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葉嘉瑩：古典詩詞給我力量

葉嘉瑩：古典詩詞給我力量

葉嘉瑩教授是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榮休終身教授，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研究和創作已有將近六十年之久，曾在海內外多所著名學校任教，所著《迦陵論詞叢稿》、《迦陵論詩叢稿》、《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中國詞學的現代觀》（其中一部分為在《光明日報》發表的《迦陵隨筆》）等，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學術影響。

攝影 侯藝兵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書。從1945年，我一直未曾間斷地教了六十年書。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來，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個學校，我教三個學校，在北京是三個中學，在臺灣是三個大學。”

記者（以下以■代表）：今年10月5日，您在國家圖書館又為普通讀者做了一次講演。您從70年代末回國，就開始在內地各著名大學、還有其他一些單位講課或講演。1987年，您應北京五個文化團體的邀請，在國家教委禮堂講了一共十次的“唐宋詞系列講座”，曾轟動一時。您那種講詞的方法和風格，令聽者耳目一新。在您的生活中，是不是講課、教學花去了您最多的時間？

葉嘉瑩（以下以□代表）：我的一生中，在教書，研究，還有詩詞創作這三者之中，是教書花去了我最多的時間。我常常說自己天生是教書的。我大學畢業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幾所中學教過書，佑貞女中，志成女中，還有華光女中，我都教過。從那時到如今，快六十年了。這些年，我在北京，還常常有我當年教過的學生來看我，她們現在也都有七十多歲了。

■：50年代在臺灣，您好像也是從中學開始教書的。但在臺灣的教學活動，當時也是在一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中進行的。現在內地學術界對這些還不是十分熟悉。

□：我是1948年3月結婚，11月就因丈夫趙東蓀工作調動，隨他去了臺灣。1949年12月，我先生就因為“匪諜”的嫌疑被抓。第二年的6月，我在彰化女中也被抓。我因為帶著吃奶的孩子，而且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所以不久被放了出來，但卻成了一個無家無業、無處可歸的人。直到暑假快開學的時候，我的一個堂兄，他本來在臺南一個私立女中教書，后來他找到一個公立中學，待遇更好一點，就辭去了原來教的學校，他問我要不要去那所私立女中，我說好，就帶著女兒去臺南這個私立女中教書了。那時只求有一個謀生的地方就是了。那會兒不要說書柜書架，什么呀，我連個書桌也沒有。

不過，我對于古典文學那是真的有感情，也真的有興趣。不管那個私立女中的學生程度有多么低，我要講的時候，一定要把古典詩詞的好處講出來，至于他們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這不是我對得起對不起學生的事，而是對得起對不起杜甫、辛棄疾的事情。所以那時我生活雖然很艱苦，我還是盡我的力量教書。

■：后來，您到臺灣大學教書，好像也是與輔仁的師友有關系？

□：四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來，證明我們沒有“匪諜”嫌疑。這時，因為一個機會，我和我先生都到了臺北二女中教書。到臺北之后，就見到原來在北京時我的一些老師、同學。你不是在北京到過我們家，見過我家外院的一排南房嗎？當年，有一位許世瑛先生，他是許壽裳先生的兒子。許世瑛的第一個夫人郭立誠是郭琴石的女兒，郭琴石先生是我父親和我伯父的老師，許世瑛剛結婚的時候，沒有地方住，就住在我們家的外院，那時我還在念中學，所以當時與這位許先生并沒有來往。后來我在輔仁念書，他也在輔仁教書，教男生班，沒有教過我，但是很熟知我家情況。這次在臺北遇見他時，他就在臺灣大學教書。——在許世瑛之前，盛成先生也在我們家住過。他是上個世紀初最早留學法國的，是著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71年我到歐洲旅行，在法國還遇見了盛老先生。他晚年定居北京，我也去看過他。老先生已于前幾年走了。

■：——我覺得這些事情，其實都有一種學術史的意義。

□：還有一位是教我大一國文的戴君仁先生，號靜山。現在，在我個人的網站上，還有我大一的國文作業，上面還有戴先生的批語。他們兩位見到我，知道了我被關的不幸遭遇。當時臺灣“光復”不久，他們兩位老師說，臺灣大學需要國語講得比較標準的老師來教國文。于是，我兼職教臺大一個班的大一國文。我兼了半年，他們就把我改成專任了，教兩個班。兩年后，許世瑛先生到淡江大學做了中文系系主任，他說你要到淡江來教書。我不好意思拒絕，因為他是我的老師。我就開始在淡江教詩選、詞選、曲選、杜甫詩。所以，我所謂兼任，其實比臺大專任的課還多。又過了兩年，輔仁大學復校了，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戴君仁。他說，輔仁是你的母校，你怎么不來教？所以，輔仁的詩選、詞選、曲選，也都歸了我去教了。三個大學，說是兩個兼任，其實都是專任的工作量。后來，淡江又有夜間部，也要我教。現在臺灣有個作家陳映真，寫小說的，就是當年淡江大學夜間部聽我課的學生。其他像白先勇、吳宏

一、陳若曦、林玫儀等，也都是這一時期聽過我課的學生。我現在都難以想像當時怎么會教了那么多的課。

許世瑛先生那時還擔任臺灣教育廣播電臺的大學國文的課。他本來就是深度近視，后來越來越嚴重，就讓我替他教，所以我又教了大學國文的廣播的課程。幾年之后，成立教育電視臺，又把我拉去講《古詩十九首》。從1945年，我一直未曾間斷地教了六十年書。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來，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個學校，我教三個學校，在北京是三個中學，在臺灣是三個大學，后來在加拿大，雖然沒有長時間的兼課，但是我就開始經常回國，又在國內教課。每年3月下旬UBC（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放假，我就回國講課，有的時候是利用休假一年的時間回國講課。所以，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書。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選擇。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選擇，我去臺灣也不是我的選擇，誰讓我結了婚呢？我結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選擇。”

■：后來您到北美，好像也是因為教書的緣故。1966年，您到北美，是否可以看做一生中一個重大的轉折？當時是怎樣一種機緣，直接就到哈佛去教書了？我覺得這次轉折，不僅對您本人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而且，對于20世紀的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和中西文化交往甚至也有著某種特殊的意味。

□：不錯，這里的確有一段因緣。當時內地是不跟資本主義國家來往的，而那時資本主義國家研究漢學的人，主要都是學古典的，對中國的現當代文學不是很看重，以為中國的文化就是古典，所以研究漢學的大多是學古典的。他們當時不能到內地，就只能到臺灣來。跑到臺灣，就不得了，三個大學，都是我在講，詩、詞、曲，杜甫詩蘇辛詞，還有大學的廣播國文，電視的古詩，都是我在教嘛。他們就跑來聽我的課。那時臺大與美國的密歇根大學有一個交換計劃，密歇根大學就提出要把我“交換”去，錢思亮校長就同意了，我也答應了。錢校長要我補習補習英文，我就真的補習啊，學了差不多半年多。

當時凡是要交換到美國去的人，都有一個interveiw，就是面試嘛。當時美國在臺灣有個“在華協會”，協會的主任是臺大歷史系的教授，叫劉崇钅宏，面試由他安排。去美國的人很多，都在那天用英語面談。給我面談的，是哈佛大學遠東系的海陶瑋教授Hightower（James R.Hightower）。海陶瑋是研究中國古詩的，他問了我很多這方面的問題，這些我很熟悉，當然不成問題。下午，劉先生叫他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劉先生約你晚上和海教授一起吃晚飯。晚飯時，海教授就和我談了更多關于中國舊詩的問題。晚飯后，劉先生叫了一輛計程車送海教授和我，那時海陶瑋全家都在臺灣。在車上，海教授就問我，將來你愿不愿意到哈佛大學來？我想哈佛大學這么有名，有機會我當然愿意去了。我回家了，但是海教授卻沒有回家，他叫計程車又開回劉崇钅宏那里，他說哈佛要請葉嘉瑩。劉先生就叫秘書通知我這件事，并且說，如果我愿意去哈佛，就去跟錢校長說一聲，叫另外一個人去密歇根。

