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讀后感

《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讀后感

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是默頓1938年的博士論文，這部著作被認為是科學社會學的開山之作。試圖用清教倫理和當時英格蘭工業發展的需要，解釋英格蘭的科學為什么在17世紀特別的突飛猛進，默頓致力于科學的歷史—文化動力學探索，側重于從社會學功能分析的角度探討17世紀英國科學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遂成為科學社會學的代表之作。這篇論文就是在讀完這部代表之作有感而寫。

通過對本書的閱讀，可以指出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在其體制化過程中與其他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并且在本書中，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都有較多涉及，筆者認為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在科學體制化過程中起了紐帶作用。默頓指出十七世紀的工匠傳統和培根(F.Bacon)所提倡的實驗科學有力地推動了近代科學的實質性變革并使科學更具實用價值。同時提出的有關清教主義促進英國近代科學制度化的觀點，即所謂“默頓命題”，一直是科學史界與科學社會學領域最具爭議的論題之一。本書既是科學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奠基之作，也是科技史外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十七世紀的英格蘭是世界科學與工業之都，當時在那里發生了許多重大的歷史轉折性事件。作者在本書中對當時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進行了精辟的定性定量分析，涉及公眾對科學技術的職業興趣；清教倫理、文化價值與科學技術的關系；科學研究的動力，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科學文學及技術等許多問題。作者在本書中勾勒出了科學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基本輪廓，提出了它的基本命題。

功利主義英文為（tilitarianism）又譯為功用主義或樂利主義，是一種以實際功效或利益作為道德標準的倫理學說。它產生于近代英國，是伴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形成和發展的。功利主義是以行為的目的和效果衡量行為價值的一些倫理學說中最有影響的學說之一。這些學說統被稱為“目的論”，或者稱為“效果論”，然而，功利主義理論有許多類型。這些理論共同認為：行為和實踐的正確性與錯誤性只取決于這些行為和實踐對受其影響的全體當事人的普遍福利所產生的結果；所謂行為的道德上的正確與錯誤，是指該行為所產生的總體的善或惡而言，而不是指行為本身。

實用主義（pragmatism）是從希臘詞派生出來的，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的現代哲學派別，在20世紀的美國成為一種主流思潮。實用主義者忠于事實，但沒有反對神學的觀點，如果神學的某些觀念證明對具體的生活確有價值，就承認它是真實的。

在科學史研究中，所謂內史（internal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學科本身發展的過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儀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與此相關的年代問題。科學內史學家主要關注科學思想的產生、科研手段的發展及研究結果被接受的緣由與形式。所謂外史（externalhistory），則側重于研究該學科發展過程中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以及該學科在歷史上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性質；而這外部環境可以包括政治、經濟、軍事、風俗、地理、文化等許多方面。科學技術畢竟不能脫離于社會之外，因此，近些年來科技史的研究趨向于外史論的觀點。江曉原歸納了外史研究的三重動因：

一、科學史研究自身深入發展的需要；

二、科學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領域的需要；

三、將人類文明視為一個整體，著眼于溝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前兩種動因產生于科學史研究者群體之內，第三種動因則可能吸引人文學者加入到科學史研究的隊伍中來──事實上這種現象近年在國外已不時可見。隨著“外史傾向”的興起，正日益融入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構成科學與文化交會互動的歷史觀照。與先前的研究狀況相比，如今視野更加廣闊，色彩更加豐富。外史論的觀點既給科技史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但它也存在著自己的缺陷。如1959年，科學史家吉里斯皮(C.C.Gillispie)對因默頓等人工作而影響漸強的外史研究，表達了他的擔憂。在他看來，科學憑借客觀性將真理從謬誤中分離出來而獲得進步。因此，科學在兩方面呈現給歷史。一是科學本身的演化，二是科學對文化的調節。科學思想的進化把科學進步和自然聯系起來，故而它是嚴格、精確的，但科學思想的文化歷史卻難盡人意。吉里斯皮認為：“由于科學是面向自然的事業，因而其內容不能由科學家的社會關系所決定。至多，這種關系只可能影響科學的風格和步調（在由科學邏輯依賴性所制約的限度內）以及影響到它的發展步驟。”

