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銀行監管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

中國銀行監管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

現代金融學理論認為：“銀行業監管無非是一般公共監管理論在現代銀行業的具體應用”。中國銀監會及其派出機構作為政府的代表，肩負著銀行監管的重任。三年來，銀監會系統致力進行監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創新,有力推動了銀行監管理論和實踐新的發展。

一、資本約束監管

從風險監管的角度看，資本是一個緩沖器，資本高低直接關系著銀行承擔風險和抵御非預期損失的能力，對銀行自身安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所謂監管資本，即指監管當局規定銀行必須持有的最低資本，包括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部分。監管當局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制定并采取的一系列監管標準、方法和行動稱為資本監管。資本監管成為當今對銀行業實施審慎監管的核心內容之一。

我國從1996年開始也實行了資本監管，但在不少方面與國際標準差距較大，導致資本充足率明顯高估，此外，對資本充足率偏低的銀行，也沒有規定明確的監管措施。在全面借鑒巴塞爾新、舊資本協議的前提下，2004年初，銀監會發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標志著我國銀行業資本監管有了新的突破。

兩年來，該辦法確定的資本約束機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銀行的資本約束意識明顯增強，紛紛采取“分子”和“分母”對策，通過敦促股東注資，調整資產結構，改善經營狀況，引進合格戰略投資者，發行長期次級債券、可轉債，上市或增資擴股等多種方式補充資本。另一方面，銀監會加強了對資本充足的監管檢查。到2005年末，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銀行已達40家，達標行資產占比約達73%。從我國實際出發，銀監會今后把我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的基本策略確定為“兩步走”和“雙軌制”，積極鼓勵國內大型銀行加快內部評級體系建設，提升風險管理水平。

二、風險為本監管

縱觀國際銀行業監管模式的演進，可以清楚地歸納出這樣一條發展軌跡：一是合規性監管階段。即監管銀行是否執行有關金融規定，監管主要是基于對資金價格、業務范圍、市場準入等的直接控制。合規性監管主要是一種事后查處，這種方法市場敏感度較低，不能及時全面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二是資本為本監管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強調銀行須持有足夠的資本抵御風險。但是在復雜的經營環境下，僅有簡單的關于資本的定量比率是不夠的。三是風險為本監管階段。以香港為例，風險為本的內涵為：先確定和衡量銀行營運時所面對的各種風險，進而敦促銀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防范和化解風險。其基本特征有：必須建立在對銀行風險的識別與計量之上；將風險劃分為潛在風險數量和風險管控質量兩部分，分別進行分析評價；風險評估須通過標準化的方式進行，風險分類及評估方法應符合國際慣例和最新要求；根據風險評估結果，盡可能地將監管資源集中在銀行機構所面對的最大風險環節；風險為本監管是一個持續監管的循環過程。風險為本的監管模式，滲透和充斥著更多的數據收集以及分析與預測，標志著銀行監管邁上了更高層次。

銀監會適時順應和升華了國際銀行業監管實踐的變遷，在成立之初就啟動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信息系統建設工程——“1104工程”。逐步確立了風險為本監管的基本框架，實行現場檢查與非現場監管的分離，建立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的有效協作機制，逐步向風險為本監管方式過渡。“1104工程”的實施，是實現風險為本監管體系的重大舉措，是我國銀行業監管方式的一次革命。

三、法人公司治理監管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銀行問題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銀行的公司治理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1999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發布了《加強銀行的公司治理》，使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成為了全球性的課題，也有助于監管當局對銀行公司治理質量進行評估。近年來，關于銀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日益深入。在我國，公司治理已經由一個起初的學術概念演變為當前銀行改革實踐的核心內容。2005年，銀監會劉明康主席多次對良好銀行公司治理的核心內容進行了全面闡述。“從監管的角度看，公司治理就是董事會和高管層為領導和管理銀行運作而設定的科學架構和制度。廣義的公司治理還包括：銀行內部各個組織機構清晰的職責邊界，獨立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風險調整后的回報率基礎上的考核機制，科學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先進的管理信息系統等五個方面，這也是良好銀行公司治理的五個特征……”

從2002年開始，人民銀行就開始制定法人銀行公司治理的相關規定，陸續頒布了《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業銀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指引》。銀監會在負責公司治理改革的指導和監督工作中，相繼發布了《關于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公司治理改革與監管指引》和《股份制商業銀行董事會盡職指引》（試行）等，致力引導商業銀行以國際先進銀行為標桿，對治理架構、經營管理體制和內部流程進行再造。

四、激勵相容監管

激勵相容監管是激勵理論在規制經濟學中的應用。在對銀行業的監管中，監管當局渴望獲得可靠的信息，使監管結論更為科學、合理，且具有警示作用。而銀行機構作為行為主體的另一方，往往出于利己考慮或其他原因，總是千方百計提供虛假信息，或隱瞞不利信息，使監管結論偏差或失效。監管當局要想獲取銀行的真實信息，或者說保證銀行作出對監管目標有利的舉措，就必須設計和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正是由于認識到了這一點，”激勵相容“這一概念才被用以概括銀行監管的發展方向。

