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高校大西遷

中國高校大西遷

抗戰爆發前夕，我國共有高等學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東部。其中南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東、山西占30所，廣東占7所。以上三地區共有82所，占我國高校總數的3／4強。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上述地區的高等院校首當其沖，備遭蹂躪。

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軍用密集的炮火徹夜轟擊南開大學，7月29日又派飛機以南開為目標，對天津進行了長達四小時的連續轟炸。之后，又將軍車開進南開，將尚未炸毀的樓房潑上汽油點火燒毀。南開大學的秀山堂、木齋圖書館、芝琴樓女生宿舍、單身教授樓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為平地。南開中學部的西樓、南樓和小學部的教學樓也成了一片廢墟。南開的一口重18000斤、鐫有全部《金剛經》的大鐘也被日軍拉走，熔為做槍炮子彈的材料。

南開的事例只是抗戰中眾多被日軍破壞的文教機構的一個典型。據統計，從1937年7月起到1938年8月底止，全國108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壞的有91所，遭嚴重破壞而停辦的有25所，全部被毀壞的10所，直接財產損失達33604879元。各高校損失的珍貴資料，如南開大學關于華北經濟的研究資料，清華大學收集的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檔案資料，北京大學的關于中國地質的資料，等等，都是無價之寶，更是無法也不可能用金錢來衡量的。受戰火影響，全國有半數的中等學校學生無法上學，129700多所小學和幼稚園被破壞(約占全國小學、幼稚園總數的44%)。被破壞的中小學校與社會教育事業機關的財產損失達18300余萬元。除用炮火轟炸我國教育機關外，日本帝國主義還對不聽命于己的廣大愛國師生進行殘酷的迫害。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天津耀華學校校長趙君達等因堅持抗日立場，慘遭特務暗殺。著名教育家宋澤夫被日軍逮捕，迫害致死。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被日軍長期關押，受盡折磨。

野蠻的轟炸和破壞嚇不倒中國政府和人民。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得知南開被炸的消息，向記者發表談話說：“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1他表示，只要國家有辦法，南開算什么？打完了仗，再辦一個南開。蔣介石也向張伯苓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先后制定和頒布了《戰區內學校處置辦法》、《各級學校處理校務臨時辦法》等法令，布置各戰區學校內遷與學生借讀等應急事項。由此，中國的高等教育開始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大遷徙。

八年抗戰期間，我國高等教育的內遷大致分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1937──1939年。這段時期，東部沿海的各高校除北平的燕京、輔仁大學 1《張伯苓教育論著選》第227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教會學校中立未動，上海的交通大學、滬江大學等遷入英美租界外，其余主要高校或遷往西南、西北地區，或就近遷入周圍山區。國立西南聯大、西北聯大均成立于此時；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齊魯大學、浙江大學等均于這一時期遷往西南。

第二時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這一時期由于美日關系惡化，特別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原遷上海英美租界的高校，如滬江大學、交通大學等，不得不遷往重慶，原滯留北京的燕京大學也遷往重慶。這一時期由于戰事的變動，特別是云南從大后方變成大前方，遷往滇西的國立藝專、同濟大學等又先后遷往四川。

第三時期：1944──1945年，因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和黔南戰役，廣西、貴州等地的部分高校及內遷該地的部分高校再度遷徙。如廣西大學遷往貴州榕江，唐山工程學院從貴州的平越遷往四川的璧山。

在高等學校內遷過程中，遷校最遠的是北大、清華和南開。由這三所學校在昆明組成的西南聯大，是我國抗戰時高校辦學的一個典范，是閃耀在大后方的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

1935年華北岌岌可危之時，清華大學曾在湖南長沙岳麓山建筑了一批校舍。1937年7月底北平淪陷后，國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至長沙，組織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湖南省教育廳長朱經農、湖南大學校長皮宗石以及教育部代表楊振聲為籌備委員會委員，負責長沙臨時大學的籌備工作。1937年10月25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11月1日正式上課。當時全校有文、理、工、法商四個學院十七個系，教師148人(原北大55人，清華73人，南開20人)，職員108人，學生1452人。

臨時大學設在長沙的時間很短，只有一學期。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武漢、長沙告急。經蔣夢麟親自請示蔣介石，決定將臨時大學遷往昆明。1938年2月，臨時大學除350多位學生留在長沙外，大部分師生分兩路由長沙向昆明進發。一路是女生和體弱者，約800余人，由樊際昌、梅美德、鐘書箴三人領隊，乘火車至廣州，經香港再乘船至越南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鐵路至昆明。另一路師生兩百多人，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翻越重山峻嶺，步行至昆明。1938年4月28日，旅行團的師生歷時68天，行程3360華里，勝利抵達昆明，與先期到達的一路會合。胡適曾高度贊揚旅行團說：“臨大決遷昆明，當時有最悲壯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動和注意：師生徒步歷時六十八天之久，經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這段光榮的歷史，不但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4月2日，接教育部通知，遷到昆明后的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聯大正式上課。