另一位著名內史論者霍爾(A.R.Hall)在1963年發表的著名論文《再訪默頓或17世紀的科學和社會》中，對以默頓命題為代表或受其啟發而發展出的編史思想及科學與社會的互動研究提出了嚴厲批評。在霍爾看來，社會和經濟解釋只告訴人們關于科學的運動，而沒有說明作為關于自然界知識系統的科學真實情形。霍爾在比較了發表時間僅相差一年的默頓的論文及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對科學史的影響后指出：“外在主義的歷史說明作為一種社會學說明，傾向于把科學的觀念發展限制在相當狹窄的范圍，而思想的變化是一種必須在思想史中來尋求對其說明的變化；就此而論，科學史完全與哲學史類似”。實際上，霍爾早在1954年論《科學革命》的教科書中，就已經反復論證了思想因素比社會因素更本質地規定科學發展的命題。

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一書中，探索了十七世紀英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其中將社會互動作為宏觀意義上的社會因素之一剖析之后認為高度的社會互動涉及到許多過程，這些過程一般有利于社會文化的變遷，特別有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本文對這一觀點作了評述，并認為，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科學研究與創新思維的發展更需要科學工作者，知識分子之間廣泛的社會互動與交流，同時，需要為科學家、知識分子提供有利互動的文化環境，這便是科學的社會化過程。

所謂社會互動，又可稱社會交往，社會學家認為，交往是人們通過各種手段而進行的人際、群際乃至國際間的聯系與接觸，從而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心理環境等方面產生相互影響的過程。書中，默頓對當時英國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相關因素分析是全面而多層次的，他從作為文化價值表現形式的宗教是如何顯示出一種新的有利科學進步的精神氣質，談到經濟、教育和文化等社會因素與科學發展的關系。社會互動雖然僅占其中極少一部分，但綜合起來，作者在書中占極大篇幅的有關新教倫理最終成為宗教之異化力量—科學的推動力的論述。這顯然是建立在社會互動的基本觀點上，表述了：“只有當這種文化系統的子系統同科學基因發生了互動，才可能產生作用于科學發展的影響機制”的觀點，況且在科學日益走向社會化、國際化的今天，社會互動與科學發展的關系更有其理論探索的意義。

默頓認為，社會互動有利文化變遷，特別有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預示著三方面的意義。

第一，是指通過人們的互動，某些突發性的思維火花可以催化出新的科學發明的成果。因為互動之前，觀點是個人的，互動使得原本為一個人的思考擴展為多個人的思考，而多個人的觀察、思維領域寬泛得多。因而，增加了“這些觀察可以被一個理論所統一并系統化”的可能性。反之，個人如果僅僅作為自我思想的載體，而不將其成果交流給別人，則個人的思維難以獲得延續，擴展和升華，隨之失去其知識內涵的價值。社會互動的特征是雙向性，人們參與社會互動，主觀上總是試圖對他人的思想和行為作出反應，這便是默頓所說的“互動使一些觀念納入科學發展的洪流”。如17 世紀英國的里謝和惠斯頓的交往，就結合出了擺鐘的發明成果。

第二，是指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科學家之間的理論交流，必然形成不同評判標準的價值沖突，群體內部引起類似學術性的爭議，這就對發明成果提出了建立在科學的實證基礎上的要求，意味著某項發明在問世之前必須取得更廣泛的社會認同，督促個人不得不反思其觀點的科學嚴謹性。因此，不同價值標準的沖突對科學發展的積極效應就在于使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某項科學發明本身，而沖突的解決就使科學研究本身前進了一步。正如默頓所肯定的“社會互動為高度嚴謹的科學研究提供了確定的動力”、“考察證據的批判的頭腦數目愈大，作為一個理論分支的強制力就更為嚴厲，以使之在科學上成為可接受的”。

第三，社會互動有利科學發展的意義是，人們思想觀念的交互影響，這可以捅開原本閉塞的社區意識。各類群體都有所謂的心理區域，社會認同也屬此類。科學家之間的互動更主要的是精神交往，而其實質是在社會宏觀范圍內建立起人們的交互影響，使一個群體的文化意識流動于另一個群體的文化價值系統內和新的東西融為一體，從而萌生文化變遷的幼芽，漸而形成推動社會發展的文化思潮，促使宏觀的文化背景更有利于接受創新成果，促進科學發展。這就是17 世紀英國的一些科學家跨國旅行，以擴大其科學認識的文化背景的理論注解。