第二天我去找了錢校長。當時在臺灣，中文系也是有很多人愿意出國的。但是錢校長很生氣，他說，你怎么這樣？我從去年就告訴你，我們交換的是你，現在都快要走了，你要改變，可是我不能跟密歇根失信。于是我就告訴海教授，說我不能去哈佛。當時海教授正在研究陶淵明，正在寫一本書，所以急著讓我去，可以和他討論嘛。海陶瑋說，密歇根不是9月才開學嘛，臺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去兩個月。1966年的那兩個月，我就在哈佛跟海教授一同研究陶淵明。本來，海陶瑋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會講漢語，可是我們在一起做研究，他不講漢語，而是要我講英語。這樣倒使我的英語有了提高。

9月到密歇根，一年后期滿，臺灣派另外一個人來，我沒有延期，按海陶瑋教授所說，又回到哈佛。這次就不僅是研究，而且還講課。

■：十多年前，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謝景林先生寫過一篇關于您的長篇報告文學《明月東天》，說到1968年您“準備再度飛往哈佛之際，卻遭到意外的打擊，因種種陰難未能成行”，您本人在一些敘述中，對這一節好像也講得比較含糊。我倒是記得以前您曾對我講過，當時是因為一些偶然的事情，沒有直接去成哈佛。

□：第二年，哈佛是給了我聘書，我就到美國在臺灣的領事館辦簽證。我本來第一次出國有簽證，而且是多次出入的簽證，所以如果我一個人去美國，是不需要再簽證的。可是這次我要接我父親，要給他辦簽證。可是簽證官說，你們全家都走，那就是移民了。我不能給你用這個訪問的簽證了。——他說著，就把我的簽證取銷了，我父親的簽證根本就不給。我就把情況告訴了哈佛大學，哈佛就建議我申請一本新護照，先去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到美國就很容易了。

——所以，前些時候在香港，有人說我很會選擇，選擇了溫哥華這么一個好地方定居。——我說，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選擇。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選擇，我去臺灣也不是我的選擇，誰讓我結了婚呢？我結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選擇，因為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師，是我的老師選擇了我——所以我這一生都是被動的，沒有主動的選擇，把我扔在哪兒，我就自生自滅去成長。

當時人們對美國比較熟悉，我是連溫哥華都沒聽說過，不知道Vancouver怎么拼。反正從臺灣出來，到加拿大最近的城市就是溫哥華。到溫哥華第二天，我就拿著美國的聘書，到美國領事館去辦簽證，但沒有成功。我回去就給海教授打電話，說我到了溫哥華，還是過不來啊。海陶瑋他是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好跟他合作。于是他就打了個電話給UBC亞洲系的系主任，叫普立本（Pulleyblank），說有某某人，你們學校有沒有機會。普立本教授一聽非常高興，因為那一年，大學的亞洲系開始有了研究所，招研究生。而當時有兩個學生，是美國加州大學的，都是研究古典詩歌的，是為了逃避越戰的兵役跑到溫哥華來的。普立本說，我們正找不到教這兩個學生的導師呢，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嘛！就這樣，我就留下來了。

“中國古典詩歌可以喚起人們一種善于感發的富于聯想的活潑開放的更富于高瞻遠矚之精神的不死的心靈。”

■：上世紀70年代，您出版了《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您以前曾提到這與您幼年即曾接觸王國維的作品有很大關系，除此之外，還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呢？是不是也和去哈佛有關系，因為這本書是在哈佛完成的。

□：1968年，當我要返回臺灣時，海教授要我擬寫一篇研究計劃，為的是第二年暑期可以借此再申請重回哈佛來做研究。當時匆促間想不起什么適當的題目，于是多年前對靜安先生治學途徑的轉變，及其自沉而死的兩點困惑，就重新涌現腦中，再加上我以前曾寫過一些評說靜安先生的詞和詞話的文字，因此遂擬定了一篇有關靜安先生的研究計劃。不過，當時我所完成的卻實在只有原來計劃中的前兩部分，而對于第三部分則80年代后期我曾寫過一篇《論王國維詞——從我對王氏境界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之評賞》。

■：有研究者認為，您對王國維的研究，不但使您在學術研究上有了一個重大轉折，而且從那時起，您開始從學術角度，以一種更開闊的理論眼光來反思中國的傳統詞學及文學理論。

□：我自己常說我好為人師，喜歡教書，其實我更喜歡學習，對于新東西，我不知道的，我很愿意學習。所以在密歇根，我就旁聽英文詩歌課，后來到溫哥華，就旁聽西方文學理論。旁聽之后，知道有某種理論，我再找來這位學者本人的著作來讀，反正我查生字也查慣了，接著查就是了。我不但讀，而且是有興趣地讀，因為我覺得，在讀這些西方的文學理論的時候，常常能夠解決我原來在研究中國詩學、詞學的時候沒有辦法說明和解決的很多問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解說南唐中主《攤破浣溪沙》詞，說“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一句，“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那么王國維憑什么這樣說？這樣說是不是可以的？《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又用三句詞來比喻“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但是他卻又說：“此等語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這又是怎么回事？所謂作者未必有此意，而讀者卻可有此想。那么，讀者對作品有沒有“想”的權力？讀者的闡釋的邊界又在哪里？這些，在中國傳統理論中都沒有答案。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一向是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用中國傳統的詞學，是無法從理論上說明這些問題的。

■：在談到《現代觀》的主旨時，您曾說該文“就是想從一個較廣也較新的角度，把中國傳統的詞學與西方近代的文論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為中國的詞學與王國維的詞論，在以歷史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標中，為之找到一個適當而正確的位置”。

□：我以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價值，并不是由眼前現實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紀來西方資本主義過分重視物質的結果，也已經引起了西方人的憂慮。198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名叫布魯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冊轟動一時的著作，題目是《美國心靈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書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為美國今日的青年學生在學識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種極為貧乏的境地，而其結果則是對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遠矚的眼光和見解。這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實在是一種極可危慮的現象。

至于說到學習中國古典詩歌的用處，我個人以為也就正在其可以喚起人們一種善于感發的富于聯想的活潑開放的更富于高瞻遠矚之精神的不死的心靈。關于這種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學也曾經有所論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學中作者與讀者之關系來看，則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賦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種足資讀者去發掘的潛能，而讀者的功能則正在使這種潛能得到發揮的實踐。而且讀者在發掘文本中之潛能時，還可以帶有一種“背離原意的創造性”，所以讀者的閱讀，其實也就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往往也就正是讀者自身的一個演變和改造的過程。而如果把中國古典詩歌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中來看，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古典詩歌的特色實在是以這種興發感動之作用為其特質的，所以《論語》說“詩可以興”，這正是中國詩歌的一種寶貴的傳統。

“我開蒙讀的書就是《論語》，《論語》對于我做人的思考影響巨大。”

“我相信，宇宙間確有一種屬靈的東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覺得到，也體會得到。”