所謂激勵相容監管，強調的是銀行監管不能僅僅從監管的目標出發設置監管措施，而應當參照銀行機構的經營目標，將銀行機構的內部管理和市場約束納入監管的范疇，引導這兩種力量來支持監管目標的實現。

激勵相容監管目前還沒有非常完善的、得到廣泛推廣的機制。國際銀行界對激勵相容規制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始于1995～1996年前后，以《巴塞爾資本協議市場風險修正案》的推出和“預先承諾制”（PCA）理論為標志。

激勵相容監管的理念，在銀監會成立后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和應用，主要就是在監管中強調融合銀行的內部管理目標。如，對銀行實行分類監管，按銀行的不同風險程度，實行差別監管。還如，在資本管理中，突出了激勵與約束相互協調的原則。在加強對商業銀行資本約束的同時，為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提供激勵。鼓勵資本充足率高的銀行優先發展，擴大信貸規模。對資本不足的銀行則實施糾正和制裁措施。上述措施，充分激勵和促進銀行朝著監管者要求的目標和方向發展，實現了監管收益最大化的目標。

五、銀行監管的鏈接

公共監管理論認為，銀行業是外部效應和信息不對稱性均十分突出的公共行業，因而需要政府管制。以監管當局為代表的外部監管正是一種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強制性制度安排。但是這種監管的核心作用也是有限度和邊界的，諸如監管法規的滯后性、監管彈性不足等，從而使有效監管受到限制。與此同時，社會中介、行業自律、內部控制、市場約束也具有一定的監管優勢，成為防范銀行經營風險的重要防線。從而在銀行監管和上述各主體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整合、有機鏈接的機理。

以監管當局為核心的監管鏈接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間接鏈接，即監管當局加強對商業銀行內控機制的評價，對社會中介的監督，對同業公會的指導，加強對銀行信息披露的監管。這是以監管當局為主導的監管鏈接的主要方式。二是直接鏈接。主要路徑有：可以委托銀行內部稽核部門進行監管；委托社會中介機構參與檢查；委托銀行同業公會輔助監管。以監管當局為核心的監管鏈接形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監管強化。提高銀行監管的深度和廣度，不應再只是體現為監管當局單方面的直接努力。

三年來，銀監會出臺了《商業銀行內部控制評價試行辦法》，加大了內控檢查力度。頒布了《銀行業協會工作指引》，加強了對行業自律組織的指導。適時舉行三方會議。推進銀行業透明度建設，加大年報披露力度。實踐證明，以監管當局為核心的監管鏈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長遠看，銀行業合法、穩健的運行機制，不僅在于監管當局的監管，更在于通過監管鏈接，促使社會中介、行業公會、銀行內部稽核與監管當局的監督管理形成一種默契，變成一種合作。

（深圳銀監局

潘文波

博士）

第二篇：理論新發展 實踐新指南

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發表重要講話。總書記講話高瞻遠矚，統攬大局，深刻地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若干重大問題，高度概括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經驗，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是指導當前各項實踐工作的新指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我們必須高高舉起的偉大旗幟，也是我們堅定不移的前進道路。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凝聚力量。學習講話，我們要在深入理解和堅決貫徹四個“堅定不移”上下功夫，要把廣大干部職工的思想統一到四個“堅定不移”上來，要把加快發展的力量匯集到四個“堅定不移”上來。做到四個堅定不移，對保持黨和國家事業順利發展的大局至關重要，對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局面至關重要。學習講話，我們要提高理論素養，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的信念；學習講話，我們要提高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用先進的理論指導我們加快推進和諧供熱、和諧惠涌建設步伐。工作中我們要自覺做到四個“堅定不移”。

建設和諧惠涌是實現和諧供熱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發展新局面的根本保證，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堅持。兩年來在構建和諧惠涌這一思想指導下，公司上下戮力同心，干部職工奮發有為，各項工作都取得了新進展、新進步，取得了領導滿意、百姓滿意、職工滿意的新成績、新發展。但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一定要把發展作為構件和諧惠涌的第一要務，廣大干部職工一定要增強發展的責任感和緊迫感，聚精會神抓經濟，一心一意謀發展。只有經濟發展了，效益提高了，才能筑牢和諧惠涌的根基，實現和諧供熱的目標。

為百姓供好暖、服好務是企業的光榮使命和神圣職責，是企業核心價值觀和經營理念的根本體現，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推進。冬季供熱是老百姓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民生問題，事關社會穩定和企業形象。我們要從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充分認識為百姓供好暖、服好務的重要性。打造“惠百姓、涌熱流”品牌，就要彰顯和諧供熱的魅力，讓政府放心，讓百姓滿意。做到在供熱上要確保溫度全程達標，不讓一戶百姓挨凍；在收費上要誠實守信，堅決按政策和規章辦事；在服務上要情系用戶，文明服務，爭當夏云龍式的供暖人。