科學發展的文化環境背景、文化沖突與創新值得提出的是，默頓強調社會互動有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依存一定的文化背景。他認為，社會互動對科學發展產生特定的效應，至少須有這樣的文化環境:一個動態的社會價值復合體。從廣義上理解，這種社會價值體系包括整個社會系統的客觀條件，如穩定的社會秩序，社會管理為科學發展提供的制度保障；國家在政策上、經濟上為科學發展提供的物質條件等等。因為科學“想有任何系統的發展，首先必須得到社會的贊助”，而這種贊助既包括物質的贊助，又包括精神的贊助。從狹義角度說，這種社會價值體系則專指規范，觀念等一系列文化意識現象。科學發展依賴于兩極沖突的文化模式，默頓把它解釋為一端是傳統化的“行為和思想形式，固守原有的價值體系而恐懼接受任何創新成果”，另一端是特征為“模式模仿”的鼓勵變革，隨時準備“迎接”革新成果的價值體系。文化有其歷史延續性，社會在發展中不可能完全拋棄原有的精神遺產，任何社會都有當時意義上的傳統規范與觀念；然而人類的創新意識又總會起來向舊觀念挑戰，“高度評價創新和知識積累”的價值觀念形成一種超前的科學意識而構成文化的另一端。兩種文化模式在劇烈的矛盾沖突中產生一種張力，這種態勢即所謂文化的兩極運動律。而對于科學，科學家是在繼承人類優秀文化遺產的基點上進行研究創新，這種新舊之間的互動，創新，就是在兩種文化模式的矛盾沖突中進行并攫取自身的發展條件。問題是哪一種文化模式占主導地位，超前的科學意識取而代之傳統的規范觀念，則此種文化背景有利于高度的社會互動，從而有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17 世紀英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文化背景正是如此“發生的情況是，對傳統的規范失去了敬意，并出現了一種令人注目的傾向，即從功利主義的，理性化的觀點看待傳統的價值”。

二十世紀末，世界經濟步入了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價值日益突出，知識經濟與科技成果的轉化，其核心與靈魂是創新，而創新恰恰有賴于科學家，知識分子之間的廣泛交流與互動。以發達國家美國為例，20 世紀，美國科學技術的迅速崛起與科學研究領域的矚目成果，從社會學意義上說，正是一種高度社會互動的產物。美國是舉世聞名的移民國家，早期不同的種族群體，聚合在這塊新移民的土地上，實施著新的“排列組合”，政府以經濟、人才、政策上為科學家的互動與科學創新思維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流動的文化環境，正如默頓在該書中引用的馬克思、恩格斯所說：“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默頓所肯定的這種有利科學技術發展的文化環境應當成為科學社會化和國際化的范例，而這種文化環境最初恰恰源于人們的社會互動。鄧小平在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重要論斷的同時，強調了知識分子地位和創造一種有利科技發展環境的重要性。認為：要創造一種環境，使拔尖人材脫穎而出；為科學教育工作者創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使他們能夠專心致志地從事科研、教育工作要堅持百家爭鳴，允許爭論，提倡學術交流。之后，又進一步闡述了鼓勵留學與支持國際學術交流的思想。這些都為創造一個有利科學發展和知識創新的文化環境提供了制度保障。未來世界科學和知識必將成為各個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我國要迎接新世紀挑戰，關鍵亦在于科學工作者之間更多的和諧的交流與交往，這是因為知識分子是科學技術的載體，而科學發展的內涵又決定了科學需要人們不斷更新知識、擴大視野和得到有關周圍現實的各種情報，因而，它特別地依賴于社會互動。

第二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讀后感

《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讀后感

近一月內我讀了由默頓寫的一篇論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這篇論文是默頓早期寫的，對科學界和社會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通過閱讀原文和上網查資料，對這篇文章產生了興趣，尤其是對默頓本人和文章中新教和科學的關系這倆部分。是什么樣的人擁有這樣的洞察力，寫出這么深刻的文章，其次，文章中所提到的清教（新教的一種），它對科學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還是抵制作用。看完論文，我把對這倆個問題的一些想法寫成讀后感。

