號。

原告東莞市金正科技電子有限公司委托廣州柏信廣告有限公司為其金正VCD機產品制作電視廣告，并約定制作的電視廣告著作權歸原告所有。該廣告的畫面主要是熊熊燃燒的烈火，配以伽利略、哥白尼、布魯諾、李時珍、屈原等人物的頭像，金正VCD機產品和“真金不怕火煉，金正VCD”的廣告詞。廣告制作出來后，于1997年6月開始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原告又在《讀者》雜志1998年第4期封底及有關報刊上發布了金正VCD機產品廣告，這些廣告的畫面主要是熊熊烈火配以“真金不怕火煉，金正VCD”的廣告語及金正VCD產品等。此外，原告還通過戶外廣告牌、海報、禮品袋等形式印刷、發布了與上述廣告畫面相近似的廣告。

1997年12月，被告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委托達美高廣告（香港）有限公司為其GP88無線電對講機設計制作平面報紙廣告，并刊登在《廣州日報》1998年4月20日和5月18日的第19版和《深圳日報》1998年5月18日第8版上。該廣告的主要畫面為對講機在熊熊燃燒的烈火中燃燒，配以“真金不怕火煉”的廣告語及“摩托羅拉GP88無線電對講機”的文字。

東莞市金正科技電子有限公司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稱：被告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在《廣州日報》等報刊上刊登的《摩托羅拉GP88無線電對講機廣告》廣告語和廣告畫面與其金正VCD機廣告如出一轍，無論是廣告創意還是表現手法，均抄襲了原告的廣告。依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被告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被告應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鑒于后來被告已停止侵權，請求法院判令禁止被告今后不再使用該侵權廣告，在《廣州日報》和《深圳特區報》上登報向原告賠禮道歉，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人民幣300萬元。

被告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答辯稱：原告不是“真金不怕火煉”一語的著作權人。該語作為一個成語，早就被收錄于《漢語成語字典》、《中華學生字典》、《辭海》等各類詞典中；該語作為一句廣泛流傳并使用的俗語，早就進入公有領域，任何人使用該語均不需要經過授權。原告亦不是將“真金不怕火煉”作為廣告語和用于廣告創意的第一人，早于原告將該語用于廣告創意的大有人在。“真金不怕火煉”的廣告創意不是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是作品的表現形式，并不保護作品的思想、創意等內容本身。所以，原告根本不具有提起本訴的訴訟主體資格，也不具有提起本訴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審判」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在電視、雜志、戶外廣告牌等為其金正VCD產品所作的廣告，分別屬于電視作品和美術作品，其著作權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我國著作權法只保護作品的表達形式，而不保護作品的思想。將被告刊登在報紙上的摩托羅拉GP88無線電對講機的廣告和原告的上述作品相比較，兩者在火焰的形狀、圖案、廣告語的字體、排列以及所作廣告的產品名稱及圖案等方面都有較大的區別，兩者的表達形式差異較大，因此，被告的廣告作品不構成對原告作品的抄襲、剽竊，原告指控被告的作品是抄襲、剽竊其作品的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告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款第（四）項、第（五）項和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該院于1998年10月29日判決：

駁回原告東莞市金正科技電子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宣判后，東莞市金正科技電子有限公司不服，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1.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認定抄襲并不要求兩者完全相同，在對兩者進行比較時，應從整體上進行。本案中，上訴人的金正VCD產品廣告，包括“真金不怕火煉”的廣告語、“火焰”畫面、“VCD產品”和“產品說明”四個部分。被上訴人的對講機產品廣告，除產品及其說明外，其主要部分和實質部分的廣告語和廣告畫面，均與上訴人的VCD廣告相同或相近似，抄襲的范圍占整個廣告的大部分，足以認定侵權。2.上訴人的金正VCD產品廣告不僅有電視、雜志、戶外廣告的電視作品和美術作品，還包括口述作品和文字作品。被上訴人的對講機產品廣告就是按照上訴人的口述作品和文字作品制作的，侵犯了上訴人的著作權鄰接權。3.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廣告法》的規定，被上訴人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判令被上訴人今后不得使用該摩托羅拉GP88無線電對講機廣告，在《廣州日報》和《深圳特區報》上登報向上訴人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300萬元；判令被上訴人發布摩托羅拉GP88無線電對講機廣告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并承擔不正當競爭的法律責任；判令被上訴人承擔一、二審受理費。