增收節支、節能降耗是實現公司又好又快發展的內在需要，是做強做大企業的必由之路，

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落實。中央加大力度推進節約型社會建設，大力實施節能減排工作，對此，我們要從思想上高度重視，行動上認真貫徹落實。兩年來，我們在增收節支、節能降耗上有所進步，但不足為喜。今后的路還很長，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任重而道遠。應該說，我們增收節支的空間還很大，節能降耗的潛力還不小，大手大腳的習慣還未從根本上改變，損失浪費的現象還隨處可見。我們既要從大處著眼，在保證居民室溫達標的前提下，千方百計降低煤水電指標的消耗，又要從小處入手，從細節做起，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必要的開支，盡可能做到少花錢多辦事，不花錢也辦事，切實降低供暖成本和管理費用，實現企業經濟效益的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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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廣大職工共享惠涌發展成果是公司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集中體現，也是廣大職工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須堅定不移地為之努力。廣大職工是企業的主人，他們不僅肩負著加快企業發展的責任，同時也享有企業發展成果的權利。以人為本，構建和諧惠涌，就要體現在共建中發展，在發展中共享的思想，實現企業生產發展，職工生活富裕的目的。兩年來，我們堅持為職工辦實事，做好事，得到了廣大職工的信任和擁護，增強了職工的歸屬感和企業的凝聚力。今后我們要一如既往，在經濟發展、效益增加的基礎上優先考慮廣大職工的切身利益，努力增加職工的收入和待遇，使廣大職工的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同時，要切實解決好職工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扶貧濟困，排憂解難，將黨的關懷、企業的溫暖送到職工心坎上，努力營造一個人人講奉獻，人人得實惠，人人有發展，充滿生機活力、團結融洽的和諧惠涌。

學習胡錦濤總書記講話，要領會精神，把握實質，高舉旗幟，加快發展。關鍵要貫徹在工作中，落實在行動上，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把惠涌公司發展好，把廣大用戶的溫暖實現好，把職工群眾的利益維護好。

第三篇：中國特色銀行業監管的理論與實踐

中國特色銀行業監管的理論與實踐

銀監會自2003年成立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堅持實踐科學發展觀，積極運用新思路、新機制、新舉措，不斷開創銀行業監管工作新局面，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銀行業監管道路。

一、中國特色銀行業監管理論體系初步形成中國特色銀行業監管理論體系，既借鑒了國際先進理念與成功做法，又與我國國情和銀行業發展階段相適應，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可操作性和鮮明的時代特色；并充分汲取了我國長期積累的監管經驗，具有歷史傳承性與開放性，是一個與時俱進、面向未來的理論體系。

清晰的監管目標。科學監管離不開清晰、準確的目標定位。銀行業監管的法定目標是促進銀行業的合法、穩健運行，維護公眾對銀行業的信心。在此基礎上，銀監會設定了4項具體監管目標：保護存款人和消費者的利益；增強市場信心；增進公眾對現代銀行業金融產品、服務的了解和相應風險的識別；減少銀行業金融犯罪，維護金融穩定。

科學的監管理念。監管理念既是對監管經驗的理論總結和升華，又是監管的行動指南。銀監會及時提出并努力實踐“管法人、管風險、管內控和提高透明度”的監管理念。從我國實際出發，銀監會確立了“準確分類—提足撥備—做實利潤—資本充足”的持續監管路線圖，以此作為規范監管程序、突出監管重點、實施審慎監管的有力抓手。為促進監管目標的實現，銀監會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良好監管的6條標準，作為提高監管有效性的標桿與準則。

完善的審慎監管框架。首先，審慎全面的監管規則為促進銀行業穩健運行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銀監會先后發布實施了600多份監管規章、規范性文件，形成了涵蓋主要金融風險的審慎監管法規框架。今年4月發布的《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的指導意見》，充分借鑒國際金融危機反思成果，促進了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共識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其次，行之有效的監管工具為監管的具體實施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動態完善和不斷做實傳統審慎監管工具的基礎上，近年來又陸續引入或更新了資本、撥備、流動性、杠桿率等監管工具。再次，合理的組織體系為實現監管目標提供了可靠保障。根據我國銀行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先后成立了創新業務監管部等功能監管部門，注重加強市場風險監管團隊的建設，同步推進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

有力的持續監管。通過加強市場準入、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行使監管糾正權力，推行強有力的持續監管。作為有效監管的第一道防線，市場準入強調科學合理設限，減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作為持續監管的核心，現場檢查與非現場監管流程進一步規范，加強監管聯動，逐步提升持續監管的專業性和實效性；監管糾正、風險提示等機制的建立，有效推進了監管政策的貫徹執行。2003年至2010年，共查處銀行業金融機構違規金額7.37萬億元，處罰違規機構1.48萬家，取消1400余人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督促銀行業不斷加強各類風險的管控。

二、我國銀行業監管的實踐經驗

中國特色銀行業監管理論的創新與完善，推動了監管實踐的發展與深化。銀行業監管工作在戰略上統攬全局、突出重點，在戰術上統籌兼顧、結合實際，審慎監管制度和監管能力建設都取得突破性進展，贏得了銀行業持續穩健運行的良好局面。

一是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銀行業監管肩負著防范單體機構金融風險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雙重職責。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銀監會汲取危機教訓，探索實施逆周期監管政策，要求商業銀行計提留存和逆周期資本緩沖，對貸款損失準備進行動態化和差異化調整，以達到“以豐補歉”的目的。在房地產市場持續升溫時，及時采取貸款價值比控制等一系列有效的監管舉措。對大型銀行的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提出更為嚴格的監管要求，并要求計提系統重要性資本附加，探索構建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政策框架。定期開展銀行業風險同質同類分析，并按季就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和主要問題進行通報和風險提示，指導銀行做好壓力測試。