1.對默頓本人的了解

默頓是美國社會學家，結構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一生中，曾先后在哈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曾擔任過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美國東部社會學協會主席，美國科學社會學研究會主席，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等職，可見，他的一生為社會和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個人成就主要是三個方面：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中層理論，科學社會學思想。結構功能理論是說，他把社會看作是各個部分組成的一個結構系統，個部分之間以某種相對穩定的形勢結成一定的關系，這些關系表現為功能并對社會現象有決定性影響。他提出作為戰術目標的具體形式的中層理論，能夠解釋社會現象中的有限的部分，并在有限范圍概念內適用，典型的中層理論主要包括角色沖突、參照群體、社會調適性、規范的形式、異常行為與社會控制等。默頓是科學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他考察了17世紀英國的情況，這就是我們這篇論文要提到的內容，默頓得出倆個假說1>新教倫理精神的潛功能促進了科學的興起；2>經濟、軍事和技術的需要促進了科學的發展。下面就討論一下新教精神對科學的作用。

2.宗教對科學的影響 首先，先來介紹一下什么是科學。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費曼對科學的描述。一般所說的科學，指如下三個方面之一，或者混和體：1，導致科學發現的具體方法；2，源于科學發現的具體知識；3，在某些科學發現后，人們所能做的新事情或者正在做的新事情，簡單的說，就是技術。報紙雜志上談得最多的其實是第三點：科學技術；而科學家們最關注的是第二點，其實就是那些發現的理論和定律；對于普通人而言，科學方法也許更為重要。科學方法，是建立在觀察實驗的基礎之上。觀察實驗其實只能檢驗部分個案，科學可以通過證偽的方式得到提升：用例外的情況來檢驗某個判斷是錯誤的。1888年，達爾文曾給科學下過一個定義：“科學就是整理事實，從中發現規律，做出結論”。達爾文的定義指出了科學的內涵，即事實與規律。科學要發現人所未知的事實，并以此為依據，實事求是，而不是脫離現實的純思維的空想。至于規律，則是指客觀事物之間內在的本質的必然聯系。因此，科學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經過實踐檢驗和嚴密邏輯論證的，關于客觀世界各種事物的本質及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

其次，再來介紹一下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人類思維能力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產生的社會現象。宗教做為意識形態，首先表現為一種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同時宗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在歷史上曾對社會的文化、文明和社會進步做出過重大貢獻。宗教是世界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宗教與人類文明同步。世界上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不同的宗教存在，不同的宗教也反映了不同的社會文化、民族習慣、法律意識和政治制度，宗教是人類社會普遍的文化現象。宗教主要特點為，相信現實世界之外存著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實體，該神秘統攝萬物而擁有絕對權威、主宰自然進化、決定人世命運，從而使人對該一神秘產生敬畏及崇拜，并從而引申出信仰認知及儀式活動。在人類早期一些社會中，宗教承擔了對世界的解釋、司法審判、道德培養和心理安慰等功能。現代社會中，科學和司法已經從有些宗教分離出來，但是道德培養和心理安慰的功能還繼續存在。宗教所構成的信仰體系和社會群組是人類思想文化和社會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今我國的宗教，是指流傳于我國并被部分群眾所信奉，并且受到國家憲法和法律保護的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東正教）等。

最后，介紹一下宗教和科學的關系。1543年，哥白尼《天體運行》一書的出版，是近代科學與宗教世界觀徹底決裂的第一次宣告。從此自然科學便開始從宗教神學中解放出來，科學的發展從此便大踏步地前進，科學與宗教走上了公開沖突的道路。科學與宗教在本質上是對立的。科學不承認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反對用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去證明任何自然現象及其發展過程。宗教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相信超自然的上帝和神靈主宰世界。宗教的本質決定它否認客觀存在的必然性和規律。對超自然力量的肯定和否定，決定了宗教與科

