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清官自勉聯

古代清官自勉聯

古代官員沒有發表施政演說的習慣，也沒有報刊雜志發表長篇文章的地方，因此從宋代起就開始在官署衙門撰題對聯，以表明自己的官風、心跡，對施政綱領，對建立威信、貫徹政令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一副對聯言簡意深，不但醒目，還可久存，此舉至明代就已多見，到清代則幾乎成了各級官衙普遍的故事了。在古代封建社會，吏治敗懷，貪污成風，難免有口是心非之徒，但也不缺潔身自好，廉潔自律的官吏，并留下許多廉政佳聯。

一肩行李，試問封建官場有幾？

兩袖清風，且看蘇州太守如何？

這是江西靖安縣況鐘墓后清風亭一副對聯。況鐘（1383-1443），字伯津，江西靖安人。任蘇州知府13年，剛正不阿，執法如山，勤于吏治，廉潔奉公。上任之初，即清理積案，平反冤獄，除暴安良，深受百姓愛戴，是歷史上著名的清官。他死于蘇州任上，歸葬靖安故里。上聯中的“一肩行李”，化自況鐘離開蘇州赴京時寫的詩：

檢點行囊一擔輕，長安望去幾多程。

停鞭靜憶為官日，事事堪持天同盟。

在貪污納賄盛行的封建社會官場中“檢點行囊一擔輕”，是極為少有的。下聯中的“兩袖清風”，謂居官廉潔，除兩袖清風以外，別無長物，典出都穆《都公譚纂》卷上：“于少保（謙）嘗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其還京日，不持一物，人傳其詩云：絹帕麻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閭閻，借指平民。況鐘自己也在“赴京詩”中寫道：

清風兩袖去朝天，不帶江南一寸綿。

慚愧士民相錢送，馬前灑酒淚如泉。

此聯語樸實無華，極切亭名“清風”二字，高度概括贊揚了況鐘清正廉明的高貴品德。并勸戒后來為官的人們。

張伯行，儀封人，儀封即今焦裕祿任過縣委書記的河南蘭考縣。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24歲考中進士，以內閣中書任用，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看中他很有才干，便派出搞黃河修治工程。他通曉河務，督修堤岸二百里，走馬上任，正逢荒年，他傾家財運糧救濟災民，并載數船棉衣，糧錢分發給凍餒戶。康熙皇帝南巡，駐蹕江寧，贊揚張伯行是“江南第一清官”，即升拔為福建巡撫，后轉任江蘇巡撫。任巡撫時，他發布一份安民告示，叫《禁止饋送檄》，全文如下：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

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倘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

文字簡潔，瑯瑯上口。張認為當官不能牟取白姓一絲一粒、一厘一毫、一分一文不義之財。數量雖微也是民之脂膏，雖說交際是人之常情，來路不干凈也傷廉恥。所以禁止饋送。比張伯行更早，明朝嘉靖年間有位叫錢顯的藩司參議，便令所屬官衙都要貼如下的對聯：

要一文，不值一文，難欺吏卒；

寬一分，民愛一分，見佑鬼神。

上聯直刺那些愛鉆錢眼的貪官污吏；下聯則說明官愛民與民愛官的關系。

《七修類稿》載明代弘治年間吏部尚書王恕，為官清廉，任人唯賢，曾題聯懸于吏部大堂：

仕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仕于外者，以苞苴人都為羞。

“饋遺”、“苞苴”均指賄賂。此聯告誡人們，切莫以賄賂買官賣官，并以此自律。

清代余小霞不僅很會寫詩，而且很是清廉，深受人民喜愛。他任三防主簿時的衙聯為：

與百姓有緣，才來此地；

斯寸心無愧，不鄙斯民。

他為桂林知府寫的儀門對聯也很有名：

此是公門，裹足莫干三尺法；

我無私謁，盟心只凜一條冰。

那些想循私舞弊的人見此，免不了要心寒腿軟。

為官者，責任重大，南宋有個余玠，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有軍政大權。他一到任，就在行署大門自題對聯：