■：您近些年花了很大力氣教兒童學習中國古詩詞，幾年前還在天津出版過一本有聲讀物《與古詩交朋友》，您做這些工作，主要是精神寄托，還是認為這項工作有實際的效用？

□：我這個人不需要借假任何外物來寄托我的精神。我做這些工作，還是覺得中國古典詩詞的內在精神和興發感動的生命，不應該中斷，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越來越不受重視的今天，通過認真地學習古典詩詞，可以讓傳統獲得一種新的生命力。

我之喜愛和研讀古典詩詞，本不出于追求學問知識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詩詞中所蘊含的一種感發生命對我的感動和召喚。在這一份感發生命中，曾經蓄積了古代偉大之詩人的所有心靈、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所以中國傳統一直有“詩教”之說。其實我一生經過了很多苦難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來，卻一直保持著樂觀、平靜的態度，與我熱愛古典詩詞的確有很大關系。現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為被一時短淺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認識詩歌對人的心靈和品質的提升的功用，這自然是一件極可遺憾的事情。如何將這遺憾的事加以彌補，這原是我這些年來的一大愿望，也是我這些年之所以不斷回來教書，而且在講授詩詞時特別重視詩歌中感發之作用的一個主要的原因。雖然我也自知學識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終不免有勞而少功之誚，只不過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女兒說，唐詩宋詞是我媽媽最愛的，她一生都在與詩詞戀愛，而戀愛的人總是年輕的。我一生經過幾次大的打擊，在那樣一種生活中，我曾最常記起來的，就是靜安先生用東坡韻詠楊花的《水龍吟》詞的頭兩句：“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墜。”我以為自己便也正如同靜安先生所詠的楊花一樣，根本不曾開過，便已經零落凋殘了。不過我的性格中卻另外也有著極為堅韌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許多苦難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別人的憐憫和同情。因此多年來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過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貫的和愉平靜的表現。

■：這與您信仰宗教是不是有關系？許多人雖然知道您在中國古典詩詞研究方面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大多數人并不知道您在上個世紀50年代信仰了基督教。作為一位成長于中華傳統文化、并且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最深刻體認的中國人，作為一位真正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您為什么會有這種選擇？當時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我接觸宗教很晚，我們家也都不信教，而且也從不和信教的人來往。上大學以后，顧隨老師講課，經常引用禪宗語錄，使我對佛教開始有了一些興趣，后來就自己找來《傳燈錄》看。1946年初，我在報上看到消息，說某教堂有個春節布道會，我就跟一個親戚去聽。記得那個教士姓畢，是個女的。我當時聽了畢教士的所講，覺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動，但當時并未接受洗禮。我正式接受洗禮是在臺南，1957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禮。不久小女兒言慧出生，周歲時自然也接受了洗禮。我也曾做過“主日學”的教師，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講《圣經》的故事，也在姊妹會講過。但是我女兒小慧總說我是不虔誠的基督徒。其實，我開蒙讀的書就是《論語》，《論語》對于我做人的思考影響巨大。當時聽到“朝聞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吸引，心中有一種很強烈的沖動。道是一個什么樣的東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寧可死去。總之我相信，宇宙間確有一種屬靈的東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覺得到，也體會得到。我這個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質、身體，也許這是個缺點。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還諸天地了。顧羨季先生曾說：“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心情過樂觀之生活。”一個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狹隘與無常以后，才真正會把自己投向更廣大更高遠的一種人生境界。詩歌的研讀，對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標，而是支持我走過憂患的一種力量。

（本次采訪得到張侯萍女士、安易女士的熱誠幫助，特此致謝！）

第二篇：葉嘉瑩（寫寫幫推薦）

葉嘉瑩：王國維偉大在為追求真理而活

[導讀]王國維先生之所以偉大，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為他所追求的東西跟我們當前一般所謂的“學者”追求的東西不同：當前很多人研究學問是出于一種功利的目的，而王國維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文/葉嘉瑩

本文摘自葉嘉瑩先生著《人間詞話七講》，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定價39元。

王國維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學者。他之偉大，他之了不起，他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為他所追求的東西跟我們當前一般所謂的“學者”所追求的東西有所不同——當前很多人之研究學問其實是出于一種功利的目的。像現在大學博士班里的有些學生，他們的目的是要得到一個博士學位，然后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工作、比較高的等級和比較高的待遇。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讀書其實完全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這在中國內地的教育界、學術界，是很普遍的現象。而且現在很多讀書人所追求的，其實還不是真正的學問，而只是一個學問的外表。但王國維先生是真正追求學問的，而且他所追求的還不僅僅是一般的學問，我曾寫過一本書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我在那里邊曾經提到：王國維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王國維先生所追求的，怎么說是真理呢？這個是陳寅恪先生在給王國維寫的碑文里首先指出的。清華大學有王國維先生的一座衣冠冢，冢前有一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上邊就刻有陳寅恪寫的這篇碑文。碑文比較長，我只節錄里邊的兩段話讀給大家聽：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載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什么是“士”？士就是讀書人。在我們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中，“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論語》上曾提到過“士志于道”。士的理想是什么？他們的理想是追求一個真正的道理、一個做人的基本原則。所以，士之讀書治學的最高目的，不應該是為了一個學位，也不應該是為了以學問當作工具來求得私人的利益。那么應該為了什么呢？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王國維讀書治學的目的了，他是“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讀書治學的目的是要把我們的心思、理想解放出來。從哪里解放出來？從俗諦里邊解放出來。俗，就是世俗；諦，就是道理；桎梏，是枷鎖。那什么是世俗道理的枷鎖呢？除了剛才說的要得到一個高的學位，得到一個高職的工作之外，還有像中國古代所說的“揚名聲顯父母”，說你要成為一個有名的人就可以使你的父母因為你而得到尊榮，這同樣也是世俗的目的。陳寅恪先生說，我們真正的讀書人讀書治學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也就是說，讀書是為了明理，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如果不能夠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生活就成為一種痛苦。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認為的王國維為什么自殺的原因了。

王國維先生（資料圖 圖源網絡）

王國維生于1877年，死于1927年，死的時候只有50歲。50歲對于一個學者來說，正是研究學問的黃金時代，是思想最成熟精力最飽滿的時代，是會有很大收獲的時代，而王國維居然就自殺了。在頤和園里有一個地方叫魚藻軒，他就是在那里跳進昆明湖自殺的。王國維為什么自殺啊？那我們就須要講一講時代的背景了。孟子說得好，“頌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這是一個提示：讀一個人的作品，你如果對他的時代并不了解，不知道他為什么成為這樣一個人，你怎么能夠明白他的作品呢？ 沒有一個人能脫離他生活的時代。所以我要講一講王國維身處的時代。王國維生活的時代，是我們中國最后一個王朝清政權正在走向衰亡的時代。晚清時代訂立了很多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當時中國的土地，是列強急于想要瓜分的一片土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1842年就訂立了《南京條約》。1860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又簽訂了《北京條約》。而王國維就出生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之下，他是1877年12月3日（舊歷十月廿九）在浙江海寧出生的。

參考材料中，除了我在清華大學王國維先生紀念碑前的照片之外還有一張照片，那是1987年王國維先生最小的兒子王登明約我去海寧拜訪王國維先生故居時照的。因為1981香港出版了我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然后中國大陸的廣東人民出版社重印了這本書。王登明先生看了我這本書，特別約我到他的老家去訪問。那張照片，就是我在他們的海寧故居跟王國維先生銅像的合影。然后還有一張，那是1988年我到臺灣講學，王國維先生的女兒王東明女士約我到她家里去，我們訪談的時候拍下來的合影。

我剛才所說的，是王國維出生以前的時代背景。那么，王國維出生以后呢？王國維18歲的時候，就是1894年，光緒二十年，那一年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海軍完全失敗，然后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歷史上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在座的朋友們有誰知道？那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戊戌變法就是在1898年王國維22歲的時候發生的。而這一次試圖挽救國家的變法，不幸失敗了。