22轉引自《笳吹弦誦在春城》第514頁,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西南聯大是當時中國北方最優秀的三所高等學府的組合，它的建立融合了三所學校的個性和精神──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華的借石他山、自由活潑，南開的允公允能、自強不息，并在此基礎上融匯成自己的新精神：“同不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組成聯大常務委員會的三位校長──清華的梅貽琦、北大的蔣夢鱗、南開的張伯苓，均以國家民族為重，以教育和人才培養為先，相互之間坦誠無私、精誠合作，他們既為聯大新精神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也是聯大新精神的絕好注釋。

西南聯大從1938年4月建立，到1946年5月北大、清華、南開先后返回平、津復員，歷時八年多。在這八年中，西南聯大先后有2500多人畢業，800多人投筆從戎，再加上結束時返回三校的學生1794人，共5000多人。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朱光亞、唐敖慶、沈元以及眾多戰后活躍在國內外科學領域前沿的專家、學者，都來自于西南聯大。在新中國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第一批190名學部委員中，西南聯大的師生竟占了118人。考慮到戰火紛飛及中國大學教育起步較晚等因素，西南聯大能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培養出大批出類拔萃的優秀學生，這實在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跡。

南京中央大學是抗戰中遷徙最迅速、最完整的高校。而中央大學遷校的成功，又與羅家倫的高瞻遠矚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1935年華北危機之時，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已開始注意物色可供中大遷校的校址，并不顧外界對他的冷嘲熱諷4，訂制了大批木箱，準備遷校。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后，羅家倫電促正在放暑假的學生立即返校。8月15日，他在四牌樓中大大禮堂語氣沉重地向在校學生作動員說：“現在全面抗戰已經爆發了，這一場中日戰爭是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場大戰，這一仗不打則已，一旦打起來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夠結束的。我們這一代人打不完這一仗，下一代人還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軍被驅逐出我國國土，收復失地為止。”學校迅即將教學圖書、儀器設備、學籍檔案等裝箱啟運入川。10月初，學生開始遷徙。12月1日，中央大學在重慶沙坪壩新址開學。

中央大學農學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內遷，是高校內遷史上感人至深的一段佳話。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學大部已搬遷。校長羅家倫趕往南京三牌樓農學院實習農場和職工們道別，并交待說，一旦南京淪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遷移就放棄，決不責怪。羅走后，農場職工們推舉王酉亭把這些經多年飼養的良種家畜、家禽也搬遷到大后方去。在職工們的 3435《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第134─135頁,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當時有人不理解羅家倫的行為,認為他是貪生怕死之徒,諷刺他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得曼(諧音“逃得慢”)的哥哥“逃得快”。

5轉引自劉敬坤：《中央大學遷川記》,《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第252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幫助下，王酉亭將雞、鴨、鵝、兔等裝籠，安置在馬和牛的背上，然后趕著成群的馬、牛、豬、羊向四川進發。1938年11月，經過一年多的長途跋涉，王酉亭歷經千辛萬苦，帶著僅剩的20多頭荷蘭乳牛和少量家禽、家畜到達重慶，進入沙坪壩中央大學畜牧場。羅家倫晚年回憶說，當他意外地看到這群中大畜牧場的家畜、家禽時，“就像看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我眼中的熱淚也不禁奪眶而出了”6。王酉亭也因護送有功被譽為“中大的有功之臣”。

抗戰八年，我國真正在原地正常教學、未受戰事任何影響的高等院校只有新疆學院一所，許多高校都是一遷再遷。如浙江大學曾四次搬遷：一遷浙西天目山，二遷贛中吉安，三遷廣西宜山，四遷貴州遵義、湄潭；同濟大學一遷上海英租界靜安寺路口，二遷浙江金華，三遷江西贛州，四遷廣西賀縣，五遷云南昆明，六遷四川南溪。遷校次數最多的要數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一遷廣西梧州，再遷藤縣，三遷融縣，四遷廣東乳源，五遷連縣，六遷曲江，七遷回連縣，八遷羅定。

內遷高校比較集中的地方是四川重慶、成都和云南的昆明，以陪都重慶為最多。據統計，截至1944年，遷入重慶地區的高校有大學9所、大學研究所1所、獨立學院10所、專科學校11所，合計31所，占內遷高校的1／3。重慶與成都的高校又大多集中在重慶的沙坪壩、北碚的夏壩、江津的白沙壩和成都的華西壩，形成著名的文化四壩。在內遷高校的同時，國民政府還創立了34所國立中學，用以收容、安頓淪陷區中等學校的流亡師生。

高等院校的大規模內遷適應了中華民族長期抗戰的需要，減少了教育事業和人才的損失，保存了民族發展的元氣，增強了中華民族長期抗戰的實力。高等院校的大規模內遷還加速了西南和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西南和西北地區都屬偏遠的內地省份，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不靈是導致這些省份長期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大量高校的內遷，東部沿海地區的新知識、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也隨之傳入和傳播開來，加速了這些地區從閉塞中蘇醒過來。

楊宏雨

編撰

6轉引自劉敬坤：《長途跋涉的中央大學畜牧場》,《民國春秋》1992年第五期。

第二篇：浙大西遷情[推薦]

浙大西遷情，求是精神 ——訪浙大西遷歷史陳列館有感

10月7日我校全體教職工在校長李峰的帶領下來到湄潭浙江大學西遷歷史陳列館——西來庵，在那里受到伊麗老師的熱情接待，先進行了一番深 入的交流。

? 她介紹了下浙江大學西遷歷史陳列館的概況和浙大在湄潭辦學期間的

? ?