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答辯同意原審判決。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為其金正VCD產品制作的廣告分別屬于電視作品和美術作品，其著作權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將被上訴人刊登在報紙上的摩托羅拉GP88對講機的廣告和上訴人的上述作品相比較，兩者在火焰的形狀、圖案、廣告語的字體、排列以及所作的廣告的產品名稱及圖案等方面都有較大的區別，整體畫面顯然不同。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只保護作品的表達形式，而不保護作品的思想。雙方的作品雖然都表達了“好產品可經受考驗”的意思，也都配以火焰和所宣傳的商品來表達此意思，但由于二作品畫面明顯不同，且表達此種思想的通常方式也就是火和物相映，因而尚不足以認定被上訴人的作品構成對上訴人作品的抄襲、剽竊。“真金不怕火煉”一語已是家喻戶曉，也不能作為上訴人的作品來保護。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的對講機廣告屬抄襲、剽竊，缺乏依據，其請求判令被上訴人停止使用對講機廣告及賠償經濟損失，公開賠禮道歉，本院不予支持。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正確，應予維持。至于上訴人在提起上訴時還認為被上訴人侵犯其口述作品和文字作品，以及不正當競爭一節，是上訴人在二審期間新增加的訴訟請求，本院依法不予審理，上訴人可另行解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該院于1998年12月30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判斷被告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權，要從著作權的保護對象和著作權的法律特性進行分析。著作權的保護對象是無體物，主要是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人們一定思想或情感的特定表現形式。人們在進行科學研究、文學創作等活動時，總是要用特定的方式記載和體現出創作成果，如果這些成果不以某種形式表達出來，往往可以取得專利權，而不能獲得著作權。著作權只保護思想的表達形式，而不保護思想本身，這是國際著作權保護的共同原則。著作權保護對象要求有獨創性。

本案中，原告東莞市金正科技電子有限公司要求保護著作權的作品是其為VCD產品所作的廣告（發表在電視上和報刊雜志上）。電視廣告的畫面主要是熊熊燃燒的烈火配以一批歷史人物、科學家的頭像、金正VCD機產品以及“真金不怕火煉、金正VCD”的廣告；報刊雜志上刊登的平面廣告畫面主要是熊熊烈火配以“真金不怕火煉、金正VCD”的廣告語和金正VCD機產品。而被指控侵權的摩托羅拉GP88無線電對講機平面廣告的主要畫面是對講機在熊熊烈火中燃燒，配以“真金不怕火煉”的廣告語及“摩托羅拉GP88無線電對講機”的文字。雙方的廣告都用“真金不怕火煉”喻義產品可經考驗的意思，通常表達這意思都是用火與物相襯。“真金不怕火煉”是家喻戶曉的成語。因此，原告的廣告在表現形式上沒有獨創性。對比雙方的廣告畫面，兩者在火焰的形狀、圖案、廣告語的字體、排列及所作廣告產品名稱和圖案等方面有較大差別，整體畫面明顯不同。被告的廣告不足以構成對原告作品的抄襲、剽竊。本案一、二審法院據此作出的判決是正確的。

責任編輯按：

無論原告在一、二審中所持的具體理由如何，其中心問題都是被告的廣告作品是否抄襲、剽竊了原告的廣告作品。

抄襲，是把別人的作品抄來當做自己的作品的一種侵權行為，簡言之即為照抄照搬。抄襲的認定，不以抄來的作品作何用處為其成立的條件，也不以是否完全相同為其成立的條件，其認定成立的條件僅是作品內容的具體表達形式相同。因此，兩個作品在具體表達形式上有明顯區別的，一般不應認定有抄襲的問題存在，存在的可能是創作上的借鑒、引用、融合的問題，而這些正是創作上允許和客觀上必須的。這是抄襲行為的形式要件所決定的。抄襲行為的實質要件在于作品是否是作者獨創的，即是否為作者自己獨立創作，而不是照抄照搬他人的。因此，盡管兩個作品完全相同，只要是各自作者獨立創作的，也不認定有抄襲的存在，兩個作品均各自獨立地享有著作權。據此，證明兩個作品相同或基本相同，僅是抄襲行為形式要件的要求，存在抄襲的可能，而不能據此確認抄襲行為成立，只有在同時證明了被控作品不是被控作者獨創的情況下，抄襲行為才得以確認。

在抄襲的問題上，不承認創意或表現手法的抄襲，這是著作權法只保護作品的表現形式這個基本點所決定的。創意為一種思想上的主觀意思表示，可以通過作品體現出來，但不能通過作品予以壟斷；表現手法是一種技巧或技能，可以傳授，也可以學習，也不存在由誰壟斷的問題。否則，社會將無法發展和進步。

基于抄襲認定的要求，原告對其廣告中所用“真金不怕火煉”之廣告語是否享有著作權，以及火與物相映來表現“真金不怕火煉”的喻義是否為通常方法，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原告廣告中廣告語、火焰畫面、產品、配音等各自及其相互之間的具體表現形式和融合形式，是否為被告廣告照抄照搬。兩者在此問題上差異較大的，就很難認定被告廣告抄襲了原告廣告。