二是事前結構性監管與持續監管同步強化。在加強持續監管的同時，不斷改進事前結構性監管措施，堅持銀行體系與資本市場之間的防火墻安排，嚴禁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禁止銀行為公司債提供擔保，要求銀行嚴密監測作為抵押品的股權價格的波動情況。審慎開展商業銀行綜合經營試點，要求試點銀行必須具備并表風險管理能力，滿足相應的資質條件。及時開展后評價，對于在合理時限內跨業經營未能達到行業平均盈利水平的，監管部門要求其退出該行業。將國別風險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推動建立國別風險管理制度，提高防范風險跨境傳染能力。

三是監管標準統一性和監管實踐靈活性適當平衡。在實施第二、第三版巴塞爾協議以及制定監管新標準過程中，一方面，為保證競爭的公平性，要求所有商業銀行在2011年底前按照監管要求計提監管資本，初步建立資本充足自我評估程序；另一方面，要求不同類型的銀行審慎選擇和實施與自身業務規模和管理水平相適應的風險計量方法。統一設定適用于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最低監管標準，制定了銀行業分階段、分步驟、分類別實施監管新標準的方案，適當提高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標準，設置差異化的過渡期安排，以確保各類機構向新監管標準平穩過渡。

四是支持經濟持續增長和維護銀行業體系穩健運行統籌兼顧。銀監會高度重視金融業助推國民經濟科學發展的作用，要求銀行業認真貫徹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促進經濟圍繞“主題”、“主線”運行，按照“有保有壓”的要求，合理調整信貸投向，確保“三農”及小企業信貸增幅不低于各項貸款平均增幅，嚴格控制“兩高一剩”行業貸款，執行差別化的房貸政策，有效助推實體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積極引導銀行業加強行業風險監測和管理，堅守風險底線，督促銀行業完善信貸管理政策和流程，推動金融產業與實體經濟實現良性互動。

五是外部監管與內部自律相互促進。在國務院統一部署下，銀監會積極推動國有商業銀行相繼完成股改、引進戰略投資者等工作，公司治理結構明顯改善。近年來，通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等措施，從董事會盡職、董事履職、治理架構等各方面引導銀行業加強公司治理。結合國際上對公司治理的全面反思，及時出臺商業銀行董事履職評價辦法、薪酬機制監管指引，督促銀行建立績效考核與風險相掛鉤的激勵約束機制，不斷增強內在約束力。

六是始終堅持將國際最佳做法有效運用于中國實際。對照《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銀監會先后進行4次自我評估，這項工作已成為提高我國銀行業監管能力的重要機制，對提高我國金融監管有效性、增強金融業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目前，第二版巴塞爾協議實施工作已取得突破性進展，配套監管法規的起草和發布工作基本完成；第三版巴塞爾協議實施的時間表和基本方案已及時出臺，正在公開征求意見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也納入了相關要求。結合我國實際，銀監會摸索和歸納了諸多客觀、科學的監管原則，還廣泛參與了國際監管規則的制定，有效汲取了國際經驗教訓，維護了我國及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對我國形成符合現代銀行業要求的審慎監管體系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我國銀行業監管展望

“十二五”是我國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階段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銀行業監管要持續完善審慎監管框架，不斷改進監管方法和手段，積極構建系統性風險防范長效機制，提升我國銀行業全面風險管理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持續改進監管工具和方法，健全中國特色的銀行業監管框架。首先，資本和流動性監管并重，推動銀行建立穩定、高質量、多元化的資本補充機制以及更加有效的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其次，繼續參與國際監管規則改革，結合我國實際，逐步推進第二和第三版巴塞爾協議中國化，引導銀行業穩步實施中國特色的監管新標準，將良好的風險文化根植于日常經營管理之中。優化監管組織體系，改進監管流程，提升非現場監管和現場檢查效能，持續推進監管能力建設。大力加強審慎監管政策和監管工具實施效果的后評價，深入開展監管有效性評估，及時改進監管的政策、工具和方法，不斷完善監管制度。

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構建系統性風險防范長效機制。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監測、分析與預警，積極構建風險防范長效機制，提高應對風險的能力。科學運用留存和逆周期資本緩沖、動態撥備、貸款價值比率、杠桿率等監管指標，深入推進逆周期監管制度的完善和實施。研究實施對系統重要性機構更全面和更嚴格的監管標準，建立監管強度、監管資源與系統重要性相匹配的監管機制，降低“大而不倒”導致的道德風險。進一步提高并表監管能力，完善防火墻機制。

強化監管執行力建設，提升監管有效性。一是監管必須具有獨立性，拒絕行政干預和放松標準。二是監管措施應具有主動性和互動性，對銀行的產品契約和銷售進行必要的監管。三是對銀行的風險評估和檢查應具有前瞻性和針對性，以促進銀行不斷提高全面識別和管控風險的能力。四是不允許“太復雜而難以監管”的銀行存在。五是干預措施應根據風險程度做到靈活有效且頻率適當。六是監管部門在必要時能夠介入銀行最高層決策，從源頭上糾正不審慎情況發生和累積。七是被監管機構必須按監管部門要求，有能力為科學決策和管理獲得及時、準確的數據。八是銀行和監管部門都必須明白模型的使用范圍，并能夠獨立開展壓力測試和促進信息共享。