? 鐵事軼事。

1937年11月，抗日戰爭的硝煙逼近杭州，浙江大學不得不舉校西遷。這次西遷途經贛、湘、粵、桂4個省份，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抵達貴州省遵義市。由于遵義辦學條件有限，理學院、農學院以及師范學院的? 理學部又遷往75公里外的湄潭縣

城。

70年前，一所大學的入遷，在一座封閉的深潭里激起文明進步的浪花；而這方質樸的山區，也豐滿了一所名

校的精神

湄潭人保守，男子得用帕子包頭，姑娘們壓根兒不可能在河里游泳。但游泳是浙大體育課的必修項目。當男女生們在湄江練習游泳時，當地的老百姓驚呆了，有的還向縣政府告狀“有傷風化”。不過，看多了，也就慢慢

接受了。

1945年浙大購地幾十畝，修建了貴州省第一個擁有400米跑道的運動場，并舉行了西遷后的第一次全校運動會，在湄潭乃至貴州都引起了轟

動。

湄潭沒有電，從沒見過日光燈等電器。浙大物理系搬來后，在湄江邊的雙修寺內建起了簡易的物理樓，布置了電學、光學、近代物理、實驗技術4個實驗室和一個修理工場。竺校長決定每年的6月6日“工程師節”這天，所有的實驗室和工場向當地人免

費開放。

當地很多老人還記得那些“節日”：浙大將一架報廢的飛機拆遷過來，做風洞教學實驗。當地人圍著龐然大物指指點點，很是小心翼翼又很是驚喜連連，場面像足了過節！而校長竺可楨更明確告訴各個系：不要吝嗇，要讓更多的百姓了解科學，這樣才能更

好地支持浙大辦學。

著名的生物學家談家楨教授，也隨校一路西遷至湄潭。在這里，他充分利用當地的生物資源進行研究。樹林里、湄江邊，經常能看到生物系師生捉昆蟲的身影。當年和學生們一起捉昆蟲的孩子們，現在已是耄耋老人

了??

而湄潭深深淺淺的縣史上，從此也烙

下浙大的痕跡。

那個叫“湄紅”的新茶，就是浙大遷到湄潭后，協助當地研發的新茶品種；湄潭的精耕細作水平遠近聞名，那是當年浙大農學院在湄潭設的農業推廣部，培育出了７個水稻、小麥、雜交油菜良種和９個優良果樹品種，推廣了先進的耕作方式；而那個名叫“羅登義果”的貴州名果，就是以浙大農學院教授羅登義命名的：1942年起，羅教授對貴州170多種水果蔬菜進行研究，發現刺梨的維生素C含量尤其豐富；還有那個“浙大防洪堤”、“浙大碼頭”，那是浙大土木系師生勘測設計完成的，從此后讓當

地少遭了多少水災??

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國有90％的大學受到日軍的轟炸和摧毀，約106所高校被迫遷移，但萬千師生一路辦學不止、教學不止、求學不止，文化的種子撒播到窮鄉僻壤，產生出更多的力量。這是被后人稱為“一次蕩氣回腸的文化長征”。

今天的湄潭人反復在說，浙大人的到來，就是對“文化長征”的最好詮釋。

一群浙大的“部落”教授，一次次穿行于中國東部的杭州與西南部的湄潭

1946年5月，浙大從貴州回遷到杭州，湄潭再次沉寂。但這種沉寂并沒有太久，在近40年后，又再次被浙大人集體激活。

1985年，浙大教授、昆蟲學家唐覺回到了湄潭。他是農學院1941屆畢業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在湄潭呆了整整7年。他和蔡邦華教授曾在湄潭一起開創了我國五倍子的科學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一直致力于五倍子的繁殖增產及相關成果的推廣應用。回到湄潭后，他立即決定在當地推廣五倍子的生產技術。

據不完全統計，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超過當時所有的中國大學。中國的物理學年會連續4次在湄潭召開。英國《自然》周刊、美國《物理評論》經常收到來自“中國湄潭”的論文，其中僅用“湄潭”兩字冠題的就達25篇，如《湄潭茶樹土壤之化學研究》、《湄潭動物志》等等。

資料顯示,1936年浙江大學有教授、副教授70人，文理、工、農3個學院共16個系，1946年回遷杭州時，已有教授、副教授201人，學生2171人，7個學院共28個系。在湄潭生活過的師生中，后來出了50多位院士。