原告在上訴中還提出了兩個在一審時未提出的訴訟主張，一是認為被告行為侵犯其享有的著作權鄰接權，二是認為被告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這兩個主張都是一審未提出也未審理的主張，已超過了原告一審主張的范圍和一審審理的范圍，依兩審終審制的原則，二審法院是不能審理一審未主張也未審理的主張的，故二審法院對該兩請求是不能接受并予以審理的。如果該兩主張是原告在一審時就主張的，一審通過審理也是不能支持的。其一，何為著作權之鄰接權？鄰接權是由著作權派生出來的一種獨立存在的權利，它是指在傳播作品的過程中由傳播作品的人對其賦予作品的傳播形式所享有的權利，如出版者對其賦予作品的出版形式，表演者對其賦予作品的表演形式等。所以，原告如主張鄰接權，必須具備鄰接權的主體資格，在本案中具體的應同時是廣告電視作品的錄音錄像制品的制作人或廣告印刷物的出版者。如原告不是這種主體，就不能主張這種權利。如原告是這種主體，那么被告侵犯原告鄰接權行為就應當表現為對原告的錄音錄像制品和廣告印刷物的原樣復制，而不可能是以抄襲來認定的，以抄襲來主張權利，只可能是著作權本身上的權利，不可能是由著作權派生出來的鄰接權上的權利。其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基礎，是雙方當事人之間必須構成競爭關系，而競爭關系的構成，應當是建立在具有同種使用功能或價值的同種類商品基礎之上的。本案原告廣告中宣傳的是VCD視聽產品，而被告廣告中宣傳的是對講機通訊產品，是兩種使用功能或價值完全不同的商品，雙方之間就不存在競爭關系。沒有競爭關系，就談不上一方對另一方的不正當競爭的問題。

第三篇：關東升訴美國道瓊斯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案

關東升訴美國道瓊斯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案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03年3月17日受理原告關東升訴被告趙淑雯、道瓊斯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一案,并于2003年9月22日做出一審判決,判決認定道瓊斯公司侵犯原告著作權,判決道瓊斯公司停止侵權行為,向原告賠禮道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40萬元。

原告關東升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長、教授,其訴稱,原告為道瓊斯公司總裁康彼得先生題寫具有獨特風格的“道“字,并題寫“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為落款。2002年2月,原告得知道瓊斯公司未經其許可將該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業標識,其運用范圍包括網絡、報紙廣告、圖書、戶外廣告、公司簡介、各種宣傳材料等。侵犯了原告對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復制權、信息網絡傳輸權等著作權權益。因此,請求法院判令兩被告停止侵權,判令道瓊斯公司向原告公開賠禮道歉;判令道瓊斯公司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精神損失人民幣500萬元。

被告道瓊斯公司辯稱:其使用是經過原告許可的,并不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犯。雙方雖然沒有簽訂書面協議,但雙方達成一致,道瓊斯公司可以將其用于企業商標、LOGO等商業標識,并且原告謝絕了被告給付相應報酬的提議。因此道瓊斯公司認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據的,并表示希望與原告協商以達成諒解,恢復友好關系。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原告作為“道“字書法作品的創作者,對該作品享有著作權。原告與道瓊斯公司未就“道”字書法作品的使用簽訂書面許可使用合同。道瓊斯公司主張原告口頭同意道瓊斯公司將其書寫“道“字用于其商業標識,但未提供充分證據。道瓊斯公司雖然受贈獲得該作品的原件,并未獲得該作品的著作權,不能據此認為原告已許可其將該作品作為商業標識使用。道瓊斯公司關于自己將原告作品作為商業標識使用已獲得原告許可的主張,不予支持。道瓊斯公司未經原告許可,將原告的“道”字書法作品用于其商業標識,在其廣告、商業招牌、互聯網網頁上使用,其行為侵犯了原告對其作品享有的復制權、發行權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權利,道瓊斯公司應就上述侵權行為承擔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經濟損失的民事責任。原告主張的賠償數額過高,不予全額支持。故做出如上判決。

附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3)一中民初字第2944號民事判決書主要內容:

原告關東升訴稱,1994年春夏之交,原告為道瓊斯公司總裁康彼得先生題寫具有獨特風格的“道“字,并題寫“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為落款。2002年2月,原告得知道瓊斯公司未經其許可將該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業標識,其運用范圍包括網絡、報紙廣告、圖書、戶外廣告、公司簡介、各種宣傳材料等。而且,所用“道”字將原告所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及原告名章、閑章等題跋、落款全部刪掉,只使用了“道“字,侵犯了原告對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復制權、信息網絡傳輸權等著作權權益。原告認為,原告所創作的“道”字構成美術作品,應受著作權法保護。原告創作的“道“字書法作品是為贈給道瓊斯公司總裁,該書法作品原件所有權應歸受贈者,但該書法作品的著作權在雙方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應屬于原告。道瓊斯公司總裁在受贈該書法作品后,有權展覽其受贈的書法作品,但不能以商業目的復制使用或許可他人復制使用該作品。道瓊斯公司從未提供原告專門為道瓊斯公司商業目的使用而創作該“道”字,也沒有證據證明被告商業目的使用該書法作品得到了原告的許可。因此,道瓊斯公司在商業活動中使用書法作品“道“字,屬于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已構成侵權。侵權事實給原告身心造成極大傷害。原告曾多次向道瓊斯公司主張權利并力求達到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案,但道瓊斯公司非但不承認事實,反而抵賴和推卸責任。為此,請求法院判令兩被告停止侵權行為;判令道瓊斯公司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及其公司網站首頁向原告公開賠禮道歉;判令道瓊斯公司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精神 1

損失人民幣500萬元;判令道瓊斯公司賠償原告為本案支付的合理費用。

被告趙淑雯辯稱:其所經營的北京市海淀區青龍橋盛祥書店(簡稱盛祥書店)銷售的只是有可能侵犯原告著作權的圖書,所以,其承擔法律責任是建立在道瓊斯公司侵權行為成立的基礎上的,而且,由于其不存在任何故意,其所承擔的責任應僅限于停止銷售相關圖書。