加強跨境監管合作，提高危機管理能力。提高跨境監管協作的質量，健全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等協調機制；推動建立有效、持續的審慎風險管理和金融穩定的全球標準，積極防范跨境風險傳染；促進建立全球性金融危機應急和救助機制，加強跨境危機處置安排，提高共同應對危機的能力。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進銀行業可持續發展。深化銀行績效考核機制改革，通過優化流

程、改善管理等途徑實現精細化、集約化發展。督促銀行將薪酬激勵與長期風險責任掛鉤，實施薪酬的延期支付和追索扣除制度，建立起能體現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薪酬機制。同時，督促銀行業建立科學高效的決策、執行、監督和制衡機制，加強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建設，強化內部控制，提高自我約束能力。繼續引導銀行業制定差異化的發展戰略，切實改變同質化競爭局面，形成特色服務和市場品牌優勢，不斷提高銀行業核心競爭力。

（作者：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

第四篇：新時期生產力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1

新時期生產力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1）

發布時間：2005-7-6信息來源：

生產力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不斷展開，學界對生產力問題的研究也越來越具時代特色，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茲舉其要者述評如下：

一、對中共三代領導人生產力思想的合理化發揮

與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適應，學界不斷地從中共三代領導人的生產力思想中挖掘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理論特征，既為現階段大政方針的制定和實施構建了充分的理論背景，也為現代化建設的嶄新實踐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釋。

對于毛澤東的生產力思想，學界的觀點比較統一。多數學者對毛的生產力思想持一分為二的態度，都認為毛在一段時間內不但重視通過革命來解放生產力，在確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之后的一段時間內，也很重視發展生產力，從而論證了發展生產力的必要性，并為鄧小平理論的提出吹響了號角，只是毛澤東并沒有把發展生產力的思想連貫下去。

相對而言，鄧小平的生產力思想在三代領導人當中是最為全面和系統的。學界對它的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這些研究較好地概括了鄧小平的生產力理論的五個方面：生產力主體論、第一生產力論、根本任務論、動力論、評判標準論。鄧小平的生產力思想是對毛澤東生產力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兩者的差異也就是鄧小平在毛澤東生產力思想基礎上的發揮之處。有些學者從發展生產力的途徑、對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的認識、對發展生產力在解決社會矛盾中的作用的認識等方面，分析比較了毛、鄧的生產力觀，較為充分地論證了鄧小平理論的正確性，為樹立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作了系統的理論鋪墊。

關于江澤民的生產力思想，多數學者認為江澤民繼承并發展了毛澤東，尤其是鄧小平的生產力理論，并根據新的國際形勢和國內改革的任務，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過程中，在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方面有新的建樹：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了障礙；制定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使中國社會生產力在合理布局中發展；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黨建綱領，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哲學前提。

二、從生產力要素說到系統說的發展

當前，學界對生產力“二要素論”與“三要素論”的紛爭現已漸趨平息，“多要素論”已經成為了學界的通說。但現階段的學者們在把目光投向對現實問題的研究過程中，對實際發揮著重

要作用的某些要素，尤其是一些非物質性要素，是否就是生產力要素的問題，仍然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聲音。目前大部分學者都對生產力趨向廣義化的理解，提出了諸如生態、環境、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報刊??也是生產力的觀點。雖然也有學者對此持謹慎的態度，認為信息與勞動力、勞動工具一樣，也是科學技術的載體，應屬于生產力的范疇，但組織、管理等則不屬于生產力范疇，它基本上屬于生產關系范疇，有的還應屬于上層建筑。還有學者則持反對意見，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生產的物質內容，制度等非物質要素不是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形態和環境，不是生產力，更談不上是第一生產力。但從總的說來，生產力要素“廣義論”者占據主導地位。

生產力的要素分析畢竟只是生產力內涵的一個側面，要全面準確地把握和認識生產力，有必要對生產力進行系統的分析。系統論的提出及完善，既是對生產力“多要素論”的發展，又是對生產力要素“廣義論”的深化。究竟生產力能否成為系統?或者說能否提出“生產力系統”的概念，曾經引起學界的特別關注。其中薛永應研究員“三篇十論”的概括最具有代表性：生產力系統構造篇，包括：因素論、組合論、整體論、量化論；生產力系統運行篇，包括：環境論、成長論、流動論、規律論；生產力系統優化篇，包括：工程論、戰略論。“三篇十論”構成了生產力系統嚴密而完整體系框架。但生產力系統論主要還是側重于對生產力體系自身靜態聯系的把握上，尚缺少對生產力發展的動態考察，這就給生產力研究的動態視角留下了空間。