1945年10月，應竺可楨之邀，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來湄潭參加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會上，浙大的教授們宣讀了多篇論文，李約瑟被這些與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驚了。后來他說：“我可以毫不吝嗇地說，這里是東方的劍橋。” 1987年，浙江大學、湄潭縣人民政府為了緬懷浙大師生在抗戰時期與湄潭人民同舟共濟、相濡以沫的這段光輝歷史，經貴州省文化廳、湄潭縣人民政府多方籌資，將浙大湄潭分部——文廟加以維修，成立了浙江大學西遷歷史陳列館。陳列館設在東西廡和兩座閣樓中，分“漫漫西遷路”、“遵湄辦學史”、“竺公風德頌”、“求是群芳譜”、“今日求是園”、“湄杭情誼深”六大部分，共展出了500多張照片，數百件珍貴文件及大量書籍，手稿史料。湄潭作為浙大人的第二故鄉，與浙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沒有當初的湄潭就不會成就如今的“東方劍橋”。伊麗老師還告訴我們，正是在這塊“求是精神”紀念牌前，竺可楨老校長、伊麗老師不無自豪地說，為了充分挖掘并展示這段歷史，館長已經與科學院竺學方面的專家以及浙大知名校友等聯系，以期還原一個真實的浙大西遷史。因為當今的中國教育缺乏與民族精神的緊密結合，正是這樣還原浙大西遷史變得如此重要。為什么在浙大西遷過程中能夠涌現出大批的優秀科學家教育家，正是求是精神的支持，以及西遷過程中對民族精神的了解體會孕育了他們深厚博大的思想以及堅忍不拔的意志。

政府和社會對我們浙大的教師們寄予了深厚的期望，他們相信我們能在浙江大學湄潭辦學的這段歷史中找到我們苦苦尋覓的答案，將其求是精神發揚光大。

第三篇：浙大西遷歷史人物簡介

浙大西遷及歷史人物簡介

浙大西遷：1937年9月，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帶領師生離開杭州，浙大一年級遷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課，12月全部遷往浙江建德，這是浙江大學的第一次搬遷，第二次遷在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遷在廣西宜山，第四次遷到貴州。橫穿浙江、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歷時兩年半，最終將校址遷到貴州省遵義、湄潭，并在當地辦學7年。1940年6月，浙大農學院師生陸續遷到湄潭。湄潭為遵義浙大的分部，文學院、工學院、師范學院文科在遵義，理學院、農學院、師范學院理科在湄潭，一年級分校在湄潭永興場。由于浙大西遷的路線與紅軍長征時期前半段路線基本吻合，而落腳點又都是對中國革命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因此人們稱它為“文軍的長征”。1943年，錢琢如、蘇步青發起成立“湄江吟社”。浙江大學在遵義湄潭辦學七年，被稱為浙大歷史上最光輝的七年，是浙大辦學歷史上最重要的發展時期。在湄工作和學習過的兩院院士達45位，竺可楨、蘇步青、王淦昌、談家楨、貝時璋、盧鶴紱、陳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學家的主要論文在湄潭成稿。1944年10月，英國著名學者、世界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來湄講學，回到英國后，在《自然周刊》上發表文章中寫道：在重慶與貴陽之間叫遵義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大學之一。他甚至把浙大與他的母校劍橋大學相提并論，稱浙大為“東方劍橋”。

西遷頌》和《西征行》是由浙江大學學生原創的關于浙大西遷的詩文。西遷頌

杭城西子，人間天堂，浙濱名校，國之成均。上虞可楨，臨危掌校，滌舊氣，求革新，欲承江南文風，育忠毅英才，立心天地，樹我國邦。天違人愿，萬事多艱，鯤鵬展翅，恰逢驚雷掣天；蛟龍入水，巧遇大旱驟至。丁丑之秋，華夏遭難，學府落淚，國運益頹，文道臨淵，來日無多，去處何覓？天目禪源，西遷之始，國難當頭，空門不空。登臨浮玉，方知山川之廣；求學凈土，才曉學海無涯。黃卷青燈，難掩學子悲色；古木奇峰，不敵倭寇炮堅。寇艦登陸，浙東佳郡，無地容身，舉目尋路，遙指建德。千人臨江，極目眺望富春江水；齊登烏蓬，灑淚揮別故土家鄉。扶老攜幼，舉校搬遷，五日方抵嚴州越池；心弦弗定，立足未穩，怎奈再度流離沛顛。

廬陵吉安，六一居士文風浩然；白鷺洲頭，天祥文山正氣貫天。師生偕行，甘苦同當，暫居青原，奔赴贛中。江西泰和，荊廣之咽喉，淮浙之唇齒，聲名文物，地靈人杰。名校徙入，造福鄉里，百姓稱道，恩澤無量。澄江學校，廣納寒門學子；浙大碼頭，喜迎渡河船舟。十五里洪堤，降伏急江惡浪；六百畝荒地，化作沃土良田。戊寅仲夏，虜犯潯城，藕舫辛勞，遠覓新址，倦極備息，豈料妻兒病逝，草葬松山，肝腸寸斷，長子從戎，不辭而別，天各一方。國難家禍人離，試問天下校長，幾人曾嘗此辛酸？悲哉！痛哉！