被告道瓊斯公司辯稱:其使用的商業標識中包含的“道”字確為原告所寫,但其使用是經過原告許可的,并不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犯。雙方于1994年就書寫“道“字進行接洽,雖然沒有簽訂書面協議,但雙方達成一致,原告在有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同意為道瓊斯公司書寫一幅“道”字,道瓊斯公司可以將其用于本企業的商業活動,具體包括將其用于企業商標、LOGO等商業標識。并且原告謝絕了被告給付相應報酬的提議。在原告為道瓊斯公司創作“道“字作品后近十年間,雙方一直保持友好往來,而且原告至2002年初從未對道瓊斯公司將“道”字用于商業用途表示反對。道瓊斯公司將原告的題字、名章等與公司企業身份無關的題跋、落款刪掉也是由使用方式的性質所決定的。因此道瓊斯公司認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據的,并表示希望與原告協商以達成諒解,恢復友好關系。

經審理查明:1994年下半年,原告書寫了一幅“道”字書畫,其中包括“道“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題跋、落款、原告名章、閑章。原告將該幅書畫交付給道瓊斯公司委派來的人員。

1994年11月開始,道瓊斯公司將原告書畫中的“道”字用于商業標識。

1996年4月,道瓊斯公司中國首席代表向原告發出中文和英文書面邀請。中文邀請函表示將原告作為唯一的書法界代表,邀請原告參加當年5月在香港舉行的道瓊斯新指數發布會及道瓊斯指數發行100周年紀念活動。英文邀請函中有稱原告為“我們商標中的‘道''字的創作者“的內容。1996年5月25日,原告收到道瓊斯公司北京辦事處支付的費用1000美元,收據表明為對原告在道瓊斯平均工業指數100周年紀念推廣活動中所做工作的酬謝。

1996年5月26日,原告再次書寫了“道”字書畫,并標有“道瓊斯指數發行一百周年紀念“的落款。

在《關東升書法篆刻》一書中,收集了原告書寫的“道”字,并附有“1995年,為美國道瓊斯公司題寫‘道''字“的內容。

2002年11月21日,經原告及公證人員上網查詢,“道瓊斯國際財訊”網頁上,使用了原告書寫的“道“字、側面的“道瓊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為標識。

2002年11月21日,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12號科倫大廈A座對其外部的廣告牌及大廳的指示牌現場進行拍攝,取得照片7張,公證人員對拍照過程進行了公證。照片顯示廣告有原告書寫的“道”字、側面的“道瓊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為標識。

道瓊斯公司在其公司的手提袋、信封、賀年卡、職員名片、公司簡介封面、報刊廣告上均使用了原告書寫的“道“字作為標識。上述商業標識均包括“道”字、側面的“道瓊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字樣。

2003年1月20日,原告在被告趙淑雯所經營的北京市海淀區青龍橋盛祥書店購買了《道瓊斯教你理財》一書。該書封面標明為“道瓊斯財經系列之一“,上有原告書寫的“道”字作為裝潢。

原告為購買《道瓊斯教你理財》一書(兩本)支付費用68元,支付公證費4850元,支付工商登記信息查詢費20元,支付翻譯費780元。

就原告于1994年書寫的“道“字作品,原告與道瓊斯公司之間未就作品的使用問題達成過書面協議,道瓊斯公司亦未就此向原告支付過費用。

2002年間,原告曾與道瓊斯公司就“道”字作品的使用糾紛的處理進行過協商。

本院認為(全文):本案被控侵權行為發生于2001年10月27日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實施前,并持續到該日期之后,故本案審理應適用修改后的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

本案原告主張權利的作品為其于1994年所書寫的“道“字書畫。該書畫為書法藝術創作成果,屬于美術作品中的書法作品。該作品內容包括“道”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題跋、落款、原告名章、閑章,“道“字為該作品的主要內容,亦獨立構成作品。原告作為上述作品的創作者,對該作品享有著作權。未經原告許可,以復制、發行、信息網絡傳播的方式使用原告上述作品,均屬于侵犯原告著作權的行為。

道瓊斯公司將原告書寫的“道”字用于其商業標識,在其廣告、商業招牌、互聯網網頁上使用,屬于法律所規定的以復制、發行、信息網絡傳播的方式使用作品的行為。根據著作權法規定,道瓊斯公司以上述方式使用原告的作品,應當同著作權人訂立許可使用合同。