學在本質上的對立是不可調合的。在認識方法上，宗教與科學也是根本不同的。自然科學從物質的各種實在形式和運動形式出發，去認識事物的各種聯系并盡可能地用經驗去證明。宗教認識其信仰對象的基本方法是信仰主義，依靠超經驗、超理性的啟示或神秘主義的直覺。在社會作用方面，宗教與科學也是大相徑庭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巨大的社會生產力，從而推動社會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把科學看作是最高意義的革命力量。雖然宗教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通過宗教運動對社會發展起過特殊的推動作用，但一般說來，宗教在歷史發展中是一種保守的因素。因為宗教往往把現存的社會制度當成神意的體現，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17世紀以來，近代實驗科學所開始的從自然界各個領域中清除上帝主宰作用的進程勢不可擋。從17世紀到19世紀，由笛卡爾、康德、拉普拉斯、達爾文所代表的進化理論在天體物理學、地質學和生物學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與上帝創世信仰直接對抗的天體演化說、地質發展觀和生物進化論。19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重大發展導致對自然規律更完善的表述。如現代物理學為經典力學、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找到了它們各自適用的條件和范圍，把研究高速運動的相對論，研究常規運動的經典力學和研究微觀世界的量子力學有機地統一起來，進一步證明了神學世界觀的臆測成分。自然規律的新發現，自然科學的新進展，總是必然地導致對宗教神學的進一步認識。

通過對《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這篇文章的閱讀，對默頓這位偉人更加崇敬和愛戴，尤其他在社會科學方面做出的貢獻至今對科學的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同時，這篇文章也為我答疑解惑了一個問題，即科學和宗教的關系。這篇文章的學習，開闊了我的視眼，促使我更加客觀地看待事情。

第三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讀后感

讀《十七世紀英格蘭科學、技術與社會》有感

——宗教與科學之關系

本學期選修了世界科技通史，雖然說有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但其實我發現對這門學科的認識并不深入，因為它包含了太多的東西，太過于豐富......在勾老師推薦我們讀《十七世紀英格蘭科學、技術與社會》這本書之后，其實我并沒有把握能讀懂它，因為我真的對十七世紀的英國沒有太多的了解，于是我先去了解了此書的作者——羅伯特·默頓。

默頓，1910年7月5日出生在美國費城的一個工人家庭，1931年獲坦普爾大學學士學位，后進入哈佛大學學習，并且師從社會學家P.A.索羅金、T.帕森斯和科學史家G.A.L.薩爾頓，1936年獲博士學位后，在各個大學任教。他的博士論文《17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默頓是科學（建制）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早期研究的重點是外部社會環境對科學的影響。他考察了17世紀英國的情況,得出了兩個假說:①新教（尤其是清教）倫理精神的潛功能促進了科學的興起；②經濟、軍事和技術的需要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后期他轉而對作為社會一個子系統的科學內部的社會現象的研究，討論科學精神氣質與科學共同體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

初讀《十七世紀英格蘭科學、技術與社會》后，發現默頓在書中所作的描述與他的主要研究及基本觀點是密不可分的，默頓通過對17世紀英格蘭科學技術發展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對近代科學的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條件提出了很多見解和看法，其中一個話題引起了我的興趣，那就是宗教與科學。

在人們的心目中，宗教永遠是科學的死敵：火刑架上的布魯諾和塞爾維特，羅馬教廷宗教審判所中的伽利略......種種的慘案似乎都在告訴人們：宗教和科學是對立的！還有一些學者則堅持認為科學與宗教之間本具有一種和諧的關系，歷史上的沖突是無知的教會或教士干的蠢事。

然而，默頓并不為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熾烈戰斗而激動，同樣也不為尋求二者的和諧而費心，“社會學家并不是信仰的衛道士，不論這信仰是宗教的還是科學的。當他已經揭示出凝結在宗教里的價值和支配著這些價值的表現的文化傾向中的思想感情時，當他已經確定出這種思想感情在何種程度上引導人們趨向或遠離科學事業或對此根本毫無影響時，他的任務按照其最初綱領即告完成。”其次，默頓認為，應該把宗教與神學區別開來，宗教倫理是指生活的態度和行為，而神學是關于宗教的系統思想或說教，前者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促進科學，而神學家們總是激烈地反對那些他們認為觸犯教規的發現。再次，默頓還指出，某一價值觀的主觀定義與其客觀效果往往是不同的，不能將宗教領袖本人的言論、態度和傾向同他所創建的學說所產生的效果混為一談。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著一樣的觀點，正如勾老師在課件中所提到的北京大學一個副教授所提出的科學來源于宗教的觀點。