一柱擎天頭勢重；

十年踏地腳跟牢。

橫批是“靠實功夫”。對聯表明他肩負重任，腳踏實地，以十年為期，治安全蜀的決心和意志。

清代寧波府郡署有一任太守寫過如下的對聯：

念厥職非輕，休戚與六邑相關：曰慎，曰清，曰勤敏；

求斯心可問，是非唯群言是度：不寬，不猛，不因循。

表示了自己重職守、勤政事、興群言、慎舉措的作風。

為官者，應愛民如子，關心百姓疾苦。清代畫家鄭板橋，早年生活貧寒，四十九歲時，當上了山東范縣知縣，五年后又調任濰縣知縣。他自己表白，當官是想“得志加澤于民”，他經常穿著布衣，到鄉村田間關心農作，他不擺官架子，以至老人們和他見面時，還不識他是知縣。六十一歲憤而罷官，去官的那一天，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畫象以祀，并為建生祠。離開縣衙門，兩袖清風，兩書夾板，一具阮弦，就是他全部財產。正如他在一幅畫竹題款中寫道：“烏紗擲去不為官，囊囊蕭蕭兩袖寒。”他喜歡畫竹，在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題款曰：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這幅畫是送給大官的，勸告做官的應該時時刻刻想到百姓的疾苦。

清代潘先珍，任蓬溪縣令時，在縣衙三堂自題一聯：

扣心自慚興利少，極目只覺曠官多。

他捫心自問，覺得為民興利太少，深感慚愧；同時，又看到不為民辦事，甚至魚肉百姓的官吏太多，警戒自己不做曠官。由于他為官廉明，被當地百姓稱為“青天”。

清代余云煥所撰與義府大堂聯，也是以聯告誡，聯曰：

不要百姓半文錢，原非異事；

但問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

此聯告誡官吏，不拿百姓半文錢是起碼的為官之德，并非什么特殊的事跡，更重要的是要問一問享受著國家的俸祿做出了什么政績，也就是說不光要廉政，還要勤政，要有功于民。

清代山東金鄉縣令王玉池這樣提醒自己：

眼前百姓即兒孫，莫言百姓可欺，當留下兒孫地步；

堂上一官稱父母，漫說一官易做，還盡些父命恩情。

如清代武承謨任無錫縣今，在接印前一日就懸掛了四副對聯作安民告示。其中衙前照壁上的是：

罔違道，罔怫民，真正公平，心斯無怍；

不容情，不受賄，招搖撞騙，法所必嚴。

大堂聯為：

人人論功名，功有實功，名有實名，存一點掩耳盜鈴之私心，終為無益；

官官稱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幾件懸羊賣狗的假事，總不相干。

這些對聯語露冷鋒，話帶刀音，好人感到快意，歹徒覺著無情，聯語一貼出，“四鄉人皆聚觀”，“時先聲所奪，平日紳衿之出入縣庭者，皆悚息危懼，右避至他省者”。

清代清官的趙慎畛在桂林府衙所寫對聯，更是表達了其克已奉公廉潔的決心：

為政不在言多，須息息從省身克己而出；

當官務持大體，思事事皆民生國計所關。

河南內鄉縣衙大堂楹聯更可謂擲地有聲，把貪污害民提高到欺天負國的高度。其聯曰：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

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

清代張鼎任徐州兵備道，統兼軍事、航運、海防．權益極大，他的道署對聯就是要表明自己官心似水。對聯寫得也很藝術：

地當黃運之中，水欲治，漕欲通，十里河流，涓涓都從心上過；

官作軍民之主，寬以恩，嚴以法，一方士庶，笑啼都到眼前來。

當官常法嚴法慎。清代古文學家呂璜遭冤獄十五年，昭雪后任浙江慶元縣知縣。他的大堂對聯立意是：我不判錯案，你也別錯告人：

我也曾為冤枉痛入心來，敢糊涂忌了當日？

汝不必逞機謀爭個勝去，看終久害了自家。

清康熙年間，徐士林任臬司(相當于高級法院院長)時，在大堂自題楹聯：

看階前草青苔綠無非生意；

聽墻外鴉啼鵲噪恐有冤魂。

此聯意思說：看到院里草木春濃，要惦記百姓生活的安定；聽到墻外鴉鵲啼叫聲；要想到是否有錯案冤獄。由于他體恤百姓，斷案精細，史書上稱贊他“治獄如神，多決疑案”。

往事越千年，但今天官員腐敗案件時有所聞，遠華走私案、胡克杰、胡長清受賄案……一件件觸目驚心，我們編緝佳聯不是在提倡學古人，而是借鑒與告誡，當你走在平坦大道上要謹慎小心。唐代杜荀鶴《涇溪》詩云：