三、從對生產力的靜態規定到動態規定的延伸

生產力“三階段(高度)論”的提出，把生產力研究從靜態延伸向了動態。這些學者把“系統生產力”當作生產力發展的第一高度，認為“系統生產力”理論只是一種靜態的生產力理論，是“解剖式的生產力”理論，還不是現實的、活生生的生產力理論，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操作性。生產力發展的第二高度是“市場生產力”，“市場生產力”才是一種動態的生產力。“市場生產力”就是要用市場經濟方式調節生產要素的配置和流動。但這種形式的動態生產力還有很多方面的不足與缺陷，在處理近期目標和長遠規劃、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人類發展與環境保護等方面存在著無法協調的多種矛盾。時代呼喚一種更高的動態生產力形態。“綠色生產力”的提出，是人類生產力發展的第三高度，也是對時代發展要求的一種回應。熊映梧教授與他的高足孟慶林教授是這一理論的倡導者和創立者。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綠色生產力”是一種高境界的生產狀態和生產結果，是—種既合乎自然規律，又合乎人性的生產力性質。

筆者認為，關于生產力階段的劃分，是對生產力發展過程的回顧與理性思考。“綠色生產力”的提出，結合了可持續發展與跨越式發展的雙重優點，這種“綠色生產力”不僅體現在物質上，還體現在精神上；既是一個地區物質生產力的表現，也是一個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綜合因素的表現。這種“綠色生產力”還應表現在縱橫聯系的特征上。與同時代的其他地區相比，它體現在具有普遍的競爭力上；相對于過去而言，它表現為社會的進步；而對于將來，它則表現為具有發展潛力和良好的發展前途上。遵循“綠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地區，不僅現在具有競爭的優勢，而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都將處于競爭優勢的地位。

四、從對生產力的低形態認識到高形態認識的深化

有學者從生產力形態更替發展的本質特征出發，分析了生產力形態的依次轉化：第一，從原始的以勞動者自身的肢體為工具的對象化形態，過渡到古代的以手工工具為中介手段的對象化形態；第二，從古代的以手工工具為中介手段的對象化形態，過渡到近代以普通機器體系為中介手段的對象化形態；第三，從近代以普通機器體系為中介手段的對象化形態，過渡到現代以智能機器體系為中介手段的對象化形態。多數學者直接從表現形態出發，把生產力發展形態分為自然生產力、土地生產力、機器生產力、科技生產力四種形態。這些分類，反映著人們對生產力形態從低級到高級的認識過程。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科技生產力標志著人類新的經濟時代的到來，那就是知識經濟，在知識經濟社會里，知識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

當前學界對“知識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層面上。首先，在生產力與知識經濟的關系上，國內學者的口徑基本一致，大都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與知識經濟具有—致性。有學者認為知識經濟的實質在于以科技創新帶動經濟發展的質的飛躍，其實質是科技創新，也就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還有學者從知識經濟的發展、內涵、特征三個方面論證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與知識經濟的—致性。其次，充分突出了人的主體性，強調了人，尤其是掌握了科學技術的人，在生產力系統中的重要地位和核心作用。如有學者指出，知識經濟與產業革命以來的工業經濟的一個根本差異，是以人為本還是以物為本的差異，知識經濟的興起，使人重返生產舞臺的中心。我國尊重人才的政策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正是基于以上的認識。

分析生產力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生產力主體性不斷增強的發展趨勢。歷史上每一次生產力的飛躍，總是伴隨著生產力主體——人的解放和發展。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的繼承、延續、突破和交互發展，都離不開人的創造性活動。“知識經濟”的提出，更加充分地說明了生產力主體的重要地位。

五、從生產力的區域視野到全球視野的拓展

生產力交互發展的本質特性必然導致生產力突破區域的限制而形成世界生產力。生產力發展是全球化的根本動力，而全球化也首先表現為生產力的全球化。當前學界幾乎都把對生產力的研究放到了全球化的背景之中。

首先，多數學者認為全球化是生產力及其交互發展的必然趨向。有些學者從生產力尤其是科學技術和全球交往活動來理解“全球化”，認為全球化是人類利用先進的通信技術，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進行信息的傳遞。近年來，隨著電腦國際互聯網的出現，這種認識更加具有代表性，有的學者認為全球化還包括人類利用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沖破自然空間和時間的阻隔而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的自由交往活動。這種觀點具有一定代表性，概括也較為全面。因為生產力以及構筑其上的上層建筑與各種社會意識的交互激蕩必然出現全球化的趨勢。

第五篇：黨的十六大以來法制建設理論和實踐的新發展

黨的十六大以來法制建設理論和實踐的新發

展

申小提

? 2012-10-31 19:22:54

來源：求是理論網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開拓創新，推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并蓬勃發展，立法逐步完善、司法體制改革卓有成效，黨依法執政的能力大大增強，公民依法監督、以法維權的意識不斷提高。