在列強的侵略之下，國家雖然貧弱，政府雖然墮落，可是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卻也有不少有血性有理想的年輕人在尋求辦法挽救我們的國家。當時有一個人叫羅振玉，在上海辦了個農學會。為什么辦農學會呢？因為農業是一個國家立國的根本。孔子在《論語》上說過，要治理好一個國家必須“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你先要有足夠的糧食使老百姓吃飽了，還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御外寇，然后還要使老百姓對你這個政府有信心。所以，糧食的生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中國過去的舊社會，饑荒、戰亂、土匪頻起，老百姓常常是吃不飽的。我是1924年出生，今年實歲85，虛歲86。在我小的時候，常常在報紙上看到某某省市發生了饑荒，有的是蝗蟲的蝗災，有的是雨水的澇災，有的是天旱的旱災。老百姓那時候真是流離失所。沒有糧食吃就吃草根，吃樹皮，吃泥土——他們管那個叫做“觀音土”，吃了以后會得“臌脹”，很多人都死去了。所以為了振興農業，讓老百姓吃飽，羅振玉就成立了農學會。——其實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有很多人都在尋求如何使我們的國家富強起來的辦法。像我的伯父也曾到日本去留學，我的父親考入北大的外文系，后來又學了航空。他們的選擇，都是要學習新的學問來為國家效力。

1898年戊戌變法之時，維新派在上海辦了一個報紙叫《時務報》。王國維先生就在這一年他22歲的時候從海寧這樣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來到了上海這樣一個熱鬧的都會，進入《時務報》的報館做校對的工作。而這個時候的羅振玉呢？他在上海辦了農學會。農學會本來是提倡農業的，可是當時我們中國科學落后，需要向西方和日本學習，而想要向西方和日本學習，首先不就得翻譯人家的書嗎？——其實這也是我父親之所以當年進外文系學習翻譯航空書籍的緣故——要翻譯人家的書，就要培養翻譯人才。所以羅振玉就配合著他的農學會，又成立了一個學社，叫作東文學社。“東文”是東方的語文，當時這個是指日文。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后比較進步，學了很多西方新的科學知識。羅振玉成立了東文學社，聘請了一些日本人來做教授。那么當時的王國維先生就跟《時務報》報館的領導汪康年要求說：我除了校對的工作以外，也需要自己進修，我要學一點新學科的知識，你能不能允許我每天下午用兩個小時到羅振玉的東文學社去學習？汪康年答應了。于是王國維就進了羅振玉主辦的東文學社，開始研習西方近代文化。

剛才我說了，是日本先翻譯介紹的西方文化。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向西方學習，我們是再透過日本來學習西方文化的。當時東文學社有兩個日本教師，一個叫藤田豐八，一個叫田岡佐代治。日本的這位田岡佐代治先生是研究德國的康德、叔本華哲學的。王國維本來是因為看到國家的積弱而來尋求新學，誰知他進了東文學社之后，接觸了這位日本教師，讀到了康德、叔本華的哲學，從此就對西方哲學發生了興趣。

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人生的問題。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幾十年，活著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呢？發財享樂難道就是活著的目的和意義了嗎？何況發財享樂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快樂的，有了錢以后也仍然會有很多煩惱。歐陽修的《秋聲賦》說：“人為動物，惟物之靈”在所有的動物之中，只有我們人是最有靈性的。貓狗，你養的寵物，對你可能有感情，但是它們有思想嗎？它們會不會想到人生的種種問題？這我還真是不知道。但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如果你只有飲食男女的欲望，你跟動物相差多少？所以，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是一個大問題。王國維就這樣一下子被哲學給吸引了，就開始對于康德、叔本華的哲學產生興趣了。

王國維在他的《靜安文集》里面講了很多關于叔本華的哲學，我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對此有詳細的剖析。那么王國維他受了叔本華哲學的什么影響呢？我現在要念王國維引叔本華的一段話，給大家做參考：

一切俗子??彼等自己之價值，但存于其一身一家之福祉，而不存于真理故也。惟知力之最高者，其真正之價值不存于實際而存于理論，不存于主觀而存于客觀，端端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現之。??彼犧牲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觀上之目的，雖欲少改焉而不能。（王國維《靜安文集·叔本華與尼采》）

“俗子”就是一般世俗的人，這些人所追求的是個人一身的幸福，或者再推廣一下是他自己一家的幸福，他們追求的不是真理。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眼前物質上的利益，他不是說我要怎么樣我要怎么樣，他的目的是要探尋宇宙間真正的真理是什么。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他對現實的物質享受是不會很重視的。孔子說他的學生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那是孔顏之樂。孔子和顏回他們所樂的是什么東西呢？就是他們的“道”。真正有智慧有理想的人，是絕不會對物欲孜孜以求的，為了“道”的理想，他們甚至可以放棄那些一般人孜孜以求的東西。

王國維后來在《哲學叢刊》的序文中還說過一段話：

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又說： 事無大小，無遠近，茍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于人類之生存福祉。

王國維先生對于學術并沒有什么中外古今之區分的狹隘成見，而且他認為，無論你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是遠是近，只要你真是追求一個真理，就一定要忠實于你所追求的真理。什么是“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啊？這就是我以前常常引我的老師所說的，“余雖不敏，然余誠矣”。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我的文章也不見得好，但至少我說的話是真實的，都是發自我內心的話。一個人，不要總是欺世盜名，不要總是說好聽的話。欺人欺己不但得不到真理，自己內心也不會平安。只要你忠實于真理，忠實于你自己，最后都會對人類的幸福有好處的。

現在我們返回來接著講陳寅恪先生所認識到的王國維，在碑文的最后一段他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現在有很多人不知道王國維，不知道王國維的學說是什么，不知道王國維《人間詞話》的好處和缺點是什么，更何況，王國維先生的說法有的時候也不見得是完全正確的。我剛才說了，我說的話也不見得完全是對的，但至少我說的時候很誠實，并沒有想要欺世盜名，說謊話去騙人。王國維先生也是同樣。他的其他的學問是不是可商，我沒有資格說，但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我認為可商之處甚多。就是說，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他可以有他的缺點和可以商討的地方。但是王國維他說詞的時候是非常真誠的，他寫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見解，不像現在有些人寫的那些書，常常是拿來騙人的。所以陳寅恪先生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載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認為王國維先生這種追求真理的、忠實于自己也忠實于學問的這種精神，可以與天地同期長久，可以和日月星三光永遠地共明。以上我們所說的是王國維的時代與王國維先生這個人。

第三篇：學習葉嘉瑩心得體會

葉嘉瑩出生貴族，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古詩詞文化的熏陶，師從國學大師顧隨，頗得顧先生真傳，并更上一層樓，在古典文學研究上取得了享譽世界的成就。下面是由寫寫幫文庫網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學習葉嘉瑩心得體會范文五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學習葉嘉瑩心得體會范文五篇【一】

葉嘉瑩1923年生于x察院胡同，1948年跟隨身為國民黨軍官的丈夫遷往x。最初她任教于x彰化女中，之后受臺靜農先生賞識，1954年至1969年先后被聘于x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1969年，葉嘉瑩又受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任教。2013年她回到祖國定居，并受邀在x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任教。

“卅年離家幾萬里，思鄉情在無時已；一朝天外賦歸來，眼流涕淚心狂喜。”這是1974年，葉先生申請回國探親，寫下洋洋灑灑近2000字的《祖國行長歌》中的長詞節選。在陳傳興看來，葉先生對祖國的深情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道義和使命感，是最打動他的。

“上世紀80年代初，沒回國定居前，她都是自費往來于祖國和加拿大之間，為大陸的公眾講授詩詞、傳授吟誦的方法，2019年她向執教的南開大學捐贈1700余萬元的個人版稅和稿酬，成立南開大學教育基金會，設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研究，我覺得是時候，把葉先生的故事、把她的精神世界，通過影像語言，講給觀眾聽。”詩詞、家國、血緣，在葉嘉瑩先生身上相互作用交織，陳傳興希望用影像語言，把自己和葉嘉瑩先生同樣從中國詩詞文化中獲取的人生滋養，分享和傳遞給更多的兩岸觀眾。

在電影中，陳傳興也完成了一次大膽的實驗：“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中國自己的電影美學敘述方式?”