涇溪不險人竟慎，終歲不聞傾覆人。

卻在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

這首詩雖說是寫溪水，但給為官者也是深刻的啟示。

第二篇：古代清官自勉佳聯欣賞

古代清官自勉佳聯欣賞

古代清官自勉佳聯欣賞

古代官員沒有發表施政演說的習慣，也沒有報刊雜志發表長篇文章的地方，因此從宋代起就開始在官署衙門撰題對聯，以表明自己的官風、心跡，對施政綱領，對建立威信、貫徹政令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一副對聯言簡意深，不但醒目，還可久存，此舉至明代就已多見，到清代則幾乎成了各級官衙普遍的故事了。在古代封建社會，吏治敗懷，貪污成風，難免有口是心非之徒，但也不缺潔身自好，廉潔自律的官吏，并留下許多廉政佳聯。

一肩行李，試問封建官場有幾？

兩袖清風，且看蘇州太守如何？

這是江西靖安縣況鐘墓后清風亭一副對聯。況鐘（1383---1443），字伯津，江西靖安人。任蘇州知府13年，剛正不阿，執法如山，勤于吏治，廉潔奉公。上任之初，即清理積案，平反冤獄，除暴安良，深受百姓愛戴，是歷史上著名的清官。他死于蘇州任上，歸葬靖安故里。

上聯中的“一肩行李”，化自況鐘離開蘇州赴京時寫的詩：

檢點行囊一擔輕，長安望去幾多程。

停鞭靜憶為官日，事事堪持天同盟。

在貪污納賄盛行的封建社會官場中“檢點行囊一擔輕”，是極為少有的。下聯中的“兩袖清風”，謂居官廉潔，除兩袖清風以外，別無長物，典出都穆《都公譚纂》卷上：“于少保（謙）嘗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其還京日，不持一物，人傳其詩云：

絹帕麻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閭閻，借指平民。況鐘自己也在”赴京詩“中寫道：

清風兩袖去朝天，不帶江南一寸綿。

慚愧士民相錢送，馬前灑酒淚如泉。

此聯語樸實無華，極切亭名”清風“二字，高度概括贊揚了況鐘清正廉明的高貴品德。并勸戒后來為官的人們。

張伯行，儀封人，儀封即今焦裕祿任過縣委書記的河南蘭考縣。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24歲考中進士，以內閣中書任用，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看中他很有才干，便派出搞黃河修治工程。他通曉河務，督修堤岸二百里，走馬上任，正逢荒年，他傾家財運糧救濟災民，并載數船棉衣，糧錢分發給凍餒戶。康熙皇帝南巡，駐蹕江寧，贊揚張伯行是”江南第一清官“，即升拔為福建巡撫，后轉任江蘇巡撫。任巡撫時，他發布一份安民告示，叫《禁止饋送檄》，全文如下：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

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倘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

文字簡潔，瑯瑯上口。張認為當官不能牟取白姓一絲一粒、一厘一毫、一分一文不義之財。數量雖微也是民之脂膏，雖說交際是人之常情，來路不干凈也傷廉恥。所以禁止饋送。

張伯行他的前輩，嘉靖年間有位叫錢顯的藩司參議，令所屬官衙都要貼類似如上的對聯：

要一文，不值一文，難欺吏卒；

寬一分，民愛一分，見佑鬼神。

上聯直刺那些愛鉆錢眼的貪官污吏；下聯則說明官愛民與民愛官的關系。

《七修類稿》載明代弘治年間吏部尚書王恕，為官清廉，任人唯賢，曾題聯懸于吏部大堂：

仕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仕于外者，以苞苴人都為羞。

”饋遺“、”苞苴“均指賄賂。此聯告誡人們，切莫以賄賂買官賣官，并以此自律。

清代余小霞不僅很會寫詩，而且很是清廉，深受人民喜愛。他任三防主簿時的衙聯為：

與百姓有緣，才來此地；

斯寸心無愧，不鄙斯民。

他為桂林知府寫的儀門對聯也很有名：

此是公門，裹足莫干三尺法；

我無私謁，盟心只凜一條冰。

那些想循私舞弊的人見此，免不了要心寒腿軟。

為官者，責任重大，南宋有個余玠，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有軍政大權。他一到任，就在行署大門自題對聯：

一柱擎天頭勢重，十年踏地腳跟牢。

橫批是“靠實功夫”；對聯表明他肩負重任，腳踏實地，以十年為期，治安全蜀的決心和意志。

清代寧波府郡署有一任太守寫過如下的對聯：

念厥職非輕，休戚與六邑相關：曰慎，曰清，曰勤敏；

求斯心可問，是非唯群言是度：不寬，不猛，不因循。

表示了自己重職守、勤政事、興群言、慎舉措的作風。

為官者，應愛民如子，關心百姓疾苦。清代畫家鄭板橋，早年生活貧寒，四十九歲時，當上了山東范縣知縣，五年后又調任濰縣知縣。他自己表白，當官是想“得志加澤于民”，他經常穿著布衣，到鄉村田間關心農作，他不擺官架子，以至老人們和他見面時，還不識他是知縣。六十一歲憤而罷官，去官的那一天，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畫象以祀，并為建生祠。離開縣衙門，兩袖清風，兩書夾板，一具阮弦，就是他全部財產。正如他在一幅畫竹題款中，寫道：