宜山文廟，結茅駕竹，重振學術研究之心；東郊標營，開荒平地，復起講誦不絕之音。求是校訓，治學之道，造求真務實之氣，顯博學審問之象。一浮睿智，煉文言校歌，尚能高材，譜宏麗樂章。晨曦微露，百廢待興，不料時運不濟，苦難踵至。窮鄉僻壤，煙蠻雨瘴，瘧疾橫行，缺醫少藥，回天乏力。

日機嘯空，警報長鳴，炸彈雨瀉，校舍毀夷。熱血男兒，七十又七，奔赴前線，服務戰地，為校爭光。敵擾桂南，天災人禍，立錐之地難尋。遵義春暖，湄潭水清，一川風月，七載光陰。云斂長空，蜂蝶競舞，絕無空襲警報之憂；水澄遠浦，魚蝦歡游，斷無敵船炮鳴之患，實乃治學勝地，黔北江南。桃源江公祠，浙大圖書館牌匾可辯；北郊地母洞，文淵閣庫寶印痕猶存。山高路險，不棄文脈，十萬藏書，墨馥醉人，學子勤讀，苦中嘗甘。風景雖美，民風雖純，時事仍艱，物資仍匱。蜻蜓點水，盡道鹽米之貴；逢六進一，畢顯肉蔬之缺。衣薄食菲，以書當糧，身陷幽谷，青云壯志不墜。校舍簡陋，可睹費鞏燈長明，燭照一片冰心；農場坡陡，可嗅湄紅茶飄香，潤澤一方丹田。逆境出人才，絕境現英雄。昔陽明先生貶串龍場，修身習性，方悟心學，創辦書院，學徒蟻聚，開自由講學之風；今浙江大學流落黔省，探求真理，科學報國，三地辦學，天下來同，筑西南人文高峰。數學泰斗種菜，植出陳蘇學派，列居寰宇三甲；物理大師牧羊，育出諾獎得主，蠻聲四海學界。工程師節，普及現代科學，破除迷信愚昧；戒煙義演，傳播健體理念，減輕罌粟流毒。抗戰勝利，舉國祈盼，乙酉季夏，八年恥辱，一朝得)。全校師生，喜極而泣，九載寒暑，始返杭州。嗟乎！大任天降，五千二百里征程，不改報國圖強之心；繼學往圣，三千二百個日夜，不輟教育救國之志。名師云集，專靜純一，爭鳴學術，悉心育人，終結累累碩果；學子發奮，篤行慎思，深入工農，感恩群眾，始成效國大器。浙大西遷，文軍長征，歷經劫數，四易校址，輾轉六省，排萬難，冒百死，遍嘗世間疾苦，冶鑄中華名校，譽稱“東方劍橋”。

西征行

華夏遠世千載榮，中國近代百年辱。黃海東溝英雄沒，馬關春帆國人羞。奉天北營一朝退，三省黎民一何苦！倭人侵凌由來久，山河破碎不忍睹。盧溝橋上月色寒，宛平城內槍聲亂。淞滬敵船紛紛至，黃埔壯士赴死戰。金山轉瞬淪敵手，杭城一夜現陣前。國破家忘人無定，時艱命舛學不安。江干乘船溯江西，天目登車逾嶺南。林場孔廟作校舍，東門民房供一眠。山居小城無閑處，江岸學宮有紛繁。黃氏公望如有在，富春江上多流連。中朝飄亡至巴蜀，敵鋒直指杭州府。忍痛割舍工農校，毅然西進踏征途。金華連遭敵襲擾，師生困頓坐寒冬。交涉兵車附西行，隨同難民嘗苦楚。嚴冬一月轉奔波，寒風凄雨入吉州。白鷺洲上暫借住，中學堂里文心樸。泰和上田迎新客，千里贛江水悠悠。朝陽起時山讀清，三更燈火溫習苦。澄江辦學啟民智，沙村墾殖解民憂。十里長堤今猶在，見說當年浙大功。辦報募捐慰前線，同仇敵愾貫長虹。忠肝義膽效程嬰，忍辱負重學忤臼。可憐人世多磨難，俠魂永葬青松浦。天若有情天垂淚，一腔風雨化黃土！馬當彭澤相繼失，另覓它處不宜遲。四十余日多跋涉，宜山之下有凈室。甘冒百死求真知，校訓確立自此時。一浮為詞尚能曲，國有成均傳唱斯。南國烽火遍地燃，鐵蹄難容一講壇。紹榮親赴黔中地，湄潭溥泉相迎歡。春江贛水宜山地，兩載顛沛終獲安。度日維艱不墜志，民風淳樸學井然。憂民吟誦湄江社，救國義演鐵犁團。整風滌氣革舊貌，勸學篤進換新顏。精英學術譽天下，正氣中天豈可掩！天降大任勞筋骨，熊熊火中得涅盤。八年恥辱一朝雪，九載寄寓始返杭。錢塘書院雖殘破，學子涕淚且喜狂。一尊還酹江月飲，兩袖拂奏凱歌唱。文軍長征驚寰宇，東方劍橋名史章！