敦煌壁畫、晉祠、五臺山佛光寺……長短句、慢詞、小令，2個小時的電影中，陳傳興試圖用最中國的元素，寫意悠緩又注意留白的方式，向觀眾講述中華傳統文化的脈絡以及各種文化元素之間的聯結。

陳傳興說，他相信在詩的國度里，大家可以一起翱翔，消弭所謂語言、文化、國家、時間的隔閡，同時通過詩詞，為兩岸民眾打開認識中華傳統文化之門。

遺憾于在x，已經鮮有年輕人知道葉嘉瑩先生、熱愛古典詩詞。拍攝《掬水月在手——葉嘉瑩傳》實際也是在了陳傳興他自己的一個心愿，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的社會使命。

隨著《掬水月在手——葉嘉瑩傳》的公映，陳傳興“詩人三部曲”終曲。談到為何要耗費10年的時間，以漫長的生命時光，去探尋詩人的精神世界?陳傳興給出的答案是，“拍的是詩人的人生，想表達和述說的，其實是中國文化在經歷不同歷史時期中，一直在保留的核心精神。”

用10年的時間，專注拍攝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傳統派詩人，好似有陳傳興沒有明說的私心。他希望用詩歌重要的黏合劑，把中華文化和歷史以及整個華語世界中的人凝聚在一起。

學習葉嘉瑩心得體會范文五篇【二】

也許是因為近年來傳統文化逐漸成為一種流行，也許是因為流行了之后發現除了古人，當下的“偶像”極度稀缺，最近，一部講述葉嘉瑩的文學紀錄片《掬水月在手》，成為一時文化現象。讀過葉嘉瑩詩詞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數，但不妨礙這一代年輕人渴望接近她。96歲的葉嘉瑩，突然迎來了自己的高光時刻。

電影只有120分鐘，拍攝過程卻累積了幾十位受訪者的百萬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圖書《掬水月在手——鏡中的葉嘉瑩》的出版，可以算是彌補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陳傳興想把一個女詩人的個人歷史、一段家國的近現代歷史、中國古詩詞的幾千年歷史，投射到同一個落點上。我相信每一種歷史都是真實的，但相伴發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關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對葉嘉瑩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貶義詞，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詩的女兒”這些頭銜，她也是女兒、妻子、母親、學生、老師……如果說葉嘉瑩在古典詩詞上的成就如朗月當空，清輝萬里，那每位受訪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別映照出她的不同側面，她不是神，是一個鮮活靈動的人，波光粼粼，是謂月映千川。

詩人席慕蓉的朋友是葉嘉瑩在x大學的學生，她與她由此結識。葉嘉瑩第一次見到席慕蓉，第一句話是：“我也是蒙古人（族）。”葉嘉瑩從未在任何作品里提過自己的族姓葉赫那拉，她的祖上雖然是旗人，居住在葉赫水畔，卻本屬蒙古族土默特部。

無論回到中國，還是回到x，回鄉——這個千百年中國詩人的關鍵詞，也貫穿了葉嘉瑩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歲的時候，一個秋天，席慕蓉陪著她去葉赫（現x省梨樹縣葉赫鎮）尋找祖先的故鄉。

葉赫古城遺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來的土堆，陪同的一個熱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頭說，葉老師您不用上來了，上面什么都沒有，就是片玉米地。葉嘉瑩還是繼續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紅玉米掛在那里，紫紅的穗子垂下來，風一吹，發出陣陣沙沙的聲響。

葉嘉瑩站著看了一會兒，轉過頭說：“這不就是《詩經·黍離》中描繪的景象嗎?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我現在的心情和詩里說得一模一樣。”

快80歲的葉嘉瑩，是他們家族第一個回到葉赫水畔的人，她還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為她寫的詩。3年后，81歲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著她又出發了。在海拉爾，葉嘉瑩口占的第一首絕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飄零敢自傷。已是故家平毀后，卻來萬里覓原鄉。”

葉嘉瑩是他們家里唯一一個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說，她在x的家已經沒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處盡吾鄉，突然之間，人就打開了。

有時候我想，如果人生是電影，就能在不順遂的時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傷快進到煙消云散。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又說，詩人有兩種：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葉嘉瑩大概屬于后者。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張靜是葉嘉瑩在南開大學時的助手。她記得，有一次葉嘉瑩在國家圖書館講女性詞的時候，談到法國作家法郎士寫過一本《紅百合花》，書里說一個女子如果出生在一個比較幸福美滿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較甜蜜，到30歲的時候連一場大病都沒有生過，那么，注定她對人生的認識是膚淺的。

當花間詞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達男性的陰柔一面時，葉嘉瑩在一個被壓抑的環境里半生飄零，站在高原之上說“余年老去始能狂”，這個場景，讓人想起蘇東坡、辛棄疾。在訪談中，葉嘉瑩和她的學生，也會反復提到《人間詞話》里的那句話，“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

在這本訪談集中，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這幾十個人的記憶中，葉嘉瑩都是以一個獨立個體存在的，她與家人的親密關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難得有人提到她先生，還說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講理，她自己這么精彩的一個人，竟然都可以忍下來”。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學者鄭培凱在哈佛大學學習，經常去哈佛燕京圖書館找各種各樣的善本，經常碰到葉嘉瑩，“葉老師只要進了圖書館，就一整天不出來”。鄭培凱到x后，創立x城市大學的中國文化中心，曾請葉嘉瑩來擔任客座教授。讓他驚訝的是，葉嘉瑩竟然是一個人來的，還帶著個很大的箱子。就這樣，她一個人住了一個學期，那一年，她80多歲了。

離開x前，鄭培凱去送行，一進門就看見她自己在那兒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個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帶子綁起來，綁得非常好。她對鄭培凱說：“我都習慣了，旅行的時候都是這樣，都是自己做。”

葉嘉瑩有一個自創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內心的感情收起來，要有一種持守、一種道德，而這個道德是在被壓抑之中的，不能表達出來的。但“弱德”不是軟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仍有一種精神力量支持。

葉嘉瑩說過，有時候集大成的時代，比如西晉太康時期，正是質樸的五言詩在風格上將轉未轉的一個階段，卻沒出現一個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詩人對不起時代；有時候詩人很有才華，可是遇到的時代不是文學發展集大成的時代，比如x詩派，那是時代對不起詩人。

從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間，是不是一個對得起葉嘉瑩的時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對得起時代的。

有一天，葉嘉瑩打電話給學生施淑儀，請她把自己夢中偶得的詩句用書法寫出來。那首詩是“換朱成碧余芳盡，變海為田夙愿休。總把春山掃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華已經遠去，但還是要把眉黛掃成春山，那是無望中的希望。