烏紗擲去不為官，囊囊蕭蕭兩袖寒。

他喜歡畫竹，在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題款曰：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這幅畫是送給大官的，勸告做官的應該時時刻刻想到百姓的疾苦。

清代潘先珍，任蓬溪縣令時，在縣衙三堂自題一聯：

扣心自慚興利少，極目只覺曠官多。

他捫心自問，覺得為民興利太少，深感慚愧；同時，又看到不為民辦事，甚至魚肉百姓的官吏太多，警戒自己不做曠官。由于他為官廉明，被當地百姓稱為”青天“。

清代余云煥所撰與義府大堂聯，也是以聯告誡，聯曰：

不要百姓半文錢，原非異事；

但問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

此聯告誡官吏，不拿百姓半文錢是起碼的為官之德，并非什么特殊的事跡，更重要的是要問一問享受著國家的俸祿做出了什么政績，也就是說不光要廉政，還要勤政，要有功于民。

清代山東金鄉縣令王玉池這樣提醒自己：

眼前百姓即兒孫，莫言百姓可欺，當留下兒孫地步；

堂上一官稱父母，漫說一官易做，還盡些父命恩情。

如清代武承謨任無錫縣今，在接印前一日就懸掛了四副對聯作安民告示。其中衙前照壁上的是：

罔違道，罔怫民，真正公平，心斯無怍；

不容情，不受賄，招搖撞騙，法所必嚴。

大堂聯為：

人人論功名，功有實功，名有實名，存一點掩耳盜鈴之私心，終為無益；

官官稱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幾件懸羊賣狗的假事，總不相干。

這些對聯語露冷鋒，話帶刀音，好人感到快意，歹徒覺著無情，聯語一貼出，“四鄉人皆聚觀”，“時先聲所奪，平日紳衿之出入縣庭者，皆悚息危懼，右避至他省者”。

清代清官的趙慎畛在桂林府衙所寫對聯，更是表達了其克已奉公廉潔的決心：

為政不在言多，須息息從省身克己而出；

當官務持大體，思事事皆民生國計所關。

河南內鄉縣衙大堂楹聯更可謂擲地有聲，把貪污害民提高到欺天負國的高度。其聯曰：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 ；

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

清代張鼎任徐州兵備道，統兼軍事、航運、海防．權益極大，他的道署對聯就是要表明自己官心似水。對聯寫得也很藝術：

地當黃運之中，水欲治，漕欲通，十里河流，涓涓都從心上過；

官作軍民之主，寬以恩，嚴以法，一方士庶，笑啼都到眼前來。

當官常法嚴法慎。清代古文學家呂璜遭冤獄十五年，昭雪后任浙江慶元縣知縣。他的大堂對聯立意是：我不判錯案，你也別錯告人：

我也曾為冤枉痛入心來，敢糊涂忌了當日?

汝不必逞機謀爭個勝去，看終久害了自家。

清康熙年間，徐士林任桌司(相當于高級法院院長)時，在大堂自題楹聯：

看階前草青苔綠無非生意，聽墻外鴉啼鵲噪恐有冤魂。

此聯意思說：看到院里草木春濃，要惦記百姓生活的安定；聽到墻外鴉鵲啼叫聲；要想到是否有錯案冤獄。由于他體恤百姓，斷案精細，史書上稱贊他”治獄如神，多決疑案"。

往事越千年，但今天官員腐敗案件時有所聞，遠華走私案、胡克杰、胡長清受賄案……一件件觸目驚心，我們編緝佳聯不是在提倡學古人，而是借鑒與告誡，當你走在平坦大道上要謹慎小心。唐代杜荀鶴《涇溪》詩云：

涇溪不險人竟慎，終歲不聞傾覆人。

卻在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

這首詩雖說是寫溪水，但給為官者也是深刻的的啟示。

第三篇：古代“清官文化”的啟示

古代“清官文化”的啟示

包拯、海瑞、于成龍、張伯行、張養浩??這些古代清官，既給一代又一代人留下難以釋懷的廉潔情結，也啟發人們思考這樣一條千古不變的歷史規律：官員清廉則國運興盛，官員貪腐則國家敗亡。對任何一個政權來說，如果不解決官員的貪腐、奢靡、縱欲、享樂問題，必然會導致國將不國。