1、竺可楨（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又名紹榮，字藕舫，漢族，浙江省紹興縣東關鎮人（今屬上虞縣）。著名的地理學家、氣象學家和教育家，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1921年在南京大學的前身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地學系，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1936年到1949年擔任了13年的國立浙江大學校長，被尊為中國高校四大校長之一（蔡元培-北大、蔣夢麟-北大、竺可楨-浙大、羅家倫-清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后，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等職，他還當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62年在南京大學建校60年之際題詞“東南學府，為國之先。男女同校，唯此首創。外御強敵，內抑豺狼。天下有道，黌舍乃昌”。竺可楨被公認為中國氣象、地理學界的“一代宗師”。2008年在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組織的評選中，與袁隆平、茅以升等一起獲評中國十大科技傳播優秀人物。

2、蘇步青（1902.9.23—2003.3.17），原名蘇尚龍，著名數學家，共產黨員，浙江省平陽縣人。1919年6月，以優異的成績從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今溫州中學）畢業后，赴日本留學。1927年畢業于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數學系，后入該校研究生院，1931年畢業獲理學博士學位。1931年3月應著名數學家陳建功之約，載著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的理學博士榮譽回國，受聘于國立浙江大學，先后任數學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訓導長和教務長。其間，與陳建功一起創立了“微分幾何學派”。1952年10月，因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來到復旦大學數學系任教授、系主任，推動復旦大學數學學科快速發展，使之成為中國數學領域的中心，并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后任復旦大學教務長、副校長和校長。撰有《射影曲線概論》、《射影曲面概論》、《一般空間微分幾何》等專著10部。研究成果“船體放樣項目”、“曲面法船體線型生產程序”分別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3、王淦昌(1907年—1998年)，江蘇常熟支塘鎮人。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

一、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原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0年入德國柏林大學，1933年獲博士學位。1934年4月回國，先后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任教授。1949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年，因為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86年3月，在鄧小平的親自批示和積極支持下，制定了中國高技術發展的“863計劃”，為中國高技術發展開創了新局面。歷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現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九院副院長，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現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核學會理事長，九三學社中央參議委員會主任，第三屆、四屆、五屆、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3、談家楨（1909--2008），浙江寧波人，國際著名遺傳學家，1930年獲蘇州東吳大學理學士，1932年獲北京燕京大學理碩士，1936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哲學博士。1937年應竺可楨校長的邀請就任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解放后兼任理學院院長。1952年院系調整后任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起曾先后擔任復旦大學遺傳所所長，復旦大學副校長，生命科學院院長和校長顧問等職務。1978年以來，先后發起和擔任中國遺傳學會副會長、會長和名譽會長，遺傳學報主編，中國環境誘變劑學會理事長和中國生物工程學會會長。他在國際上享有崇高榮譽，曾任第八屆（1948年在瑞典）國際遺傳學大會常務理事，第十五屆（1983年在印度）、十六屆（1988年在加拿大）、第十七屆（1993年在英國）國際遺傳學大會副會長，1996年又當選為第十八屆國際遺傳學大會會長。1984、1985年分別被加拿大約克大學、美國馬里蘭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1995年獲求是科學基金會杰出科學家獎。1999年獲國際正式批準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542號小行星命名為“談家楨星”。1980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1985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87年當選為意大利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1999年當選為紐約科學院名譽終身院士。

4、貝時璋（1903.10.10—2009.10.29）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祖輩靠打魚為生，父親是德商洋行的一位職員。12歲隨父親外出求學，先在漢口的德華學校，后到上海的同濟醫工專門學校德文科讀中學。1921年在同濟醫工專門學校的醫預科畢業后到德國留學，先后就讀于福萊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和圖濱根大學。1928年3月在圖賓根大學畢業，并得自然科學博士學位。1929年秋回國。1930年4月在杭州籌建浙江大學生物系，8月被聘為副教授。在浙江大學20年，他先后擔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培養了眾多學生，推進了中國生物科學的發展，影響深遠。1948年，貝時璋被選舉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48年，受邀請擔任荷蘭國際胚胎學研究所研究員。1949年，當選為荷蘭國際胚胎學研究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協助籌建中國科學院，他奔走于北京、杭州之間。1950年離開浙江大學到上海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兼所長，1957年成立北京實驗生物研究所，他任研究員兼所長。1958年在該所基礎上又改建為生物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兼所長，直到1983年改任名譽所長。