一、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思想基礎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基礎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中的法治思想為根本，批判地吸收中國傳統法律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并借鑒西方資本主義法治思想中的精華，經過幾代共產黨人不斷探索，逐步形成的指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理論成果。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國的法治是社會主義的法治，社會主義法治必須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反映和指引著社會主義法治的性質、功能、目標方向、價值取向和實現途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精髓和靈魂，也是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指導思想。它的提出，解決了建設什么樣的法治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大命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重大創新，進一步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包含“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的基本內涵。這五個方面，是一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構成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完整理論體系。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和實踐，是黨治國理政觀念的重大轉變，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黨逐步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并不斷在新的高度上深化其內涵，徹底擺脫了封建人治思想的羈絆，從而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保障。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執法為民體現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宗旨和目的，為我國的法治建設指明了方向，是黨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的具體體現，同時還是社會主義法治始終保持正確方向的根本保證。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就是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公平正義不但是立法、行政和執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線，而且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和需要。只有讓人民群眾切身感受到公平正義，才能增強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信心，贏得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支持。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法治只有按照人民的意志，服務黨和國家的大局，才能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大局要求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牢牢把握大局，緊緊圍繞大局，落實到部門、單位和個人就是要立足本職、依法正確履職。黨的領導是我國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堅持黨的領導，是由黨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體現出的先進性所決定的，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面對國際形勢、社會轉型及思想多元化等復雜因素，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確保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順利展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屬性，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是這一本質屬性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并與社會發展實際相結合，不斷提出新的法治思想對其加以豐富。提出依法行政、依法執政、建設法治政府等法治思想。2003年3月，溫家寶同志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鄭重宣布，本屆政府履行職責要嚴格遵守和執行《憲法》和《國務院組織法》，并把依法行政作為新一屆政府工作的三項基本準則之一。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2004年3月，溫家寶同志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提出“公正、廉潔、為民”司法核心價值觀及“能動司法”理念，等等。這些法治思想和目標的提出，豐富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要求具體落實于實踐中，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思想指導作用。

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并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完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憲法為統帥，以法律為主干，以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重要組成部分，由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多個法律部門形成的有機統一整體。黨的十五大最先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立法工作目標，十六大進一步強調“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十七大又提出了“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更高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實踐的法制體現，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旺發達的法制保障。十六大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從我國國情和實際出發，以人為本、立法為民，堅持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努力建成并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審議通過了2004年憲法修正案。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是歷次修正案中條款最多的一次，它將十六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以最高法的形式固定下來，涉及政治、經濟等國家根本問題，并強調了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如“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建立健全統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等。這些規定，適應和促進了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充分體現了黨依法治國、執政為民的理念。

十六大以來，制定和修改了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規，進行了全面的法律清理，廢除了缺乏實效的法律法規。《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為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統一提供了法律依據；《選舉法》的修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的制定，促進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物權法》、《企業破產法》、《反壟斷法》、《企業所得稅法》等法律法規的制定，在繁榮市場經濟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侵權責任法》的制定、《刑法》的四次修改、《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規范了社會秩序，更好地維護了程序正義；《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的制定，有利于依法保障民生；《城鄉規劃法》第一次在國家層面上把鄉村納入國家的整體規劃；《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等法律法規的制定、《國家賠償法》的修訂，規范了行政行為，促進了依法行政及公權力的監督；《可再生能源法》、《消耗臭氧層物質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制定，為踐行科學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立法過程中，著意加強立法的科學化、民主化，立法水平不斷提高，公眾參與程度不斷加深。立法機關不但廣泛征求法學家的學術意見，還采用群眾來信及網上投票等多種形式鼓勵公眾參與。例如，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共收到181等群眾來信和82707位網友通過中國人大網提出的237684條意見，其中，要求修改的占48%，反對修改的占35%。根據這一結果，最終通過的修正案調高了起征點。公眾參與真正對立法發揮了作用，成為了立法程序的一個環節，從而使立法更加貼近社會實際需求，增強了立法的科學性、民主性。

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吳邦國委員長鄭重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標志著我國已在根本上實現了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歷史性轉變，各項事業步入法制化軌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過程，帶有自身明顯的特點。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朱景文指出，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體系通過漫長的時間自發形成不同，我國的法律體系是有目的、按計劃、分階段形成的。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把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作為一項政治使命，使立法工作有計劃有步驟的進行，一直是中國立法的鮮明特色。與西方法律體系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的時間性、階段性特別明顯。

吳邦國委員長在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的同時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不斷地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方式的攻堅時期。面對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法律體系也必將與時俱進，適時加以完善，為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民生的進一步保障和改善、小康社會的全面健康發展奠定法制基礎。

三、切實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

依法治國是貫穿于我國法治建設的基本方略。從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并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以來，1999年憲法修正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黨的十六大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要求“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切實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我黨和我國政府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重要方針。

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2004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隨后，國務院制定并發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正式確立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這一目標的確立，是我國在政府法治建設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反映了我們黨對依法行政規律的科學認識，也是實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實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

轉變政府定位和職能。法治政府應當是有限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為建設責任政府，我國政府推進行政執法體制改革，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2005年7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對行政執法責任之進行了詳細規定。與此相應，行政問責逐漸制度化。為建設服務政府，2007年8月制定了《突發事件應對法》，建立突發事件應對機制，提高政府依法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進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開工作，2007年1月頒布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從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政府部門建立了自己的門戶網站，大多數省級政府建立了新聞發布和發言人制度，各級政府還紛紛開通微博，通過政務微博及時發布信息，并與公眾展開互動。

加強對行政行為的法律約束。2003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行政許可法》，對行政許可設定事項和程序等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和規定；行政審批改革順利進行，基本建立了以行政許可法為核心，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相配套的行政審批法規制度體系；201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行政強制法》，對行政強制的種類和設定，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程序、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程序、法律責任等進行了明確規定，有效遏制了隨意制定和實施行政強制的行為。