清官之念

長期以來，在古代史料典籍的文字中，在千千萬萬的百姓心中，對官員都有這樣一種理想期盼：他們心中裝著百姓，恪守著“清、勤、慎”為官箴言；他們公正無私、廉潔自律、大義滅親；他們為了百姓，不惜丟掉烏紗帽，自毀錦繡前程，敢與貪官污吏、豪強權貴做斗爭；他們不惜犧牲身家性命，犯顏直諫，抨擊皇帝的誤國政策、荒唐行為??這就是歷史上的清官，百姓心目中的好官。

從歷史上看，“清官”一詞出現的時間要比“循吏”“良吏”“廉吏”等詞匯稍晚一些。最早見于《晉書?何遵傳》中：（何嵩）“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清官是中國話語中的一個特有概念，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特有的一種政治文化現象，是在中國獨特的文化土壤中形成與發展起來的，是受宋元民間清官文學的影響，由民間用語轉而被吸納至官方法律文書中的。

那么，清官（好官）的標準是什么？什么樣的官才能算得上是一個清官呢？應該說，不同時期衡量清官標準的側重點是各不相同的。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戰國、秦及漢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標準。漢代中期以后，推行教化又成為好官的標準。但是，教化的成效往往很難考核，所以從三國末年開始，“清、慎、勤”成為衡量好官的標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嚴于律己、鞠躬盡瘁、言傳身教、秉公執法、公正不阿、犯顏直諫??都是用來形容清官形象和品行的。

在奉行官本位思想的封建社會，“清官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古代官德與廉政文化的重要內容。時光荏苒，時移世易。近代中國，經歷了百年的滄桑，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內容逐漸式微甚至消亡。然而，“清官文化”卻是長興不衰。在反腐敗斗爭日漸深入的今天，報刊上在宣傳清官，影視劇在熱播清官，老百姓也在熱切地呼喚清官，充分顯示著“清官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表達著中國人心中濃厚的清官情結。

清官之德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始，在此后的兩千多年中，儒家思想是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既是儒家的內圣外王之道，也是其治國理政的基本路徑。

儒家主張以德治國。早在三千年前，周公就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思想。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同時，儒家還主張以德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庸》）。儒家文化向來重視個人的道德操守。“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進取精神，“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報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等，這些思想構成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傳統文化中最閃光的思想內容，也是傳統“清官文化”的基因與來源。

清官之德，核心在“清廉”二字。三國時期的司馬懿說，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清廉”是為政的首要前提。

一方面，“清廉”乃為政之本。“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漢書?宣帝紀》），“廉非政之極，而為政必自廉始”（《揭溪斯全集》第三卷）。可以說，官廉則政舉，官貪則政危。

另一方面，“清廉”是士君子之大德。“理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臣規?廉潔》），“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西山政訓》）。可以說，為政清廉，不以權謀私、不貪污受賄、廉潔奉公都是清官必備的品德。

清官之行

在中國歷史上，盡管官吏貪污腐敗是官場上的一種常態，但也不乏一些品行高潔、為人正直、處事公道、不貪不虐的清官。像西門豹、趙廣漢、黃霸、徐有功、狄仁杰、包拯、況鐘、海瑞、袁可立、于成龍等人。他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鑄就了人“清”、官“清”、政“清”、國“清”、民“清”、風“清”的青天寰宇。

北宋時期的包拯，一生鐵面無私，不避權貴，執法如山；對皇親國戚、宦官權貴的不法行為，一律極力主張繩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獄，深為百姓所贊揚和稱頌，家喻戶曉。明朝的海瑞，為官歷經嘉靖、隆慶、萬歷三朝，多次冒死進諫，得到了百姓的廣泛擁護。清代的于成龍，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和康熙帝贊譽，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聲朝野。他天南地北，宦海沉浮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發妻，闊別20年后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無長物”。

這些清官，他們做官“清廉”，不只是為了人生的點綴和粉飾；他們做人“剛正”，不只是為了做官的榮譽和名聲。他們將“做人”和“做官”融為一體、貫通一片，在“做人”中完成“做官”的責任和義務，在“做官”中完成“做人”的本性和尊嚴。

清官之思

古代“清官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彌足珍貴的思想寶庫，可以為當代廉政文化理論建設提供充分的思想支持。魏徵“犯顏直諫”、包拯“秉公執法”、范仲淹“剛正不阿”、司馬光“直言正論”、海瑞“兩袖清風”、于成龍“鐵面無私”、張養浩“寧屈官宦，不曲小民”??這些古代清官們所展示出來的是中華民族的魂魄和中國古代官員的錚錚鐵骨，已經滲透到“清官文化”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官德的建設。