根據查明的事實,原告與道瓊斯公司未就“道“字書法作品的使用簽訂書面許可使用合同,且原告現否認自己曾許可道瓊斯公司以商業標識的方式使用該作品,在這種情況下,道瓊斯公司應就其已實際獲得原告許可承擔舉證責任。道瓊斯公司主張原告口頭同意道瓊斯公司將其書寫“道”字用于其商業標識,且謝絕了道瓊斯公司支付報酬的要求,但道瓊斯公司未就該主張提供充分證據,對此本院不予認定。道瓊斯公司主張該作品是原告為道瓊斯公司創作的,故可得出原告許可道瓊斯公司使用該作品的結論。對此,本院認為,即使該作品是原告為道瓊斯公司所創作,也只能認定原告將作品原件的所有權轉讓與道瓊斯公司,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道瓊斯公司雖然受贈獲得該作品的原件,并未獲得該作品的著作權,道瓊斯公司可以以展覽作品原件的方式使用該作品,但不能據此認為原告已許可其將該作品作為商業標識使用。道瓊斯公司以原告對道瓊斯公司將該作品作為商業標識使用長期未表示異議為理由,主張原告已實際許可其使用作品,該觀點亦不能成立。著作權法確實未限定許可必須采用書面方式,但道瓊斯公司如主張自己獲得原告實際或口頭的許可,必須證明原告做出過明確的、直接的許可其使用作品的意思表示。原告對道瓊斯公司將該作品作為商業標識使用未及時提出異議,以及原告參加道瓊斯公司的紀念活動,均不能證明原告做出過明確及直接的許可道瓊斯公司使用其作品的意思表示。因此,道瓊斯公司關于自己將原告作品作為商業標識使用已獲得原告許可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根據以上理由,道瓊斯公司未經原告許可,將原告的“道“字書法作品用于其商業標識,在其廣告、商業招牌、互聯網網頁上使用,其行為侵犯了原告對其作品享有的復制權、發行權及信息網絡傳播權。道瓊斯公司在以商業標識方式使用原告作品過程中,未給原告署名,同時將原告書法作品的題跋、落款、名章、閑章刪去,雖然道瓊斯公司主張這是因將“道”字作為商標使用而造成的,但在原告未許可道瓊斯公司將其作品作為商標使用的情況下,道瓊斯公司的上述行為構成對原告就其作品所享有的署名權、修改權的侵犯。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道瓊斯公司應就上述侵權行為承擔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經濟損失的民事責任。

關于賠償數額。由于原告因道瓊斯公司侵權行為所遭受的損失及道瓊斯公司因此所獲得的利益不能確定,故本院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酌情確定賠償數額。原告主張道瓊斯公司存在數十種使用原告“道“字作品的侵權行為,每種使用方式均可賠償50萬元。對此,本院認為,雖然道瓊斯公司的侵權行為包括在廣告、網頁、名片等多種作品使用方式,但均是作為其商業標識來使用的,各種使用方式只是標識的載體有所不同,其性質是同一的。正常情況下,道瓊斯公司只要取得原告同意其將“道”字作品作為商業標識使用這一項許可,即可以以上述多種方式使用作品。因此,道瓊斯公司的多種作品使用方式應視為一項侵權行為,對原告要求每種使

用方式均可賠償50萬元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將根據道瓊斯公司的侵權情節,在50萬元以內確定賠償數額。原告因訴訟所支出的合理費用,亦應包含在內。原告主張的賠償數額過高,本院不予全額支持。原告未就道瓊斯公司侵權行為給其造成精神損失的實際費用提供證據,對其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被告趙淑雯所經營的北京市海淀區青龍橋盛祥書店所銷售的《道瓊斯教你理財》一書屬于正式出版物,作為銷售商,該書店不可能知道該書存在侵犯原告著作權的問題,故其主觀無過錯,不應承擔侵權責任。

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四)項、第十八條、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四十八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四條第(八)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道瓊斯公司自本判決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將原告書寫的“道"字作品作為商業標識使用的侵權行為。

二、被告道瓊斯公司自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就其侵權行為向原告關東升書面賠禮道歉。道歉內容需經本院審核。逾期不執行,本院將公布判決主要內容,其費用由被告道瓊斯公司承擔。

三、被告道瓊斯公司自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關東升經濟損失四十萬零五千六百八十四元。

四、駁回原告關東升其它訴訟請求。

第四篇：黑龍江省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訴郭頌等侵犯著作權糾紛案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保護

——黑龍江省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訴郭頌等侵犯著作權糾紛案 【案情介紹】 

《想情郎》是一首世代流傳在烏蘇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間曲調，現在已經無法考證該曲調的最初形成時間和創作人。該曲調在20世紀50年代末第一次被記錄下來。在同一時期，還首次收集記錄了與上述曲調基本相同的赫哲族歌曲《狩獵的哥哥回來了》。1962年，郭頌、汪云才、胡小石到烏蘇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區進行采風，收集到了包括《想情郎》等在內的赫哲族民間曲調。在此基礎上，郭頌、汪云才、胡小石共同創作完成了《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的主部即中部主題曲調與《想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的曲調基本相同，《烏蘇里船歌》的引子及尾聲為創作部分。1963年，該音樂作品首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進行了錄制，署名：東北赫哲族民歌。1964年，該歌曲《烏蘇里船歌》發表時署名：赫哲族民歌，汪云才、郭頌編曲。1999年11月，中央電視臺與南寧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了“1999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式晚會。在郭頌演唱完《烏蘇里船歌》后，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說：剛才郭頌老師演唱的《烏蘇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創作歌曲，但我們一直以為它是赫哲族人的傳統民歌。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組委會將此次開幕式晚會錄制成VCD光盤。在北辰購物中心銷售的刊載《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各類出版物上，署名方式均為“作曲：汪云才、郭頌”。