而在我看來，科學與宗教是從不對立的。

首先，宗教不等于迷信，所以宗教從來不與科學對立。和科學對立的是迷信。我們看宗教當然要把迷信的東西剔除出去，可一旦發現科學無法解釋的東西就說人家是錯的，是迷信，這種態度也是不可取的。須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甚至乎，宗教在某種程度上還促進了科學的產生和發展。

其次，宗教與科學研究的范圍不同，按照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所說：“科學是研究確定性的事物，而哲學和神學研究的是超出確定性范圍以外的事物。”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科學研究的是具體精細、看得見摸得著的事物，而宗教研究的是宏大玄奧、看不見摸不著的事物。一個游走在物質世界，一個漫步在精神宇宙，大致不錯。

這些是我在讀完《十七世紀英格蘭科學、技術與社會》后的關于宗教與科學的一點小小感悟。謝謝老師平時的教導！

20100700171 經濟與管理學院 經一 楊健

第四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讀后感

《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

讀后感

默頓作為美國著名的社會科學家，他為何要以十七世紀的英格蘭作為案例來研究近代科學的興起，而不以美國本土，或者歐洲其他國家，那正是因為十七世紀的英格蘭所具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為近代科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默頓的博士論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詳細論述了17世紀英國的社會文化環境對近代科學技術產生的重大影響，開闊了科學之文化因素研究的新視野，從而使該文成為科學社會學的奠基之作。深入探究默頓對英國近代科學產生的文化環境的分析，對于我們優化科學發展的社會文化環境有重要的啟示。

文化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不同學科對它有不同的界定。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第一次給文化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并給后來的研究者研究文化現象界定了一個基本的范圍。他說：“文化是一種復合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余從社會上學得的能力與習慣。”泰勒所說的“文化是一種復合體”的概念，包括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除了定義中所列舉的內容外，其他像社會制度、社會組織等等，也無不屬文化內容。而十七世紀影響英格蘭近代科學的文化環境是多方面的，其中，英國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經濟和社會環境，乃至清教主義的宗教觀念起著重要的作用。

英國得天獨厚的島國環境為其海運業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極為便利的條件，同時也就孕育了英國人民獨特的島國情結：自信、民主、開拓、拼搏和樂觀的民族精神。在此種民族精神的指導下，以及充分利用其重要的地理優勢，英國政府加緊了對外擴張，從而也就極大的推進了軍事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頻繁的對外貿易交流和極度的殖民擴張，極大的加速了國內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大批新興產業的涌現，激發了人們新的職業興趣轉移，更多的聚焦到研發適應新興產業和促進經濟發展的科學技術上，此時的科學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從而得到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推崇。這為英格蘭能夠成為近代第二科技中心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支持。

此時的英格蘭資本主義的各個行業以其蓬勃的態勢發展，從而可以窺見這時的科學與經濟的關系，科學家們的注意力聚焦在迎合社會及經濟重點發展的研究課題上，以此推動科學和經濟的同步發展。科技的進步，經濟的促進，英格蘭的資本主義得到極大程度的發展，英國的經濟進入了極度繁榮的時期，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為英國的海外擴張創造了條件，開始了所謂的大英帝國“日不落”的歷史，同時也為科技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

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英國思想家、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在《偉大的復興》中著重