學習葉嘉瑩心得體會范文五篇【三】

1941年秋天，葉嘉瑩懷著夢想進入了她的象牙塔，在輔仁大學，是葉嘉瑩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然而人生總是在喜從天降時禍也不請自來，1941年9月，十七歲的葉嘉瑩正沉浸在大學開學季的歡喜里，同時，也迎來了她人生當中第一個厄運——母親的去世。

母親的去世給葉嘉瑩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打擊，17歲的她，已經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已經對萬事萬物都有了深深的情感，她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孩子，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剩歸途。所以母親的離去對她來說，無疑上天給了她一顆甜棗，又打了她狠狠地一巴掌，同時也斷了她一條路。為了祭奠母親，她寫下了八首哭母詩，這段痛苦的日子是詩陪她一步一步走了出來。

此后，葉嘉瑩與伯父、伯母及兩個幼弟一同生活，x家中她是長姐，還要照顧兩個弟弟，她一下子長大了，懂得了責任是什么，彼時淪陷區物質條件艱苦，度日很是艱難，但幸運的是，她情感并不孤寂，她還擁有賢惠慈祥的伯母，母親去世后，伯母就擔當起為兩家人做飯的責任，每當葉嘉瑩要幫忙時，伯母總推開她讓她去專心讀書。

走出母親去世的陰影后，葉嘉瑩把心思放在了學習上，因為才華卓然，容貌清麗，很快就成為了學校里的名角兒，也就是在這期間，她遇見了人生的伯樂顧隨老師，1942年秋季，葉嘉瑩正值大二，在唐宋詩課程上，遇到了她生命中的貴人——恩師顧隨，顧隨既是她的文學教父，又是她的人生導師。

兩人成為師生關系后，因為共同的愛好，對詩書的追求，使得兩個人成為了高山流水之情，顧隨的授課方式飄逸自然，從不刻板，因為對詩詞有著很深得研究，所以很多東西信手拈來，葉嘉瑩成為了顧隨的小迷妹，顧隨也非常欣賞這個極具天賦的姑娘，所以經常一起討論詩詞，一起做文學研究，這段日子是葉嘉瑩最充實最快樂的日子。

學習葉嘉瑩心得體會范文五篇【四】

多少年過去了?在風雨中吟嘯、在花雨中徐行、在詩詞里觀照人生，葉嘉瑩先生走過來的是一路坎坷，似乎應驗了王國維“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這一句話。先生歷盡生活的百難，一生有多少說不出的苦，幸好詩詞給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最近先生看完我發表在新民晚報“星期天夜光杯”上一篇寫她的長文《欲將修短爭天地》后，她便告訴我一個小小的秘密：其實“以無生的覺悟，做有生的事業；以悲觀的體會，過樂觀的生活”，是在她的大女兒與女婿剛因車禍去世后，她在悲哀痛苦中掙扎起來時，曾經寫下的兩句自我勉勵的話，只不過因為當時，她覺得不好意思說這樣洞觀人生的話是她自己的體悟，所以曾經托名說是她老師顧隨先生說的，但現在她年事已高，所以她承認了這是她自己的話。如今想來，這兩句話不正是先生在中國詩詞道路上一路堅毅走來的寫照！

“剩得書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先生以為“詞人是處在弱勢的地位，不能夠表白，也不能夠言說，但是他有一種持守的品德。我處著一個弱者的地位，……在我保持一個弱者的姿態之中，我有我的持守……就是你的品格跟理想，不應該為外界的環境所左右而改變”。所以先生首倡這“弱德之美”，即使自己處在艱難苦痛之中仍舊終身持守。

今年先生的傳記電影《掬水月在手》是未上映先轟動，在第十屆x國際電影節在線售票時，5秒鐘全部售罄，后來還得了電影金雞獎。而每個看過電影的人，在山河唯美空靈的鏡頭上，在佐藤聰明《秋興八首》的配樂中，在先生吟唱詩詞柔美的嗓音里，一同經歷先生傳奇的一生，無不感動不已。

導演陳傳興先生說：“葉先生與詩詞的關系，已經深到生命里面，她就像一個水月觀音一樣，讓人渡過詩詞的大河，到河的彼岸。”先生曾有兩句詩“要見天孫織錦成”和“柔蠶老去絲難盡”，先生把自己比作一條吐絲的蠶，因她從小熱愛中國古典詩詞，70余年從沒有停止過教書，她希望她的學生和所有像她一樣熱愛古典詩詞的年輕人，能夠把她所吐的絲織成美麗的云錦，就像顧隨先生早年對她的勉勵和鄭重的托付一樣。

在今年庚子初夏，x廣陵書社印了一部《駝庵迦陵師生酬唱集》，顧名思義，內容就是顧隨先生和葉先生的詩詞唱和。書是傳統的木板手工雕版，用上等貢紙手工印刷，并作經折裝，并配以宋錦函套，限量印成紅、藍、黑三色，可謂盡善盡美。這折子先生曾握在手中摩挲良久而不能釋，那是文字因緣骨親，更是他們師生傳承永繼的見證。

2016年，我想從x飛x探望先生，先生在電話里頭說：“我實在太忙，一般很少跟人聚首見面，我已經太老了，自己有很多事情要收拾和整理都來不及……”先生這么一說，聽來是拒絕我的探訪。然我不死心，過了一段時日，又致電先生，不意先生竟答應11月19日早上與我相見，我便在前一天清晨直飛x，轉車x，航空陸路，抵達先生家已是傍晚五點半了，我這突然提前到達，一下子似乎打亂了先生的生活節奏。

然先生還是和我聊了許久，說起了上回在x與周夢蝶先生的晤面，談及痖弦先生曾在電影院外面看到她的往事。在先生為我帶來的書一一簽名后，我打算離開之際，照顧先生的阿姨突然問先生說炸醬有多煮，要不要留我下來吃炸醬面?

因阿姨這么一問，先生就沒有讓我這萬里而來的客人離開，說：“我實在太忙，我要去準備明天下午的講稿，今期《中國文化》中有我《要見天孫織錦成》的演講整理稿，你自己坐著看。待會一起吃飯，沒準備，只有簡單蔬菜，炸醬面不知道你是否吃得習慣?我吃得簡單。”而阿姨一邊煮面，一邊對我說：“先生只要有演講，都一直做準備，常常到晩上兩三點都不睡覺……”

不久，阿姨端出了兩碗面、一大碗炸醬、豆芽、毛豆和菠菜，先生便每樣分出半碟給我，然后我們各自舀了炸醬拌面，食不言，我就厚著臉皮靜靜地陪著先生吃了一頓晚飯。我猜先生平日是不留客人在她家用飯的，這次應算是特例。我現在偶然想起這一件事時，還是覺得非常得意，因為能和先生一起吃飯，此生難得。

學習葉嘉瑩心得體會范文五篇【五】

葉嘉瑩生于x的一個書香世家，1945年畢業于輔仁大學國文系，曾任x大學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并受聘于中國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名譽研究員。

2012年6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2015年10月18日，阿爾伯塔大學授予葉嘉瑩榮譽博士學位，成為該校文學榮譽博士，2016年3月21日，華人盛典組委會公布葉嘉瑩獲得2015-2016“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終身成就獎，2018年4月，入選改革開放40周年最具影響力的外國專家名單，榮獲2018最美教師稱號，2018年12月，入選感動中國2018人物候選人，2019年9月，獲南開大學教育教學終身成就獎。

這滿目的榮譽和成就，象征著的是葉嘉瑩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與成長，然而這成長的背后，并非一帆風順，而是荊棘滿叢，充滿痛苦的，每次生活剛開始出現一點陽光，立馬又是一陣狂風暴雨，把所有的希望都一掃而空。