總書記指出，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我們應該加強對“清官文化”的研究，借鑒傳統“清官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弘揚“清官文化”中積極健康且符合時代精神的東西，大力宣傳清官的清廉思想和事跡，對于在全社會形成反貪倡廉的社會風氣，促進廉政文化建設大有裨益。

清官是人治社會的產物，“清官情結”反映出的是老百姓的一種期盼。正是因為清官具有歷史和時代的局限，所以，若把社會治理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清官身上，那是根本靠不住的。我們進行反腐倡廉建設，法治和制度建設是根本。

為此，一方面，必須大力加強法治建設。“法者，國之權衡也。”（《商君書?修權》）在現代法制社會里，人們依法辦事，借用法律保護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無須乞求于“清官”的庇護。過分強調清官政治，既不利于法制建設，也與民主精神根本相悖。實現國家廉政治理的現代化，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通過法度來震懾和要求官員，使其“不敢腐”。

另一方面，必須在健全體制機制上下功夫。全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建立健全各項法律法規制度，是遏制腐敗、鏟除腐敗的根本出路。加快形成“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錢”的機制，堵塞各種制度上的漏洞，鏟除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遏制腐敗產生的源頭，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使官員“不能腐”。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第四篇：說說古代的清官

說說古代的清官

發布時間：2009年08月13日 10:49 作者：王春瑜

翻翻二十四史，人們就會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貨真價實的清官，不過幾十位。明末清初優秀的文學家、史學家張岱，在所著《夜航船》卷七“清廉類”中，扳著指頭數了很久，也不過找出４０位清官。物以稀為貴，況人乎！這些清官的相關事跡，大部分都很感人。如北齊彭城王高攸自滄州召還，老百姓紛紛拿著食物歡送他，說：“您在滄州，只飲這里的水，從未嘗過百姓的飯菜，今天我們謹獻上粗茶淡飯。”高攸很感動，但也僅吃一口，不愿占百姓的便宜。又如隋朝趙軌在齊州做官，后入京，父老送別，說：“公清如水，請飲一杯水，以代替我們獻錢。”趙軌愉快地一飲而盡。上世紀８０年代，有一出京劇《徐九經升官記》，后拍成電影，轟動一時。徐九經是確有其人的。他在江南句容當縣令，任滿后調走，百姓戀戀不舍，說：“公幸訓我！”徐九經答道：“唯儉與勤及忍這三個大字。”他曾經在大堂上畫了一棵菜，上題“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徐九經走后，百姓將他畫的菜刻在石上，并寫下“儉、勤、忍”三字，稱為“徐公三字經”。這三個字，在中國政治史上實在是可圈可點的。不能甘于清貧淡泊，就當不了清官。

戰國時魏國的鄴令西門豹，“清克潔懿，秋毫之端無私利”（《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真是難得。他的治水投巫、破除“河伯娶婦”惡俗的故事，至今仍廣為流傳。“批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云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余物，冷落靈前有草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二引《座右編》）這是明代蘇州人朱良寫的歌頌海瑞的詩，與一般頌詩，不可同日而語。這是因為：萬歷十五年（１５８７）十月，７４歲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鄉蘇民懷檢點其遺物，只有竹籠一只，內有俸金八兩，舊衣數件而已。時人王世貞以九字評之：“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明·周暉：《金陵瑣事》卷一）朱良親睹海瑞如此簡樸的行囊，以及士大夫湊錢為海瑞買棺的情景，感慨萬分，惟恐后世人不相信有這等事，特地寫下這首吊海瑞詩，以期與山河作證，讓海瑞的兩袖清風長留人間。事實上，海瑞生前儉樸到一般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張破席上，蓋著夫人的舊裙，以至有道學家攻擊他作“偽”，這無疑是對海瑞的污蔑，這種人是無法理解海瑞的。

清官少的原因之一，是難過家庭關。清官張瑋曾經慨而言之：“為清官甚難！必妻子奴仆皆肯為清官，而后清官可為，不然則敗其守矣。”（清·余懷：《東山談苑》卷三）難得的是，張瑋家人都理解他、支持他。張瑋病死于京師后，其棺運抵毗陵（今常州），因無錢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家中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其妻患病，無錢抓藥，后竟饑寒而死，令人無限感慨！顯然，清官賴以生存的小環境至為重要，亦即妻兒、部下是否貪心。若老婆、孩子成天念叨好吃好喝、穿金戴銀，并與他人比較，說某某僅為七品小官，現已置下綢緞鋪、木材行；部下動輒說有權不用，過時作廢，過了這村，便無此店，趕緊能撈則撈，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網雖大，畢竟多漏。試想，在這樣的小環境下，為官欲冰清玉潔，又談何容易！張瑋說的“為清官甚難”，實在是肺腑之言。