原告赫哲族鄉人民政府訴稱：《烏蘇里船歌》是基于對赫哲族人民在長期勞動和生活中逐漸產生的反映赫哲族民族特點、精神風貌和文化特征的民歌曲調改編而完成。涉案的赫哲族民間曲調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應當受到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赫哲族人民依法享有署名權等精神權利和獲得報酬權等經濟權利。被告的行為侵犯了上述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傷害了每一位赫哲族人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故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在中央電視臺播放《烏蘇里船歌》數次，說明其為赫哲族民歌，并對侵犯著作權之事作出道歉；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人民幣40萬元，精神損害費10萬元。

被告辯稱：《烏蘇里船歌》是郭頌、胡小石、汪云才借鑒西洋音樂的創作手法共同創作的。該作品使全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為世界所了解。目前全國赫哲族成建制的民族鄉有三個，其中兩個在同江縣，一個在饒河縣。原告只是其中之一，它們無資格和理由代表全體赫哲族人提起訴訟。以《想情郎》為代表的赫哲族民間傳統曲調，只是一首古老的四句蕭曲，并沒有歌詞，而《烏蘇里船歌》既有新創作的曲子又有歌詞。郭頌堅持《烏蘇里船歌》是其創作的歌曲，不同意原告的侵權指控。 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根據雙方當事人的申請，委托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從作曲的專業角度對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與《想情郎》等曲調進行技術分析鑒定。鑒定報告結論是：《烏蘇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等赫哲族民歌的曲調基礎上編曲或改編而成。 【審理結果】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以《想情郎》和《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為代表、世代在赫哲族中流傳的民間音樂曲調，應作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受法律保護。原告作為民族鄉人民政府，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

與《想情郎》曲調相比，《烏蘇里船歌》體現了極高的藝術創作水平，其作品整體的思想表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郭頌作為該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著作權。但是《烏蘇里船歌》曲調的作者在創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傳統民間曲調，《烏蘇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題曲調與《想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的曲調基本相同。因此，《烏蘇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間曲調的基礎上改編完成的作品。

郭頌在“99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式晚會的演出中對于主持人以為《烏蘇里船歌》系郭頌原創作品的失當的“更正性說明”未作解釋，同時對相關出版物中所標注的不當署名方式予以認可，且在本案審理中堅持認為《烏蘇里船歌》曲調是其原創作品。上述行為表明郭頌是有過錯的。郭頌等人在使用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時，應客觀地注明該歌曲曲調是源于赫哲族傳統民間曲調改編的作品。

在中央電視臺主辦的“99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式晚會上，主持人發表的陳述與事實不符。中央電視臺作為演出組織者，對于其工作人員就未經核實的問題，過于輕率地發表議論的不當行為，應采取適當的方式消除影響。

北辰購物中心銷售了載有未注明改編出處的《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出版物，應停止銷售行為。但北辰購物中心能夠提供涉案出版物的合法來源，主觀上沒有過錯，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鑒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具有其特殊性，且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未舉證證明被告的行為造成其經濟損失，故對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關于“要求三被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害”的主張不予支持。但郭頌、中央電視臺應承擔原告因訴訟而支出的合理費用。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4條、第134條第1款第9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1990年）第6條、第12條之規定，作出了相應的判決。

被告郭頌及中央電視臺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訴。二審法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郭頌、中央電視臺所提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對其上訴請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1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來源：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23號”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3）高民終字第246號”民事判決書，轉引自北京法院網：http[DK]://bj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7483&k_title=烏蘇里船歌&k_content=烏蘇里船歌&k_author=，選取時有所精簡。[KH1D] 【評〒析】

本案是國內首例涉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保護的案件。此案的判決對于我國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保護問題中所涉及的權利主體、法律責任等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意義。

《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受著作權法保護。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解釋，那些作者不明但有充分理由可以推定是該公約某成員國國民所創作的未出版的作品，屬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我國目前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并沒有關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明確規定，只是在其第6條中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而這也正是造成司法實踐中涉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案件認定難、判決難的原因。