闡述了有關知識的價值，強調科學實驗，倡導研究自然科學，因而在英國乃至遍及整個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的英格蘭政府也高度重視科學技術，批準成立了皇家學會等學術活動中心，這時皇家學會與軍事研究的關系更加密切，皇家學會10%的研究項目是與軍事有關。至17世紀，著名科學家牛頓出現了，他被稱為“跨世紀人才”，他發表了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87年），此部著作以科學實驗和觀察事實作為基礎，但同時又明顯被歐氏幾何體系所影響。牛頓的科學思想把英國科學革命理論推到了頂峰。不太嚴格的等級制度，倡導自由民主的政治環境以及鼓勵商貿活動的政策等等都促使國內頻繁的商貿活動與人口流動。1650年以前的一百多年英國人口持續上升，使英國倫敦成為歐洲工商業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十七世紀中期英格蘭的科學已經被認可并且被組織起來，皇家學會是它的最好例證。科學的生成并非自然生成，生成它的先決條件乃是長期哺育它的主流文化土壤——清教倫理。索羅金曾認為，每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系統由其文化前提決定，盡管其中各子系統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但它們有著深刻的一致基礎.默頓受索羅金思想影響，指出“由清教主義促成的正統價值體系于無意中增進了現代科學。”任何社會，每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都有一種主流文化，清教倫理在十七世紀英格蘭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意識，它是宗教改革的產物，也就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改革，同時也是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因而它是近代科學崛起的強大精神支柱。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足的。”由于清教倫理是一種社會文化價值觀，一種信仰，一種精神，它作為十七世紀英格蘭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文化，在社會中起著決定作用的精神因素。它的一系列價值觀念與科學的一系列價值觀念具有某種相容性，也就是指清教的精神氣質與科學的精神氣質在某些方面是互相交叉的，更有甚者，在某些觀念是不謀而合的。

我認為以上幾個方面是孕育十七世紀英格蘭的主要文化土壤。通過探究十七世紀英格蘭近代科學發展的文化環境，縱觀我國當今科學發展的文化環境，是非常有利于我國科學的發展的。當今是經濟全球化的信息時代，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種競爭實質是綜合國力的競爭，而現代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結底還是科技實力的競爭，科技的發展關系到國家、民族的命運與前途。所以當代科學已成為一種強勢文化，它的地位越加凸顯。因此我面對由于科技的發展當今世界上出現的種種能源危機和多種生態環境問題，以及科技倫理問題，我國決策者也開始對科技發展進行了新的反思，提出了發展綠色、循環節約型經濟發展模式，使我國經濟發展走在一條健康良性、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實現科技的發展真正成為造福人類，給人類

帶來福祉。如今我們已經看到了我國載人航天事業的一次又一次的可喜佳績，以及我國在軍事、航海、航空事業的飛速發展，這些都是我國綜合國力實力的強有力證明。科技的發展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從而形成了一個政通人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使我國能夠強有力的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由此可知，在當今我國科教興國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營造了一種濃厚的既注重人文關懷又強調科技創新的文化氛圍，在不斷借簽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的同時，為我國科技發展打造了一個良性發展的文化環境，我國的科學技術在此種文化環境下一定能突飛猛進，能夠趕超世界先進發達國家，從而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真正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五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讀后感

《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

讀后感

研一的政治課，老師推薦了這本書讓我們品讀，《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在忙碌的的研究生活中，品讀了這本富含哲理的書籍。這本書是由羅伯特-金-默頓(Robert King Merton)所著。

該書著于美國大蕭條之后,剛剛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默頓寫作此書似乎與時代相隔離，或者說只是站在的時代的邊緣。默頓對此書頗為自傲，在出版60年之后寫作的中文版前言《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的預示》中，已經進入耄耋之境，儼然科學社會學權威的他得意地引用熊彼特的話，將該書視為自己一生思想得以生發和完善的雛形。在這篇前言中，默頓梳理了自己長達60年的對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他認為，他此后的許多深入的思考其實大多是在此書基礎上必要的理論推衍，并不無自戀地將這些觀點稱為該書的預示，如科學的精神氣質、科學作為公共遺產的特質、科學發展的累積優勢、科學獎勵制度的出現等。這些對所謂“科學本身的社會文化結構”的研究，是對該書過于偏重社會與科學相互影響的糾正和深化，也是更立足于科學體制本體，也就是科學本身變化著的體制和組織結構的研究，但是我對這本書的興趣卻恰恰不是科學體制的組成和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制度性張力，而是該書所想揭示的問題：科學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的關系。