5、盧鶴紱（1914～1997），字合夫，祖籍山東省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1914年6月7日生于遼寧沈陽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29年考入沈陽東北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理科班。1931年，在河北省工業學院機電預科學習。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理學院物理系。1936年大學畢業獲理學士學位。同年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深造，專攻近代物理和原子物理。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后回國。歷任中山大學、廣西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教授，還兼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兼第一研究室主任，上海物理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物理學會永久會員、理事兼物理學名詞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科委物理學專業組成員，《原子核物理》副主編，美國物理學會會員，美國希格瑪賽科學榮譽會會員等職。主要研究成果有：1938年發現熱離子發射的同位素效應；發明時間積分法，精確測定了鋰6和鋰7的豐度比；1941年研制成60度聚焦高強度質譜儀；1946年研究出估算原子彈和反應堆臨界大小的簡易方法；1949年最先提出核半徑公式應改為1.23×10－13A1/3厘米；1949－1956年發展出可壓縮流體的粘彈性理論；1959年計算了片狀柱型等離子體的穩定性等等。

6、陳建功（1893—1971）杰出數學家，著名數學教育家。早年在浙江大學數學系任教20余年。解放后，入復旦大學數學系執教，與蘇步青一起把復旦大學數學學科建設成我國數學領域教學與研究的中心，后曾任杭州大學副校長。研究領域涉及正交函數，三角級數，函數逼近，單葉函數與共形映照等。是我國函數論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其子為中科院院士、控制論專家陳翰馥教授。

第四篇：參觀浙大西遷陳列館有感范文

參觀浙大西遷陳列館有感

今年，我有幸考進了湄潭浙大小學。這所規模宏大，環境優美，承載著湄潭人民殷切希望的校園是由浙大捐資，當地政府匹配資金共同修建的的一所公辦學校，它是浙大西遷湄潭辦學那段光輝歷史的見證，也是湄潭人民與浙大校友傳遞深厚情誼的橋梁。

七十二年前，浙大遷往了我們這座風景優美，民風淳樸，物美價廉的城市扎根七年，在這七年間，他們與湄潭人民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為湄潭輸入了現代文明和科技文化氣息，以良好的學風長遠地影響著湄潭的教學風氣，為湄潭的發展積淀了豐厚的文化底蘊，拓展了空間，還為湄潭的學子們注入了永久的浙大求是精神。

今天，湄潭浙大小學的建立，正是為了緬懷那段對我們有著深遠意義的歷史，正是為了將曾經的浙大求是精神發揚光大。因此，作為浙大小學的教師，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深入仔細的了解影響湄潭文化教育的浙大西遷到湄潭辦學的那段歷史。以便更好的帶領學生將浙大求是精神發揚光大。為此，我們學校在2012年十月七日，組織全校教師一起參觀了浙大西遷陳列館。十月七日的早上8點半以前，全校的老師跟我一樣懷著激動的心情早早地來到約定地點：浙大廣場。因為浙大西遷原來的陳列館文廟正在維修，所以將陳列館暫時搬遷到了東南西耐庵，需要坐一段路程的公交車。坐在公交車上，我腦子里一直在想，陳列館里究竟陳列著哪些有歷史意義的東西呢？參觀之后究竟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感動和震撼呢？

到了目的地之后，陳列館的館長印麗老師熱情的接待了我們，并以導游的身份帶我們參觀了陳列館，這是一間面積不大的房間，里面有一尊當年浙大校長竺可貞的塑像，然后就是墻壁上按時間順序掛滿了有關浙大西遷辦學時的很多寶貴的歷史圖片和文字資料。

首先，印老師向我們介紹了竺可貞校長，1936年，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在任13年間，他為浙大建設傾注了全部心血，“求是”二字就是他當年為浙大提出的校訓。抗戰期間，浙大為避免陷入日寇鐵蹄之下而向山區搬遷。是他毅然帶領浙大師生踏上了西遷流亡辦學之路，雖然歷經艱辛與磨難，卻為國家培養和保留了一批知識精英。正是他的“求是”校訓讓浙大學子們在那樣艱苦的歲月和條件下依然堅持學習和科研，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

然后，印老師根據墻上的圖片給我們深情的介紹了浙大西遷過程中搬遷的地點以及當時遇到的重重困難。在浙大搬遷到湄潭之前，浙大經歷了三次搬遷，但由于各種原因，都沒有能長期安定下來。最后，是湄潭人民的淳樸善良，熱情好客將浙大師生請進了湄潭，是湄潭得天獨厚的氣候環境，物美價廉的淳樸民風讓浙大終于在這里找到了一方凈土，使他們在這個偏遠的小縣城扎根，開花結果。由此，浙江大學在遵義湄潭辦學七年，被稱為浙大歷史上最光輝的七年，是浙大辦學歷史上最重要的發展時期。在這期間，為國家培育了一大批知識精英，其中有竺可楨、蘇步青、王淦昌、談家楨、貝時璋、盧鶴紱、陳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學家的主要論文就在湄潭成稿，他們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潛心研究，孜孜以求，成就赫然。為我國科學事業做出卓越的貢獻，使我們這個小縣城因此而蓬蓽生輝。