完善行政監督、救濟法律制度。在行政監督方面，高度重視行政復議工作。2006年4月，國務院法制辦正式設立行政復議司。2006年9月，中辦、國辦下發了《關于預防和化解行政爭議健全行政爭議解決機制的意見》，對充分發揮行政復議在解決行政爭議、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作了明確規定。2006年底，國務院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召開了全國行政復議工作座談會。2007年6月，國務院正式公布《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進一步強化自我糾錯的能力和機制。在行政救濟方面，2010年4月修改的《國家賠償法》，明確了賠償責任、擴大了賠償范圍、簡化了賠償程序、完善了賠償方式和計算標準、保障了賠償費用支付，并明確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

四、不斷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在黨的十五大提出“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的基礎上，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提出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任務，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中央于2004年頒布了關于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初步意見，對司法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第一輪司法體制改革啟動。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為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2008年12月，黨中央轉發了《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確定了“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強政法隊伍建設、改革司法保障體制”4個方面共60項改革任務。第二輪司法體制改革啟動，改革進入重點深化、系統推進的新階段。目前，中央確定的改革任務已全部完成并得到有效推進，實現了預期改革目標。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完善司法公開制度，加強對司法權的監督制約。司法公開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包括立案公開、庭審公開、執行公開、聽證公開、文書公開和審務公開六個方面。各司法機關注重加強網站建設、短信平臺建設等信息化手段建設，使司法公開更為快捷、更為直觀，并可與群眾展開互動交流。如北京市公安局自2011年3月起試推行立案公開機制，刑事、治安案件受害人及家屬、委托人，可通過互聯網隨時查詢案件辦理情況。通過完善司法公開制度，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得到了保障，有利于贏得群眾對司法活動和司法機關的認可和信任，從而更好地樹立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提供法律依據，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權。2007年10月、2012年8月兩次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改，解決了我國審判實踐中出現的現實問題。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以“促公正、促效率、保人權”為宗旨，在證據制度、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完善，適應了我國社會發展的新形勢。

提高司法人員綜合素質，為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提供人才保障。2002年3月起，國家開始實行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取得律師資格及擔任公證員均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實行警察執法資格等級考試制度，所有在編在職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必須參加執法資格考試，未通過考試的不得執法；開展司法人員職業培訓，加強司法人員職業道德建設。

提高司法效率，加大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力度，解決人民群眾在訴訟中的實際困難。在提高司法效率方面，根據我國特點，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多元化矛盾解決機制。各地法院紛紛開展網上立案形式，簡化立案手續。在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方面，《訴訟費用交納辦法》大大降低了訴訟費用，《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嚴懲違法違規收費行為。國家不斷加大法律援助財政支持力度，中央和大部分省級地方設立了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官方和民間志愿法律援助相結合，不斷擴大法律援助范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經過6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已經建成。突出表現在司法制度機制逐步健全，司法組織體系逐步完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逐步合理，司法功能不斷拓展，司法程序不斷完善，司法行為不斷規范，司法條件不斷改善，隊伍素質不斷提高，司法改革深入推進，等等。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五、大力開展普法工作，公民法律素養、法治觀念顯著提高

十六大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經過廣大普法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我國已經連續實施了四五普法、五五普法兩個普法規劃，并取得了顯著成績。目前，六五普法正在蓬勃展開。

普法工作不斷規范化、制度化。四五普法以來，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如《關于加強領導干部學法用法工作的若干意見》、《關于在全國公務員中開展學法用法和進行依法行政培訓的意見》等，將普法納入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

普法工作的對象既廣泛又有所側重。一方面，普法面向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使群眾知法懂法守法，幫助群眾學會運用法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重點加強領導干部、公務員、青少年、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農民的法制宣傳教育。如堅持和完善黨委（黨組）理論中心組集體學法、領導干部法制講座等制度，繼續加強公務員法制培訓工作，進一步完善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格局，等等。

普法方式方法靈活多樣。十六大以來，普法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斷創新，注意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方法開展法制宣傳。把“法制宣傳日”等宣傳日、紀念日作為普法的重要平臺；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網絡等多種新聞媒體開展普法，各電視臺紛紛開設法治欄目，報刊雜志中也不乏法治專欄的設立，普法網站的建設更是充分發揮了新興媒體的優勢；全國普法辦公室和中央電視臺每年評選“法治人物”，通過宣傳法治人物的事跡，感染群眾，教育群眾，在群眾中樹立良好榜樣。

十六大以來，通過多層次、多角度的法制宣傳教育，我國公民的法律意識、法治觀念顯著提高，通過法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大大增強。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養，推動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維護法律權威和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在這一要求下，全社會將繼續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普法教育。

六、結語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我國的法制建設，同樣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十六大以來，我們黨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先進的符合國情的法治思想，大大推動了法制建設，并在社會上形成了良好的法治氛圍。我國的法律體系還有待進一步完善，“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的狀況還有待進一步改善。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在黨的領導下，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以人為本、依法治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繁榮社會主義法治文化。

(作者：求是雜志社政治編輯部)