默頓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清教主義作為一種宗教,其所包含的倫理價值和精神氣質推動了科學在17世紀的英國的發展。同時,默頓在論文的后半部分也用了許多歷史統計資料來說明社會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對科學進展的影響。

在宗教與科學完全對立觀點十分盛行的歷史情境下,“默頓命題”勇敢地沖破了時代的思想藩籬,率先指出清教與科學雖然在許多方面是對立的,但在文化層面清教倫理與科學的精神氣質卻是交叉和耦合的。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宗教與科學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人類的向往和追求,它們都與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息息相關,因而這兩套價值觀念體系必定會出現某種交叉和耦合,這在歷史上成為宗教與科學聯姻的邏輯始點。

談到清教思想對近代社會形成的作用，我們很容易想到馬克思?韋伯所著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書中，他在指出中世紀將科學視為與撒旦的非

法聯系或者是謬論蠢見的同時，著力挖掘清教的精神氣質以及它對科學發展的影響。他指出：清教主義隱含著一種世俗的或入世的禁欲主義。這一主義將“頌揚上帝”作為思想情感的匯聚中心，并認為對公眾服務就是對上帝最偉大的服務。而且，在現世辛勤而刻苦勞作是必要的。這是頌揚上帝、服務公眾和克服肉欲誘惑的手段。同時，清教主義還有“神佑理性”的觀念，默頓引用了巴克斯特的話：“上帝在灌輸信仰時，的確以理性為前提，并且在運用信仰時，運用理性”來說明清教與理性的結緣。不過他又指出：清教主義的理性是理性和經驗的一致，而不是與經驗對立的。在教育上，清教主義厭棄文學藝術和充滿虛假教義的經院哲學，而注重可以獲得實用知識的學科，如數學、物理學和語言學。尤其是物理學，一直被理解為從上帝的作品中理解上帝。而且，只要知識能夠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宗教就這樣直截了當的贊許和認可了科學，并通過強化和傳播對科學的興趣而提高了社會對科學探索者的評價。正是在新教倫理的引導下，科學研究逐漸有了尊嚴，變得高尚，成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業。人們開始認為：這些世俗活動和科學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輝煌，增進了人性之善。而且有助于“人類的安逸”。重視理性和試驗的清教倫理，成為了新科學發展的強勁動力。而科學則在世俗化過程中，逐步脫離宗教，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價值，一個新的，以自然哲學家擁有聲望的標準為基礎的職業等級制度也隨之建立。默頓為了加強論證的說服力，特地專辟一章從各種角度論述信奉清教主義的科學家的優勢地位，如分析英格蘭皇家學會的清教成分、歐洲大陸上的清教徒對科學發展的作用和新英格蘭新科學的發展與清教的關系等。作為結論，作者最后指出：“清教的不加掩飾的功利主義、對世俗的興趣、有條不紊堅持不懈的行動、徹底的經驗論、自由研究的權利、乃至責任以及反傳統主義。——所有這一切的綜合都是與科學中同樣的價值觀念相一致的”。

但是，默頓又指出：即便清教主義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社會文化價值體系，并在超驗的的信仰和人類的行為之間架起了一座新的橋梁，為新科學提供了一種動力，宗教的重要性仍然首先在于一般的影響著對科學的興趣的程度，而不在于把科學研究引導向某些特定的方向。承擔這一任務的是社會經濟的需求。在17世紀英格蘭科學家的研究課題中，大約有30%—60%受到了社會經濟需求的影響。這個結論我們并不難想見。但默頓又深入一層：需求本身并不足以導致

發明，而只是起到促進和指導作用的影響力量。而且在扮演這種角色時還要有特定的文化史境：即該社會對于社會革新賦予很高的評價，具有成功發明的傳統，而且慣于通過技術發明，而不是其他手段滿足這一需要。某些經濟壓力通過遷移“過剩”人口，戰爭、掠奪和其他經濟壓力就能得到消除。舉例來說，羅馬的軍事技術并不發達，他們的軍事優勢主要在于紀律、軍事戰略和戰術。達到軍事成功的目的不通過技術進步就可以實現。因此，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作者指出：“需要是發明之養母”。技術發明有賴于傳統知識的積累和社會對科學技術重要性的高度認知，傳統中國欠缺的也是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