惟其如此，明代清官江一麟夫婦相規的事跡，很值得稱道。江一麟是婺源人，在地方做官有廉聲，被調至京中任部郎。將北行，他取出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鍔修船。及登舟，見修理一新，問花了多少銀子？趙鍔說１０兩。江一麟不信，認為１０兩銀子不夠，便暗查各色工匠費，實際上花了２０多兩銀子。于是又取銀６兩，扇子３０把，墨２斤，折銀４兩多償還。趙鍔不肯收，但因江公堅持，只好收下。江夫人一向賢惠，謂公曰：“既知１０兩，即當如數償之，而則以扇墨酬其勞可也，何必又用這些折銀？”江公不禁臉紅，趕緊又補了４兩銀子，趙鍔更加不敢收下。江公生氣地說：“乃使我不如一婦人耶？”清初作家龔煒對此評曰：“予以公之償鍔已足，夫人猶以為歉，公以夫人之語，而猶以不如婦人為嫌。其平日之善善相規，施德于民者盡哉！”（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二）筆者認為，這個評論是公允、深刻的，因感慨于此也寫過一首打油詩：妻賢淡泊在陋巷，居家嚴分公私賬；后院倘若有貪婆，清官肯定無指望！

正因為此，不甘沉淪于腐敗泥淖的清官，不得不挖空心思安撫子女。明代前期陜西山原人王恕，歷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書等職，掌權５０余年，壽至９３歲。他為人剛正清嚴，始終一致。他的兒子見他兩手空空，面露難色。王恕對他說：“你怕窮是不？咱家歷來有積蓄，不需要做官時像糧倉里的老鼠那樣。”他引其子到后宅，指一處說：“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指另一處說：“這里是藏銀的地方，有一窯銀。”他死后，其子去挖掘，“皆空窖也”（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上）。王恕為保持清廉品節，可謂煞費苦心。事實上，歷史上的著名清官，其妻、子無一不是甘于清貧者。

清官的精神風貌，還不止于清廉自守。他們不惜丟掉烏紗帽，毀了所謂錦繡前程，甚至不惜犧牲身家性命，與貪官污吏、豪強權貴抗爭；更有甚者，則敢于犯顏直諫，抨擊皇帝的誤國政策、荒唐行為，這又多么需要無私無畏的勇氣啊！如宋代的包拯，在仁宗提拔張貴妃的叔叔張堯佐時，上殿直諫，“反復數百言，言吐憤疾”，濺了仁宗皇帝一臉唾沫星，直到皇帝將錯誤任命“罷之”為止。（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一）包拯如此剛正不阿，難怪當時京師吏民畏服，稱頌“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又如明代，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的不斷加強，皇帝被進一步神化，導致君臣隔閡，大臣見皇帝，竟以召對為可怪，一逢召對，便手足無措，只知道連呼萬歲，趕緊磕頭。而至明中葉后，某些大臣覲見時簡直如坐針氈，甚至嚇得當場昏死過去，大小便失禁。（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但是，偏有不怕死的清官，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批所謂龍（皇帝也）身上的逆鱗。海瑞罵了嘉靖皇帝后，備好棺木，訣別妻子，準備慷慨赴死，已為人們熟知；天啟二年（１６２２）四月，御史帥眾在奏疏中竟然敢于說“內外朝萬歲呼聲聒耳，乃巫祝之忠”，這又需要何等的膽識！果然，皇帝閱疏后大怒，說“帥眾不許呼朕萬歲，無人臣禮！”（明·葉向高：《蘧編》卷十二）幸虧首輔葉向高多方保護，帥眾才幸免于難。這種大無畏的氣概，是“殺生成仁，舍生取義”的生動表現。封建社會的官吏，幾乎無官不貪，枉法者不可勝數。海瑞等人能不貪贓枉法，僅此一條，已堪稱出污泥而不染，足可流芳百世了。

現在，中國歷史已進入２１世紀。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審視歷史上的清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當百姓手中無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時，才會在絕望中盼救星，呼喚青天大老爺能愛民如子。然而，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爺，最好的百姓不過是兒子。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們已經被侮辱、被欺凌之時。清官是封建時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們絕不代表未來。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會里，人們憑借民主和法律來保護自己，而無需乞靈于清官。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才是我們不懈的呼喚！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第五篇：古代反腐倡廉及清官的故事