1924年，葉嘉瑩出生在一格充滿詩書氣息的大家庭里，給一個家帶來了無盡的歡樂，尤其是她的伯父，伯父因為痛失了女兒，葉嘉瑩的到來給他帶了新的生活氣息，所以從小就把葉嘉瑩當作親生女兒看待。

葉家是葉赫那拉的后代，和納蘭性德、席慕蓉同宗，或許從根源上就和詩書有著難以割斷的淵源，葉家不僅是名門，還是舊學底子深厚的詩書世家。

從葉嘉瑩的外曾祖母開始，個個都是詩詞愛好者，外曾祖母的晚年還以自己的“仲山”名號自刻了一本詩集，集名《仲山氏吟草》，知書達理的父親母親，吟誦成性的伯父，還有善良質樸的姨母，連伯母都拿著《唐詩三百首》用心教她。在這些人的環繞中快樂成長的葉嘉瑩，一出生，就被詩情浸染不停。

在眾多優秀的人的精心培養下，在充滿詩情畫意的大庭院里成長，葉嘉瑩的童年可謂是過得充實又美滿，因為從小家里人就培養了她的閱讀習慣，所以葉嘉瑩對詩書的愛從小就被建立起來了，家人都喜歡詩歌，葉嘉瑩在這種美好的氣氛下成長，漸漸地，詩發出來的光也照進了葉嘉瑩的心。

因為年幼，對很多人和事沒有深刻的體會，所以葉嘉瑩的詩是從她家的大庭院中的景物中得來的，她家的大門正上方懸掛著一塊黑底金子的匾額，寫著“進士第”三個大字，由此可見，葉家是一個家底深厚的大戶人家，既是大戶人家，又是書香世家，庭院里的美自然能夠充斥葉嘉瑩的整個童年了。

等到葉嘉瑩從家庭教育中脫離出來，進入了正式教育時，她已經是一個滿腹詩書的大才女了，在中學的學校了也是人群中的焦點，成績也是名列前茅，屬于學霸級人物，高中結束后，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鋪仁大學國文系，從此一生便和國文成為了一體。

第四篇：葉嘉瑩吟誦：李白《將進酒》

葉嘉瑩吟誦：李白《將進酒》

葉嘉瑩先生吟誦《將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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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先生吟誦《將進酒》 跟葉嘉瑩先生學吟誦：李白《將進酒》七言的長詩，除了像白居易這樣的歌行的體裁以外，還有一種像李白的那種長短錯落不整齊的七言的樂府詩，比較有名的一首是李白的《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愿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與爾同銷萬古愁。編者按：吟誦中漏“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一句。以上為騰訊儒學獨家視頻稿件，轉載請注明作者及來源。以下摘錄自《葉嘉瑩談“謫仙”李白：一個不受約束的天才》 古人說“文人相輕”，文人總是抬高自己，貶低別人。這是一種對同行的嫉妒。但凡這樣的人都不是大家，因為他自己的才情確實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所以才會嫉妒。而真正的天才，一定有他自己的東西，并不需要跟別人去比較。而且，一般的人往往不能認識一個天才的好處，只有才氣相近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天才。所以，真正的天才必然是互相欣賞的。杜甫和李白就是如此。杜甫說李白對自己的態度是“乞歸優詔許，遇我夙心親”，又說自己對他的感受是“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他們兩個人雖然初次見面，卻好像很久之前就有交往一樣。李白這個人高談闊論，愛喝酒，有的人因此不喜歡他，可是杜甫說：我就是賞愛你這種純真、豪放和不受約束的作風！他們兩人相識之后，曾一起高談闊論，飲酒賦詩，度過了一段千古以下猶使人們艷羨不已的相知相得的日子。直到他們長久分別之后，杜甫還曾說，“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不見》），對這位痛飲狂歌的天才詩人表現了深深的賞愛和痛惜。一個人在痛苦的時候應該有一個辦法來安慰自己。像蘇東坡，他就有一種哲學的境界。無論在什么樣的挫折和患難之中，他都能夠換一種眼光、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世界，因而能在苦難中超脫出來。可是李白不行，他惟一的方法就是借沉醉來遺忘他的痛苦。在李白的詩中，凡是寫“酒”的時候往往同時也寫“愁”。比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但酒真的能夠使他從塵網中解脫出來嗎？杜甫在“痛飲狂歌”之下接以“空度日”，這真是極為沉痛的三個字。李白既失望于人世，又幻滅于神仙，除了“痛飲狂歌”之外已經一無所有。然而，“痛飲狂歌”也只是一種暫時的逃避，并不能抵銷那種人生落空的悲哀與痛苦。

第五篇：2015 高三作文素材葉嘉瑩 作文素材

2014《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明人物》之 葉嘉瑩：桃李滿五洲的漢學家

頒獎詞：天降大任于斯人，十方遍布迦陵音，轉鵬萬里根在華夏，一世多艱深情不變。師承一代名家，海外別有建樹，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標下，定位中國傳統詩學，她是白發的先生，詩詞的女兒。

葉嘉瑩是蜚聲中外的學者，且不說詩詞創作、理論研究，光是教書育人這一項，教了70年書的她，培養出無數人才，如今90歲高齡仍站在講臺之上，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功不可沒。

葉嘉瑩的故事：一輩子和詩詞談戀愛

葉嘉瑩，號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1945年畢業于輔仁大學國文系，1991年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1993年受邀擔任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

葉嘉瑩是蜚聲中外的學者，且不說詩詞創作、理論研究，光是教書育人這一項，教了70年書的她，培養出無數人才，如今90歲高齡仍站在講臺之上，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功不可沒。著名紅學家馮其庸稱贊葉嘉瑩講解詩詞“闡說精妙，啟發無窮”;學生們說“老師不但寫詩是天才，講詩也是天才”;更有人無限仰慕地說：“她站在那里，就是對古典詩歌最好的注解。”

“新知識、舊道德”的啟蒙教育

臺灣詩人痖弦形容葉嘉瑩“意暖而神寒”，是“空谷幽蘭一般的人物”。這種氣質的形成，和葉嘉瑩從小所受的教育不無關系。她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大家族，本姓葉赫那拉，祖上是蒙古裔的滿族人。葉嘉瑩的父母對她采取的是“新知識、舊道德”的家庭教育，雖然準許她去學校讀書，但生活上對她約束極嚴。她被關在四合院里長大，甚少與外界接觸。封閉 1 的庭院，在她眼里卻是一個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修竹、階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詠的對象，也讓她自小養成了內向文靜、幽微深遠的性格。

父親教葉嘉瑩認字讀書，開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論語》。當她讀到“朝聞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靈極受震撼：“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東西，為了它竟可以舍棄生命?對于圣賢之書，葉嘉瑩強調必須真正用心去讀，并且貫徹到行動中去。“現在的年輕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賢的語言在你身體里根本沒發生任何作用。‘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那才是對的。”葉嘉瑩對記者說。

圣賢之書讓她相信，宇宙之間自有一種屬“靈”的東西存在，當人生困厄降臨時，便多了應對的力量。讀初中二年級時，北京被日本人占領，葉嘉瑩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種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又干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孫女寧愿餓死也不吃。”但是葉嘉瑩沒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醬吃下去。