（1）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概念及保護的必要性。

談及民間文學藝術，在國際層面上通常會提到folklore一詞。它最初是由英國考古學家WJ湯姆森于1864年提出的。folklore是一個復合詞，其中folk指民眾，lore指知識、學問，folklore通常被譯為“民間文學”。Folklore一詞在民間文藝學、民俗學、人類學和心理分析學等領域內被廣泛使用著，它的具體含義在不同的學科和不同的語境下也有所不同。參見張辰：《論民間文學藝術的法律保護》，載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8卷，78頁，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轉引自任自力：《著作權法——原理·規則·案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目前，在知識產權領域，folklore通常被翻譯為“民俗”。根據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突尼斯通過的《為發展中國家制定的樣板版權法》中對“民間文學藝術”的解釋，“民間文學藝術”通常意指在某一國家領土范圍內可認定由該國國民或種族群落創作的、代代相傳并構成其傳統文化遺產之基本組成部分的全部文學、藝術與科學作品。參見文化部版權處：《版權參考資料》，1983（5）。轉引自任自力：《著作權法——原理·規劃·案例》，63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與之相近的詞語還有expressions of folklore，即“民間文學藝術表達”。這一表述是198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保護民間文學藝術表現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為的國內法律示范條款》中提出的。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解釋，“民間文學藝術表達”意指由具有傳統藝術遺產特征的要素構成，并由某一國家的一個群落或者某些個人創制并維系，反映該群落之傳統藝術取向的產品。參見唐廣良：《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及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國際保護概述》，載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8卷，14頁，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轉引自任自力：《著作權法——原理·規劃·案例》，63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在我國，民間文學藝術的概念在法學界存有爭論，但在研究民間文學藝術的學者之間基本一致，即認為民間文學只是民俗（folklore）中的一類。“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在廣大人民群眾當中流傳，主要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現他們的審美觀念和意識情趣，具有自己的藝術特色。”鐘敬文主編：《民間文學概論》，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民間文學藝術的對象應當包括：1）言語表達：民間故事、詩歌和謎語；2）音樂表達：民間歌曲和器樂曲；3）動作表達：民間舞蹈、戲劇和各種儀式的藝術形式。在大多數情況下，動作表達是和口頭表達相結合的（比如民間小戲），但純粹的動作表達也是存在的（比如民間流傳下來的雜技藝術），這些動作表達是民間群體內世代通過口傳心授而得以保持和延續的，所以動作表達并沒有改變民間文學藝術的口頭性這一特點。關于物質形態的表達（有形表達），包括單色畫、彩色畫、雕刻、雕塑、陶器、鑲嵌、木雕、金屬器、珠寶、編織、針織、紡織品、地毯、服飾、樂器、建筑形式參見1982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保護民間文學藝術表現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為的國內法律示范條款》。，不應該屬于民間文學藝術的對象。根據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6條的規定[JP+1]《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6條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我國在保護民間文學藝術的立法上，采用的是“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概念。在中國版權立法討論過程中，當時多數參與者同意按《伯爾尼公約》的原則，保護業已形成“作品”的民間文學藝術。參見鄭成思：《版權法》，13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保護的問題最初是由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如今盡管有《伯爾尼公約》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于1982年通過的《保護民間文學藝術表現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為的國內法律示范條款》，但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保護仍然主要局限于發展中國家的立法保護，特別是那些具有豐富民間文學藝術資源的發展中國家。歐洲及西方發達國家認為民間文學藝術屬于公有領域，可以自由復制和表演，無須經過許可和交付使用費。實踐中，發達國家對民間文學藝術進行大規模無償利用，從中獲利，卻不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民族進行任何經濟補償，甚至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進行任意歪曲、篡改，傷害了創作民間文學藝術民族的感情。為了保護我國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平衡我國與發達國家的著作權貿易，我國應當立法保護民間文學藝術作品。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6條規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國務院尚未正式出臺相應的保護辦法。由文化部起草的《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法》也仍處于修改階段。因此，盡快出臺相關法律規定已是當務之急。（2）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權利主體。

由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是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形成的，在創作和流傳的過程中，雖然可能有某個人為創作、發展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但這種個體創作正是因為符合特定區域或特定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民族特征才被容納、保存和傳承下來的。另外，隨著歷史的推移，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經過不斷的整理、加工、完善，逐漸滲透了無數講述者、表演者的思想、靈感和藝術才能，創作者的個性特征已經無法體現，而最終形成了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因此，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是由一國國內的民族或種族集體創作而成，具有群體性特征，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主體不是特定的自然人，而只能是這些民間文學藝術發源地的民族或人群。[ZW（]參見任自力：《著作權法——原理·規則·案例》，69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ZW）]因此，在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司法保護上，應當確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由集體創作、傳承該作品的特定民族或種族的群眾集體共同享有，民族區域政府有權代表該區域民族或種族的群眾作為訴訟主體主張權利。在無法判斷民間文學藝術的著作權是由哪一個地區的民族或群體享有時，可規定由國家作為權利主體，行使相關的權利。另外，在國際經濟、文化交往中，國家依然是最有力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民間文學藝術的、至關重要的角色。為了保證獲取的利益不被非法使用，國家應制定相應的法律與監督機制，保護傳統資源保有者主張相關利益的權利，同時監督并指導代表相關群體利益的民間機構對其收益的使用。參見唐廣良：《保護民族的傳統資源》，載中國法學網：http[DK]://www.tmdps.cn。[KG*8]所以本案中法院確認原告即赫哲族鄉人民政府，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對赫哲族民間音樂作品保護的訴訟的做法是適當的。

（3）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改編人的法律地位。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改編人，是指在原有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基礎上，通過改變作品的表現形式或者用途，創作出具有獨創性的新作品的人。改編作為一種再創作，是在原作品的基礎上加入獨創性的勞動而形成新作品的行為。因此，民間文學藝術的改編人應享有對改編作品的著作權。