文章標題：古代反腐倡廉及清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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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重典治吏”與當代反腐敗斗爭

貪污腐敗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一種社會問題，自從文明社

會誕生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人類。倡導為政清廉，懲治貪污腐敗是中國歷代王朝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反貪立法的著眼點，由此形成了我國古代豐富的反貪法律史料。其中，尤以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對我們今天反腐敗斗爭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

一、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總結了元朝敗亡的教訓，認為綱紀廢弛，官吏放縱，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導致了農民大起義，這是元王朝崩潰的主要原因。為此，他極力主張“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用重典懲治“奸頑”。他曾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基于這樣的認識，“重典治吏”成為明代特別是明初為政、立法的指導思想。

朱元璋認為吏治腐敗是嚴重弊病，“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因此，明初治吏的重點在于懲治貪官污吏。“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揭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大明律》沿用了唐律“六贓”的規定而略有改動。“明六贓”為：監守盜、常人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竊盜和坐贓。以“監守盜”取代唐律“受所監臨財物”而正式列人“六贓”，說明明律加強了對主守官吏憑借職權侵吞國家各項錢糧之類貪污犯罪的懲罰。其他如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坐贓也是為懲治贓官而設置的罪名。《刑律》為《大明律》的主體部分。其中專設了“受贓”門，規定犯“枉法贓”，官“八十貫，紋”，吏“一百二十貫，絞”。犯“不枉法贓”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同時規定：“凡監臨官吏挾勢求索借貸所部內財物者，并計贓準不枉法論，強取者準枉法論，財物給主”。若是執法御史及督撫這類的“風憲官吏”犯贓，加二等治罪。犯贓官吏，官除名，吏罷役，永不敘用。至于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的貪污行為，明律規定“并贓論罪”，并于犯官右小臂刺“盜官錢(糧)”字樣，恥辱終身，贓四十貫處斬。明律對官吏索賄也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此外，明律還規定了對負有監察之責的都察院、監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貪贓枉法的，要加重處罰。

為了對貪官形成更大的威懾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大量濫用律外重刑，刑罰手段令人發指。他下令各州縣設立“皮場廟”，在眾人圍觀之下活剝貪官的皮，然后實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懸掛在官府門前，以示替戒。有人統計，僅《明大浩》載有案例的156個條目中，治吏者有128個，其中懲治貪贓官吏者占43個;多屬于“株連人數多，且道殺最厲害的案件。”《明大浩初編》規定，官吏“賄路出人，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雖笞亦坐死”，《大浩三編》規定，官吏受贓而縱囚徒者，“本身處以極刑，絡沒家產，人口遷于化外。”此外，明太祖朱元璋還允許人民對“巧立名目，害民取財”的省、府、州、縣官吏，“連名赴京狀奏’，力圖借民眾力監戒和懲治貪官。洪武年間，僅貪污秋糧一案，貪官“系死者，數萬人”。為加強監察杜絕貪奸之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把御史臺改為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御史，負責糾察百官并隨時檢舉彈劾。朱元璋還設立巡檢司和錦衣衛，遍布全國各地，廣布耳目，訪察貪廉，要求百姓舉報，從而使一大批貪官受懲。朱元璋嚴懲貪官污吏不分親疏，他下令凡貪官污吏都要治罪，不容寬待。明初有人檢舉他的侄兒朱文正違法亂紀，朱元璋立即罷他的官。他的女婿駙馬都尉歐陽倫，出使辦事時私販茶葉，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處死。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政策對肅整吏治、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發展經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弊端

盡管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依托王權與專制制度，嚴法整治貪官贓吏，只可收一時之效，無法從根本上杜絕。明代雖有完備的廉政法制，還有系統的監察制度，但是，推動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最高權力（皇權）卻不受任何制約。所以，廉政建設往往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腐敗的滋生蔓延也就成為必然的事情。清代學者趙翼對宋代懲治贓吏的總結同樣適用于明朝。趙冀說：宋太祖的嚴法治贓吏，到太宗時，“法令猶未弛”，但已出現“骶法(枉法)曲縱”的現象；真宗時，則“比國初已松弛矣！”到了理宗時，“已為具文，而官吏之脧削如故也。”總之，越是到后期，越是不能貫徹反貪立法的基本精神，越是不能懲治貪官污吏，社會也就越黑暗，這就是封建社會歷代王朝的通病，無一例外。因此，“重典治吏”可能會在一時起到一定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