1941年，葉嘉瑩才17歲，父親遠在后方，失去音訊，母親憂思成疾去世，身為家中長女，她還要照顧兩個年幼的弟弟。幸而當時有伯父伯母的關照，她的學業并沒有中斷，還如愿考上了輔仁大學。精于古典文學的伯父十分欣賞她的天分，并引導她走上詩詞創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個對她產生一輩子影響的人，是她在輔仁大學的恩師顧隨先生。葉嘉瑩至今保存著老師當年寫給她的信。老師希望葉嘉瑩能夠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別有開發，能自建樹”。信是用漂亮的繁體行草書寫，葉嘉瑩保存至今。讀書時，她對顧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錯過，記下了厚厚的8本聽課筆記，在顛沛流離中始終妥善保存。后來，她把筆記都交給了顧隨的女兒顧之京，并一起整理成書。這是葉嘉瑩認為自己這輩子做的最有價值的事情之一。

風雨逼人一世來

葉嘉瑩曾說，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選擇，從來都是命運把她推往何處就是何處。“讓念書，也就念了。畢業后讓教中學，也就教了。一位老師欣賞我，把他弟弟介紹給我，后來也就結了婚。”

剛開始教書時，生活清苦。冬天，葉嘉瑩里面穿著大棉襖，外面穿一件布做的長衫。因為騎車，天長日久，衣服的后面磨破了，她就打著個大補丁去上課。“只要我講課講得好，2 學生對我一樣尊敬。”她有這種信念，因為她記得《論語》中說過：“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無恒產而有恒心”，即便一無所有，內心仍保有高潔的品德和操守。

葉嘉瑩的丈夫是國民黨海軍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著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隨國民黨撤退到臺灣。顛沛流離中，她寫下這樣的詩句：“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個人命運在大時代面前被徹底改寫，她從此背井離鄉。

1949年年末，他們的大女兒才4個月，臺灣的白色恐怖彌漫開來，丈夫因被懷疑是“匪諜”而被抓。不久后，葉嘉瑩任教的中學，從校長到老師都被認為有思想問題，全部被審查。葉嘉瑩沒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鋪個地鋪;中午，為了避免孩子打擾主人午休，葉嘉瑩不得不出門，在烈日之下抱著女兒在樹蔭底下徘徊。

3年后丈夫出獄，性情卻大變，經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當其沖的發泄對象。本來，生活的重擔已把葉嘉瑩壓得透不過氣，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負擔。她經常噩夢連連，近乎窒息，甚至有過輕生的念頭。在絕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殺死，才有勇氣生存下來”。

后來，經師友介紹，葉嘉瑩到淡江、輔仁、臺大3所大學任教。生下小女兒后，她沒能好好休養，身體不堪重負，又染上哮喘，每天下課回家，都會感到胸部隱隱作痛，身體似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國維《水龍吟》中的句子“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墜”，不免自傷。

后來，王安石的一首詩，給了葉嘉瑩一抹精神的靈光。她記得詩是這樣寫的：“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匪獨我血流。眾生造眾業，各有一機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后來她發現，自己的記誦與原詩并不完全相合，但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對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寬容忍讓。而這一忍，就是一輩子。這位情感豐富的女詩人，盡管深諳詩詞中的兒女情長，自己卻從未真正戀愛過。她的小女兒說，母親一輩子都在和詩詞談戀愛。

以悲觀之心情過樂觀之生活

由于出色的教學成就，葉嘉瑩的名聲散播開來，她獲得了臺灣大學的教授職位。1966年，葉嘉瑩受邀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及哈佛大學講學，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聘請，在溫哥華定居下來。

在異國他鄉用英語授課，葉嘉瑩一方面大量閱讀西方文論，另一方面，她有自己獨特的講課方法。她對學生說：“詩歌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許不夠好，我的文法、發音或許不夠準確，但我講一首詩，會把我所體會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講出來。”她發自內心的真誠超越了語言和國界，在異國他鄉讓無數人愛上了中國古典詩詞。

在拿到學校的終身聘書后，葉嘉瑩以為自此就能安穩度日了，不料卻再生變故。1976年，她的大女兒和女婿遭遇車禍，雙雙亡故。她強忍著悲痛為女兒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關在家里，拒絕接觸外面的一切。在這期間，她寫下了10首《哭女詩》。

詩詞不僅幫助葉嘉瑩排解悲痛，更給予她走出這種生死劫難的力量。1977年，她終于有機會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大陸。在火車上看到有年輕人捧讀《唐詩三百首》，她覺得，盡管這個民族歷經劫難，但詩歌的靈魂未死。葉嘉瑩重新燃起了內心的激情，決心回國。

從1979年開始，葉嘉瑩每年自費回國，在各地高校講授詩詞。當時“文革”剛結束，傳統文化斷層嚴重，學生們內心對于學習古典詩歌有著極大的渴求。很多教授還在用陳舊的階級分析法解釋詩歌，葉嘉瑩卻講解詩歌的“興發感動”，并旁征博引，令學生們激動萬分。

課堂上反響熱烈，連葉嘉瑩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晝談詩夜講詞，諸生與我共成癡。”經原輔仁大學外文系教師李霽野介紹，她來到南開大學，就此與南開結下深深的情緣。到了快退休的年紀，葉嘉瑩卻用講學把生命填得滿滿的，她想起老師顧隨先生說過的話：“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心情過樂觀之生活。”重新煥發的熱情，讓她拋卻了“小我”的狹隘和無常。

詩歌使人心不死

葉嘉瑩寫過：“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對她來說，“報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書育人。講課時，不管學生是初中生還是研究者，她一定盡己所能，把古典詩詞的好處講出來。對她來說，這不僅是對不對得起學生的事，更是“對不對得起杜甫、辛棄疾”的事情。

從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教書，葉嘉瑩的好多學生現在都是80多歲的老人了。今年她90歲生日時，有學生打電話給她，說很抱歉，老師的壽辰來不了了，因為已經不能走路了。葉嘉瑩用自己澎湃的熱情，深深感染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學生。臺灣作家陳映真曾經回憶：“葉教授能在一整堂課中以珠璣般優美的語言、條理清晰的講解，使學生在高度審美的語言境界中，忘我地隨著她在中國古典詩詞巍峨光輝的殿闕中，到處驚嘆藝術和文學之美。”

也有學生問過葉嘉瑩：“葉先生您講的詩詞很好聽，我也很愛聽，可這對我們的實際生活有什么幫助呢?”她這樣回答：“你聽了我的課，當然不能用來評職稱，也不會加工資。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詩詞中蓄積了古代偉大詩人的所有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誦讀古典詩詞，可以讓你的心靈不死。”

2013年之前，葉嘉瑩幾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國之間來回奔波，不過，南開大學已然成為她從事古典詩詞研究和推廣的重要基地。早在11年前，葉嘉瑩就受邀擔任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不久前，有熱愛中國詩詞的友人聽說她今后將定居南開，決定捐資，與南開合作為她興建了一棟集科研、辦公、教學、生活于一體的小樓，定名為“迦陵學舍”。

如今，葉嘉瑩正在從事一項浩繁的工程。“我教書70年，歷年的講課、講演的錄音，有2000小時以上。”她指指家里摞著的一個個行李箱，“這些都是我帶回來的歷年的講課錄音和錄像。”學生們正在幫助她整理成書。她的著作文白相雜，理論性強，而講課時深入淺出，整理出來更利于向讀者普及。

晚年的葉嘉瑩將傳承古典文化作為自己的責任。在她看來，“人生總有一天會像燃燒的火柴一樣化為灰燼，如果讓這有限的生命之火為點燃其他木柴而繼續燃燒，這火種就會長久地流傳下去，所以古人常說‘薪盡火傳’。有人曾勸我，年紀慢慢大了，該多寫點書，少教些課。這話也有道理，可是當面的傳達才更富有感發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結束在講臺上??”

葉嘉瑩說人生最大的困難，是找到意義和價值。這難題，她早已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