本案主審法院即認為，與《想情郎》曲調相比，《烏蘇里船歌》體現了極高的藝術創作水平，其作品整體的思想表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郭頌作為該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著作權。但是《烏蘇里船歌》曲調的作者在創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傳統民間曲調，《烏蘇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題曲調與《想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的曲調基本相同。因此，《烏蘇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間曲調的基礎上改編完成的作品。并判決郭頌、中央電視臺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時，應當注明“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郭頌、中央電視臺在《法制日報》上發表“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系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的聲明。

第五篇：安通公司等訴城東運輸公司合同追償案

法定代表人；鄭樹棠，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趙淑洲，廣東敬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潘立冬，廣東敬海律師事務所律師。原告：廣東安通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北海分公司（下稱安通北海分公司）。

負責人：詹立志，經理。

委托代理人：趙淑洲，廣東敬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

理人：潘立冬，廣東敬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北海市城東運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岑秀英。

委托代理人：黃子威，桂公明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覃剛，桂公明律師事務所律師。

4.審級：一審。

5.審判機關和審判組織

審判機關：北海海事法院。

合議庭組成人員：審判長：張乾成；審判員：倪學偉、譚慶華。

6.審結時間：2003年5月23日。

（二）訴辯主張

1.原告安通公司及安通北海分公司訴稱：原告安通北海分公司與被告簽訂有長期性運輸協議。2002年9月17日，根據安通北海分公司的要求，被告安排其車輛運輸廣西合浦公館出口煙花廠（下稱公館煙花廠）擬出口的1,858箱煙花，但被告提取貨物后并未將貨物安全運往目的地，而是將所運煙花和集裝箱損毀。公館煙花廠已向原告提起索賠訴訟，并保全了安通北海分公司40萬元的銀行存款；而原告方已向集裝箱主賠償了2,930.85美元集裝箱損失。為此，請求法院判令被告賠償集裝箱滅失的損失2,930.85美元，煙花貨主的相關損失392,885.24元及煙花貨主另案狀告原告而可能由原告負擔的訴訟費用，并由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2.被告辯稱：原告未書面通知所運貨物為危險品，以致作為沒有危險品運輸資格和防范經驗的被告在運輸過程中發生了只有危險品才碰撞爆炸燃燒的意外事故，因而有關損失完全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三）事實和證據

北海海事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01年7月1日，原告安通北海分公司與被告簽訂一份關于集裝箱及其貨物的運輸協議，約定由被告承運安通北海分公司所需運輸的集裝箱及其貨物，其中安通北海分公司的責任及義務為：市內或短途運輸提前半天將所需運輸的集裝箱貨物的名稱、規格、數量和目的地等通知被告；負責對貨物及時進行裝卸，避免車輛積壓；每月結算一次運費。該協議約定被告的義務為：按時將車輛派往指定地點，將所需運輸的集裝箱和貨物安全、快捷地運到指定目的地；對運輸車輛和司機的安全負責；保證所運貨物的安全，并對運輸過程中造成貨物的損壞、丟失負責賠償。

2002年9月10日，原告安通北海分公司與公館煙花廠簽訂出口貨物委托單，載明：公館煙花廠作為托運人，就集裝箱貨物（其中有編號為EISU1475464的集裝箱）16,000箱煙花向安通北海分公司辦理托運；安通北海分公司應負責安排從公館煙花廠清水江倉庫至北海港的汽車運輸以及北海至香港、香港至漢堡的船舶運輸；由公館煙花廠向安通北海分公司一次性支付全程運費。

為履行與公館煙花廠的約定，安通北海分公司即根據其與被告的運輸協議，通知被告派車輛運輸。2002年9月17日，被告派汽車將已裝入集裝箱的煙花從公館煙花廠清水江基地倉庫運至北海港裝船。在清水江基地裝車時，汽車司機發現所運為煙花，曾表示拒絕運輸，但安通北海分公司稱若拒絕運輸則要追究被告的違約責任，司機遂接受了運輸任務。當日1743時許，由司機范謙明駕駛的裝載40英尺集裝箱（箱號EISU1475464）的東風牌桂E00692號平板車，在通過北海港鐵路專用線M1-1號、M2-2號平交過道時，被0012號火車機車頂送38輛重車時撞上，造成鐵路車輛P643411247、P62（N）3326741損壞，線路兩鋼軌扭曲變形，汽車平板車報廢、平板車上的EISU1475464號集裝箱及其所裝1,858箱煙花燃燒報廢，中斷行車1小時17分。造成此事故的原因是：汽車司機范謙明駕駛機動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過道時，未遵守“一停、二看、三通過”規定，搶越過道，且運輸煙花易燃危險品通過鐵路不按規定申報。由汽車司機承擔完全責任。本院在（2003）海商初字第019號案中查明，在受損集裝箱的表面、箱號之下貼有“1.4G”、“UN0336”字樣的黃色標簽。

受損報廢的EISU1475464號集裝箱價值2,930.85美元，合人民幣24,266.43元，其所有權屬長榮香港有限公司，原告方已向箱主作了全額賠償。

事故發生后，公館煙花廠以安通公司和安通北海分公司為被告，向本院提起多式聯運合同貨物損害賠償糾紛訴訟，要求該案兩被告賠償EISU1475464號集裝箱受損所致的貨款損失276,135.95元、經濟損失116,749.29元，并承擔有關訴訟費用。本院對該案判決：安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