湄潭人民曾經養育了浙大，浙大也因此而感恩湄潭，牽掛著湄潭，1987年，浙江大學、湄潭縣人民政府為了緬懷浙大師生在抗戰時期與湄潭人民同舟共濟、相濡以沫的這段光輝歷史，經貴州省文化廳、湄潭縣人民政府多方籌資，將浙大湄潭分部----文廟加以維修，成立了浙江大學西遷歷史陳列館。

昔日的浙大雖然又回到了他的故鄉，但重情的浙大人卻時刻牽掛著湄潭，他們多次組團來到湄潭，來尋找他們夢里的第二故鄉。1999年8月7日，浙大黨委書記張竣生率浙大社會實踐團蒞臨湄潭，受到了熱情的湄潭人民隆重的歡迎，他在參觀了當年浙大西遷歷史陳列館等辦學舊址后，還欣然為求是中學題詞：“發揚求是精神，開創育才輝煌。”張竣生書記離湄時說：“浙大是永遠不會忘記遵義湄潭人民的養育之恩的。

在參觀陳列館的過程中，聽著印老師深情的介紹，我無數次的流下了感動的淚水。浙大師生不畏艱難，在艱苦的環境下依然堅持學業和科研，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讓我感動；湄潭人民的熱情讓當年在湄學習和工作過的浙大學子們在年老斑白，無法走動的時候依然牽掛著湄潭，想念著湄潭這個曾經養育過他們的地方的那種深厚情誼讓我無比的感動；浙大校友們為了感恩當年湄潭對他們的養育之恩而對湄潭經濟和教育的大力支持讓我感動。小小的一間屋子，四周掛滿的歷史圖片和文字資料以及印老師的深情解說讓我彷佛身臨其境地到了那個戰亂紛飛的年代，真實地看到了當年的浙大學子們在戰亂，疾病，譏餓的折磨中，長途跋涉的疲倦中，依然不忘國恥而奮發圖強，力爭為國做貢獻的場景。正因為有他們的這種不折不撓的精神，才有了當年的文軍長征，才有了后來的大批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的知識精英。同時，也讓我真實地感悟了浙大校訓“求是”精神的真正意義。

做為浙大小學的教師，承載的是縣局領導的厚望，廣大民眾的期待。尤其是社會民眾，他們疑問著：這所學校究竟能否在將來成為預期中的省級示范學校？對于我們來說，如果目標實現了，我們就是大家心中的英雄，功臣，可是目標不能實現，我無法想象社會對我們的評價。可是當前的現狀不容樂觀，因為我們面對的孩子大多數都是農村留守兒童，在家沒有家長的悉心指導和協助教育。靠的就是老師長久的，刻苦的孤軍奮戰。這就注定了我們在今后的工作中，無條件的要比別的學校的老師更苦，更累。在這種現狀下，省級重點示范的目標無時不刻讓我們感到壓力巨大.或許我曾經在心里暗暗的抱怨過學生素質差，抱怨過工作壓力過大，抱怨過省級示范的這條路在現狀下走起來太苦，太累，但這些想法都在這一刻都煙消云散了，我甚至為自己曾經有這樣的想法而感到羞恥。因為浙大師生們不畏艱難，不屈不撓的求是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鼓舞了我。他們在衣食短缺，戰亂紛飛，人身安全都不保的情況下依然惦記著國家，想盡一切辦法堅持學業，艱苦科研為國做貢獻。我們在和平幸福的今天，就更應該有充沛的精力去努力工作，努力奉獻。相信有付出就有收獲，只要我們能傳承浙大的求是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在縣局領導的指引下、在學校領導的帶領下，敬業愛業、求實務真、開拓創新、努力奮進，終究有一天，我們的努力會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喜人的果子。

浙大小學教師：黃暢 2012年10月13日

第五篇：交大西遷館參觀心得體會

交大西遷館參觀心得體會

5月21日，治安辦黨支部組織參觀了西安交通大學西遷館，這次黨支部活動回來后，我深刻體會到了習總書記提出的“西遷精神”，這種精神正是對“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最生動詮釋。

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我們先后參觀了西遷館和溯源館。熱情的講解員詳盡生動地講解了館內存放的豐富校史、實物資料和珍貴的歷史檔案，使得黨支部的同志們深入了解了交大歷史、文化傳統以及西遷前后的變化。西遷館展現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交大人從繁華上海來到古城西安，挺進大西北，扎根黃土地，開拓奮進，為使交通大學成為屹立于祖國西部一顆璀璨的明珠而艱苦創業的拼搏歷程。通過對交大創始人、歷任校長以及著名校友的了解，我們也深刻體會到親身經歷過西遷歷程的老一輩專家學者們“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以及西安交大人對先輩們“飲水思源”的感恩情懷。

我們要像西遷的交大人一樣，始終把理想牢記心頭，始終把責任扛在肩上，不畏艱辛、不懼荊棘，敢于攻堅克難、勇于開拓創新，在日常工作中不怕吃苦，努力拼搏，真真正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踏實認真做好本職工作。我們要從講政治的角度，傳承好、發揚好“西遷精神”，將個人的奮斗步伐深深鐫刻到新時代的偉大征程中，努力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